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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
清华大学副校长 刘仙洲
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自从一九一八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工程教育界服务,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年的历史。这中间除在北洋大学担任过四年的行政工作外,其余的时间多是教书,单在清华大学就教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又担任学校行政工作。
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也曾抱过“教育救国”和“工业救国”的幻想;但是,事实证明,不能实现,使我非常灰心。所以在解放以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是不问政治的,甚至连任何行政工作都不愿意参加。在一九四七年,我五十七岁的时候,自己还这样盘算过,也公开向朋友讲过:“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那时认为业务和政治是可以分开的。我认为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有少数特别聪明的人,对于搞政治和搞学问可能都好;但是有的就宜于搞政治不宜于搞学问,有的就宜于搞学问不宜于搞政治,如果弄的不得当,就会成绩很差,甚至毫无成就。我当时主要的目的就只是想说明:“宜于搞学问的人最好不参加政治”!
解放以后,在各方面受到党的教育,思想上逐渐有了转变。
解放后的第一年,即一九四九年,我参加了当时农业部关于水车问题的座谈会。部里提出要在一九五○年推广十万辆水车,为华北人民解决春旱问题。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一九五○年初,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的议题是全省河防水利问题和生产救灾问题。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害的问题,都是过去自己常常梦想,但是当时反动政府决不肯花力量去做的。这使我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
一九五二年春季,学校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大家把我过去“只重视个人的事业(如埋头教书写书),对人民的事业不够热心”的缺点作了彻底的批判,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不正确的思想,衷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后来,在全系总结会上,我曾说过:“……我虽说是老了一些,但是我决心要一步不停地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人类伟大的导师斯大林逝世的那天,我受到很深的感动,觉着这样一位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领导者,竟不幸逝世,真是全世界无法估计、无法补偿的损失!在得到确实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在学校的大礼堂开教学研究会,当时竟使我难过的落了泪,从内心里感到异常的悲痛。一转念间,便发生了决心加入共产党的情绪,觉得我应当加入这样一个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队伍,把我所余下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
但是自己经常也感觉到自己过去的旧习惯,旧思想,还没有完全去尽,怕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后来,一方面经常参加政治理论的学习,一方面不断旁听党课,政治觉悟继续有些提高,更觉着:我的旧习惯,旧思想残余,如果在党的组织生活里边,由同志们多帮助我,一定会改得快一些。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那一天,一年以前的情绪又行发生,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向学校党委会提出申请入党。
后来,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之下,一方面继续加强政治学习,一方面亲身在校内校外参加实际工作,使我对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对待业务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由于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的体会,使我认识到任何业务不但不能脱离政治,而且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指导才能搞好。拿学校的工作来说,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不仅是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就是任何单位的行政工作,都是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好,才能有比较好的成绩。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工作所以能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稳步前进,都是同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多数教师政治觉悟的提高分不开的。所以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论,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于我们任何人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它不是过去我们一般所说的政治,它是指导我们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普遍真理。因此,无论是研究学问也好,进行工作也好,都决不能脱离政治。这样就把我过去多年对于业务和政治的关系的错误看法彻底纠正了。
在对于“民主自由”这个问题上,过去自己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一九五○年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时候,河北省工会向大会献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八个字。这本来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的政治思想水平还很差,所以就想:只用“巩固人民民主”多好,何必要“专政”两个字呢?当时在我的思想里,认为任何“专政”都是不大好的。记得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林纾曾给蔡元培写过一封信,责备他不应该放任一部分教师提倡白话文和新思想。蔡元培回信的大意说:他为北京大学延聘教师是采“兼容并包”主义,就是说,只要教师对于所担任的课程能够胜任就行,不管他抱着什么思想。思想很新的,如陈独秀等,他固然容许他们在校;思想很旧的,如辜鸿铭(当时还带着小辫子,主张宣统复辟,赞成妇女缠足),他也允许他在校。他这种说法,当时很得到不少教育界人士的赞成。我当时也是赞成者之一。在解放以后的几年当中,我对“民主自由”的问题曾认真地加以思索和比较,并用亲身经历的伟大事实加以证明,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正确的认识。所谓亲身经历的伟大事实,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当一九五四年三月宪法草案初稿提出来以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八千多人,分组讨论了两个多月,修改的地方很多。六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把修改后的草案公布,交给全国人民讨论。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说:全国参加讨论的有一亿五千多万人。收到所提意见以后,对草案作了许多修改,才制定成九月九日的最后草案,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又作了讨论,在九月二十日正式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以为我们在大会上只讨论了几天,一点没有争论,更没有打架,就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宪法,认为一定是不民主。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全国人民能参加的都参加了讨论。第二个重要的例子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经过。大家都知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和不少专门家多次反复的研究讨论制定的。今年七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会以后,又分组详细深入地加以讨论。据我所知道的,根据各小组所提的意见,又修改了三百多处。最近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发表以前也经过各方面的反复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由于这些事实,使我看见了新中国的人民所享有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实质。这样的民主自由,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所绝对不可能享有的。因此,对革命的敌人需要实行专政这一点,也使我有了明确的认识。我们的政府既然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我们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政府,破坏我们的国家,他就是和全国人民为敌,他就是真正犯了罪恶,那还不应该对他实行专政么?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解放以前相当长的时期的思想情况,和解放以后六年多以来,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之下,思想转变的情况。直到最近,我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根据科学的真理,社会发展规律,来领导人民,排除一切障碍,向着全人类永久和平幸福的目标前进的部队。任何一个决心献身于真理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争取加入这样一个队伍,尽他应尽的力量。我本着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决心,请求学校党委会对我的申请加以讨论审核。结果,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纪念日那个好日子,党的支部大会经过讨论通过,接受我入了党。
在入党大会上,最使我感动的是党员同志和参加大会的学校领导干部们对我亲切的握手和祝贺。从入党的第二天起,我就不断地接到许多人给我拍来的贺电和寄来的贺信。在给我拍贺电、寄贺信的人们当中,有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其中有许多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师,在辛亥革命以前介绍我入同盟会的苏少衡先生,他也由西安给我寄来了贺信。他们一方面祝贺我,给我许多鼓励,一方面表示要坚决和我走同一的道路——争取入党。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温暖。
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所敬爱的全国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正在其他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致意,因为我相信在他们中间一定有不少是经历过同我类似的历史和曾抱过同我类似的思想的人。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一同进步,一同携起手来,向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吧!


第3版()
专栏:

不要被“规划”束缚了自己
黎言
最近,河北省丰润县的个别地区,发生了一些怪现象。在新军屯区李钊庄乡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总支书记批评一个办了六十三户的新社的共产党员说:“为什么不按规划办事?为什么不执行总支委员会的决议?”为什么批评呢?因为按照总支委员会的“规划”,李钊庄村今冬明春的入社农户,只能占总农户一百四十五户的百分之四十。而这个共产党员办的社就吸收了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三还多。同时,村里又另外搭起了三个社架子,还有五十六户准备参加。群众运动没有按照“规划”办事怎么办呢?总支书记最后决定:要这个共产党员设法动员三十户农民出社,让他们或者转组,或者单干,等待新的规划。
在小集区的崔家屯村,去年就有十个老社。单干农民亲眼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进一步体会了党的合作化方针的正确性。因此,在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先后就有一百二十户农民申请入社。结果,只有五十四户农民入社之后,合作社就停止吸收了。把六十六户农民拒绝在合作社的大门之外。因为这个村的党组织原来作的规划就只吸收五十四户农民入社。乡总支副书记对要求入社的农民答复得很干脆:“规划完成,不再吸收。”
领导上正在纠正这种错误,但是,这种对待规划的态度,却值得引起注意。
有了全面规划,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加强计划性,减少盲目性。但是,进行这种规划必须由党员、干部、积极分子认真地研究,必须同群众反复地商量,一点也轻率和粗糙不得。而李钊庄乡和崔家屯村制定规划的时候,既没有同干部、积极分子研究,更没有同群众商量,只是根据区里的规划指标给各村分配数字,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确定百分比。因此,他们制定的规划同实际需要中间的距离差得这样大。规划应该尽可能适合实际需要,但是,做到完全适合实际需要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执行规划的时候,就必须灵活,不要让规划束缚了自己,束缚了群众运动。应该根据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变化,随时修正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规划对群众运动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而不至于像李钊庄乡和崔家屯村那样,把规划变成妨碍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清规和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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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工业发达的波兰
本报记者 李何
在华沙绿树成荫的公园和宽敞的行人道上,许多服饰秀丽的妇女推着洁白的手车,车子里放着天真活泼的婴儿,在波兰的其他城市,同样的景象吸引着我。波兰在一九四八年有二千四百万人口,在一九五四年增长到二千七百万,每年增加约五十万。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儿童在人口中的比重是下降的,整个人口在战时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波兰解放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儿童在人口中比重的上升,是特别可喜的景象。
如果说波兰人口的大大增长,好比成千成万棵新生的树木补缀着被砍伐过的林间空地;那末,波兰房屋的普遍建筑,就像成千成万朵鲜花重盖着被践踏过的园圃。在华沙市内同时有二十九个住宅区在建筑。新的房屋眼看着一天天增多起来。战时留下的断墙残壁一天天减少了。有的整条街从废墟上完全重建起来。在新盖的建筑物当中,许多是工业企业。波兰人民为了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工业的基本建设。
在克拉科夫附近诺瓦·胡塔,我看到了在建设中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它是人民波兰的骄傲。这个不单在波兰而且在欧洲(不包括苏联)都算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一九五○年开始建设,现在已经有两座高炉、四座平炉、三座炼焦炉、一座初轧机投入生产并且在不久前炼出了五十万吨生铁。此外,还要建设新的平炉和薄板、马口铁等车间。所有设备都是自动化的。主任工程师何尔巴契夫斯基说:“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建立,将为其他工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途。第二阶段的建设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继续。设计时已经为将来的发展作了准备。”当全部工程完工以后,这个企业每年将产一百五十万吨钢,超过战前波兰所有二十三个钢铁厂产钢量的总和。
在企业旁边兴起崭新的工人住宅区。已经盖好四万间房间和三十七万平方公尺公用场所。一座新的城市具备了雏型。这里将住十万居民。钢铁厂将有自己的码头通到维斯杜拉河。
列宁冶金联合企业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它将不只是波兰经济上最雄壮的支柱,也将是大大加强波兰工人阶级在克拉科夫和波兰南部的领导影响的因素。在克拉科夫的时候,我曾经询问波兰同志:选择诺瓦·胡塔为厂址,除了便于用西里西亚的煤来炼从乌克兰输入的铁矿石以外,除了便于利用维斯杜拉河的水以外,还有什么着眼点呢?一位报纸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克拉科夫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古城,随着新钢铁企业的建立而出现的工人生力军,将给这一带重要的政治影响。
波兰在战前每年产钢量摇摆在五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吨之间,而一九五五年产钢量将为四百五十万吨。约相当于六年计划(一九五零—一九五五年)开始前一九四九年产量(二百三十万吨)的两倍。这不但由于建设新的,也由于改建扩建旧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贝鲁特、科斯久什科和其他钢铁厂添建了机械化自动化的新高炉,容积七百五十到八百五十立方公尺,比旧高炉大一、二倍。在伯布莱克、波库伊等等钢铁厂增加了新的初轧机、钢管机、薄板机。在捷斯托科发的贝鲁特钢铁工厂已建立了六座现代化平炉,它每年可生产一百多万吨钢。波兰正在编制新的五年计划,预期到一九六○年波兰的产钢量将达到六百五十万或七百万吨。如果以那时波兰人口增加到三千万计算,平均每人将有二百三十三公斤钢,这个水平是很高的。
炼钢铁用的铁矿的勘探和开采,战前在波兰是不受注意的。解放后的波兰日益加紧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在斯大林诺格罗德州和克列茨克州的旧矿区建设着六座生产率很高的新铁矿。一九五四年在罗兹省列日查地区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这个铁矿的矿藏比波兰国内其他已经知道的最大的铁矿要厚得多而且更有价值。它将在新的五年计划时期开发。
波兰在致力发展钢铁工业,但是在波兰工业中占居首位的是煤而不是钢铁。波兰的煤产量占居世界第五位。我到了西里西亚的斯大林诺格罗德,那是煤矿区中心。这里令人想起苏联的顿巴斯。煤矿一个接着一个。随同煤矿出现了许多钢铁厂、炼焦厂。由这些矿厂形成了城市。我乘着汽车,两三小时走不完这些像一串珍珠相互衔接的城市,看不尽这一带烟囱林立的工厂。在斯大林诺格罗德,我下到克里奥弗斯矿。这个开采已经七十年的老矿,在波兰第一个采用联合采煤机。它供给其他煤矿以熟练的工人。它产的煤出口到国外去。在六年计划时期,波兰建立了七座新矿,据说每座一昼夜产煤能力约五、六千吨到万吨。波兰对于改进采煤技术很注意。一座用水力采煤的新矿已经建成。据煤矿工程师谈:那里用水力机喷射强力的水流冲下煤层,再用抽水机把这些带水的煤经过输送管抽送到目的地。水力采煤法比机械化采煤法成本低得多。波兰在战前每年产煤三千八百万吨,在一九五五年将提高到产煤九千三百五十万吨。波兰的煤出口到二十四个国家,换回国内所需要物资。煤,是波兰的“国宝”。
在波兹南的国际博览会上,波兰各展览馆集中显示了它的机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轮船、汽车、拖拉机、农机、机车、重型车床、矿山设备,以及冶金、电力、化学、纺织等等机器都能自己制造。在奥得河口的斯才新港,我看到了一座造船厂在制造许多三千吨的货船。更大的轮船在革旦斯克和革丁尼亚港口制造着。波兰在解放后在波罗的海有五百多公里海岸线。它在一九五五年制造的商船吨数将比在一九四九年增长两倍,比战前增长得更多。它的商船通航到亚洲、南美洲、地中海和欧洲的许多国家。
在波兰,我还看到许多工厂,如波兹南附近的重型车床和机车工厂、农机工厂,华沙附近的拖拉机工厂、汽车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在战后新建或改建的。波兰的机器制造业解放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的年份中才大大发展起来。按照人口计算,现在它生产的机器为战前的九倍,其中金属加工车床为战前的十五倍。
波兰现有七百个城市。由于正确地实现生产力合理分布的原则,国内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已经改变。百分之八十新兴的工业企业出现在原来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在华沙周围建立了约四十个企业,包括一座钢铁厂。
在波兰各个工业区,到处可以见到苏联大公无私的援助,那是波兰工业顺利地前进的重要条件。华沙汽车工厂的全套设备,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工厂代设计的,所出产的汽车和苏联“胜利牌”汽车一模一样。列宁钢铁联合企业也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全企业的基本机器也是苏联供给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人民波兰在短短期间成长为欧洲第一流工业国。现在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之下,正在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注意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和提高农业生产,以求农业能够和迅速发展的工业相适应,并加强作为人民政权的基础的工农联盟。
今年是波兰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波兰全国各业劳动者都在为完成六年计划而努力。无疑的,波兰将在完成六年计划中更进一步发展它的工业和农业,对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第3版()
专栏:

彻底纠正对中医的不正确态度
陈之寒
做为一个西医,我想把我参加重庆痔瘘医疗小组工作以来,在中西医合作过程中学习中医的一些体会,和我接触到的一些西医在学习中医方面的一些思想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研讨,以便更好地来学习祖国医学遗产。
近年来,自党中央号召贯彻执行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之后,通过对这项政策的学习,大多数的西医对学习中医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卫生工作者思想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从我在重庆痔瘘小组所接触到的一些西医来看,轻视和歧视中医的现象在少数西医中仍然存在着。下面就是一些例子。
某些西医盲目自满、好高骛远,轻视祖国医学遗产。他们感到兴趣的是胸腔外科、脑外科,甚至连腹部外科都没有划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何况像痔疮瘘管之类的小小外科呢。所以当组织上派他们来学习中医治疗痔瘘经验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就暴露出来了。有的只是参观一下了事,当要他参加实际操作的时候,他说:“我光看看就行了。”有的西医则认为治疗痔瘘很简单,用不着学习太久的时间。有些西医怕学习后变成了中医。他们顾虑学会了这个方法,所有的痔瘘病人都会用中医方法治疗,长久下去,自己的手术不是就慢慢地忘了吗?自己不是就变成了痔瘘专科的中医了吗?这些问题使他们很恐惧,他们希望回到本单位之后不要成立痔瘘科,把中医痔瘘疗法作为附带的工作,仍继续钻研他的外科手术。因为这样,在学习过程中,就采取了应付的态度。有些西医从成见出发,片面地挑剔中医的缺点,他们认为中医痔瘘疗法还不是完全没有疼痛的,上药还是很麻烦的,对于很复杂的瘘管还必须要配合西医的手术等等,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也不过如此”。他们认为这不过是除了手术之外的另一种疗法而已。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痔瘘疗法当中,仍然认为中医“不科学”。对于“九华膏”、“枯痔散”、“黄连绿豆膏”、“挂线”等等名词,听来很不顺耳,而不去认真研究它。
以上这些现象,如果是发生在一两年之前,或许还不算奇怪,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力开展关于中医政策的宣传教育,对中医还没有获得正确的认识;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大大地加强了,并且经过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今天,仍然发生轻视、歧视中医的现象,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
我同中医师一起工作将近三年之久,最初我同样也犯了以上的毛病。由于盲目自满和轻视祖国医学遗产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曾经公开排挤和打击在医院的中医,也曾经大肆喧嚷中医如何不科学,并对党一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发生过怀疑。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由于中医的实际疗效的影响,我的思想渐渐地有了转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名叫希里索夫的苏联友人,年高六十多岁,患严重的后期内痔及继发性贫血,先后曾在苏联开刀三次,仍未收效,当时已有像鸭蛋大的内痔脱出于肛门之外。经采用中医枯痔法,只两个多星期就治好了。病人异常高兴。当时我想:如果用手术方法,或许要经过一段强壮疗法的准备,或者在输血的情况下施行手术;而且一次将所有的内痔去掉,恐会发生肛门缩狭;至于手术前后要有相当的准备和护理,是更不用说的了。最重要的是不一定就能根治。而中医方法却这样简单安全而迅速地治愈了。当时我嘴里不服心里确实有些服气了。同时又看到针灸和中药的疗效,确实治愈了西医无法医治的疾病(如风湿性疾患,门脉性肝硬化,慢性肾脏炎,颜面神经麻痹,骨及淋巴腺的结核等等,甚至癌也有治好的病例),轻视歧视中医的心理,在事实面前被征服了。我开始体会到祖国医学遗产的丰富珍贵和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且开始踏实地向中医学习痔瘘疗法。
在我向中医学习当中,我认识了祖国医学遗产的内容是丰富的。远在战国时代(距今约二千三百多年),在祖国的医书中,就已经对很多疾病的病源、症状、治疗等方面有了详细的记载。就痔瘘方面来说:在最早的一部医书“内经”中记载:“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并且也记述了消化道的解剖(见内经灵枢胃肠篇第三十一节)。在治疗方面,“本草经”上也记录了槐花、槐实、槐角、雄黄、砒石等可疗痔瘘。更重要的是,我国古老的医学远在西洋医学还未萌芽的约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文字的记载。中医经验的丰富,疗效的确实,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是说中医没有缺点。相反的,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再加上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祖国医学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中医有些方面还不太合理,有些地方还缺乏根据,这就须要我们去研究和整理。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向中医学习,共同合作,轻视、歧视中医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四十六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四十六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祝苏联和印度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和昌盛!”为题发表社论,评论苏联领袖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的巨大意义。社论指出:印度广大公众都正确地认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的友好访问是一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情。苏联和印度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已经建立了很长的时候了。苏联和印度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两国之间的友谊。苏印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为基础。实际应用苏印友谊所根据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是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削弱冷战贩子的地位的。毫无疑问,苏联领袖访问友好的印度、同印度人民和他们杰出的领袖们的交往,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维护亚洲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这一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加强意大利共产党,扩大党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克鲁蒂纳的“进一步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巴克达斯的“十月革命和阿拉伯东方”,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迪亚斯的“智利劳动人民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
陶里亚蒂的文章是他今年十一月八日在意大利拉提乌姆和乌姆布利亚两个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陶里亚蒂在讲话中分析了意大利当前的政治形势,指出意大利人民运动和共产党在群众中、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他接着说,我们正处在大规模的省市议会竞选运动的前夕。我们应该清楚地告诉劳动人民,我们所以要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要说明,我们不能因为大国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有了改善,就认为国际局势已经真正缓和下来。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告诉人民,我们所以要加强党是因为我们要在省市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而在暂时还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地方,我们要把最反动的势力赶下台,不让他们把持市镇的领导。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天津水上法院审判“西河”号挖泥船沉没案件
天津水上运输法院接受天津海上运输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十二月二日公开审判了“西河”号挖泥船沉没案件,依法判处犯罪分子王宝福徒刑四年、李瑞亭徒刑二年、刘孝先徒刑一年,立即执行。
“西河”号是天津疏浚公司所属疏浚队的一艘巨型挖泥船,在建港疏浚工作中曾起过很大作用。但是国家的这项财产,却由于“没凌”号拖轮代理船长王宝福、领航员李瑞亭、烟台工区临时负责人刘孝先等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了沉没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西河”号上几十名船员险些丧命。
这个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疏浚公司天津区疏浚队通知正在旅大的“没凌”轮驶往烟台,把正在烟台的“西河”号挖泥船拖回天津塘沽修理;并且在四日用长途电话把这件事通知了烟台工区临时负责人刘孝先。但是刘孝先并没有按照上级的指示做好“西河”号出海的一切准备工作,甚至连“西河”号要调回天津的事也没有通知“西河”号船员。十二月九日,“没凌”轮到了烟台。但这时“西河”号船员仍在“大沽一号”工作,加上出海准备没有做好,当夜未走。刘孝先为了赶任务,甚至在十日早晨,仍叫“西河”号船员照常工作,直到上午十时才把他们调回来,通知“西河”号要马上回天津;并发动大家在临开船前进行出海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日早晨,烟台工区供应员焦国柱曾问王宝福:“要不要煤和水?如果要的话,我们好作准备。”王宝福不经考虑就说:“今天走就不要。”后来因故未走。王宝福向刘孝先要求上特号煤二十吨,而刘孝先只答应给一号煤,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造成僵局。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刘孝先避开上煤问题的争论,向王宝福作了迅速开航的动员。由于王宝福对于装足备煤以保证航行安全注意不够,在刘孝先片面动员下决定开航。但当时有不少船员提出雪后有风,遇风燃煤不足是有危险的,因此“一号煤也要上”。但这种意见并没被王宝福采纳,竟冒险开航。临起航之前,王宝福虽然也知道李瑞亭曾向“西河”号船员说在半途抛船,并遭到“西河”号船员的反对,但他却把“西河”号船员欺骗支吾过去。
开航以后,十一日十七时左右,风浪逐渐增大。未来风势不明,这时坚持航行是危险的。但是王宝福、李瑞亭不加考虑,仍然航进。以后风浪更大,到十九时左右,船打空车,航速减低。这时他们仍然继续冒险航进。到十二日八时,“没凌”轮燃煤只剩下十七、八吨,司炉员再向李瑞亭和王宝福报告,这时他们才开始发觉按照原来速度驶行已经不可能到达塘沽了,就要实行原来的抛船计划。王宝福和李瑞亭正在议论的时候,“民主八号”轮船适从“没凌”轮左侧后方开来。本来这是求救的最好机会,但他们却没有积极设法求救。“民主八号”轮过后,他们认为除去抛掉“西河”号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就草率决定给“西河”号抛锚。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严重的是,他们在事先应该召集“没凌”轮有经验的船员共同研究可能的挽救办法,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实行抛船措施,更应该按照规定的信号事先同“西河”号船员联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王宝福甚至认为:“如果按信号联系,他们不叫咱们走怎么办?”李瑞亭也未加反对。当抛锚以后,“西河”号船员大惊,追问原因,并且跳着高呼:“你们别走,我们前舱漏水了!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但是王宝福没有理会这些情况,单船开走了。
“没凌”轮到达塘沽以后,疏浚队长何越追问王宝福抛船的原因和其他情况,王宝福为了逃避责任,说是风大煤不够了,“西河”号“锚下得很长很牢,没问题”,隐瞒了“西河”号漏水情况。当领导方面叫王宝福迅速加煤前去营救“西河”号的时候,王宝福又为上特号煤一号煤的问题发生争执,拖延时间。在营救“西河”号的时候,王宝福表现得很消极,在途中多次要求返航,最后甚至向领船的疏浚队副队长靳步提出:“叫回去也得回去,不叫回去我也回去。”随即转舵回航。在营救过程中,“西河”号遇到其他过航船只,全船船员生命得救,但是这只挖泥船,最后却因为营救太迟,终于沉没了!
案件发生后,王宝福自知责任严重,曾长期掩盖真实情况,并且企图嫁祸于人。王宝福告诉“没凌”轮船员说:“不要说工区给煤我们不要,就说我们要煤工区不给。”王宝福和李瑞亭甚至长期诡称:没有听到“西河”号船员高呼不让走,只看见对方船员以手示意叫快走。这种企图逃避罪责的可耻行为,经多方对证以后他们才完全承认。


第3版()
专栏:

从“西河”号挖泥船沉没事件吸取教训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赵文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份发生的“西河”号挖泥船沉没案件已经由天津水上法院审理完毕,犯罪分子王宝福、李瑞亭和刘孝先,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西河”号沉没事件给国家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固然应该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天津港务局、港务监督和疏浚公司等有关部门也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求改进工作。通过对“西河”号沉没事件的检查,我们发觉天津海上交通企业管理方面在制度上和劳动纪律上有着很多问题。忽视生产安全的现象更表现得比较突出。忽视生产安全的思想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致事故层出不穷。仅就天津疏浚队一九五四年的统计,全年共发生大小事故九十三起,给国家造成的直接损失达三万四千多元。这些事故许多都是由于忽视生产安全而造成的。犯罪分子王宝福、李瑞亭把“西河”号抛在海中回到天津以后,天津港务局方面本来应该及早派出当时停泊在港内的大船前去营救,但由于他们受忽视安全的思想支配,怕影响卸货任务,而耽误了时间。直到发觉“西河”号处境十分危急,才让过路的某艘大船前往营救,但还没有到达出事地点,“西河”号却已经大部沉没,没法施救了。安全生产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方针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天津海上交通企业部门某些领导工作人员,平时虽然口头上懂得安全生产的重要,在具体工作中却仍然采取生产和安全对立的作法,严重地忽视安全生产。也有人认为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同安全生产关系不大。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西河”号沉没事件发生以后,天津疏浚队在许多方面采取了安全生产的措施,各种事故就有显著减少,今年一月至十一月工伤事故比去年同一时期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四,机损事故减少百分之四十六,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但是在目前,安全生产在交通企业管理方面还没有普遍地加以注意。譬如有的船只的罗盘仪不精确,这在航海中就很可能发生航线偏差,造成事故;有的船只的锅炉漏气漏水,还没有设法修理,这就有可能发生爆炸和机件损坏事故,等等。这一切都应该立即设法改进,而不应该再拖延下去。
“西河”号沉没事件提出了必须加强港务监督的作用以及严格执行制度的问题。“没凌”轮拖着“西河”号出海之前,烟台港务监督本应该照章检查出海船只是不是合乎航海条件,但是烟台港务监督并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西河”号的笨重的挖泥斗本来可以摘下,以减轻航行中左右摇摆的现象,但由于港务监督没有检查,就无从发觉这个错误。加强港务监督的作用,从目前职工群众的要求和经验来看,主要是交通部门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巩固港务监督的职权,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企业管理方面的许多制度,过去是执行得不严格的。例如按照规章规定,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要作精确的航海日志,但天津疏浚队出海的船只对这一制度执行得非常马虎,有些船只根本不作记录。这次检查“西河”号沉没原因的时候,研究“没凌”轮什么时候遇风,什么时候遇见什么岛,什么时候遇见其他的航轮,都因为没有记录可查,这样就给追查事实真相增加了不少麻烦。而重要的是,航行没有记录,可能在恶劣的气候中计错里程而影响船只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例如某些职责划分不清,常常在工作中“都负责又都不负责”,一旦出了事故就互相推诿,有的船长和大副没有证书而违章出海航行,有的海程计算不精确,有的疏浚船只载运工人家属等等,这些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也都包藏着发生事故的祸机。
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天津海上运输部门中劳动纪律的松懈。从“西河”号沉没事件中可以看出,“没凌”轮代理船长王宝福、领航员李瑞亭同烟台工区的临时负责人刘孝先为了上特号煤、一号煤发生争执,在备煤不足的情况下,“没凌”号就冒险开船,当遭到逆风袭击的时候,不积极采取求救措施,竟轻易地把载有三十二名船员的巨型挖泥船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这种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同平日疏浚公司所属船员和工人中的劳动纪律松懈分不开的。去年一年中,这个公司的船员和职工因为不遵守劳动纪律而构成的犯罪案件就有一百多起,因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但劳动纪律松懈并没有引起有关领导方面的重视,没有认真向职工进行遵守劳动纪律的教育,对违犯劳动纪律的事故处理得极不严肃。这就助长了这种恶劣作风的发展。例如有的工人可以随意旷工;有的工人自己劳动纪律松懈,而又打击遵守劳动纪律的工人;混藏在工人队伍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更趁机捣乱,横行霸道,抗拒执行船长命令,甚至公开打人。
从“西河”号沉没事件的检查过程中发现,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领导工作人员对劳动纪律松懈所产生的恶果认识不足。中国海员工会华北区委员会塘沽区办事处的某些同志对于因为劳动纪律松懈而发生的某些问题,过去也采取了迁就姑息的态度,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劳动纪律的教育,组织船员和工人向不良倾向和错误行为进行斗争。接受这次事件的教训,交通企业管理部门和中国海员工会华北区委员会应该在船员和工人、干部中,进一步整顿劳动纪律。从“西河”号沉没事件还可以看出,天津疏浚队出海船只的船员,有些还缺乏航海知识,因而在航海中一旦发生事故,就无法向来往船只求救。“西河”号被“没凌”轮抛掉后,在当天夜晚发现前方开来大船,为了求救,有的船员模模糊糊记得是应该挂一个红灯(这确是“危险”的信号),但是为了表示十分危险,而又挂上了一个(两个红灯却是表示“我们船不能控制”),并且乱放汽笛。这样,开来的船只发现前方有了不能控制的船只,有紧急鸣笛警告,怕二船相撞,急驶绕道而行,“西河”号便失去了一次被营救的机会。由此可见,航海的必要的技术知识在疏浚船员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根据船员反映:天津疏浚队技术座谈会每月只举行一、二次,每次一小时,有时还不能坚持,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西河”号的沉没是一件带有重大教训的事件。天津海运和疏浚部门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坚决的措施,改进工作,以求逐渐杜绝海损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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