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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快做好“雪里送炭”的工作
江春
人民政府关怀灾区农民的困难，从去年秋季开始，陆续拨下大批生产救灾贷款，帮助灾民克服灾荒，恢复生产。
多数地区的领导机关，领到生产救灾贷款以后，立即发放到灾民手中。但有部分地区的领导机关，对发放生产救灾贷款不加重视，层层积压，步步克扣，不能及时发放到灾民手中。
有些干部说：“放款容易收款难”“少放少麻烦”，所以不愿意放款；他们对过去的农业贷款还没有全部收回的灾区，更加不愿意继续贷款。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工作的困难和容易，顺利和麻烦，而对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首先是克服生活上的特殊困难无动于衷。他们的群众观点早丢掉了，和贫苦农民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他们应该赶快清醒过来，用贷款作武器帮助灾民实行生产自救。
有些干部认为：“受的都是一样的灾，分什么该贷款不该贷款呢？”这些人不去认真调查受灾户的困难和迫切的需要，竟实行平均贷放的办法，以致应该多贷款的困难户贷少了，甚至根本没有贷到；某些本来不需要贷款的户却得到了贷款。这样，贷款虽然发下去了，但困难的农民仍然困难，不困难的农民就任意浪费贷款，大吃大喝，甚至赌博。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国家的宝贵资金，而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通过贷款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一工作做好了，就会推动农业生产，防止今春可能发生的春荒；如果做不好，必然打击农民战胜灾害的信心，给今年的农业生产带来困难。
国家银行和区乡干部必须克服贷款中的各种不正确的观点，树立起关心群众疾苦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把生产救灾贷款及时而正确地发放到灾民手中，真正达到“雪里送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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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把灾区的救济款发放好
内务部救济司
根据去年十月内务部召开的救灾工作会议的要求，近几个月来，各重灾区都重视了救济款的发放工作，按照“领导掌握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针，发放了大批救济款。做得好的地区，救济款不仅解决了灾民的困难，而且大大鼓舞了灾民的生产积极性；做得不够好的地区，也减少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积压、挪用和贪污救济款的现象。
救济款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的物质力量，救济款发放、使用得好，就能够有效地帮助灾民战胜灾荒。灾民需要救济，但需要救济的程度不同。因此，救济款的发放应该尽量作到合理，防止偏差，而这必须事先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坚持“领导掌握、民主评议”的方针。所谓领导掌握，就是要自上而下地开好干部会议，交代救济政策和办法，摸清情况，合理分配救济款指标。所谓民主评议，就是要组织群众讨论救济款的发放对象，发放数字，通过这种讨论，使救济款真正发给需要救济的人，真正起到支援灾民的作用。没有领导掌握，不做好这步工作，就召集群众或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评议，往往得不出好的结果。但是只有领导掌握，没有民主评议，救济款发放方案不能为人民所掌握，就容易发生发放失当或个别干部贪污等毛病。
做好大量救济款的发放工作，还应该建立救济款的管理制度。要设立帐簿、表报等，就需要有人作这种工作；开会时吃饭、点灯，要用点钱。这些都是需要的，花费很小，收效极大。因为救济款的发放工作作好了，不仅灾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更加提高灾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通过这一工作，人民和政府的联系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正确发放救济款的事例，各个受灾地区都有不少。这些地区，通过救济款的发放工作，进一步贯彻了救灾政策，鼓舞了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积极性，灾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湖南省湘阴县裕民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湖南省湘阴县裕民乡有五百三十户、二千八百八十七人，是滨湖区的重灾乡。这个乡受灾后，政府曾先后发放七次救济款，解决了灾民燃眉之急的困难，支持了防汛抢险和灾民安全转移。但由于发放工作中发生了干部主观决定、秘密发放、盲目滥发、平均分配甚至挪用、贪污等偏差，引起群众很大不满。灾民返乡后，政府为了支援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又拨发救济款六千多万元和贷款二千一百多万元。该乡这次救济款和贷款的发放工作做得很好，具体作法是：
首先，召开党支部会，总结了过去发放救济款和贷款的工作，研究了全乡当前生产情况。接着召开了党员、团员、妇女、积极分子会议，由党支部委员和乡主要干部报告了过去发放救济款和贷款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批判了部分灾民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和自私观念，然后引导大家进行了讨论，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会后，以党员和干部为主，分片向群众进行了正面访问和侧面了解，摸清了救济对象。根据了解的情况，党支部和乡干部研究订出了“初榜”，确定全乡共分三类救济户和贷款户：第一类，老、弱、残、疾和遭灾严重、家底空的烈属军属为全救济户；第二类，人口多，劳动力少而又遭灾严重的户和贫苦烈属军属为半救济半贷款户；第三类，劳动力强，可以生产自救，但目前生产仍有困难的为贷款户。
“初榜”确定后，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进一步批判了群众中存在的“大家都得点”的平均主义思想，详细地交代了生产自救政策和救济款、贷款发放办法，并发布“初榜”，由代表分组讨论。讨论结果，对“初榜”作了修正（变动了九户）。会议并作出救济款和贷款发放使用原则的决议。
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过后，接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居民组为单位，传达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并发动大家讨论决议和评议救济款和贷款分配名单。讨论评议过程是思想教育过程。在讨论评议之前，许多被救济户因为自己得到救济，而对别人不够关心；被评少的户力求多得；个别贷款户不满，想得到救济款。针对这些思想，在讨论中，人民代表和积极分子随时用回忆对比方法，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使评议工作顺利完成。经过反复讨论，群众认为这次救济款和贷款的发放办法很公道；只有几户不够合理，也按大家意见改正了。最后发放救济款和贷款办法经全乡通过，报区批准后，张榜定案。
为了使用好这批款项，张榜定案后，这个乡又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居民组会议，对群众进行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教育，发动灾民订出使用救济款和贷款的计划。对于没有得到救济款和贷款的户，也及时进行了教育，鼓励他们积极生产。
为了不妨害生产，讨论发放救济款和贷款的会议都是在晚上开的。
由于这个乡的救济款和贷款的发放工作做得很好，在发放后的六天中，全乡就修盖了房屋五十一栋，赶种了一百七十多亩油菜、五十八亩蚕豆，掀起了生产自救热潮。
湘阴县裕民乡按照“领导掌握、民主评议”的方针发放救济款的做法，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因而产生了必然的良好效果。目前许多地区正在进行发放救济款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各地应该参照裕民乡的经验，对当地的工作进行检查，纠正偏差，以便使救济款真正发放得公平合理。但对裕民乡的经验，也不要机械搬用，各地应当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如“三榜定案”的作法，目的在于使救济款的发放工作真正公平合理，如果采取其他更简易的民主评议办法，同样能够达到公正合理、群众满意的目的，就可以不必“三榜定案”。救济户分类办法，也都应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虽然如此，但“领导掌握、民主评议”却应是各地发放救济款必须遵守的原则。而发放的具体办法一般应采取
“一次评定、分期发放”的方式。一次评定后，如果在领发过程中，灾情确有重大变化时，可再酌情评议增加或者减少。分期发放，不等于定期供给，应当按照救济对象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如对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合作社、互助组，或者勤劳的单干农民，可一次发给；对于需要长期救济的残老孤寡或者个别不愿从事生产的人，可分期发给。为了做好救济款的发放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该经常进行督导和检查，发现好的经验，及时推广，发现缺点偏差，及时纠正，以保证救济款发放合理，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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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跑在汛期前面
本报记者 曹葆铭
离汛期只有三个多月了。武汉市近四万人正在“跑在汛期前面”口号的鼓舞下，紧张地修筑堤防。在张公堤、黄鹤楼和晴川阁一带，随处都可以看见成队的工人，他们冒着风雨，从江湖滩上挖取泥土，用石块筑砌护脚坦坡，用石硪打紧堤身。
战胜了历史上最大洪水的武汉人民，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基本建设性的堤防修建工程。他们要在今年汛期以前，将去年汛期中的临时工程全部翻修，将龙口等处的险工彻底改建，在漏水的土堤内修筑“粘土抽槽隔渗”，在长江汉水边新修建将近五千公尺的现代化堤防，使长达一百三十八公里的堤防全面加高加固，足以挡住像去年那样的洪水。工程是这样的巨大，它所需的泥土达六百多万公方，这些泥土可以修筑一条两公尺宽、二点七公尺高、有京汉铁路这样长的一条堤防；所需的砂石达五十万公方，比荆江分洪工程的砂石用量还多一倍半。到现在为止，他们已完成了整修汉口沿江防水土堤的全部工程、武青堤的堤脚公路和堤角公路的路基工程，共完成了三百多万土方和七千根桩。
为了保证按期完成这个工程，湖北省黄冈等八个县派了一万五千多名农民来参加堤防建设。武汉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保证了每天十多万斤粮食、菜蔬等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武汉堤防的砂石要从周围数百里地运来，京汉、粤汉铁路，长江、湖北内河航运等管理局都尽力运送。
为了保证在汛期前完成这个工程，在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有的员工们也照常下水坚持工作。农民们也改变了旧有的习惯，在春节期间继续施工。他们还想了许多办法提高工效。现在，汉水已回涨到标高十五公尺，但在新建的汉正街外堤防紧张劳动的员工们，已将十六公尺以下的基础工程基本完成。他们在紧张地和洪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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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货币制度害死人
黄达
（一）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货币制度是封建掠夺性与买办掠夺性的货币制度。这个货币制度为帝国主义所操纵并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用来进行反人民战争和掠夺人民财富的工具。它促使中国国民经济破产；它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旧中国的货币制度根本不同。它是以独立、统一与稳定为特征的货币制度；它是人民政府用以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工具。（二）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一天停止过反人民的战争。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同样没有停止过。连年战争，造成了财政上的大量赤字，从而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生产陷于停顿，人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
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自主独立主权全部丧失的“法币改革”时，通货膨胀的征象，还不明显，但从“法币改革”到抗日战争的前夕，发行额还是增长了两倍。到抗日战争期间，“法币”发行额迅速增加起来，“法币”发行额如以一九三七年六月为基期，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增长了将及三百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人民战争，就不能不更加大量地增发纸币。从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法币”就增发到一千五百多倍。
大量发行的结果，法币急骤地贬值，一九四八年八月法币购买力已跌为战前币值的○·○○○○○○二。币值的微小已成为再行增发的障碍，当时以百万计的大钞不仅使流通困难，而发钞的收入甚而不能抵补印刷费。为了进一步实行通货膨胀以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行了
“金圆券”，废弃了“法币”。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金圆券也挽救不了它的生命。根据伪中央银行的帐面数字来看，金圆券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已发行到六十九万七千亿元，如果和它最初的发行额比较，不到一年间就增长了二十四万倍。这样急骤的发行使得“金圆券”很快地变成了废纸。当国民党反动派宣布用银圆收兑“金圆券”的时候，“金圆券”的币值已贬低为发行时的原值的○·○○○○○○○○一。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十二年间，货币发行总共增加了一、七六八亿倍；而物价，以上海为例，上涨到一三八、八四二亿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促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罪恶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从人民身上搜括了亿万财富。首先它的每一次“货币改革”就是对人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劫夺。“法币改革”时宣布了“所有银元持有人，应即将其缴存政府”；改发“金圆券”时则宣布了“禁止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但不论是“应即缴存政府”，或者是“禁止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实质上都不过是通过“货币改革”把人民的金银财富揣进国民党反动派的腰包。一九四八年发行“金圆券”、废弃“法币”，就搜刮了人民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值二亿美元以上。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掠夺了人民的金银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依靠纸币的无限发行从人民手中夺走了难以计算的物质财富。印刷机转动的越迅速，人民的财富就越迅速的转入四大家族的口袋中去。而人民手中剩下的则是一堆废纸。这样，就不能不促使国民经济的崩溃，并且也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于极端贫困与饥饿的境地。
以工薪人员的状况来说，根据当时大公报的估计，抗日战争前收入较高的大学教授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每月薪金平均是三五○元，而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实际收入已降低到二七·三元。当时工薪在名义上虽然是按生活费指数计算，但总是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即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还公开地、隐蔽地冻结生活费指数。
（三）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国民党反动统治终于被粉碎了。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庇护下逃亡台湾，企图复辟，并对台湾人民继续进行着政治的、经济的压迫与剥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发行了台币。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已经穷困不堪，但是蒋介石卖国集团在台湾进行了较日本帝国主义更为凶恶的掠夺。台币发行急骤的增长就是这种残酷掠夺的明证。台币最初的发行额是三十五亿元，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就增长到八千至一万亿元。如果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台币十六亿元的发行额拿来比较，后者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台币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速上涨。如果以一九四五年台湾的物价为基期，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就上涨到一、二七六·五倍。
一九四九年六月蒋介石卖国集团在台湾实行了
“币制改革”，发行了“新台币”。同时声称“新台币”发行额不超过两亿元。
但是这种改革实质上是为了对台湾人民更加残暴的掠夺，以维持其残兵败将。国民党卖国集团每年预算支出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用于军费开支。虽然蒋匪帮日益加紧了苛捐杂税的搜刮（据蒋匪报纸透露，台湾一九五三年的税收为十九亿八千多万元，约为一九四九年税收的三十六倍），但是偌大的军事支出不能不造成财政上的大量赤字。据他们自己宣布一九五四——五五年度的预算赤字约达五千万美元。赤字的弥补首先靠以出卖祖国的台湾所换来的“美援”。一九五一年其实际总支出中“美援”占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二年占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三年占百分之六十五。除去“美援”之外，赤字当然就只有靠残酷剥夺人民的纸币发行来解决。
到去年六月，伪台湾银行宣布新台币的发行额已达九亿六千多万元，比最初发行额增加了十七倍。而物价，根据蒋匪“官”方公布，已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百上涨到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五七二·三，即上涨了将及五倍。这些数字显然都是大大粉饰过的。仅根据下面一些不系统的、显然是压低了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实际情况要严重的多。如果以一九四九年六月的物价为一百，那么，一九五○年底是二七五；一九五一年五月为三五○；同年底为四八○；一九五二年二月为五二七。即不到三年间已经上涨了四倍多。而一九五三年春夏之交台湾人民的主食——大米的价格较一九五二年底就上涨四倍。此外美国输入的化学肥料（台湾的农业生产是很需要化学肥料的）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上涨十倍。去年年底又发生了粮食的大涨风。米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九日上涨了约百分之十四；面粉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九日就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自然是极端困难的。根据蒋匪帮“官”方供认，仅台北一市需要救济的贫民，一九五四年七月已增到占台北市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蒋匪法西斯的恐怖镇压和迫害，再加以伪币制度和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饥饿威胁，台湾人民正过着大陆上广大人民所久已摆脱了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四）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货币流通中的那些耻辱和落后状况也迅速地变成历史的陈迹，我们已建立了以独立、统一和稳定为特征的货币制度。而新的人民币的发行，更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的日益巩固和完善。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是中国人民争取美好将来的武器。但台湾人民今天还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蹂躏下过着悲惨的日子，这就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做好发行新币的工作，支持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使台湾人民早日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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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处理副业收入，帮助社员渡过灾荒
刘彤 孙敬山
去年十月间，河北省霸县牛百湾“冲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室里忽然“热闹”起来了。社员们络绎不绝地来借钱，会计员忙得不可开交。
这个社是去年九月由四十一户扩大到一百二十四户的大社。由于连年水灾，有些社员生活困难，社务委员会决定从九月份起把副业收入的分红办法改成半个月预分一次。实行这个办法后，确实解决了一些贫困社员的家庭生活问题。但是，有的社员不等到半月分红就去借钱了。社员马汝兴家里存着席不卖，黄振强家还有半个月的存粮，也都到合作社去借款。看见这个人借，那个人就也要借；借钱的人越多，大家就越着急地“抢”着去借。到去年十月下旬，已有六十多户借了钱；半个月里，全社副业生产收入二百九十万元，却借出了二百八十多万元。看到这个情况，贫苦社员发起愁来，怕将来吃不上饭；富裕户也怕将来分不到钱。这样一来，许多社员在生产上也不积极了。社干部则感到无法领导，怕社垮台；个别干部甚至要辞职不干了。
这个情况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总支委员孙寿山（社长）和其他几个支委一起研究了这个情况。大家分析借钱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扩大社以后放松了政治思想领导，“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贯彻得不够，许多社员对“集体生产、渡过灾荒”的意义认识不清，总想多捞几个现钱在自己手上；再加上社干部对新社员家庭经济情况摸不清楚，有些贫苦社员没有把全部劳力投入生产，分红较少，生活有困难，社里也没有很好照顾。根据这种情况，支部决定首先对社员进行教育，提高觉悟；再通过算细账，摸清各户实际收支情况和出工情况，号召社员“积极生产、节约渡荒”，以生产定生活，打破依赖思想。他们决定先从第三生产队做起。
第三生产队共有二十九户，其中有十四户经常向社里借钱。社干部对社员讲清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互利原则，说明“现在多借钱、将来少分粮”的道理之后，有几个社员算了细账，认为只要很好地节约，把家中能参加劳动的人都投入生产，就可以维持生活，打消了依赖社里借款的想法。全队有六户确实困难较大，队里根据他们的出工数和实际支出情况，让他们在半月分红时适当多预支一些。他们向社里保证完成社里规定的生产任务；社里让他们预支足以维持全家生活的费用。这样做，可以使全体社员都能渡过灾荒，并且有利于社里的生产。同时，在社员中还进行了互助互济、团结生产的教育。大家还决定优先给贫苦社员安排生产，使他们不致因没活做而影响生活。这样安排以后，社员们打消了顾虑，劳动积极性也提高了。社员黄文波家共五口人，原来半个月内做不到十个劳动日；这样做了以后，半月做了十三个劳动日，半月分红已能够维持全家生活，不需要向社里借钱了。
第三队取得的这个经验在全社五个队推广开了。借钱的逐渐减少了，社里财政收支正常了，广大社员的劳动潜力也发挥出来了。社员黄振文的妻子过去没有干过社里的活，现在替社里纺了三十多斤织口袋的线；黄振武等三、四家的妇女以前不积极参加社里的劳动，现在也主动参加刺绣、织席等副业生产了。纺线组、织席组的歌声响亮起来；会计办公室里不再挤满了人嚷借钱了。贫农社员说：只要好好干活，就不愁没饭吃。中农社员说：这个办法好，劳动多的困难大的多预支点钱是合理的。干部也感到轻松愉快，不为借钱的事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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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农的“老实”
杨叶
“富农牲口好，农具好，会经营，有技术，会写会算；把他们吸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里有好处。”
“富农又听话，又不要贷款，又不要供应粮，开会到得快，叫他做啥他就做啥。”
“富农已经削弱了，不敢乱动了，越来越老实了，没有什么危险了。”
诸如此类的论调，在一部分农村工作干部中间仍然流行着。
有些同志从“理论上”知道富农是剥削阶级，从“政策上”知道对富农经济是要限制和逐步消灭的；可是，面对着某些富农分子，就又迷迷糊糊起来了。特别是当富农装出一副“老实”“积极”、甚至是“可怜”样子的时候，有些同志就“看不出富农有什么不好”了。
富农真的“越来越老实”，“没有什么危险”了吗？我们把他们那一层裱糊上去的“老实”面皮扯掉，看看他们的本相吧！
陕西省南郑县赖家山村有个富农叫冷秉坤，解放前曾经做过伪乡公所的文书，在村子里是很会抖威风的。解放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他脸上的一副凶相忽然消失了，见了村干部，总是三点头、两哈腰、请抽烟、请吃饭、请喝茶、请喝酒。他知道公粮自然是躲不过的，年年交得很早。村干部不识字，他就“热心”地帮他们写册子、打算盘。村长赵儒才说：冷秉坤这个人“还不错”，“老实”！冷秉坤对互助组员也有一套妙计：提前付工资，提高工价，弄好的吃喝，请到汉中城里看戏，借给钱，借给粮食。于是，不管农活多么忙，冷秉坤地里的活都要比互助组员自己地里的活弄得早。结果呢？互助组被弄得七零八落，不成个组了。粮食统购统销开始了，冷秉坤把两个评议员请到家里喝酒吃肉，隐瞒了六石多余粮。村长知道这件事，也不好意思追问；“吃了人家的嘴软”啊！冷秉坤知道，把村干部收买住了，把互助组弄垮以后，他就可以放心地再剥削大家了。
不可能设想，要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时候，富农竟会感谢我们；也不可能设想，当社会主义的声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当农业合作化运动越来越高涨的时候，富农会明目张胆地和人民对抗。他们现在是不会当着我们的面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的。富农确实是
“会经营”“会计算”的，可是他们决不会真心为农民群众来经营、计算。他们现在心里“经营”“计算”的是：宁可带上温驯的假面具，暂时“放弃剥削”，甚至贴上“老本”，包括赔上自己的女儿，把农村干部收买住，拆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台；然后，拿出本来的面目，舒舒服服地再过不劳而食或者少劳多得的剥削生活。
让他们做白日梦去吧！工人阶级并没有睡觉，农民弟兄更不是傻瓜！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地方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已经把冷秉坤之类富农分子的丑脸揭穿了。群众认清了富农的面孔以后，当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更加发展了，贫农和中农更巩固地团结起来了。群众对富农说：“你是你，我是我，农民不跟你剥削者打伙！”
至今仍然被富农的表面的“老实”“和气”迷惑着的同志们，警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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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疆和海南岛各族人民欢迎发行新币
云南省边疆各自治区的著名人士欢迎发行新人民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召存信和副主席刀承宗（傣族），都认为今天在祖国边疆和内地一样发行新的人民币，这对祖国建设和发展各族人民的经济都是有利的，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要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启仁（景颇族）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很多人因为‘法币’‘金圆券’‘滇票’等换来换去，被剥削穷了。现在我们的政府发行新币和那时的情况根本不同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李呈祥说：“红河区各族人民过去从来不相信也不使用纸币，解放后人民币却在红河区享有很高的威信。新的人民币容易识别，并和红河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相适应。”怒江傈僳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和品福（傈僳族）认为新的人民币票面额很适合傈僳族人民历来的习惯。各自治区的著名人士对新的人民币上印有四种民族文字，都感到兴奋，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它体现了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海南岛各族各界人民听到国家发行新人民币的消息后，都非常欢欣表示拥护。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王国兴对记者说：“我们海南岛全体黎族人民都衷心地拥护政府这个英明的措施。黎族人民绝大多数都不认识字，新币的颜色和大小能帮助他们认识币值。特别是黎族人民对一万元、一千元的人民币，一直都习惯地叫做一元、一角，这次发行新币，就和黎族人民的习惯一致了。”正在海口学习的黎族、苗族干部，对于新的人民币背面印有汉字和三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图景，感到十分兴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泰国归国华侨周铮说，新币发行后对侨汇的兑换丝毫不受影响。货币的票面额缩小给予归国华侨和侨眷很多的便利。这个重要的经济措施无疑地将会得到海外千百万华侨的拥护。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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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业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
应按规定折合兑取新人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联合向一切复员军人发布关于“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应按新币折合兑取现金”的公告。
公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一九五四年版“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自本年三月一日发行新人民币后，仍继续使用。在兑取现金时应按票面金额根据兑换比率（旧人民币一万元等于新人民币一元）折合兑取新人民币。此项票券兑取现金的截止日期，仍为原规定的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过期各地中国人民银行就停止收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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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部分地区开始春耕
四川的田野里已经一遍青绿，豌豆开了花，油菜在抽苔，小麦正孕穗。富顺等地许多农民开始送粪犁田。紧张的春耕已在泸州专区三百多万亩农田上普遍展开。
为准备春耕，全省有两万部新式农具将陆续送到农民手中，供销合作社准备供应各种肥料四十五万吨。射洪县银行并提前发放耕牛贷款，帮助群众买回耕牛四百四十七头。在兴修大批小型水利中，仅璧山青杠乡修的三十六处塘堰就可灌溉一万五千亩田。春前新建的八千三百多个农业社已积极投入生产，剑阁县永安农业社六天积肥十八万斤，遂宁县已有九十二个新社实行小包工按照计划生产。
（本报四川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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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陂等县农民积极支援灾区
湖北省孝感专区嘉鱼、汉川等县去年遭受严重水灾，后经过政府大力扶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重建了家园。但在年前年后的几次大风雪中，灾民在烧柴上、耕牛的饲料上又发生了困难。非灾区黄陂、应山、安陆等县农民为了解决灾民的困难，保护耕牛过冬，积极支援灾区稻草、烧柴，并帮助他们代喂耕牛。到二月初统计，全专区非灾区农民已将二千九百万斤稻草售给灾区农民。非灾区各县收购的烧柴一千三百四十万斤，也陆续运到灾区。代喂养的耕牛有八千六百多头。目前又有七个县组织了兽医一百多人替灾区寄养的耕牛治病。
（本报湖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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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逝世
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二十三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五十二岁。
史东山是中国最老的电影编导之一。解放前从事进步电影工作多年，他所编导的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在观众中有很大影响。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人民电影事业，曾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艺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并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得第六届国际电影赛会的特别荣誉奖状。
史东山毕生献身电影艺术事业，努力不懈。在他病前还深入工厂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史东山的逝世，是我国文化艺术界和人民电影事业的重大损失。
史东山逝世后，已由沈雁冰、周扬、张苏、阳翰笙、钱俊瑞、丁西林、夏衍、陈克寒、张致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吕骥、袁牧之、叶浅予、宋之的、王阑西、陈荒煤、于伶、蔡楚生、章泯、田方、司徒慧敏、徐肖冰、高戈、沙蒙、林杉、王震之、袁文殊、吕班、罗静予、罗光达、黎莉莉、姚向黎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择期举行公祭。
（新华社）
第2版()
专栏：
慰问和平的保卫者
本报记者 林钢
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七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大会的会场——旅大市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圆顶的剧场内，楼上楼下一排排软椅上，肩并肩地坐着苏军代表和旅大市各界人士。穿着草绿色和黑色军装的苏维埃战士们，金肩章闪闪发光的将军们，你们是多么威武，又多么和蔼可亲啊！你们胸前挂满了的勋章，是全世界过着和平生活的人民心上的花朵。整整十年了，当你们的兄弟已经把斯大林格勒重建得更美丽，集体农庄一次又一次地庆祝着丰收，而你们，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守卫在旅顺口。你们守卫的是远东和世界和平，你们是伟大的和平保卫者。
慰问大会开始。彭德怀团长走到讲坛前面去。他许久不能说话——掌声长时间地继续着。他的讲话颂赞了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当我们的共和国刚刚诞生，当美国侵略者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我国东北有被侵略的严重威胁的时候，苏联政府同意我国建议，由苏军继续帮我们守住这一战略要塞；现在，我国国防力量迅速增长并已日益巩固，苏联政府就提出在今年五月底以前全部撤走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并将海军根据地的各种设备无偿地交给我国。人类历史上、国际关系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真诚的、兄弟般的友谊吗？彭德怀团长代表我国政府、我国人民和毛主席，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全体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会场又归于寂静。全场谛听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代表的坚定的声音。他说，在他们将要离开这个好客的国家的时候，苏联人民相信：旅顺口的防卫转到了可靠者手里，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保卫自己祖国的荣誉和独立。代表团带来了毛主席赠送给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的锦旗。“赠旗”是一个动人的场面。铜管乐这时奏起“胜利进行曲”，雄壮的旋律表现着豪迈的、自信的情绪，护旗兵将锦旗护送到台中央。金边红底的锦旗上绣着毛主席亲笔署名的题词：“苏中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彭德怀团长和苏军指挥官在锦旗面前紧紧地握手。摄影记者们争着摄取的这个历史镜头，令人想起这些年来，在炼钢炉旁、在建筑工地、在教室、在田野和在未来的水力发电站的基地上，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千千万万次这样热情的握手。全世界都注意着中苏两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巩固。表示六亿人民的心意，代表团还带来了载满一个列车的慰问礼品。礼品中有中苏友谊纪念章，有精美的慰问画册，特制的美术纪念手册，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我国劳动人民的手工艺品和各种土特产。这些礼品已经封装分发到苏军各部队。大会上举行了赠送礼品单的仪式。
慰问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每个参加者愈来愈感到，在行将离别的时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表现得更为生动了。会场内千百双眼睛里闪动着友爱的惜别的光辉。这是一个慰问大会，这是一个庆祝大会，这又是一个欢送大会。我们是怀着胜利和自信的心情来欢送你们的。我们的人民都知道，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走，正是由于中苏两国的力量已经空前加强，中苏两国的团结也已经空前巩固。战争贩子要是敢于发动侵略战争，我们两国随时都会互相支援把侵略者打得头破血流的。现在，彭德怀团长代表毛主席向苏军部队授“中苏友谊章”。二十一位卓著功勋的苏军军官和士兵走上台来受章。亲爱的同志，这个精致的锦盒里装着金色的系着红佩带的纪念章。用我们毛主席的名义赠送给你们每一位军官和战士的这份珍贵的纪念品，是用六亿人民的最真挚的情意铸成的，请你永远把它挂在胸前。慰问大会快要结束了，热烈的欢乐的乐曲响起来，一群年轻的歌舞团员抱着鲜花拥上了主席台，她们把鲜花献给英雄，把中国人民的祝福送给苏联军队。亲爱的同志们，祝一路平安，问莫斯科好！祝你们在保卫共产主义建设中获得新的胜利。我们将要把保卫旅顺口的责任担当起来。旅顺口雄峙在平静的、碧蓝色的海上。我们要警惕地守卫住祖国东方的大门，要坚如磐石地守卫住远东前哨的这一和平堡垒，我们一定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