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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镇海县委怎样加强了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
商恺
中共浙江省镇海县委员会加强了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全县党的基层组织有很大发展。据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的统计，党员数量比一九五三年春季增加了将近七倍，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乡都建立了支部。这些支部里的党员经过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锻炼，政治觉悟和领导水平大有提高，已成了县委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依靠。
在一九五三年以前，镇海县委对依靠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农村工作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当时，全县八十个乡中，只有五个支部，党的基层组织非常薄弱。县委一直是采用派遣工作队的方法去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没有党支部一样可以搞好工作”，把支部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县委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不仅忽视了建党工作，就是对原有的五个支部也放弃了领导。使它们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自流状态中。例如芃市支部的邱小毛，曾经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去诉苦，他说：“过去，你们常来我们村里，现在谁也不来，把我们忘了。”这时候，县委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从县委领导上去进行检查，反而满腹牢骚，埋怨别人，县委书记刘鲁军同志就曾说过：
“依靠新党员，新党员太少；依靠老党员，老党员不起作用。”这句话的含意就是：只有继续依靠工作队去进行工作。
一九五三年的春天，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了第六次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镇海县委忽视支部工作的思想受到了批判。浙江省委和宁波地委警告他们说：“过去没有建党是错误，今后再不建党，就要犯更大的错误。”镇海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召开了会议。起初，县委的思想还搞不通，存在着埋怨情绪，说：“过去上级不布置建党，我们怎么建党呢？”后来，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全县党的基层组织情况，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了由于放弃对支部工作的领导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会议又检查了县委组织部的工作，发现党员管理工作非常混乱，全县到底有多少党员，组织部就说不清楚，因而丢失党员组织关系的事情不断发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候补党员，由上海回到了镇海，当他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到镇海县委组织部以后，在家等了半年多，也无人过问。后来，这个候补党员到县委组织部去查询，组织部还不知有这么一个党员。在会议上摆出了以上这些情况，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过去忽视支部工作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于是拟定了建党计划，确定了组织员，先后召开了全县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县区乡党员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布置建党工作。
以后，镇海县委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是有了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转变。后来在县委机关的一次党的小组会议上，便暴露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县委互助合作部长王玉桥说：“建党、领导支部是他们（指组织部）的事，搞互助合作是我老王的事。”县委宣传部长沈相权也说：“我们宣传部的干部，都被拉去发展党员去了。”县委书记刘鲁军不断地支持组织部长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组织部长说话吃的开，委员也分大小。”
不管如何，镇海县的建党工作总算展开了。从一九五三年夏季到一九五四年春季，新党员的数目增加很快，党的基层组织已逐步建立起来。在这一段时期，浙江省委及宁波地委又曾一再指示镇海县委：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作用，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去进行工作。但是镇海县的许多县区干部，包括县的领导干部在内，还缺乏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工作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段时期中，支部的工作情况是比较混乱的。首先表现在有些干部把依靠支部简单地理解为依靠“党员带头”，这些干部常常是带着自己早已作好了的计划下乡，进村就召开支部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完成任务，不对党员进行教育。光使用不教育，严重地影响了党员的工作积极性。郭巨区北峰乡支部就反映说：“带头带不动了”，产生了消极疲塌情绪。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同时支部工作的混乱还表现在：有些干部把通过支部进行工作，理解为“一切工作通过支部”，于是不分大事小事，甚至把乡政府的日常事务，也都搬到支部会上去讨论，去通过。这样，就使支部会的内容过多，开会的次数也过繁，代替了行政会议。例如，长山区小岗乡支部，两个月开了八次支部会，乡的行政会议却没开一次。
在这一段时期中，另一方面，镇海县委的领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支部工作的领导，由过去不完全自觉逐渐转变成了完全自觉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亲自看到了支部所显示的巨大作用。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冬季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秦凤楼和几个干部到了长山乡。他们在长山乡依靠支部，对全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进行了排队，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比较，没过三天，就摸清了全乡的粮食情况。这对县委制订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计划，有很大帮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就使县委清楚地看到：那里有党的支部，那里的工作就有了保证。所以在总结统购统销工作时，县委副书记李明感动地说：“要没有全县这八十个支部，这次的粮食统购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县委领导干部中，转变最突出的是互助合作部长王玉桥。王玉桥曾亲眼看到，韩塘乡复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社里的党员少，缺乏坚强的领导，就没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王玉桥在对这个农业社的整顿过程中，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离开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成功。”从此以后，他对支部工作非常关心。下乡检查互助合作运动，也同时检查支部工作。
镇海县委在真正认识到了支部工作的重要性以后，就把党的建设列入了党委的议事日程。经常结合中心任务，统一研究和布置支部工作，加强了对支部工作的具体领导。到一九五四年冬季，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的面貌，有了显著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支部的领导水平提高了，积极发挥了组织作用，其中有独立工作能力、能形成领导核心的支部，由从前的百分之十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三十，领导能力比较弱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的、只有少数党员起作用的支部，由过去的百分之二十，降到了百分之十。支部领导水平的不断提高，保证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发展。一九五四年，全县试办的六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镇海县委在加强支部领导方面，还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不断地提高区委对支部工作的认识，改进区委的领导方法。镇海县的农村支部，大都是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新建立的，水平比较低，需要在区委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工作。但是，区委也和县委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着许多糊涂认识。为此，县委先后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和组织工作干部会议，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加强支部建设的教育。批判了区委不培养支部独立工作能力、不依靠支部进行工作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同时也表扬了重视支部工作的干部。此外，县委在实际工作中，帮助区委具体安排依靠支部进行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及时总结支部的领导作用，并用这样的实例继续向区委进行教育。目前，各区委一般都能作到依靠支部去进行工作，平均每月能召开两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干部的包办代替作风已得到初步纠正。县级机关下乡的党员干部，回县后都能向县委组织部汇报支部工作情况。
二、围绕中心工作，培养支部领导骨干，健全支部的领导核心。县委认识到，支部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关键在于领导骨干的强弱。为此，县委经常地认真地挑选和培养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并注意在乡干部中发展新党员。在一九五三年普选工作中，县委有意地选拔了四十一名优秀的农村党员作为支部的领导骨干，其中有十三名已担任了支部书记，四名担任了支部委员。目前乡干部中的党员已占到全体乡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培养支部领导骨干的领导能力，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结合中心工作，定期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从布置、研究和检查总结工作中提高他们；第二，县区干部下乡具体帮助支部研究工作，向支部交代政策，交代办法，树立支部在群众中的领导威信；第三，县区委在各项运动中，及时总结交流先进支部的工作经验；第四，定期集中，进行短期训练。
三、加强支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地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县委有计划地调党员到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农村发展方向的教育；结合中心工作，以县或以区以乡为单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教育；根据各个时期党内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选择出好坏典型，组织学习讨论，进行批判；支部逐步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如党课制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获得了普遍的提高，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党员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其中有四十五名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从而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四、加强基点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基点经验，以指导和带动一般支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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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高等学校执行精简节约方针的意见
张健
近一年来，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开始注意执行“少花钱、多办事、把事办好”的精简节约方针，并已获得一定的成绩。但是，认真检查起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首先，在人力使用上存在着下列不合理现象：第一，多数学校人员编制过大，冗员至今尚未妥善地加以处理。根据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学年度报表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现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编制比例平均是二·八二（学生）比一（教职员工），这虽然较之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学年度的二·五七比一已经提高了零点二五；但是，还没有达到原定要求。诚然，有些规模小的院校（如艺术、体育、农林等）或招生任务较小的院校（如财经、政法），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确实也有困难；校舍过于分散的单位用人也要多些；不过有些招生任务很大的工科院校，原本可以达到三比一或三·五比一的，却没有紧缩原有的编制，甚至提高了编制比例。第二，从事行政工作的职工过多，教学人员过少。现在全国教职员工总人数中，职工约占百分之五十七·八九，教学人员仅占百分之四十二·一一。教学人员目前固然难于增加，但行政人员是可以相对地减少的。
在物力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主要表现是：在基本建设方面不少学校追求豪华以及琉璃瓦的大屋顶等等。许多学校想在一年内就修建好今后数年内所需的全部校舍，他们认为年年都搞基本建设太麻烦，不如一年完工省事，没有考虑到国家能给多少面积，也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经费。有的学校摊子铺得很大，例如东北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不但用地太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在水、电、暖汽、卫生工程方面造成了巨大耗费。许多学校不愿利用原有的旧校舍，要求迁校到别的地方，重新建筑全部用房。
在教学设备方面，盲目采购、利用率低、损坏率大等浪费现象也很严重。学校对于经费仍有宽打窄用的现象，因而有些学校到年终约有百分之十以上的经费用不完。
由于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积压浪费和不合理的现象，使高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受到影响。例如，目前高等学校的教学设备还是简陋的（如许多院校的专业试验室尚未装备起来，普通基础课的试验室的设备也不齐全），师生的宿舍较为拥挤。但由于经费用之不当，使问题难于迅速有效地解决。
造成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学校的工作尚未完全走上轨道，许多干部缺乏管理经验，各项工作还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主要还是由于对精简节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同志往往只片面地强调学校的局部困难，伸手向上级多要人、多要钱、多要面积和设备，而未注意充分发掘学校潜力来克服困难。同时，在领导方面则缺乏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那个学校叫得厉害些，就多给些人、钱、面积和设备；对于学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是否合理，则缺乏深入的检查。这样就助长了只顾本校需要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
今后怎样贯彻精简节约的方针呢？我以为应当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第一，提倡简朴、节省的风气。假如各校都能这样做的话，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大批经费。例如，东北人民大学在基本建设中，贯彻了“适用、经济、在条件许可下适当地讲究美观”的方针，从而既保证了教学需要，又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又如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在人力使用上注意精简人员，使编制趋于合理（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比例是三·八四比一，复旦大学是三·二七比一，上海第二医学院是三·四四比一）。四川医学院对物资、校产的管理、使用，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对于水电的消耗，规定了具体办法，并进行检查和监督；在改善学生的伙食方面想了各种较好的办法。因此，这个学校的教学行政费及其他费用的开支，比成都其他各校都要节省。又如大连工学院充分利用原有的材料来制造物理试验室所需的仪器，为国家节省了不少教学设备费。
第二，要根据各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和专业设置情况、学校规模的大小和所处环境（市区或郊区、分散或集中）以及原有基础的好坏，逐步地拟定各项经费预算标准、各类用房的面积定额、教学设备标准，各类学校人员编制比例等项规定以及执行这些规定的具体办法。
第三，在统一的定额标准未拟好之前，各校应当注意充分发掘潜在力量。例如，关于教室和试验室的使用，可以考虑试行把学生分成二部，实行上下午排课的办法，以提高教学用房的利用率。又如饭厅可以实行分两批轮流吃饭的办法，这就可以使容纳一千人的食堂供两千人使用。对于旧的校舍，凡是能稍加修缮即可使用的都要充分利用。同时，各校还可以考虑利用现有校舍办理夜大学。只要各校多想些办法，一定能够为国家节省一批经费。关于教学设备，要在校内各系或校际间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以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作用。其次，对于学校现有的人员编制，也要进行必要的检查，凡是两个人能做的事就不要放上三个人。同时为充分发挥师资力量，各校可以考虑试办函授部，帮助在职干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对于能够处理的冗员，学校就设法处理。暂时不易处理的冗员，可以列在编制以外，并向上级提出今后妥善处理的意见。对于财务管理，要继续贯彻高等教育部的指示，校长应加强对于学校财务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要努力改变宽打窄用和分散管理的办法，保证不突破国家原定的预算指标，尽可能留出一定的预备费，以备偶发事件之需。
第四，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有关业务部门，应把督促所属高等学校大力贯彻精简节约方针当作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要对所属学校有计划地进行重点检查，如发现有积压浪费现象，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例如，人民日报在二月六日揭发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概算超过实际预算百分之三十九的现象，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检查，以促使学校领导方面的注意。对于那些大力贯彻精简节约的方针而有成绩的学校，应当及时加以表扬，介绍它们的经验，提供各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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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本文简要地论述了苏维埃法庭在巩固劳动纪律、打击流氓盗匪的刑事犯罪行为、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守法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作用。我国的人民法庭，现在也在担负着同苏维埃法庭相类似的任务。为使我国人民法庭有效地学习苏维埃法庭的先进经验，并使我国人民群众正确了解革命法庭的任务和作用，特将本文节译发表。
苏维埃法庭的教育作用
苏联 别祖格洛夫
苏维埃人的精神面貌是美好的，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精神上政治上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和苏联各民族兄弟般的友爱的情况下，苏维埃人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劳动中，不断地提高自己成为现代的真正新型的最先进的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社会中间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意识里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这些过去的残余，或者如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遗毒，就是对劳动和公共财产的非社会主义态度、假公济私、不劳而食的思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对他人不关心、嗜酒以及其他缺点。这类资本主义遗毒的存在，妨碍着共产主义建设的进行。
同过去的“污点”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共产党不倦地培育着苏维埃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工会、共青团及其他社会团体，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学校、报刊、广播、电影、文学和艺术，也都为目前这一最重要的事业服务。
除了说服方法以外，苏维埃国家对受资本主义遗毒很深的人，还采取强制手段。苏维埃法庭就是以国家名义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破坏者实行强制手段的机关。苏维埃法庭的力量，首先在于它对广大群众的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于它——和资产阶级的法庭相反——有助于培养人们对国家、对社会主义财产、对劳动和对家庭的新态度。
苏维埃法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巩固劳动纪律而斗争。
还有这样的人（其中也包括青年人），他们上班迟到，旷工，为了寻求“轻松的生活”而变成只追求高薪金的人——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去工作等等。一个工人旷工，就能阻碍整个生产队、小组或车间的工作，使计划不能完成。由于一个人的缘故，就会使巨大的集体，使整个企业受到损失。
有一次在某一个港口，一条商船的船长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而一连几天没有上班，因而轮船不得不停在那里，不能依照航期行驶。货物放着没有转运，水手们也不得不闲坐着，这给国家带来了物质损失。自然，船长的这种行为是犯罪的，不能不受到处罚。
对劳动纪律的破坏，往往是由于酗酒而引起的。工人由于酒醉未醒就到工厂、矿场或建筑工地工作，时常违反技术安全规程。
人民审判员是各个企业的经常客人。他们到企业去了解工作条件，研究引起破坏劳动纪律的原因，采取消灭这些原因的措施，他们向工人讲解劳动法，作报告，开座谈会，参加有关劳动纪律问题的讨论。
我们的法庭在教育苏联人以真正的共产主义态度对待社会主义财产——社会主义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千百万的苏联人民对全民的利益是有认识的。可是还有这样的人，他们靠损害国家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取幸福，损害人民而自己获利。这些社会主义财产的盗窃者，骗子和小偷是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法庭对侵害社会主义财产的人，是严厉惩办的。
法庭的活动不仅限于惩罚犯人。法庭细心研究了案件的各种材料以后，就确定出引起盗窃事件的原因——物资的登记工作做的不好，商品缺乏必要的保管，上级的纵容不管等，并且采取措施以消除这些缺点。
例如法庭审讯了一件关于侵犯集体农庄财产的案件后，就明白了仓库管理员卡尔波夫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偷东西，是因为这个集体农庄的会计帐目无人过问。法庭把自己的意见通知区执行委员会，后者采取了措施，因而这个集体农庄的会计工作整顿好了。
法庭对这一类案件的判决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人和农民中造成这样一种道德气氛：这种气氛可使盗窃行为不再发生，使得小偷和人民财富的盗窃者不能生存下去。
在我们国家里，人——这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产。苏维埃法庭严格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名誉和财产。为满足劳动人民的愿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制定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允许法庭对蓄意行凶、情节严重者处以死刑。这个法令又一次证明，在我国，人民生命的安全是受到极大关怀的。
在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准则，这种准则充满了人对人的尊敬，对同志、同事、同学的尊敬，对他们的劳动、权利和他们的财产的尊重，对他们温暖的关怀。
可是我们能够说，社会主义的公共生活准则，所有的人都遵守得很好吗？不，不能够这样说。可惜得很，我们还可以碰到如流氓行为等这种丑恶现象，它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害处。
流氓妨碍有益的劳动和良好的休息。一个无所顾忌的流氓，在住宅或机关里胡闹，是多么丑恶啊！一个醉醺醺的“英雄”，无耻地在街道上纠缠行人，或者在公园、在溜冰场找少女的岔子，是多么令人作呕啊！
苏维埃法庭是把流氓行为当作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来审判的。
二十三岁的科兹洛夫经常在住宅区捣乱，纠缠行人，和人吵架，唱粗俗的歌曲。有一天傍晚，正当居民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潜进大厅，打碎了电灯泡和窗玻璃，骂人并且殴打观众。电影看不成了。一个流氓就破坏了俱乐部的工作，妨碍了很多职工的休息——他们原来打算到俱乐部来渡过自己的傍晚的。难道法庭严厉处分科兹洛夫是不正确的么？当然是正确的。
巩固健康的家庭婚姻关系，也是法庭的重要任务。苏联的家庭是人们的亲密的集体，他们的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统一的。苏维埃法庭一方面巩固婚姻的登记制度，同时坚决制止对解除婚约的任何轻率行为。
无可讳言，有一些同志是怀疑法庭在离婚案件上的作用的，他们认为经过法庭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手续而已。可是生活本身证明：如果法庭是严肃地站在国家立场来处理离婚案件的话，那么它的活动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有过这么一回事：一个青年妇女到法庭请求离婚，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丈夫也同意了。法庭是有正式的根据来批准这个申请的。要采取这样的决定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而不准离婚——这却是复杂得多了。
审判员在开庭审判前曾和这一对夫妇作过长谈。在法庭上讯问了证人以后，最后证实他们并没有解除婚姻的重要理由。原来妻子是在发生了一次争执以后马上向法庭呈递申请书的，在情绪安定下来以后，她懊悔了，但又感到撤回自己的申请书很难为情。而丈夫呢，害怕有损自己的“尊严”，不愿提出重归于好。当他们来到法庭的时候，白发苍苍的人民审判员真挚地父亲般地指出他们彼此相处的不严肃态度，尤其是对待儿子的态度很不严肃。他们两个都感到惭愧。听见审判员“你们愿意重归于好吗”的问话后，妻子道了歉，并请求法庭当作没有接到她的申请书。结果，丈夫挽着她的手一同到商店里买了一件礼物送给儿子。家庭被保存下来了。
现在这一对夫妇生活得很融洽、很幸福，他们想起法庭来就很感激。这样的例子是可以援引许多的。
如果做父母的对儿女不予以物质上的帮助，法庭就强迫他们付给抚养费。如果担任教育工作的父母，不注意管教自己的孩子，以致他们发生了流氓行为或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则法庭把这些事情公开发表，是完全正确的。
苏维埃法庭时常运用法律所规定的下列的惩罚办法。如不剥夺公民自由的带感化性的劳动，不剥夺自由的舆论的责难及罚款等；这使受惩罚者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罪过，在法庭所采取的处分手段及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再一次说明了法庭的工作主要是在于对人们实行改造。
苏维埃法庭活动的教育意义不仅是对被告有所影响，法庭的公开审讯和法庭的判决，无论对于在场的或是在刊物上看到审判过程消息的其他公民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法庭的公开审讯使公民们更清楚地明白犯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苏维埃法律的严正性，而提高自己的警惕。
法庭为了扩大教育影响，在必要时，还到发生犯罪行为或被告工作的区、企业或集体农庄审理案件。
法庭所作的判决，时常成为生产会议、工会会议及共青团会议的讨论材料，在这些会议上，订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改善教育工作的具体措施。
审判员向选民所做的工作报告，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选民为了支持法庭，他们帮助法庭改正缺点，提高工作水平。每天都有选民到法庭去申诉某些人的不正当的行为，而有时候他们到法庭去只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人民陪审员积极地参加法庭的工作，这更能密切法庭和人民的联系。人民陪审员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执行自己在法庭上的职责，他们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传导者。
苏联审判员的工作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国人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但要熟悉自己的业务，而且要做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无可责难的，以便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道德上，他们都有权力去审讯他人。
（原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蔡德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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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许多劳动妇女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重庆市许多优秀的劳动妇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目前重庆市共有女党员五千七百五十九人。
几年来，全市发展的女党员大都是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她们中间有很多是工业和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模范工作者。被接受为共产党员的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公私合营沙市纱厂的女工屈秀和全组女工共同研究，创造了落纱工作法，缩短了落纱的关车时间和做清洁工作的时间。有了二十四年工龄的细纱值车工何秀英，创造性地改进了粗纱操作法，一九五三年在她所在的渝新纺织厂推广后，全厂为国家多创造了七万二千四百八十七元（新币）的财富。最近她又改进了工作方法，减少了白花率。由一个模范青年团员光荣加入共产党的农妇王成英，现在是六区大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最近她正和全社社员展开了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已积肥一百二十五万多斤。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吕少仪，积极学习苏联医学的先进经验，经她接生的许多难产产妇都平安生产，并且使得母子们都很健康。这些先进妇女入党后，更加以积极忘我的精神从事生产和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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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召开电影教育工作会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最近召开了全军第三届电影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五四年全军电影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布置了一九五五年的工作。
志愿军各部队的电影教育队在一九五四年中普遍采用了“划区放映”的先进工作方法，并开展了“三好”（放映技术好、宣传效果好、机器和影片保养好）竞赛。它们在一年中共放映电影二万八千三百九十多场次，使全军指战员平均每月观看两次电影的人占全体人数的比例，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使分散执行任务的部队平均每月也能够看到一次电影。很多连队的干部、战士在看完电影后还进行了漫谈、讨论，或在墙报上发表自己的感想。（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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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举行首届中医代表会议
河南省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河南省各市和各县的中医、中药界代表和西医代表共三百三十五人。
会议总结了河南省的中医工作。目前全省已经建立起一个中医院和六个中医门诊部；有五十二个县的卫生院设立了中医科。全省共组织了二十九个中医联合医院和一千二百多个中医联合诊所。各地并举办了十一个中医进修班，有一千四百多个中医参加了进修学习。成千上万的中医积极地参加了各项医疗、防疫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其中被评为各种模范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
在讨论中，代表们也对卫生行政部门的个别干部轻视祖国医学遗产、轻视中医工作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对中医与中医之间和中、西医之间的不团结现象展开了批评。会议最后制定了贯彻共产党对中医的政策和改进河南省中医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会议期间，代表们还献出很多秘方和验方。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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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千多名社会青年组织自学
广州市已有一千多名社会青年参加自学小组学习，他们已组织了近六十个社会青年自学小组。广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和青年团广州市委员会等有关单位，通过各种方法帮助他们进行自学。广州市文化教育委员会等单位还特地组织了“自学指导工作组”，举办了“青年自学辅导广播讲座”。不久以前，全市有五个区为没有升学的初中毕业生举办了
“数学、物理、化学讲座”。最近，还准备举办向社会青年进行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讲座。
许多社会青年受到教育后，主动地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宣传工作和拥军优属工作；还有不少青年义务为青年文化宫和文化馆整理图书、教群众唱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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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藏族人民欢度灯节
拉萨市藏族人民在八日晚欢度藏历元月十五灯节。当天黄昏，围绕大昭寺的八角街上搭起了高大的塔形花架，市民和农牧民从四面八方来到市中心。河对岸有些不常进城的老人们，也从新建的拉萨河大桥上过来观灯。入夜，在市区内唢呐、佛鼓奏响，千万盏酥油灯和汽灯齐明，拥挤的人群观赏着花架上缤纷闪烁的花供和绢花。西藏地方政府派札萨擦绒·达瓦札堆和米本（市长）采旦带领拉萨市各机关汉、藏族干部和噶厦官员一起看了花灯。（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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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收藏大量俄文图书
北京图书馆的苏联图书室现已收藏十一万多册俄文图书，成为我国目前收藏俄文图书最多的地方。现在，这个图书室每个月都可以收到三、四千册新的俄文书。
苏联图书的来源，除了从国际书店购买外，就是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等三大图书馆按时寄来的。这些图书中，有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到一九四五年的出版物，并有少数一八四○年以前的古老版本。
在北京图书馆的各阅览室里每天都有许多读者借阅俄文书籍。唐山铁道学院一年中借了七十五次俄文图书。北京农业机械厂的技术检查科长冯希谦从“机械制造厂现场统计检查法”一书学到了苏联最新的技术检查方法，使他们厂里的技术检查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
苏联图书室还翻译了“图书馆技术”、“苏联图书馆统一编目条例”、“列宁图书馆读者手册”等九种有关图书馆业务的书籍，共约八十万字，这些书正在陆续出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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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奖励妇女卫生工作者
三月七日，在甘肃省卫生厅召开的直属单位奖励模范大会上，八个模范妇女卫生工作者受到了奖励。这些女模范工作者，有些在少数民族的农、牧区和边远地区工作。她们经常骑骆驼和毛驴，甚至徒步爬山涉水，穿过草滩和戈壁滩。甘肃省妇幼卫生队第四队二等模范王光华去年在两当县四区工作时，发现当地农民家里炉灶没有烟囱，很多人都患烂眼角病，患肠胃病的人也很多。她就深入到农民家里，指导农民修造了三百二十四个烟囱，改良了十五个水井，新修了六十九所厕所等，受到两当县和天水专区的表扬。三等女模范工作者于萍华，曾抢救了三个产妇的生命，其中产妇郭艳芳产后七天突然抽搐，每抽搐一次停止呼吸两分钟，在于萍华的积极抢救下，终于挽救了这个产妇的生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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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开展摩托车体育活动
每当体育锻炼的时间，在清华园内有六十名清华大学的学生轮流驾驶着摩托车驰骋着。其中有十几个人正准备参加考试，取得政府的驾驶执照，计划在春假期间驾驶摩托车作长途旅行。
参加清华大学这学期举办的摩托车学习班学习的都是“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锻炼中成绩优良的学生。他们用心地学习着机车的原理和驾驶技巧。在学习的最后阶段，他们要求能作小路驾驶、穿竿、沙地和坡上起车等繁复的动作。清华大学在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的协助下，已有八十多个学生和十四个教师参加过摩托车学习班。机械制造系、电机工程系、动力机械系有的学生还参加了机车的保修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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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八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八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以“大力展开反对准备原子战争的运动！”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世界各国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号召，展开了“告全世界人民书”的签名运动。从签名运动最初的发展规模看来，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个运动一定会更加波澜壮阔地、真正有力地表现出人民争取和平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当前的运动一定会使各国人民对战争贩子的阴谋提高警惕，加倍地扩大积极分子的队伍，并把更多的准备尽力防止战争和坚决为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的人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鲁达的“巴西共产党纲领是巴西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旗帜”，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隆哥的“重工业、牛油和大炮”，卢森堡共产党中央委员基尔的“卢森堡人民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等。
阿鲁达的文章着重指出：巴西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巴西共产党纲领标志着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巴西共产党纲领根据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确定巴西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规定了巴西革命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指出了巴西走上进步、民主和独立的道路的办法。党纲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大庄园主和大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目前的问题是加紧进行斗争以达到下面两个主要目标：保证全体党员都彻底了解党所规定的任务；把党纲变成所有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以及全体人民的纲领。
基尔的文章指出：几年来，卢森堡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危害国家独立的政策。各进步团体和爱国团体目前都在不遗余力地促使议员们认识到必须拒绝巴黎协定。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