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骄傲不得
——记中共三娄寺乡支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教训
张发贤 张建国
三娄寺是山西省解虞县的先进乡。土地改革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三娄寺乡的互助合作运动,年年有发展,到一九五三年冬天,这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二户发展到一百一十三户,其余的农户也都组织在常年和季节性的互助组里。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农业生产也在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的小麦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因而得到了小麦丰产模范乡的称号。全乡农民的生活也日益富裕起来。在蒋阎统治时期,全村二百四十三户里边,就有一百三十九户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五十三户最少要缺少半年口粮。解放后这种情况很快地起了变化,到一九五三年,这个乡的农民就再不受饥饿的威胁了。全乡除一家因为是孤寡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比较困难外,其余家家都有余粮。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鼓励党支部更加努力领导全乡农民继续前进,少数领导干部却因此骄傲自满起来。支部书记萧占胜说:“不是吹,咱三娄寺几次得到县上表扬,就是搞不好也落不了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政治工作的副社长张作斌,在去年七月份以前没有对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支部宣传委员吕仰正也放松了宣传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十七个共产党员,有半年多没开过党的会议。党支部完全放弃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农民中特别是农业社社员中的满足现状,贪图享受,不积极劳动,不愿投资扩大生产,甚至作投机买卖的思想就有了发展。去年二、三月里,社员吕健康就去西安逛荡了两个多月,上半年只做了三十多个劳动日。青年团分支部书记吕月星,看到别人跑虞乡镇贩梨,一天就能赚五万多元,他也撂下社里的活,去搞投机买卖。吕炳南也去倒贩牲口,张星升贩卖红薯。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投资却大大减少。社里的劳动也比前粗糙得多,前年每亩水地用十个劳动日,旱地用六个;去年每亩地只用了八个,旱地用五个。棉花地的施肥量也非常少,每亩平均就比前年少上两车圈粪。畜力尤其显得不足,这时社里实际能耕地的牲口只有五十五头,每头平均得耕地五十四亩,超过一般畜耕能力将近一倍(每头耕三十亩)。这样,生产当然搞不好,去年全社共种棉花一千二百四十六亩,原订计划水旱地每亩平均要达八十斤(皮棉),结果只收五十二斤,比本乡吕仰明互助组的产量每亩要低十三斤。产量低,社员们的收入自然也就减少。一九五三年每个劳动日分红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元,一九五四年减少到一万二千元;一九五三年每个社员平均收入一百九十二万八千元,一九五四年减到一百四十一万七千元;一九五三年全社没有一个困难户,一九五四年就有二十一户缺四个月口粮。
一九五四年,棉花开始收获的时候,本来减产现象已很明显。有些党员就把这种现象反映给党支部;但是支部干部还不太相信,他们说:“棉花再不好还能不如去年。”直到县委来村里检查工作,督促支部到地里实地检查棉花生长情况,支部干部才大吃一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在县委的督促和帮助下,支部严格地检查了这一段的工作,在党内开展了思想斗争,每个党员特别是支部的干部,都根据党的政策检查了自己的工作,找出了棉花减产的主要原因。乡支部书记萧占胜检讨说:“我错误地认为三娄寺是赫赫有名的先进乡,群众觉悟高,就是不领导,生产一样能搞好。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党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棉花要减产,还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支部委员吕春龙检讨说:“自从整党中批评了我的强迫命令作风后,我就消极起来,我想咱当个乡长,把乡里工作搞好就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不理的态度,社员不下地,我也不管。可就没认识到:农村的中心工作就是互助合作,不管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担任政治工作的副社长张作斌检讨说:“我只顾个人埋头生产,放弃了对社员的政治思想领导。”经过自我检查后,又在党员大会上展开了讨论,党员给支部委员会提出了很多意见,批评支部委员会有严重的骄傲情绪,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放弃政治思想领导,造成棉花减产。最后作出决定: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要把党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起模范作用,列为党员具体任务之一,并把这作为党的会议的检查内容之一。支部要定期研究社员思想,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支部委员会和党员经过思想整顿,大家认识统一之后,接着又在社员中积极展开工作,一方面以党员为核心,团结非党积极分子,向全体社员进行普遍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说明生活改善,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道理。一方面根据社员存在的几种错误思想,从总结生产入手,运用活人活事,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在社员中展开讨论,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支部书记萧占胜、社长张根华在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检讨,接着启发社员展开讨论,相互检查。当讨论到棉花为什么会减产,减产对国家、对个人的损失时,社员吕百忍说:“解放前我兄弟俩都给地主当长工,因为生活逼迫,弟弟卖身替人家当兵去了;一九四七年腊月我也被国民党军队拉走了,家里只留下个女人和不满七岁的弟弟,生活越发困难。解放后兄弟俩都回来了,也能安心生产啦!可就是缺牲口、少种籽、有这没那的,庄稼做不好。共产党真是处处关心咱劳动人,正在作难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组织起来,互助生产。我就在一九五○年参加了互助组,生活一年一年地好起来了,特别是一九五三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当年就收入了七百九十八万多元,比一九四九年的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这时我就想: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钱有钱,还想啥哩!心想怎么也受不了饥饿啦!春天正在种棉花时候,我没吭声,就悄悄地把驴拉到集上贱价给卖了。又花一百三十万元买了一只乳羊,社员给我提意见,我也不理。我想‘要是不行就干脆拉倒,退社吧!反正什么也有啦!’可是到秋后分红,只分了五百三十六万元,比去年少分二百六十二万元。这我才真正明白了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再不投资,明年还会减产哩。”其他社员也都说了话。最后社员们一致表示:要把剩余的钱,投资扩大再生产。大家一致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根据社员生产发展情况,将每年需要投资生产的钱,制订出全年计划,保证丰产。支部根据大家意见,具体帮助社里订出一九五五年生产投资计划。
经过这一系列的教育,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懂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自己的危害,进一步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思想动摇的现在坚定了,劳动松弛的现在紧张起来了,并有九十二户农民报名入了社。社员们的劳动情绪大大提高了,为了给一九五五年丰产奠定巩固基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秋耕生产运动,把二千三百三十二亩秋地,普遍深耕了一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女社员,都投入了生产。全社共买了四十三头牲口,只吕百忍一个生产队就买了八头。去年十一月间,又经社员大会讨论,订出了去冬今春的生产计划,决定用麦糠、高粱杆沤肥,争取一九五五年每亩棉田施底肥三大车。还要修水车,变旱田二百五十亩为水田,并和供销社订立了买肥料的合同。社员把售棉款除了生活费用外,余下的二亿元作生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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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青年近卫军”新版本
 水夫
苏联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当代苏联文学中表现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高尚品质的巨著之一,曾获得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作者在初版本里,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顿巴斯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的英雄形象和他们与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辉煌功绩,非常富有艺术力地描写出来。作者成功地刻划了苏维埃新人的性格。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们:奥列格·柯歇伏亦、谢尔盖·邱列宁、邬丽亚娜·葛洛摩娃、伊凡·席姆奴霍夫、刘波芙·谢夫卓娃等等的形象是绚烂夺目的。作者在显示苏维埃人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对祖国的热诚的爱、他们的精神的美和伟大时,写出了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现实的庄严颂歌。
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就,是为广大读者和评论界所公认的。然而,初版本里还存在着缺点:作者在创造苏联青年爱国志士的鲜明的形象的同时,却没有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青年近卫军”队员们是怎样学会同凶狠的敌人斗争的?几乎还是小孩子的青年男女们是怎样获得秘密工作的经验的?邬丽亚娜在本书开场时就曾说过:“我不怕任何斗争、困难、磨折,只要我能知道怎样行动……”(第一章)。苏联人民同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现实,要求作家在描写青年英雄的鲜明形象时,也要用足够的力量,把作为领导斗争、鼓舞和组织斗争的党的作用,充分地显示出来。但在小说中,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却没有达到应有的典型性和艺术概括的高度。“许多共产党员的形象,没有成为鼓舞和组织苏联人民去和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党的活的化身。”(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专论:“关于‘青年近卫军’的新版本”)
关于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们的斗争,与全体人民的斗争以及与苏联红军的军事行动之间的深刻联系,小说初版中也没有显示出来。对于苏联军队在卫国战争中的解放作用,小说初版中反映得也无力。
在“青年近卫军”的初版中,共产党员苏尔迦和伐尔柯的言论是感人的,他们的思想和憧憬是崇高的,作者也怀着极大的同情心来写他们。但是读者看不见他们的事业,因而也无从了解他们的斗争的意义和内容。法捷耶夫自己说:“我好像要对读者说——你们是爱他们的,他们虽然工作得不好,但是他们是‘好人’。他们在我的作品里只说些动听的话,而作为活动家却完全失败了。”
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评论,肯定了初版本的巨大成就,但也指出了它的严重缺点。党的原则性的、公正的批评鼓舞了作家去作深入的、创造性的改写。这是一桩艰巨的工作。苏联作家费定在一篇题为“青春的气息”的文章里写道:“一部已经完成了的并且已经在客观上存在着的作品,要根本加以改写,对于作家是很困难的。我本来以为,法捷耶夫要改写‘青年近卫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一般的困难之外,还要加上小说反映的是历史的事实,而我认为,事实似乎已经被作者用尽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并没有被小说‘用尽’,现实提供了这样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使得克拉斯诺顿事件的事实基础的补充(不是“青年近卫军”的部分,而正是“党的领导作用、教育作用”的部分)能够成为全书的完全有机的部分,就是说,这同样是接近现实的……我以为不可能有机地改写这部小说的想法,是被作家的巨大劳动推翻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文学报”)。
西蒙诺夫在介绍“青年近卫军”增订版的文章中也说:“在读新版时,你会感觉到小说是一部完整的、一气呵成的著作”(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联“文学报”)。
法捷耶夫以布尔什维克作家应有的精神,接受党对他的作品缺点的批评,成功地改写了“青年近卫军”。
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列宁斯大林党的英明领导和深切关怀下获得的。党不倦地关怀着文学艺术的发展,给作家指出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教育青年的重大任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成为苏联文学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版本“青年近卫军”的创作和改写过程,再一次证明了党对进一步提高苏联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水准的深切注意。
法捷耶夫为了改写小说,重新研究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它的具体事实和历史文件,创造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艺术形象。在增订版本中,老一代党的地下工作者已经成为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作用的活的化身,已经成为斗争中的灵魂。读者愈来愈激动地注视着小说中事件的发展。党组织在敌占区活动的一幅广大的画面是一笔一笔地被勾画出来了。敌军进逼克拉斯诺顿。列车不断向东方开走。机关在疏散。地下组织已经成立。苏军撤退后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敌人的火车和汽车不断被炸,各处出现共产党的传单,游击队经常在活动。地下区委领导着反侵略者的斗争。根据地下区委的计划,人民反抗侵略的运动日益开展和巩固起来。这一切正是当时斗争实际的艺术概括。
如果在小说的初稿里,因为疏忽大意和盲动而牺牲的苏尔迦和伐尔柯几乎代表了克拉斯诺顿的整个地下组织,那么在增订版里这些人物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真正的群众斗争的领袖是聪明的、有远见的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
普罗庆柯是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州党委书记之一,在初稿里读者对他就已经很熟悉,但是现在,他的形象获得了新的发展。法捷耶夫更广泛地显示出他的实际工作,显示出他同他的助手们、朋友们以及家人的关系。普罗庆柯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他善于把群众团结在共同事业的周围,他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也不张皇失措。在新添的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见普罗庆柯是多么精力充沛地在组织人力和物力的疏散。而在初稿中,这却好像是自发的行动。普罗庆柯同苏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领导游击队的活动。他选拔了刘季柯夫、巴腊柯夫等人来领导克拉斯诺顿的地下区委,并且采纳了一个勇敢的计划——让他们去取得德国人的信任,占据中央工厂的领导位置,以便可以更自由地来从事活动。
普罗庆柯熟悉每个人的优点和弱点。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玛莎·舒宾娜。他通过刘波芙·谢夫卓娃警告“青年近卫军”说:斯塔霍维奇曾经懦弱过一次,可能再懦弱。他同他的妻子叶卡杰林娜·巴夫洛夫娜别后重逢,就立刻让她越过火线给苏军司令部呈递情报,但是他对她又是怀着多大的温情。他们的爱是纯洁的、忠实的爱。普罗庆柯这个人物,是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形象。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另外一个代表是刘季柯夫。他已经不是初稿中那个不受人注意的老头子。他胆大心细,言行一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善于组织群众去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领导着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他组织工厂里的怠工,他让水塔冻坏。他直接参加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建立工作,派遣杜尔根尼奇去担任指挥员,指示青年们改善他们的联络方法,提高他们的警觉性。他随时随地都是党的教育工作者,“他不仅仅喜欢并且认为需要教育人家……这是他的第二天性。”但是,“他的教训不会使人听了无动于中,更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它们吸引人家的心灵,特别是年青人的心灵,因为青年的思想愈被范例的力量所巩固,它就燃烧得愈旺盛”(第二十二章)。
刘季柯夫与奥列格的初次会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教导奥列格说:“你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因为我们的故乡顿巴斯而自豪的心理。你可记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阿尔焦姆、伏罗希洛夫、巴尔霍明科——是怎样斗争的吗?”“无论我们是多么困难——无论是在内战时期,在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现在战争时期,——我们总是光荣地履行我们的天职。你要用这一点来打动孩子们……”(第三十章)。在这里,作者创造了一个有充分价值的艺术形象。
新版本里新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地下区委另一领导人巴腊柯夫,刘季柯夫的联络员波里娜·索柯洛娃,他的善良、纯洁、诚实的女房东毕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由于战争的锻炼而负起向导的重责的十岁的萨施柯。在新版本里,克拉斯诺顿的地下工作已被描写成对敌斗争整个战线的一个组成环节。法捷耶夫新添的描写苏联军队、描写地下党和游击队同军队的联系的章节,已成为小说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丝毫生硬的感觉。在新版本里,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回声成为沦陷区居民的胜利的音乐,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
由于改写的结果,“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活动变得更合情合理了,在艺术上更富于表现力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形象根本改写。但是作者加进了新的情况和新的插曲,以艺术的手法说明了“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和战斗成就的原因。现在,他们的形象变得更自然、更亲切、更生动了。
在小说的初版里,奥列格·柯歇伏亦的行动并不常常符合他的年龄和内心特点。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从刘季柯夫那里学到了这些地下工作的宝贵经验。刘季柯夫和他的两次谈话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奥列格的精神成长在新版里被描写得很成功。例如,奥列格在张贴传单之后和杜尔根尼奇的谈话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奥列格因为一时冲动,竟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规则,一个人去贴传单。回来后杜尔根尼奇严厉地、但是使他悦服地责备了他,使他学会了要把个人的冲动服从于人民的利益。
法捷耶夫不但在一九五一年的增订版里作了重要的改写,而且在以后的几版里也作了一些个别的小修改,使这部小说更臻于完美。例如,在初版中,奥列格对审问他的德国司令官所发表的含有哲理的政治演说,这当然不适合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口吻。在一九五一年版里已经是由刘季柯夫来说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它同样显得不自然”(西蒙诺夫)。到了一九五三年的版本里,这段话已经根本被删掉了。
经过作者不断地改写,这部小说升到了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它成为了一本独特的“生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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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关于义务兵役制的宣传
去年九月,政务院发布了征集补充兵员的命令。这是我国由志愿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开始,也是加强我国国防力量和加速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但是义务兵役制的实行在我国还是创举,同时不少群众对这次征集补充兵员的重大意义也缺乏了解,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深入进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解释,并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这个义务兵役制度,并以实际行动拥护国家征集补充兵员的措施。
不少报纸注意配合当地征集补充兵员的工作,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四川日报就是做得较好的一个。
这个报纸除发表了“积极响应征召,履行服兵役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的社论外,还发表了一批关于征集补充兵员的通俗讲话。这些讲话一方面根据群众中对于加强国防建设和对兵役政策的模糊认识,作了比较系统、通俗的解释,指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关系,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关系,说明了改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对国家和人民的好处;另一方面,又针对青年在应征问题上的思想顾虑,如有些青年怕部队纪律太严、生活太艰苦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些讲话由于从群众的实际思想情况出发,有的放矢,对于提高群众的认识、消除群众的疑虑是有帮助的。
四川日报不仅对义务兵役制和征集补充兵员命令进行了比较系统、通俗的解释,而且注意运用实际榜样来向广大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报纸曾经发表了在人民军队服务二十年的顾洪兴同志的文章。他以自己多年来部队生活的亲身体会,说明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道理。报纸还发表了“他在等待祖国的召唤”、“民兵模范潘志林的愿望”、“但愿你验上,为家门增光”等通讯,叙述一些爱国青年怎样积极报名应征,以及一些爱国的家长怎样支持和鼓励自己子弟的参军愿望。像“他在等待祖国的召唤”,就是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胡修道的两个弟弟胡修同和胡修乾争相应征的故事。这些生动的事实,无疑将能激发起更多青年和家长的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热情。
目前不少地区的征集补充兵员工作正在进行,报纸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过去有的报纸在宣传中结合群众的思想情况不够;有的报纸不善于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榜样;有的报纸甚至对这一宣传还不够重视,在政务院发布征集补充兵员命令很久以后都没有进行宣传,这些缺点必须加以纠正。 (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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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登陆艇上的水兵勇士
 陆其明
我军的登陆艇队,分成数路迅速地向着各个登陆地段前进。随着逐渐增大的机器声,各艇的船头慢慢地昂了起来,登陆艇队快靠近一江山岛了。
前面的一批登陆艇队离一江山岛只有几百公尺的时候,某艇队指挥员左手拿起报话器,右手向登陆地段一指:“各艇长注意自己的登陆点!”
顺着指挥员所指的方向望去,前面的地形十分险恶。那里礁石丛生。有一个登陆点的两侧是伸入海面的礁石,正面凹进去的地方是一块两丈多高的悬崖,没有路,也没有一根草木。它右面伸入海里的那条山脚约有五尺宽。从登陆艇上,可以隐约望见海水正拍打着那里许多伸出水面的尖锐的石块。如果操舵稍有差错,登陆艇就有倾翻在海里的危险。
艇队已经进入敌人的火力网了。水兵们把炮口对着登陆点的周围,机警地搜索着敌人的地堡和火力点,准备敌人一开火就猛烈地进行射击。离开登陆点只有三十多公尺了,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一枪不放。
登陆艇队离登陆点只有十来公尺了。突然,敌人的各种武器从各个石缝里、崖石后,由上而下地向着各登陆艇的指挥台和舱面上的水兵们猛烈地射击。舱面上的水兵们顿时受到了左、右和正面的三面夹击。水兵们如果不能在这样激烈的火力下把登陆点上敌人的火力压住,并把敌人消灭掉,陆军部队就难以登上海岛。
所有登陆艇上各种炮火和枪弹,一齐猛烈地向着敌人射去。炮手张义山在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碉堡后中弹倒在艇上,运弹手魏福根立刻接上去将炮口对准另一个碉堡猛打,突然他也负了伤,但他咬牙坚持着射击。坐在舱里的一位陆军战士马上跑到舱口,向站在驾驶台前的艇长要求:
“海军指挥员同志,请允许我们上来打!”
“不能,这是我们水兵的任务。登了陆后才是你们的任务!”
登陆艇勇猛地向着各个登陆点驶去。敌人向登陆艇的驾驶台射来更加密集的火力,妄想使登陆艇失去操纵。但我们的舵手沈金安,仍然两眼盯着登陆点,两手紧握着舵盘,坚定地驾驶着。敌人射来的一群子弹把他周围的玻璃打得粉碎,一块弹片打伤了他的眼皮,他本能地把身体一侧,还是沉着地紧握着操纵杆。
各登陆艇的大门开开了。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都已准备好冲锋,他们的眼睛直望着大门。这时,敌人的各种火力都向登陆艇的大门口打来,企图把陆军堵在登陆艇上。
登陆突破礁头的激烈战斗随即展开了。
在这决定的时刻,水兵们都表现了高度的勇敢。
登陆艇的大门快要搁上岩石的时候,炮手李德云看见左面的悬崖后面爬出来五、六个敌人,向着登陆艇的大门口丢手榴弹。他马上扫过去一梭子子弹,立刻有三个敌人从山崖上摔了下来,其余的敌人都窜回了碉堡。正面和左面的两个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向正在登陆的陆军战士射击。水兵于和立刻打过去一串炮弹,把正面的一个机枪打翻了,接着他把炮口指向左面的碉堡,不到几秒钟,就打得这个碉堡也冒出了黑烟。登陆艇的大门一搁上登陆点,水兵们就高喊着:
“陆军战友们,我们掩护你们,冲呀!”
“祝你们立大功!”
这时,艇上的水兵都跳上甲板,拿着各种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封锁敌人的碉堡眼,压制住敌人的火力。茅章仁端了一支轻机枪,一个箭步跳上前甲板,对准一个碉堡孔猛烈地发射着。轮机兵徐士清从机舱里爬出来,他看到有两个碉堡里的敌人正在对陆军战士扫射,就拿起机枪打哑了一个碉堡,接着又封锁住了另一个碉堡。艇上的文书、医务员、讯号兵也都端着枪,向敌人猛烈射击。
陆军战士们迅速地爬过险恶的石礁,向山上的敌人猛攻。
随着陆军战士向着山上前进,登陆艇上的炮火也向上延伸射击。有两个陆军战士向着悬崖上爬去,敌人的一梭子弹正打在这两个战士的中间。水兵王胜才一看,在右上方有一挺敌人的机枪正向这两个战士瞄准着。他马上调过机枪口向敌人扫过去,用一梭子子弹就把这挺机枪打毁了。等他回过头来再看这两个战士时,他们已爬上二百多公尺了。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陆军战士在爬向一个敌人的碉堡时遭到了敌人的狙击。水兵骆金才调过炮口,只用四发炮弹就打哑了这个碉堡。
当乘坐第一批登陆艇的陆军战士们正向一江山岛敌人纵深阵地前进的时候,后面来的登陆艇又将陆军部队运上海岛投入战斗。这时候,前面的陆军战士已经押着一批批俘虏送上艇来。登陆艇载着俘虏,水兵们怀着胜利的心情开始返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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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发扬人民代表的积极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重视发扬人民代表的积极性,对于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习惯、改进政府工作和干部的作风、进一步密切政府同群众的联系,有重大的作用。报纸应当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来反映和支持人民代表的积极性。
一月九日,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浙江日报一版上发表了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登县农业劳动模范卞竺生在去年九月底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副主席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卞竺生严正地批评了临安县某些干部在执行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超额增产六亿斤粮食的决议中所表现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在同一天报纸的三版上,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的访问记,叙述卞竺生提出这个批评的经过。去年八月,当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超额增产六亿斤粮食的决议时,卞竺生是坚决支持的,一回到家乡,就推动他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地行动起来。为了解决社内缺乏种籽的困难,他曾到邻县邻乡农民处去想办法。但是他到了临安县三口乡后,发现当地干部不顾季节已迟等实际情况,盲目推广双季连作稻。当地农民虽然多次提出了改种其他作物的合理意见,可是干部不仅拒绝接受,反而给农民扣上“保守落后”的帽子,硬要农民照办。后来的事实证明,种双季连作稻的田一无收成,白白浪费了大量稻种,以及人力、肥料。卞竺生看到这种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精神背道而驰的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觉得自己身为人民代表,又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领导机关反映。于是,他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费了很大力气起了一个给省人民政府的信的草稿,又托别人修改后发出。当时,他写这封信并不是没有顾虑的,如考虑到省人民政府是否重视这封信,临安县的干部是否会接受批评,会不会对自己有意见等等。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代表的责任感,使得他打消了各种顾虑,积极地向不良倾向作斗争。
卞竺生为维护群众利益而提出的正确意见,果然得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重视。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收到卞竺生的信后,当即责令临安县人民政府检查工作;临安县人民政府经过检查后向省人民政府作了书面检讨。浙江省人民政府在答复卞竺生的批评时,表示一定接受他的意见,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加强检查,及时纠正干部的不良作风。
浙江日报在报道这个生动的事实的同时,还在一版头条地位发表了一条消息,介绍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来,不少省人民代表(包括卞竺生)写信同省人民政府联系、反映群众意见、监督政府工作的情况。这些报道有力地说明了人民代表的政治积极性如何受到重视和支持。
我们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充分发扬人民代表的积极性,正是进一步发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浙江日报对上述问题的报道是值得重视的。  (钟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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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选出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在哈尔滨市举行第二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延禄在会上传达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韩光代表省人民政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表明,一九五四年全省超额完成了工业生产总值计划,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三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八点九。一年来全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增加了四倍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购买力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五左右。
代表们对会议中的各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三十多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一致同意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对今后工作的安排,批评了某些工作中的缺点,又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建议。
代表们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关心。他们在讨论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书记冯纪新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时,严正斥责了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罪行,并认为远东的紧张局势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而引起的。他们一致表示要以加强工作的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会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坚决支援解放台湾的决议”。
会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韩光被选为省长,杨易辰、李延禄、于天放、于杰、杜光预被选为副省长;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有王丕年、王家骧、王清正、余友泰、邵均、吕其恩、吕清、武百祥、金浪白、金基铉、柏青、高仲山、陈孝德、陈季升、马拉钦、陈剑飞、常一彬、黄方刚、崔行恕、张瑞麟、冯秉天、贾其敏、程薪、杨果英、赵去非、卢书田、欧阳钦、薛绶宸、关春生。会议还选举了刘正文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另外选出了合江、嫩江、黑河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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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举行首届青年团员代表大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疆省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一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出席和列席的代表包括九个民族共三百九十名。
大会总结了过去五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任务,并选举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疆省委员会。
大会期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赛福鼎、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都到会祝贺。赛福鼎对今后新疆省团组织的工作,作了指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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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卫生局总结中药提炼技术
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在一月间举行了一次中药提炼技术座谈会。交流了湖南的三个制药厂和广东、江西的两个制药厂几年来在中药提炼方面的技术经验,对中药提炼技术中的中药剂型改良、采用生药标准及生药辨伪等问题,研究和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办法。例如在中药剂型改良方面,座谈会对中药提纯、剂量确定、中药含量测定、如何使剂型安定等问题,根据各厂经验和制剂学原理,研究出了一些办法和标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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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征集一批革命文物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商雒地区革命文物调查征集组,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先后在商县、丹凤、山阳、商南等县原红军的游击区和经过地和河南卢氏等县边境,征集了革命文物七百二十四件。
这些文物,有红军时代的六十四件,抗日战争时期的九件,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六百五十一件。包括有文件、印信、武器、粮票、证件、报纸传单,烈士照片及日用品等物,并拍照了很多的革命遗迹和红军时写在墙上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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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夜大学增开新课
中国人民大学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为了适应首都机关、部队、学校在职干部进行系统理论学习的要求,决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增开一班中国革命史课程。学习时间为一学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教师担任讲授。现报名学员已满五百五十名。又中国人民大学附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一九五五年九月将继续开“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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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延魁创造了新的教学工具
沈阳市第六中学生物教研组教员庄延魁,经过长期钻研试制成功扩大显微镜白昼放映机(暂名)。
扩大显微镜白昼放映机是光源、显微镜和遮光,以及影屏装置等三个部分组成的,它用电光投影,也可以用太阳光投影,光源度数越大、越强,投影就越清晰。它的放大倍数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显微镜。比小米粒稍大一点的夹竹桃(柳桃)茎的横切片,经扩大显微镜白昼放映机投影在影屏上,放大有一块豆饼大,切片上原有红、黄、蓝等各种彩色,照得很显明。
扩大显微镜白昼放映机试制成功,解决了学校显微镜少、学生人数多、不能详细观察实验的缺点,同时还缩短了观察和实验时间。过去在课堂上实验和观察一般地需要十五分到二十分钟,如果一班按五十五名学生计算,一个学生的平均观察时间只有二十秒左右,现在用同样时间,全班学生都可以详尽地观察。
教员庄延魁在钻研过程中,得到了学校党和行政领导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及教师们的帮助,他在去年把设计图纸制成后,学校特地腾出一个试验室,专为他制作这个机器使用,并从学校教学经费中拨出了八十多万元,解决创造工作中的物质困难。市教育局对庄延魁的创造精神,也给予很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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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举行大中学生音乐舞蹈会演
在一月三十到三十一日举行的北京市大、中学生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上,学生们表现了优秀的艺术才能。
会上共演出了九十多个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等节目。回民学院学生王秉锐演唱的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歌舞队演唱的撒尼人的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等都获得好评。北京医学院学生吐尔孙耐、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司徒双表演的棉花舞和哈萨克劳动舞以鲜明的节奏和细腻的动作,表现了兄弟民族热爱劳动、歌颂自己幸福生活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演出了优美、动人的“雁舞”和黄梅戏“夫妻观灯”。
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节目格外受到欢迎。北京市第八女子中学舞蹈团少年组演出了“拍手舞”。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学生于大成用钢琴演奏了自己创作的“校园的黄昏”、“麻雀舞”等三个曲子。北京石油地质勘探学校学生还表演了自己创作的乐器合奏“云中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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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寒假音乐讲习班结束
北京市教育局、文化事业管理处、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科和北京“少年之家”联合举办的寒假音乐讲习班已在一月三十日结束。在讲习期中由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同志主讲。讲习内容主要是合唱技术、合唱指挥法等课程。另外还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晓星作了关于民歌与人民生活的报告,最后由专家回答学员们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并由学员报告学习心得。在讲习期间还展览了有关青少年音乐活动的照片、书籍、歌曲和教师创制的教具。参加这次学习的学员有北京市各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还有北京市各业余合唱团的指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科的师生和有关单位的音乐工作者共四百五十人。
 (张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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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放映解放一江山岛的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以纪录我军解放一江山岛为主要内容的“新闻简报”第七号,从二月三日起在北京放映,并将在全国各地放映。
影片纪录了我人民解放军空军混合机群、海军舰艇猛烈轰击一江山岛蒋贼军阵地和我陆军部队在一江山岛强行登陆并英勇攻击敌人,我军后勤部队将大批弹药和物资运往一江山岛以及大批蒋贼军俘虏被押向我军后方等情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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