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胡风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杨耳
胡风在批评“文艺报”的发言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学院派的态度，另一个是实践者的态度”。不言而喻，胡风是自命为用所谓“实践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而他的许多反对者，照他说来，就是所谓学院派和教条主义者。
什么是胡风所吹嘘的“实践者的态度”呢？大致说来，就是认为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实践”，在生活里学习，“一步一步前进，上升，一直达到世界观的高度”（见“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六页），或“提升”出马克思主义来，而不必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胡风说只有这一条“艺术实践”的路才是作家达到马克思主义最正确的道路，并且是真正“保护”艺术和“艺术的基本规律”的道路。
一、胡风所说的“艺术实践”是唯心主义的“艺术实践”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从来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且主张不能离开实践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胡风这种表示自己极端重视“实践”的手法，就使有些人以为他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他的主张中至少是有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的。
但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免上当了，因为“实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术语，对于实践有唯物主义的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了解，而胡风恰恰不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了解实践的。
现在，就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看这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的“实践”吧。
第一个方面，胡风是把人们的内心活动当作艺术创造的源泉的。
胡风所说的“实践”经常是指着“艺术实践”、
“创作实践”，或“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统一过程的实践”。
这里必须指出：“艺术实践”或“创作实践”，也是既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了解，又可以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了解的。唯物主义的艺术实践，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即把现实生活看作艺术创造的唯一的源泉，并认为除了这一源泉就别无其它的源泉。唯心主义所说的“艺术实践”，不管如何变形和掩饰，归根结底，是把人们的内心活动当做艺术创造的源泉。
胡风在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说：
“对于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从生
活得来的经验材料（素材），他的对于它的理解（思想）和感情
态度，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在这个
斗争过程中间，经验材料通过作家底血肉追求而显示出了它的潜
伏的内在逻辑，作家底理解和感情态度（主观世界）又被那内在
逻辑带来了新的内容或变化，这才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
生了作品。……
“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
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
…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
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底源泉。”（“意见”第五八—五九页）
胡风说，只有通过这样深刻的“实践斗争”，巴尔扎克才克服了自己反动世界观的限制，鲁迅就进一步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的逻辑等等。可见胡风是把作家的自我斗争，即发生在思想、内心世界里的矛盾，当作是“艺术创造底源泉”的“实践斗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实践”，主要就是指着人们物质的社会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实践论”）。人的社会实践，除了生产斗争，还包含了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但它总是属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活动，即总是属于变革物质世界的活动。唯物主义的实践应是“知”和“行”统一的实践，而且认为
“知”应该为“行”服务，“行”是“知”的基础。但是，也不是认为“知”即是“行”。而胡风竟然把发生在思想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当做艺术源泉的“实践”。那么，实质上就是承认只要“面壁十年”，也就是参加了“实践斗争”，也可以写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了。这实在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共同之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实践当做认识过程的基础，当做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正是从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即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出发的。这就是说，只有参加变革物质世界的斗争
（实践），才能使认识得到发展；而为了检查认识的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性，只有靠变革世界（实践）的结果来判明。因此，作家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参加变革世界的斗争，才能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而作家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依靠他的作品的客观效果来检验。可是，胡风认为作家的构思过程就是
“艺术创造底源泉”。这不就是反对存在决定意识，而主张意识、精神自身就能创造一切吗？这不就是唯心主义吗？
第二个方面，我们再进而考察一下胡风所说的用“主观精神”来推动的艺术实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实践必须在正确的理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去进行，而胡风认为“艺术实践”并不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只要强调所谓“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对于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作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总不外说它是“愿望”、“热情”、
“要求”、“感情态度”之类的东西。胡风认为他所说的“主观精神”是作家从人民的痛苦和要求中
“汲取”出来的。胡风既不承认它是什么阶级的立场或世界观，也不承认它应该受什么立场和世界观的支配。
可是，作家这种“愿望”、“热情”、“要求”、或“感情态度”之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难道它们不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决定的吗？难道不是和人们的立场、世界观联系着的吗？
由此可见，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实际上还是受着作家立场和世界观的支配。不过支配“主观精神”的立场和世界观，不是经过自觉的努力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世界观，而是作家自发形成的立场和世界观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生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其自发形成的立场世界观，总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而只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甚至许多作家在政治上倾向工人阶级之后，但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改造自己，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实际上是混乱的、盲目的。胡风用“主观精神”来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立，其目的就是要作家按照自己对现实生活盲目的、混乱的理解，来认识和反映生活。而胡风认为这样就能使作家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生活了。这难道不是骗人吗？举个例子吧，一个为工人阶级解放而牺牲的英雄，可以被赋予永垂不朽的艺术形象，但也可以被对小资产阶级心情“真诚”和“热情”的作家写成一个只能引起人们伤感的对象，也可以被对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真诚”、“热情”的作家写成一个傻子或暴徒。难道路翎这样的作家不是胡风所说的最具有“主观战斗精神”的作家吗？为什么把工人心理写成了病态知识分子的心理而并没有使“现实主义”获得胜利呢？
由此可见，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推动下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这是第一点。
胡风号召作家用“主观精神”去“把握”和“征服”对象，和对象“搏斗”，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实践斗争”，说这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过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这就是让作家本着自以为是的、盲目的热情，对于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材料，进行自以为是地、盲目地选择和解释。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生活的内在法则的理解既然还常常是充满矛盾和混乱的，因而这种选择和解释也必然是充满矛盾和混乱的。这样，作家的主观和客观怎样能够
“统一”呢？
但是，胡风认为是可以“统一”的，这就是要经过“搏斗”，经过“相生相克”，其实就是让作家来按照自己的主观来歪曲客观而已。如果我们再看胡风怎样称赞舒芜的“论主观”，这一点就更可以明白了。舒芜在“论主观”里宣传“主观作用”可以“所向无阻”，宣传“大宇宙”有个“本性”即所谓“天心”。胡风对于这种极端粗暴露骨的唯心主义宣传，却称赞为“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影响的问题”。胡风既然赞成把主观作用强调到有“所向无阻”的能力，那么，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
由此可见，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推动下的
“实践”，就是容许作家凭着自己的主观去任意歪曲现实生活。这是第二点。
胡风既然赞成主观作用可以“所向无阻”，而且内心斗争就算是“实践”，这里我们也就找到他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哲学根据了。因为，只要“主观精神”高扬起来，“燃烧”起来，艺术创造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么，又何必去强调深入生活呢？同样，如果作家要用艺术的武器去为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服务，也无须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的，因为，胡风不是说过，
“只要是在地球上还没有绝迹的东西（生活或题材），就一定包含有相应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底意义”吗？（“意见”第一○八页）。
由此可见：胡风所说的“主观精神”推动下的
“实践”，就是取消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的“实践”。这是第三点。
只要盲目的热情，就能正确地反映生活；只要自以为正确，就可以随意歪曲现实；不参加阶级斗争，却能写出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的艺术作品；总之，只要有内心活动，就有“艺术创造的源泉”！这就是“主观精神”的妙用。但显然也是唯心主义的妙用。因为，精神，客观存在，照唯心主义看来，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即所谓“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我们既然反对胡风这种“主观精神”，是否我们就像胡风派所说的那样，都是否认认识的能动作用、主观的能动作用的“机械论”者呢？对于认识的能动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我们不仅完全承认，而且主张积极地加以发挥。但是，所谓认识的能动作用，如果离开了社会的实践，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归根到底，认识终究必须以经验材料为依据。即令是宗教家吧，他们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神，实际还是用人或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作范本的。尽管他们扭曲了它们，但终于无法根本脱离它们。如果把这种认识能动性用之于实践，也无非是利用已被认识的客观法则来为人们谋福利罢了。这种主观的创造作用，只有当它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时候，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研究气体力学，设法来制造飞机，这种能动性是可以实现的；努力想把人变成鸟，这种能动性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主观能动作用，就其来源和起作用的范围来说，都是物质运动的产物，都不能超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之外。而胡风所说的“主观作用”既否认它的物质的基础，即认为它是可以脱离实践而产生的，又认为它是“所向无阻”的，实质上也即可以“随心所欲”的。这种唯心主义的“主观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作用，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二、胡风提倡“在生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劝诱作家在暗中摸索
胡风的“艺术实践”既然是唯心主义的“实践”，如果作家按照他指出的方向去“实践”，显然不仅不能走向马克思主义，而且只会愈来愈离开马克思主义。
但是，胡风又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他的所谓“从生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说作家可以“由于事实的教训”而提升出马克思主义来的。他说，如果否认这一点，“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历史唯物论”（“论现实主义的路”第八○页）了。
实际上，胡风再三强调的，就是认为作家不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应该到生活中去盲目摸索，并由此而“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主张在生活中、在实际中学习么；相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必须联系着实际去学习，而且认为离开了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主张的是理论和实际的密切联系，片面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根本否认理论的极端重要的作用，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某些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由于所受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影响较少，劳动人民的品质保留得较多，他们参加了社会斗争，在创作过程中，投身于人民火热的斗争里，又客观地观察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并从中得到事实的教训，是有可能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些观点，对于不存偏见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从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实践中体会出来的。何况，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里，到处活动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到处散布着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和出版物，作家们即使想要“自己摸索”而不受这些宣传者和出版物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生活中凭着自己的观察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有着限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完整的世界观，列宁在“做什么？”中就指出这种现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只有根据深刻的科学知识才能产生出来，它是经过工人阶级伟大的思想家的巨大的研究工作才达到的。这一世界观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任何一个在阶级社会中生长的现代作家，如果不经过认真的学习和实践斗争的锻炼，尽管自己宣布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实常常是并没有真正具有这种世界观的。
为什么阶级社会中的作家尽管自己愿意，也不能自发地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呢？列宁在分析工人的自发运动总是倾向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时所说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渊源要比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其所受过的制炼也较为周到，其所拥有的传播工具也更多得无比。”（列宁：“做什么？”）自然，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是不同的，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沉重的劳动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和手段来研究科学，因而不能创造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知识分子是有着较多的科学知识的基础的。可是，工人阶级是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而工人运动仍要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那么，知识分子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般就更要多得多了。知识分子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难道会比工人阶级更容易一些么？
胡风常常举出鲁迅为例，说他是在生活中摸索而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鲁迅不仅和共产党人有密切地交往，而且只要看到鲁迅如何认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书籍，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了。胡风强以鲁迅为例，不过是歪曲事实而已。这种歪曲，就证明了胡风提倡这条暗中摸索的道路决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要顽强地坚持散布自己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指导。
三、胡风的“理论”的任务，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经完全被证明是能够帮助作家提高他们艺术事业最有力的武器的今天，胡风却竭力提倡作家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走暗中摸索的道路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胡风还提倡走巴尔扎克式的道路呢？
胡风这种主张的实质，除去为了竭力缩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和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思想阵地这一理由，是很难有其它恰当的解释的。
我们主张作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既不是认为作家只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不需要深入生活，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也不是认为一个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不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写作。我们主张作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更不是要求每一个作家同时成为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
我们只是说，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作家的劳动，就会产生极有益的结果。而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必然会限制他的才能的发展，并有可能使他的才能发展到错误的方向去。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作家劳动的意义，也可以用来说明逻辑思维对于形象思维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可以帮助作家正确而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所以高尔基称它为帮助作家“站得高、看得远”的“理智高峰”。而主要依靠形象思维进行劳动的作家，如果对于他要感觉的对象不理解，他能感觉到的东西，就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贫乏起来，甚至会发生谬误。
举个例子说，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的作家，有的会把农民幻想或描写成为天生的集体主义者，有的却又在看到农民私有者的一面之后，错误地认为农民是不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但是，如果他研究了列宁关于农民两重性的理论著作，就不会犯上述两方面的错误，并便于他在观察农民生活的时候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苏联的作家，“收获”的作者尼古拉也娃的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她曾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民问题著作的有力的帮助。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帮助作家理解重大的历史题材时，可以帮助他们扩张自己的眼界和加深理解的程度，并能帮助他们最有效果地选择、处理那些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事实，而不被材料的海洋淹没，或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在塑造典型形象的工作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帮助他对它们产生正当的热烈的爱憎，而且帮助他对于那些应该集中起来的、具体的、最有感染力的细节，具有最锐敏的感觉。
可是，胡风会说，巴尔扎克没有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自然，由于历史的限制，巴尔扎克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是，巴尔扎克也决不是像胡风所想像的那样单凭“主观精神”写作的盲目的作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尔扎克对现实社会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这才是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理由。
这里，我们要问胡风两个问题：第一，巴尔扎克的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怎能和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相比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上的飞跃，胡风为什么在今天偏要把我们拉回到巴尔扎克的时代，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不用呢？第二，今天人民对于文学作品的态度，比起巴尔扎克时代，又是怎样的一个飞跃？今天的人民，把作家称作“灵魂的工程师”，把作品当作自己生活的教科书，胡风为什么偏要负有如此重大任务的作家去暗中摸索，使他们不能最快捷地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人民要求的水平呢？
胡风提倡作家凭着自己在暗中摸索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和列宁曾无情揭穿的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理论相比的。它们在否认党的思想领导和否认理论的重要性方面，在崇拜自发性、主张摸索前进这一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在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缩小马克思主义阵地这一点上，更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它们又是有差别的，经济主义的理论是整个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理论，而胡风的“自发论”则是工人阶级文学艺术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的理论。
胡风不仅是要使革命的文艺运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而且要使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也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这正是胡风“自发论”思想的根本。
胡风在“安魂曲”（“时间开始了”第四乐篇）中说：
“我们的斗争和劳动只能够有一个起点
那就是劳动人民底
卑微的爱情或愿望
卑微的仇恨或痛苦
我们的未来的道路
只能够从那里提升起来汇集起来
决不能是不和那些结成一体的
从身外加给他们的冷情的道理”
这些诗句告诉我们：第一，胡风把人民的愿望和能够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的理论对立起来。他不理解正确的理论正是人民愿望的科学的表现，因而他认为领导革命斗争唯一的依据只是人民的愿望，而不能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马克思主义既然不是劳动人民斗争中产生的科学理论，而是胡风所说的“冷情的道理”，照胡风的理论看来，自然决不能当做“斗争和劳动的起点”了。
这是宣传什么思想呢？这不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吗？鼓吹群众斗争的自发性，盲目性，反对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革命斗争，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就是胡风在理论上所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对于一些被胡风欺骗了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们：胡风的思想是极端狡猾危险的。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如果我们不细加辨别，就会被他某些词句和包含有正确因素的个别观点所迷惑，陷入泥坑而不自觉的。
胡风的思想和理论的任务既是如此，那么，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有疑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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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苦闷的“旅行”
黄铁
年青人是喜欢旅行的。可是，假使有人不是出自自愿，而是被迫由这里“旅行”到那里，又从那里“旅行”到这里，那么，他就会感到不愉快了。
有几位青年，就曾做过这种被迫的不愉快的“旅行”。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矿物分析专修科一九五四年暑期的毕业生。他们和别的毕业生一样，在毕业的时候，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准备走向生活，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可是，他们在“走向”的途中，却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什么祖国最需要的岗位，而是不负责任的公文调令。
有一位叫做谭洪照的毕业生，他按照分配机关的决定，是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当助教的。他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他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才好。到了哈尔滨，到了学校之后，他就被热情地接待到宿舍里住下了。可是一住就是十多天，没有人来找他谈工作。眼看就要开学了，谭洪照再也沉不住气，就亲自跑到学校人事处去询问。这一下，他才恍然大悟地弄清楚为什么学校把自己搁在一边不闻不问，原来这里没有化工系，也根本不需要他那样的人材。谭洪照很着急，不住口地问：“那我怎么办呢？”人事处的同志慢吞吞地说：“没关系，把你调到大连工学院去，你愿意吗？”
哪儿工作都是一样，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呢！谭洪照拿着介绍信就奔向大连。他实在不愿意拿着人民的钱，浪费着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作这么一次无谓的“旅行”。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说，谭洪照只是从哈尔滨到大连，他的同学忻佩绅和宋玉玲就“旅行”得更远了。人们常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们却幸运得很，高等教育部的一纸公文，就给了他们在短短时期内兜了一个来回的方便。去年九月里，忻佩绅和宋玉玲带着介绍信坐长江轮船西上，向他们的工作岗位——成都四川大学工学院（即现在的成都工学院）进发。虽然沿途的水光山色是如此媚人，他们却无心欣赏。因为当他们从“一九五四年暑期高等学校招生升学指导”一书中，发现成都工学院没有与他们业务相近的化工系，也没有他们所熟悉的矿物分析等课程时，他们就开始惴惴不安了。照理说，这是有点近乎“杞忧”。难道负责分配工作的部门，竟这样不了解情况，会让他们作一次徒劳往返的“旅行”么？可是，事情就这么巧，他们的忧虑竟成了事实。他们到了成都工学院，和教务长一谈，果然没有适合自己做的工作。而且，成都工学院在他们来到之前，已经给高等教育部写了报告，说他们并不需要矿物分析专业的毕业生，请求另换两位；但是，高等教育部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样，这两个来自远方的年青人也不得不像谭洪照那样，成天待在宿舍里“休息”了。就在此时，高等教育部从北京发来了“急件”，里面写道：有一个学校急需化学系毕业的助教，希望成都工学院将分配去的有关助教转派到那里去“支援”一下。是哪一个学校呢？无巧不成书，原来正是刚送走了谭洪照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据说，分配毕业生的方案，是高等教育部根据各地各部门所需各类毕业生情况制订的。高等教育部大约并不知道谭洪照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调走，也不知道成都工学院的两位助教，就是谭洪照的同班同学，是刚被分派来的。不然，为什么要让人往返折腾呢？这一切似乎是无法解释的。不过，既是高等教育部来函调动，他们不得不重整行装，再作一次“旅行”，穿过大半个中国，到哈尔滨去。
“旅行”得最苦恼的是杜静贞、王聘珍、安绍宣和赵幼航。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我们的广阔的国土上“旅行”来，“旅行”去，半年快过去了，却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定的工作岗位。按照原订的方案，他们应该在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工作。他们按照学校毕业生分配委员会指明的地点去找这个“中心实验室”，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却始终找不到这个实验室的踪影。就像童话里所写的，他们在路上偶然碰到了中央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的一位不相识的同志，这位好心人告诉他们，这个什么实验室可能和石油管理总局有关，不妨去打听打听。杜静贞就跑到石油管理总局去问。石油管理总局已经下班了，好容易找到计划科一位唐同志，他在一叠材料中翻了半天，在新调来干部的名单中，居然发现应该有南开大学的四个毕业生。
这简直是个戏剧性的奇迹。他们就像做梦似的，随着唐同志到招待所住下了。一路上他们热心地打听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的情况，唐同志却搔着头皮说，中央燃料工业部根本没有什么“中心实验室”。难道这“中心实验室”竟像海市蜃楼一样，仅仅是个幻象吗？不是的，“中心实验室”确实有，不过它不是中央燃料工业部的，而是它的下属机关石油管理总局正在筹备设立的。只是在向负责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的机关要人时，不知怎的，竟然少了“石油管理总局”几个字，成了“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心实验室”了。无怪这四位青年学生“周游”了北京城，也找不到这个“中心实验室”了。
现在他们总算住到石油管理总局的招待所里来了。在这里，有人每天发给他们每人一万元的生活费，还告诉他们，要他们“安心”地等着分配工作。起初，他们确是“安心”地等着的；但等了一个星期，等了两个星期，等了一个月，他们再也不能安下心来等了。他们跑到燃料工业部人事部门去问，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既然是属于石油管理总局的，就应该与该局人事科联系，一下子跑到我们这儿来，不太好。”既然“不太好”，他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去继续等着。终于，石油管理总局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思考，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让他们先上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实习，以后再根据实习情况分配工作。
如果说这种苦闷的“等”和“旅行”的生活到大连就宣告结束，那也罢了。但事情不这么简单：到了大连，石油研究所向他们要实习计划，他们茫然不知所答，只好又写信向石油管理总局要实习计划，这一来，他们又得等着。等到最后，不但计划等不来，连工资也等不来了。他们连发五、六封信，都似石沉大海，最后不得不拍出电报告急。终于，回音姗姗地来到了，这个回音是给他们的“旅行”添上了新的箭头——调到西安地质局去。详细情形，要他们和西安地质局直接接头。可是西安地质局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既不能未卜先知，又不能派专使前去询问，在整装待发的前夕，他们实在禁不住担忧起来。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我们这么多机关学校，真的不需要这些搞矿物分析的学生，不需要这方面的人材吗？当然不是。他们这一班学生，就是由于地质部的需要特别培养的。祖国花了多少人力、财力和物力，把他们培养出来，而他们也确是祖国需要的建设人材。可是他们却被推来推去，四处奔走，甚至离开学校已经半年多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这难道不是人力的很大浪费吗？事先不确切地了解各地、各机关的需要情况，只凭主观想法来分配毕业生工作的机关，能推掉这个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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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由无而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道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经济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引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均在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且逃不了溃败垮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他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所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那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敌，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招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殁。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几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助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九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九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的题目是：“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改造作用”。社论说，列宁主义学说为亿万人民所信仰，它照亮了自由幸福的道路。它的力量在于它的高度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创造性，它用新的论点来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自己。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特别注重发展重工业的问题。只有重工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包括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因此，重工业是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的基础。重工业确保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有不可战胜的国防力量，确保它们的自由和独立。社论强调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遵循列宁的道路，正以无比的热情建设美好的新社会。各国人民是在伟大的列宁主义学说的影响下生活和斗争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结论。
这一期另一篇社论是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它的题目是：“妇女是争取和平的强大力量”。社论说，今年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时候，各国人民正在展开维护和巩固和平的伟大运动，千百万人正在踊跃签名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各国人民保卫及加强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千百万妇女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要求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种忘我的斗争表明了她们要保护子女、保卫亲人的生命和争取世界和平。妇女是争取和平的一支强大力量。
这一期刊载的文章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畅的“解放了的妇女——新中国的建设者”，意大利妇女联盟书记布·康蒂的“意大利妇女争取和平，争取解放”，保加利亚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玛·吉诺娃的“妇女是保加利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力量”。
这一期还刊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伊·亨德里赫的文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群众政治工作”。文章指出，群众政治工作是巩固党同劳动人民的牢不可破的联系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的重要环节。今年国民经济的任务是复杂而艰巨的。必须密切注意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更积极地更大规模地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提高农业生产已经变成了全民的任务。在这方面，对农民进行广泛的经常的群众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加强工农联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