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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群众性建社的方法
——介绍方城、新郑等地的建社代表会议
林洪
河南很多县都是经过秋收前后的一个浪潮，在大约二十天到一个月内，就建立了数百个甚至上千个农业合作社；在一个乡的范围内，同时在着手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往往有十个、八个，甚至十几个。针对这种情况，新郑和方城等县采取了以小区或联乡为单位，召开建社代表会议的办法。事实证明，这种召开建社代表会议是党组织，特别是县、区党委领导群众性建社和扩社的好办法。
这种建社代表会（有的地方也叫互助合作代表会），是在区委或联乡（即中心乡）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各乡的党支部和团支部的领导干部、合作社的社长、正在筹备建社的贫农积极分子。一般是根据建社运动的四个不同阶段举行四次会议。第一次建社代表会在建社运动的初期召开，主要解决建社的思想发动工作和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的问题。第二次会议在建社运动进入评定生产资料阶段的时候召开，主要是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解决在评定生产资料中如何认真地贯彻执行自愿互利政策的问题。第三次会议是在评定生产资料工作基本结束、进入选举社干部的阶段召开，除了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自愿互利政策，检查纠正评定生产资料工作中的偏差以外，着重研究怎样选好社干部、健全社的领导和建立社内的各项制度。第四次会议是在建社工作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内容，除了检查总结整个建社工作和解决遗留问题以外，还研究了建立和健全新社的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特别是安排生产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地区内，建社、扩社和整顿老社常常同时进行，而整顿老社的内容基本上是和新建社相同的，所以在每次会议上都穿插研究整顿老社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一般先由区委或联乡工作队长作报告，肯定一个时期的工作成绩，指出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分乡或分组进行讨论，逐社逐户地查情况，摆问题，参考有关的文件和交流介绍经验。例如，方城县券桥联乡（包括六个乡）召开第一次建社代表会议时，发现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工作不深入，错误地认为群众的劲头大，用不着再进行思想工作。区干部赵长贵说：“不发动群众，入社的户就够啦！还用发动群众！”因而党员、干部对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工作基础缺乏具体的了解，不摸运动的底。同时各乡还出现了排斥贫农、强拉中农入社的现象。在出席会议的六十四个代表中，对依靠贫农口通心不通的就有三十八人。有八个代表这样说：“建社是贫农骨头中农肉，贫农没牲口，光靠贫农建不成社。”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也缺乏警惕，认为群众行动起来了，敌人“老实”了。因此，在这次建社代表会议上，联乡工作队便组织到会的代表再次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第四、第五部分，结合实际事例批判了右倾思想和不深入的工作作风。会上介绍了土山乡党支部书记翟书保办社失败的例子。一九五四年秋天建社的时候，翟书保离开了自己领导的贫农互助组，去领导胡学忠等富裕中农的互助组转社。由于胡学忠等富裕农民不是真心入社，经常在社内闹纠纷，社就无法巩固下去，只好又转成互助组。运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使到会代表进一步懂得了在建社中必须正确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和新社员的审查工作。然后大家便逐社展开了三查：查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查社员的成份，查入社的思想动机。最后由联乡工作队逐社审批社的成员。这样，就保证了社的质量。
会议的内容和开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例如，新郑县薛店区是以小区为单位召开建社代表会，而这个区的各乡都是分成先后两批建社。因此，在召开第二次建社代表会时，小区负责同志报告工作以后，老社和基本结束评定生产资料工作的社着重检查评定生产资料工作中是否正确地执行了互利政策，评定后是否组织了生产；正在建立的社和正在筹备建社的贫农积极分子，着重研究吸收哪些人入社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正确领会互利政策和评定生产资料的方法，还组织了几个典型社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最后由小区负责同志进行总结，提出问题，肯定办法。这样作，大家都感到很满意，反映说：“真解决问题”；“开多天的会都不如这一天，这真比照书本学政策的办法强得多”。
由于建社工作比较紧张，运动发展得很快，建社代表会议不应开得过长，一般以一天到两天的时间为适宜。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要把会议开好，真正达到查明情况、解决问题的目的，区委或联乡工作队必须做好以下几件工作：首先，必须在事前对自己地区合作化运动的情况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分析提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明确会议的内容。只有认真地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在会议开始以后，就引导到会代表围绕着中心议题讨论、发言；才能在会前就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使会议上提出来的问题得到及时的正确的解决。要在事前就了解到情况，可以采取驻各乡的工作队员和区干部提前半天回联乡和区汇报，或召开各乡党支部书记汇报会议的办法。其次，必须事前准备好典型发言。区委或联乡工作队应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样，才能使领导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更好地选择和培养典型发言，以具体指导运动。在券桥联乡召开的第二次建社代表会上，由联乡工作队长介绍了联乡一社在土地评产中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对到会代表的教育很大；有的乡原来三天都没有把土地产量评好，会后，很快把问题解决了。最后，会议的成员要确定得适当，特别是贫农积极分子和乡的主要干部必须参加。这样，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回乡后，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以免层层传达决议、指示，拖长时间，影响工作。
采取建社代表会的办法来领导建社工作，首先是解决了干部少而弱的问题，使领导能够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及时指导运动。例如，方城县的券桥联乡共有六个乡，而联乡工作队在乡工作的实际只有七人，除一个乡驻两个工作人员外，其余五个乡只能驻一个工作人员。当时，这个联乡除建社是中心工作以外，还有生产、秋征、整党、整社等多项任务，驻乡工作队员就不能用全部力量来指导建社工作；而且他们中间也还有两个人没有做过农村工作，两个人不大会做建社工作。这个联乡采用建社代表会议以后，不但及时地系统地了解到运动进行的情况，而且用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来指导整个建社工作，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干部少而弱和工作任务多的矛盾。对县委的领导来说，如果全县都采取建社代表会的方法，由县委委员或县的主要干部分头指导各区或各中心乡开好这种会议，这也比县委分散地抓区或抓乡，能够更加及时、全面和具体地了解情况。
依靠乡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建社和办社，这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必须采用的工作方法。但是，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不一样的。据中共河南杞县县委的统计，在全县一百三十六个乡党支部书记中，会作评定生产资料工作的只有五十七个，其他的乡支部书记和部分脱离生产干部，只会宣传党的合作化政策，还不会评定生产资料；而采取以小区或联乡为单位，召开建社代表会的方法，就可以使基层干部得到县、区党委的具体帮助和指导，避免在工作中走弯路。许多基层干部，经过几次建社代表会，就学到了很多工作方法。
由于建社代表会有上述的两大优点，而且会议采取了逐社查情况和分类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方城县券桥联乡采用这种方法，在十月份建立了新社四十八个，同时还发展了互助组一百一十三个。这批新建社的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其中一类社二十八个，二类社十八个，三类社两个。在一千一百四十一户新社员中，除三户入社不自愿，四十六户是随大流入社的外，其余都是自觉自愿入社的；在入社的生产资料的处理上，评定得完全合理的有三十七个社，其余的社做到了基本合理；在社的成员和骨干的成份上，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占绝大多数，五百一十六个社务委员以上的干部中，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五百零一人，新老上中农十五人，多数是思想觉悟较高的党员、干部。到十一月初旬，全联乡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原有老社二十八个）都普遍地建立了生产队，划分了耕作区，积极地展开了生产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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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族文字在创制中
育然
僮族约有六百六十万人口，聚居在广西省西半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僮族人民长期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中。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解放以后，特别是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僮族人民迫切要求创立能够代表本民族语言的文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就着手帮助还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改进他们的文字。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先选择了僮族作为重点来开始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和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僮语工作队，在自治区的各个地方进行了九个月的调查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搜集了丰富的材料。今年五月，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人协同苏联顾问、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同志去广西，在桂西僮族自治区主席覃应机同志的主持和领导之下，召集了工作队人员进行研究，经过反复的讨论，确定了基础方言和标准语音。目前已提出了僮文的初步方案，再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审订以后，就可试验推行。
在帮助僮族创立文字的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僮语方言分歧的问题。僮族能够使用一种文字吗？是确定一种标准语，借书面语言的帮助来把各种分歧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呢，还是确定两种基础方言，分别以书面语言去帮助逐渐统一成为两种标准语，而把两者之间的距离留待今后的发展中去解决呢？一般地说，从事僮语研究的语文工作者们的意见是倾向于后一种，他们在进行了以语音差别为主的分析之后，认为僮语的南北方言要统一成为一种文字是很困难的。而当地许多僮族干部却只同意前一种，甚至认为方言分歧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僮族干部的意见，在方向上说是正确的，但当时并没有能提出如何解决这种分歧的具体办法来。
根据僮语工作队对五十一个点的调查，最初是把僮语分为八个方言区的。这种划分的大致情形是：柳江流域方言，红水河流域方言，邕北方言，右江流域方言，桂边方言，左江流域方言，邕南方言，德靖方言。其中前五者是北部方言，后三者是南部方言，而右江和桂边方言又有和南部方言特别接近之处（主要是语音上）。这样，方言区划分的情形已经很复杂了，有许多语音比较上的问题还并没有考虑在内。根据这种分析，僮语工作队最初提出了五个基础方言点作为候选地点。讨论的结果大约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见：一种是，如果肯定不可能制定一套文字，那末南部就应该选择龙津，北部就应该选择来宾；另一种是，如果坚持只制定一套文字的方案，有两个点可以选择，选武鸣在一定程度上语言方面可以南北兼顾，在政治、交通、文化上较有便利条件；选来宾则是它有一个较为广大的基本上可以通话的地区，但这个县的县城是不用僮语的。
这里就又碰见了一个问题，基础方言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选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基础方言？斯大林说：“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底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至于说到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那末它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中，并在这些语言中消灭了。”马克思说：“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僮族是长时期遭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它的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只是在解放后才有可能。当然，不容许我们等待这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已经形成了之后，再来解决它的基础方言的问题。那末，剩下的问题是，哪一种方言可以发展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方言呢？
在这里，我想提到，曾经有过这样的看法：根本否认基础方言在创制文字工作上的作用。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既然文字是代表语言的书面上的符号，那末无论一种什么话都要分别地制定文字，不管它只是在几个村落之间使用也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制定文字的工作只是推行政令的问题，创制一种文字只需找一两个人来记一下音，三两天就可以完成。当然，持有这样论调的人是不多的，但直到不久以前还有人在坚持这样的论调。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把“选择基础方言”的问题，提成为“选择基础方言点”的问题。正因为所选择的只是这样一个点，对这个点的要求是以内部一致为首要条件，对于这个点如何同广大群众联系的问题又没有真正地提出来研究，而这种基础方言点的选择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区或一个村子，这种区、村的选择，又时常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僮文的创制工作在今年四月以前，就正是处在类似这样的要向点看齐而又在选点问题上众说纷纭的情况中。
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之后，认为把僮语分成为八个方言区是不合适的。划分方言应该按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即从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着眼，不能单纯从语音比较上来立论。因而僮语只能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两种。确定基础方言也只应该就这两个方言区来提出问题。根据僮语南北方言词汇上的比较（在二千四百个常用词汇中相同和相近的占百分之七十），根据语法上的比较（基本上是一致的），根据僮族群众要求使用一种文字和其他的一些条件，僮族南北两个方言区是可以使用一种文字的。根据北部方言区的人口约有四百多万，相当于南部方言区人口的两倍，而北部方言的内部也较南部方言为一致等情况，确定了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这样也就实际上结束了选择基础方言的争论。这里只说实际上结束了，是因为语音标准的问题还须另加解决。
基础方言确定以后，还须要确定一个作为正音标准之用的标准语音区。这个标准语音区选择在南宁附近的武鸣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无论从政治、交通、文化等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中心地区，是一个使用僮语的县城，发音能南北兼顾，在教育学上也是有价值的。
帮助僮族创制文字的基础方言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难题，各地不同的方言土语在书面语言中应当怎样处理？写出来后不统一，看不懂怎么办？根据苏联的经验：词汇上的分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这个地区有的词汇在另一地区没有（比如，在僮语南部方言中对老虎和狮子就只有一个名称，而北部是有不同名称的），这样就可以把更为丰富的词汇吸收到标准语里面；另一种是同一个意义在不同方言土语中有各不相同的词汇，在这种词汇中，有许多实际上是仍有不同含义的，问题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即使含义真的完全相同，这也只不过说明了表达意义的手段多了一个，随着标准语的发展，也可能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在使用中发展出不同的含义来；现在认为分歧的词汇是还会感到不够用的。对于南部方言这种方言上的差别，就必须设计一种特殊照顾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学习标准语。比如，可以专门在给南部学生使用的课本上，增加几个特有的符号；或者课本的正文是一样的，另加一些补充页或用词汇对照表来说明；或者必要时在课文中用括弧加注。这样只要经过几年的学习，在标准语相当普及了之后，这种补充照顾办法就可以不要了。
经过苏联顾问参加研究以后，关于创制僮文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僮文研究指导委员会和僮语工作队根据这些意见，草拟了关于僮族文字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初步意见。僮文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初步方案已经提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计划在方案确定以后，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开始，先在几个主要地区试验推行。僮族人民不久就将有自己的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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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利用原子能在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研究及和平利用原子能政府委员会秘书 沙瓦·密多诺斯
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进行人民民主建设的十年的特征是：社会和经济方面已起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已有了稳固的基础。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巩固了新的社会制度，并建立了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
由于进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和在生产中采用了新的技术，在发展工业生产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的任务的顺利完成，已使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高涨。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业的生产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电器工业——百分之一百五十，化学工业——百分之一百五十。电力产量一九五三年已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约两倍。
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慢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各个主要研究所、斯洛伐克科学院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都已成立。科学研究所的数目已从一九五一年的八十四所增加到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七十四所，这还不包括附设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部门在内。
高等学校的数目在战前一九三八年只九所，共有四十二个系科，学生一万九千人；一九五五年已增加到四十所，共有九十个系科，学生四万六千人。
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的特点是，它已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前夕
我国发展的特点也表现在对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上。布尔加宁同志所指出的论点对于我国也是适用的，他说：“我们面临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讲，远远超过由于蒸汽和电气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和平利用原子能首先是意味着可以获得实际上是无限的廉价的能源，并由此逐渐把直到现在还在发电站的锅炉中烧掉的煤用来作为化学工业的宝贵原料。
另一方面，掌握核子技术也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达到更高的水平，并在苏联的帮助下使我国成为拥有核子工业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在机器制造、化学和冶金工业部门广泛地发展研究和实验工作。问题不仅在于生产新型的机器和设备——如核子反应堆和特别的水泵等，而且也在于应用新的不寻常的材料——铀、石墨、液体金属、重水等，并首先生产感应灵敏的和完全可靠的测量仪器和调度仪器，这些仪器能够使生产过程自动化，没有这些，核子装备是不可能的。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是具有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一切必要条件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和工业、农业以及医学的实践中广泛应用放射性同位素，能够使所有这些部门获得迅速的发展和进步。
捷克斯洛伐克有自己的铀矿。铀是今天能够分裂的基本材料——核子燃料。居里夫妇在原子核物理学上的历史性的重要发现，就是用捷克的雅西莫夫铀矿的铀来实现的。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子工业拥有原料能使它获得迅速的发展。
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在核子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之下设立了核子物理的实验所，它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
在发展供地球物理学应用的检波器设备和发展“盖格尔—摩勒”计算机的生产工艺方面的某些工作，也从一九四八年以后，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所附设的物理研究所进行了。
在卡罗瓦大学的物理学院首先进行了研究宇宙射线的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在应用放射性同位素方面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主要是应用在保健事业和工业方面。从一九五一年起捷克斯洛伐克就从苏联得到放射性同位素了。
为了进行研究，已预定用天然铀、石墨和重水来建造一个不大的原子反应堆。反应堆的计算工作已在进行，设计的准备工作也开始了。
但是，总的说来，所有的基本工作还只是开始，还只是以不多的科学工作者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来独立解决实验和建设实验性反应堆，以及几种型式的粒子加速器的重大任务的一种努力。直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苏联建议对捷克斯洛伐克与和平阵营其他一些国家提供帮助时，这种实验工作才有了重大的变化。
苏联的帮助
根据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苏联要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建造具有二千瓩发热量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能获得高达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特的能量的粒子的回旋加速器。苏联还将供应全部必要的器械和辅助装置，帮助安装和开动这些机械。同时，还要供给原子反应堆以必需的可分裂原料。
苏联帮助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使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学生能够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下列一些专门课程：核子物理学、核子力学和放射性化学。除此以外，苏联还让捷克斯洛伐克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能够在著名的苏联学者的指导下，在苏联的科学研究机关实习。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们也能够在苏联的科学研究设计机关和企业的实习中获得苏联科学和技术的宝贵经验。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的和无私的帮助，使捷克斯洛伐克得以把掌握核子技术的时间缩短了好多年，并能够全面地展开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设计工作。这种帮助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大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的援助的榜样。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机构
党和政府全面支持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同时在基本建设方面以及物质和干部方面给以保证。
为了集中力量和资金以完成新的巨大任务，同时为了有计划地、协调地、统一地领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已成立了研究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府委员会。
为了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一九五五年成立了核子物理学研究所，它的任务是：
一、在核子物理学、放射性化学和核子力学方面进行基本的和应用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着眼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动力经济，以及科学和其他方面——工业、农业和医学——的实践；
二、关心迅速运用科学情报、研究成果以及在实践中——主要是在放射性同位素的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技术的和生产的经验；
三、生产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化合物，以便在科学中和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中广泛地应用；
四、培养核子物理学、放射性化学和核子动力学方面的研究生；
五、出版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专门著作。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核子工业的迅速增长，要求大量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专家。因此，根据政府的决定，从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起在布拉格的卡罗瓦大学开办了技术物理学和核子物理学的新的系科，它将培养核子物理学、放射性化学和核子力学方面的专家。
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传统的卡罗瓦大学新的任务——训练原子世纪的科学专家，是具有几百年文化和科学传统的这所中欧古老的大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标志。
在党和政府对新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充分重视和支持的基础上，依靠着苏联的经验和兄弟般的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科学工作者、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们，正在学习掌握核子能，并把它变成为一种加速生产发展和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强大工具。
在掌握了核子工业的高度技术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将能够像苏联那样地对和平民主阵营的其他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方面提供帮助。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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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伦三周
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赵沨
中国艺术团到达伦敦的那一天，火车误点将近三个小时，但是仍然有好几百人拥挤在站台上等着欢迎我们。虽然我们经历了据说是十年以来最大的英伦海峡的风浪，以致每个人都有些疲劳；但是，我们立刻就为英国公众和海外华侨的热情所感动和鼓舞，忘记了旅途劳顿。
许多令人感动的事例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当我们到达旅馆的时候，立刻发现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放了水果。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从中国刚刚回去的女传教士送给我们的；并且是她自己在大清早到市场里选购的。我们在伦敦访问演出的三个星期中，曾接到许多祝贺和致谢的信件，有的还附了精美的礼物。写信的人当中有英国北部的一个公立学校校长，有著名的妇女领袖，有地产商人，也有好几十个人共同署名的，也有十几岁的戏剧爱好者，……他们或者要求我们到外地演出，或者要求我们延长演出的日期，或者对我们的演出给予崇高的评价和赞美。在许多买不到入场券的观众中，其中有一位写信问我们到不到别的城市去演出，他说他将赶到任何地方来弥补他的遗憾。
中国艺术团在伦敦公演了三个星期，但在第二个星期的开始，入场券已经全部卖完了；剧院不得不出售站票。每天清早就有几百人列队等着买票，有些人一直等到中午。英中友好协会每天接到数以百计的电话，都是要求设法购买入场券的，或者要求延长演出期限的。为了答谢英国公众的令人感动的热情，中国艺术团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四十分钟的表演。这是一个星期天，据说约有一千四百万人看了电视。节目刚结束，广播公司就接到了许多电话；以后的几天还收到了不少信件，赞美他们的组织工作和艺术团的美丽的表演。
许多人要求中国艺术团在伦敦至少演出六个月。英国各种报纸都对艺术团演出的节目作了动人的描写和赞美。有些报纸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有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说，中国古典戏剧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将会影响今后西方话剧的编剧方法和表现方式。
中国艺术团参加了每年一度为英国女皇演出的会演大会，中国古典戏剧的节目得到了很高的赞许。许多报纸公认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和中国艺术团的节目是整个晚会中最成功的节目。
中国艺术团和伦敦的文化艺术界作了友好的接触。这种同行的友情的交流，造成了难忘的深刻的印象。皇家戏剧学院、马鞍井歌舞剧院附设的芭蕾舞学校以及皇家舞蹈学院等一共六百多个师生，参观了中国艺术团演员的日常练习和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训练。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实用、有效的训练演员的方法。中国艺术团的团员也观摩了英国好几个舞蹈学校的训练方法，他们的高度的音乐性和动作的典雅也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中国艺术团的领导人员特地访问了十六世纪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当地莎士比亚纪念剧院的艺术家们，对中国艺术团表示了无限的好意，并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为中国的公众演出。中国艺术团参观了伦敦东区的、各党派的工人联合举办的业余剧院。这些热烈的戏剧爱好者，表现了无尽的创造力，并遵守着以艺术来教育人民的崇高意志。中国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很有兴趣地欣赏了英国皇家歌剧院和马鞍井歌舞剧院以及伦敦交响乐队的演出，还有英国博物馆、国家画廊以及现代画廊的精美收藏。这种对中国艺术团团员们说来是可贵的艺术经历，将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艺术创造。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参观老维克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的那一天，演员在向观众谢幕以后，宣布了中国艺术家的在座，台上台下立即响起了掌声和欢呼。
中国艺术团在伦敦访问演出的三个星期中，同剧院、旅馆的工作人员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新中国的公民的道德风貌和演员的朴实作风，给予他们很好的印象。他们和中国艺术团的演员们分手时都依依不舍，剧院的一位守门者甚至激动得流下泪来。
正如英中友好协会的主席裘尔斯说的，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英中友好协会接到许多致谢的信，还有许多人要求加入为会员。也正像“雷诺新闻”的评论指出的：“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被人灌输了认为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民族的观念的话，那末请你看看中国艺术团的表演，你的成见就会全部改变。”也正像“人人周刊”所说的：“北京来的天才艺人轰动了欧洲所有的城市，我们总把中国想像成一个安静的、灰色的、庄严的所在，道貌岸然的哲学家坐在荷花池边相互引证着孔子的话，这种想法现在应该加以抛弃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的确使很多人认识了新中国；也的确使很多人改变了过去某些对中国的看法。过去，来自各方面的对新中国的歪曲或误解，由于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所证明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的尊重，以及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这一事实，使这些歪曲或误解得到了一定的消除。新中国文化艺术工作的作法和成就，使很多正直的、有良心的西方艺术家得到不少启示。
中国艺术团的演员们，永远忘记不了英国普通人民那种对于中国的好意，和对于英中友好的愿望。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便是我们在许多普通的英国人家里，看到他们收藏了一些中国的磁盘、或是中国彩墨画的复制品。我们深信，英国人民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尊重，是促使我们进一步相互了解的重要基础之一。我们预祝这种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日益发展，预祝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来往日益加强。只有加强这种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才能消除过去所造成的有意无意的误解，消除那些人为的成见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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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个体育学院在北京举行游泳友谊赛
十三名运动员和一个接力队打破八项全国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中央、中南、华东、西南四个体育学院的游泳友谊赛，十日和十一日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馆举行。两天中共举行了十五项决赛，先后有十三名运动员和一个接力队打破了八项全国最高纪录；有一名运动员创造了一个新游泳项目的全国新成绩。
十日共举行了八项决赛。在第一个项目——女子一百公尺自由泳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的戴丽华和傅翠美分别以一分十一秒二和一分十四秒三的成绩获得第一和第二名。她们都打破了梁树妹保持的一分十四秒四的全国最高纪录。
在女子一百公尺蛙泳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的陈嫣萍、赵锦清同这个项目的全国最高纪录保持者郑素绯比赛得很激烈。结果，陈嫣萍首先游到终点；赵锦清和郑素绯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她们三个人的成绩分别是一分三十秒三、一分三十秒九和一分三十一秒四，都打破了一分三十一秒九的全国最高纪录。
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致祥在男子二百公尺蛙泳决赛中，创造了二分四十二秒的优异成绩。这个成绩不仅打破了二分四十五秒四的全国最高纪录，而且比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这项游泳比赛第二名的成绩还快了十分之四秒。中南体育学院的戚烈云在这项比赛中获得第二名，他的成绩是二分四十五秒六。
打破男子四百公尺自由泳五分二秒四的全国最高纪录的有两个运动员：一个是中央体育学院的林锦珠，他的成绩是四分五十秒二；另一个是这个项目的全国最高纪录保持者林立，他的成绩是四分五十六秒。林锦珠的成绩比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这项比赛第六名的成绩快了四秒五。
在男子一百公尺自由泳和蝶泳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的李喜庆和陈运鹏分别获得第一名。获得男子一百公尺仰泳第一名的是中南体育学院的王强立。
在女子四百公尺混合姿式接力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接力队甲队的成绩达到了五分四十六秒二，接近了五分四十五秒的全国最高纪录。
十一日举行了最后的七项决赛。
在男子一百公尺蛙泳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致祥和中南体育学院的戚烈云都打破了穆祥雄保持的一分十四秒九的全国最高纪录。徐致祥的成绩是一分十二秒七，和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这项比赛第一名的成绩仅仅相差十分之一秒。戚烈云的成绩是一分十三秒一，比穆祥雄在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上获得这项比赛第二名的成绩快了十分之三秒。
在女子一百公尺仰泳决赛中，有两名运动员打破了一分三十秒二的全国最高纪录。她们是中央体育学院的年仅十五岁的傅翠美和这个项目的全国最高纪录保持者黄帼会。她们的成绩分别是一分二十六秒二和一分二十九秒六。
在女子二百公尺蛙泳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的年仅十六岁的戴丽华又把她保持的三分十一秒的全国最高纪录缩短为三分八秒四。
在男子四百公尺混合姿式接力决赛中，中央体育学院接力队以四分三十五秒的成绩，打破了四分三十七秒九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个接力队的队员是：林锦珠（游仰泳）、徐致祥（游蛙泳）、张天辉（游蝶泳）、林立（游自由泳）。
今天举行的男子二百公尺自由泳是我国过去没有举行过的游泳比赛项目，中央体育学院的林锦珠在这个项目的决赛中，创造了二分十一秒的全国新成绩。
中南体育学院的陈国衡和梁树妹分别获得了男子二百公尺蝶泳和女子四百公尺自由泳的第一名。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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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在京举行
一九五五年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八日开始在北京体育馆的练习馆中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四十八名男运动员和二十四名女运动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最近一两年内成长起来的具有相当水平的新选手。其中有些选手在十一月下旬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大、中城市乒乓球联赛的时候，曾经打败了在一九五二年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上获奖的选手。
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有很多是工人。来自上海的十八名运动员中，就有十名是工人。在上海，乒乓球运动是仅次于广播体操的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其中工人参加的最多。今年参加上海市乒乓球联赛的二十五名工人选手，就是由一万三千多名工人运动员中选拔出来的。
这次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将分三轮进行，男女运动员先分组进行循环赛。（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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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优秀排球队表演赛结束
全国优秀的男女排球队九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了表演赛三天。
参加表演赛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女排球队、中央体育学院男女排球队和在一九五五年全国排球联赛中获得冠军的东北体育学院男子排球队、西南体育学院女子排球队，获得亚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男子排球队、中南体育学院女子排球队。在三天中共举行了十场表演赛，观众将近一万人。
九日举行了四场表演赛。在男子队的表演赛中，“八一”队以三比二战胜了驻广州部队队；中央体育学院队以三比一战胜了东北体育学院队。在女子队的表演赛中，中央体育学院队以三比一战胜了西南体育学院队；“八一”队以三比零战胜中南体育学院队。
十日晚上，“八一”男女排球队同中央体育学院男女排球队举行了两场精采的表演赛。结果，“八一”女子队以三比二胜中央体育学院队；“八一”男子队以三比一胜中央体育学院男子队。
十一日举行了四场表演赛。男子队的两场表演赛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队对东北体育学院队；中央体育学院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队。在这两场比赛中，“八一”队和中央体育学院队都是经过四局紧张的争夺以后才获胜的。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