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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巨大的宣传队伍，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
方青
黑龙江省宁安县县委为了提高全县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促进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的农业合作化新高潮向着更深广的方向发展，在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会议的时候，强调指出：必须组织一支力量雄厚的宣传队伍，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之后，各区就分别召开了村干部、宣传员、党员、团员、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县委这一指示的精神，研究了宣传队伍组织问题和训练班问题。接着，各村根据具体情况，组织了村干部、社干部、宣传员、劳动模范、生产能手、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小学教师、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以及民间艺人等各方面的活动人物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办了三、四天的训练班，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决议，并且总结了本村合作社的优越性，作为宣传资料。全县共动员了一万六千人，成立了一百一十八个演讲团和许多宣传组，动员了许多业余剧团以支部为领导核心，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党的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以后，全县立刻展开了一个入社热潮，一个月以内，就有一万一千农户报名入社。兰岗区的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八，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
在这一次宣传中，宣传队伍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兰岗区就总结了十六种宣传方式。除一般地讲党的合作化政策、五年计划外，主要针对宣传对象的不同的思想顾虑，进行具体宣传解释。团山子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宣传员就是把本社的发展过程作为活的教材，生动地向农民作了农业集体化的远景教育。这个村没有入社的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看到了集体化的远景，一次就建立起五个合作社。解放村妇女之所以迟迟没有入社，最主要的顾虑是孩子没法安置。这件事情被缸窑村党支部书记知道以后，便派女社员徐淑敏去作宣传。徐淑敏这样讲自己的经历：自己有五个孩子，都交给带孩子组的老太太看管，有时也采取大孩子看管小孩子的办法，这样就使自己有时间下地，一年就在社里作了一百七十个劳动日。经过这次宣传，解放村有五十多户的妇女入了社。烧锅村是用图表和宣传画的形式，把两个老社在生产上所表现的优越性画出来，同时把互助组、单干户的生产情况也画出来，使人一眼可以看出合作社有些什么好处。这样，这个村入社农户就由五十六户增加到一百二十四户。
十一月二日，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黑龙江省委全会（扩大）的精神，对一些重大工作作了布置之外，还总结了宣传工作的经验，决定大力推广这些经验，要求全县组织两万人的城乡宣传队伍，向农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宁安县的宣传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人说：“群众劲头已经起来了，就不用再宣传了。”说这种话的人是把深入的思想教育看成了单纯的鼓动口号，他们不懂得只有把党的政策宣传得深入人心，才能保证合作化运动巩固地发展，才能把已经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办好。宁安县就是把运动推向高潮之后，没有停止宣传，而把宣传工作更加导向细致和深入，这样，就取得了更大的效果。
也有人说：“多宣传宣传当然好，就是没有宣传人员，要宣传就得来人，来文工团。”这种说法也被宁安县的事实所否定了。宁安县广泛地发动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做宣传工作，全县几乎每十个农民当中就有一个宣传员。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工作方式，是一种既放手发动群众又以党的村支部为核心加强领导的工作方式，是符合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忽视政治思想教育，在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尤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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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落后状况
杨星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所感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他们迫切要求系统地了解党的政策，学习和掌握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过渡时期充满着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正在思想战线上向广大劳动人民猖狂进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在群众中的流行，就是这种进攻的显著表现之一。为了抵制反动的、荒诞的、淫秽的书刊的流行，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在目前是具有迫切的意义的。
几年来，我国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有着很大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般能配合党的政策的宣传，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出版了不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并能以质量较好的书籍代替过去某些私营出版社、特别是投机出版商出版的粗制滥造的书籍。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都是有利的。
然而，我国通俗读物的出版，距离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还差得很远，而且还有不少问题。如不解决这些问题，要把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推进一步，那是不可能的。
目前通俗读物出版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书品种过少和数量不足。一九五四年通俗读物初版重版种数虽比一九五○年增长近百分之五十，但是新出版的种数历年几乎没有增长。宣传辩证唯物主义、通俗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讲解科学常识的书籍品种很少；通俗介绍工业生产技术的书籍多半是翻译的，著作极少而且印行量低；介绍各项农村工作经验特别是互助合作运动经验的书籍，出版得不够；在通俗文学艺术书籍和连环画中，缺乏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创作。
通俗读物的质量不高，也是目前通俗读物出版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很多通俗读物没有很好结合政策的宣传和群众的需要，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质量较好的小册子，几乎没有一本。不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讲解党的政策的书籍，往往是按照经典文件生搬硬套，很少结合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群众难以接受。许多书以名词解释名词，缺乏生动事例，语言贫乏，群众不易看懂。连环画的主要缺点是主题和题材范围窄狭，许多连环画缺乏故事性，有的离开故事和人物的活动，概念化地复述政策条文。有些通俗读物还发生过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例如在一些描写英雄模范故事的书籍中，有夸大个人作用、宣传个人崇拜的倾向；有的通俗文艺书籍和连环画，宣传唯心主义和宿命论；有的通俗科学书籍，缺乏科学性，甚至违背科学原理。这些情况，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通俗读物出版的数量既然不能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要，按理就应把已有的较好的通俗读物很好地发行到读者手里去，但是发行工作者轻视通俗读物的思想是相当普遍的。掌握书籍发行的机关，不去认真研究通俗读物的发行工作。不少新华书店农村支店不考虑读者对象，平均主义地进货，如吉林公主岭支店备货三千一百种，其中通俗读物仅二百十九种，占百分之十。很多做农村流动发行的工作者，不愿带通俗读物下乡。他们认为通俗读物本子薄，定价低，花很大力气卖不了多少钱，对完成销售计划作用不大，而不从政治效果上来看问题。发行机构对组织和运用农村中社会发行力量的工作，做得很差。城市里的书店，往往只注意较高级的读物而不注意城市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的发行，也不注意郊区农村通俗图书的发行工作。
上述现象的发生，原因固然不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通俗读物的意义认识不足。其实，关于我国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工作当然不能例外。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这个指示十分不够。许多作家不愿意写通俗读物，一些美术家也不愿意给工农画连环画。不少出版工作者十分轻视通俗读物，认为出版小册子不是自己的任务。因而不少中央一级的出版社，过去很少出版通俗读物。这些轻视通俗读物，轻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必须要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认为，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出版机关经常的重要政治任务。目前极需迅速地有计划地促进和发展通俗作品的创作，扩大图书品种，丰富图书内容，增加发行数量。特别是应鼓励创作和出版结合实际情况通俗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党的建设知识和通俗宣传唯物主义的小册子，通俗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小册子，通俗宣传自然科学常识、介绍生产技术的图书，鼓励创作和出版反映当前现实生活和斗争的通俗文艺作品和连环画。原则上，应以上述几个方面为出书重点，但是同时应该照顾各种需要，大力增加新书品种，丰富图书内容，凡是读者需要的有益无害的通俗图书，都应该出版；并在扩大品种增加数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首先应该加强通俗读物的编辑和出版力量。我们认为，中央一级的出版社一般都应按照自己的专业范围出版一定比例的通俗读物。并应增强出版机构，分别出版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类书籍。地方出版社应该以出版通俗书籍为工作重点，加强这方面的编辑力量。只有出版力量加强了，才能扩大新书品种。
鉴于过去的经验，这项工作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各出版社都应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自己的方针任务，对各类通俗读物的比例、品种纲目、质量指标以及组织编辑力量等，作出比较长远的规划。除了自己出书的年度计划外，并应根据出版社的方针，结合读者需要，编制较长期的（三年或五年）选题计划。在制定选题计划中，既要注意为读者所迫切需要的重点书籍，也要照顾读者多方面的需要，选题范围不能过窄。
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长期选题，就应做好组稿工作。为了开辟通俗读物的稿源，培养写作力量，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和科普协会等，应号召作家为工、农、兵写通俗读物，批判轻视和忽视通俗图书的思想。文化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例如规定评奖办法），以鼓励质量较好的优秀的通俗书籍和连环画的写作和编绘。出版社在组稿活动中，要打开大门，不仅要注意已经有了联系的老作家，更应注意和培养新生力量，应该把培养新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看到，工农兵群众中的写作力量正在成长，对于这些新生力量，应该视为组稿的重要泉源，对他们的稿件应该特别耐心帮助和进行加工整理。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广大干部，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为了发动他们写出较好的通俗读物，有关部门应予这些干部以便利和鼓励。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写作队伍，繁荣创作。
通俗读物还应在增加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通俗读物应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粗制滥造的作风，并应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并不仅是文字技术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党的政策，以及深刻地理解群众生活和思想的问题。这固然需要作者不断提高自己，但是出版社对于作者也应给予积极的协助，向他们说明选题的性质，反映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全国报刊应该加强通俗读物的评介工作，以指导和监督通俗读物的出版，逐步提高通俗读物的质量。
加强通俗读物的发行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发行机关应该经常教育干部坚决克服不问政治效果、只打经济算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并应制定适当的制度和必要的措施，克服通俗读物备货品种不足和经常脱销的现象。为了把通俗读物及时而有效地送到全国各地读者手里，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手里，发行机构应该运用供销合作社和工矿俱乐部的力量，发展代销业务。在国家发行力量不足的地方，还应利用私营发行业的力量，组织小商小贩代销书刊。
加强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应该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及时批判和纠正忽视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错误思想，并对他们的方针计划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出版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均应对于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督促。
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作家、出版工作者和发行工作者必须认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改变目前通俗读物出版工作中的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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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怎样开展扫除文盲的工作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书记 张怀英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农民的识字教育和农业技术学习必须紧紧跟上，才能适应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生产的需要。
几年来，我们注意了在农民中进行业余教育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现在，昔阳县全县已经有五千六百一十八个青壮年摆脱了文盲状态，他们在管理社务工作上，在改进农业技术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据统计，他们当中有五百六十七人担任了乡村干部，有一百六十九人担任了社长，一百三十四人担任了会计，七百零八人担任了记工员，一百七十七人担任了业余教师。思乐乡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共扫除文盲二百二十人，其中有二人担任了乡的主要干部，有二十九人担任了农业合作社干部和社务委员，有二人担任了会计，八十一人担任了社的劳动组长和记工员。
但是，现在农村的扫除文盲工作，进展还很缓慢，远远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面。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全县扫除了的文盲仅占全县文盲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九。而合作化运动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重点试办到现在，入社农户已占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八。由于合作化运动的跃进，农村文化工作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合作化的需要了。单以会计工作来说，一九五二年全县共办了五个社，那时五个会计都基本上胜任；一九五三年发展为三十八个社，三十八个会计都还可以凑合；一九五四年发展为一百三十一个社，其中有三十六个社约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的会计不能胜任；今年发展为四百五十九个社，其中有一百四十七个社约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的会计不能胜任。由于会计工作赶不上合作化的需要，不少社的财务管理弄得很混乱，有个别社连续二年算不清账。任家垴社因为闹错了账，少收了玉蜀黍种子，在临下种子的时候，不得不把二十五亩玉蜀黍高产作物地改种小豆，结果每亩比玉蜀黍少收八十斤。更严重的是，有些坏分子常常利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缺乏文化人材的困难，窃取会计职务，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东丰稔，反动富农田恩素在一九五三年伪装积极，窃取了社的会计职务之后，大肆浪费和盗窃社内的公共财物，以致使这个合作社陷于垮台的状态。
事实证明，没有文化是不能办好合作社的。因此，昔阳县最近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向文化进军的大会，动员群众努力学习文化，迎接合作化的新高潮。同时，作出全县扫除文盲规划，计划到一九五九年扫除全县青、壮年和干部文盲计四万三千五百多名。
目前开展扫除文盲工作，首要的问题是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发挥青年团的积极作用，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爱护农民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并且善于引导农民将这种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变成行动，以及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农民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昔阳县在这次进行县、区、乡全面规划的时候，也把扫除文盲工作规划进去，并要求乡文教委员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有关的方面互相配合，统一安排生产和学习时间，认真解决农民学习时间问题，保证农民每年有三百五十个小时学习文化。同时，乡文教委员会还要认真解决民校的设备、义务教师的报酬、图书阅览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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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长中的西双版纳民族文工队
新华社记者 黄昌禄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文工队在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允景洪的露天剧场上，举行了一次精采的歌舞晚会。文工队在晚会上一共演出了十多个节目，每个节目都赢得了一千多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喝采。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傣族孔雀舞”。这个舞蹈描述着七个孔雀姊妹，飞到森林中的一个荷花池旁，脱去孔雀衣裙，变成了七个美丽的姑娘，在池中游泳欢唱。这个舞蹈是根据傣族的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编成的。它反映了傣族人民活泼的性格和热爱和平生活的愿望。
西双版纳民族文工队是由五种民族的二十五个队员组成的，其中有自治州的傣族、哈尼族的青年和少年十八人。去年九月文工队成立的时候，大部分队员对文艺工作还是陌生的。他们在自治州中共组织和人民委员会的鼓励下，在云南省文化局派来的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刻苦地学习文化、乐理和舞蹈基本动作以及各种文艺知识，一年来进步很快。学习乐器的两个傣族队员，最初连简谱也不认识，现在有的已经认得五线谱，并且能用小提琴和手风琴演奏几十支练习曲子。文工队的傣族队长康朗拉在云南省文化局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创作了“歌颂毛主席”和“歌唱西双版纳”等傣族歌曲，还改进了孔雀舞、平鼓舞和大鼓舞等具有民族风格的舞蹈。
这个文工队曾经先后在自治州的版纳景洪、版纳勐海、格朗和哈尼族自治区搜集了几十种歌谣、舞蹈和音乐的素材。自治州各族人民热情地帮助自己的文工队的成长。当队员们到格朗和哈尼族自治区学习哈尼族舞蹈的时候，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和禅亲自为他们翻译歌曲。文工队员在版纳景洪的曼勒寨学习的时候，附近几个寨子的傣族人民都来参加表演，六十多岁的艾烘还把耍刀和舞拳等技艺耐心地教给了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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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
范若愚
编者按：今年是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五十周年。十二月九日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武装起义的日子。十月末和十一月初，苏联科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曾分别举行了一九○五—一九○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学术报告会。我国派潘梓年、姜椿芳、范若愚三同志组成代表团前往参加。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持的一次报告会上，我国代表团范若愚同志作了发言，这里发表的是他的发言摘要。
一
一九○五年，当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在俄国爆发的时候，中国正是在经历了一九○○年义和团事变的不久之后。当时帝国主义者更公开地向中国进行侵略，满清政府更无耻地成为帝国主义者“有求必应”的奴才，同时中国人民也正逐渐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巨大声浪传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民知道了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爆发之后，就一直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当时的许多报纸，不断地报道着俄国革命的消息，并且经常发表对于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评论和由俄国革命所引起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想。例如，一九○五年六月二日的“中外日报”就这样写道：“历观西方各报，近来所纪俄京之乱事，其人民之冤苦，政府之野蛮，哥萨克之暴横，几使闻者疑为非人情所应有之事，而俄政府竟行之不疑！……惟以俄人今日之情，证之吾国今日之事，其情实有相肖至极者。”这是当时中国人民对于正在苦难中斗争着的俄国人民所表示的同情，也是和俄国人民有着相同遭遇的中国人民自己所发出的感慨。列宁说过：“中国人民自身遭受着俄国人民所受尽的不幸，——遭受着从饥饿农民身上敲榨贡税并以武力压制任何求取自由的倾向的亚洲式政府所给与的苦痛，遭受着已经侵入了中国的资本底压迫。”（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二十一页）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把俄国革命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当时中国舆论界预料到沙皇将被推翻，并且预料到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革命不久也会爆发。如一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申报”写道：“世界之交通日以接近，外界之刺戟于耳目者亦日以繁多。二十世纪之始，俄罗斯之专制政体已有不能维持之势。革命之风潮浸淫而及于亚东者，其期当亦不远。”后来，当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屡遭挫折又以失败暂告结束的时候，中国舆论界依然认为俄国革命还要爆发。如一九○六年“民报”第二十二号曾介绍过这样的言论：“俄政苛残，可云亟极！……或有谓革命党如再遭压迫，则不复能继续之矣，是言非吾之所敢苟同者也。以吾观之……障碍一日不去，则革命气焰一日不息。又质言之，即非达其革命之目的，则无一日非革命时代也。”由此可见，俄国一九○五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个革命所给与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列宁说过：“世界资本主义与一九○五年的俄国运动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四十页）的确，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为“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火焰愈燃愈烈了。在一九○五年八月间，以孙中山为首，联合了当时的各个革命的小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五二页）而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则是在一九○五年确定了的。孙中山先生自己叙述道：“及乙巳（一九○五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孙文学说”，第八章）
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使中国思想界看到“二十世纪之始，俄罗斯之专制政体已有不能维持之势”，（一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申报”）“二十世纪，苟创设新政体者，必思涤除专制惟恐不尽。”（一九○六年四月，“民报”第三号）因而启发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对于“旧日之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一九○六年四月“民报”第三号）这就是说，不仅要结束二百多年来的满清统治，而且要根本结束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同时，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也使当时依然幻想在满清统治下实行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遭到破产。当俄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革命中扫除了沙皇布里根杜马的欺骗时，“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曾一再发表评论道：“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雷动全球。俄皇颁行国会条例，允给人民以自由，而俄民犹未餍所欲。俄京之大监狱，如法国革命前之巴士的狱者，且一举而荡平之，世皆知为俄国社会党之力……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也。”（一九○六年五月，“民报”第四号）“俄罗斯……十月三十日之诏敕，以表面视之，在政府为空前之举，而国民自兹可享宪法保障之自由矣，而孰知其实际之不足信，革命之仍不可弭……形式上之变革，徒具文耳。返观中国，其政府之审机知变不如俄，而顽固过之十倍。以国民对彼要求之实力，与俄国民较，其不逮更不待言，而曲学阿世者，乃以为立宪可望，暴动无益！”（同上）这样，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就引导中国思想界逐渐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用恢复汉族帝国以代替满清帝国的方法来解决，也不可能用实行立宪的改良主义方法来解决，而是要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方法来解决。虽然孙中山先生当时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要在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终于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可是这个理想在促进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孙中山先生这个理想号召之下，从一九○五年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日益发展起来。一九○六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湖南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一九○七年爆发了黄冈、惠州、安庆、钦州、镇南关（今之睦南关）等地起义；一九○八年爆发了河口（云南南部边境）、安庆起义；一九一○年爆发了广州起义；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满清的统治，而且使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最后崩溃。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关于一九○五年革命报告”中指出：“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一九○五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个起义表现在亿万人民前进运动中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莫斯科版第二十二页）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受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可是，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观察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一切。因此，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所不同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他们很少看到甚至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的报纸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反映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真相。这不仅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听到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都是经过帝国主义的通讯社的歪曲、诬蔑辗转传来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观点使它们很难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中国人要真正了解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真相，要运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得不等待一个必要的历史条件的产生，就是要等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列宁在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指出：“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但同时也指出：“……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农民，能否保持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来反对只待良机到来就会向右边奔去的自由党人，——不远的将来便可表明这一点。”（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三二、三四页）果然，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其结果是完全证明了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五二页）中国的“一九○五年”，要获得彻底胜利，只有期待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后来实现。列宁曾经预计到这个政党必然要诞生。果然在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合乎规律地诞生了。
二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而是具有和已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相同的特点。列宁在一九○五年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就论证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关于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权、革命领导阶级的同盟军及其阶级敌人，关于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性质，以及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重要问题。这样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新的革命理论为其内容的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还是不了解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列宁的这一著作才真正地学习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并且具体运用一九○五年革命中为布尔什维克所制定的策略基础指导了中国的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论证的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首先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这些策略，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九二六年三月，当中国大革命正在蓬勃开展的时期，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机会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论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之后，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线、总政策。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其它的著作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线、总政策，又继续作了周详的论证。毛泽东同志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为下列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正是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理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运用。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并不是要他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要他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是要他最努力地参加，最坚决地为彻底无产阶级民主制，为彻底完成革命而奋斗。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中国革命能够从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九○五年革命区别于已往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见“论人民民主专政”第十四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策略原理，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因为领导者如果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而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毛泽东同志正是遵循了列宁关于对农民的策略思想，认为农民问题乃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八页）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形成的工农联盟，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并立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把那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并希图由自己来充当革命唯一领导者的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根本不容许有两个革命领导者存在的，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十二页）因此，若不把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便无法实现。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时代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其中的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它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都是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有联系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就使它不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五页）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就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有所区别。俄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在同农民结成联盟并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孤立政策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则是在同农民结成联盟并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领导权的政策。斯大林曾指出，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之一，就是“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九八页）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是估计到了中国的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策略，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一样，是经过了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策略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克服了所有“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而以列宁主义的策略原理所制定的政策指导中国革命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还指出，要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并在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之后，立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这些策略原理同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所以用武装斗争作为推翻反动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是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的，强大的革命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二页）同时，由于革命敌人的异常强大，就必须在长时期内，才能聚积和锻炼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革命力量。因此从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用人民革命的武装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聚积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页）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全国革命胜利的长期的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学说在中国出色的具体运用。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则是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六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已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人民正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策略原理在中国的胜利。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列宁为指导俄国革命所撰就的伟大的“两个策略”一书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