第3版()
专栏：
舞蹈界为什么没有动静
孙景琛
文艺界正在逐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从理论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进而联系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检查。但是，作为艺术部门之一的舞蹈界，却还看不到一点动静。我是一个舞蹈工作者，我觉得舞蹈界的某些领导同志对这一斗争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他们在这方面很少商谈和研究，而各个舞蹈团体也没有很好地展开有关这一斗争的学习，甚至有的单位至今还没有进行学习，北京舞蹈学校就是一个例子。以培养“全面发展”的舞蹈演员为自己任务的舞蹈学校，为什么对这样的思想斗争漠不关心？
难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我们事业并没有什么影响吗？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我们长时期以来是怎样看待我们的民族遗产的？有的同志主张
“只学巴蕾”，“生活就是舞蹈”的论调也曾嚣张一时。应该说，学习外国舞蹈中的优秀技术是应当的，要求表现生活也是对的，问题是我们有的同志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忽视了艺术形式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对民间舞表示了歧视和排斥——这和胡风的对待民族遗产的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观点在基本上又有多大差别？
在对待思想改造的态度和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上，舞蹈工作者不是也暴露过很多问题吗？许多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很不健康的。我们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和平鸽”“无穷花”等节目是怎样遭到失败的。
有人会说，这些都是老问题了，我们已经做过检讨。但问题是这些错误的观点是否已经不存在了？固然，现在在表面上已听不到不要民族形式的论调了，大家都说要尊重和继承民族传统，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行动了呢？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深入民间去学习了呢？对古典遗产是不是有足够的理解了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人很少到民间去，对古典遗产的学习和钻研也非常不够，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想学习它、掌握它。
有人说：“我相信共产主义，工农兵也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们之间的思想情感是共同的。”他们以为用这样的逻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和工农兵的思想情感之间画上了等号，而取消了自我改造，并进而得出了结论说：
“改编民间舞不一定到民间去。”有人主张：“你们去收集，我来改编。”有人主张：“我们的周围就是生活！”同时，我们也正有人认为现有的
“国家艺术团体”的组织方式限制了创作而企图
“个人发展”。这些，不都是问题吗？能说问题不严重吗？
舞蹈界对政治学习、文艺思想学习一贯是注意得不够的，很少参加群众性的斗争活动。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检查的问题。是的，人民爱护舞蹈事业，说这事业还年轻，不能作一般的要求。但正因为年轻，就更需要警惕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意识对新中国舞蹈事业的侵蚀，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抗毒素”，在这方面的忽略就将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危害。而当我们已经发生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更不能以“年轻”来原谅自己了。
第3版()
专栏：
决不能这样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
陶公直
据我们了解，几年来，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方面，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现象。把这些现象（有的已经纠正）反映出来，以促使有关方面的重视，是十分必要的。
有的用人部门没有很好地研究毕业生专业用途和工作的实际需要，便盲目地分配毕业生的工作，以致造成了不应有的改行现象。重工业部一九五四年暑假对学暖气通风的建筑设备科毕业生的分配，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之一。大家知道，目前暖气通风的人材是十分缺乏的。但一九五四年重工业部却将同济大学建筑设备科的一批毕业生当做学设备材料的分配了。结果，急需暖气通风人材的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以下简称有色局）管道工程公司连一个也没有分配去，他们只好让机械系某些专业的毕业生改做暖气通风工作；而另一方面，不需要这种人材的单位，如有色局金属结构工程公司却分配去三名建筑设备科毕业生，其中吴景瑜改做材料检验工作，李天保改做调查机械名称、数量、性能、效力等工作，吴正伦改做材料供应工作。后来吴正伦因分配不当，坚持要做本行工作，金属结构工程公司迫不得已，才和邻近的有色局管道工程公司协商，把他和前述改行做管道工作的机械系毕业生对调。重工业部在对金属切削加工专修科毕业生的分配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据分配在武汉钢铁公司金属结构工程公司的黄力人、赵炳昭反映，他们一人搞预算定额工作，一人做每月作业计划等工作，原来所学的根本用不上。一九五四年暑假，重工业部曾强调迫切需要做铁道修建和运输工作的人材，但却把学铁路建筑的侯凤鸣、赵式彬分配到和修筑铁道完全无关的有色局金属结构工程公司，将他们安置在起重工段做行政事务工作。
像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一个部门。燃料工业部曾要去一些学金相热处理的毕业生，但是却把其中的郑圻柽分配到电业管理总局设计管理局北京设计分局做给煤运输机械设计。建筑工程部为了满足城市建设和大的工厂建设中公路建设的需要，要去了不少学公路建筑专业的毕业生，但他们却将学道路和桥梁公路专业的毕业生潘家骅、赵德元分配做厂房建筑工程。此外，在某些用人部门当中，还有的让学金属切削加工的毕业生做俄文辅导员；学锻工、铸工的做劳动管理工作；学工程测量的在检查科做施工员；学建筑设计的在监察室搞劳动保险登记；学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制造的做面包发酵工作；学美术的做工会人事工作；学俄文的做体育教员，等等。
有的用人部门积压浪费人材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分配去重工业部有色局第四工程公司的部分毕业生，因为工作少，没事干，有的竟整天看报，看小说，聊闲天，情绪非常不安。又据山东医学院本科毕业生马永凯一九五四年六月来信反映，他在山东枣庄煤矿医务所工作时，该矿仅三百多职工，却有二十四个医务人员；后来他被调去田屯煤矿医务所工作，该矿连临时工在内只有七十多人，并已有三个医务人员，他每天都闲在那里。一九五四年暑假，分配去抚顺市卫生局的外科毕业生陈孟昭、王汉巩、赵树珊和俞建东，因卫生局无法分配工作，竟被暂时派到别处实习（工作也不多）。还有的工业部门的医院尚未建立，就要去了医科毕业生。
有的单位，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毕业生分配去做一般的工作。不少毕业生反映，他们只是干些抄写、刻蜡板、文件收发、文具预算和保管等工作。还有让学政法的毕业生做贸易公司门市部的售货员或在传达室做收发、接电话、来访登记、打上下班铃、送报纸等工作的。
类似上述不合理的现象发生以后，有的部门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因而有些问题已得到解决；但也有些部门，对此抱着种种错误的态度。
有的部门，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需要，甚至把本单位的需要，夸大为整个国家的需要，把
“工作需要”当做一种“挡箭牌”，对那些显然是不合理的现象也不纠正。他们不管毕业生学的是机械、电机、土木、化工，都一概要他们服从他们本单位的所谓“工作需要”；甚至，为了他们的“工作需要”，竟公开号召毕业生要树立“改行思想”。如果上级部门要来调动这些毕业生，则他们不是说
“必须换一个合适的人来代替”，便以“完不成任务，没人负责”相要挟。
有的部门分明知道对某些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是不合理的，但他们仍不虚心听取毕业生的意见，认真研究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了解工作的实际需要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合理调整；而只是笼统地认为，“大学生所学的是基本知识，没有什么专不专”，乃至不懂装懂，对要求调整工作的毕业生说：“机、电不分家。”“学发电的搞机械也算合适。”
除此，也有对毕业生提出的合理要求采取拖延不理的态度的。他们强调工作忙，没时间管；对下属单位不合理使用毕业生的现象，采取错误的原谅态度。
更严重的是，有的单位在拖拉不理不能解决问题时或所谓“说服”无效时，就进而对毕业生的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闹思想问题”，“不安心工作”，“不服从分配”等一大堆个人主义的“帽子”，不加具体分析地扣到要求调整工作的毕业生头上，企图使毕业生不敢再提意见，借以“保存”干部。一位工科毕业生反映，他由于感到自己作劳动工资工作不合适，要求调整工作，人事科的同志对他说：“人家也是念工的，分配到教育科和保卫科都没有意见。这是国家分配你来的，你要检查一下，是否有想到别处去当技术员、工程师的名利思想。”一位学医的毕业生反映，因为自己工作实在太少，有时整天没有病人，便向领导方面申请调动，领导方面却回答说：“你还希望人们生病吗？”有些部门竟然认为毕业生直接向分配单位申请调动工作是“越级告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因而对毕业生进行不恰当的批评，甚至开会要他们检查思想，使得有些毕业生有意见也不敢提，以致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当然，也有些高等学校毕业生对组织分配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例如有人为了个人目的，一再拒绝服从组织分配。这也是不对的。
为了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减少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矛盾，希望各有关部门对于合理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这一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坚决地、迅速地纠正浪费人材的现象。
第3版()
专栏：
为什么让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生闲着
张励成
我是大连医学院小儿科本科毕业生，分配工作已经五个月了，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我曾多次向本部门的负责同志要求工作，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受了不少批评。从二月十三日调来北京后，我更成了个只拿薪金没有实际工作的国家干部。
我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离校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所属电气安装工程公司的。很幸运，我很快被分配到卫生所内科诊察室工作。可是，很快地我又发现我似乎被分配错了，我被分配到一个并不迫切需要儿科医生的地方。我每天只给一两个孩子看病，有时完全没有工作。卫生所李所长告诉我说：这里是一个基本建设部门，流动性大而且很分散，职工们不可能都带家眷，家属不多，孩子自然就少了。我想到我是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科医生，目前，在儿科医生极端缺少的情况下，我应当到孩子多的地方去，不应当在这里闲呆下去。为了慎重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请母校同学代我请示学校，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公司里正准备开展一次政治运动。由于我的医疗工作少，我就把精力用在搞政治运动上，每天开会，写标语。我相信在运动结束后，我的工作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我坚信国家是需要我作更多的工作的。
一天，卫生所开会研究卫生所人员编制问题。我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公司卫生所考虑暂时不设小儿科，并要求公司从实际出发，不要认为儿科医生已经分配来了，就一定要放在编制以内。同时还提醒所长说：这样作，很容易造成人材的积压和浪费。但是，所长没有理会我的意见，仍旧写好卫生所原有人员名单，并扩大了编制，要求增加干部。眼看着我将被积压在这里了。
政治运动结束后，我向组织方面正式提出了书面意见，要求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事不凑巧，又碰到工程正告结束，公司准备迁移。由于随公司转移的都是工人，家属不多，我和一位护士、一位助产士被留在原地成立保健站，为未迁走的六七十户家属和几十名善后工作人员做医疗工作。人事科王科长临走时安慰我说：“公司并没有要求调配儿科医生，既然局里把你分配到我们这里来了，也很好，我们决不会让你这样工作下去，我们一定替你想办法解决。不过，这还要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十二月十日前再给你回答。”
公司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迁走了。我留在原地，虽然不单是给小孩看病，也做一些其它的工作，但留守人员不多，病人很少。在当地的几个兄弟公司的情况也是一样，留有极少数家属，就单独成立了一个保健站，配备几个大夫、护士。我们曾经几次提出，几个公司在一个工地交错施工，医疗组织就应当统一起来，如果甲方的医疗设备比较齐全，就应当帮助乙方。如果每个公司都是各自搞一套，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但是，领导同志总说我们不了解情况。并强调说：“在一起是搞不好的。”我想不通：这些厂矿、公司都属重工业部领导，为什么不能互相帮助？为什么都只管自己而不管整体？ 十二月十日过了，还没有见到人事科长的来信。写信去催问也没有结果。闲下去又怎么办呢？我把我所想的事情和意见都告诉了留守处周主任，希望他能帮我解决工作问题。但是，他对我的想法作了批判，说：“正因为重工业的基本建设非常重要，所以基本建设部门也需要儿科医生。”同时质问我：“照你的说法，那就是说基本建设部门不能有小儿科医生，那么，这里的孩子就该死啦！”我听了这话很不满意，我觉得并不是我要去分别基本建设部门和非基本建设部门，我是说，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儿科医生十分缺乏，儿科医生应当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工作的需要，也就是要为更多的孩子看病。况且，当地医院也有儿科医生，基本建设部门都可以和这些医院订立合同。孩子们看病并不是完全得不到保证的。最后，周主任说：“我不管你是从什么观点出发，或者是属于什么主义，我认为：归根结柢你是有些个人打算。”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证明我的个人主义，希望我作一次检查。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他还认为我思想问题严重。
半个月以后，领导方面通知我说，假若我能妥善地解决留守处的家属和职工的医疗问题，立刻就可以离开原地到新的施工地点去工作。根据这个指示，我和当地的厂矿卫生所订立了医疗合同，结束了工作，就在今年一月二日转移到新的施工地点。到了新施工地点后，情况更糟，工作仍然不多，内心感到非常苦闷。几次和人事科长商量，他都说公司已同意把我调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并已向局里写了报告，可是，由于公司的领导关系有了改变，改属重工业部建筑局，而这个单位又是刚刚成立的，工作较忙，所以很久没有回信。我又只好等着。
又过了一个半月，人事科长通知我，局里同意调我到北京工作。但当我第二天去办理手续时，却又改口说经理不准我走。人事科长并着重地说：“现在经理决定一切，他不准走，就不能走。”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就匆匆地走开了，只是让我回去考虑。
要我考虑什么呢？我已经四个月没有什么工作了。如果在一个迫切需要儿科医生的岗位上，每天门诊至少可以看四十个病儿，四个月合计就有四千八百多个病儿有了治疗的机会；在病房管理病床，也会有近千个重病的孩子得到适当的护理。我决定再去找经理。第一天见着了杨经理，他肯定地说：“我们不同意你走，理由是公司将来需要儿科医生。”我说：
“干部应当用在迫切需要的地方，假若公司将来确实需要儿科医生，那时候公司可以再向局里要求调配。现在局里来调我，我想一定有一个地方比我们公司需要得更迫切一些。”杨经理并不考虑我的意见，说：“局里缺医生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不用我们考虑。一个医生应当明确服务对象，城里的医生够多了。”又说：“基本建设部门的工人应当好好照顾。”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要求工作就是要到城市去。我不禁想问一句：难道闲着一个医生是对工人的照顾吗？
第一天的谈话没有结果。第二天我又去找何经理，他回答得更简单明确：“经理不准走，就不准走。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当我继续提出意见时，何经理却说：“我们公司宁愿每个月给你薪金，让你等着嘛！”我真不懂，薪金是劳动的报酬，为什么要我不做工作白拿薪金呢？最后他一面硬说我不安心在公司工作，一面却又答应我走了。临行之前，人事科长问我：“怎么，你还想不通，一定要走？”是的，我真想不通，医务干部那么缺乏，为什么不让我去工作呢？
我在二月十三日启程来北京重工业部建筑局报到。到北京后，干部处把我送到行政处，准备分配到即将成立的保健室工作，但又遇到了新的变化，保健室不成立了，指定给我的工作也没有了，干部处要我先到卫生处呆一个时期再说。究竟呆到什么时候呢？毕业至今五个月了，离开医院实际工作已半年多了，一个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实际经验本来就不够，再闲呆下去，一切都荒疏了，到那时怎能再工作呢？我们国家的儿科医生很少，我不能闲着，而且也不应该闲着，我要求把我分配到需要儿科医生的地方去。但是，卫生处王处长却说：“既然来到了工业部门，想再分配出去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将来也需要儿科医生。你不要把国家需要看得太狭窄。你的工作问题只能在本部门范围以内考虑解决。”我要求他不要在国家和本单位之间划一条那么深的界线。他却说：“在目前干部缺少的情况下，这种界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管不了别人的需要，就像我们局里的卫生工作不会有别人帮着搞一样。”我真不明白：我要求工作，服从国家整体需要是看问题太狭窄，而只考虑本单位的利益，不顾国家需要，有意积压和浪费干部却是眼光远大！
我想请问重工业部建筑局和所属电气安装工程公司：为什么要把自己目前并不需要的干部硬扣着不放呢？
第3版()
专栏：
业主对建筑师说：“要堂皇些，更堂皇些！” 苏光作
第3版()
专栏：
电视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在晚饭后或者休息天，莫斯科许许多多文化娱乐场所向人们敞开大门。有些人图方便，更愿意坐在俱乐部或者家庭自备的电视机面前，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看。
五、六岁才懂事的儿童，还没有资格进娱乐场所。电视台也替他们安排有节目。每晚十五分钟的动画片吸引着他们。动画片中有趣的故事很多。有一篇画得很生动的“金鹿”童话：古时候，在森林中住着一只鹿。它的一对后蹄一蹬，就蹬出三三五五的金圆。贪婪的国王想捉它。有一次，国王围猎，追得鹿几乎走头无路。幸亏一位善良的农民小孩把它藏起来。国王经过详细侦察得知这个小孩和金鹿有来往，把小孩抓起来，要他招来金鹿。但是种种威胁，都没有使小孩屈服。后来国王在小孩身上搜出了一只笛子，吹了起来。金鹿听见笛声出现，马上被捉住了。它要求释放小孩，答应不断地蹬出金圆，直到国王说够了为止。国王贪得无厌，不断喊“要”。结果金鹿蹬出一阵又一阵大雨似的金圆，把国王和互相争夺着金圆的臣子们埋葬在金圆堆下。
儿童们从电视机上时常看到新的木偶戏、儿童剧和儿童影片，如像根据盖达尔的小说“学校”改编的影片“英勇的学校”和我国的电影“鸡毛信”。莫斯科人通过电视机可以足不出户地欣赏新演的电影、话剧、舞剧、歌剧、音乐演奏、杂技以至运动场上的比赛。不久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冰球队在狄纳摩运动场比赛。穿着冰鞋，挥动球棒的队员，拥向冰球，从冰场的一头赶到另一头。队员们的飞快的动作和紧张的脸孔，在电视机上都看得很清楚。
关心新鲜事物的人们，晚间在电视机上看到最新的新闻片、特写片、科学知识片、时事报告会以及纪念晚会。高速切削工人的新创举，荒地开垦的情景，都有特写片子。一月底，时事报告人报告了台湾情况。他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斥责了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挑衅。
莫斯科的电视节目是多样的。一月三十日这一个星期天有这样一些节目：下午两点—莫斯科少年剧院的话剧“自己人好商量”；五点—“汽车”课程；五点四十分—早操教练；五点五十五分—饲料的养份和饲畜方法的科学知识片；七点半—新闻片；八点—瓦赫坦哥夫剧院的话剧“带枪的人”。
电视机在苏联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日益显要的地位。它们同无线电收音机争相为人们服务，给人们的生活添加不少美丽的内容。电视机外表和收音机没有差别，只多一面玻璃板——小银幕。银幕板越大，观看起来越方便。新出产的电视机的银幕板，有“人民日报”半版大。十来人坐在一起观看，并不挤。莫斯科“埃尔美达”公园有个电视电影院，它的银幕高三公尺、宽四公尺，同时可以看几百个人。
在电视机面前不能不奇怪：它不带影片和放映器，人物怎样会出现在银幕板上呢？打开背面，看个究竟吧。这里平放着一个电子射线管，长颈宽底，类似无线电收音机上的灯泡。通上电流后，电子从管口的阴电极飞向管颈的阳电极，射到管底，使贴着管底的乳白膜板——银幕——发光。电子射线好比一枝“铅笔”，在银幕上画出线条。这枝电子“铅笔”以人眼觉察不出的速度，在二十五分之一秒内画出六百二十五行线条，因此看起来是一片细线条的纹膜。管腰的电磁板，好比手腕，上下左右电子“铅笔”划画的方向。管口内的电极环，好比神经，感受电视台以超短波传送的信号，使电子射线——“铅笔”有轻有重地在银幕板上画出人物真像。苏联电视机的电子射线在银幕板上所画的线条，在世界上是最密的，所以传真非常明晰。
要是不到电视台，怎样传真还是难以全面想像的。去年我们到莫斯科的电视台去参观过。它是在苏联最先建立的电视台。远远就看见，一百五十公尺高的电视广播铁塔，像一张从天空倒挂下来的尖底的多层的鱼网。电视台内有演员、化妆、排演、编辑等等房室。最有趣的是工作厅。大厅上，看台边，布满灯光装置。灯光、传声筒、传真机都随着演员转动。传真机的样子令人想起照相馆的照相机。传真机也是利用电子射线把摄进镜头的场面，传送到电视台的机器站去。在工作厅正面隔着玻璃窗的看台上，在总电键桌前，坐着导演。他的两旁是助手和操纵灯光和声音的技师。他们在观察和指导表演。电视台有调节、加强、收送的各种机器，有专门传送影片的机器。正在传送的情形，显现在许多柜子形的机器的银幕板上。电视台不单传送自己工作厅内表演的节目，更多地传送各戏院、俱乐部、音乐厅的节目。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加里宁等等城市都有电视台。许多城市在建立新的电视台。在电视台周围半径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都收看到它传送的节目。电视在苏联一天天普及起来。去年苏联出产了二十五万架电视机，今年将出产五十万架。这就等于增添几十万个小型剧院、小型电影院、小型俱乐部。
莫斯科居民都在等着天然彩色的电视。这将很快地实现。无线电机器工厂去年已经为莫斯科电视台制造出一种设备，在它的帮助下可以进行彩色传真；也制造了彩色电视机。不同的城市的电视台之间，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电视台之间交流节目的机器，也在制造中。
电视，是后起之秀的文化传播工具。但只有在苏联这样社会主义文化灿烂发展的国度，它才起着特别活跃的有益的作用。
第3版()
专栏：
政协西安市第一届委员会举行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从三月七日到十日举行。这一届委员会的委员共一百零一人，比前西安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了一倍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委员，经过听报告、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和任务。委员们认识到支援解放台湾和支援国家在西安地区的工业基本建设，是全市人民当前的两大政治任务；一致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团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并团结和动员全市人民，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和生产，为支援解放台湾和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慰问沿海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电。
会议选举了方仲如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李敷仁、亢心栽、师子敬、崔一民、左协中、韩望尘为副主席，田静忱为秘书长，王捷三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本报集体通讯员西安日报编辑部）
第3版()
专栏：
天津建筑科学工作者批判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
中国建筑学会天津分会在会员中开始批判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倾向和复古主义思想。天津市的建筑科学工作者从二月开始，结合实际工作，学习了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和有关文件，并组织了讨论。天津市建筑设计公司的工程师们，在讨论中检查和批判了不重视采用标准图、标准构件和重复使用图纸等不正确思想。工程师们还讨论了柳林疗养区四座疗养院工程的设计。在这项工程的设计中，由于设计工程师对“民族形式”缺乏正确的理解，机械地模仿古代建筑形式，片面追求建筑物的“轮廓线”和表面装饰，而没有很好地贯彻实用、经济并在可能条件下适当讲求美观的方针，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青海扩大柴达木盆地医疗机构
为保障柴达木盆地资源勘察人员的身体健康，青海省卫生厅今年计划把察汗乌苏的卫生院扩大为人民医院，把格尔穆的卫生所改为卫生院。这两个医院今年计划修建一千多平方公尺的房屋，并增设病床、外科医疗器械和化验设备。另外，青海省卫生厅还准备在五月间组织一个医疗工作队，深入工地进行巡回医疗，帮助各勘察工作队的医务人员解决疑难问题。最近青海省卫生厅已拨下外科医疗器械二百多件。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中国科学院进行土壤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为配合农业部提出的三年内勘测荒地一亿亩的任务，决定从今年开始在黑龙江省进行荒地土壤和其他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工作，以正确估计黑龙江省荒地的土壤生产力，提出黑龙江省荒地利用开发的科学根据。
林业土壤研究所计划在今年将可完成黑龙江省东部和中部约二百万公顷荒地土壤的研究，并制成五十万分一土壤草图，确定这个区域中土壤类型及农业利用价值，并完成一部分各土种基本性质的研究。
第3版()
专栏：
西藏各地藏民开始种牛痘
西藏地区各地医务部门已从三月上旬开始，给广大藏族人民种牛痘。目前准备好的痘苗，可以给二十万人施种。最近一周来，到拉萨市人民医院种痘的市民、农民和参加传召的喇嘛就有一万一千多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和江孜门诊所也正给市民和修筑日喀则江孜段公路的部分民工种痘。亚东、黑河和帕里等地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已经带了痘苗深入农村、牧场。西藏军区卫生部门还把一批痘苗和用具赠给西藏地方政府门孜康（医药局）；各地人民医院、门诊所的医务人员还教会藏医种痘，有些藏医已参加种痘的工作。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重庆有五个盲人复明
重庆市立第二人民医院五官科认真学习苏联
“角膜移植法”，医治好五个全盲和半盲人。该院五官科医生在学习时期，试行家兔角膜移植手术，到今年一月，检验实验效果，证明兔子眼珠视物良好。于是他们正式给早在二十一年前右眼失明，全凭左眼视物的地质工作者王天贵（女）施行“角膜移植”手术。现在王天贵的右眼已经复明。经过该院先后医治的五个全盲和半盲人，除一人正在医治外，其他四人都已出院工作。（本报驻重庆记者）
第3版()
专栏：
江苏开展唯物主义宣传工作
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在全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决定首先在省级机关和南京市开展宣传工作，然后在无锡、苏州、徐州、常州、南通、镇江和扬州等市以及全省范围内逐步开展。总讲师团已经由俞铭璜、徐进、刘子见和聂启坤等十五人组成。总讲师团准备在今年内演讲十六个专题，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教育。第一讲已于三月十六日开始，由刘顺元主讲“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习和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 （本报驻南京记者）
第3版()
专栏：
林区图里河建立了广播站
内蒙新建的林区城市图里河最近建立了广播站。广播站在晚间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外，还举办自播节目。在这里居住的大部是工人和干部家属。当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以后，他们晚上休息时就能听到广播站播送的悦耳的歌声和从遥远的首都传去的祖国各地建设的消息。 （平歌）
第3版()
专栏：
北京举办职工业余美术展览会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北京市职工业余美术展览会”，三月十五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这次展出，一方面是为了检阅北京市各厂、矿、企业的美术活动情况，并总结这一工作的经验，以进一步推动本市职工业余美术创作，更好地为政治宣传、为生产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准备从这次展览会中挑选一部分优秀的作品，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决定于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联合举行的
“第一届工人业余美术创作展览会”。作品有素描、速写、漫画等共九十多件。预定展出十天。 （王树村）
第3版()
专栏：
影片“银灰色的粉末”将放映
苏联彩色故事影片“银灰色的粉末”三月下旬起将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重庆、西安等十个城市上映，四月份起将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
影片描写美国一个化学博士，研究出一种具有强烈放射性毒素的杀人武器——“银灰色的粉末”，美国的战争贩子妄想以此作为征服世界的王牌。但是由于美国财团之间的矛盾和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的反对，“银灰色的粉末”和它的发明者都毁灭了，战争贩子的妄想也破灭了。（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清华大学奖励“先进集体”
三月十三日，在清华大学第十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上，刘仙洲副校长代表校务委员会授予四十一个班级以“先进集体”的称号。
“先进集体”是清华大学学生所创造的目前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通过争取成为“先进集体”的活动，加强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推动每个学生培养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一年前，全校出现了第一个“先进集体”——测量专修科二年级二班。今天，“先进集体”已占全校班级的百分之二十四。建筑系十个班中，已有一半成为“先进集体”。他们在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三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热力发电设备专业四年级，上学期期终考试成绩全班总平均是四点六九，没有不及格的，有十个同学门门功课得五分。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大，党团员已占全班同学百分之九十一。
在学校发奖以后，各“先进集体”班级都分别或联合召开了庆祝会，它们的墙报上贴满了一封封从兄弟班级和老师那里送来的热情贺信。没有获得先进称号的班级，纷纷表示要努力向“先进集体”学习，争取自己的班也成为“先进集体”。 （黎诣远）
第3版()
专栏：
国务院任命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三月九日发布命令，任命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刘格平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苏克勤、熊寿祺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第3版()
专栏：
日本作家德永直文艺批评家岩上顺一在北京访问后去广州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没有太阳的街”“东京—失业者的城市”及“静静的群山”等优秀小说的作者德永直及文艺批评家岩上顺一，在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后，于二月十九日由莫斯科抵达北京。在北京访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已于三月十七日由北京乘飞机往广州，不久将回日本。德永直和岩上顺一在北京曾访问了鲁迅故居，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以及访问了一些工人家庭，游览了北京的名胜，观赏了中国的京戏和话剧等；并和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阳翰笙、曹禺、萧三等进行了广泛接触，交谈了中日两国的文学运动情况。三月十五日，德永直和岩上顺一在中国作家协会，向到会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一百多人，介绍了日本进步文学运动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