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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来办社
刘振安 沈杰
今年春天，四川省内江县史东乡的合作化运动有很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四个增加到十五个，入社农户八百零三户，已占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一。一年来，在党的乡支部领导下，各个社的生产总值平均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绝大部分社员（百分之九十四）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在这样吸引人的事实面前，最近又有一百多户农民入社。现在全乡已经有了十七个合作社，入社农户九百八十七户，占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
史东乡支部所以能够办这么多的社，就是因为采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史东乡支部首先注意了发挥青年团、妇联会等群众组织力量。过去乡支部是不善于运用青年、妇女、武装等群众性的组织来做工作的。这样，一方面支部的干部感到工作太多，终日忙碌；另一方面，青年、妇女、武装等群众组织又感到无事可做，工作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今年春天，乡支部检查了过去的缺点，改变了这种情况，学会了推动组织来进行工作的领导方法。乡支部在进行工作中，一方面抓紧党内的学习，注意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然后由党员分工负责，到各社内和群众团体内开展工作，通过团员和积极分子把工作带动起来。另一方面，乡支部又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经常研究、布置、检查、督促和具体帮助各个群众团体的工作，使这些组织成为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成为党领导群众的纽带，使全乡各个组织都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组织作用。乡支部还帮助群众团体整顿和健全了组织机构，先后派了十多个优秀党员分别担任青年、妇女、武装等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因此，乡支部一有号召，各种群众团体都积极地支持和响应。秋收的时候，乡支部发出细收细打、颗粒还家的号召，青年团马上组织了八个青年节约组，两个青年节约队，在秋收中注意节约粮食，共节约了粮食三千五百多斤。乡支部发现副业生产减少以后，就通过妇女组织发动了妇女多喂鸡、鸭、兔。为了及时解决社内发生的问题，交流办社经验，乡支部又领导各社成立了互助合作委员会，由互助合作委员会主持定期召开社员代表会、社长联系会和会计、生产队长、饲养员等专业性的会议。这样，每个工作在进行的时候，都有广大的群众支持，乡支部也就不感到困难了。
乡支部还采用了深入一点、推动一般的办法。乡支部书记郑文和亲自担任重点社的社长，各分支书记担任中心社的社长。乡支部直接掌握了重点，当然便于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在这种意义上，今年，乡支部先后推广了重点社（顺江社）的计划生产、定额管理、财务制度、包工包产等经验。因而推动大多数社制定了生产计划，改善了经营管理，克服了社内的混乱现象。各个分支部也都随时把中心社的点滴经验，通过社长联席会议传授出去。如太平社分支部推行了“个人计件制”的合理计酬办法，团结社分支部推广了节约用柴的煮猪饲料的先进方法。通过重点带支点，老社带新社，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各社社干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安东、新民两个落后社也赶上了一般社。
全乡合作化以后，乡支部集中力量解决合作社的关键问题，对于次要的工作，只加以照顾。如在巩固合作社中，乡支部抓住了贯彻执行政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经营管理、纯洁组织等问题，因此，使各个合作社得到巩固提高，普遍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在领导生产中，乡支部着重领导各社搞计划生产、物资供应、技术改革、水利建设等主要工作。这样分清主次，就能够主动地进行工作，克服事务主义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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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工作和汉语规范化
夏衍
汉语规范化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我国五亿以上使用汉语人民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一工作中，文学艺术工作者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中所说：
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电台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他们也都是语言规范的宣传家，每天有无数的观众和听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向他们学习。他们在普通话的推广上，过去已经有过很大的功劳，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语言的规范性。说这是“特别严格的要求”，其实也可以说这是应有的、起码的要求。文艺工作者不同于一般人，他们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工作，他们的语言文字每日每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观众和听众。文艺工作者是“在语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的人”，所以，他们的语言能够做到纯洁、准确、精炼、优美，那么通过他们本身的业务，不知不觉地就会对汉语规范化起极其巨大的推进作用；相反，假如他们的语言混乱、文理不通、滥用土语，或者“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那么实际上就等于通过出版、上演、广播、放映等等最有力的宣传方式，对祖国的语言进行不可容忍的破坏。
加里宁在他对报纸通讯员和青年作家的多次谈话和报告中一再地强调正确地运用俄语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熟悉文法……他是一个什么作家呢？”又说：“谁要是想认真地写作，他就必须学习。必须拿起文法教科书，并且手不释卷，用它来学习。”又说：“没有国语的真正修养，任何人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作家。”（加里宁：“作家必须成为本行的能手”，“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难道这些话说得过分了吗？难道这些话不是同样地对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十分适用的吗？
应该承认，自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以来，文艺工作者已经为语言的健康发展做了许多工作，语法混乱、滥用省略语等类积习，也已经有了初步的纠正。但是，检查一下报刊上的文艺作品、上演的戏剧或者放映的电影，是不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已经认真地在自己的工作中注意到语言的纯洁和健康了呢？许多事例证明：党和政府的号召还没有引起文艺工作者的足够的重视。
诗的语言，应该是最优美、精炼和明确的，可是在我们的诗歌创作中，语言混乱现象却是严重的，甚至有些著名的诗人的作品也有这毛病。有一些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诗，不仅听不懂，而且是看不懂的。举例说：心在手捧上，……心在一个人口里，……心先违了心的教：……（一九五四年一月号“人民文学”所载“献给志愿军”）这些句子不仅不合语法，而且使读者猜不透作者的原意。在同一首诗中，还有下列的句子：
场面这么好，音调这么嘹，……
我们也曾听过报，……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首诗“母亲颂”（载一九五四年第二号“新中国妇女”）中也有类似的句子：
太阳出来望见她洗尿；……
这里，诗人为了押韵，生硬地把“嘹亮”略成了“嘹”，把“报告”略成了“报”，把“洗尿布”略成了“洗尿”，这怎么能使读者看得懂呢？
再随手举一个例子，今年十月的“人民文学”中有一首题名“虹”的诗，其中一节就有不合语法的、费解的句子：
年幼的时候我是看见过虹的——
那是当我坐在母亲底怀抱里，
我顺着她向天边遥指的手臂，
数着航过秋空的雁群的黄昏；……
在小说和戏剧中，除了同样地有不合语法、生造词汇的毛病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就是滥用土语。这一类例子太多了，在小说“暴风骤雨”中，有许多十分难懂的东北土语，例如：“下晚扎古丁”，“小嘎”，“埋汰”，“我不嫌唬你，你倒各应我来啦”等等；在剧本“春风吹到诺敏河”里土语也特别多，上海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导演和演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学土语，结果反而使大部分观众听不懂，这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削弱了剧本原有的效果。
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电影文学的语言直接向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着示范和宣传，可是在我们的电影剧本中，语言混乱也还是很普遍的现象，有些是不合语法，有些是不合逻辑，有些是滥用省略语。单举几部纪录影片的说明辞来作例子：庄严美丽的北京的冬天，又迎接了百花开放的春天。（新闻纪录片“深山探宝”）藏族牧羊姑娘的歌声里，唱的是赞美自己家乡的美丽，生活的自由和幸福，歌颂着共产党。（同上）但是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利用碉堡、铁丝网和大炮的野蛮手段，掠夺过这个铁山。（同上）在祖国的九月里，……（同上）群众都远道来欢送，欢送为这里建设钢铁厂奠基的人们。（同上）祁连山的道路上既美丽，又危险。（同上）在茶盘上明媚的山水。（新闻纪录影片“民间美术工艺”）代表们深刻地体会了土地改革法的总政策总路线，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自己的利益的。
（新闻纪录影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一点小病就吃十天半个月的劳保。（新闻纪录影片“同志审判会”）影片上的说明辞不同于印在书刊上的文字，听不懂的时候不可能重复一遍的，老舍同志说得好：“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话，马上就不耐烦”（老舍：“民间文艺的语言”，一九五二年七月号“中国语文”），所以除了文理通顺、简洁明快之外，还必须听到就懂，可是在我们的纪录片说明辞中——甚至故事片的对话中，像“鉴于”、“且有”、“但在”、“则有”等等不容易听懂的、或者容易误会的文言词汇和句法，也还是很普遍的。
我们并不机械地反对使用“文言”，也不一定要求把“之”字都翻译为“的”字，大家能讲、人人能懂的、许多直到今天还有生命的句法和词汇，我们依旧可以使用。一张影片叫做“幸福之路”，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如果改成“幸福的道路”不是更好些吗？一张年画叫做“春之晨”，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就叫它“春天的早晨”呢？
在特写、通讯中，语言不纯洁、不健康、不统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甚至在最近的报刊上，我们还不止一次看到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留下来的所谓“协和语”。一篇报导工业生产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荒轧”，“荒刨”。“荒”是日本语的“粗”的意思，为什么不说“粗轧”和“粗刨”呢？另一篇揭露反革命分子的通讯中说：“这个人简直像一个见回”。“见回”是日本语“监工”的意思，为什么不改为“监工”呢？
以上所说，还只是汉语规范化中的语法上的问题，至于以北京语为标准音的“正音”问题，也还没有引起戏剧、电影、广播工作者严肃的注意。据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最近调查的结果，北京两个国立话剧院的语音不标准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两院一共一百六十几个演员中，在发音咬字上只有二十四、五人合乎最低要求的标准，也就是说，还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剧演员，还没有经过严格的正音训练。在北京的国立剧院尚且如此，在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的统一、汉语规范化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语言来进行工作，而他们的语言又经常要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工作中，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特别重大的。让我们大家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认真地把这一个光荣的任务担当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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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闭门造表
费礼文
上海柴油机厂技工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学习，都掌握了所学的技术，成为二级技术工人了，现在他们就要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心情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
值得感谢的，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四局）早在他们毕业之前就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工作。工作的地方分布在哈尔滨、南昌、潍坊、上海四个地方，有些人不免会有离乡背井的感觉，可是决心服从统一分配的学员们丝毫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技工训练班的教师们和工作人员们，同学员们一样，也是非常兴奋的。看见自己尽心培养出来的学生，像矫健的鹰隼一样，雄赳赳地飞向远方，去建设祖国，还能不高兴吗？教师们和学员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互相告别。
教师们送走了分配在上海汽轮机厂和新中动力机厂、上海柴油机厂的九十七名学员；接着又送走了去哈尔滨和潍坊的二十一名学员；现在只剩下去南昌的六名学员了。他们动身以后，就完成了全部分配工作的任务。在从车站回技工训练班的途中，人们不禁再一次地称赞四局分配工作做得好。
可是，当他们的脚刚刚踏进技工训练班的门口时，电话铃就叮铃铃地响了，南昌柴油机厂千里迢迢地打来了长途电话，说他们不需要工人，叫训练班不要送学员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四局上午送来的公文规定送八名学员到南昌去，训练班因为人数不够，只能给六名，还耽心没有满足人家的要求，怕人家不高兴呢！怎么突然来一个大转变，连一个人都不要了呢？
“这怎么行？车票已经买好了，行李也已经寄出了，何况还有四局的公文……你们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最好跟我们厂或四局直接联系商量一下。”技工训练班主任很诚恳地回答。
对方觉得这话说得对，就把电话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听着主任跟对方所谈的话，大家脸上的笑容，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家都为这六名学员的命运担忧起来：“本来都已分配定了，怎么突然又发生了变化呢？”不过人总是喜欢往好的方面想的，大家也还暗地里在安慰自己：“这可能是个别问题，你看，总的分配情况不是很好，很顺利吗？”
隔了一会，厂里人事科打来电话，说是根据四局的意见，六名学员仍照原计划送到南昌。纠纷解决了，大家觉得四局还是很负责任。
分配工作算是结束了。照理说，技工训练班一下子走了一百多人，会清静些了吧；可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不断的来信和电话扰得大家六神不安，心烦意乱。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呢？原来是那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员们，来向训练班诉说他们的遭遇。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毕业学员们的遭遇吧：先从上海汽轮机厂谈起。派到这个厂的学员最多，共有六十四名。这批学员到厂后，在宿舍里住了五天，第六天上，这个厂人事科的同志来正式宣布工作了。在宣布之前，他就作了解释，说他们根本不需要车工，刨工也嫌多，比较缺的是铣、磨、镗三种工人，这次分配来的车工、刨工学员是四局硬派给他们的。五十四个车工、刨工学员中要有三十几人改为铣工、磨工和镗工。于是，三十几个学员顿时改了行业，一年多花尽心血学习来的技术得丢在一旁，再从头学起。
再看新中动力机厂吧：这个厂改工种的人数较少，不过他们却是刨工不够，于是乎车工又转成了刨工。
再看看上海柴油机厂：五个车工派在修配车间擦铁锈，原因是产品要出厂，缺少打杂的普通工。
谈了上海，再谈山东。照说在分配工作前后，既没接到潍坊的长途电话，又没碰上拒不接受的信，应该是高枕无忧的了。可是事情也并不这样简单。五个铣工、刨工学员，一到潍坊就被安排在招待所里，让他们自由活动。活动了九天，这里干部科的同志才向他们笑着说：“我们不需要刨工。”因此，他请三位刨工学员返回上海，等候重新分配（据说这也是根据四局的命令）。为了很好地欢送这三位旅行家，他们除照规定给三十元路费外（包括已买车票），又额外花去三十元左右给三人买了卧铺票。三个学员，无可奈何地走上归途，心里难过地说：“国家花掉这么多路费，难道就为着让我们看一看泰山吗？”他们回到技工训练班后，工作很久没有着落，有一个学员焦急地说：“新中动力机厂缺刨工不派，偏偏到山东去。现在好，成天看书、睡觉，四局连问也不问了。”
读者大概还记得那千里迢迢打电话来的南昌柴油机厂吧，学员们到了这里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陪送人员一到这个厂，厂里人事科同志就跳了起来说：“怎么？还是送来啦。”
“是呀，这是四局的命令呀！”陪送人员拿出四局公文，对方只好摇摇头叹了口气。
怎么办呢？人来了总得想法子啊！厂领导仔细研究后，觉得车间不缺铣工、刨工，暂时缺的倒是车工，看样子得把铣工、刨工改成车工或者磨工。我写到这里，不用学员们说话，亲爱的读者，你也会大声地喊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上海车工改铣工，车工改刨工，南昌铣工、刨工反过来要改车工或磨工，事先调换一下，不就好了吗？”可惜四局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事先并不好好调查，他们只会坐在办公室里闭门编制分配毕业学员的表格，当然只能做出这样糊涂事来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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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控制下的南越经济
萧光
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明美国要支持吴庭艳集团建立“比较健全的经济状况”。但是，近一年来的情况表明：南越的经济不仅丝毫没有好起来的迹象，而且正日益恶化。美联社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承认，南越“更加冷酷的情况”是：“日益减少的生产，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
南越经济的恶化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南越一向是亚洲盛产大米的地方，过去年产量达五、六百万吨，每年能输出大米一百五十万吨；现在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米。法新社十月十七日在谈到南越米荒的时候说：“西贡大米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几天前储藏即已告罄。大米已经在大部分商店里绝迹。”南越的报纸说，西贡的许多米店有市无货，人民买粮食非常困难。在对外贸易方面，逆差数字正在增大。据法新社报道，今年上半年南越输入为四十六亿四千万皮阿斯特（南越货币），输出为十二亿零八百万皮阿斯特。输入的价值几乎是输出的四倍。目前由于大米的严重缺乏影响输出，南越对外贸易的赤字还将增加。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纽约时报”预料：南越在一九五五年的进口约三亿美元，而它的出口只有五千万美元。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引起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十月底，吴庭艳集团规定美元和皮阿斯特的比值为一比三十五。在这以前，一个美元约合二十多个皮阿斯特。今年六月，每两黄金值三千六百皮阿斯特。十月，已涨到四千一百多皮阿斯特。大米由每一百公斤六百皮阿斯特暴涨到一千二、三百皮阿斯特。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也普遍上涨。“纽约时报”驻西贡记者承认：“物价高昂，而通货膨胀的威胁正在使这里的美国和越南的官员们为之苦恼。”
南越经济情况的恶化，是美国在南越进行疯狂掠夺和推行战争政策所造成的。停战以后不久，美国就在南越为吴庭艳大事装备和训练军队，准备新的战争和建立军事恐怖统治，加强镇压人民。不久前，吴庭艳集团已建成四个“有战斗准备的”重装师；现在又在建立它的空军和着手改编“近代化”的轻装师。与此同时，美国还计划为吴庭艳建立人数众多的“后备部队”和“地方警察部队”。扩军备战的庞大开支占吴庭艳集团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大大加重了南越人民的负担。据“纽约时报”透露，在一九五五年美国“援助”南越的三亿二千万美元中间，百分之七十三是花费在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上面。
美国为了加强它在南越的实力地位，正竭力排除法国在南越的利益。今年四月，美国指使吴庭艳集团发动战争，力图吞并或消灭南越那些和法国势力有联系的教派军队。长期混战的结果是：无数的乡村被焚毁、稻田荒芜和几十万农民流离失所。南越的农业经济因此蒙受严重损害。在城市里，同样引起了混乱和不安。法国“解放报”说：“西贡在仅仅一个星期的争权夺利战争中比在七年战争中所受的灾难还大。”只在四月二十八日一天，就有近一千名居民伤亡，两万人无家可归。
资本雄厚的美国公司，已把南越当作榨取巨额利润的乐园。法国在南越的经济地位，如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样，已经被美国削弱和代替。在一九五四年，美国商品对南越的出口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三亿六千多万皮阿斯特，而同期的法国商品则减少了二亿九千多万皮阿斯特。今年以来法国商品被排挤得更激烈。法新社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说：一九五四年占越南总贸易额百分之七十的法国在南越的商业活动，“一九五五年已降到百分之三十，一九五六年还会进一步下降”。而美国在掠取南越的橡胶等物资方面，去年就已达五亿皮阿斯特，比同年南越对法国的出口总额多百分之二十。去年年底，美国迫使法国将过去法国银行拥有的货币发行权和金融活动管理权交给美国控制的南越银行。今年，美国又以直接“援助”的手段控制了南越的贸易和市场。许多法国公司抽走了资金，许多大企业已经停顿。一些著名的法国企业如“印度支那酿酒公司”、“印度支那运输公司”、“夏尔纳百货公司”以及东方汇理银行的许多房产，都已先后落在美国人的手里了。
美国商品汹涌进入南越，不仅排挤着法国，还使当地的南越工商业无法继续生存。本来已经非常微弱的南越民族工业和过去在南越经济中相当起作用的手工业，有不少已经被挤垮了。据南越报纸透露：目前，西贡—堤岸的商业市场已在半停顿的状态中。南越的纺织工业由于竞争不过美国大量进口的布匹和纺织品，已陷于停顿状态。纺织业的危机威胁着南越十万职工的生活。充斥市场的美国鱼罐头，使得渔产丰富的富国、藩切、芽庄、巴地、朱笃和薄辽等地的渔产加工业面临停工的危险。其他行业也是同样的不景气。巴黎“国际论坛”写道：“在目前，任何复活民族生产的意图都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美国经济扩张主义的绞杀力比不管什么其他的扩张主义都危险。”
美国在南越的这种作法，给南越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随着许多大企业的关闭，工业和手工业的破产，据巴黎“国际论坛”说，南越“失业的人数增加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光在西贡—堤岸地区就有六万人没有工作。有工作的人，生活也很困难。
“新西贡报”说，“生活费用已经增加，因为货物的价格上涨。而收入仍然照旧。结果，人民的生活愈来愈难以忍受了。”“晨报”写道，许多人劳累终生而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没有住处，就睡在人行道上、桥洞下和市场的角落里，“把天空当帐子，把地面当褥子”。“由于找不到职业，许多身体健壮的人只有沦为乞丐，许多女孩子除了当娼妓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那些被美国指使吴庭艳集团劫运到南越去的北越居民（大多是天主教徒），生活更加悲惨。今年七月，吴庭艳集团在他们中间发起一个“生活自给”运动，迫使许多青年去当炮灰或是投身到橡胶种植场去做苦工。剩下的多被赶到西贡以西的沼泽地带或是渺无人烟的森林深处，靠采集野果和块根来过活。流落在城市里的大都行乞街头。许多人尝够了这种痛苦的生活，要求返回北越，吴庭艳却要他们“祷告教皇和美国红衣主教斯培尔曼的健康，并赏赐给他们天堂般的生活”！
但是，愈来愈多的南越人民，已开始认识到究竟是谁为他们带来了苦难。他们正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坚决地反对美国在南越所推行的政策。他们和北越人民一起，正为争取全部实现日内瓦协议，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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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扶助贫苦烈属军属参加农业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中，各地政府积极扶助贫苦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今年，政府用来帮助贫苦烈属、军属增加生产资料的经费，共有四千二百七十万元左右。得到生产资料补助费的烈属、军属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省五十个县市已经给贫苦的烈属、军属无偿发放了耕牛八千六百八十六头、大型农具三万零五百四十二件。他们得到这些补助后，克服了入社和入组的困难。蚌埠、枞阳等十八个地区的一千三百七十四个乡的烈属、军属和复员建设军人得到生产资料补助以后，入社和入组的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沈阳市东郊区自政府帮助贫苦烈属、军属克服缺少入社股金的困难以后，入社的烈属、军属就增加了三倍。各地在扶助烈属、军属入社的时候，还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烈属、军属入社以后，就可以从事适合自己体力的劳动，因而收入普遍得到增加。河北省邯郸县大北堡乡烈属郑长清已经有六十多岁，如果下地劳动，全年只能做一百六十个劳动日，社内分配他喂牲口以后，全年做了二百八十八个劳动日。山东省徂阳县汶西乡五十七户烈属、军属，在一九五三年没有一户入社，一九五五年有四十三户入社，九户参加互助组，这一年，烈属、军属每亩土地的平均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六十八斤；一九五三年需要政府补助的贫苦烈属、军属有二十四户，一九五五年就减少到三户。
在今冬明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各地民政部门都计划用发放生产资料补助费的办法，大力扶助贫苦烈属、军属入社。辽宁省的三十三个县计划在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发放补助费一百零五万八千多元，帮助烈属、军属入社。四川省温江、乐山等专区和江津、荣昌、渠县、大竹等县已调整出补助费十七万八千五百元，以便在今冬建社中，及时帮助将要入社和已经入社的贫苦烈属、军属克服生产上的困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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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产影片今年可完成二百多部
在十一月份内，中国电影工作者又给观众们拍好了“夏天的故事”、“神秘的旅伴”、“上金山”、彩色纪录片“广场杂技表演”、彩色木偶片“小熊的旅行”等五部新的国产影片。目前还有一批国产新影片也正要出厂。预计到年底，今年的国产影片共可完成二百十四部，比去年增产五十九部。
今年各种国产影片都可以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其中故事影片已经制成和将在年底以前制成的共有十八部，超额完成一部，比去年增加四部。长纪录片增产一部，短纪录片比原定计划多生产十部。
今年摄制完成的十八部故事影片中，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有“夏天的故事”、“水乡的春天”和“闽江橘子红”等。“夏天的故事”描写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部影片最近在北京郊区农村试映的时候，很受农民欢迎。今年的国产故事影片中还出现了第一部表现中国海军的“怒海轻骑”和解放后第一部历史传记片“宋景诗”。今年摄制完成的反映肃清反革命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少数民族生活、儿童生活的国产故事片以及新闻短片“新农村”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今年摄制的五部美术片都是彩色的。在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中也有七部是彩色的。这些彩色影片都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利用原有设备拍摄、洗印的，洗印彩色影片用的药剂也是中国技术人员自己配制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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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主妇联经常组织资本家家属学习
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采取各种方式对私营工商业资本家的家属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上海市民主妇联在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中开始同三百零三户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资本家的家属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并且成立了上海市工商界家属学习委员会。目前参加学习的有二百六十人，她们大都是工商联委员、各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和大型公私合营厂资方的家属。除经常的时事学习以外，上海市民主妇联还组织她们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等等，并且展开了多次的专题讨论。妇联常常组织她们参观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的情况，访问公私合营工厂，和邀请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代表向她们介绍合营的情况。妇联还组织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这些私营工商业者的家属经过学习以后，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少进步分子规劝她们的丈夫爱国守法、改善经营、积极接受改造。邑庙区私营振兴昶塑胶厂经理的妻子徐淑珍在这个厂同国家订立包销合约以后，十分注意减少产品的损耗率。她在台上、地下都铺上板纸，和工人一道把零零碎碎的产品下脚收存起来。一年多以后，她督促丈夫把这些废料作价五千元上缴给国家。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副总经理吴中一的妻子陈韵明鼓励丈夫积极做好国家委派的职务，在公方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帮助下搞好企业。在棉布业全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陈韵明还和棉纺业资方家属中的其他积极分子，根据她们自己的亲身体会，向棉布业资方家属们进行宣传。
参加学习的资本家的家属中，许多人已经开始参加家务劳动和社会工作。有八十四人担任了里弄干部，有些人正在努力学习文化技术，准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参加社会劳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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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医研究班即将在京成立
卫生部领导的中医研究院正积极筹建一个中医研究班，以具体地实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任务。
这个班确定暂收学员一百二十名，招收的对象是：自愿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受过高等医学院校教育和有一定工作经历的西医。修业年限暂定为两年，以约半年至一年时间学习中医政策、中医的基本理论等，后一年则进入中医的专科学习和实习。卫生部已调聘一批全国各地著名的中医来研究班授课，其中有上海市的陈苏生，南京市的时逸人，湖北省的杨树千，江苏省的谢诵穆、金昭文、钱伯煊、葛云彬、耿鉴庭，浙江杭州市的韦之贵，北京市的赵锡武、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孙振寰、白啸山、董德懋、宗维新、方鸣谦、栾志仁、申芝塘等。
现各地选拔来中医班学习的第一批学员正陆续来京报到。他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辽宁、陕西、河北、湖北、四川等二十一个省市及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等九个高等医药院校。
中医研究班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学。
（陆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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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艺术团在国外
中国艺术团在卢布尔雅那演出
中国艺术团于十二月五日到达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卢布尔雅那。六日和七日两日在卢布尔雅那的歌剧院演出了两次。歌剧院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走廊中都挤满了观众。中国艺术团演员演唱的南斯拉夫民歌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卢布尔雅那市的报纸都发表文章，赞美中国艺术家的演出。
六日晚演出结束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克拉伊格尔举行了招待会，招待中国艺术团。 （据新华社讯）
中国艺术团十一月三十日结束了在贝尔格莱德的演出后，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萨格勒布进行了演出和访问。
艺术团二日和三日晚间在萨格勒布国家剧院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由于观众的要求，中国艺术团在四日又增演了一次日场。每次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等候着演员，要求签名留念。萨格勒布市的报纸一致赞美中国古典戏剧的高度水平。
中国艺术团是十二月一日到达萨格勒布的。三日，艺术团出席了克罗地亚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马斯拉里奇举行的欢迎酒会。席间，主人们盛赞中国艺术家的演出。宾主双方并且互赠了礼品。同日晚间，萨格勒布市人民委员会主席诺尔耶维兹也举行酒会，欢迎中国艺术团。
张致祥团长和主要演员还应邀为萨格勒布市广播电台解答了有关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创作及中国戏剧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萨格勒布市剧院专门为中国艺术团表演了著名民间喜剧“珍珠项链”的片断，给中国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新华社讯）
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
在乌兰巴托举行开幕演出
根据中蒙一九五五年文化合作计划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五日晚八时在蒙古国家剧院举行演出开幕式。
蒙古人民演员奥云和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团长李元庆在开幕式上先后讲了话。接着，表演团举行了开幕演出。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第一副总理锡林迪布，副总理迈达尔、曾德，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书记拉姆苏伦、杜格苏伦，代理外交部长拉布丹等人观看了表演团的表演。观看表演的还有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以及苏联和朝鲜驻蒙古的外交使节。
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演出的音乐杂技节目，受到观众的普遍赞扬。中国演员表演的蒙古民歌和乐曲，更受到观众特别热烈的欢迎。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