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协助党委做好培养会计人材的工作
青年团清丰县委书记 刘云江
协助党委培养农业合作社的会计人材，是农村青年团组织重要任务之一。一年多来，河南省清丰县团委会按照这一要求，积极地组织农村知识青年和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协助党委训练培养了一千九百多个会计员和计工员，对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清丰县日益感到合作社会计人材的缺乏，特别是熟练的会计人员的缺乏。据全县九百七十二个老社的统计，没有会计的社有二十个，一百五十六个社的会计业务不熟练，因而这些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制度混乱，账目不清，影响了社的巩固。六区杨庄窑村陈贵先合作社因账目结算不清，就有五户社员闹着要退社，还有几户要转入别村的合作社。六区店上乡逯进京合作社也因为没有会计，推迟了两个月才把社建立起来。正是由于会计人材缺乏，加上过去不少党员、干部的麻痹大意，因而有不少合作社的会计职务被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乘机窃取。据统计，全县有四十二个合作社的会计职务被地主、富农、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所窃取。他们在社里贪污公款，涂改单据，故意造成账目不清，借以破坏合作化运动。如店上乡第四合作社的会计逯克勤是个三青团员，一年多没有清理过账目，社里没有买绿豆，他故意写上买绿豆四百斤，把十元的单据改成三十元。
本来培养会计人材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清丰县转入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有一千零四十二名，如果加上农村的其他知识青年，应当说合作社会计人员的来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过去由于团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劳动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因而青年中间有不少人轻视会计工作，他们认为整天同算盘账本打交道没“出息”，因而东奔西跑，到处要求升学，想当干部。什字村的高小毕业生刘贵田，团支部动员他学会计，他不愿意干，先后到郑州、新乡等城市去找工作。还有一部分农村知识青年有畏难情绪，怕学不好被群众讥笑，怕家长责备。
清丰县团委会在动员和组织农村青年学习会计工作的时候，首先抓住了思想教育工作。根据县党委的指示和要求，在团内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再由各区团委分片召开了毕业生会议，对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通过“想过去，看现在，望将来”的查算对比方法，使他们认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和做好会计工作的光明前途；同时还用本地和外地许多青年做好会计工作的具体事例，打破了部分青年怕学不好受人讥讽嘲笑的顾虑。六区店上乡的十七个高小毕业生，在团支部的领导下，算了本乡的合作社缺乏会计的数目（全乡十个社，需要会计二十个，现在只有八个，中间还有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讨论了第四社因账目不清和第六社没有会计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后，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会计工作的重要性，表示一定要学好会计业务。韩村高小毕业生在团支部领导下，参观张学修社，看到他们的丰产成绩，听到社长张学修当选省模范到苏联参观的光荣事迹以后，就大大地提高了爱国爱社的热情。青年马作式说：“这下可把我的糊涂思想解决了，过去光知道当干部光荣，参加农业生产丢人，不知道在新社会能把文化用到生产上去也是光荣的。”
青年们的顾虑解除了，认识提高了，跟着而来的就是怎样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清丰县团委会基本上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选派团员和优秀的青年到县里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学习，各乡先后选送去的有一千四百一十三名青年。由县团委派专人进行辅导。在每次学习结束的时候，县团委号召大家回乡以后应帮助搞好本地的会计自学小组；同时，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不要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要虚心地向老社的会计学习。团委还根据地区的远近帮助大家组织互助小组，经常交流经验。另一个办法是就地取材，就地培养。去年麦收开始，县团委选择店上乡为重点，建立了一个二十五人的会计自学小组，由老社会计采取带徒弟的办法来培养青年会计。去年秋后全县的会计自学小组发展到二十五个，参加学习的青年二百六十六名，到今年六月更扩大到五十六个，共五百七十八人。同时有三十个乡的民校也进行会计课程的讲授。民校会计课的讲授，一般是把会计课程分作几个单元，每一单元又分作几课，先由老社会计讲授，再组织学员讨论；如在讨论中发现有不懂或疑难的问题，小组会上又不能解决，就汇集起来，由老社会计解答。每一课学习结束后，举行测验，作出小结；每一单元学完以后作出总结。对于学习积极、认真钻研，有显著成绩的学员，及时加以表扬，以便树立榜样，带动大家；对于学习消极疲沓的学员，要及时加以帮助。
为了帮助新老社的会计提高业务能力，及时交流经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清丰县的团组织还协助党委，根据不同的情况建立了会计网、会计研究会、会计联合办公室以及会计碰头会、会计辅导组等组织，如芦里等三个村的合作社会计每天夜里碰头研究工作，结账分红的时候在一起办公。店上乡还建立了会计“问事处”，组织了会计业务熟练的库东法、焦焕梅等二十七个男女青年为辅导组长，传播经验，解决了会计工作上所碰到的困难，提高了青年会计的业务水平。
根据这一段时期工作，我们体会到团组织要把培养青年会计人员的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取得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取得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援。在团组织方面则必须认识到，协助党委把这个工作做好，是当好党的助手的一个重要表现，因而应当拿出很大的力量来从事这个工作。去年夏天，清丰县团委看到合作社极端缺乏会计人员的困难情况后，就拟定了一个动员和组织农村青年学习会计工作的方案。这个方案，受到了县党委会的重视，县委书记亲自在上面加了批语，并且在七月间召开的县党代表会议上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和各有关部门协助团委搞好这个工作。党的县委会的重视，推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重视这一工作，使我们在组织青年学习会计工作中所碰到的教员、教材以及灯油、房子、桌凳、纸张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县农业技术指导站、县人民银行和县供销合作社还指派了专职干部，负责会计自学组织的技术指导工作。
在团组织方面，县团委书记亲自下去组织和办好了一个会计自学小组，创造经验；同时县团委会的委员也都分工负责，指导各区的青年会计培养工作，并且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经常下乡巡回检查，帮助各地解决问题。团的区委会和乡支部也都指定专人负责这个工作，并且根据需要，经常召开各种会议，汇报、总结和布置培养青年会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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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翻译工作中的汉语规范化问题
毕克 徐鸣珂
在推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中，翻译工作部门也负有重大的责任。近数十年来，特别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大量地翻译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都拥有广大的读者。读者从这些著作中不仅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影响，而且在词汇方面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们从外国语言中确实吸收了许多好东西，丰富了我们的语言。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八页）可见翻译工作在促进汉语规范化和丰富汉语方面有重大的作用。
在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曾经在译音、译名、用字、用词等方面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在译文语法修辞方面力求做到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但是未提到汉语规范化这样的高度，而且做的还很不够。今后我们应当在这一方面多加注意。这里仅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三年来在汉语规范化方面即在译音、词汇和语法修辞等方面所进行的工作简要地谈一下，以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在译音方面，编译局主要是用自己编印的俄华译音表翻译人名和地名，力求做到人名、地名译法和译音用字的统一。译音的基本原则是：（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二）按“名从主人”的原则译音，但是习用已久的人名、地名即使在译音上有些出入也不另译。（三）人名按同名同译、同姓同译、同音同译的原则译音。（四）译音用字采用常见易懂的字，不用冷僻的字（如嘎、忒、剌等字），不用跟上下文容易连成意思的字（如则、拿等字）。
（五）男女人名译音一般要做到一望而知为男性或女性，例如男性人名字尾可依音采用柯、奇、泽、斯基等；女性人名则依音采用莎、玛、丽、莉等，女性名字字尾采用娜、娃、娘、卡娅等。（六）人名和地名译音用字，不仅在一本译著中要前后一致，而且在编译局所有译著中都要一致。目前，我国翻译界还缺乏一个统一的俄华译音表，所以各种书刊上的译音用字还未取得一致，这种不统一的现象须要早日消除。
在译文词汇方面，我们进行了用字统一和译名统一两项工作。首先谈用字统一的问题。过去和现在，我国书报杂志登载的译文在用字和用词上很不一致，有时用了错别字，有时用了生造的字（和词）。为了做到经典著作译文用字（和词）的正确和统一，我们编了一本“统一用字汇编”，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就开始用起了。我们编辑这本汇编的原则是：一、不复古，但要信而有据；二、要照顾习惯，但不随声附和；三、模棱两可的字则同语言学家商榷。这本汇编大都是根据“毛泽东选集”、党的文件、“辞海”、“鲁迅全集”用过的字和词整理出来的。但是自从第一二两批试用的简化汉字表发布以后，那些字即以简化汉字表为依据了。
其次谈译名统一问题。译名的范围很广，包括人名、地名、书报、杂志、决议、文件、学说、主义、党派、组织、机关、团体、专门术语等各个方面的名称。译名的统一是一项繁复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家知道，译名不统一，往往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例如“Шушенскоесело”这个译名在十本书中就有十一种译法：“舒辛斯科野村”、“舒申村”、“舒施村”、“舒申斯科耶村”、“寿山村”、“寿沙村”、“寿沙斯克村”、“寿山斯克村”、“苏辛斯科伊村”、“苏舍斯克村”“苏新斯考野村”。如果一个不懂外文的读者看了这些译名之后就会问：“列宁一八九七年上半年究竟被流放到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州的哪个村子？”（根据我们查考有关地理方面的材料，“Шушенскоесело”译作“舒申斯克村”似较妥当。）至于人名或其他专业名词在同一本译著里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是很多的，甚至把一个词译成许多同义语，如把“кукуруза”译作“玉蜀黍”、“玉米”、“苞米”、“棒子”、“包米”、“包谷”、“大蜀黍”（按照通行的译法译作“玉蜀黍”似较妥当）等类似的现象很不少。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名词的译法多种多样，不仅不能丰富我们的语言，反而使我们的语言在词汇方面更加分歧和重复。
我们在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全国通用的词汇。为了在确定译名时采用比较通用的，我们从质量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译本中以及从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译本中搜集了大批译名资料，制成卡片，作为参考。为了保证经典著作中的译名统一，我们随时将各卷应行统一的译名也制成卡片，以备查用。同时在确定译名时，我们除了根据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之外，还经常同国内各专业机关和学术团体商榷。
在语法修辞方面，我们力求使译文“意思正确，译文通顺”。也就是说，使译文既符合原著意思，又合乎我们语言的习惯。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办法：第一、对译文一再研究、推敲、修改。例如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的一篇文章中，初译稿有一段译作：“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抵制所有一切协商会议，如像某些愤激的和不完全正常的‘个别人物’提议要做的那样；反过来说，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决定参加协商会，如像我们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式的同志们居然想像的那样。”这段译文句子太啰嗦，又不合乎一般汉语的语法习惯。后来改译作：“我们不能像某些被激怒的和不完全正常的‘个人’所提议的那样，对任何协商会议一概加以抵制；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像我们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型的同志们所想像的那样，对协商会一概决定参加。”
第二、设专职修辞员，其任务是专从汉语角度修订译文，指出译文中含混不清、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的词句，纠正译文中语法不通、用词不当、标点符号不对之处。
第三、建立朗读制度，其目的在于使译文“念得上口，听得顺耳”。例如在译文定稿以后，由一个人朗读译稿，一两个人在旁边一面听，一面看俄文，检查译文有无漏译或错译的地方；另外一两个人在旁边一面听，一面看中文，听一听是否通顺，是否合乎汉语语法。经验证明，这是鉴别译文合乎不合乎语法习惯的准确的尺度，也是诊断译文有没有毛病的好办法。
此外，在译文中我们也力求避免一个句子由五六十个字组成，冗赘不堪，以至一两口气也念不完；但是有时为了使经典著作意思表达得准确，在一定情况下还是保留长句的形式的。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我们在引文统一、规格统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大家知道，经典著作中的引文大都表明重要的论点和看法。同一段引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有时出现在不同的卷次或者出现在一卷中的好几个地方，这样，我们就必须一一做到统一；不然，有时也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引起误解。因此，我们制作了卡片，以保证编译的各卷经典著作中的引文统一。
规格的统一是指标点符号、页码注码、简称全称、年月日时、称呼语、字体、行款、篇末签署、数字、引文出处、听众反应等用法和写法的一致。例如在列宁的著作中，字体和符号是多种多样的：成段的斜体字，局部的加空斜体字，黑体斜体，黑体大小写等等。既然原著中的规格这样繁复，一种符号代表一种意思，那末表现在译文中的规格自然就不能简单化了。因此，结合目前的印刷条件，我们尽量利用中文中已有的规格特点，把中俄文的各种规格一一排队分类，在不影响版面美观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当的安插，使得它们各司其事，各得其所。其次，又如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尤其是报告、讲演等类文献中常常为了表示听众的心情，就有“笑声”、“大笑”、“哈哈大笑”、“全场大笑”、“全场欢呼”等几种用法，我们在译文中也相应地加以区别。
这就是我们三年来在翻译经典著作方面所进行的有关汉语规范化的一点工作。很显然，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在运用祖国语言方面还有很多应做而未做的事情。今后，我们在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愿同全国翻译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全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一起，群策群力，使我们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尽量减少分歧和混乱，增强统一性，并尽可能从外国语中吸收好的东西，以丰富我们祖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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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塔里木河的下游
储安平
今年六月，我在塔里木河的下游访问了一个小村。这个村子的居民过去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他们穿的是粗糙的麻袋布，见了外面去的陌生人拔脚就跑，一下子都躲进了芦丛或沙山。由于很少人知道通达这个村子的路径，我们只能一站一站地换人带领。我们从尉犁县城出发，沿着孔雀河的北岸西行。一路都是野生的梧桐，碧绿可爱。后来渡过孔雀河，穿过群克尔村，道路就穿行在许多小河和湖沼中间。那些小河里鱼很多，有些还浮生着娇艳的野荷花。越往南走，戈壁的景象越发浓厚。有些地方尽是沙墩，沙墩上长着黄绿相杂的红柳。经常看到天鹅在湖边游，而两眼矍矍的大鹰，雄踞路旁，直到我们车子驶近，才突然惊飞。向西南远方看去，见有旋风上卷，一柱冲天，这又是戈壁中的常见的景色。
我们最初是在通往婼羌的大道上走着的。到了卡拉，便离开大路朝西向着塔里木大戈壁的东部边缘前进。从卡拉，经过英可尔，通往客拉切其，一路都是草丛、杂木和沙窝。路径若连若断，使人不辨进退。我们在那烤人的没有一丝丝风的戈壁太阳下驶行了八小时以后，终于越来越挨近蜿蜒在塔里木大戈壁东沿一带的沙山。沙山不很高，然而另有风致。那像被熨斗熨过了似的齐整的山棱和贴平的坡面，给我一种极其单纯、新鲜而又深刻的印象。就在这蜿蜒的沙山脚下，流着来自千里以外、历史上久享盛名的这条旷达的、豪壮的、同时也是桀傲不驯的塔里木河。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客拉切其的时候，汽车马达的声音已经把这个平静的小村扰乱了起来。村里的人们，都怀着讶异、新奇而又紧张的心情，伸着脖子四面探望。有人发现在远远的沙窝里有着一个黑色甲虫似的东西一点一点向他们驶近。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我们一定是走错路了，因为自有这个村子以来，就没有到过汽车。解放以后，县区干部、汉族干部和当地民族干部虽然常来，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待过专门去访问他们的客人。当他们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是专门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人群里马上腾起了一片欢呼。人们争着涌上前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即使最年轻的妇女也不感到一丝害羞。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像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岗。沙岗不很高，大约两三公尺光景。沙岗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本来也是水足草茂的地方。后来，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有些地主恶霸任意截拦河水，就使下游一带水源日见枯竭。我们在路上曾经看到一个地方残存着很多像被大火烧过似的枯死的大树，据说这就是“水走了”的遗迹。多年以来，像我所访问的那一带地方，都已沦为“洪水漫浇地”，平时没有水，要到大山化雪，上游发着洪水的时候，才有水流到这儿来。由于地势高低不一，水势有强有弱，每年的水漫到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一定。水漫到了，大家就把那块地的一些低洼的地方堵起来，把水堵住。到第二年春天，水已经渗入地下，于是就在地上撒种，这样，那块地就算种上了。过去，即使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封建地主乡约仍然不放松他们的残酷的剥削。由于每年究竟哪些地漫到了水、可以种，没有一定，所以每年春天都要分一次地。我访问过一个叫作白拉提的老汉，他说：“洪水来时，拦坝堵水这些苦工都是我们做的，但是分地的时候，全由乡保长作主。好一些的地，都由他们占了，分给我们的地，又少又不好。我们不能不种，还要向他们鞠躬道谢。在过去，我们这些穷人每年最多只能分到种五十斤种籽的地，但是那些地主乡保长占的地，却可以种到一千斤种籽以上。他们自己不劳动，那些地还是要我们大伙儿分着帮他们种。”
在农民分到的这一点小土地上，要是年成好，可以收上三四百斤粮，要是年成不好，那就收多少算多少。可是年成好不好，实际上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要是多收了些，乡保长就来了，摊派这个又摊派那个，到头还是送给他们了事。那个白拉提老汉用手指了指塔里木河那边的海子（湖沼）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带的人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反正我们从小时候起，就是整年靠吃鱼吃草根过活的！”
这种苦难现在终于结束了！解放以后，这地方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虽然由于这一带都是“洪水漫浇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也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然而那些封建地主乡保长的恶势力，却很快地被解放后的劳动人民赶跑了。解放不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就选出了自己的乡长和村长。过去，他们每年分一次地，现在，他们仍然每年分一次地。可是过去分地是由地主乡保长支配作主，农民不敢说一句话。现在分地，则由乡长领导，区上还派干部来参加，先由村上研究协商，大家同意后再分。这一带的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可是在一九五二年，解放了还不到三年，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在这一带人民的生活里出现了：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那年春天，领导很多群众在上游筑了一个大坝，使塔里木河的河水不再流入孔雀河，使河水仍循塔里木河的故道流到下游来。水的回来，使下游各地人民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带竟然出现了一次多年未有的大丰收。
“水比从前富裕了，分到的地也比从前又多又好了，就拿我说，我今年分到种五百斤种籽的地。像我这样只有三口人的一户人家，能分到种五百斤种籽的地，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白拉提老汉一扯到他们村上这两年来的生产情况，就格外兴奋：“过去我们种地，种了以后从来不再浇水，什么都不管，只等秋收。有收即收，没有收成也就算了。现在可不同了。由于再没有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收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大家对于生产就比过去积极得多。前年乡政府号召拔草时，有些人还不大愿意，说过去从来没有拔过草，而且草拔了以后还是要长出来，何必白费劲。那年只有五六户拔了，可是拔了草的，长出来的庄稼确实不同：麦子长得高，麦穗结得大，所以从去年起，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话，愿意拔草了。过去，穷人很少有牲口，牲口大都是地主乡保长的，他们的牲口踏了或者吃了我们地里的庄稼，谁也不敢哼一声。现在，除了拔草以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青年在地里巡逻，看看有没有牲口或者野猪吃庄稼。最近又组织了一支水利队，正在挖一条水渠，想把更多的水引上来，好扩大生产。”
在我和白拉提谈话的时候，一个叫阿西木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这位阿西木是这个小村子上仅有的一位在外面跑过的人物。阿西木一家十五口，其中有三个妇女会用羊毛和野麻编织口袋（装粮用的），织了口袋，就由阿西木拿到焉耆一带去卖。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阿西木每年总要赶着几个小毛驴，带上几十个口袋，到焉耆一带去，把口袋卖掉了，就换一些包谷驮回来。可是一九五二年以后，阿西木就再没有出去过，甚至他们连口袋也不再织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我们没吃的，不得不把一些羊毛都织成口袋，拿出去换粮驮回来。我们屋子里一直只能铺些苇席，我们过去就整年地睡在苇席上。从一九五二年起，政府照顾我们，在上游筑了大坝，河水流回下游，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大大增加，大家的生产都提高了。生产提高了，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好一些，都想打些毡毯铺在地上。我们村上牲口本来不多，这样一来，我们这一点点羊毛连自己用也不够了，再没有多余的羊毛拿出来织口袋了。而且，我们也不再需要拿口袋去换粮食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没有再从外面驮回粮食过。正相反，去年我们响应政府出售余粮的号召，我还卖给政府一千五百斤小麦和四百斤菜籽呢。”
塔里木河下游是盛产野麻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正是野麻花盛开的季节，土红色的野麻花，给那荒芜的戈壁地带添上了不少景色。这一带的老乡很久以来就知道利用野麻织布织口袋。我还看过他们用野麻织成的毯子，又厚又结实。他们并且把野麻染上几种不同的颜色，织出一些简单的条纹，另具一种引人的民族风格。可是过去的反动政权从来不知道利用这项原料。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提倡下，野麻竟然成了一种高级纺织品的宝贵原料。我在新疆亲眼看到过上海寄来的用野麻纺织的很好的纺织品。政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大量收购野麻。剥野麻现在成为这一带的老乡、尤其是妇女的主要副业。野麻这东西过去一向被人们铺屋顶、垫路基、当柴烧。很多人说，共产党来了以后，一向不值钱的东西现在也变得值钱了，一个妇女剥上十天野麻，就可以换购一身衣料；她们一谈到这个问题，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兴趣。她们剥了野麻也用不着自己送到什么地方去卖，供销合作社会按时派车去收。她们都把长的好的卖给政府，短的次的留着自己家里用。
我虽然在那儿只耽了两天，然而却看到了这个小村子所发生的变化。我问他们现在还吃不吃鱼，他们带着很得意的神气说：“一九五○年的时候，已有少数人吃到粮了；一九五一年，很多人都吃粮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们这儿再没有人把鱼作为主食了。现在再没有人吃草根了。现在我们一星期还吃两三次鱼，但是鱼不再是我们的主食，而是副食了。”在早上夜晚（沙漠地带早晚特别凉），我还看到一些老年人身上披着他们从前穿剩下来的破烂的粗糙的麻袋布袷袢，当我有一次端详着一个老汉身上的这种衣服时，他说：“过去我们就是穿的这种衣服。你别瞧它粗，可结实着哩。在过去，我们最好的衣服是褡连布（很粗的土大布），可是褡连布也还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人穿。而现在，人们只有在地里劳动时才穿这种褡连布了。”说着时，正巧有两个妇女走过我们身边，那个老汉呶呶嘴：“你瞧那些娘儿们，现在她们都穿上红颜色的花布了。”在这村上，麻袋布和褡连布还是看得到，可是更多地看到的是各色棉布，有些年轻小伙子身上还穿着带条纹的布衬衫。
我看到他们用木桶、木盆、木碗、木匙。在河边，我看到他们的独木船。在有些用苇子遮着的荫棚下，我看到有些妇女仍然用着那由两个木叉和三片木板构成的织布机在织布。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们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瓷茶壶、瓷碗和铁皮桶。他们爱喝茶，可是过去没有人知道一块茶到底要多少钱，现在他们大人小孩都喝茶。再没有人去理会那些为他们过去生活里一日不能缺少的打火石了，现在大家都用火柴；一匣火柴有十包，才要五角钱。我说：“你们还养鸡！”阿西木说：“这也是这两年的事。从前，要是你养鸡，那是你自己招乡保长来麻烦。而且从前我们人还没吃的，拿什么来养鸡啊！”
这个小村子过去从来没有小学，从一九五四年秋天起，村里也有了小学了。阿西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解放以后，村里群众都要求办一个小学。时代不同了，不识字就等于瞎子。不仅不能读报，甚至上面来的文件也看不懂。在这样一个戈壁滩上，要是没有人识字，上面来了文件又到哪儿去找人来读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们这儿进行了普选，我们选出了我们自己的代表，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九五四年秋天，我们这个村上就有了小学。这使大家格外感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的好处。”
村子里有好些人都聚拢到我们那一间小屋子里来，安静地并津津有味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后来我看到一个有着很长的白胡须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贾马利），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扶着，一步一步摸索到我们屋子里来。看样子好像他要和我谈什么似的。大家帮着招呼他从人丛里走过来。他的眼睛没有瞎，然而他眼珠子里发出来的光，就像一个瞎子那样不集中在任何地方。他仿佛是在凝视我，但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有些颤动。他说话也仿佛很困难似的。他说：“过去乡保长来，骑大马，拿着鞭，见人先抽几鞭再说，要把我们抓到别的地方去作苦工。现在，再没有打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毛主席派了人来问我们好。我看不到毛主席，我要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只是要向毛主席道谢。”他这样说时，忽然一下子扑到地上叩起头来。他那严肃的、诚恳的、老态龙钟的表情，强烈地感动了我。他那突然的动作一下子使我紧张到极点。我立刻肃穆地跪下来回拜他，亲切地并带着一种晚辈的心情把他扶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这时也都立了起来。这一带人民在旧时代里所遭遇的侮辱、灾难和苦楚、以及解放以后对党对毛主席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纯朴的恳挚的感激，都在这个肃静的、感人的、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场合中透彻地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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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富裕中农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
黎言
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多数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坚决的。但也有一部分农民在入社的问题上表现着犹豫和动摇。特别是富裕中农，这种动摇性就更大。有些富裕中农按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主义觉悟来说，暂时还是不愿意入社的，但是，他们也要求入社了，有的甚至要求得很“迫切”。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由于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政策，在合作化高潮的面前，就对再单干下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顾虑：比如怕供销合作社不卖给他们肥田粉，怕改变他们的成份，怕现在不入以后想入也不要，等等。因此，在吸收富裕中农入社的时候，就必须做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这种细致的思想工作，绝不能用一般的群众大会来代替。
中共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支部委员会就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他们对要求入社的富裕中农，都个别地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所有要求入社的富裕中农在社里同意，要支部批准时，支部即派一名支部委员去同要求入社的富裕中农谈话，并到他的家里进行访问，了解家庭主要成员对入社的态度，并宣传党的政策。一方面说明合作化的远景和入社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办合作社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以及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在先后五十名报名入社的富裕中农中，有三户本来就是不自愿的，这一下顾虑解除了，情绪安定了，不再要入社。而批准入社的四十七户富裕中农，经过这一番思想工作，更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四十七户富裕中农入社之后，积极投资，积极劳动。
相反，丰润县东欢坨乡支部，由于没有对报名入社的富裕中农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就有个别不是真正自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也进来了。像东欢坨村第十二社，就吸收进来这样一户富裕中农。社里要他参加集体劳动，他不想参加，社里要他交纳股份基金，他也不愿交纳。他还准备把自己的一头牛卖掉使零钱花，当社里不同意他这样做时，他认为社里“干涉”了他的自由，提出退社。他表示，早知道不入社也可以，社里又有这等规矩，他就不入了。
由此，我们就应该认识，目前确实有部分富裕中农入社是坚决的，但是也有不少富裕中农还要看一看。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吸收富裕中农入社时，必须把思想工作做得尽可能细致些，把那些真正自愿的吸收进来，还不自愿的，决不要勉强让他们进来。这样，既有利于对富裕中农的团结，又有利于社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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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艺术团在国外
我国艺术团将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等地演出
应邀到南斯拉夫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十一月三十日结束了在贝尔格莱德的演出，即将前往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演出。
在这一天以前，中国艺术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进行演出外，还到南斯拉夫的文化古城诺维萨特市和斯科普里市作了访问演出。十一月二十九日晚间，中国艺术团在诺维萨特演出时受到这个城市的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中国演员从剧院出来沿街又受到街道两旁的成百市民的欢呼。诺维萨特市人民委员会主席还举行了宴会，招待艺术团全体人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间，中国艺术团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的全体人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联欢会。“科罗”民间歌舞团团长斯科夫兰和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在会上讲了话，谈了相互在对方国家进行访问演出期间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并且表示要进一步为中南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努力工作。在联欢会上，中南两国的艺术家相互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新华社）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结束在冰岛的访问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十一月三十日在国家剧院举行告别演出，结束了在冰岛的访问。剧团人员已经在十二月一日和三日分批离开雷克雅未克。
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剧团在国家剧院一共演出了五场，场场客满。观众共达三千多人。雷克雅未克每二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个人看了京剧。
十一月二十八日，冰岛文化部长举行了酒会招待剧团全体人员。冰岛方面出席酒会的有外交部长、总理秘书长和冰岛文化艺术界人士约五十人。
十一月三十日，楚图南团长把“古本戏曲丛刊”一部赠给冰岛国家图书馆。冰岛文化部长代表国家图书馆和冰岛政府表示感谢。他说：“这件礼物包含着深深的友谊，是友好善意和文化合作的表示。我希望这种友好善意和文化合作会在国际的和平合作中不断发展。”
冰岛是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北欧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从九月到十一月，剧团先后在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作了旅行演出。这次旅行演出受到北欧各国人民普遍而热烈的欢迎，成为这些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北欧各国的戏剧艺术界人士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对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一致给予最高的评价，并且对新中国关怀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的舆论还指出，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来到遥远的北欧国家介绍中国的传统戏剧，这生动地证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真诚愿望国际合作，并且努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 （新华社）
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到蒙古
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在十一月三十日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表演团是根据中蒙一九五五年文化合作计划到蒙古访问的。表演团到蒙古以前，曾在东欧几个国家访问演出。
到车站欢迎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委员会主席斯·乔热姆茨和副主席布尔维、对外文化联络局秘书长豪斯巴雅尔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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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冰岛人民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
新华社记者 帅鹏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冰岛的访问，为促进中国和冰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冰岛人民珍视他们远方来的朋友对他们的友谊，他们像宝贝一样珍藏着中国剧团这次访问留下的纪念品：一份节目单，一个签名，甚至一个中国的空纸烟盒。
中国艺术家们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访问的一星期中，强烈地感到冰岛人民对他们的热情。他们处处遇到人们友好的微笑。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时常有人走过来同他们握手说：“欢迎你来冰岛”。甚至坐在汽车里的人也停下车来向他们挥手致意。冰岛人民认为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访问冰岛是中国人民对冰岛人民的友谊的表现。一位冰岛作家向中国艺术家说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的心情。他十分感动地说：“你们的国家是那样大，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小，但是你们还是想到我们，并且不顾路途遥远来为我们表演你们古老的文化艺术。我们把这看作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一生也不会忘记。”一个老太太在向剧团告别的时候，把一个手镯送给中国演员江新蓉。老太太指着自己的心说：“我们相隔虽然远，但是我们的心是靠近的，这个镯子象征着我们的友谊永远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演出受到冰岛舆论和文艺界人士的赞扬。冰岛最著名的剧评家希雅尔塔尔森说：“京剧是这样富于人情味，他直接打入了人们的心。人们的心是彼此相似的，不管他们生活在这广大的地球的什么地方。”另一个剧评家格里姆森说，京剧的演出“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个遥远的重要的文化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雷克雅未克期间观看了冰岛国家剧院演出的话剧“好兵帅克”，这个话剧的主题是讽刺不正义的战争。中国艺术家也参观了热爱祖国河山的冰岛著名画家克雅尔瓦尔的油画展览，参观了冰岛国家博物馆和博物馆中关于冰岛民族英雄西格尔森的生活和斗争的纪念品。这一切都给中国艺术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他们进一步体会到冰岛人民对和平自由和独立的热爱。
冰岛的古代史诗“艾达”中有一句名言说：“到仇敌的路曲折又漫长，那怕他的房子就在大道上；到朋友的路宽阔而笔直，即使他居住在远方。”冰岛人民热烈地欢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友好访问，他们从经过遥远的道路，渡过广阔的海洋来到他们国家访问的中国文化使者身上，看到居住在远方的中国人民是他们最容易接近的真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