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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组织要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杨森
一九五四年年尾，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大同麻黄素厂党组织的面前。这个厂一年内有九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一年内有十一个月没有达到国家降低成本的指标。厂内有严重的浪费现象，但全体职工仿佛熟视无睹。对工具是坏了不修理，丢了不追问，对材料是有用就领，有领就发。每到月终结算发现成本超支数字，只不过“啊呀！”一声而已。反正大家认为：“我要啥你就得给啥，不然，误了生产你得负责”“糠里还少不了带颗米，这么大的厂子哪能不浪费？”而国家却在这时提出，要这个厂在一九五五年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五点八八。怎么办呢？支部委员会就根据市委指示作了决议：在全厂推行苏联的先进经验班组经济核算制。
这个决议的贯彻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受到各种保守思想的抵抗。几乎所有职工都认为关键在于技术，而不在于核算。他们消极地说：“任凭你怎么算吧，你也算不出麻黄素来！”支部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就通过群众大会小组学习会，并发动党员和党的宣传员，深入车间、小组耐心地宣传班组经济核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反复地说明班组经济核算可以节约材料、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的道理；可以加强职工对企业的监督、改善企业管理的道理，以及可以积累更多的厂长基金，从而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道理。经过这样反复的深入的宣传解释以后，绝大部分职工的抵触情绪逐渐消除，愿意参加班组经济核算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抱着怀疑的“试试看”的态度。班组经济核算推行不久，浸草组工人经过成本分析，首先提出“减少下料，提高产量”的保证，使小组成本降低百分之二点五。支部立即抓住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进行宣传。接着精制组、风泵组，熬膏组都相继找出了节约的窍门，分别降低了成本。结果，今年一、二两月全厂即全面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两个月的成本较去年不是降低百分之十五点八八，而是百分之十九以上。这才使全体职工最后认识到实行班组经济核算制的巨大意义。接着，支部就连续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党员如何发动所有工人都积极参加班组经济核算工作的问题。并给每个党员分配了具体任务。熬膏组工人张成富过去对工作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一天工作拿一天薪”的态度。党员韩福祥就用他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对比说明过去和现在劳动的不同意义去启发他的阶级觉悟，经过这种亲切耐心的帮助，他的劳动态度改变了。在一次成本分析会上，他提出“煤里和水、勤添煤、勤铲锅”的办法，大大减少煤耗，使小组成本降低百分之十六。再如小蒸溜组工人罗文彪，过去是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工作缺乏积极性，更缺乏创造性。开始进行班组经济核算时，他常常不参加，参加了也不发言。经过党员薛九经多次和他个别谈话，他开始积极参加成本分析的小组会了。在七月间他提出“分批落锅”的合理化建议，使草酸素提高了百分之六点二五。
在推行了班组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支部又发动了反浪费的斗争，首先是发动工人群众采用算细账的办法使大家认识到浪费的严重性。经过算细账，才使大家大吃一惊。一九五四年仅车间经费和管理费就超支了六万八千多元，原材料的浪费、积压和超额储备达二十八万九千多元。精制组通过算细账才建立了小组的八项财务制度，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方法。这样，就在全体职工中逐步树立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空气。过去常常是把有点毛病的机器零件扔到了废铁堆上，现在是把这些零件从废铁堆上捡回来修理好使用；过去离心机上用的布包稍破一点就扔了，现在是使破了自己补好继续使用；过去是原材料到处乱扔，现在是一把扫帚也得用夹板夹起来使用。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开支。例如二车间，去年每月平均需要修理费一千五百元，而今年每月平均只用二百七十三元了。
支部并没有满足这些成绩，因为堵塞了浪费的漏洞，建立了节约制度，形成了节约风气，固然可以为国家节省不少财富，但是，为了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从技术上进行改革。支部委员会就决定在全体职工中推广先进技术经验，并先后派出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二十多人到东北、山东、天津等地的兄弟厂参观和学习，回厂以后，组织报告和讨论，彻底克服部分职工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接着就组织推广兄弟厂的先进经验。支部并着重教育党员要起带头作用，并注意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在开始推广“双效蒸溜法”的时候产生了困难，个别工人对这一先进经验因此发生了怀疑。这个时候，支部就分配共产党员、车间工长韩福祥领导老技术工人进行研究。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在机器旁边整整研究了一天一夜，终于发现了法兰盘漏汽问题；于是修理了法兰盘，调整了真空度数，困难迎刃而解，“双效蒸溜法”推广成功了。在学习兄弟厂浸草的先进经验的时候，支部专门组织了技术人员研究浸草问题，经过他们的集体钻研，最后创造了“少下材料，保证产量”的先进操作方法。这个方法推广后，可使原材料消耗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学习和推广了兄弟厂的先进经验十一种。以第二工段为例，从麻黄素的收得率来看，已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点五。
在新的生产成绩面前，厂里不少职工的自满情绪又在滋长，“差不多了”的论调又在发生。支部就立即批判了这种有害的思想，提出了今后努力的目标，指出本厂的成本比东北赤峰兄弟厂的成本还高，指出目前化验工作的配合还不够密切，指出财务部门对班组经济核算的领导还不够及时和细致，指出有些小组还有本位主义思想等等。这就使全体职工能够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继续克服缺点，争取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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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聋哑教育和文字改革
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 黄乃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虽然没有把拼音化列入议程，但是许多代表的发言都反映了早日实现拼音化的要求，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正是在根本改革汉字的方针下过渡到拼音文字的实际步骤，推广普通话正是为拼音化准备条件。盲聋哑教育所遭遇的障碍，首先就是汉字的障碍；其次是各地方言分歧的障碍，所以早日实现拼音化，对于盲聋哑教育将是莫大的利益。
现在，先谈盲人教育和文字改革的关系。盲人学习汉字是没有可能的。把汉字刻得大大的，盲人顶多也只能摸清像“一、二、三、大、小、王”等笔画简单的汉字。要写，就更没有可能了。盲人的学习，是依靠在厚纸上锥出的凸点符号来摸读的，每一个符号单位，最多不超过六点，只能变出六十三种不同的形状，根本不能用它来写汉字。中国最早的盲字，是利用电码的原理，用两个盲字符号的组合来代替数码；根据“康熙字典”的次序，把北京音的四百多个代表字依次编排出来，并且利用写法上的位置变换，可以表明字的四声。初步掌握这种盲字，能写、能读，要学两年工夫。后来，外国传教士用拼音的方式，根据南京语音制定了一套盲文字母，用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拼成一个字；以后，盲童学校里又添加声调符号，用三个盲字符号写一个字（在方言区，还有所谓广东盲字和福建盲字）。学习这种盲字，初步能写、能读，要花半年到一年的工夫。
以上两种盲字，都没有摆脱汉字的束缚，没有采取词儿连写的方法，像汉字一样，一连串地写下去，这就常有字义不清的毛病。我起初用旧盲字和盲人通信，发现他们多半写得不很通顺，仔细研究后，才知道是汉字的阻碍。
汉字对盲字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盲字改革的主张上。同汉字的新形声字相呼应，有些盲人主张在拼音之外再增添意符，就是用某个特别符号代表金旁、石旁、三点水、衣旁、木旁……。他们以为这样就可避免字义的含混。此外，还有一些盲人干脆主张每一个汉字都用一个特殊的符号组合形式来代替，使盲字和汉字完全“一致”。当然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汉字的传统力量的根深柢固。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我同盲人一起研究，搞出来一套新盲字，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用五十二个字母、顶多只需两拼；同时采取词儿连写的方法，也用声调符号来区别同音词。在技术上，比旧盲字大为简单化了。掌握这种新盲字，能写，能读，顶多只需半年工夫。盲人在学习中自然地掌握词汇，领会语法关系，语文水平就很快地提高了。可是我们还有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汉字和拼音文字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盲文书籍，绝大多数是从汉字翻译出来的。而用汉字写的书，一般都是不大口语化的，并且常常夹用许多从文言转来的字眼。这些文言词，盲人不容易一下子就领会。盲人群众要求词典，可是目前只有汉字的字典；纵或有词典，也是以单字为基础的，照翻成盲文，又不适用。盲人要学语法，但目前还没有标准的语法书，一般语法书，多半都是根据汉字的材料来分析的，同拼音文字不能完全适应。外国人名、地名的译音也有问题。本来，拼音文字满可以照原音译出，可是社会上通用的是汉字的名称。我们如果把“东京”翻成“Tokio”，盲人学了去和别人交谈，两下就对不上头，所以我们现在仍只得根据汉字的译音转译。
其次，语音的不统一，也增加了南方方言区学习新盲字的困难，一般还不能完全消灭拼音错误的现象。
现在，再来谈谈聋哑教育和文字改革的关系。我国过去七十多年的聋哑教育，没有解决教学手段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主要的教学方法是比手势。用手势教汉字，结果是失败的。因为手势只能表示一些粗略的形象和特征，不能表示抽象的东西，许多讲道理的意思打不出手势来。聋哑学生上了八年的小学，毕业后造句还是不通，语句颠倒错乱是普遍的现象。譬如说，“上合作社去买东西”，竟会被写成“买合作社”。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语言的基础。
聋哑儿童不会说话，是由于耳聋听不到人说，才没有学会说话。现代的教学方法，是口语法：一方面训练聋哑儿童能够看说话者的口形，了解语言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教给字母，教他们发音说话。他们有了语言基础之后，就能够掌握文字了。最近离开北京返国的南斯拉夫聋人协会代表团，他们都是聋人，都完全可以从翻译的口形，看懂他们的民族语言；他们自己也能很清晰地说话，完全不用打手势。
口语法的教学，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比较方便。苏联聋人还应用指语（就是用手指的动作打字母）。可是我国聋人却要学汉字，汉字又不能用手指打出来，这就给聋哑儿童添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虽然我们已在开始实验新的口语法，用注音字母作识字的工具，按词儿连写的方法来拼词，写句子，可是当汉字还被多数人使用的时候，聋哑儿童也得学会汉字。方言的分歧，也增加了口语法的困难。方言区域的学生，从学校里学了普通话，回家以后，家里人说的是另一种话，口形完全不同，学会的语言不易巩固。这种实际情形，曾使我们对于是否使用方言教学的问题表现踌躇。如果大家都说普通话，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年龄较大的聋人，发音器官已经僵化，不可能学会说话，这样，扫除聋人中的文盲就很成问题。假使有了拼音文字，他们就能够使用指语来学习文字。
所以，盲聋哑人一定会欢迎文字改革，迫切地等待着早日提出拼音化方案来。
关于拼音文字在教学上的效果，我可以提供以下的材料。
今年四月中，我们在上海市盲童学校一年级的两班儿童中，作了一个测验，测验他们的摸读能力和听写能力。这两班学生，在本年秋季开始实验用新的方法教学字母。我们根据逐渐发展盲童触觉的原则，既分析、又综合地安排了字母，在教字母的同时又学拼音和词句乃至短文。学生经两个月的识字阶段以后，就能不迟疑地读出课文来，毋须再辨认字母去拼音。
小孩学普通话是不大困难的，只要教师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学生就会学得好一些。我们看到这两班的教师，一位是湖南人，一位是苏北人，由于她们很刻苦地学习普通话，虽然说得还不够标准，但也过得去。儿童在她们教导之下，在开始上课三周后，毋须老师领读，就能自动拼音，并能读出拼音字的四声来。在课堂上，孩子们已经开始习惯用普通话回答老师的问题了。我们测验的结果是这样的：
摸读方面：
甲班十三人，从十二岁到十四岁。摸读材料是一篇苏联的儿童故事，里面有不少生词，相当三年级的课外读物。先由老师朗读一遍，然后由学生一段一段地轮着读，用马表计算时间（字数以汉字计算）。他们平均每分钟摸读三十三字，最快的摸读六十九字，最慢的摸读三十字。
乙班也是十三人，由七岁到十二岁。摸读材料是语文第二册中没有教的课文，没有什么生词。测验结果，平均每分钟摸读一百二十字，最快的摸读一百四十三字，最慢的四十八字。
听写测验是个别进行的，由于时间不够，两班共测验了十八人，其中包括写得快的、写得慢的和中等的。听写材料是相同的，就是用语文第二册后面没有教过的课文。测验结果，平均每分钟写二十一字，最快的写三十五字，最慢的写十八字。测验成绩中的错误，包括错字、漏字、拼音错、写反字母等等，只有百分之一点二。
新盲字对成年盲人的教学效果，我们还没有精确的测验材料。但是根据同个别盲革命残废军人通信得到的情况，大体说来是这样：过去没有文化的盲革命残废军人，在经过半年到八个月的学习后，可以写七、八百字的墙报稿和快板。过去读过一两年书的，进步特别快，八个月后能写长达两三千字的文章，曾在报纸和广播上发表。我曾经收到广东一位双目失明的革命残废军人的来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他艰苦学习的过程。他只剩下两个手指，过去只认识百多个汉字，可是在四个月的刻苦学习后，他的盲文信已写得比较通顺、流利，只有少数分词和拼音的错误。
虽然盲文有它的特点，但是从以上的材料看来，拼音文字的优越性是可以肯定的。用它进行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比汉字要有效得多。
实现拼音文字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要从各方面努力进行宣传，形成一种热潮，使大家都来积极地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实现文字的根本改革——汉语的拼音化准备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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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十年
苏联经济学候补博士 阿·库兹涅佐夫
三十年以前，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工业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的。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把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从下述角度进行经济建设，就是使苏联由输入机器和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装备的国家，使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苏联因此而绝不致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是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制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时是根据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的、重大的利益的。
准备和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对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夺，在工业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建立，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就已经开始的新社会制度基础的建设，把国家从威胁着它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中挽救出来。正是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俄国经济带来繁荣，发展俄国的文化，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高度水平。
然而，社会主义只有在城市和乡村都实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可能建成，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到那为社会主义制度胜利所必需的高度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弗·伊·列宁教导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领土占世界第一位，而人口占第三位（次于中国和印度）的沙皇俄国，在工业品总产量方面占世界第五位，它的国民经济的结构也是落后的。在旧俄的国民经济中，农业、而且主要是小农的、小生产的、落后的农业占着优势。重工业是极端落后的。外国资本家控制了重工业中的主要部门。在输入机器和装备方面，俄国依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因此，工业化对于建成社会主义就像空气一样的必要。但是苏联所需要的并不是一般的随便一种什么工业化，而是这样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将保证社会主义形式工业的迅速增长，首先是保证重工业的增长，因为它是工业化的基础，是技术进步的泉源和走向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同时，工业化也保证了国家的技术经济的独立和它的坚强的、高度防御能力。
为着在历史的最短时期实现对我国和它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就必需加快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的加快速度是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国内外条件所决定的。约·维·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翻。”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特点，使工业化在历史上以空前的速度实现了。
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这样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提到苏联各族人民的面前。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伟大任务是顺利地完成了，由于战前头两个五年计划（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提前完成的结果，由于工业化政策的实行，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占了完全统治地位。由苏联劳动人民双手建立的重工业同它的核心——先进的机器制造业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
自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纲领和政策到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绝对不是的。即使现在，当苏维埃国家满怀信心地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仍然是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仍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民福利的进一步增长。
事件的进程表明了：工业化的道路选择得绝对正确，而工业化的速度也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结果在十年至十二年的期间苏维埃国家已列入世界先进工业国家了。
在一个巨大的、过去落后的国家中实现工业化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财政消耗，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英勇努力。苏联的劳动人民不是利用从外面来的奴役性的借款，而是用自己的力量，依靠着国家的内部资源解决了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积累问题。由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国家顺利地克服了同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复杂任务有关的一切困难。全民的社会主义竞赛、千百万劳动群众创造性倡议和积极性的发展和他们的革命热情，在这个事业中起了并且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
结果是社会主义工业变成了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力量。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品总产量中占主要地位。重工业无论在工业和整个国家经济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依靠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在集体化的原则上改组了农业，农业变成了巨大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经济。
苏联的工业就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说已经赶上并且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
苏联变成了一个金属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拥有强大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强国，它已能保证用本身的内部力量生产各种各样的现代型式的机器，建筑工厂、发电站、铁路、住宅建筑物，制造最广泛品种的金属产品。
苏联曾保证了国民经济电气化的广泛实现。在一九一三年，旧俄只拥有发电能力共一百万瓩的一些发电站。
根据一九二○—一九二一年在弗·伊·列宁领导下制定的苏维埃俄国电气化计划，曾计划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建设总发电能力为一百五十万瓩的一批发电站。到一九三五年年底，这个计划被超额完成了一倍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全国发电站的发电能力已超过一千万瓩。一九一三年全国的电力生产还不到二十亿度，而一九四○年的电力生产已超过四百八十亿度，一九五五年已接近一千六百六十亿度。
伟大卫国战争曾使苏联遭到人员的重大牺牲和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战争妨碍了苏联的和平经济建设。苏联在战争胜利结束以后，曾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使工业迅速地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并继续前进，胜利地超额完成了战后第一个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现在，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二十六倍。在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获得了特别巨大的成绩：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产品总量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五十九倍。而机器制造业的产品量比革命前的俄国增加了一百五十九倍。
约·维·斯大林在他的著名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对选民的演说中曾指出，党已立意要组织我国国民经济的新的强大高涨，要在三个新的五年计划中使我国生铁的产量达到五千万吨，钢达到六千万吨，煤炭达到五亿吨，石油达到六千万吨。生活不仅证实了斯大林的这个预见，并且还表明苏联有可能加速这个预见的实现。一九五五年石油的产量已经达到七千万吨，生铁的产量是三千三百多万吨，钢的产量约四千五百万吨，煤炭的产量是三亿九千万吨。这些生产部门的发展速度表明，苏联将在战后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前，提早完成苏联共产党所制定的计划。这在为苏联进一步顺利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事业中，将是前进的一个重大步骤。
建设新的水电站和巨型火力发电站的广泛计划，正在顺利完成。像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安加拉河上的布拉次克水电站等这类宏伟的水电站的建设已为全世界所熟知。目前在电力生产方面苏联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二位。
苏联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首创者，原子能已为技术进步预示出新的无穷无尽的可能。世界上第一个以原子能发动的、有五千瓩发电能力的发电站已经发电。正在建立五万瓩和十万瓩发电能力的原子能发电站。
在一九二○年时，资产阶级的著作家和活动家认为列宁的全俄电气化计划是一种空想。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评论家们对历史发展规律是多么无知：生活使他们丢脸，并证明了共产党人的全部最大胆的理想的正确。目前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基础上已开辟了技术进步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工业的成就是非常伟大和无可辩驳的。但是苏联人民绝不因这些成绩而自满。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要求在最高的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工业，不断地增加和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全力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以便更加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在经济方面，即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生产水平方面，赶上并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并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竞赛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共产主义的先锋队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目前正在注意于工业和农业中的进一步技术进步。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正在不断改进技术的标志下进行着。
自从党的工业化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举行以来，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按历史的范围说，这是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从那时起，我国的阶级、经济和技术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了。苏联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并且在现在就已经实际上解决着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
在即将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将讨论国民经济在向共产主义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的任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将揭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新的广阔远景，并将用为新的伟大成绩而斗争的战斗性纲领来武装我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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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上的舞会
新华社记者 金元明
十二月三日的下午，在柴达木盆地的一个石油探勘基地，下班的汽笛刚刚响过，遍布在工地上的扩音器里传出了令人注意的声音：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有舞会，地点是在新建的食堂里。
在这个石油探勘基地上举办舞会已经好几次了，在室内举行，还是第一次。刚吃完晚饭，人们就在下午刚赶装起来的灯头上安起一个个五百支光的灯泡。很早就来到舞场的人们有些和自己的好朋友谈一星期来的工作情况；有的忙着预约舞伴；性急的人干脆就口哼着舞曲先跳起来了。
八点钟的时候，房子里挤满了人。乐队奏起了优美的舞曲，一对哈萨克族的实习钳工首先起舞，一对建筑工人也跟着跳起来。这时，又来了一个留着“夏伯阳”式胡子的人，从他的风尘仆仆的装束上一看就知道是从游动在野外的地质探勘队里来的。他一进门就嚷道：“嘿！这下子总得好好跳一下了！”一边嚷一边就邀请了一个舞伴，成为第三对起舞者。双双对对的人们都随着音乐旋转起来了。
舞场的地面仍然是一片戈壁，寒冷使跳舞的人仍然穿着毡靴，跳起来真是费劲，但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减低人们的舞兴。两、三场以后，拥挤的舞池已经使人无法施展舞步；舞会的主持人不得不提出一个要求：大家循着同一的方向旋转。
柴达木夜晚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舞会还是在进行着。人们把夜晚的寒冷也忘却了，越来越浓的舞兴驱走了一周来紧张工作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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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和青年团中央
发出关于开展农村春节文化艺术工作指示
文化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十四日发出“关于大力开展一九五六年农村春节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各级团委在春节时期，密切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大力动员和组织城乡各种职业的和业余的文艺队伍，在农村中大规模地、蓬蓬勃勃地展开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指示说，春节前后农村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进行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的宣传工作。它的主要内容是：通俗地和正确地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于农村社会改革全面规划的具体指示，并且根据这些文件、指示的精神和内容，宣传社会主义农村的光辉远景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的光荣责任，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建社、整社的办法，粮食“三定”政策的好处和“三定”到户的办法，冬季生产和扫盲工作。同时，环绕着农业合作化，还应该结合当地当时的需要，宣传征集新兵、镇压反革命和贯彻婚姻法等等，来全面地推动农村工作；还应该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农业合作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密切关系，宣传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宣传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民对台湾的神圣权利和解放台湾的决心。
指示要求，在春节期间应该全面地实行文化下乡。关于这方面，指示向各文化部门提出了许多具体任务：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应该保证供应每个农村电影放映队两部故事片（其中一部要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和几种适合于农村群众观看的科学教育、新闻短片，在春节前连同通俗易懂的宣传解释材料，发到各放映队。放映小队必须保证放映质量，增加放映场次，既要有重点，也要照顾全面，并且应该特别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应该协同文艺界有关各协会推荐适合业余文艺组织演唱的文艺宣传材料，以便出版发行。中央和地方的剧院、剧团和音乐团体要订出具体计划，在春节期间，深入农村或城市郊区巡回演出，并且对群众文艺活动进行辅导。各市、县文化（教）科（局）应该有计划地组织民间职业剧团下乡演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应当督促有关出版社及时地出版和大量地供应春节农村宣传材料。各中央一级有关出版社（特别是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都应该立即编写以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的通俗小册子以及适合春节农村文艺活动的小型剧本、通俗故事、连环画册、说唱、曲艺、舞蹈等稿件，争取在今年内出版。新华书店应该切实加强农村发行工作。新出版的春节宣传资料，都应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份发到支店。人民美术出版社应协同上海电影幻灯机件制造厂制作和发行一批适合春节农村需要的幻灯片，并且从已有的幻灯片中选择一批适用的，推荐给各地文化馆采用。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处）应该立即编选演唱材料，大量地印发各地。各省的文艺期刊应该出版春节演唱材料的专辑。各地文化馆、文化站要推动和指导农村俱乐部和其他农村文化组织积极进行群众性的宣传。各公共图书馆可以和文化馆图书室订立合同，做好图书流通工作。文化馆的图书室应该特别注意加强对农村图书室的业务辅导工作，并且要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文化馆、站应该利用春节文艺活动，发现和收集民间的传统艺术和群众创作材料，以便整理推广。
关于大力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活动，建立和健全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问题，指示提出：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各级团委应该密切合作，抓紧春节期间农村文化艺术活动最活跃的季节，大力领导和帮助开展农民业余文艺活动，建立和健全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在春节前后，应该通过开展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一方面巩固和整顿现有的农村俱乐部和各种群众文化组织；一方面大胆放手地以合作社为基础发展农村俱乐部。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得比较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帮助群众建立各种各样的文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为今后普遍建立农村俱乐部做好准备。
指示要求工矿、基本建设工地、新建铁路线和大、中城市在春节期间也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各项文化娱乐活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宣传。特别要有计划地组织工农联欢，以加强工农联盟的宣传教育。
指示最后说，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青年团组织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通盘规划春节文艺活动，对群众的各项文艺活动应该给以帮助和鼓励，同时又必须防止铺张浪费和违反政策的偏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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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规划在七年内消灭血吸虫病
浙江省发动群众防治血吸虫病有成绩
江苏省卫生厅已订出七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规划要求首先在一九五六年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摸清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加强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同时治疗百分之十二的病人。一九五七年通过综合性的防治措施，达到全面控制发展，治疗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病人。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治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人，做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一九六○到一九六二年巩固已有防治成效，肃清残留病区和消灭死角，做到完全消灭病害。规划中对管理水源、管理粪便、消灭血吸虫寄生宿主钉螺、治疗等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解放以后，江苏省为防治血吸虫病，已经建立三十九个防治所、站，四个附属医院和一百九十七个防治小组；并结合农业生产，团结了大批中西医，展开了防治工作。全省五年来已治疗了十二万多个患病的人，仅松江县就治疗了七千四百多人。苏州专区并广泛组织社会医生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今年七月到九月，全专区共治疗四千五百十五个血吸虫病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是由社会医生治疗的。各地在治疗中逐步推行了保护性医疗制度，在实验中已得出土埋钉螺、人尿灭卵等有效经验，并研究了“龙虎草”等中药的治疗效果。
（本报驻南京记者）
浙江省各地农民用土埋的方法，消灭了大量的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全省有二十四个县、市，农民在兴修水利的时候，用土埋钉螺，掩埋的面积达七十二万多平方公尺。据嘉兴县南堰乡的调查，经过土埋后出现的钉螺，密度比土埋以前减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浙江省在消灭钉螺的工作中，有的地方还采用火烧和用开水烫等办法。
浙江省卫生部门目前在二十三个市、县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组织了四十个防治小组；在二十三个基点乡内，展开了对血吸虫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全省有十六个县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和增产运动，初步推行了对粪便的管理工作。嘉兴县各乡加强了关于管理水源的教育，动员妇女不在河内洗粪具。江山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在群众自愿和有条件的地方，改良或新建了九口水井，使当地群众能避免饮用河水。各地在进行预防工作的同时，还大力进行治疗工作，浙江省卫生实验院研究了许多用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方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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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卫生工作人员积极消灭医疗事故
重庆市卫生局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曾于九月间召开了以讨论消灭医疗责任事故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医疗预防工作会议。会后市所属绝大多数医疗单位普遍开展了消灭医疗责任事故的学习。在两个多月的学习中，市属各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分析了发生医疗责任事故的原因，批判了某些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医疗作风。他们经过学习，在思想认识上普遍有所提高，工作也随着有了改进。
首先是处理危急病人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如重庆市第三工人医院，由于医生不负责任，今夏使一个患“乙型”脑炎的病孩，在转往传染病医院的途中死亡。经过学习后，接受了这一事件的教训，在十月二十六日接受一个同样危急的急性肠炎的病孩时，即积极抢救，挽救了小孩的生命。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组织了抢救小组，专门抢救危急病人。在一个例假日，来了四个产妇，其中有两个难产，一个剖腹产，由于抢救小组的人员从一早紧张地工作到晚上十二点钟，使四个产妇和婴儿都平安地度过了难关。第三人民医院对一胃溃疡大出血病人施行动脉输血抢救时，许多医生见病人情况危急，虽在休假期间，都自动参加了抢救工作，从下午四时半开始一直工作到次晨六时多，使病人情况好转。产科医院青年同志也组织了输血小组。有些门诊部的医生遇到危重病人，也不再是一推了事，他们不但积极抢救，而且亲自护送病人到医院，有的人在护送病人时还带上了氧气筒，并帮助病人办理住院等手续。
经过学习，有些医院在工作制度上也有了若干改进。如第二人民医院从前机械地执行急诊条例，只看体温不管其他情况，现在修订了急诊条例，方便了病人。第一工人医院加强了重病的护理制度，以保证病人的安全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此外，第三、四、九等人民医院和第二工人医院等单位，加强了请示报告制度，遇有危重病人本院不能解决或发生较重大问题时都能立即向上级请示报告。
经过学习也加强了医院和医院之间、医院内部科和科之间以及同志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