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联合农业合作社俱乐部的经验说明了什么
安徽省文化局局长 杨杰
安徽省巢县鲁桥区联合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有两年历史的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同时，社里开展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社员们把石山铲成平地，在上面搭了露天舞台，盖了可容四百多人的“小俱乐部”。买了汽油灯，买了篮球、乐器和图书，他们众口一辞，把这些叫做“社会主义建设”。俱乐部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业余文艺活动。联合社的这些活动和经验，使我们从事农村文化工作的人头脑为之一新。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很多东西。
第一，它说明了今天农村的经济基础、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都在起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要求文化工作迎头赶上去，更好地为农业合作化服务。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飞跃发展，现在农村的文化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群众不欢迎，而是特别欢迎；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需要。许多农民说：“买书找不到门，教歌找不到人，电影看不到，实在急坏人！”联合农业社自己建设了俱乐部、民校、业余剧团、生产技术研究组、图书室、卫生组、露天舞台和球场等十多项文化组织和活动场所。三年来，共演出八十五场，讲演六十三次，幻灯放映四十次，展览十一次，体育活动几乎天天都有，每半月过一次文化活动日。在这些文化活动中，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事，如祖孙同台唱山歌，婆媳手拉手跳舞，父子同班学文化，姑嫂互教识字；还出现了“文化之家”，像社员江道发一家就有五个人上民校，其中三个人又参加了剧团，老夫妻俩参加了卫生组和生产技术研究组。在这里，无论白天和黑夜，到处都听到嘹亮的歌声和愉快的谈笑声。
从联合农业社的社员们这样热爱文化和需要文化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他们现在不但要求有双轮双铧犁和龙骨水车，要求用机器耕种，要求多增产；此外，还有“五要”，就是：要提高政治，要学习文化，要学习管理合作社的经验，要学习生产技术知识，要文化娱乐。他们对文化要求的目的性是明确的。像妇女生产队长江道珍说：“我要学好文化，做个拖拉机手！”
文化活动本身也给社员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因而也就更提高他们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由于研究和改进了生产技术，推行了“三改”（安徽农业生产方面的三项改革办法）办法，今年主要粮食都增了产；由于开办了民校和冬学，就为社里培养了十四名记工员和会计；由于卫生宣传工作的开展，社员们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了疾病和死亡。像这些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活生生的事实，他们还能不需要文化吗？
由于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和生活方式都起了根本变化，因此，也给文化活动带来了有利条件，白天分队分组生产，晚上在一起上学，一起排戏，一起开会，假日又大伙儿打球，跳集体舞，做游戏，使社员们天天在一块，天天亲亲热热，成为拆不开的伙伴了。
第二，它说明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同时又要经常地服从和服务于农业生产，并且要不断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联合农业社俱乐部的文化活动，首先是围绕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批判群众中存在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从而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几年内，俱乐部曾经运用幻灯、展览、讲演、广播、读报、戏曲演出等十几种文化艺术形式，集中地宣传了国内外时事和总路线、解放台湾、普选、粮食三定、肃反等政治斗争任务和中心工作。今年夏收时，发现社里有些人生产不积极，有的看亲戚一去七、八天不回社，有的闹着退社；同时，也发现社外反动富农分子和坏分子在造谣破坏。针对着这一情况，俱乐部就及时地放映了“新路”（反映对富农进行斗争的内容）幻灯片，举办了演讲会，用当地被逮捕的坏分子破坏合作社的罪恶事实来教育群众，使社员们擦亮了眼睛。后来合作社巩固了，有的社员又产生自满情绪，不愿再搞扩社联社，他们说：“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够了。”俱乐部就展览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图片，反复讲读“苏联农民给中国农民的一封信”；又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介绍了“星火集体农庄”和本省的“淮光集体农庄”，大大鼓舞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其次，俱乐部经常地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开展宣传鼓动和普及生产技术。他们善于根据各个不同季节的特点提出生产要求和鼓动口号，如在开展积肥运动时，俱乐部就用光荣榜表扬女社员江道珍、彭同英一天打秧草三百三十斤（过去男的每天最多打八十多斤）的事例，掀起了打秧草的热潮，在短短的二十五天当中，全社共打秧草十八万多斤。又运用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在田间地头进行鼓动，如在去年开荒抢种的时候，参加业余剧团的社员就以开荒抢种为题，组织了山歌联唱，女社员唱：
“韭菜开花球打球，开荒增产要加油，抢种生活我们做，不要一心挂两头。”男社员就接着唱：“铁扒磨得亮光光，开荒好比上战场，齐心合力加油干，看谁先上光荣榜。”这样，就鼓舞了情绪，原计划要十天才能完成的八十亩地开荒任务，结果七天就完成了。特别是生产技术的宣传，他们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简单明确的宣传形式，如用模型、实物展览和农民谚语、歌谣来介绍本地的传统经验和推行外地的先进经验。
俱乐部也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学习和文娱体育卫生活动。这里的常年民校，已经是巩固了，有三十五个青壮年经常地参加学习。两个业余剧团和民歌合唱队共六十多人，三年内共演出八十五场，演出节目都是内容健康、形式丰富而多采的。在活动方法上也是灵活多样的，平时生产空隙时间，就做游戏、跳集体舞；田间“歇活”的时候，就读报、看图画；正在生产时也要喊喊山歌；在节日或庆祝丰收等集会的时候，都有文艺演出晚会；特别是文化活动日的这天，更是集中地进行各种文化活动，大家尽欢一日。
第三，它说明了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经常化和群众性，必须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大力开展普及工作。有些文化工作人员在农村开展文化活动，不是依靠群众，而是自己唱“独角戏”，因此，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热闹了，如果离开哪里，哪里就冷清了。另一方面，普及和提高工作做的不够，因此，“单打一”多，“老一套”多，遭到群众不满地说：“你演够了，我看厌了。”
联合农业社俱乐部的文化活动解决了文化活动不能经常化的两个主要矛盾：
一个矛盾是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单打一”“老一套”和群众要求多、要求好的矛盾。俱乐部大力提倡了为当前中心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如幻灯、展览、报纸、图书、生产技术研究和小型多样的文艺活动；同时，也注意发掘和推广了民间艺术形式，开始时，他们只搞大家最熟悉的民歌“姑嫂对花”，接着唱的人越来越多，歌子也就越唱越丰富。接着，俱乐部就注意帮助群众提高艺术活动的水平。例如当地的民歌是很丰富的，但是由于精华糟粕掺杂在一起，群众不愿意演唱。俱乐部就在文化馆站的辅导下，将民歌加工整理，改变了演唱形式，配上乐器伴奏，就很受欢迎。像“姑嫂对花”提高后，很快就普及到全区、全县、全省，还参加了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这样，俱乐部就大大地提高和丰富了文化活动内容，保留了三十五个节目，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就有了“本钱”。
另一个矛盾是文化活动和生产的矛盾。农业社首先加强了统一领导。联合社俱乐部下面的各种组织，都分别由社长、党支部宣传委员、党的宣传员、社文教委员、高小毕业生、会计员、记工员、男女生产队长和生产上的积极分子担任领导骨干。由于俱乐部建立在社的基础上，党支部和社的行政领导，兼管文化工作，生产上的骨干又大都是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因此，就不会发生脱离领导和相互排斥的现象。社的领导统一了，活动内容就能根据领导意图紧密地服务于生产和中心任务。同时，各项文化组织，以生产组织为单位建立和开展活动，也就能适应生产季节和社员们集中和分散的生产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用活动方法。如民校在农忙半农忙季节，就实行五假制（栽秧、剥头麻、剥二麻、割稻、春节），争取教学的主动性；读报的方法：集中生产时就在田间读，农闲时在民校读，剥麻时就在麻场读；文化活动日也不是每次都演新戏，农忙时就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的现成节目，这样就保证了活动的正常开展。
联合农业社的文化活动的经验，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在已经合作化了或将要合作化的农村里，已经开始在进行着文化革命，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虽然这些活动仅仅是开端，但是，它是反映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一点，不积极加快脚步赶上去，就要被沸腾的现实远远抛弃在后面。
第3版()
专栏：
谈摄制成影片的闽剧“炼印”
导演：张天赐舞台导演：晋响亭、陈贻亮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伊兵
闽剧的优秀喜剧“炼印”已经摄制成舞台记录片。“炼印”原是一出历史悠久曾经广泛流传的徽戏剧目，但是近几十年来已经很少演出。去年华东区戏曲会演筹备期间，在浙江的婺剧和福建的闽剧里同时发现了这出戏。参加会演的闽剧“炼印”经过了编剧上和艺术处理上的剪裁加工以后，加上演员林赶山（饰杨传）、林务夏（饰李乙）、李铭玉（饰陈魁）等的优秀的表演技巧，因此，比原来流传的这个戏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显著的提高。在华东区戏曲会演大会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炼印”中的两个主人翁——公差杨传和李乙，因为“替受屈百姓讲话”，被刑部衙门开革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出京途中，当他们知道告老还乡的萧太师在扬州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的时候，又激起他们满腔义愤。因此他们就趁扬州新任按院陈魁回乡成亲不能立即上任的机会，乔装陈魁和他的随从，到扬州去平反了老百姓的冤狱，惩罚了邪恶的萧太师，斥责了贪婪昏愦的按察司李亨厅；最后在用火炼金印辨明真假按院的时候，杨传更以他的机智和大胆，击败了骄傲幼稚的陈魁。
这是一出艺术上色彩鲜明的喜剧，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它是人民在封建统治的黑暗年代里用明朗的调子所唱出的反抗的歌。通过这个充满了风趣的短剧，人们热情地歌颂了杨传和李乙——这两个被压迫被损害的平凡的小人物的机智、大胆、正直和善良，以及他们对恶势力的蔑视和对美好愿望的奋不顾身的追求。戏一开始，杨传和李乙就以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姿态出现，通过他们对反动势力所作的一系列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时代官场的丑恶、腐朽的本质；鲜明地显示出剧中主人翁行为的正义性。正是因为这样，杨传和李乙的命运也就自始至终得到了观众的同情和关怀。随着主人翁在事变中的斗争和胜利，观众不时发出的笑声和赞叹声，就充分反映了观众同剧中人物情感的互相呼应。
这出戏的艺术描写上的特有的夸张手法，情节上的某些幻想成份，构成了戏里浪漫主义色彩。它和人物性格描写上的真实性、具体性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大大地加强了戏剧的现实主义力量。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剧中的主角杨传和李乙这两个人物形象上充分地体现出来。杨传和李乙都是公门出身，熟悉官场内幕，熟悉封建统治者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的；他们也都是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打抱不平的人。但这个相同之点并没有掩盖住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杨传大胆，细心，沉着，练达，并且敢于冒险；李乙却是粗心大意，浮躁，慌张，胸无城府。性格上的共同点把他们两人紧紧地结合起来，不同的个性又被对照起来形成了性格矛盾，从而展示出这两个人物各具特征的艺术形象。在整个戏里面，杨传和李乙这种个性特点始终是很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譬如他们在茶楼歇脚和陈魁的随从黄卞交谈的时候，李乙是无所用心，杨传却是处处留神。他不断地有意识地向黄卞探问陈魁的底细，最后终于决定采取了乔装新按院的冒险行动。又如坐堂审案一场戏里面，杨传公正果断地在处决着案件的时候，神色泰然自若，俨然真按院一样；李乙虽然强自镇定，但仍然不自觉地露出一些心虚胆怯的神情。等到陈魁突然来到，李乙就再也无法镇静下来，只能惊慌失措地叫道：“坏了，真货来了！”而杨传呢，却是胸有成竹的，因此能够沉着地回答：“不用怕，请会！”炼印前夜这场戏里面，杨、李二人的性格更在互相对照衬托之下，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李乙哭泣着一心只想逃跑，杨传把他劝解一番以后，却独自饮酒，筹划着对付陈魁的办法。最后在换取酒杯，震动烛台的时候，他的灵机一动，立即想起了调换金印的方法。这一场戏演员演得非常生动。随着烛火的跃动，杨传的眼睛也似乎亮了起来，他以急遽的动作来回换杯，他的脸上逐渐露出喜色，最后就快乐地舞蹈起来。从这些细腻的表情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已经想出明天对付陈魁的办法了。
饰演杨传的林赶山和饰演李乙的林务夏，由于他们深刻地领会这出戏的最高任务，领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特征、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因此他们才能如此准确地创造了这两个人物的艺术形象，创造了像炼印前夜那样具有可爱的抒情气氛的一场戏，创造了戏里面那种个性鲜明的、粗犷、妩媚而又风趣的舞蹈动作。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完全领会福建方言的唱词，但我们能够从他们令人信服的动作和表情中充分地理解他们的内在的情感。
这一剧目虽然具有它自己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戏曲艺术中喜剧的优秀传统。我们民族戏曲文化中蕴藏着大量的喜剧。这些喜剧具有卓越的艺术手法，夸张手法，具有锐利的洞察力和幽默感，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些戏里出现的人物又是具有极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如“打严嵩”中的邹应龙，“葛麻”中的长工，“喝面叶”中的梅翠娥，“挑女婿”中的张慧英，“箍桶记”中的九斤姑娘等等都是。所有这些构成了优秀的喜剧艺术的魅力，构成了这些戏思想的道德的和艺术的分量，“炼印”正是这类优秀剧目中的一个，我们所以这样喜爱它，道理就在这里。
“炼印”拍摄成舞台记录片后，由于它和电影艺术的特殊性能相结合，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面貌。在记录片里，为了使舞台艺术一定程度地适应电影艺术的要求，原剧被作了适当的剪裁处理，因此情节、动作和语言都更加集中、洗练；加上灯光、布景和某些特写镜头等等的适度的配合，因此显现在银幕上的人物形象比舞台剧就更为鲜明，喜剧的气氛也更强烈，特别是影片把具有很大区域局限性的福建方言改为国语对白，这样就使得福建省以外的广大观众能够更亲切地来领会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因此也就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和效果。
随着“秋江”、“宇宙锋”、“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等等优秀戏曲剧目的搬上银幕，我们民族戏曲的优秀剧目和优秀的表演艺术愈来愈多地被摄制成记录片，这样不仅有力地推广了优秀剧目，推动了戏曲艺术的革新和创造，而且也因此大大地丰富了全国各地广大观众的文化生活。舞台艺术记录片“炼印”的放映，无疑地一定会产生上述的积极效果。（附图片）
明天就要炼印了。李乙很着急，杨传却一面饮酒，一面思索着对付的办法。
第3版()
专栏：
在朋友中间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 维奥列达·鲍夫特
谈谈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是既容易又困难的。说它容易，是因为这些印象在头脑中特别新颖；说它困难，是因为要在一篇不长的报纸文章中，把所看到的和知道的这么多印象，这么多美好的、有趣的东西都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当我知道要去中国旅行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是的，这是十分自然的。我们这里，不知道中国人民为自己的幸福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对中国人民今天的情况不发生兴趣的人，是一个也找不到的。同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相识，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卓越的艺术和几千年来的文明，有这个机会，我怎能不高兴呢！
另一方面，我也要参加我们剧院的演出，我们的剧院应当做到使中国朋友了解苏维埃艺术的成就。我们早已知道戏剧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民不但喜爱它，而且很重视它。我们是否能为中国的观众所理解，是否能激励他们，最后，是否能使他们很好地认识俄罗斯古典歌剧和芭蕾舞的价值、了解现代的苏维埃戏剧呢？
……我们终于踏上了旅途。在途中要走很多日子。我们为了一到北京马上就能演出，决定每天在车厢过道中进行排练。
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长途的火车。莫斯科离北京有几千公里。车厢的窗外闪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古老的森林、高耸的山峦。列车经过灰白色的贝加尔湖的隧道，越过国境，最后停到北京车站的月台旁。人海，花海，就像潮水般涌向我们。眩目的微笑，热烈的欢迎，紧紧的友谊的握手——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将和他们直接相识，我们将和他们一道工作。
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苏联人在新中国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只有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们才真正懂得和了解到这是什么！我们亲身感到了这种热爱。毫无疑问，这是一生中最鲜明、最动人的印象。实际情况远超过我们期待的一切。我们感到自己是在真挚的朋友中间，殷切关怀的朋友中间。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给我们带来某些新颖、愉快、有趣的事物。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就听说中国同志特别为我们改建了一座剧院，我们将在那里上演。就在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看了剧院。我们参观了设备完善的舞台、方便的化装室、极好的芭蕾舞排演大厅。我们全体深切地感谢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为了使我们能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花了这样多力量。
看到中国同志们那么努力地给我们的演出尽快准备好一切，那么热烈地期待着上演，我们就决定提前上演。
我第一次演出的日子来到了。聚精会神的观众鼓舞了我，我感到自己同观众紧密地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我愿意比任何一次都舞得更好。
特别难忘的是我有幸参加演出“巴黎圣母院”的那天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者出席观看了这次演出。
我们空闲时间非常少，多亏中国同志们的关怀，我们才有机会游览了北京著名的宫殿和公园，欣赏了中国人民的艺术。我们也观看了现代戏剧和古典戏剧，还观赏了几位名演员的表演。
首先我想谈谈在看了中国人民光荣的女儿“刘胡兰”这个戏以后留在我脑中的那种强烈的动人的印象。通过这位普通姑娘的伟大事迹，我特别清楚地了解到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和向胜利前进的不屈不挠的意志。
对于作曲家、导演以及全体演员应当给以应得的评价，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卓越的爱国主义的戏剧。音乐非常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导演是那样巧妙。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亲切的歌剧院的一切，特别是天才的演员方晓天。我认为她的演戏天才在受审和辞别母亲那两场表现得最突出。我不懂中国话，但是我不但可以很好地了解舞台上表演的情节，而且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刘胡兰——方晓天的全部情感和心情。
我们有机会观赏了古典剧。演员的高深演技，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清楚地记得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这几位天才演员的表演。张云溪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演员，是一个能使生活再现在舞台上的大师。他不仅卓越地掌握了哑剧和协调动作的艺术，而且能富于感染力地表达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思想和感情。
还在到中国以前，我就常听人谈到梅兰芳，谈到他的绝技。我和我们戏院中每个同志一样，急不可待地想早点认识他，看看他的表演艺术，这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终于在一次表演会上看到了他……别人告诉我们说，梅兰芳和他的儿子将合演古典剧“白蛇传”。而当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完全是女人姿态的身着素服的年轻姑娘时，简直使人很难相信这个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梅兰芳的技巧已经达到了这样绝妙的境地，他不仅维妙维肖地刻划出了这个女角的外貌，而且完全揭示出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情感，除了把这说成是奇迹之外，再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儿了。
总之，中国戏剧的特点是纯朴、自然，因而演员的动作绝对自如，他们在台上活灵活现。演员的动作非常协调。他们令人信服地说着、唱着、做着动作，我们的导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认为这点有很大的意义。从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的各种各样的内心变化，使各个形象都生动、鲜明和令人难忘。
中国戏剧艺术家们的技巧是卓绝的，他们用非常简单的各种美术材料创造出轻便、优美、主要是衬托演员表演的布景。例如，“猎虎记”这出戏的山景，艺术家只是用很少的材料、淡淡的几笔就创造出了一幅印象完整的远景，连我也不由得感到自己和表演者一道进入了丛山峻岭之中。不能不谈谈群众场面的演出，这种表演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些场面里，导演的才干和演员的高度技巧得心应手地结合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的、飞快的、复杂动作的奔流，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技术上编排得很出色，而演出技巧又很精采的场面并不是目的本身，也不逾越剧情，而是这个戏剧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访问北京舞蹈学校，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最愉快的记忆。陈锦清同志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简短的、但也很可以说明新中国特征的历史。这个学校刚刚建立不久，是由于人民政府关怀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
我有机会参观了学校的上课情况，和教师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教学法。青年一代舞蹈艺术家的培养由一些能干的人来进行的。不久以前才学完古典舞蹈的年轻教师们都很有才能，而且热情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感受力敏锐的学员们。同时他们仍然坚持不渝地进行各种学习，互相交流经验和知识。这一切使他们有可能以很高的业务水平来教课，毫无疑问，这些教师和学员将来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创造性的成就。
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学校学生们的高深素养和才赋。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准备参加演出芭蕾舞“天鹅湖”中的西班牙舞和匈牙利舞，而“天鹅湖”是古典剧中最复杂的舞剧之一。他们非常努力地完成了在排演时我们提出的一切指示，顽强地学会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些新的舞蹈动作。而帮助这样有天才的学生是十分愉快的事。他们光荣地经受住了这次艰苦的考验，已经完全有资格参加一切芭蕾舞剧团的演出。
遗憾得很，由于报纸文章篇幅所限，使我不能详细谈谈许多中国同志为了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准备演出和很好地休息，而随时给我们的巨大帮助。他们的关怀和照顾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我们演出的成就。
从中国回到祖国以来，我经常谈到自己在朋友国家中的旅行。每次别人都给我提出那么多问题，以致谈话总是继续得很久，我非常高兴地谈到我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知道决不是由于无谓的好奇心使他们提出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想更多地知道和我们肩并肩走向光明未来的中国朋友们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在朋友的国度里的旅行，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这个美好的国度里一直环绕着我们的那种崇高的爱和友情，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我衷心地预祝中国的卓越的表演艺术家、那些曾同我们一道工作过的同志以及所有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取得新的、更大的创造性的成就。
第3版()
专栏：
北京一部分高等学校教师
准备参加国家博士、副博士学位考试
北京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教师开始写作论文或按专业进修，准备参加国家博士、副博士学位考试。
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讲师潘际鸾开始根据他在研究含有合金的铝焊接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果写作副博士学位论文，准备参加考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十二个教师正在补课，他们将补习一年以后按照专业进修书目进行准备，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副博士的水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师在订立进修计划中，参考了苏联有关学科副博士必读书目，增加了“毛泽东选集”和“中国革命史”等著作。他们要求掌握这些原著重要理论的精神实质，并且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实际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进修计划是结合教学进度制定的，他们在进修中收到的效果可以直接提高教学质量。
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一部分教师也拟定了计划，准备在五年左右完成专业进修，并且提出论文参加国家学位考试。（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全国有十六个省市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
全国广大青年在“向荒地进军”、“向困难进军”的口号下，已经形成了组织志愿垦荒队去开拓荒地的热潮。
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八月三十日出发垦荒以来，全国已经有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十六个省、市及部分县城组织了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现在，上万的青年志愿垦荒者，正在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和怒江边的辽阔的荒原上从事开拓工作。
各地出发较早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已经在荒地上获得了第一批劳动果实。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由于畜力不足，秋雨过多和其他原因，修改了原定的开荒两千亩的计划，现在已经开出荒地一千二百亩，打草二十四万斤，在新地上盖好十五间宿舍和八间马棚。辽宁省青年志愿垦荒团在国家拖拉机队帮助下，两个月来已经开出八百九十公顷荒地。他们在荒地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但在党和人民不断鼓励下，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通过劳动实践，由不懂技术到学会技术，由犹豫到坚定下来。
青年团各级组织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和满足青年们开拓荒原的愿望，现在也都把动员青年参加开荒、建设边疆当成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少省、市团委，在党委领导下，协同各部门进行了今后组织青年远距离和近距离垦荒的规划。青年团福建省委已经作出了关于组织青年垦荒队，试建青年集体农庄的方案，并且进行了荒地的勘察工作。青年团黑龙江和吉林省委已经指定专人经常管理垦荒工作，青年团吉林省委在最近并且作出关于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决议，要在明后两年内动员十万城乡青年开垦五万公顷荒地。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准备在明年春天召开全省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表彰先进人物，交流先进经验，进一步推进青年垦荒的热潮。（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热河省广大青年少年积极植树造林
热河省绝大多数青年和少年都参加了植树造林活动。由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秋季，平均每年有一百二十多万青年和少年积极植树造林，先后营造了“青年林”一千三百五十四座，面积达二万五千零七十六亩，种植树木三千四百五十九万七千多棵。特别是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提出“三种”倡议后，广大青年纷纷响应，今年一个秋季就营造“青年林”七百五十座，面积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亩，种植各种树木达六百零七万多棵，连分散造林在内共植树一千三百五十四万三千多棵。
热河省各县区的青年团组织已先后作出了植树造林的规划。全省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计划营造“青年林”三千八百七十八座，面积九万九千三百一十八亩，连分散造林在内要植树八千三百三十七万四千八百棵。同时各地根据不同气候，具体规定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造林日”。
（任国银）
第3版()
专栏：
太原市青年和少年采集了六万多斤树籽
青年团太原市委和太原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向全市青少年联合发出采集两万斤树籽的号召后，全市各界青年热烈响应，并影响和带动了一些壮年和老年人参加。截至十二月十日止，全市有四百多个单位、约十万个青年、少年共采集了树籽六万四千零三十三斤。
这次采集树籽活动是几年来太原全市青年和少年群众性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在采集树籽活动中，涌现了一批青少年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人民解放军山西军区的同志们采集了树籽五千五百七十斤，是全市采得最多的一个单位。全市小学二万七千多个少年儿童采了二万二千五百多斤树籽。晋祠小学的四百八十一个小同学采了一千九百八十七斤。小店区李家庄小学的小同学，平均每人采集了十三斤多。成绩特别突出的是市区的高小、初中毕业生自学小组的五百八十五个青少年，他们共采了一千八百八十三斤树籽。其中友谊自学小组的十一个青年，共采集了五百七十斤，平均每人采五十一斤十三两。是全市个人平均采集量最多的。
青年团太原市委于十二月十一日召开了太原市青少年把树籽献给祖国大会。会上，青年团太原市委副书记李德昌代表团市委和市青联号召全市青年、少年在一九五六年做好三件事：一、完成采集十万斤树籽的光荣任务；二、争取完成一百亩青年苗圃；三、每一个青年在明年春秋两季种十株树，每一个少年儿童种一株树，保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活率，争取完成明年全市种植四百四十万株树的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刘敏世）
第3版()
专栏：
农民的小医院
沈杰
四川省内江县史东乡农民有了“小医院”的消息，已经在附近一带传开了。邻村来参观农业合作社的农民总爱先看看“小医院”，省里、县里来的干部也要看看“小医院”。
史东乡的“小医院”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的。当时，全乡已经建立了八个农业合作社。农民组织起来之后，生产上的困难一般地都克服了，唯独社员的治病问题不好解决。社员生了病，要跑好几里路，渡过沱江，到史家街去看，往返费时费钱。中共史东乡支部和各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个问题，建议成立农业合作社联合保健站。经社员讨论，一致同意了。没有房子，社员们共同整修了二间破房子；没有药品，县卫生科给了些帮助，并且从老社中抽出一些公益金来买；医生呢，恰恰社员中有中医刘玉林、西医廖仲昆，女社员王宗银也有些接生常识，经过各个农业合作社的讨论，让他们作了医生和保健员。合作社按照他们的技术特长，工作好坏，由各个农业合作社按人口多少付给他们固定的劳动报酬。这些工作准备好了以后，史东乡八个农业合作社的“小医院”——联合保健站成立了（现在已经改为十五个社的联合保健站）。
保健站的医生和保健员对全体社员的健康非常关心。保健员王宗银积极负责，使三十多个孕妇都安全地生下孩子，并且把孩子养得很好。平时社员们得了病，不管天晴下雨，白天黑夜，只要到了保健站，医生都很热心地诊断治疗。社员得了急症，就是夜里，医生得到信也要背着药包到病人家里去诊治。每到农忙的时候，医生就背着药包一个社一个社地巡回治疗。凤凰农业合作社社员郑清云，患了湿瘟症，喉头烧烂了，吃不下饭，说不出话。一家人哭哭啼啼，并且准备了棺材。正在这时候，从事巡回治疗的中医刘玉林来到这里，马上设法急救，后来连续到他家看了二十多次，终于使郑清云恢复了健康。
保健站的成立，不仅使社员的疾病得到了及时诊治，保障了社员的健康，而且为社员节省了很多钱。过去社员到场上看病，挂号要出挂号费，请医生要出出诊费，过河要出过渡费……。社员们有了自己的保健站，这些开支都节省了。近一年来，保健站共给社员治病九千二百五十四人次，社员们共节约门诊费、过河费、医药利润费约一千二百多元。同时由于保健站设在本乡，群众居住集中，又采用送药上门、巡回治疗的办法，大大地减少了社员到场上治病的往返时间，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据估计，到保健站每治一次病至少要节省两小时，一年约节省劳动日二千三百多个（按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
由于保健站解决了社员的治病问题，社员十分爱护保健站和关心它的发展，都称它为自己的“小医院”。现在这个保健站已有中药二百二十多种，西药二百五十多种。全乡十五个农业合作社今年又都获得增产，各社都按照生产增加、公共积累增多的原则，提留公益金百分之一，全乡共提留二千五百多元，准备从中抽出百分之三十，作为社员卫生福利事业之用。
保健站除给社员看病之外，还给非社员看病，只收一点门诊挂号费和出诊费。社外的农民都感到保健站对自己很有好处。桑园乡贫农晏少清的孩子得了支气管炎，浑身发热，昏迷不醒，到茶家山场上去看，医生说没有救了。后来他听说史东乡农业社有个“小医院”，便和他的爱人冒雨抱着孩子找保健站的医生看。当天夜里，医生给他的小孩看了六、七次，打了四针，第二天就退了热；临走的时候，医生又让他带了一些药，给孩子吃。几天以后，孩子的病好了，他两口子到处讲合作化的好处，小医院的好处，不久他便申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