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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摊派“义务车”
黑龙江省克山县第十区任意向农民派车的现象相当普遍。据统计，从今年三月到十月中旬，区公所向农民派了二百三十六台次车。派车的任务，有的是载区、村干部去县城开会，有的是给配马站和区公所运煤、运草料等，有的是给区干部搬家。一般的村都摊车二十次以上，有的竟达三十次。全区派这些车共用去马一千零十四个工日。
这个地区交通比较方便，国家又开支一定的交通费，为什么区公所还要群众摊义务车呢？有人认为：摊几次义务车没啥，因为马是农民自己养的，草料从家里拿，不需要花什么钱。他们还说：派些义务车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是非法的。拿上县开会来说，克山县十三区离县城约有一百二十里，但是只要走十八里地，花六角多钱坐国营公共汽车三个多小时便到县城了。坐大车要走一整天，往返就得三天。农业合作社摊一次义务车，仅赶车人的伙食和牲畜途中的草料费，就要花十六元。四座房村胜利农业合作社半年间为摊义务车就支出了一百多元。不仅这样，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不管忙闲，区公所要车都是刻不容缓，“火速到区”。
克山县的领导机关，应该检查和纠正这种向农民派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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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护城市树木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委员会最近检查了这个区的树木保护情况，还发了通报，号召全区一切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居民爱护树木。区人民委员会表扬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等单位，说这些单位在协助政府进行城市绿化工作方面做得很好。这些单位有的在空地上栽树，有的自动地做了除虫工作，到了冬季还在幼树上缠草绳，防止冻坏。
区人民委员会在检查中也发现了不少单位不但不协助绿化工作，而且破坏树木。例如哈尔滨市建设局土木工程公司在安设下水道管子的时候，利用马路上的树拴滑车，结果，破坏了五十九棵树。哈尔滨卷烟厂消费合作社第一分社私自砍伐了十一棵树。区人民委员会已经命令以上两个单位缴纳罚款，赔偿国家的损失。区人民委员会还在通报里批评了很多人在树上挂东西、晒被子，妨碍树木生长。
我国大多数城市树木都很少，政府每年都拿出不少经费来绿化城市。破坏树木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各城市的政府应该经常注意检查和改进树木的保护和抚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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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让房屋搬来搬去
云南省思茅专区营建委员会对思茅县城街道的基本建设，没有认真地进行规划。如思茅邮电局，原计划以思茅三街为基础进行改建，但是全部完工后，又放弃了三街原地，迁移到公路边上。再如地委党校的宿舍，在第一个地方已经运好材料，又搬到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不仅材料运齐，连石脚沟都挖好了，还填了一部分三合土，马上又搬到第三个地方去了。据估计仅搬运材料、挖石脚沟的工资，就不下一千五百元。其他如新华书店、贸易公司和百货公司仓库等单位，也都因为搬来搬去，浪费了不少建设资金。
也许有人以为经过这样东迁西挪之后，这些单位的建筑，一定会合理了吧。其实不然，现在新华书店和贸易公司的营业室已经建好了，照理即可开始营业，但是公路边上除了这一两家外，其他公司一时还不打算在那里建筑营业处，顾客也很少愿意跑上一里路去那里买东西。据估计，这些新建的房子，将要睡上一年半的大觉。
因此，就要问云南思茅专区营建委员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徒劳无益地让这些房屋搬来搬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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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城市粪肥供应农民
农民在合作化高潮鼓舞下积极准备扩大明年的生产，向城市购买粪肥的人日益增多，因此，加强城市粪肥的管理，有计划地把粪肥供应给农民，是各个城市领导机关应当注意的一件工作。
最近福州市的粪肥销路非常好，有些农民甚至进城排队买粪。由于有些私营粪商从中操纵，粪肥价格不断上涨；有些粪商还在粪里掺水和其他杂物，使粪肥的质量降低。这种情况引起了买粪农民的不满。最近，福州市商业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粪商联合办事处，加强了对粪商的管理。办事处对全市粪价作了规定，并且定出粪肥质量、统一分配粪肥的办法，组织粪商分别同福州市附近农村的供销合作社签订合同。从十二月份起，粪商开始把粪肥批售给供销合作社，由供销合作社供应给农民。各供销合作社还帮助粪商组织合营或合作小组。
福州市领导机关积极加强城市大粪的管理，支援农村生产的做法，受到了福州市郊区农民的热烈欢迎。其它城市的领导机关也应当及时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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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改造私营工业的经验和今后规划
北京市副市长 贾庭三
一九四九年，北京市共有资本主义工业四千一百五十户，其中具有一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只有五户。到一九五四年底，发展到了五千九百六十户，其中具有一百个职工以上的有九十户。一九五四年，全部资本主义工业的资本共有二千五百万元左右，全年产值有三亿三千万元。这些私营工业企业的技术设备是十分落后的。如机器染布业四户共有八个锅炉，就有五个锅炉因为有爆炸危险不能使用。织布业的机器被人叫做“三娘教子”用的织布机。铁工业中的机器多数已经破旧不能使用。许多工厂的厂房有不少是租来的，有些还是木棚、席棚，或者是过了保险期的建筑。某些行业盲目发展的结果，也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适合国家和城乡人民的需要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来对这些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和价格政策，督促私营工厂联营并厂，在加工订货中了解它们的生产情况，促使它们改善设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九五五年九月份加工订货等产值已经占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二。另一种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私营工厂所不能解决的主要生产环节，使私营工厂变成为国营工厂制造部件、零件、半成品的加工厂。如针织业，由于我们掌握了丝光、染色、冷泵等工序，使整个针织业成为给染整公司生产半成品的加工工厂，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同时，我们还重点试办了公私合营。一九五三年共有公私合营工厂九户，一九五四年又合营了二十户，合计产值共占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三。由于几年来促使资本家合营并厂，同时积累了一些公私合营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已经采取按行业合营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全年将有针织、面粉、电机等九个行业一百二十六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工厂户数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多户，占具有十个职工以上的私营工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九，职工占百分之十七，产值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一。
我们在按行业进行公私合营中，同时进行了企业的调整和改组。其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办法是并厂。这样做可以集中使用设备，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把很多小厂并为大厂，在实行公私合营后，也容易领导和管理。如面粉业生产任务不足，有些厂技术设备很落后，成本很高。合营后统一管理，使四个原来技术设备较好，出粉率较高，成本较低的工厂集中生产，其余六个技术设备落后或目前没有任务的工厂，停车组织职工学习，这样今年第四季度预计可降低成本百分之十。合营前预计今年要赔一千六百多元，这样改组后，估计明年可盈余三万元，还可以提高出粉率为国家增产面粉。
第二种办法是把私营工厂改为替国营工厂制造部件、零件、半成品的加工工厂。例如，我们从一九五一年起就通过公私合营染整公司对针织业七百七十多户，从掌握产供销和产品质量规格入手，组织加工协作，由染整公司添置一些主要生产设备，解决了私营小户过去无法处理的丝光、染色、汽汀、冷泵等整理技术设备问题。私营小户则从染整公司领取棉纱织成袜筒，经国营工厂最后加工制成成品，这样就提高了质量，保证了规格，降低了成本，打开了销路。
第三种办法是实行专业分工。如电机制造业，规模很小，设备很落后，什么活都做，不能保证质量，成本很高。这次成立了北京市电机公司，统一负责进行该行业的合营和改组工作，根据该业的特点，产品的性质，今后的需要和发展，本身的技术设备等情况，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方法，把十五个厂合并为六个厂，实行专业分工，分别生产小型开关、变电器、配电盘、电气仪表、冷热通风设备等。这样就可以改变过去小活吃不饱、大活吃不了的情况。
第四种办法是作为地方国营工厂的附属分厂。如化学制药业九个厂合并为两个厂，归地方国营北京制药厂领导，分工生产固定产品，实际上已经成为该厂的附属车间。
根据过去的经验，今后按行业进行调整、改组时，应该尽可能按产品种类进行专业分工。北京市私营工业虽然分散落后，但是产品品种、规格较多，大部分能够适应国家、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在改组中需要照顾到这一特点进行分工，不仅不应该只是为了管理方便，追求大量生产而减少品种和规格，或都改成生产“大路货”，而且还应该积极增加新的品种、规格，以便更好地满足国家、人民的多种多样的需要。特别是对一些高级手工技艺，一时不易被代替的行业，应该保留下来，不应该粗暴地加以改变或取消。
对资本家的分红采取定息的办法，将为按行业进行公私合营和调整、改组创造有利的条件。北京市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一般资金少、分红也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主要的收入不是靠分红，而是靠参加工作的工资。因此，妥善安排资本家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当根据量才使用的原则进行安排，使资本家各得其所并便于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市委曾经提出：由于北京私营工业十分分散和落后，必须以地方国营工业为中心，按照专业分工和生产协作的原则，把私营工业组织在自己周围，使它为国营工业生产各种配件，或担负某些工序的加工，或固定担负机器修理，成为地方国营工厂的附属车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有领导的联营、并厂和改组，为大规模的公私合营准备条件。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对于已有的经验，也没有及时总结和推广。同时过去提出的五年计划中对于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的指标也偏低。经过最近研究后，我们考虑对具有十个职工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公私合营的规划的原则和步骤是：第一，对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进行加工订货的行业，首先进行合营，因为这些行业的产品和原料都由国家掌握，只是中间生产过程由资本家经营，早合营比晚合营更为有利。这些行业中的面粉、化学制药、榨油、针织、染布、造纸、电机等行业，已经合营，还有织布等行业明年也可以合营。第二，对生产有严重困难、户数又多的行业，如木器、建筑用小五金、铁工业等，由专业公司先安排生产，在安排生产中进行合营，或者有计划地在加工订货中进行改造，或者有计划地淘汰。第三，部分原料和部分产品由国家控制的行业，如文教用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印刷、化工等本来也可以合营，但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暂时还不够，准备放到第二批合营。第四，对大部分产品自产自销的和国计民生关系不很大的行业，如陶磁、玻璃、鞋帽等，则放到最后合营。第五，对一些主要是为公家服务、投机性很大、国家又完全有力量代替的害多利少的行业，则直接完全由国家经营，吸收其工人，不经过公私合营。第六，对少数产供销十分困难，生产落后，目前不大需要，已经开始并且将要全部被机器生产所代替的手工行业，则需要由现代工业吸收工人，并且有步骤地予以淘汰。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对具有十个职工以上私营工业的改造的初步规划是：除一九五四年以前已合营二十九户，占总产值百分之十三以外，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工业一百二十六户，产值六千二百一十八万元，占总产值百分之二十八，累计为百分之四十一。其余根据目前工业积极申请的情况，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按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并且还有可能提前完成这个计划。
具有四至九个职工的小型工业，户数很多，大都还有大掌柜、二掌柜，甚至三掌柜，如果实行合营，人员不好安置，也不好管理。同时，这些户的业主，虽然都有剥削，但是大都原来是技术工人出身，现在也参加劳动，有些还主要靠劳动吃饭。因此，我们认为绝大多数都可以走合作化的道路。
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共计十二万人，至一九五四年底，共组织起来二万七千多人，由于发展很快，没有系统进行整顿，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很严重，成分也很复杂，今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集中力量进行了整顿，因此今年只发展了八千多人，到年底累计三万五千人。这样整顿以后，根据目前北京市个体手工业积极要求组织起来的情况明年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为了同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相适应，计划一九五七年把手工业基本上都组织起来。关于修理业的改造问题，我们体会到，零散的修理业不宜组织集中生产，这类行业的地区性很大，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以按地区组织合作社为宜。如我们曾组织修理笼屉的个体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笼屉生产合作社，集中生产，结果生产的新笼屉滞销，居民要修理也找不到修笼屉的，因为笼屉是居民每天需要的东西，只有在居民门口两顿饭之间随时就地修理才适合居民的需要。因此这些服务性的行业应当以区为单位进行规划，全市平衡。对于这些户先由原料供应环节上组织起来，也可以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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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劳动得越多越好，谁得到的报酬越多
何成
把生产队、生产组分好了，谁做什么工作也分好了，集体干活就不会乱了。可是，这还不能保证每个社员都很起劲地劳动，也不能保证每个社员都把分给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因为，每个社员很自然地都会想到：干得多干得好能不能多得劳动报酬呢？如果干得多干得好的同干得少干得坏的得到的报酬差不多，岂不是让偷懒耍滑的人沾了便宜，勤恳老实的人吃了亏？
有些合作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大部分互助组用的那种办法：先按照每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的高低，每个人评定一定的“底分”；每天做活以后，大家再来评，做得又多又好的加分，做得又少又坏的减分。这也就是常说的“死分活评”。可是，这样做，就难免天天评分评到大半夜。评起来不是吵架闹气，面红耳赤，就是打不开情面，谁也不吭声。评来评去评不公，开会开得人人烦。很多人说：宁可少给我几分，别叫我熬夜了；这样还不如多休息休息养好精神，免得明天少做一晌活。因为加分减分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队那个队分开评，谁也怕别的队评高了，自己队里的人吃亏，互相猜疑，闹不团结。全社在一块评吧，人又太多，评起来更要拖长时间，一天做的事一夜也评不完。因为是按“底分”评的，劳力强、技术高的人在做费力少、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分也少不了多少；劳力弱、技术差的人同劳力强、技术高的人，即使做一样的工作，做得一样好，也往往得不到一样的工分。这样，自然不能鼓励大家加劲干活，加劲学技术。每天早上，你等我，我等他，等不齐就不下地。分工的时候，轻活大家抢，重活没人干。
实行按件计酬
那该怎么办呢？有办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上规定了最合理的计算劳动报酬的办法：实行按件计酬的制度。这就是说，做哪一件工作都有一定的报酬，不论男女老少，劳力强弱，只要把分给自己的这件工作做好了，就都能得到同样的报酬。这样，就能确实做到多劳多得，不叫任何一个参加社里劳动的人吃亏。
要实行按件计酬，需要规定工作定额。一种工作的定额，就是在一定的土地、耕畜、农具、天时等条件下，一个中等的劳动力做这种工作做一天能够做到的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定额不应该规定得太低；定得太低了，多数社员不费力就可以超过，就不能更好地起鼓励大家积极劳动的作用。定额也不应该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多数社员都达不到定额，也会伤害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初实行这个办法的时候，还没经验，可以先由老实可靠的社员做几次试验。定出来以后，发现定得太低了或者太高了，还可以修改。过一个时期，绝大部分社员的工作能力都提高了，也应该修改定额。
定额规定出来以后，突然遇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遇到了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大雨大风，或者耕畜、农具突然发生了毛病，怎么办？那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和管理委员会讨论，按照变了的条件来计算。总之，决不能叫多出力、多费劲的人吃亏。
有了工作定额以后，怎么计算劳动报酬呢？按劳动日计算（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个工分）。是不是完成了一个定额就算一个劳动日、就记十个工分呢？不能那么办。要知道，定额是一天能做的工作；同是一天能做出来的工作，轻重不一样，难做容易做不一样，需要受的辛苦不一样，需要的技术高低不一样，它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如果不管哪一种工作完成了一个定额都算一个劳动日，都给十分的劳动报酬，谁还愿意做重的、难做的、多费辛苦的工作呢？谁还愿意下功夫学技术呢？完成各种工作的定额应该各得多少劳动日，应该规定出报酬标准来。完成一种中等工作（它在合作社的各种工作中，按轻重难易来说是中等的）的定额，应该记一个劳动日（十分）。比它重、比它难做的，就应该比它多记；更重、更难做的，就更多记。比它轻、比它容易做的，就应该比它少记；更轻、更容易做的，就更少记。可以把全社的各种工作按轻重难易分成几等，完成同一等工作的一个定额，就记同样的劳动日（工分）。
各等工作定额之间的报酬应该差多少？示范章程草案规定：这种差别既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差别太小了，就会使担任重的难做的工作的社员吃亏；差别太大了，就会发生大家都抢做报酬多的工作、不做报酬少的工作的情形。
合作社刚办没多久，连许多老社也还没有规定工作定额和报酬标准的经验，办了社不能马上就能规定出来，怎么办？那只好暂时还是“死分活评”。可是，决不能满足于这种办法。每个合作社都必须按照示范章程草案的规定，“尽快地规定各种工作的定额和报酬标准，以便克服劳动报酬上的混乱现象，避免生产上的损失”。
规定一个劳动日是做多少工作的报酬，做多少工作就记一个劳动日，不好吗？为什么要规定工作定额，按照定额再来计算得多少劳动日？何必多这一道“麻烦”？这“麻烦”是值得的，不可少的。没有定额，就不知道一个人一天究竟能做多少工作，就不好分工，不好定生产计划，不便确定工作责任。社员不知道做哪种工作一天应该做多少、达到什么标准，就没有努力方向。有了定额，大家就要努力争取达到定额、超过定额，就可以大大鼓励全体社员积极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和学习技术。规定的时候，是要麻烦一些；规定好了，列成一个表，一目了然，安排生产的时候和计算劳动日的时候一查就可以，很方便。
一个劳动日是十个工分，可是，究竟是多少东西？值多少钱？这个，谁也不能给各个合作社规定出来，全看各个合作社的社员们干得怎么样。示范章程草案上规定：“一般地说，全社全年在生产中得到的实物和现金，在扣除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土地报酬以后，用全社全年劳动日的总数来除，除出来的就是每一个劳动日所应该分到的。全社全年的收入越多，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越多；全社全年的收入少了，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就少了。”
实行包工制
哪个社员完成了多少工作定额，该记多少劳动日，由谁来登记和计算呢？当然，不能都由全社的主任、管理委员、会计员来登记和计算。社员那么多，他们没法子弄清楚究竟谁做了多少工作、做得怎么样。工作定额和报酬标准应该由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定出来在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每个社员的劳动日应该在各个生产队里记；生产队记了以后再报到社里去。
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和报酬标准，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的劳动日，包给生产队限期完成。这就叫做包工制。实行了包工制以后，一方面，各个生产队可以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另一方面可以明确地知道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得到多少劳动日。这种制度把责任制和按件计酬制结合起来了。生产队只要把这些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包括数量和质量）完成了，比限定的时间提前了，也可以得到原来计算好的劳动日。如果这个生产队完成这些工作任务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误了农时，而且没有特殊的原因，合作社可以酌量扣减包给这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如果这个生产队在生产中间碰到了特殊的困难，创造了特殊的成绩，合作社也可以酌量地给这个生产队增加劳动日。如果这个生产队的工作虽然按期做完了，可是没有做好，没有达到工作定额上规定的质量标准，合作社可以要求这个队重做（不给劳动日）；如果时间已经来不及重作，也可以酌量扣减包给这个队的劳动日。
生产队包了工，所得的劳动日怎样分配给社员呢？示范章程草案规定：应该按照各个队员实际上完成工作定额的多少分配给社员。这样，会不会包的和做的对不起头来呢？生产队会不会“赔”劳动日呢？那不会。因为包的时候就是按工作任务包的，工作任务多了，劳动日也多。如果临时碰到在包的时候没料到的困难仍然把工作做好了，或者社员实际上做的工作比原来包的又多又好，合作社就会给队里加劳动日。最初怕常年包工包不准确，可以先实行“小包工”（一个一个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有了经验以后再改成“大包工”（常年包工）。
实行常年包工的一个好处是合作社管理生产更方便；还有更重要的好处是生产责任分得更清楚，更能鼓励大家把工作做好。示范章程草案规定：在实行常年包工的时候，应该规定生产队必须完成的农作物的产量计划和管理委员会必须负责执行的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并且实行“超产奖励制”。也就是说：哪个生产队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合作社就要酌量多给这个队一些劳动日；哪个队经营得不好，产量不到计划规定的数目的百分之九十，合作社可以酌量扣减这个队的劳动日。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包工包产”。实行这种办法，万一遇到不能抵抗的大灾害怎么办？那可以根据受灾的程度修改产量计划。比修改了的计划多产的，可以得到加劳动日的奖励；别的队完成了修改的产量计划，这个队在同样的情况下得到的产量却不到修改了的计划规定的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也要受到扣劳动日的处罚。
任何一个生产队、生产组或者社员在生产技术、生产管理方面如果创造了好的办法，对社里的生产的改进起了很大作用，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哪个生产队、生产组或者社员在社里开展劳动竞赛中间得到了胜利，社里也要奖励。
社内领导人员的报酬
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特别关心：社务工作多，自己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岂不是要少得劳动日？示范章程草案上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规定：对社里的每个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可以每年由社员大会议定，根据他所负担的工作的多少和成绩的好坏，补贴他适当数目的劳动日。社的规模如果很大，社主任、会计员必须脱离生产劳动才能把工作做好，也可以由社员大会议定他们应得的报酬。总要使他们得到的报酬相当于或者高于中等劳动力所得的劳动日的平均数。决不能让为全社办事的人的收入反而比社里的中等劳动力的收入少。经常负责全社的工作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在全社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的时候，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奖励。
总之，合作社对于每个社员的各种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要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给计算报酬。劳动得越多越好，就能得到越多的劳动日，决不会吃亏。最要紧的，每个社员都要记住：不光要多得劳动日，还要尽力把工作做好，使社里的收入确实能够增多；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劳动日得到更多的东西。有些社员光顾多挣劳动日，不把工作做好。到末了，全社收入少了，劳动日也就不值钱了。这是坑害谁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十个老头在一块谈天，一个老头提议明天再来聚会，每人都带一瓶酒来，倒在一个大酒壶里，大家痛饮
一场。每个老头都觉得自己最聪明，想着：“十瓶酒里掺一瓶水不要紧。”第二天到了一块，十个老头都把酒瓶里的“酒”倒在大酒壶里了。一喝，一点酒味也没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他，谁也不好说出来；大家喝了一阵子水，好没兴趣地散了。我们能学这十个老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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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高原上的人民邮电网
思雪
西藏地区的人民邮电事业，正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间，在祖国辽阔的西藏高原上，先后成立了昌都、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十九个邮电局，帕里、左贡等九个邮政营业处和妥坝、八宿等七个邮政代办所，以及噶大克电信局和硕督邮局。邮路共长四千五百九十八公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正式成立了西藏邮电管理局。由于西藏地区邮电业务的开展；拉萨和北京、重庆、成都、昌都等地的无线电话的开放，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和祖国内地以及西藏各主要城镇之间的联系。
在公路没有修到拉萨以前，进藏人员要盼上好几个月，才能接到远从内地的来信。许多人想订阅报刊，也因为运输困难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公路修到那里，邮车就开到了那里，从今年一月起，昌都和拉萨间就有了定期对开的邮车，西藏邮电管理局开办了订销报刊和投递包裹的业务，传递时间比过去大大缩短了。过去北京出版的报刊，由汽车运到昌都后，还要经过四十八个马站，大约两个月才能寄到拉萨，现在北京出版的报刊，只要二十多天就可以和拉萨的读者见面了。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以前，西藏地区经邮电局发行的报刊一共才有七种，现在只拉萨邮电局订销的报刊就有二百多种了。今年第一季度订销的报纸，比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二十倍以上。拉萨邮电局在今年第一季度接收和封发的信件，比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五十。由西藏各地邮电机构汇往内地的款项，今年第一季度也比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
在艰苦的工作中曾经出现了许多模范人物。邮运员白建楚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有一次，正当雨季期间，在年楚河洪水暴发以前的三小时，他从日喀则出发到江孜去送信，到了距日喀则约三十里的山谷中，洪水突然汹涌袭来，水深达四尺多，白建楚在人民邮运工作的荣誉感的鼓舞下，就把邮件顶在头上，不顾刺骨的寒风，跟洪水搏斗了十个小时，直到深夜才爬上一座小山，继续向江孜前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邮运任务。
西藏地区邮电事业的开展和全体邮电工作人员的努力，深深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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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十二月二日本报发表了“得不偿失”一文，批评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浆纱车间在节约运动中，采取片面的节约措施，以致“得不偿失”。国营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厂长李冠英来信说，他们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加以纠正，并且责成浆纱车间主任作进一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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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七日本报发表了“‘超额’完成计划的三部曲”一文，批评沈阳市公用局纵容所属各厂玩忽国家计划。现在，沈阳市公用局已经来信检讨。来信中说，他们将采取措施，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把明年的计划订得先进些和积极些，以推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并且将根据公用事业的方针，以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原则全面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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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合作化高潮的农村里
在合作化高潮的农村里
这不是做梦
近来，辽宁省金县三十里村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党支部书记王成吉同志自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脸上经常带笑，工作劲头更大了。
有一天，他站在村前向着原野眺望。望啊，望啊，脸上越来越显得高兴。
“老支书，你在望什么呀？”站在他跟前的人问。
“我在看咱们村的幸福图画哩！”老王笑着回答。
“你们看！”老王指着村前村后，兴奋地谈了起来：“别看现在本山上是秃溜溜的荒山，将来咱叫它变成花果林；在那山沟里，修上一座小水库；山上，再放上成群的牛羊；村西，大河两岸的荒草原，将来咱也叫它变成聚宝盆；村北，……村东，……”
“哈哈，老支书大白天在做梦呢！”有人不相信地说。
“这可不是做梦。等个三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实在的了。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吧？咱村又建了三个社。很快就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了。合作化了，这图画还不能变成真的？”
（田 潜）
贫农老汉的心意
七十三岁的贫农胡安廷，听说本乡（四川邛崃县红光乡）的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扩大了，又兴奋，又懊恼。
兴奋的是：这一次可以入社了。
懊恼的是：儿子和媳妇走亲戚去了，怎样全家报名呢？
他唯恐人家说不是“全家通”，不能报名，一夜也没有睡好觉。鸡叫头遍，他就起来，拄上拐杖，要去找儿子媳妇赶快回来。仰头一看，正落着毛毛雨。他自言自语地说：“再大的雨也挡不住我老汉全家入社！”他一气走到四十里外的新津县太平乡，在媳妇娘家找到了儿子和媳妇，一家人立即欢欢喜喜赶回来。
到了家，村里报名已经结束了。急得老汉跟儿子、媳妇吵了起来：“哪个叫你们在这时候走亲戚？”
隔壁住的青年团员胡福廷笑着走来，安慰老汉说：“你去对社主任谈谈，你有入社的热心，大家不会不要你。”
老汉连歇气也顾不上，就气喘喘地赶到社主任家里去。
当然，老汉的愿望达到了。
（张天健）
“民族团结社”
合作社使不同民族的农民团结得亲如一家。
云南省路南县圭山区蓑衣山村，是撒尼族和汉族居住的村子。全村一百五十户，有十三户汉族，其余都是撒尼族。
解放前，在反动势力挑拨下，两族互相歧视，隔阂很大，常常打架、告状，互不往来，连小孩子都不在一块儿放牛。
解放后，两族农民共同打倒了地主阶级，障碍民族团结的因素消灭了，但两族之间仍然有一定的界限。组织互助组，也是各组织各的。
要办合作社，两族农民就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他们说：我们两族农民过去就像一个人的一双手硬被反动派分开了；现在我们把这两只手合起来，力量就大了。他们一起办了一个合作社。在社里互教互学，互相帮助，把生产搞得更好了，也团结得更好了。
每天晚上，两族青年就在一起唱歌跳舞。撒尼族男青年教汉族男青年吹竹笛，弹三弦；撒尼族女青年教汉族女青年跳舞。不分民族，都是见大的叫大爹、大妈，见小的叫弟弟妹妹，亲热得像一家人。汉族都学会了说撒尼话，撒尼族一般也能讲汉话了。他们把自己的合作社叫做“民族团结社”。
（发 昌）
没人召集的会议
每天晚上，安徽省全椒县城本乡的农民，都十个八个的聚在门前。这些小小的聚会，没人召集。他们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怎样办合作社，来年怎样增加生产。鲁桥的十六户贫农看了老社的庄稼长得好，正凑在一起商量“仿着办”，另有十七户农民就跑来说：我们一块儿办吧！小冯庄的十家单干户，听说有一个互助组说转社，就一齐跑来打听，要求参加。
在县里的合作社骨干训练班学习过的三十四个农民回乡以后，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聚起一堆人，欢迎他们，请他们讲怎样办社，讲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回到家里，人们就跟到家里；在他们家里挤满了人。你问这，他问那，津津有味地一直谈到深夜。
他们都还记得，三月间老社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说八十亩棉花要收籽棉一万六千斤，大家都瞪着眼说：吹牛！吹牛！结果，这八十亩棉田，摘了一万九千多斤籽棉。七十五岁的老农于文藻听说社里的棉花好，拄着拐棍下地看了一遍，说：“我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棉花长这样好！”社里种的“胜利百号”甘薯，一棵都有好几斤重。社外的农民看了惊讶地说：“真大，跟小孩头一样！”他们不能不服气合作社了。 （李 曼）
合作化“化”掉了纠纷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民在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鼓舞下，逐渐摆脱了保守的狭隘的思想，农民内部多年的历史纠纷被“化”掉了。
江西省万年县石镇区，通过互助合作解决的水利纠纷已有一百八十四件，解决的山林纠纷已有三十二件。
这个区的罗家湖乡陈家村和侯家村，为了争夺水利，解放前打过十三场官司，进行过三次械斗。解放后，每逢旱年，仍然闹纠纷。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社和社之间进行民主协商，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精神，消除了五百多亩田的水利纠纷。
这个县的株林乡和黄墩乡，在解放以前为争水利，结下了不可分解的冤仇。在一次抗旱中，社内骨干分子在一起商议了以后，团结了起来。黄墩乡的墩星社，组织送水队帮助株林乡松冈社，救活了一千六百亩晚稻。松冈社的社员大受感动。
（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