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党的总路线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们
苏联 德·特·谢皮洛夫

近来,在个别经济学家和我国高等学校教师中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开始形成了一些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的总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观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政学院以“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为题的报告提纲;“经济问题”和“哲学问题”两杂志编辑部所收到的几位经济学硕士的论文——德·库兹涅佐夫的“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进程中的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叶·卡西莫夫斯基的“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的对比关系”、普·穆斯齐斯拉夫斯基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学硕士阿·巴里采夫在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的两次讨论会上的发言以及其他的材料。
上述论文和发言所提出的论点的实质,可以简要地叙述如下: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吸取利润。扩大生产是增加利润的手段。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里,生产是同消费脱节的,并且同消费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由于居民的购买力所能达到的需求的下降,消费品的生产经常落后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说来,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优先发展,是合乎规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生产较之消费品的生产是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生产的目的是人和他的需要。上述的经济学家们写道: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优先发展,即重工业之优先发展,不能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起来,并且会日益加剧起来。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优先发展,即重工业之优先发展,好像是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几个阶段,即我国还是落后的时候,才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工业,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的。他们指出道,生产资料的生产之较快的增长,即重工业之较快的增长,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相矛盾的。由此就作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党所执行的加速发展重工业部门的政策,好像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冲突的,因为加速发展重工业部门,就把人民的消费延缓下来。
提出上述论点的人们粗暴地歪曲了党和政府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的决议的实质,他们断言道,从
一九五三年起苏维埃国家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实质,似乎就在于党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如果从前党着重于发展重工业,那末现在已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了,转移到生产日用品了。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以他们所捏造的方案来冒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他们建议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完成和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规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等的发展速度,或者甚至保证轻工业较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假如这种观点得到了传播,那就会使共产主义建设的全部事业遭到重大的损害。这会使我们的干部在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上完全迷失方向。实际上,这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柱的我国重工业,要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而这会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衰落下去,并不是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升高起来,而是使它降低下去,而是破坏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的防御能力。
大家知道,右派复辟主义者曾经把党推向这条道路。但是党推翻了这种投降的方案。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南,加速推进生产资料的生产,加速推进重工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强大的发展,因为重工业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的基石,是苏维埃国家威力和人民福利的最主要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被束缚于人民消费的狭小范围内;随着有产阶级手里所集中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人民群众的贫困日益加剧着;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形式,——这一切都是不容置辩的。
大家也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求取利润,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里生产是直接为人民的消费服务的,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全体人民的福利也不断提高着。
问题的实质是在于,上述的经济学家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同时还企图虚伪地引证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掩饰自己的论点的修正主义的实质。
当谈到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品的生产)的发展规律时,叶·卡西莫夫斯基断言道:“马克思在这两个部类的发展速度方面并未规定任何规律”。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例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写道:“相当大的一部分被雇用的工人群众都从事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而不是从事于产品本身的再生产,这就是说,他们从事于机器设备(这里包括交通和运输工具,而且也包括建筑工具)、辅助材料(煤、瓦斯、润滑油、传动皮带等等)和作为工业品原料的植物的再生产。”(俄文版,第一九一页)
马克思和列宁再三地指示道:任何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表示社会劳动用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分额要比用在消费品生产中的分额更为增多。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就表现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增长,从而决定着失业的增加和劳动者的日益贫困。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优先增长则是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
列宁教导我们道:“为了扩大生产(就‘积累’这一术语的绝对意义而言),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而为此,就需要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社会产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三七页)。在扩大再生产之下生产资料生产较之消费品生产的优先增长,列宁称之为经济法则。
我们的一些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批评家们现在企图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例如,叶·卡西莫夫斯基断言道,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的发展,即重工业的较快的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并且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所产生的。至于说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那末在这里好像情况根本改变了。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第一部类的占先发展,并不是任何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规律,而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所特有的。……据我们看来,所谓第一部类必须始终占先地发展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正确的。”
这类说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粗暴的歪曲,是对共产党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所作的决议的粗暴的歪曲。
约·维·斯大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经验曾经着重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类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工业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以及其他等等,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是有效的,而且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上,也具有同等的意义。(参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千百次地着重指出,重工业的发展、即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定性的环节。“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第一一二——一一三页)
列宁和斯大林也曾千百次地着重指出,用迅速的占先的速度来发展重工业的问题,对于顺利发展全部国民经济,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斯大林在揭穿那些企图强使党接受“印花布工业化”纲领并保证以占先速度发展轻工业的右派投降主义者的理论时,曾经指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是与列宁主义毫不相干的。这是打算要把我国落后状态永远保留下去的资产阶级理论。”(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家知道,在苏维埃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时期,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南,一贯执行着加速发展重工业、发展机器制造业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保证了使我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保证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

卡西莫夫斯基这一类型的经济学家们,在修正党在发展重工业问题方面的总路线时,还做了虚伪的遁辞。例如,卡西莫夫斯基断言道,生产资料生产的加速和占先的增长,即重工业的加速和占先的增长,仿佛只有在我国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和还是农业国的时候,才是必要的,才是一种规律。但是现在似乎情况根本改变了。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的增长、即重工业的较快的增长不能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
德·库兹涅佐夫附和卡西莫夫斯基,竟宣称道:“既然已经建立了大工业,既然已经有了全面发展的现代机器制造业以及为这一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所需要的冶金工业和动力工业”,那末现在就没有必要来规定重工业的占先的增长速度,现在
“甚至可以用比重工业本身增长更快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农业。
试问,为什么在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按照卡西莫夫斯基——库兹涅佐夫的看法,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工业不应当以加快的速度发展,为什么不应当保证用比消费品的生产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
叶·卡西莫夫斯基说:“第一部类以较快的速度的不断增长,结果就提高这一部类的比重,而归根结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相适应,引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要求之被破坏。”
直到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下面的这个原理一直是无可置疑的:只有在全面发展了的和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保证轻工业、食品工业以及农业的一切部门的不断增长,才能保证人民消费的不断提高。在库兹涅佐夫——卡西莫夫斯基看来,重工业的增长好像是妨碍着人民消费的提高,“引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均衡”,“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相矛盾”。
经济学硕士伊·维库亚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也作了同样的论断。他写道:“以加快的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曾经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有计划发展法则的要求,可是在现阶段上,已和这些法则的要求相矛盾了。”(“经济问题”,一九五四年,第九期,第十页)
在“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部的讨论中,狂热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们之一阿·巴里采夫宣称道: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中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应当先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发展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一理论的其他原理,“已经十分显明地同我们党在现阶段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和矛盾了。”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这一切论断的虚伪性。只是在重工业强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才克服了历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家。只是在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彻底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才实现了农业的极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永远地消除了城市失业现象、农业人口过剩和乡村的穷困情况。只是在重工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来保证人民消费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福利的不断增长。
一九五三年苏联的国民收入,较之一九一三年增长了十二倍(按比较价格计算)。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五三年日用品的生产量增加了大约十一倍,而商品流通量(按比较价格计算)则增加了几近七倍。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集体农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着,人民的消费构成也在改善着。
所有这一切就是在根本改善普通人的处境、改善社会全体劳动者的处境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种成就在以前的全部世界历史上都不曾有过,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关怀人民的福利是党的政策的最高原则。党在苏维埃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是以这一原则为指南的。社会主义制度前进运动中的规律,党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所制定的纲领性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经常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党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在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来完成这些任务的。这就是党的总路线。

可怜的经济学家们既然修正了党的总路线,便建议用另外一条经济发展的路线来代替党的总路线。
按照上述经济学家们的意见,这另外一条路线应该是怎样的呢?普·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建议把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在“发展速度上的对比关系加以彻底的改变”,并确定新的国民经济的比例。他宣称道,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是最好不过的,其中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即消费品的生产)要比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些。他把这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说成是最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
共产党曾以全力揭穿了这个会葬送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右派复辟主义者就曾企图强使党接受这一理论,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延缓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斯大林曾经屡次指出,在面临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延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决不可减低速度!恰巧相反,还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增加速度哩。我们在苏联工农面前所负的义务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所负的义务要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第五二○页)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则,但它决不排斥这一事实,即在个别年代里,为了消除日用品生产的落后现象而提高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实际上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党在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不均衡的现象时,经常就采取这一类的措施。
但是,在已引证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中,所谈的并不是对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某种比例提出具体的切实的修正。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些言论中,向党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消费品生产比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则。在这些言论中,建议用优先发展消费品的反马克思主义原理,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确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规律。在这些言论中,建议用另外的一条经济发展的路线来代替党的加速发展重工业的路线,殊不知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繁荣的唯一牢固的基础,是人民福利和国家不受军事侵犯的巨大泉源。
例如,德·库兹涅佐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如下的方案:“不是在很短时期内,而是,比方说,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全国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实行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同样速度增长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是完全可能的。”上面已经指出过,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补充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时,建议在“所能看到的整个时期”内实行这样一种扩大再生产的原则,使消费品的生产赶过生产资料的生产。
用大家都懂得的话来说,这就是:我们应当把加速发展重工业,即发展机器制造、动力学、化学、电子学、喷气技术、远距离操纵技术等等的特权让给帝国主义世界,据说那里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同消费脱节;我们既然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高峰,就可以在到共产主义的这段“所能看到的时期”内,把自己关怀的重心移到轻工业方面去,因为我们的生产是为消费而进行的。再难想得出比这更加反科学的、腐朽的和解除我们人民武装的“理论”来。
十分明显,如果我国工业按照那些可怜的经济学家们所建议的比例和速度去发展,那末根本就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了。
大家知道,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曾经指出,作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必须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为了保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主义积累,而为了积累,就必须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表明生产资料中所体现的物化劳动的比重较之活的劳动不断的提高。在日益发展的高度技术基础上,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地增长,而且正在不断地增长。而要发展高度技术,就必须保证加速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即加速重工业及其核心——机器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如果不遵守这个条件,那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高速度,就不能实现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不断增长。
上述经济学界的市侩们所提出的“纲领”,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地“发展”,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两者都必不可免地趋向衰落,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向下降落,并且使我们在经济上被解除武装和束手无策。

近来,党和政府曾经通过了许多关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的重要决议。这些决议具有着巨大的国民经济意义。同时在党的一些极重要的文件中始终都强调,只有在重工业进一步强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农业各部门的急剧高涨,才能大大提高对我国全体居民的食品供应的保证。共产党正在动员人民的伟大力量来有效地实现这些决议。
我们党所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原理,过去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们实际工作中唯一正确的指针。
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正确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之上。党在每一阶段上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和任务,具有着巨大的组织和动员的力量,因为它们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发展中的迫切物质需要所决定的。
从事建设的苏联人民,在自己英勇的共产党领导下,正在顺利地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的任务。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强大的、全面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这一建设纲领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大大增强全国的生产能力,以加快的速度不断发展作为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大厦的基石的重工业,广泛地实行全国电气化,坚持不懈地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采用新的技术,不断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苏联人民的全部伟大的建设活动,是在苏联人必须保持极高度的警惕性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武装到牙齿而且还在继续武装中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正在策划新的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和坚决彻底地为争取全世界和平与全力巩固苏维埃国家实力及其国防能力而斗争,就是苏联人民的第一个神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职责。
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是胜利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极重要的条件,因为在理论问题上的任何动摇,而尤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根本原理的任何修正,都将给我们的实际工作带来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一个强大的探照灯,它照亮我们建设新社会的道路,给我们的工作指出明确的方向,使我们对我们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苏联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人民在这个百战百胜的旗帜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向着神圣的目标——共产主义前进。
(原载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苏联
“真理报”。参仁译,葆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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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人民鼓舞着水兵英勇作战
陆其明
最近,我访问了击沉蒋贼“太平号”军舰和“洞庭号”炮舰的我海军某舰艇部队。在舰艇上,我从指挥员那里看到了一叠求战书。指挥员告诉我,这是各舰艇的水兵们在打沉了蒋贼“太平号”军舰以后写来的。他说,打沉蒋贼“太平号”军舰以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来信慰问,这些信在鼓舞着水兵们去英勇作战。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西安分行董传洪,买了十个笔记本,五十个信封和两枝新华钢笔赠给水兵们。钢笔的笔杆上刻着:“赠给和平保卫者——我们最可爱的人——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的海军英雄”。在他的信上写着:“……请你们不断地把胜利消息,英雄事迹,用我的笔,记在我的本子上,再用我的信封寄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在你们的胜利鼓舞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为争取早日解放台湾而努力学习和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小学少年先锋队六中队全体队员,做了两个以花格子布为封面的厚本子。他们在寄来的信上说:一本送给海军叔叔,要叔叔们把英雄事迹详细地记在上面;另一本留在我们自己队里,记全队和个人的学习成绩和模范事迹。信上说:“学期终了,我们把本子交换一下,开学再换过来……使我们经常想起你们,向你们学习!”作家魏巍也给水兵们来信,信上还附来前西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会计科一位会计员的奖章。去年十一月间,这位会计员将这枚奖章寄给魏巍,在信上说:“请你将这枚奖章转送给你最敬佩的英雄!”魏巍就将这枚奖章寄给这支击沉了蒋贼“太平号”军舰的海军某舰艇部队。魏巍的信上说:
“……我想来想去,虽然祖国的英雄太多了,但我还是首先寄给你们——正在波浪滔天中艰苦战斗的你们,为我们年轻的海军创造着荣誉的你们。你们,就是我现在怀念着的敬佩着的英雄……“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我们的陆军,有数不尽的光荣历史,我们的空军,也表现了优异的特质,而我们的海军呢,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她也是强大无敌的!”
水兵们被这些真挚、热情、充满着希望的来信所激励着。水兵们在给各地人民的每封回信里,差不多都写着这样一句话:“击沉蒋贼‘太平号’军舰,仅是胜利的开始!”为了创造更多更大的胜利,完成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水兵们不分昼夜,冒着各种恶劣气候,在海上寻找着战机,不断地打击和消灭着敌人。
在舰艇上,我见到了在击沉蒋贼“洞庭号”炮舰的战斗中立了二等功的张逸民。他对我说:“那天深夜里,我们正和兄弟舰艇在海上巡逻,编队指挥员来电报说:从大陈岛东边出来了敌舰。当时我们可乐坏了,都说:这下能给祖国人民发出一封‘捷报’信了,可在董传洪送来的本子上记上一页胜利消息啦!有的说:海军史上又多了一个内容啦!因为大家都想实现这个希望。”
那天,英勇的水兵们终于在严寒的海面上击沉了蒋贼“洞庭号”炮舰。那天气候很恶劣,风很大。水兵们手不抓牢机械,就会摔进海里。大风掀起的巨浪猛击着船身,海水淹没了甲板。这时天气竟冷到这种程度:当海水扑过甲板,甲板上立即结起了一层冰。桅杆顶上的旗子也被海水冻结了,猛风一吹,便发出“咭?咭?”的声音。天线杆上也挂上了一根根冰柱。海水打进了炮手王如元的脖子里,顺着背又流到脚底,全身冰凉。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海面,直到他转头了望时脖子被磨痛了,才知道领子已结了冰。张逸民也被寒风刮得直淌眼泪。海水不断地从船头和左右舷打进驾驶台来,他的眉毛和胡子也结了冰。为了保证正确地航行,炮手杨贵勇敢地站在驾驶台左面,以自己的身体来给张逸民挡着风,堵住浪。没有浪时,张逸民的脸就对着杨贵的脸避着风;当浪快要扑过来时,杨贵马上用身体堵在张逸民的正面,于是大浪向杨贵的背上打过来。在大风大浪中,水兵们都是这样勇敢地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们终于机智巧妙地接近了敌舰,并以突然而猛烈的炮火,一举击沉了敌人
“洞庭号”炮舰。
“就是因为全国人民鼓舞着我们,所以我们忍受着一切的艰难困苦,消灭了敌人!”舰艇上的水兵对我说:“今后我们将在全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援下,更加勇敢地消灭敌人,回答祖国人民的热望!”(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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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河北两省选出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五日在武汉市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刘子厚代表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叙述了五年来湖北省各项工作的成绩,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报告指出,一九五五年国家在武汉大冶地区的建设进入大规模的施工和准备阶段,保证这些建设项目按国家计划完成,是湖北省人民的光荣任务。报告说明:湖北省自去年夏秋以来的防汛救灾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受过水灾的地区,今后将继续贯彻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战胜灾荒争取丰收的方针。会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聂国青传达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
在大会上,有四十多位代表发言。他们一致同意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关于今后工作的安排。来自受过水灾地区的代表并就兴修水利与耕牛、种子供应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一些代表还对合作、粮食、贸易等经济部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会上,全体代表曾致电受过水灾地区的人民和干部,表示慰问。
会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湖北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刘子厚被选为省长,张体学、熊晋槐、刘济荪、李明灏、陈一新、聂国青、王海山被选为副省长,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有王任重、王树声、方忠晋、史子荣、江炳灵、朱裕璧、何定华、何之泰、余益庵、李西屏、李国伟、李夫全、沈肇年、邱静山、周杰、周苍柏、胡金魁、胡广恩、胡伊默、柳野青、姚克方、晏道刚、秦育之、涂云庵、夏世厚、郭力文(女)、陶述曾、张旺午、张广才、黄序周、覃孝方、杨子明、杨东莼、熊子民、齐仲桓、刘俊、罗厚福。会议还选举了钱益民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同时选举了孝感、黄冈、襄阳、荆州、宜昌、恩施等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新华社)
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二月一日到五日在保定市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上,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林铁作了一九五四年政府工作总结报告和一九五五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河北省一九五五年总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指标,其中又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全省工作重点。具体要求: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实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六点五;棉花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四;花生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当前要集中力量整顿与巩固现有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次要大力兴修水利,防涝防旱,开展以采用新式农具为主的技术改革运动。报告中强调指出防除水患是保障河北省农业增产的关键。
代表们认真讨论了这两个报告,一致表示拥护,认为特别是兴修水利等措施,是完全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要求的。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阎达开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问题的报告,代表们一致表示坚决为解放台湾而斗争,反对美蒋条约。
会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林铁当选为河北省省长,阎达开、张承先、高树勋、阮泊生、胡开明、张明河当选为副省长,丁廷馨、于学忠、王奇才、王葆真、王金山、王炳文、王向烽、李兴中、李杰三、李继之、吴韫山、杜存训、吕瑛、周政新、林润田、段毅、段慧轩、侯宝政、马国瑞、马力、马紫笙、马卓洲、耿毅、袁复礼、高镜莹、张严、张克让、郭荫南、温光中、杨扶青、刘洪涛、刘秀实、刘清扬、谌厚慈、臧启怀、鲁绍猷等三十六人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孙光瑞被选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上还选出了天津、通县、邢台、张家口、保定、沧县、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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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人民法院举行公开审判大会
审判三起蒋贼特务案件
重庆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两名美国空投特务死刑和徒刑
重庆市人民法院一月二十日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开审判大会,在两万多群众面前,公开审判了两个蒋贼特务案件,并宣布了对另一个反革命犯陈德骥的处理。
第一个公开判处的案件,罪犯是受蒋贼特务机关“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派遣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王树深、唐浒、罗博文、唐伦普。王犯树深在一九五○年十二月潜逃香港,投奔蒋匪特务机关,经特务“川康游击总指挥”唐伟介绍,加入所谓“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特务组织,充当“川康军事联络员”。一九五二年六月王犯受命潜入四川,企图联络残余土匪“游击武装”组织暴乱,刺探情报,并兼负给蒋贼“内政部调查统计局”搜集情报任务。十一月,潜来重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拟订“通讯”、“游击”计划,妄图在昆明、贵阳、成都等地建立“通讯站”,并曾大肆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密报给香港特务机关多次。王犯并受唐伟密托,代唐向在港特务机关虚报捏造的所谓川康石重阳(石犯早于一九五○年被捕)等匪部活动情况多次。唐犯浒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在万县为王犯树深勾结充当情报员后,即大肆搜集情报,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的一年中,向蒋贼
“内政部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报告情报多次。唐犯伦普早与王犯树深相识,把自己的住址作为王犯与其他特务联系转信的地点,一九五三年夏季又受王犯之命代发情报三件至香港,并积极协助王犯物色特务对象。罗犯博文是一个逃亡地主,一九五三年一月初被王犯勾结充当情报员后,曾受王犯之命先后潜往川西、川北一带寻觅联络残余土匪“游击武装”。未达到目的返回重庆后,因群众检举他是逃亡地主,被政府收容管教,并发给路费,令其返乡生产。罗犯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遂向公安机关自首,并揭发了王犯树深的反革命活动。重庆市人民法院根据各犯的罪行,依法判处王犯树深死刑、唐犯浒无期徒刑、唐犯伦普十年徒刑;对罗犯博文,因其尚能回头自首,并揭发了王犯的反革命罪行,有真诚悔过立功赎罪的表现,特从宽免予处刑。
第二个公开判处的案件,罪犯是接受美蒋特务指示,利用反动会道门组织,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反动道首蒙恩普、丁炽昌。蒙犯恩普在四川解放前夕,和反动会道门“同善社”另一匪首夏德徵利用反动会道门,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等县组织反革命武装,蒙犯充当“挺进纵队司令”,企图顽抗。后见蒋贼大势已去,蒙犯为保存实力,在一九五○年初伪装进步,冒充民主人士,窃取南充市人民代表身分,暗中仍指使他部下继续控制武装力量,在川北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同年十月,蒙犯参与了“同善社”道首成子钦在重庆召集的“组军计划”传达会议,被任为“中华保国救民军”第三方面军第一路总指挥兼军长,接受了组织两个军的任务,领取了匪军军旗图样、暴动宣言及活动计划等反革命文件和活动经费,并同成匪议定暴动日期。蒙犯返回南充后,即布置匪徒分赴各地组织人、枪,进行暴乱。丁犯炽昌一贯利用反动会道门敛财,造谣惑众,危害人民;解放前曾积极参与蒙犯组织的武装暴乱活动。后逃回巴县木洞,参与“同善社”匪首“暴乱会议”,又往涪陵勾结“川东讨贼反共军”司令、
“同善社”匪首吴锦成组织暴乱。后该股匪为解放军歼灭,丁犯又潜来重庆,参与了匪首成子钦的“组军计划”传达会议,受领了组织三个团的匪军任务,即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到川东奉节、巫山、巫溪一带进行组军活动,同时发展了“同善社”骨干二十余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丁犯伪造通行证潜逃,一直拒不自首。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反革命分子蒙恩普死刑、判处丁炽昌无期徒刑。
会上接着又宣布了对于另外一个反革命罪犯陈德骥的处理。陈犯德骥原在上海经营书报社,一九五○年前往香港经商,一九五四年年初失业,又欲回国居住。二月间,被蒋介石卖国集团“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务机关用金钱收买,充当派遣回国的特务爪牙,并曾受搜集情报、密写等特务训练,领得密写药粉。这个特务机关随即委他以“中校”头衔,令其潜入重庆,搜集各种情报,发展特务组织,筹建秘密电台,同驻香港特务机关联系。陈犯受令后,领得活动经费,于同年六月潜入重庆,先后给蒋贼驻香港特务机关递送有关政治、经济及文教等情报多次。重庆市人民法院本应对陈犯德骥严予惩处,惟因其系被蒋贼特务机关所利用收买、且在审讯中有悔悟表现,特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本报四川记者站)
重庆市人民法院最近依法处理了一个经公安机关侦察属实、由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属“自由中国运动总部”间谍机关空投的特务间谍案件。罪犯是陈涤(化名陈一平,间谍代号R五一五号)、刘昌富(化名刘克敏,间谍代号C一三六号)。
陈涤、刘昌富两个罪犯原来都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军工人员,一九五○年潜逃香港,一九五一年先后为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所属“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在香港的间谍机关搜罗,并分批用飞机送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和太平洋塞班岛的美国间谍训练机构“自由中国运动”通讯学校及军政干部学校,在美国特务校长贾克逊主持下,接受电讯密码、气象测量、地图测绘、武装暴乱等特务间谍技术训练。一九五二年八月在美国间谍直接领导下,和另两名特务编成“四川行动组”,由陈涤充当组长,刘昌富充当副组长,着手讨论空投四川的行动计划和选择“空投场”,决定陈、刘二匪先行空投,取得联系后,再进行第二次空投,并发给他们美制电台、冲锋枪、手枪、子弹、活动经费、气象测量仪器、地图及伪造的介绍信、通行证等,并“指示”他们,在空投着陆后搜罗反动分子、发展特务组织,并同土匪“游击武装”取得联系,以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武装暴乱”;还要搜集我军政情报,并和“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取得联系,以接应继续派遣的空投特务分子。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罪犯陈涤、刘昌富由日本东京羽田机场乘不标明国籍徽号的四引擎飞机潜来我国,当晚秘密空投在四川北部地区;后被我军民发觉,逮捕归案,所携带的美制电台、武器、弹药、活动经费及伪造之各种证件均被缴获。
重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罪情极为严重的特务间谍陈涤死刑;对于罪情亦属严重,但在审讯中尚能真诚表示悔过的罪犯刘昌富,从轻判处徒刑十五年。 (本报四川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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