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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中共山西省潞安县璩寨支部是在一九四七年正式成立的。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这个支部的工作一贯是有成绩的。一九五三年中共山西省委曾决定在山西全省推广璩寨支部的工作经验。这篇通讯系统地叙述了璩寨支部怎样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进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部过程。目前，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加强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璩寨支部的工作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中共璩寨支部怎样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王耕溪
从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山西省潞安县璩寨村的农民就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始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组织起来的农民就达到了全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参加了互助组的农民普遍增了产。
一九五一年秋后，潞安县举行了全县劳动模范大会，璩寨村支部的共产党员苟佩芳、苟发兴、车春兰，青年团员侯叶则，积极分子贾兴贵以劳动模范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在全县劳动模范大会上，介绍了南天河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到会的人马上被这件新事情吸引住了。苟佩芳、苟发兴、车春兰、侯叶则和贾兴贵都感到要使农业生产提高一步，就得办社，他们趁着开会的空隙向南天河劳动模范探讨了办社的好处，会后，苟发兴、车春兰和贾兴贵还亲自到南天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一趟，学习了办社的方法。
在南天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影响下，璩寨支委会就正式研究起办社的问题来，开始支委会中一部分委员对办社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的人说：“互助组也增了产，何必还要办社？”为了统一领导思想，支部委员会就“为什么要办社”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支部委员赵凤则说：“互助组是吃什种什，不能根据土质来种庄稼。要是咱们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就可以根据土质好坏栽种作物，这样就会多打粮食。”苟发兴在会上例举了一九五一年夏天互助组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说：“有一次天刚刚下了一场透雨，正好锄苗子，组员郭水和要求组里先去给他锄，贾胖孩要求先去给他锄，别的组员也要先给自己干活，吵嚷了半天，争执不下，后来就散了组，因为散组荒了六十多亩谷。”这种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的讨论，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支委会一致认为互助组已经无法适应今后生产发展情况，党应该领导农民来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支委会又具体研究了办社的条件，苟发兴互助组党员数量多，骨干强，互助基础好，支委会就确定以苟发兴领导的互助组为基础来办社。
办社的风声一传开，群众的思想马上混乱起来。贾仁贵老汉说：“办社就是‘归大堆’，往后吃喝都不能由自己啦。”璩满财怕“归大堆”把骡子也悄悄卖了。支部组织宣传员分工包户地向群众宣传办社的好处，说明办社并不是“归大堆”，并由参观过南天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来给大家解释。
经过细致的宣传动员，决定转社的苟发兴互助组，在全组十六户组员中仍有五户拿不定主意。老中农贾胖孩在互助组好搞个副业生产，怕入了社不随便，可是不入社又不愿离开互助组。有的是耽心入了社吃瓜、吃菜不方便，还有的是劳力弱，怕入了社要少分粮食。支部为了进一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请南天河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王臭孩，将办社中的各种问题仔细地向大家做了解释，这样才算把大家的思想疙瘩解开了。这次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除苟发兴互助组的十六户组员外，许文景等三户农民也自愿报名入了社。
办社的第一年
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怎样领导大家走向富裕的道路？当时支部对这一点是不大明确的。村里有个投机商人叫张得胜，做了三、四年投机生意，牟取了一千五百多万元（旧币，下同）的暴利，在村里常常宣扬：“养家种地、发财生意。”有些社员看到张得胜做生意得了大利，怪眼热，就向社干部提议：咱也抽出些人来去搞买卖吧，看人家做买卖多赚钱，咱光指这几亩地啥时才能发了财呢？社务干部接受了这些社员的意见，筹集了一千二百万元款子，派张有发等四个社员到晋南去贩卖铁货。
这时，中共潞安县委正召开会议批判少数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商业的资本主义倾向，璩寨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苟发兴参加这次会议，就大吃一惊。苟发兴回到村里后决心贯彻县委会议的精神，扭转社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支委会认真讨论了县委的指示，并决定首先在党内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斗争，使党员认识到发展资本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在思想检查中，社长苟发兴检讨说：“我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差点把社办坏。”并答应马上写信给在外经营商业的社员，叫他们迅速回来。可是有些社员，还留恋做生意的“好处”。贾胖孩家娘说：“可不能把买卖停了啊，光靠这几亩地那顶甚事？”这时，恰好在外做生意的人回来了，社员们都估计这一回大概抓钱不少，不想四个做生意人误了两个多月的工，不但没赚上钱、还贴了本。支部马上抓住这个事实对社员进行了教育，说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经过这些教育后，澄清了社员中“做生意”的念头。随后经过社员民主讨论，把做生意的资金买了四千斤豆饼、三百斤肥田粉，投入生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思想混乱，影响了社内生产秩序正常的进行。支部在澄清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以后，开始着手整顿生产。当时社里的春耕生产正处在严重的混乱状态中，每天到下地的时候，社员们都来找社长要营生，甚至有时到吃饭时刻，社员还下不了地。好多社员在自留地干活一股劲，给社里干活就“磨洋工”。村里的互助组已经种完了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还在地里点玉茭。有人讽刺说：“人家社里有讲究，种的迟，收的多。”社员们听了这话，干活更泄气，有的说：“入社算是倒了霉，买卖没搞成，农业也稀松。”有的心里盘算着：不如早点出了社，自己顾自己，免的跟上社受害。社里的干部们看到这个情况发了愁。
这年春耕生产结束以后，支委会决定在社内试行小包工的办法，来扭转生产上的混乱现象。这种办法是按劳动小组划分了耕作区，把每个耕作区的土地都评了工，包给小组来做，长工不退，短工不补。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干活“磨洋工”的现象减少了，可是做活粗糙，不讲究质量的现象仍然存在。党员贾胜则干活很马虎，部分社员看了就说：
“人家党员还那样干，咱怕啥！”这些情况引起劳动积极的社员的不满，他们向社务干部提意见说：
“社里要不把做活粗糙的毛病克服掉，秋后非减产不可。”党支部研究了这一情况，首先在党内批评了贾胜则的劳动态度。贾胜则接受了支部的批评，并在社员面前做了公开检讨。然后，支部又和社务委员会一同组织了检查组，下地检查了田间生产情况，对做得好的就进行表扬，做活粗糙的给以适当批评，并规定了做活特别好的要多记分，做活不够质量的要扣分，这样就慢慢地克服了生产中的混乱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后，社内出现了一片新气象。社里各样活儿都做在互助组的前面。
秋收完毕以后，党支部又领导全村农民进行了生产评比总结；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两石七斗二升，比没办社以前每亩多收一石零三升，比村里最好的互助组每亩多收六斗七升，比单干农民每亩多收一石五斗。全社十九户社员，有十七户分的粮食超过了往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用事实向群众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人们反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对了路。没入社的这回也摸清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底；走合作化道路没有错。”
一步步地走
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年办成功了，许多农民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实能增产，纷纷报名要求入社。有一部分党员只看到了农民积极要求入社的一面，没有认真分析农民在入社过程中的复杂的思想情况，因而产生了“办大社”的思想。支部委员杨英堂说：“愿入社的咱就吸收，社越大越好，反正将来都要走这条路。”在这种情绪的支持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春天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七户，有些思想没有真正打通的人，也随大流入了社。
社扩大了，有些人主张把牲口农具也作价归社。支部委员张怀保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越多，社员们在社里越安心，干脆把牲口农具一整归了公算啦。”于是就把社员的十二头牲口作价归了社。
牲口作价入社以后，社里的债务增加了，每户社员平均负债达五十万元左右。有些刚进社的新社员，看到社里这么大的饥荒（负债）很耽心，说：“刚进社就顶了这么多饥荒，动弹一年还不知能落几个。”把牲口入了社的户思想上也挺不痛快，都觉得牲口入了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钱。璩怀保原来在社里干活挺起劲，自把牲口入社以后，干活也泄了气，对着他老婆说：“看这样子，往后慢慢都得归公了，咱动弹不动弹也是给人家干。”牲口集中喂养以后，也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草料问题不好办，原来的养牲口户不愿投资，没牲口户投资不起，有时候实在没了办法，社里的干部就只好自己往里垫。这样一来，有些原来入社不坚定的户就动摇起来。社外群众的思想也很混乱。申天星等七户农民都赶紧卖掉了自己的牲口。开春以后，有些农民地也不修，粪也不送，都说：“说不定啥时就得入社啦，现在闹还不是给社里闹？”
一九五三年春天正当群众思想混乱的时候，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
“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何在”的社论，县委指示各村学习这些文件，结合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璩寨支部在贯彻县委的指示时，党员们的抵触情绪很大；一种人认为办大社和实行牲口作价入社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不能说成偏向；另一种人认为：纠正偏向不光彩，有的说：“群众的思想问题什么时候也会有的，只要以后教育教育就行了。”支部的领导思想对这个问题同样表现了犹豫动摇不定。
中共潞安县委会，为了纠正盲目冒进的偏向，贯彻中央指示，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璩寨支部书记苟佩芳和村长璩国元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经过会议的教育，苟佩芳和璩国元认识到纠正偏向的重要意义，回村后他们领导全体党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一定要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过去的做法是“老雕抓驴，不看对象”，想一步迈到社会主义，这样不但没有把工作做好，反而引起群众许多思想顾虑。党内思想明确了以后，又向群众进行了宣传。社务委员会接受支部的建议，并把社员作价入社的十二头牲口重新退给社员个人喂养，有二十五户不愿在社的农民自动出了社。
经过纠正偏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了，群众思想安定了。
这年冬天，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民受了总路线的教育以后，都积极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全村要求入社的农民共有一百四十多户。
农民大批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社的部分领导干部对新形势下面的群众新的觉悟程度认识不足；再加上一九五三年春天纠正冒进偏向的影响，他们不敢接受具有觉悟而又迫切要求入社的农民到社里来。社务委员侯叶则说：“经过纠正偏向后，现在咱的社才巩固好，要是再扩大又会出问题。”支部委员会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开会作了研究。会上，支部书记苟佩芳说：“经过总路线的宣传，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都积极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和当年硬把农民拉进来的情况根本不同。咱们社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满足群众的要求。”他提议应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到二百户以上。支委路计锁、程四孝同意苟佩芳的意见。程四孝说：“宣传总路线就是为了叫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社里关起门来叫大家往那走？”但是这些意见马上遭到支部委员张怀保的反对，他说：“春天刚反了冒进，现在又要扩社，这不是来回圪倒吗？”支部书记苟佩芳根据两方面的意见提出扩社到底算不算冒进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你三言我五语，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路计锁发言说：“今年春天犯盲目冒进的错误，是因为支部有急躁情绪，没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现在和今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了，宣传了总路线，群众看清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再说，支部领导办社的经验也多啦，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不能说成是冒进。”杨英堂发言说：“做工作总得看实际情况，现在有了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条件，要是咱们不根据这些条件来扩社，那就又会变成尾巴主义。”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了现在扩社不是冒进。张怀保等人认识到扩社的有利条件以后，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支部的领导思想取得一致后，又针对老社员中的关门主义思想进行了教育，宣传了扩社对发展生产的好处，打通了老社员的思想。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百零二户扩大到二百三十六户。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以后碰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一九五四年在编生产小队的时候，那个队也想要劳力强的和技术高的人，都不想要半劳动力和妇女。这种情况不仅在一般社员中存在，而且有些共产党员也表现了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如党员谷文先在编队时和璩扁则争好劳力，设法把劳力强的都拉到他队里，他的小队里集中了十二个全劳动力。璩扁则生产小队却只有三个全劳动力。支部发现有些党员不从全社的整体利益出发的现象后，就召开了党的会议进行检查，会上，大家着重批判了谷文先的本位主义。谷文先在大家的耐心帮助下，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答应给璩扁则生产小队拨一部分劳动力。通过批判谷文先的本位主义思想，也同时教育了其他党员，大家都表示：要树立整体观念，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说服社员编好生产小队。会后，谷文先在他的生产小队里也检讨了错误的本位主义思想，说服大家，拨了三个全劳力、一个半劳力、一个记工员给璩扁则小队，在谷文先的行动影响下，其他各生产小队也适当地调配了劳力。
璩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曾经实行过包工包产的制度，后来因为庄稼受灾，社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包产的实际经验，就把原来的规定取消了。根据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扩大的新情况，支部决定：重新建立包工包产的制度。
支部决定后，各劳动小队的党员干部便分头向社员进行了宣传，劳动积极的社员听了宣传包工包产都很赞成。有的说：“要是去年咱就执行包工包产，也不会少收了粮食。”可是也有些人不同意，如申福林说：“钉盘子钉碗，还没见过钉（定）产，种在人、收在天，现在定了也靠不住。”支部拿出一九五三年取消包工包产以后，所产生的情况，来说明建立包工包产制度的必要性。一九五三年包产的办法一取消，有些社员觉得不怕赔产啦，干活便马虎起来，结果到秋天各小队打的粮食很不平衡，贾松贵生产小队领导抓得紧，社员们干活认真，每亩地平均产量达到三石零五升，张怀保生产小队的土地比贾松贵生产小队的土地还好，因为取消包产以后，社员们干活马虎，每亩地平均产量只收到两石一斗。
通过这样的说服教育，终于清除了思想障碍；但是在具体进行包工包产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包工时，大家都嫌工少，包产时，都嫌产高。支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贾松贵生产小队里做了典型的调查。支部将贾松贵全队的土地排了队，评出工数、定出产量、并根据社规定的包产标准，提出超额增产指标。然后，支部以贾松贵生产小队为榜样，启发其他生产小队实事求是的提出自己小队的包工包产计划。
计划订出来以后，有些人对完成计划没有信心。车怀林说：“从前咱们村一亩地只打几斗粮食，如今已经打到两石多了，还提出要增产，我看今年的增产计划非落空不可。”社员贾梆只说：“包产是句话，减产也不怕，咱两肩膀抗着个嘴，减了产有啥赔？”支部为了保证包工包产计划的执行，就组织各生产小队开展红旗竞赛，并规定每月十三日进行参观评比，十五日开会表扬、奖励好的单位，交流经验。
各个生产小队响应了支部的号召，在三月中旬展开了红旗生产竞赛。但有些生产小队由于思想发动不够，竞赛搞得不起劲。有的社员说：“不管它竞赛不竞赛，咱只要抓上分票就算。”璩双全生产小队在修水濠时，原包的一百个工，因为活儿干的粗糙，只用了七十个工，余下的三十个工大家要求分了。张反山生产小队不按社里规定的施肥计划施肥，有些社员们偷偷地把好肥料垩到自留地上。党支部发现这些问题后，就和社务委员会组织了各生产小队的正副队长到竞赛开展得好的贾松贵生产小队和竞赛没有开展起来的张反山等生产小队去参观检查。从参观检查中，使大家认识到，劳动竞赛真正开展得好，生产就会有起色；劳动竞赛开展得不好，生产就落后。经过这次参观检查，劳动竞赛在全社普遍开展起来，在竞赛的鼓舞下，全社十八个生产小队全部按计划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
竞赛中，支部特别注意和自满情绪作斗争。张怀保小队在竞赛中连得了两次红旗，觉得自己了不起啦。到上追肥的时候，别的小队都上了追肥，张怀保却觉得自己小队的庄稼长得好，不需要再上追肥了。支部通过评比的活动对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严格地进行了批评。张怀保作了检讨，表示要坚决克服自满情绪，争取超额完成增产任务。张怀保小队克服骄傲情绪以后，又连续获得了红旗。
劳动竞赛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开始到九月十五日为止，共进行了六个月。竞赛的结果，不仅贯彻了包工包产的计划，而且保证了增产任务的实现。全社一千六百七十二亩秋地，每亩平均产量三百六十二斤十四两，比一九五三年多收六十一斤十四两，超过原增产计划（五十斤）十一斤十四两。
现在，璩寨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二百九十三户，基本上达到全村合作化的要求。他们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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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国际法上论罗马尼亚驻瑞士使馆被袭击事件
王铁崖
二月十四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公使馆被一群武装的法西斯匪徒所袭击的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事件显然是违反国际法上关于外交特权的规则的，同时它也严重地威胁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
在瑞士首都，法西斯匪徒居然带着手榴弹、自动武器和防毒面具等装备，冲进罗马尼亚公使馆的房屋，伤害使馆的人员，而且占领使馆达三十八小时之久。这样的袭击外国使馆的事件发生在邦交已经建立而且彼此已经互派使节的国家的首都，不能不是骇人听闻的，在整个国际法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
外国外交使节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特殊权益和辖免是国际法的最古老的规则之一。近代国际法的早期学者曾经一致强调这一规则，而瑞士自己所产生的一个有名的早期国际法学者法泰尔就曾从国家和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面着重说明外国外交使节享有特殊权益的重要性。法泰尔说过：“使国家接受外国使臣的同一国际法，也就使国家必须在接受这些使臣时给予其所必要的一切权利和保证其行使职务的权益。”自从十七世纪以来，这个规则已经是国际法上完全确立的规则，在今天也是一般所承认的，任何国家不能违反。
这个规则之中，首要一点是外国外交使节具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侵犯性是外国外交使节的特权中最基本的原则；而不可侵犯性也就要求驻在国政府给予外国外交使节以足够的保护。法国普拉迪—佛得烈说得好：“不可侵犯性就是绝对的和完全的安全；就是获得最严密的和最有效的保护。”瑞士自己所产生的另一个著名国际法学者伯伦智理在他的
“国际法典草案”中对于外国使节的权利也曾经作这样的规定：“使节是不可侵犯的”，“使节驻在的国家不仅应该不对使节作任何强暴行为；而且应该保护他们不致成为本国居民的强暴的对象”；“对于使节人身的任何非法伤害就是对于使节所代表的国家的伤害；在严重情形之下，这种行为可以视为对于一切国家以及对于一般国际法的罪行。”但是，二月十四日发生的事件表明，罗马尼亚的使节在瑞士首都是被侵犯了。冲入罗马尼亚使馆的法西斯匪徒是以侵犯罗马尼亚使节为其目的；这些匪徒的暴行威胁了整个罗马尼亚使节的安全。
应该指出，外国使节的不可侵犯性不仅指着使节人员的人身不可侵犯，还应该包括使馆房屋的不可侵犯。英国奥本海说明过：“对外交使节的保护，不应仅只限于他本人的人身，同时也必须及于他的家属、随员、官邸、家具、车辆、文件；而且还及于经由函件、电报及特别信差与其本国通讯的特权。”任何国际法学者都承认了这一点；国际法学会一九二九年关于外交特权和辖免的草案就特别指出，“使节首长的官邸是不可侵犯的”，它还认为，“官邸的不可侵犯性扩展及使节所居住或暂时居留的一切地方”。使馆房屋的不可侵犯不仅是使节本身安全所必要，也是任何使节执行其职务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罗马尼亚使馆被袭击的事件又表明罗马尼亚使馆房屋的不可侵犯性也被彻底破坏了。武装的匪徒不仅冲入使馆的房屋，而且占领了使馆，使罗马尼亚使馆在事实上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保护。
还应该指出，法西斯匪徒袭击罗马尼亚使馆还使一位使馆司机因被伤害而致死亡。使馆司机属于使馆人员，而使馆人员也是不可侵犯的，应该同样受当地国家的保护。正如奥本海所指出的：“使馆的一切人员都与外交使节本人一样是不可侵犯的，享有治外法权的。这是国际法上大家公认的一条规则。”使馆司机在使馆内被匪徒伤害致死，绝不是普通的杀人案件，而是涉及破坏使馆人员的不可侵犯性的。
因此，从各方面说来，二月十四日罗马尼亚驻瑞士使馆被袭击，无疑是严重破坏国际法上关于外交使节享受外交特权的规则的事件。
对于这个事件，瑞士政府是不能不负责任的。依照国际法，作为驻在国政府的瑞士政府有义务保证外国使节的不可侵犯性，给予外国使节以足够的保护。并且，驻在国政府对于外国使节的保护不限于它给予普通外国人的保护，而应该是特殊的保护。驻在国政府不仅应该禁止其自己的政府人员任意侵犯外国使节，而且应该特别保护外国使节不受任何人的侵犯；它不仅应该禁止其自己的政府人员任意进入外国使馆，而且应该阻止任何人闯入外国使馆的企图。国际法要求驻在国政府必须提供为给予外国使节以特殊保护所必要的一切措施。瑞士政府对于这个事件显然就没有达到国际法的要求，没有担负它所应担负的义务。
事件的发生指明，瑞士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事先加以防止。法西斯匪徒带着手榴弹、自动武器和防毒面具等装备冲进罗马尼亚使馆，是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活动。这些匪徒不论是越边境而进来抑即在当地组织起来的，是任何有效的政府所不难发现的。对于这样的匪徒，瑞士当局竟然没有发现，或者有所发现而不加以阻止；这难道不足以证明瑞士政府至少是对于外国使节安全的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吗？不仅如此，在事件发生之后，瑞士政府也没有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逮捕冲进使馆的罪犯，恢复使馆的地位。这又足以证明瑞士政府没有履行其保护外国使节的义务。而且，经过使馆负责人员一再要求，而当地警察当局还延迟不采取具体措施，以致法西斯匪徒长时期占领使馆，使已受伤害的使馆司机无法救治而死亡；这也是瑞士政府所无法推托其责任的。
瑞士政府既然对于这个严重破坏国际法上关于外交特权的规则的事件应该担负责任，它就必须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认真处理事件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它必须严厉惩罚犯罪的法西斯匪徒，在必要时引渡给罗马尼亚政府依法惩办；它必须补偿罗马尼亚使馆以及使馆人员所受的损害损失；它也必须作必要的措施以完全恢复罗马尼亚使馆的外交特权。这是国际法所要求的，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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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兄弟争服兵役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贺永丰
二月十三日，在贵州省贵筑县青岩镇欢送应征新战士入伍的人流中，有一个令人注目的苗族青年唐德培。他在哥哥唐德明的陪同下，愉快地踏进了保卫祖国的光荣行列。
就是这对亲弟兄，在几天以前因争服兵役互不相让，成为传遍全区的佳话。当征集补充兵员的命令刚传到青岩镇后，唐德培和唐德明都抱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保卫祖国的最大热情，各自瞒着对方、瞒着家庭，争先去报了名。直到一个早上，他们的父亲向他们谈起征集补充兵员的事情，并且真诚地希望他们一定要去一个报名应征的时候，他们才互相讲出了自己已经报名的行动。
兄弟两人都报名应征，可是政府是不能允许他们两人同时入伍的。兄弟两人为了争取自己能先服兵役，就互相做起说服工作来。唐德培对他的哥哥唐德明说：“你劳动强，能带头生产；你又是民兵分队长，保卫后方安定，也是光荣的事情。还是让我去吧！”唐德明就对弟弟说：“你是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唯一识字的人，能写会算，你还是留下来为大伙服务吧！”并再三恳求说：“好弟弟，你今年才满十八岁，等我服役期满复员回家后，你还适合入伍的年龄哩。这次还是让我先去吧！”但是他们谁都说服不了谁。于是，弟弟唐德培就私自向母亲请求，一定要她答应先让他去，而且还保证说：“我会像苗族英雄刘兴文一样为你们增光的。”而哥哥唐德明就东奔西跑地去找干部代他说情。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他们的父亲唐绍云，见到两个儿子争相应征的情形，心里乐得很。一天，兄弟两人又在他面前争起应征的事情来；唐绍云就激动地对他们说：“只要兵役局能收你们，你们都去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吧！我们在家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多打粮食来支援你们。”
最后，弟弟唐德培终于被批准入伍了。两弟兄争服兵役的争论才得到解决。唐德培兴奋地对记者说：“我们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再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现在，保卫祖国的机会到了，我当然要争先应征参加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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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天津市和辽宁省委员会举行会议天津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从六日到九日举行。这一届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共一百八十八人，比前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名额增加了两倍多，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和方面比过去更加广泛。会议之前，中共天津市委并邀请各界人士举行了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使这次会议具有充分的准备。
会上，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书记、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黄火青作了关于天津市六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李烛尘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的传达报告，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锡瑛作了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委员们详细地讨论了上述报告，有四十名委员在会上发言。他们对近年来天津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的情况表示兴奋，一致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宣言及各项决议，表示今后要更广泛地团结全市各阶层人民，加强工作，克服困难，为完成一九五五年国家建设任务，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而奋斗。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黄火青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吴砚农、李烛尘、刘锡瑛、谷小波、孟秋江、李霁野为副主席。 （新华社）辽宁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三月六日到十日在沈阳市举行。
会议听了关于辽宁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的传达报告，以及辽宁省当前任务的报告。委员们对以上报告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表示要加强学习，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继续支援解放台湾和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奋斗。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黄欧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张雪轩、宁武、车向忱、靳树梁、陈先舟、巩天民为副主席。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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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伊犁区委员会成立
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伊犁区委员会已正式成立。它除了领导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范围内的中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外，并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托，领导中共博尔塔拉地方委员会的工作。
伊犁区党委成立后，将会进一步加强自治州内哈萨克族和其他各民族间和哈萨克族内部的团结，对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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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上海文学艺术界人士从三月中旬开始，在学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件中，结合进行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目前，参加这一思想斗争的文艺界人士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已有二百多人。他们将分为若干小组，就胡风文艺思想各方面的错误观点展开讨论、批判。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决定在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师生、中学语文教员中组织报告会，说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作家夏衍、巴金、靳以、唐弢、彭柏山、孔罗荪、王若望、王元化、叶以群、柯蓝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姚文元、施昌东等人，都已经或正在撰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专题文章。有些文章已在报刊上陆续发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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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文盲职工日渐减少
沈阳市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几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有了很大发展。截止一九五四年底，市内职工已有二万五千五百多名摆脱了文盲状态，变成了有文化的工人。他们有的已具备了高中、初中的文化水平，有的还在初小、高小班学习。仅机械系统文盲职工就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四，减少到百分之二十。
广大职工由于提高了文化，给钻研技术、提高生产创造了条件，有些职工已经能看书、看报，按图纸检查产品质量，有些职工运用科学原理，创造或改进了生产工具。沈阳变压器厂机械员蔺福贵，学了文化以后，创造了带砂机，可给工作减少三道工序，能节省七名劳动力，比过去提高工作效率十二倍。在沈阳电工联中学校学习的学员中，有过发明创造或改进生产工具的学员就有五十人。机械系统六个业余学校二千三百多名学员，一共改进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达三百七十四件。这些有文化知识的职工，在各厂生产上都起了骨干带头作用。根据机械系统六个业余学校的统计，职工提高文化后，被提拔做技术员和管理干部的有三十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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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文系课余研究活跃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的课余研究开始活跃了。学生们正利用每天的空隙时间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和参考文件。他们有的忙着搜集材料，准备集体撰写论文，交研究小组讨论。
这学期武汉大学开学只两个多星期，中文系学生们就第一次建立起“红楼梦”、“儒林外史”、“诗歌与民谣”、“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多种多样的研究小组。参加“诗歌与民谣研究小组”的学生为着探讨民族形式问题，已确定研究
“王贵与李香香”。“外国文学研究小组”已决定研究“死魂灵”。参加“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学生们也分别确定了研究专题。目前，教师们已给参加这些研究小组的学生们指定了参考书籍。这些参考书籍不仅有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而且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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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少年之家成立合唱队
三月十三日，北京市少年之家友谊合唱队举行成立会。这个合唱队是在在京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的建议和帮助下成立的，合唱队的名称象征着中苏两国儿童亲密的友谊和合唱队队员之间亲密的团结。杜马舍夫出席了成立会，他向合唱队队员们致热烈的祝贺，并转达莫斯科少年之家合唱队队员们的问候。他希望队员们要唱得好、学习得好，并且团结好。出席成立会的音乐家马可、郑律成等也向队员们祝贺，并表示要创作更多更好的儿童歌曲。
会上，队员们表演了合唱和钢琴独奏等节目。杜马舍夫和到会的音乐家们也为孩子们表演了精彩节目。会上还通过了给莫斯科少年之家合唱队的一封信。
这个合唱队由一百三十八个爱好音乐的少年儿童组成，今后每星期日他们将到少年之家来练习唱歌。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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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少年儿童植造“少年林”
杭州市广大少年儿童在市郊风景区黄龙洞对面约三十多亩面积的小山上，展开了植造“少年林”的活动。全市二十一个中学和一百四十七个小学的少年先锋队员都选派了代表参加这个活动。现在，第一批植造“少年林”的六百多个少先队员已在林地上开始了松土工作。
最近，杭州市的少先队员们已成立了植造“少年林”委员会，负责和领导这次造林工作。孩子们决定种植二千株三角枫和各种果树、常绿树等。为了使林地更加美观，林地内还将开辟一个小池塘和一个育苗实验地。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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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举办中医药展览会
看了成都市的中医药展览会，人们深深感觉到祖国医学遗产的丰富。
这个展览会里陈列着我国历代的中医药经典著作三百五十多种。其中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和“产宝”等。展览会还展览出了四百多种常用的中药，陈列了中西医交流经验后治好的疑难疾病的医案和照片。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病人何鸣恩患严重肝硬化症，经中西医会诊，用中药抢救，效果很好。
展览会的最后一部分，陈列着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报章杂志上污蔑中医和主张取缔中医中药的文章。展览会并通过图表、资料和照片显示了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扶植中医中药事业的情况。从这些展览品可以看到：解放后成都市有一千二百多名中医参加了预防、医疗等工作，有九十九名中医曾被评为市、区两级卫生模范。
这个展览会是由成都市卫生局、文化局、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四川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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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盲人福利会出版盲文书刊
中国盲人福利会一九五五年计划出版的盲文书籍字数比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将陆续出版的有高级和初级小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本和初级小学的算术课本。另外还计划出版一些政治理论和文艺书籍。“盲人月刊”仍继续出版，今年已出两期，刊载了“周总理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五周年”、“原子能服务于人类和平幸福的道路”等文件。中国盲人福利会出版书籍上的盲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盲哑教育处处长黄乃（盲人）创造的。盲文的改革和盲文书刊的出版给全国盲人以极大的鼓舞，他们纷纷写信给中国盲人福利会，感谢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沈阳盲童学校的学生们来信说：过去我们大部分学习时间是用来抄盲书，普通小学三年学完的功课我们要四、五年才行。现在我们有精美的盲字课本，不必再花时间去抄书了。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