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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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保证建社质量
——记广东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
林里
十一月十日到二十三日召开的广东省的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在检查前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的时候,到会的同志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保证合作社的质量的问题。
从各地同志反映的情况来看,广东省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到来。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合作社由以前的一万五千个,迅速地发展到了五万个,同时又搭起了五万个社的架子。入社农户也由原来的百分之六点七,发展到了百分之四十。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已有约三千个乡形成了合作化的高潮,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预计明年春天以前可以基本合作化。次一类的乡有六千多个,已初步形成了合作化高潮,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工作较差的近四千个乡,每个乡内也已建立了好几个社,入社农户约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会议认为这次运动的发展是迅速的、健康的。不论就合作社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也不论就合作社的效果和影响来说,在广东省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不仅改变了和改变着农村的面貌,而且把全省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但是,由于时间短促,准备不够,工作比较草率,因而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的是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全面,因而影响到合作社质量的问题。
在关于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的讨论和检查中,各地同志认为,目前主要问题是不依靠贫农,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贫农入社。在这方面,各地代表都列举了许多事实。比如在粤北地区,就有些人说贫农有“三难”:“地坏耕作难、牛瘦犁耙难、度荒照顾难”。粤东地区的某些区乡,也出现了一大堆贬低贫农的怪论。说贫农“没有文化、思想落后、不能领导”;说贫农“没牛、没钱、没生产经验,说话不吃香,没有人听”。排斥贫农和不依靠贫农的现象,当然不光是制造舆论而已。清远县有一个乡的支部副书记,在发展合作社中公开提出“四不要”:“没有劳动力的不要,没有耕牛的不要,不能带股金的不要,农具不好的不要。”南海县有些区乡干部,走路都不愿从贫农的门前过,原因是怕贫农提出入社的要求。粤北区连平县梅花社在编生产队的时候,有一户生活比较困难的贫农,谁也不要,最后不得不用抽签的方法来解决。
到会的同志们一致指出:尽管有些人制造了这样或那样的谬论,限制贫农入社;但是,贫农的入社积极性还是很高的。粤北区一些乡村,有些贫农带上铺盖,睡在乡政府办公的地方等待报名。有的怕一个社批不准,就一连在五个社挂号。翁源县附城乡岭头村有三户贫农,因为没有入社,他们见合作社做什么,自己也就做什么。合作社积肥,他们就把自己积的肥,跟合作社的堆在一起,并口口声声地说:“无论如何要入社。”连山县桂花乡的贫农,看见乡干部到县里去参加合作化训练班,他们便自动地推选了七个代表,自己带上口粮去受训。这个乡的贫农质问不让他们参加合作社的乡长说:“我们一不是反革命,二不是地主富农,三来,我们的祖宗三代都清白,为什么不准我们入社?”
在那些制造“贫农不好”的舆论的地方,也就同时出现了强拉中农入社的现象。
会议分析了造成这一错误的客观原因和思想根源。从客观上来看,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运动前的思想准备不足。自从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作报告后,省委在八月间召开了省委扩大会,九月间召开了全省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在这两个会议的前后,各区党委、地委和县委,也都先后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这些会议,都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做了尖锐的批判,因而掀起了全省性的合作化高潮。但是,在这些会议上,对于办合作社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斗争锋芒朝着谁,则没有很好解决。同时,对于合作社的全面规划和阶级规划,也都布置得不具体、不及时,许多地方是在事后“补课”的。这是没有很好依靠贫农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党员经济地位上升以后,滋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比如清远县长埔乡,有二十三个党员,原来只有三个党员是中农成份,其余的都是贫农成份。现在二十个贫农成份的党员当中,已有十六个上升到中农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就不能不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在党的教育比较好的地方,党员的思想情况比较正常;在党的教育比较差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部分党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现象。南海县四区联州乡党员劳华东,土地改革前当了七、八年长工,生活很苦。土地改革中分了十亩田,当了乡长。一九五三年党号召组织互助组,他带头成立了一个常年互助组。由于他的推动和影响,全乡随即出现了三十六个互助组。但在这两年生活好了以后,他就带头散伙,致使全乡的互助组一半以上垮台。这次合作化运动中,他不但对群众的入社热情不感兴趣,反而表示要退党。他说:“入了党,不入社不行,入党入错了。”像劳华东这样的党员,虽然不多,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据粤北区党委报告,这几年来,县区干部的家庭经济地位上升也是很快的,他们曾经调查了十二个县的县委和区委,发现这些县委和区委干部当中,家庭有剥削行为的占百分之十。连县县委副书记成来凤的家里,就把六条耕牛、三亩土地拿去出租,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新富农。去年办社的时候,区干部建议他动员家庭入社,他说:“我家没有劳动力,入社会减少收入。现在入社不适当。”事实证明,许多地方所以发生那么多不依靠贫农以及排斥贫农的现象,所以发生强拉中农,以致出现不少“中农社”的现象,是和许多党员、干部资本主义思想作怪分不开的。
是的,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在强调依靠贫农、树立贫农骨干和贫农领导以后,个别地方也产生不要中农和排斥中农的现象。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也是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全面的表现,是某些干部为了证明自己贫农观点强而偏到另一方面去的结果。
在这次运动的后期,各地党委对于排斥贫农,强拉中农的倾向都做了一些批判,对于一些没有认真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的社做了调整,从表面上来看,问题不大了。但实际上,仍有不少社的领导权,或明或暗地操纵在上中农手里。为了确保贫农优势,会议决定对已建成的合作社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及时纠正执行阶级路线中的错误。同时,在新建社中,有大约百分之十的人(上中农)情绪不安,思想不稳。对于这些人,他们若要求退社,可以允许,也可以允许暂时挂号,以后入社。
其次,新建社中互利原则执行得不好,有的地方没有照顾贫农利益,把贫农土地的产量评低了;又有的地方过低评定了中农的产量。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对的,应该重新评定。对于其他生产资料,评得不合理的也应该重新评定。同时,新建社应该转向生产,拟定生产规划。
在这次运动的初期,广东各地都先后开展了整党和建党工作。事实证明,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跟党的工作好坏是分不开的。凡是整党工作搞得好的乡村,合作社的发展就特别健康。没有整党,或整党不彻底的地方,合作社的发展就慢,问题就多。前一个时期的整党,一般整得不够彻底,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有的问题没做处理;有的草草整过,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次会议指出,对于整党不彻底的地方,应该继续整党;问题没有处理的地方,要迅速处理。在整党中,主要锋芒应当针对富农资本主义思想。在合作社规划过程中,各地也应该把发展党的规划做好,争取在一年当中在所有的乡村建立起党的支部,以便领导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
在合作社大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混进了一些地主、富农或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对合作化运动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据粤东地区统计,仅在九、十两个月内,就发现了十一起谋杀案件。因此,在巩固合作社工作的同时,必须坚决把那些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清洗出去,给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反革命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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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的观感
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王应睐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汪猷
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成立于一九四九年,规定每三年召开大会一次(第一届大会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第二届在巴黎)。今年八月一日至六日的第三届大会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大学举行的,到会的会员约二千人,来自四十四个国家。我国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我国参加本届大会的代表共有汪猷、王应睐和薛公绰三人。我国是首次参加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我们的代表一到北京便引起了各国会员的深切注意和欢迎。汪猷代表在大会会长的宴会中,特别强调了各国科学家经常接触和消除隔阂的重要性,使与会代表明确地了解了我国参加大会的精神。他的话得到参与宴会的各国代表的热烈同情。我们在短短的几天中曾经接触到二十五个国家的主要会员,起了广泛的联系作用,并且消除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会员对于新中国的一些误解。
苏联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有代表参加这次大会。苏联的代表团是由十几名有声望的学者组成的,他们在会议活动中受到各国科学家的欢迎。在同兄弟国家代表们交谈中,我们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和热情。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很热诚地欢迎或要求我国代表去访问他们的研究所。
我国这次因学术论文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又因代表人数少,只能宣读两篇论文(因大会论文很多,一般每人仅宣读一篇),从数量上来看,实在太少;但从这次大会会员们对于我国提出论文的反应,可以看出我们的论文是受到一定的重视的。我们宣读的两篇论文是:(一)琥珀酸脱氢酶的提纯与性质(作者:王应睐和邹承鲁、汪静英)。(二)金霉素抗生作用的机构(1)对于大肠杆菌呼吸的影响(作者:汪猷和孟威廉、程龙生、杨渊珠、王大琛等)。前一篇论文基本上解决了二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琥珀酸脱氢酶的性质问题。在王应睐代表报告后,主持该次论文报告会的主席荷兰教授斯列塔和其他两位参加讨论的生物化学家都表示了恳切的祝贺。后一论文对于金霉素的抗生作用机构做了基本的观察,特别是金霉素对于大肠杆菌的氧化性氮同化作用的强烈抑制,可能同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的被阻有关,报告后受到了小组出席会员的重视并有深入的讨论。
这次大会的研究论文很多,共有七百多篇,包括的范围非常广,从蛋白质核酸等物质的物理化学以至细胞氧化、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代谢营养等。绝大部分论文是关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其中也有不少是同实际应用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如抗生素的作用和化学、病理化学、免疫化学、临床化学、工业生物化学以及土壤生物化学。生物化学的发展在近几年来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全世界每月出现的生物化学研究报告数以千计。这门科学这样高度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若干新研究方法的出现,如层析法,特别是滤纸层析法和分溶层析法、逆流分溶法、同位素示踪法、电泳法等等。这些方法的发现对于生物化学各方面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大地增加了研究问题的宽度和深度,使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能获得彻底的解决。在这次大会报告的研究论文中,处处可以看到这些重要方法的应用和丰富的收获。在动植物或微生物代谢方面利用示踪原子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在蛋白质方面的研究,蛋白质分子氨基酸排列的测定法对于蛋白质及多肽类结构的研究,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蛋白质及酶的生物合成机制也有重要的进展,虽然现阶段距离问题的完全解决还是很远。有生物意义的多肽的研究在这次大会中占了相当显著的地位。杜维诺教授关于脑下垂腺后叶血压激素的贡献,克莱格教授的抗生多肽报告,卡加尔斯基等有抗生作用多肽的合成的报告,以及其他许多有抗生作用的多肽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例子。在酶和代谢方面,磷酸葡萄糖的氧化途径,氧化磷酸化问题,以及维生素和酶的关系等等均继续有重要的发展。大脑的代谢与功能和肌肉结构与功能在这次大会中都是重点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苏联的生物化学家巴拉金院士和恩格赫特院士都做了重要的贡献。以上只是我们见闻所及的点滴体会,当然不能代表这次大会的全部情况。
生物化学是研究生物材料的化学组成及在活体内进行的并成为它的生活机能基础的化学过程的科学,自最微小的过滤性病毒的结构和性质以至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机制都在它的研究范围,它是一门理论的,同时也是密切结合实际的科学。近代医学、农业以及某些工业上的重要进展是同生物化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如大家公认为二十世纪医药上最伟大发明的青霉素,在其研究发展过程中,生物化学家的功绩是极大的。
我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自三十多年前,但以往因反动政府的漠不关心,以致三十多年来仅留下一个很薄弱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重视这门科学的发展。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开展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基本研究。科学院的植物生理研究所也有生物化学实验室,从事高等植物和微生物的基本生物化学过程的探讨。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化学家正在研究瘤肿和生物原刺激素的问题。有机化学研究所对于抗生素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已展开研究。在卫生部所属的若干机构也进行生物化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关于抗生素和营养等方面。此外许多医学院和综合大学都正在展开生物化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
关于我国生物化学今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们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以供参考:(一)必须注意这一门科学的基础的发展。我国以往的生物化学基础不只是薄弱,而且发展也极不平衡。酶的研究几乎完全没有展开,蛋白质的研究工作不多,代谢的研究也很少,尤其是中间代谢的研究几乎没有。而这些都是现代生物化学的主要骨干或基础。根据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报告,目前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以蛋白质、酶和新陈代谢为其主要的生长点。从这次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的论文报告中,我们也体会到这些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我们今后必须加强这几方面的工作,特别需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我国现有的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生物化学家数目不多,蛋白质、酶及代谢的专家尤其少。今后必须注意培养这几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人材,才能保证我国生物化学的健康发展。(二)必须尽可能吸收和运用先进的新的研究方法,如同位素示踪法、层析法、逆流分溶法、电泳法以及其他重要的新方法。因为先进的新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的发展速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过去生物化学在我国发展的迟缓,不能及时运用新方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梯氏电泳法在一九三七年已出现,我国在解放以后才有第一架电泳仪器。以往在反动政府统治下,科学研究经费的严重缺乏是妨碍我们采用新仪器新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后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可以放手做出发展生物化学研究的计划,来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努力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出大批新干部,为我国的生物化学打下坚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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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的演出
郭乃安
聂耳逝世二十周年、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十二月初开始在首都举行。两位伟大天才的辉煌作品,第一次以这样丰富和完美的形式出现在首都的舞台上,这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一、二十年过去了,但是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今天,仍然显示出巨大的感人的力量。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鼓舞。这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遵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力量的缘故。
纪念音乐会的全部演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明显地看出:每一个表演者都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演出的。他们都尽力去体会两位作曲家作品中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力求真实地把那些作品的精神和思想表现出来。
中央实验歌剧院合唱队在音乐会上共演唱了十二首聂耳和冼星海的著名的革命歌曲,几乎每一首都收到良好的效果。合唱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在演唱中表现得十分严肃和热情,他们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对作品的思想感情的真实体验上。合唱的指挥金正平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指挥者,他的指挥虽然还不是怎样老练和成熟,对个别歌曲(如“到敌人后方去”)的处理显得不够从容,情绪还不够坚实;但总的说来,他在乐曲的处理上能够着重去抓住每一首歌曲的内容和音乐形象的特点,用不同的手法,以多样的风格,比较细致地处理歌曲情绪的发展,并有力地把高潮突现出来。同时,在他的指挥下,每一个节目都能够贯注着不懈的热情,聂耳和冼星海作品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坚强的战斗意志和胜利的信心,都由他的处理得到了比较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在“码头工人歌”和“游击军”这两首歌的演出中,指挥金正平的这些优点表现得更为鲜明。他对“码头工人歌”的处理,从第一句起,就注意到要把劳动者在沉重的负担下的那种刚毅和英勇的气质表现出来。同时他也很有效地突现了这首歌曲的高潮,在“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都往我们身上压吧!”这一段中,人数不多的合唱队发出响亮的声音,表现出刚强的力量。情绪发展的每一个段落,音的力度的运用,都是有层次地部署的。在“游击军”的演唱中,他抓住了游击队胜利进军的形象特征,通过渐强又至渐弱的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游击队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应有的强调。这些都说明这位青年指挥者是在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指挥的艺术创造的。
女高音吴书媛的演唱,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不是偶然的。这位我们并不十分熟知的演员,在她的演唱中有着十分可贵的艺术创作的个性。她唱聂耳的“梅娘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的时候,作风是朴素的和淳厚的,情绪是真挚的和感人的。她的演唱没有浮夸的感情,更没有一点感伤的意味。(而这两首歌是最容易被人唱得感伤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她正确地表现了聂耳作品的精神。此外,在独唱节目中,男高音楼乾贵和女高音邹德华的演唱都是成功的,他们的受到欢迎,不仅由于他们有优美的歌喉和熟练的演唱技巧,同时也由于他们表现了对于作品的思想感情的真实体验。使我们感到不足的是男中音李维渤的演唱,当然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探求,想把冼星海在“热血”和“夜半歌声”这两首歌中的热情表现出来。但是他对于这两首歌曲的热情的思想基础理解得还不够深,特别是在“夜半歌声”中,一方面,他没有能够充分揭示出歌曲情绪的刚强的一面,同时,情绪的转折不够鲜明,也缺乏发展。因此,他的歌声就缺乏感染力。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三首歌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真实地表现生活所作的努力。他们的“卖报歌”唱得很好。这些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少年们,虽然并没有经历过像聂耳在“卖报歌”中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却以极大的同情心去体验旧时代报童的痛苦,并且使这种体验在演唱中得到真实的表现。无疑地,指挥者在平时的教唱工作中曾经给这些少年们以不少的启发。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的演出中看到同样的努力。特别是在他们演奏聂耳改编的民间乐曲“金蛇狂舞”的时候,对乐曲的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集中在如何使作品所具有的人民的欢乐情绪和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得以突出地表现出来。还应该指出,从管弦乐曲改编为民族乐队演奏的“中国狂想曲”,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一尝试不仅对于建立完善的民族乐队的编制有着实际意义,同时对于民族乐队的发展也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由黎国荃指挥的“民族解放交响乐”,是受群众热烈欢迎的节目之一。这是冼星海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写作,至一九四一年最后完成的一首大型作品。这个作品直到这个纪念音乐会才第一次得到演出,而且只演出作品的第三乐章。但即使是这一个乐章,也可以看出作者创造性的构思。作者以龙船舞、纸鹞舞和狮子舞等三段舞曲体裁,表现我国海军、空军、陆军等武装力量的胜利成长。由于它具有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形象,所以尽管作品是以交响乐的形式出现,也仍然能为观众迅速理解和接受。像龙船舞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节日情景,纸鹞舞所表现的那种明媚的春日的景象,以及狮子舞所表现的那种雄厚的力量和欢腾的情绪,差不多是每一个听者都能够直接地受到深切的感染的。指挥者相当完善地表现和解释了作品的内容,虽然第一段的主调还不够突出,形象也还不够集中。
纪念音乐会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歌舞团演出的冼星海的宏伟作品“黄河大合唱”作结束的。冼星海的这部作品歌颂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人民的英雄气慨。在冼星海的学生时乐濛的指挥下,“黄河大合唱”的宏伟气魄,它的战斗的气质,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开始的“黄河船夫曲”起,指挥者便以一种粗犷的线条把那战斗的气氛渲染出来。直到最后的“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都贯穿着饱满的热情和雄强的气势。这次演出,除了乐队部分主要是依据冼星海最后在苏联时期修改的总谱来演出的以外,声乐部分也有很多是按照这个谱子演出的。如:“黄水谣”就是如此。这里由于采用了合唱,更好地发挥了各声部不同音色的表现力,加深了乐曲的情绪。“黄河怨”中最后加入的合唱,也加强了乐曲的气氛和情绪的感染。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就是乐队的部分处理得还不够细腻,不够协调,还不能和声乐部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无论如何,这次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比起以往的已经完善得多了。这不仅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演出条件,而且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歌舞团的同志们在这次演出中表现了高度的热情。
从这次纪念音乐会的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要求全国的音乐团体广泛地和经常地演出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广泛地和经常地演出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曲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是我们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当这些作品成为我们各音乐团体经常上演的节目的时候,便能让我们青年一代更懂得我们的革命斗争曾经走过多么艰苦而又多么英勇的道路,更懂得我们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值得珍贵;并且从这些作品中吸取力量,鼓舞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我要再重复一句,这次音乐会确是一次令人满意的音乐会,希望今后能多听到这样的音乐会的演出。(附图片)
中央实验歌剧院合唱队演唱聂耳作曲的“大路歌”。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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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七度线南北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在越南地图上的北纬十七度线附近,静静地躺着一条从越南和老挝边境的山林里流过来的不很大的河流——贤良江。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临时军事分界线,主要是沿着这条河划分的。沿江两岸各约三公里至五公里的地方,划成非军事区。按照规定,在南、北两边非军事区里,只允许有关一方常驻一百名民警和公安人员,负责地方上社会治安事宜,绝对禁止一切军事性的行动。
在向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办妥了手续后,我进入了军事区访问。站在贤良江边,可以看到一幅多么强烈的对照的画面啊!同是在一片国土上,同是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可是贤良江南、北两岸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向北一望,处处都可以看到安居乐业和恢复建设的景象,田野里人们在耕作,水牛在收割了的田边吃草,不时地发出长鸣。入夜,村庄里灯光点点,到处响起了歌声。在这里,人们可以时常看到电影和业余文工团的演出,有时还看到从首都河内来的艺术家们的精采节目。
了望贤良江南岸,却是一片死也似的沉寂。几幢阴森的铁皮房子,其中有一座比较高的碉堡式的屋顶上,挂着一面吴庭艳的黄底加上三道黑杠的旗子,几个外籍兵打着赤膊在江边洗澡或者在洗刷着什么。原野里几乎看不见有人行走。夜晚,除了桥头的铁皮房子里射出来一点灯光外,贤良江南岸是一片漆黑,时而传来几响凄厉的枪声。住在南边非军事区里的人,时刻耽心着自己的命运。据统计:自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四日,吴庭艳武装力量侵入非军事区共七十三次,每次少则二、三人,多至一百八十人。在这两个多月里,他们在南边非军事区内杀死了居民一人,打伤了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五人被枪伤),抓走了一百九十九人,还抢走了居民的大批钱财、布匹、猪、鸡、鸭等等财物。从十月起,吴庭艳集团更在所谓“征求民意”的借口下,在南边的非军事区里组织武装“秩序队”;又以“防疫检查”为名,派人到居民家里去挨户搜查、捕捉赞成协商统一的人。
在北边非军事区,我们自由地参观和访问了一些地方。这里原来是相当贫瘠的地区,向有“狗吃石、鸡吃盐”之称。可是和平恢复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人民连获三季丰收。过去每年缺四个月食粮的穆村,今年也够吃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共和国政府领导北边非军事区人民修筑了共长七公里多的大堤,使二千多亩(中越亩,每亩约合中国七亩多。下同)田地免遭海水的浸淹,并且普遍发展了小型水利事业,挖掘了二百十五条水沟,保证了五千三百多亩稻田的用水。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一条可以灌溉七百亩稻田的边站水渠刚竣工,非军事区里人民两千多人举行了热闹的庆祝会。位于非军事区的海港——松门一带的渔民,在民主共和国的贷款帮助下,修整渔船,恢复了生产,渔民生活都有改善。每当休息时,渔民们便集合在松门的沙滩上,张起网来打排球。松门附近的集市,不久前曾被吴庭艳特务放火烧掉了许多房子,现在却更热闹了。这里的松门小学正在兴建一座新校舍,我们到达时还没有完工。
人们谈起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今秋台风来袭的时候,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非军事区党政领导机关发来电报,指示他们采取紧急措施领导人民防风防水。干部们在深夜十二点接到电报,立即漏夜开会采取行动,清晨三点钟就分头下到了沿海地区,领导人民抢收。等到风起水涨的时候,沿海的永江、永泰等乡的八月稻和红薯都已抢收完毕,只有一亩被淹。北边非军事区和附近一带的群众都说:“胡主席、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政府爱人民,比我们亲生父母还亲。”
离开非军事区,北走三、四公里,就到了由左弦和湖舍两个居民点联结成的一个崭新的市镇。它是这一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前这里只是法国殖民军的据点,两处一共只有十五户、六十一口人;现在已增加到五百七十八户、一千七百十一口人了。镇上已有一百五十多家工商业户、一个国营贸易公司百货门市部和一个林土产购销处、一个公私合营的拥有八十二名职工的木工厂和一个拥有四十八名职工的农具工厂,还设立了一座初级中学和一座启蒙学校、一家书店、两处文化馆、两个业余文工团以及一个可以收容二百位病人的医院。这个医院,还经常收容来自十七度线以南的病人和产妇,给予他们免费的治疗,生活困难的人还得到特别的照顾。
左弦——湖舍市的居民中,有些是集结时期随越南人民军从南方撤离出来的,有些是后来因为不堪吴庭艳政府的压迫摧残,从南方逃出来的。人们都为今天能在这里过着和平生活而感到高兴。
从广治省香化县的香田乡逃出来的黎营和黎洪,悲愤地控诉了吴庭艳军队在今年七月毫无人性地把香田乡新立村和新协村的男女老少九十二人全部惨杀的罪行。黎营、黎洪以及先到河内的妇女阮氏云等,是这两个村仅有的几个侥幸的脱难者。类似这样的惨杀案,正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南南方各地发生着。
我们在左弦—湖舍市,还会见了一位经历许多艰险,刚从西贡脱逃出来的妇女乔氏静。她非常兴奋地叙述了自己逃难的经过,她说:“与其在那边心惊胆颤地过日子,不如冒一次险,到这边来安安心心地生活。”记者还遇到了一个南方人民自动组织的到北方各地来观光的参观访问团。这个参观访问团的团长说:“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一年来,北方已经把几条铁路修起来了,把几个大水闸修好了,鸿基煤矿、海防水泥厂和南定纺织厂也都修复开工了。一年来南方做了什么?”
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吴庭艳集团和它的美国老板使用各种野蛮的手段想把越南的土地分割开来,但是它又有什么办法分割越南人民的心呢?无论在十七度线的北方或南方,越南人民都是一致地要求彻底执行日内瓦协议,实现他们祖国的和平统一。有这样的故事:居住在临时军事分界线南方的人民,曾经六次向越南人民军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把竖立在贤良江北岸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金星红旗,做得大些、大些、再大些,挂得高些、高些、再高些。他们说:“这是给我们南面人挂的旗。”许多人家每天清早起来,都朝着北方的旗杆上遥望,因为这面旗帜,代表着他们的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富强的越南的神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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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为国家打捞更多的沉船
——访在波兰实习打捞沉船的中国实习生
新华社驻华沙记者 谢文清
打捞沉在海洋和河流中的船只和钢板,对交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波兰在这个要求高度和复杂的技术科学的事业中有着优异的成绩和创造。波兰打捞公司已经在深水中打捞起几艘排水量重达几万吨的巨型海船。根据中波技术与技术科学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在今年五月间曾经派了七名打捞员工到波兰实习打捞沉船。中国实习人员在波兰琴尼亚等海港学习中得到了波兰同志的亲切的关怀和教导。波兰工程技术人员把他们的技术理论、实际经验、具体操作方法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实习生。这些中国实习生已经在十一月底返回祖国,争取为国家打捞更多的沉船。
在实习水下电焊的操作中,波兰技工们总是扶着实习生的手在深水中耐心指导。波兰潜水员扬加说,他在旧社会学水下电焊的时候,只能够在老师身后老远的地方看,老师总是用“危险”来阻止他实地操作。精通潜水理论和潜水技术的医生哈耶尔同志向实习生介绍了他所创造的治疗潜水病症的医疗方法,采用这种医疗方法就可以防止和更快地治好各种水下工作的病症。例如,采用“缓压箱”,就能在两三天内治好潜水员在水下操作时容易患的高压病。
负责好几个打捞工地的工程监督工作的斯塔凯维奇同志,不分昼夜地来往于各个工地之间,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来为实习生讲课。为了说明一个计算公式和一个物理现象,斯塔凯维奇总是想尽方法使实习生全部理解贯通。比如,为了说明潜水员如何把陷在深泥里的脚拔出来,他就讲了许多力学知识,使实习生从理论上得到很大的启发。
为了使实习生学到更多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波兰打捞公司根据实习生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理论讲授和实习操作计划,指派了二十五位专家和技工分别作专题讲授和实地指导操作,还把波兰最新的关于打捞理论和技术的著作赠给实习生。我国实习生学习并且掌握了一些新的操作法,如轻装潜水法可以使潜水员身上的负重减轻,在水下工作极为方便。使用“海上水平回声仪”这一寻找沉船的灵巧仪器,可以迅速而准确地在一望无边的海面上确定沉船的位置,即使海底有一根短铁丝,这种仪器也可以准确地找到它。水下电话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过去中国潜水员只在水下用信号和水面联系,受到很大限制,而波兰的水下电话却可以使潜水员和水面上的工作人员自由通话,还可以使各个潜水员之间自由通话。此外,中国实习生也完全掌握了如水下爆炸、水下照明等技术操作。实习生还仿造了波兰各种先进工具的模型,如浮筒、缓压箱、铆钉枪、自动攻泥器、水下照明灯、空气分配箱等。波兰老师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学生的这些先进工具和操作方法将大大地促进中国打捞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中国实习生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了波兰打捞公司的计划生产工作,他们的勤学好问和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给波兰朋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章筱毛同志因为经常架着小汽艇工作不停,波兰同志都把他叫做“我们的巴夏小船长”。为了使实习生学习更多的波兰打捞沉船的实际经验,波兰打捞公司在二十公尺水下打捞一艘六百吨重的小型航海货轮的时候,特地采取了一种不平常的打捞方法,由中国实习生参加操作。这种方法在打捞时不必进行水下搬正,也不用止速筒,是必须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们才敢于大胆采用的方法。但是,中国实习生熟练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此外,他们还参加了用浮筒打捞一艘八千吨沉船的工作。中国实习生所作的在五十公尺水深处打捞一万三千吨沉船的技术设计,经过波兰专家审核后认为切实可行。
中国实习生负责人张智魁同志在谈到他们在波兰六个月的实习收获时说:按照我们已有的技术知识来说,在设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五十公尺水下,打捞排水量万吨重的沉船已经没有多大困难,由于掌握了各种先进工具的操作,在打捞中还可大大减轻费力劳动和提高打捞效率。关于沉在中国深水中的某些船只的打捞工程和技术问题,实习生也同波兰专家作了研究。中国实习生十分感谢波兰同志给他们的帮助。他们在波兰经过六个月的实习后,带着丰富的收获和充沛的信心回到祖国去了。波兰人民的先进经验将经过他们的介绍而运用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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