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为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年而作
侯外庐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到现在已经两千一百年了。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过去有两说。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但也有的记载说他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这里是照前一种说法。他的死年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九○年左右。
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和思想性，它不但总结了前代学人的成果，所谓“六经以后，惟有此作（史记）”，而且长期教育了中国人民。司马迁的富有创造性的优良学术传统，使中国二千多年的学者没有不给予他以崇高的评价，并从他的宝贵经验里吸取精神的营养。直到近代，鲁迅也赞美史记是
“史家之绝唱”。司马迁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胆识，又使他以后的封建正统派代表学者大都感到威胁，或者公开地诬蔑他的著作为“谤书”，或者曲解他的思想为“异端”。因此，对待司马迁的遗产，从来就有两种态度直接间接地反映在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我们纪念这位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战士、学者和历史家，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他的全部学问，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吸取它的精华。
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编于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记”。这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著述，它和当时御用学者博士官们所做的和所想的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部史无前例的通史中，包括着从黄帝到汉武帝为止的约三千年历史，分为十二本纪（近似于政治史）、十表（近似于年表）、八书（近似于社会制度史）、三十世家（近似于国别史和人物传记）、七十列传（近似于人物传记和思想史），共一百三十篇。这些就是后人如郑樵所说的“五体”，开创中国史家“纪传体”的先河。从史记的形式来看，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世界著作中无疑地没有这样比较完整的史学著作。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可以说天才纵横的司马迁，企图对三千年的历史图景编制出前人所不能作的总结，特别是企图把汉兴以来的当代社会图景，创制出当代学者所不敢做的“实录”。在这一点，连那不同意司马迁思想的班固，也不能不借他人的口吻而叹服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史学眼光确是嶙峋不凡的：时代制度的演变、民族的生活状况、阶级社会的人物面貌、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都生动地被他用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式描画出来。至于史记所表现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后代文学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顾亭林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还只是说到司马迁文学的一面。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形容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概括的文学评价。
这篇短文不允许对于史记作全面的分析评价，这里仅就作者有限的研究，试从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来简括地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首先，司马迁对自然是抱着一种素朴的唯物观点的。他懂得天文星历，也参加过武帝时代修订历法的工作。他的世界观是和他的科学知识联结在一起的。在他的时代，阴阳五行一类怪诞的世界观极其嚣张，成了汉代统治阶级御用的理论。坚持唯物观点的司马迁对这些迷信的思想展开了斗争。他说明他作历书是在于使“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秒）忽”。他重视算术的功用。他说，“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他著“天官者”就是为了反对这些东西。他根据父亲的遗教，提出对待自然史的唯物观点。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名言：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迁的这种世界观是反对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的。他批判了继承孟子的阴阳家驺衍，他责斥驺衍助长了秦汉之间“营于巫祝，信禨祥”的迷信思想。他以这一世界观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荒诞传说加以抉剔。他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按已佚）、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更接受荀子的传统，否认远古的神话，批判了汉代人们的造谣，“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虽然委婉地记述着汉代神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家春秋的目的，拿阴阳灾变的迷信以取悦于武帝，语句间并没有明白地显露出他对公羊家的批判来，但在“伯夷列传”中，他却对这种天道观发出了深刻的讽刺。他首先讲到古代的好人有的饿死、有的夭亡，为什么说“天之报施善人”？古代的坏人横行杀人却得长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接着他说到汉代，坏人毫无忌惮地干坏事，却一辈子享受富贵，并把富贵传给子孙；好人谨拘言行，什么不满意的事也不敢轻易做，却多数遭了祸灾。最后他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怎样攻击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观点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古代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谈神怪，而是单纯解释自然事物。司马迁就是这样，他介绍他父亲的遗训说“形（物质）神（精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这集中地表现了他的素朴唯物观点。
其次，我们再看看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点。司马迁虽然没有把他的历史观点概括成为有体系的学说，然而这毫不足以损害史记所表现的有机联系着的历史观点。我们应该这样说，司马迁没有专门的
一篇（包括史记自序）抽象地讲述他的历史观点，可是他有着史记里的历史观点，换言之，他有着贯串于社会历史的和各阶级人物的记录中所显示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虽然有时隐约难辨，但我们从全面的分析中还不难看出他的历史观点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因素。
我们知道，古代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而一进入复杂的社会领域则大都陷入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不有局限性，即不能不露出属于唯心主义的成分，例如循环论（如说三代若循环）和强调地理条件的说法（如在货殖列传中所论的风俗观点）；然而他的社会思想是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素的。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史有如下的名论：
“待农而食之，虞（鑛）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很明显，这是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它和自然现象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律（道）可寻。这就不是如一般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决定于人的意志或政治教育之类。应该指出，这是一种素朴的唯物历史观点。二千多年前对人类社会史的分析方面有这样伟大的思想，的确是杰出而罕见的。因此，他也重视普通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把一个平常从事生产的白圭，居然和古代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平列起来。他引述白圭的话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司马迁发现由于财富不均而产生的人对人的阶级奴役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自然的规律一样。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反对经商剥削和巧取豪夺而得来的财富，说“本富（指劳动而富）为上，末富（指商贾而富）次之，奸富（指榨取而富）最下”。这种观点是和那种认为贵贱贫富是“天命”的封建主义正统观点截然对立的。
司马迁大胆地宣告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他有一篇叙述儒家叔孙通替汉高祖定礼的故事，首先说明制定礼法的大师是这样的卑劣人物，即“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面谀以得亲”的所谓“知当世之务的圣人”；其次叙述了一通为皇帝大排喜剧的假场面；最后说“高祖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乎定礼大师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常，受赐金五百斤，一群追随他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并受了赏金。这就是所谓叔孙通定礼的内幕。原来，司马迁在这个具体事例的叙述中，无情地揭发了这种“礼”的虚伪！司马迁对于张汤为汉武帝制定各种法度的具体叙述，又是一种暴露。张汤是为武帝立法的能手，他定了不少维持封建制度的专制法令，只要武帝喜欢，张汤都会附会经义来迎合，因此，当时“天下事皆决于（张）汤”；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说出，正因为这样的法律，张汤在世时，百姓已经不能安生，要“骚动”了，张汤死后，“而民不思”！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司马迁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法律的虚伪，即一方面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制度，而另一方面是无耻的非法横夺。他还借汲黯的话形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一语道破了统治者所谓“仁义道德”的实质！
对于统治阶级的横暴，在“平准书”和“酷吏列传”中揭发得很多。他对于一般财政大臣们和一群酷吏人物的描绘，不仅给读者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而且由此暴露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曾指出优秀的文学要比社会学统计学公法学更能表露出社会的丰富而多样的图景，我们以为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在两方面是兼而有之的。这里，我们再看一下酷暴的杜周怎样为封建法律下了一个定义。有人责问杜周，你不遵循法律，专门以人主的好恶来治狱，执法的人是这样么？杜周说：“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又暴露了当时所谓神圣的法律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任意杀害人民的工具。一方面“平准书”说明了最高地主大量没收了人民的财富、土地和奴婢，使中家以上大率破产，说明了少数特权豪强地主“蹛财役贫”，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酷吏列传”指出了农民起义，著名的大暴动和不可胜数的小暴动此落彼起，威胁汉代的统治，吓得统治阶级“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基础上，司马迁的著作必然具有丰富的人民性。除了上面所说的对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法律等等观点已经表现了它的人民性以外，我们从司马迁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它的人民性在道德观点方面的表现。他指出，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它是以权力的窃取和财富的掠夺为标准的。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们的身份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他还指出，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它是以平等的报施和患难的恤救为标准的。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统治者的道德作了无情的暴露，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作了崇高的颂扬。
不但这样，他还列举了当代的许多任侠人物，他们是和豪暴地主阶级对立的。他们如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如郭解的品质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就是因为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我们再从他叙述陈涉起义的故事来看，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这样看来，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和传统思想所谓的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的王朝以及孔子“素王”著作垂法万世的春秋是等量齐观的。他把农民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也是创举。汉高祖虽然被列在本纪，但司马迁对这位皇帝的讽刺是入骨的，甚至叙述他是“无赖”。司马迁虽然在形式上因有所忌讳，而不能不规避其词，说什么“三代若循环”的王道，然而一到了他的具体叙述里，便反而倒转过来，把统治者所骂的盗贼俨然当成圣王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
最后，我们知道，在史记写作的年代里，儒家已经被汉王朝宣布为一种类似国教的正宗，借此正宗，才如董仲舒的对策所说的，不使百家并进，而后统纪可一。然而，司马迁却站在表章六经的反对方面，把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传统一样看待，而无差别。这也是他独到的科学论断。
我们纪念伟大的富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应该研究他的伟大著作，接受这份丰富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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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
汪籛
我国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二千一百年了。他的宏伟的历史著作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杰作“史记”，是我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司马迁给我国人民带来光荣，世界各国有很多学者研究并推崇他的这部著作。
司马迁的家乡在今陕西韩城县。他的父亲司马谈长期在汉朝廷里做太史令。这是一个掌管“文史星卜”的小官，并不受人重视。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一面读书，一面参加耕牧劳动。到二十岁时候，他开始了漫游，踏遍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他到处考察山川、物产、风俗人情并访求古迹。他接触到广大的人民。后来，他做了郎中。这是皇帝的侍卫。他跟随汉武帝走过很多地方，并曾被派到西康、云南一带去同那里的各部落交涉。在他父亲司马谈死后三年，他做了太史令。那时候，汉武帝把搜罗到的大量书籍收藏在皇家的图书馆里，由太史令掌管。司马迁以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开始从大堆没有经过整理的竹木简和绢书里来搜集史料。由于触犯了汉武帝，司马迁被投进牢狱，受尽了酷吏的磨折和凌辱。他得了死罪。那时候，死罪可以用钱赎免。但是，司马迁是个穷官，他没有钱赎罪。为了完成他要写一部“史记”的理想，他接受了另一种代替死刑的办法，受酷刑中最可耻辱的“腐刑”。这对于他的身体和精神是莫大的摧残。以后，他被汉武帝用做中书令。这个职位是宦官充当的，是一种“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在内心受着痛苦煎熬之下，司马迁坚持写他不朽的著作。他从古籍和现实生活里，搜集了无比丰富的史料，并加以缜密的整理。在死前，他基本上写成了“史记”。
“史记”纪录了我国从黄帝到汉武帝时候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综合了以往我国史书的各种体例，创造性地把他的著作分作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本纪以各代帝王的继承做线索，按年编写，记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纲目。表是用来补充本纪的。书以记述制度为主。世家和列传是用来记述家族和个人的事迹的。这五个部分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
“史记”的大部分是人物的纪传，司马迁力求把普通人民的生活纪录在他的著作里。他除了在帝王将相的纪传里也叙述有关人民生活的事情以外，还替那些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一般人作传。在史记里，有文学家、哲学家、著名医生的传，也有巨商、刺客、游侠以至占卜者的传。司马迁还根据他在漫游里得来的材料，纪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在“书”里，司马迁广泛地介绍了典章制度、天文历算、财政经济和水利事业。
由于自己的不幸遭遇，由于接触了广大人民，司马迁认识到专制帝王的残酷，了解到人民群众在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下所受的痛苦。这些正是他的思想的人民性的深厚来源。
揭露统治阶级代表们的专制暴政和凶残行为是
“史记”的特色之一。在叙述夏、商历史的时候，司马迁极其具体地描写了著名暴君桀纣的残酷。对于秦代，他不仅详细地纪录了秦始皇和二世皇帝的暴政，而且把论述秦以酷暴而亡的贾谊“过秦论”全文引在他的著作里。司马迁勇敢地记下了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如何暴虐奢侈，如何愚昧地想求长生不死。对于一个大贵族，司马迁记录了他怎样广占田园。司马迁还揭露了他如何为一己的私利，阻止修治黄河，以至造成黄河下游连年灾荒的罪恶。司马迁彻底暴露了当时的酷吏怎样滥用刑罚，陷害无辜。他并不反对打击各地欺压人民的豪强，但是他厌恶那种牵连几千家、流血几千里的惨杀。
司马迁非常重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他们的反抗精神。他对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陈涉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商汤、周武王和孔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圣人”，司马迁把陈胜提到和这些“圣人”并列的地位。这是一个极大胆的评断。由于汉武帝的大征伐、大巡游和大营建使人民遭受很大的痛苦，到汉武帝末年，关东一带，农民起义爆发了。司马迁详细地纪录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尽管汉武帝用种种残暴的方法去镇压，但是起义的人民并不气馁。起义的领导者被捕了，起义的人民却仍坚持斗争，他们使统治者感到无可奈何。
在“史记”里，司马迁歌颂了那些敢于誓死反抗强暴和冒生命危险来救人之急的刺客和游侠。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曾经长期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人民的斗争情绪。司马迁对于压迫者同被压迫者是爱憎分明的。当时人把豪强也叫作游侠。司马迁推崇那些救济贫穷、救人之急的游侠，而对那些欺压人民的豪强则极端厌恶。他说，他们实际上同盗贼没有分别，不配称作侠。司马迁还非常推崇那些肯和士兵共甘苦的将领，而对于另一些不爱士兵的将领的贪残则加以揭发。
司马迁纪述了汉的周围的各族人民的历史和他们的生活。这些记述正是研究亚洲许多民族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史记”又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典型作品之一。司马迁以高度的历史修养和文学修养选择出典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描写。他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某些典型的言语和行动，通过这些把他们的性格，把他们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特点，栩栩如生地刻划出来。由于热爱人民，痛恨封建统治阶级的暴虐，司马迁的作品就洋溢着感情，具有极强烈的感染力。司马迁从人民中间汲取了丰富的词汇，因此，善于运用口语来刻划人物的神态，也成为司马迁作品的特点。
司马迁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史记”也有缺点。在某些论述里，他还相信天命。对于秦始皇汉武帝等人的措施，他忽略了积极有利的一面。但是，这些并不能减低“史记”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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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年前夕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苏联作家 尼·吉洪诺夫
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觉的迷人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全世界，当时针越过旧年的界限，世界就要迈入新的一年。
莫斯科斯巴斯克钟楼上的时钟将要响起来，各处、各大洲也都要响起传统的钟声，随后人们举杯为新的幸福而欢饮，并互相祝贺最美好的生活。
报刊和广播电台都要发表对新的一年的各种预言。“冷战”的信徒当然会发出最阴郁的预测，而军事集团的爱好者们将要在地图上寻找那还能拉入军事联盟的国家。一些身居高位的悲观主义者将在暧昧的言词中说需要武装起来。
同时，为防止战争的热望所团结起来的东西方各国和平的劳动人民，将为巩固世界和平、为大地上的和平生活和劳动而举杯祝贺。
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已体会到自由劳动的愉快并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以轻视的冷笑回答那些自命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的先生们对他们的不请自来的“关怀”。难道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并体会到为自己而劳动的愉快的中国劳动者，需要从华盛顿来的保护人和“救星”吗？难道把自己的耕地面积已扩大了百分之五十的阿尔巴尼亚农民一定要听那关于他们要饿死的阴郁的话吗？难道保加利亚人的节日宴席会因为他们获得了丰盛的收成而变得坏些吗？难道波兰工人会因为他们的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已在欧洲占第五位而失掉了胃口吗？
无论过去的党卫军分子在新年将要来临的时候怎样幻想着使整个德国军国主义化，幻想着复仇，他们在德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却得不到同情，德国人民正充满决心，力求在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
那些秘密地准备着原子弹和氢弹这种对和平人民威胁最大的武器的人们，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做着不愉快的梦。“冷战”的魔鬼从笼罩着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的肮脏的秘密深处威吓全世界说，导致人类灭亡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联发现原子能秘密比大西洋彼岸预料的快得多，这项秘密一九五五年八月在日内瓦被公开介绍出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一致主张人类天才的新发现要全部用于和平目的。
而那些曾经长期用原子讹诈政策对待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人们，已由于他们的永远失掉对原子的垄断而大为震惊。
如果苏联把原子堆提供给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伟大的中国，那末该怎样办呢！而且还要加上回旋加速器和一切必要的装备。所有原子战争的术士们是要为这件事流泪的。
而喜好冒险的活动家们曾经多么希望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一事无成啊。而当这次会议获得良好结果的时候，这些先生们就大叫，到秋天外长们在这同一个日内瓦开会的时候，“冷战”就会像秋雨一样不可避免地又要越来越大。
而现在，当这新年前夕，甚至在西方那些远不是进步的人们的家庭里，也很难找到拥护又回到“冷战”中去的人。
……节日的莫斯科，正像苏联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一样迎接新年，并为在国民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都获得巨大的成就而欢欣鼓舞。莫斯科刚刚怀着亲切而热爱的心情迎接了从印度、缅甸和阿富汗长途旅行归来的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这是一次具有巨大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旅行。所有惯于诚实而理智地进行思考的人都把这次旅行看作是和平和友谊的鲜明表现，苏联和平政策的新的辉煌成就，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中列宁主义原则的胜利。
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人民欢迎了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欢迎过任何外宾。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争取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伟大真理，列宁学说的真理和胜利，苏联和平政策的真理和胜利。
赫鲁晓夫在回到莫斯科的那一天的大会上讲话的时候曾说道：
“我们有三亿七千万人口的印度人民以及缅甸和阿富汗人民作我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同盟者。
“印度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好朋友。印度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坚定地站在为和平而奋斗的阵地上。
“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印度、中国和苏联，这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迎接新的一九五六年的时候，苏联人民所以生气勃勃地展望着未来，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坚信，和平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他们对国家的伟大计划的成绩，对自己改造自然并把科学、技术、农业提到新高度的伟大工作的成绩充满信心。
苏联人向世界上所有忠诚的劳动者，所有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压迫和非正义的人祝福。他们坚信：和平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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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业必须积极支援合作化运动
何辛
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向地方工业提出了一个迫切的新任务。它要求地方工业企业供应农业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大力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因为这样，工人报纸和以工人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就应当动员地方工业部门的职工群众发挥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本企业的潜力，制造出大量质量好、价格低的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在这方面，石家庄日报已做了不少的努力。
一个多月来，石家庄日报大力宣传了工业必须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复地解释了地方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必须大力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方针。在这期间，石家庄日报先后发表了社论、专文和一些工厂领导人员所写的文章，来说明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和互相得到发展的道理，说明合作化对工业生产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报纸曾指出，明年各地农村对石家庄市制造的锅驼机（一种用来灌溉和带动机器磨和轧花机等的蒸汽动力机）的需要数量，超过今年全部生产的五十倍，而目前工业生产的水平却远远赶不上各地农民的要求。报纸因此号召工业部门首先是地方工业部门，迅速地赶上去，尽最大的力量，来满足和支持农业的迫切要求。在阐述这些道理的同时，石家庄日报反映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群众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运用当地事例来鼓舞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例如，报纸上有关工业支援农业合作化的稿件，在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十日不到一个月内，一共有三十多篇。在这些稿件中，有的报道了石家庄市许多地方国营农具和农药工厂职工为支援合作化运动而展开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有的报道了石家庄动力机械厂职工热烈响应北京农业机械厂职工提出的支援农业合作化的厂际竞赛倡议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业部门在支援农业合作化中的作用，石家庄日报曾抓住发掘地方工业生产潜力的问题，进行了宣传。这个报纸除在评论中阐述了地方工业提高生产的可能性和提高生产的方法外，还报道了石家庄市机铁工业中的七个单位，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业机器，开始组织了协作生产。用这种方法，明年石家庄市锅驼机的产量，将比今年动力机械厂实际生产的增加七倍，双轮双铧犁增加百分之八十。通过这些报道，报纸就帮助工业部门认识到生产潜力在什么地方，认识到应该怎样挖掘生产潜力。
石家庄日报在动员地方工业支援农业的宣传中，还注意运用现有的良好经验来推动工作。以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名义发表所写的“石家庄动力机械厂怎样宣传贯彻地方工业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一文，就具体地介绍了动力机械厂的党组织怎样针对本厂职工的思想情况和生产实际进行宣传教育，使职工认清自己生产的农业机器对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的作用，认清它对于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和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作用。这篇文章不只是肯定了动力机械厂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而且向其他地方工业企业中的党组织，提供了在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法。
现在，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群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很快地向前发展着。工人报纸和城市报纸在动员工人完成和提前完成工业生产任务的同时，就还应该注意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工农联盟的宣传，使广大职工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工业部门和工人阶级提出的迫切要求，并积极地为支援合作化而努力生产努力工作。石家庄日报的这些作法，可以供各地报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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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雕塑家的光辉创造
滑田友
走进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造型艺术展览会的门，迎面看到四百多件捷克斯洛伐克从十三世纪一直到最近的各种造型艺术作品，一时使我感到应接不暇，逐一欣赏之后，更使我由衷地喜爱它们。
因为我爱好雕塑，所以更多地注意了展出的雕塑作品。这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维·多勃罗伏尔纳所作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伟大的领袖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半身肖像。这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作家用一种朴素的写实手法，细致地塑造出人民领袖高尚的、坚定的和充满信心的精神，左手按着一本书，右手向群众微伸，叫人一看就回忆到领袖的一切正确言论和指示，而感到崇敬。扬·劳达所作的萨波托斯基总统的肖像，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作者用一种豪放的精确的熟练手法，卓越地完成了这个作品，肖像微低着头，精神饱满的眼睛，微笑着的嘴唇，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领袖时刻在为人民幸福生活的远景而深思、策划。卡·波克尔内的“交朋友”，通过一位捷克游击队战士和一位苏联红军战士热烈拥抱的动人形象，表现出一种不平凡的真挚的热情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于这件作品，我非常喜爱，但是不能亲见放大的作品而感到遗憾。
许多雕塑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约·柯斯得卡的“合作社社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作者表现一个农村的少女，穿着薄薄的衣裳，拿着一把禾草拧成的粗索，准备捆束割下的庄稼，抬着头，含着微笑，望着远方，虽然没有背景，但一看就知道她是正在忙忙收割的环境中，充满着工作的愉快，而且向往着未来的幸福。这个作品，对于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合作化运动中的我们，更有着鼓舞的作用。米·塞特的木雕“义务劳动者”，表现一个青年劳动者，在休息的时间里，却还掮着一把铁锹，毫不疲倦地胜利地完成他额外的工作，一种自觉自愿的劳动情绪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此外，还有不少浮雕，很吸引观众的注意。如马叶罗娃和斯杜鲁白茨基两人合作的布拉格列宁博物馆的两幅浮雕“伟大的十月革命”，采用了同中国木雕相似的形式，在一幅中生动地表现出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正在谈论着革命的工作，而在另一幅中又感人地表现出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在列宁的陵墓前沉痛地悼念和庄严地宣誓，这两幅作品，不仅巧妙地安排了场面和人物的表情、神态，并且很好地设计了浮雕的本身，叫人乐意拿来挂在自己的家里好随时欣赏。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优秀的艺术作品，让我们好像亲眼见到了我们的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多杰出的雕刻家和雕刻作者中蓬蓬勃勃的新生力量，而且看到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在令人赞美。
的确，从这次展出作品中，我们概要地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雕塑历史。远在十四世纪，波·巴洛许作的“查理王第四”像，就是很生动的雕塑艺术作品。尤其是世界闻名的大师约·瓦·梅塞倍克留下了很多的典范作品，例如他把那样活泼而健壮的“阿多”马，用灵敏的手法，细致地刻划出了它的性格来；他的自雕像，又用一种有力的表现方法，刻划出他自己所深知的内在生活，从肖像的眉头和额角之间，看出他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思想劳动，炯炯两眼更表现了他坚忍不拔的精神；他的四圣像都是不出三寸的小稿，而神态的精确，却可以使人看出是纪念碑的雕刻。这真是一位极有魄力的现实主义的雕塑大师。他的学生、当代雕塑大师杨·史杜尔塞所作的“女作家波·聂梅茨娃”的肖像，实在是他的优秀传统的承继而又加以发展了的代表作品。其他如波·卡夫卡的“小鹿”，约·马沙特卡的“作曲家德沃夏克”、“交响曲”和“手”等，都可以看出他们一脉相继地接受了民族优秀的传统。
捷克斯洛伐克的雕塑艺术是有悠久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加以现代雕塑家们不断地努力创造，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迈进。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展览会成功的展出，他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敬爱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雕塑家们的光辉创造，并有机会向他们学习。（附图片）
交朋友卡·波克尔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