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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钻进去就能成为内行
中共鹤林乡支部书记 胡绍庭口述
湖南省宁乡县鹤林乡是去年秋季才开始建立合作社的,到今年春上,建立了十一个合作社。当时,群众的积极性高,我们支部的劲头也大。
可是,一到春耕生产的时候,就发生问题啦!集体生产是“满姑娘坐花轿,头一次”,社干部没经验,社员不习惯。头几天,社员还蛮有劲的,出工很积极;但是没个规矩,也没个调摆,人越多就越乱。合林社在一丘一亩多大的田里下粪,一下去了二十多个人,把田站满了,屁股挨屁股,锄头碰锄头。到晚上开大会评工分,人多嘴杂,捣了乌鸦窝子似的,你说他的分子多了,他又说你做工不卖力,直闹到深更半夜,才马马虎虎散场。
社干部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党支部。那时候,我简直不愿出门,一出门,给社干部看见了,就拉着叫我去开会,解决问题。说句实话,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一次,我打合林社门前走过,被社长看见了。他拉着我说:“你来得太好了,我们现在正开会搞包工,可怎么也搞不清楚,请你指导一下吧!”我知道碰着难题了,连忙用话岔开,溜掉了。让他像木人一样呆呆地站在路旁叹气。
我就用这样的办法,回避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季节一天紧似一天,这时候,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想:今年建起这么多合作社,偏偏搞得这个样子。这样下去,如何收场呵!我越想越急,情绪消沉起来。
事情真凑巧,县委书记和县长下来了。那天,他们叫我汇报办社情况,我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了一大堆困难。县委书记说:“现在是搞社会主义了,搞社会主义是艰巨、复杂的工作,应该勤学苦钻。”这些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我一定要学会搞社会主义的工作!”
人心专,石山穿。同志,只要下定决心,事情就好办了。我先从报纸上学起,只要有有关合作化的文章,我就认真学习。不懂的地方,我就用钢笔打个记号,看见小学教员和工作组的同志就请他们指教。这样,进步很快,开始个把钟头看不完一页书,后来不消两三个钟头就看完了一张小报纸。这以后,我的学习热情更高了,口袋里经常装着关于指导农村工作的报纸和文件,工作到半夜回到家中,也要撑起灯来看一个时候,我的妻子不满地说:“这样发狠,几时中到状元呀!”我笑着回答:“我不想中状元,只想搞社会主义!”她不吱声了。
一边学一边做进步很快。社里的困难一个个发生,我们把它一个个解决了。从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就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当时我们许多社的主要困难是包工问题,季节包工时间太长,常年包工更行不通。怎么办呢?有一次我在报纸上读到短期按活包工的经验,便和联盟社社长曾昭春研究后决定暂且搞个十天包工试试看。于是开了社务委员会,把十天内要做的工作摆出来,估完工分,包给小组。社务委员们都说这样做好,再不要清早喊工,晚上评工了。才搞了两天,社员又喊行不通了。小组长埋怨社务委员说:“你们把担子甩在我们肩上,累得我们调转脑壳作脚走也搞不开。”有的干脆要求取消包工。这时,我深入到第四生产小组去了解情况,才发现工作虽然包到了组,但是小组没有进行安排,社员今日不知明日事。早上照样要喊工,晚上照样要评工,小组长累得喘不过气来。我跟小组长研究后,决定把社包给组的工作根据社员力气、工作能力等来个三天一安排。这个办法行通了。混乱现象纠正了过来,社员也积极出工了,八天完成了十天的包工任务。于是其他社也推行了十天一包工,三天一安排的办法。生产都搞得很好。
但是更大困难还在后头呢。插完秧,问题又发生啦。许多社的社员们都忙着干自己的活去了,没有地,他们就到社外去租,或者把入了股的旱地又退回来。这样一来,社员出工不积极,投资也不积极了。社里禾苗要中耕追肥,社员们把粪草堆在家里不投资。有一天黄龙社正在进行中耕,忽然天下雨,十多个社员一声喊,都抢插私人的红薯苗去了,结果社里刚下到田里的粪,被雨水冲得流失了。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又急了。我想:办社这工作真困难呀,问题像线串珠似的,牛事未去,马事又来,多久才有个完呀!但是,一想起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话,就觉得自己想法不对了。干革命当然没有喝蛋汤那么容易,解决一个问题,克服一个困难,工作就前进一步嘛!
我们就召开支部会、社长会研究这个问题,真是人多智广,一开会问题就闹清了。原来插秧后,社干部认为没事了,生产上松了劲,没有及时给社员安排工作。社员哪能闲着呢?加上春上工作紧,对社员的教育工作放松了,读报啦,开生活会啦,哪一个社都没有搞。种种原因加起来,便闹出了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件事使我增加了一点知识:领导合作社什么都不能放松,对社里的生产要管起来,对社员的思想也要管起来。
问题已经闹出来了,怎么解决呢?当时有些社干部性子躁,要求狠狠地整一下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一来我们领导上也该负责,二来“整”也不是教育群众的好办法。合林社社长余华章发表了意见,他说他们那个社就没有这个问题,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大家都感到惊奇,就要他介绍经验,他说:“我们插完田就开了社务委员会、社员会,总结了春耕生产成绩,又算了一下工作和劳力账,发现全社要剩余十六个劳力,于是我们一方面把田里加踩一道草,加施一次肥,并且抽出六个社员成立一个副业组,由一个社务委员领导,帮助供销社搞运输。这样社里的工作还做不赢呢,哪个还有闲工去租土地种红薯呀!”看,这个社的办法多好!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在各社进行一次总结工作,提高社员的集体主义觉悟。总结教育工作一开展,社里情况好了很多,社员出工的也多些了。以后我们又组织社员学习了社章,使大家认识到到社外去租地或把入股的旱地退回去的做法是不对的,最后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紧张的春耕生产过去了,这时又发现一个问题:全乡有十多户贫农社员做的工分很少,秋后有减少收入的危险。支部便决定对合作社贯彻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来一次全面检查。一检查问题可严重啦,就说燎原社吧:那时候,中农社员都作了五百多个工分了,可是贫农曾春生、曾献金两户合起来才有二百四十个工分,社长唐日厚是党员,不但没有帮助贫农克服困难,还埋怨他们说:“曾春生那号人硬是没有药救,又穷又懒。”十一个社都没有注意培养贫农骨干的工作。于是,在党员大会上,我们向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阶级政策教育,我带头作了检讨,然后结合各社的具体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次会议,全体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为了取得经验,我又到联盟社去摸索。这个社的第三劳动小组长袁锡均是个贫农青年,他家生活十分困难,春耕以后就没口粮,每天为糊口奔波,领导生产的事便不免放松了。有天晚上开完小组会,他没有回去,我问他:“组里生产如何?”他不好意思地说:“落后啦!”我说:“你的困难不小呵!”突然地他眼泪像滚豆子似地落了下来,我心里也怪难过,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又说不出。我把在乡政府领的五元钱工资给了他。他接过钱眼泪更多了,他没有再说话,回去了。生活困难得到暂时解决以后,他的工作积极了,我鼓励他,也经常指出他一些缺点。个把月的工夫,他领导的小组变了样,大家都说他进步快。抢收抢插的时候,有五亩多田脱水了,禾蔸要用锄头挖,他邀着团员袁锡兵一个通夜把禾蔸挖了转来,第二天便插上了秧。不久,他被吸收入了党。从此以后,十一个社都注意了培养贫农积极分子,到现在我们在合作社内发展了八个贫农积极分子为党员,培养了十二个贫农积极分子。由于贯彻执行了阶级政策,全乡十一个社没有一户贫农社员减少收入的。
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了,上半年学会的一套已不够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学习。
(徐哲兮、吴文斗记)


第3版()
专栏:

维护联合国宪章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陈体强
十一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之下,通过了美英等国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审查联合国宪章的会议的决议。谁都知道,现有形式的联合国宪章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愿望的文件,它完全适合巩固普遍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任务,根本不需要修改。美国强迫通过这个决议,乃是美国集团企图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又一个步骤。正如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在大会上所指出的,改变宪章的做法不但不会加强国与国关系中的信任,反而会使这个目标更难实现。很显然,美国统治集团是竭力想加深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分歧,借此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联合国宪章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在击败法西斯强盗之后为了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而制定的一个庄严公约。它所依据的崇高原则,特别是大小国家主权平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睦相处这些原则,无疑地反映了“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安全的殷切愿望。同时,联合国宪章也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互相信任的产物。奠定联合国基础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会议宣言曾明确宣布:“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这种精神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宪章规定,在战争中对击败法西斯作了重大贡献的大国,对于一切重大国际问题都必须协调一致。这种大国一致原则成为联合国——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石。
宪章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在联合国创始的年代里,美英等国的政府领袖曾经用过许多动听的词句赞许过它。例如,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们必须遵守宪章;这是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今天,宪章并没有变。那末,美国把宪章看成这样不合心意,一定要加以修改,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美国统治集团战后日益背离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走上“冷战”和准备新战争的道路,感到宪章中的一些重要规定有碍它的手脚。
打开联合国历史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统治集团怎样一步步地离开了它自己庄严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的道路,而把世界拖向另一次大战的边缘。宪章本身是不能行动的;它的效果和作用取决于它的会员国的共同遵守和维护。实际的情形却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重要的会员国,由于实施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对宪章不断地进行破坏。
十年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宪章明明规定要尊重各国主权,不得干涉内政,而美国却干涉中国内政,庇护蒋介石卖国集团;干涉印度支那的反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组织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在危地马拉和其他国家制造政变;对许多国家加施粗暴的压力,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的意志。宪章明明规定不得进行侵略,而美国却以武力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宪章要求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而美国却强迫实施“禁运”,禁止西方各国同和平民主的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宪章要求实行裁军,而美国却一再拒绝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军及废除原子武器的建议。美国并且不顾宪章中关于会员国资格的明白规定,无理排斥人民民主国家加入;不顾宪章中关于区域组织的规定,到处组织以包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为目的的侵略性军事集团;不顾宪章中关于地域公允分配原则,硬将不属东欧地区的国家塞在安理会中东欧国家的席位上;不顾宪章中关于安理会的职权的规定,非法组织“临时委员会”(“小型联大”)和“集体措施委员会”,以篡夺安理会的职权。
这些不过是美国违反宪章的无数事例中的最彰明昭著的一些。此外,美国集团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更是一件极端蛮横地破坏宪章的严重行为。这是对作为联合国宪章的政治基础的五大国一致原则的践踏。
事情是很清楚的,美国统治集团背弃了当初国际合作的道路,而奉行了“实力地位”的战争政策。这种政策同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保证世界和平的最根本的原则——大国一致原则——不能相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处心积虑想推翻这项原则。这次美国修改宪章的建议,主要的阴谋就是想摧毁这个大国一致原则。杜勒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查宪章小组委员会的演说,曾充分暴露美国的这个阴谋。他公开叫嚷:由于大国一致原则,美国在安理会里不能操纵一切,因此他认为,安理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该或者是“交给各种安全组织。”(按指北大西洋公约之类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或者是“让没有否决权的大会负更多的责任”。这就是美国主张修改宪章的主要目的。
美国用修改宪章的方法来达到破坏大国一致原则的活动不自今日始。远在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刚刚成立两年多,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所谓“范登堡决议”,要求修改宪章,以便取消在接纳新会员国问题和和平解决争端的问题上使用否决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美国曾经强迫法律委员会通过为修改宪章预作准备的决议。实际上,早在同年七月二十八日美国参议院就已经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和推动修改宪章问题。在这时期,美国国务卿以下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到处发表演说鼓吹修改宪章,并发动某些所谓民间团体进行修改宪章的宣传,企图制造舆论。杜勒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波士顿美国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完全暴露了美国想撕毁宪章的一贯阴谋。他说:在旧金山会议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原子弹;因此“宪章是一个原子时代以前的宪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实际生效以前就已经过时了。”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露骨的。照杜勒斯的意思,在美国掌握了原子弹之后,联合国宪章就应当一脚踢开,而代之以一个使全世界匍匐在美国原子帝国脚下的新宪章。可惜是杜勒斯的美梦并没有能够实现,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早已告吹了,而全世界人民坚决认为大国一致原则仍然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证。假如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四五年由于原子弹的发明而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一九五五年大国一致原则比在一九四五年更加重要。
固然由于美国的操纵,联合国组织常常被利用为美国的政策的工具,但是尽管如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例如,一九四六年联合国通过的号召裁减军备的决议、一九四七年禁止战争宣传的决议、一九四八年号召各大国合作的决议、一九五四年关于裁军委员会的决议,以及在联合国中就维持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一些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这一切都是联合国组织发挥其维护和平的作用,是不能加以抹煞的。
要使联合国发生有利于国际和平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今天联合国所存在的缺点不是由于宪章不好,而是宪章受到破坏的结果。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办法不是什么修改宪章,而是使它真正走上宪章的轨道,这就要求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大国严格遵守宪章的精神,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直是忠实于宪章的,它们也一贯为捍卫宪章而奋斗。
事实表明,美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图谋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叙利亚曾提出修正案,主张把召开审查宪章会议一句删除。这个修正案虽然被美国操纵的多数所否决,但是不同意美国的做法的仍有二十三国之多。必须指出,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宪章的任何修改都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批准才能生效。
因此,很显然,美国企图篡改联合国宪章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3版()
专栏:

读“巴甫洛夫选集”中译本
丁瓒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赫·斯·柯什托扬茨主编的“巴甫洛夫选集”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了。这对于我国生理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体育学、牧畜学和哲学等等部门的科学家们系统地深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将有很大的帮助。
解放后,我国科学界在党和政府的鼓舞下,就曾普遍地掀起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热潮。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的广泛的传播。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国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我国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代表们就曾应邀去往苏联参加庆祝巴甫洛夫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会。此后,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和有关科学家们就开始翻译了不少介绍巴甫洛夫学说的论文。一九五三年八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同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委会议决议成立“巴甫洛夫学说研究委员会”。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有关科学家们,也在各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关于巴甫洛夫学说经典著作的学习。标志着巴甫洛夫对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的两本经典著作——“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行为)客观研究二十年”,都已有了中译本。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仅科学出版社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在近三四年中就已出版了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的书籍不下四十多种,近五十万册。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实验工作,我国不少有关的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机构,都已先后建立了能够进行教学示范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应邀来我国讲授有关学科的苏联专家们也帮助我国有关科学家们把巴甫洛夫学说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从而开始提高了我国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的教学、研究和医疗工作的质量。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关于巴甫洛夫学说的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我们知道,巴甫洛夫一生科学劳动的辉煌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坚决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并且不断地同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进一步认识巴甫洛夫学说的思想意义,并且把它贯彻到我们的科学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迅速地提高我们有关科学工作的思想水平,从而才能改进我们的教育和医疗工作,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目前这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
这本“选集”原版是苏联十多个出版机构所刊巴甫洛夫科学著作中流行最广的一种。它的特点不仅在于概括地反映了巴甫洛夫各个科学工作阶段的主要成就,还因为所刊论文主要是依据巴甫洛夫学术思想发展的关键问题来选出的,所以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巴甫洛夫在自然科学中如何把当时陷于停滞状态的分析主义生理学推进到蓬勃发展的综合生理学的新阶段。
“选集”共十二章。第一章选刊了巴甫洛夫有关“社会性的和科学性的言论及演词”,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巴甫洛夫热爱祖国和苏维埃政权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于科学工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第二章选刊了巴甫洛夫在血液循环研究工作中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说明了巴甫洛夫早在从事血液循环的研究工作之前,就已树立了机体神经系统对于一切生理机能具有主导作用的神经论的思想原则,而这个原则正是他所坚持的机体整体性和机体同环境统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生理科学研究中的初步体现。第三章选载了“主要消化腺工作讲义”中最富有思想性的两讲(第一讲、第八讲)和一九○四年巴甫洛夫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说。消化腺的研究是巴甫洛夫获得当时国际科学界荣誉的杰作。对于我们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巴甫洛夫在讲义第一讲里所提出的“方法论”的阐述。巴甫洛夫在这里提到瘘管手术方法的时候,是把它作为“生理学思维方法”来提出的。在这种方法中贯彻了他所坚持的“神经的完整的不可侵犯性”和从有机体各部分最精密的联系中来分析生理机能的思想原则。高级神经活动规律的阐明,科学地说明了动物行为的神经机制,也为人脑的思维活动开辟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途径。对于巴甫洛夫科学工作中这一辉煌贡献,“选集”用了六章的篇幅选刊了一系列的论文。例如,第四章“关于研究高级神经活动问题的提出及其实验解决的途径”就选刊了巴甫洛夫在一九○三年所发表的著名的“马德里讲演”。这是巴甫洛夫以后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思想纲领和行动纲领。在这里,巴甫洛夫首先就尖锐地驳斥了当时生物学界对于动物适应性行为的“目的论”、“生机论”等唯心谬说,揭露了这些谬说的泛灵论本质。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动物也是物质的自然界的一个系统。它的适应性行为不过是它对周围环境动因的一种生理反射。这种反射是神经系统,特别是其高级部位大脑皮质的机能,是完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阐明的。这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通过巴甫洛夫的科学工作,就在生理学中建立了坚强的阵地。这也就使巴甫洛夫有可能对于动物的极其复杂的器官——大脑提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第一次地揭露了高级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性(第五章)。巴甫洛夫从正确的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出发,就又连续不断地开拓了科学上不少新的园地。他提出“分析器学说、机能定位和随意运动机构”(第六章)的理论,主要的是用科学实验说明了外界物质能通过机体分析器转换为神经能的反映活动。“类型学说”(第七章)为自希腊喜坡克拉特起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着解决的个性差异问题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使教育工作和医疗工作有可能科学地根据个体不同的气质进行教育和医疗。一直为迷信和宗教所困扰着的“睡眠与催眠问题”(第八章),也由于巴甫洛夫的神经抑制过程的学说而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最后,巴甫洛夫提出了生理学同心理学的融合的可能性(第九章),就使唯心主义哲学在人的认识活动理论中进行歪曲的任何狂妄企图成为不可能了。
巴甫洛夫科学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自始就重视科学工作必须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他一直强调保卫人民健康的医学必须要放在实验生理学的基础上。第十章“高级神经活动底实验病理学”和第十一章“生理学和精神病学”,使现代医学中最基本的和最困难的问题获得了科学解决的途径。
为了在自然科学中坚决捍卫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巴甫洛夫一生都非常敏感地尖锐地对唯心主义思想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我们在“选集”的许多论文中,特别是在第十二章“在‘星期三’座谈会上的言论断片”中,就可以看到巴甫洛夫对生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英勇斗争的伟迹。
目前,我国科学界已经开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也已开始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巴甫洛夫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它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打下了牢固的科学基础。这一学说揭示了人类所特有的思维的生理基础,并且证明了动物的心理活动乃是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认真学习巴甫洛夫的著作,深刻研究巴甫洛夫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从而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


第3版()
专栏:

智慧的结晶
——参观了波兰的宣传画
王朝闻
艺术,特别是宣传画,它必须揭示鲜明的概念。艺术,包括宣传画在内,它要揭示的概念,应该寄托在新鲜、活泼、真实的形象之中。概念鲜明不就是从概念出发。波兰艺术家,善于运用形象,动人地体现意义重大的概念。这次在北京展出的许多波兰宣传画,不需要什么解释,我们也能看懂它宣传的是什么;完全不是生硬地教训观众,而是首先使观众被优美简洁以至奇特的形象所吸引、所控制的。
画家耶得洛夫斯基·塔结乌什,去年为人民波兰建设十周年所作的宣传画,就是真正发挥了宣传画的特长,巧妙地运用形象来明确传达概念的好作品。这幅画的色彩和造形都不复杂,只是在鲜红的底色的中央,引人注意地画了一个建筑用的泥刀和一个金十字章(光荣的政府奖赏)。这两件结合在一起的事物,揭示了这样的概念:光荣属于努力建设的波兰人民;人民波兰的建设,光荣。
尊贵的金十字章和普通的泥刀,在一般情况之下是不会放在一起的。画家从事物的内在联系着眼,大胆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依靠它们互相补充和互相影响的作用,使出现在画面上的泥刀不再是普通的泥刀,而是崭新的能够象征人民建设的力量和热情的东西,是能够明确体现庄严的拥护建设事业这一概念的东西。画家没有脱离他的职责,不愿意离开具体的形象,赤裸裸地也就是无力地提出某种概念;画家没有脱离他的职责,不愿意庸碌地对待现实生活,平板地冷淡地也就是缺乏概括力地记录生活现象。他适应了宣传画的特点,以简练、明晰和巧妙的形式,夸张和突出地表现了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出现在画面上的东西具备了广泛的代表的意义,帮助观众从很有限的东西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更加了解新的生活的意义。
正如反对形式主义不应该反对探讨艺术的形式
一样,反对概念化倾向时不可以轻视这一点:艺术的重要任务,在于形象地揭示一定的概念。在宣传画工作上,为了圆满解决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强调素材的加工(集中、提炼和夸张),不只是可以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画家耶得洛夫斯基不采取最有集中性的方式,以金十字章和泥刀来引伸出建设的光荣,或光荣地建设的概念,而是画一群人正在建筑房屋,正在开辟道路,正在如此这般,那么,容易使宣传画和年画、壁画混淆,很难使创作和素材划分界线,难免削弱作为鼓动艺术的宣传画的威力,也容易使作品的党性模糊。
许多波兰宣传画,例如天才画家特列甫科夫斯基·塔结乌什的遗作“不准再有战争!”和上述的人民波兰建设十周年的宣传画一样,就这一意义而论,是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榜样:在创作上适当解决概念与形象、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使作品既不是空洞的喊叫,也不是生活现象的琐碎的软弱无力的记录,而是富于概括力的战斗的艺术。
“不准再有战争!”在蔚蓝的天宇里,有一枚炸弹正在投向人间。这一尚未爆炸的炸弹,它本身触目惊心地显出它的罪恶——在它的外廓里画出映着火光的废墟。按照事实来说,尚未爆炸的炸弹上面出现了爆炸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合理的。可是,艺术不是普通照片,正好因为画家作了聪明的选择和巧妙的安排,人们才更加感到反对战争的必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作品所揭示的反对战争的主张。虚构地(不是依样画葫芦)但也是自然地(不是生硬的拼凑)塑造了形象,没有很多的文字,却相当于一篇情绪饱满的保卫和平的呼吁书。
这一次,展出了特列甫科夫斯基的作品十来幅。虽然不能以为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很成功(为苏联艺术团在波兰的访问演出而绘制的宣传画,就是以看戏用的望远镜为中心、而没有充分揭示这一演出的特殊意义的作品),可是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上面提到的特点:鲜明的概念和动人的形象密切结合着。有些作品不只是意境非常新颖,而且它的形式很出奇,手法很俏皮;像波兰人一样很有风趣。
“一九五五年第二届波兰音乐会演宣传画”,是特列甫科夫斯基去年的遗作。在浅灰的底子上,清清爽爽、漂漂亮亮地画了一个乐谱上的高音部符号。这符号的色彩,就是从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变化出来的。有趣的是,在这丝带一样柔和、堂皇的符号之间,站着一个昂着头却并不是张着嘴的小鸟。这样的小鸟,造成了诱人的音乐会的气氛,启发人关心音乐会的内容,能够产生把人吸引到音乐会中去的效果。看了这样的作品,人们会感谢画家对于人民的理解力的信任,对于人民联想活动的尊重,对于人民美的欣赏兴趣的关怀。不是吃力地也就是简单地画一些人在那儿唱歌,演奏,如此这般地对待这一创作任务,这是真正的艺术家。意境巧妙的,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苦苦推敲的这一作品,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吃力就完成了的。像音乐会一样优美,从情绪上鼓动了观众的这样的宣传画,它本身是真正的艺术,所以它对观众的作用不是暂时的。
“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宣传画”,也使人分明感到:画家的想像力好比无拘束的马在自由地奔驰,独创地处理了他的题材。把钢琴的键盘画在地上,好像是说:大地也就是钢琴的键盘。作为它的背景的,是渐远渐小的一行树;树的后面是轻云,是空阔的天。样式化了的这些自然景色,和萧邦故乡的景色相接近;不必解释,波兰人民能够从这些形象联想到萧邦的音乐。它不是为音乐会的节目作说明,而是诱导人们关心这一音乐会。它对于善良人们很有鼓舞作用,它适应着人们关心、维护和发扬人类优美的文化传统的愿望。
此次展出的、人民波兰建国以来已经成为成绩卓越的艺术形式的宣传画,几乎可以说都是很动人的。
特列甫科夫斯基的作品,虽然可以代表新兴的波兰宣传画的主要成就,却不能代替多样化的波兰宣传画的各种风格;我的笔尖不宜只对着少数画家的作品。好在我只企图从画家怎样表达概念这一角度来谈问题,也不必回避我个人的偏爱,不妨再谈谈手法曲折而不隐晦、形式洗练而不空虚的特列甫科夫斯基的作品。
波兰电影“最后阶段”,是中国观众早已熟悉了的。为这部电影作宣传画的特列甫科夫斯基,没有采用电影的任何现成的镜头。当然,电影中的镜头,不是不可以作为宣传画的题材的。但是,如果画家不愿意选择某些即令是很美的但还不足以充分体现他的创作意图的镜头,为了充分传达他想要传达的概念,宁肯别出心裁,创造崭新的更具完整性的形象。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力图使形象唤起观众广阔联想的特列甫科夫斯基,在画面上引人注意地画了一朵大红花。可是花茎被折断了,这朵花正在垂着头。花的背景,用的是两种颜色条纹相间的衬布——这其实是法西斯恐怖统治时期集中营的囚衣。这就不只可能帮助观众理解电影的内容,而且可能帮助观众自觉地理解现实。
上述的作品和其他作品,例如为电影“我的大学”所画的宣传画(以草帽、书、荒凉的大地的形象来接近电影的内容),充分表现了波兰画家的长处:善于以特殊的、具体的形象体现抽象的但也不一般化的概念。其他很有才能的波兰画家的作品,例如范哥尔·渥依杰赫和图弗日夫斯基·耶日依为一九五五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所作的宣传画〔一〕,例如巴勒卡·尤里扬为英国电影“哈梦雷特”所作的宣传画〔二〕,例如瓦尔谢夫斯基·兹比格聂夫为图书与出版节绘制的宣传画〔三〕,托马谢夫斯基·亨利克为苏联电影“钦差大臣”和法国电影“田园交响乐”所作的宣传画〔四〕,就上述意义而论,都是很好很好的作品。
只有艺术家真正熟悉他所要描写的对象,深知对象的内在意义,才能够大胆进行虚构、集中、提炼。不只是在宣传画上,在书籍插图和其他方面也有显著成就的波兰艺术家,其作品的概括力和鼓动作用,依靠创造性的想像活动,也依靠不断提高的洞察力。不断增长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的中国艺术家,不论是不是担任着宣传画创作的任务,为了善于发挥想像和大胆进行创造,避免作品成为乏味的现象的模仿,使作品尽可能适应不同情势之下的观众的欣赏要求,波兰宣传画,这些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附注:
〔一〕以各国国旗组成项链,装饰在肩上站着和平鸽的庄严的女青年的颈上,显示了全世界青年保卫和平的决心、信心和力量。
〔二〕画面上全是文字,没有人物形象。底色是黑的,文字是紫的;这色彩的形象性引导观众把它和哈梦雷特的性格联系起来。
〔三〕重点是阳光下的白书和白蝶。飞着的蝶的影子,投在开着的书页上,使人感到:书籍给予人们的是幸福。
〔四〕前者以漫画化的形象来突出这一喜剧的性质,后者着重于电影情节的要点之一:少女的眼睛复明的现象。(附图片)
“不准再有战争!” 特列甫科夫斯基·塔结乌什作
人民波兰建设十周年宣传画 耶得洛夫斯基·塔结乌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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