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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月十日在克什米尔总理举行的招待会上
赫鲁晓夫的讲话亲爱的朋友们：
请首先允许我向查谟与克什米尔邦邦长尤瓦拉吉·卡兰·辛格先生、查谟与克什米尔邦总理巴克希先生、在座的全体朋友和贵邦全体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给予我们殷勤的招待。（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克什米尔人民对我们的非常热烈的欢迎。当我们昨天乘船沿河游览的时候，河岸上挤满了欢迎我们的人群。当我们走过斯利那加的街道时，群众夹道欢迎我们，克什米尔的居民像我们曾经访问过的印度其他各城市和各省的居民一样，对于自己的朋友和兄弟——苏联人民表示了衷心的友谊和热爱，这使我们深深感动。 （掌声）
贵邦最靠近苏联的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 （掌声）因此，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贵邦邦长、敬爱的尤瓦拉吉·卡兰·辛格请我们访问克什米尔的邀请。我们能够访问贵邦感到很高兴，因为它是你们的总理——我们所尊敬的尼赫鲁先生的故乡。 （经久不息的掌声）
你们这里的气候同我们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气候相同，许多农作物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就好像呼吸到了我们祖国、中亚细亚南部的气息。克什米尔和贵邦首府——斯利那加城的居民就他们的民族成份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里有克什米尔族、道格拉族、拉达克族，在克什米尔的居民中还有印度教徒、回教徒、锡克教徒及其他民族的人和其他教徒。但是，当我们走过斯利那加的街道的时候，我们感到，具有各种宗教信仰和各民族的人都一致地欢迎我们。这从欢迎标语和斯利那加居民向我们说的问候的话中可以看出来。
这一切都是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尼赫鲁在这里同在印度的其他各邦一样享有极大的声誉和威望。 （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切都说明，包括各种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人民是友好地相处的，并且竭力为自己的祖国——印度共和国做十分有益的工作。 （掌声）
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亲切和易于了解的。我们国家就它的民族成份来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有着各种宗教信仰的人。而这一点并没有使我们有任何的隔阂，苏联人好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在一起生活和劳动。 （掌声）
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每个人，每个民族的内心的问题。在我们代表团中就有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代表拉苏洛夫、拉希姆巴巴耶娃、拉希多夫，而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民族是信仰回教的民族。
但是，在我们那里，回教徒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在我们那里，这样的区别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一切民族都是伟大的苏联的当之无愧的成员，它们组成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掌声）
在我们苏联完满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公民，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参加宗教礼拜。
我谈起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更加清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为有些国家直到今天始终力图在印度各民族中间散布纠纷，煽动民族仇恨，或者按宗教信仰原则来分裂各族人民。这些国家的官方人物竭力人为地制造冲突。
但是这一切对印度和印度各民族有好处吗？我认为，这损害整个印度的利益以及印度各族人民的利益。
各族人民希望有机会工作、提高自己的文化、过富裕的生活。他们希望有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国家摆布的、自由的国家。
难道这一切取决于这个民族或是那个民族信仰哪种宗教吗？我认为，不是这样。 （掌声）
为了要有政治上的自由、要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的机会、要有物质的保障，并不需要建立一个什么单一的宗教信仰的国家。需要的是人民要有自由，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 （掌声）
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勉强任何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和管理国家的方式。每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决他们应该选择怎样一种管理国家的方式和采取怎样的观念形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指出，我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已经使得他们进入发挥他们的所有创造力的全盛时期，并且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国民经济和文化，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
为什么产生了所谓克什米尔问题呢？这个问题不是在人民中间产生的。而是某些国家利欲薰心地在正在挣脱殖民压迫和摆脱外国压迫者的长期枷锁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之间煽动敌对情绪。 （掌声）
垄断资本家追逐的完全是自己的目的。他们教唆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企图使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更加从属于他们，使这些国家服从他们的意志。
我没有必要指出哪些国家不断在使克什米尔问题尖锐化，因为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而这些国家也并不怎么掩饰它们对进一步使这个问题严重化的兴趣。
安全理事会曾经讨论过克什米尔问题，苏联代表明确地阐述了我们苏联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极其清楚明确的。苏联一贯认为，克什米尔的政治地位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克什米尔人民自己的事情，这样才符合民主原则，才符合巩固这个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利益。 （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抱着公正而客观的立场，对克什米尔人民和克什米尔人民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一贯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个力量已经同非常了解克什米尔人民的民族愿望的印度共和国中的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友好关系。
事实证明，克什米尔的居民并不希望克什米尔成为帝国主义势力手里的工具。 （暴风雨般的掌声）而某些大国在支持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的借口下，恰恰是力图使克什米尔成为他们的工具。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一般地谈谈我对把印度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意见。使得我们——印度的朋友感到痛心的是：帝国主义势力居然把印度分裂为两部分——印度和巴基斯坦。要知道在印度人民获得自己的国家独立以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印度。把印度分裂为两部分的作法，并不对印度各族人民有利。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有人围绕着印度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播弄是非，虽然宗教信仰问题决不是建立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可以拿我们国家来作例子。苏联目前有一千五百多万回教徒，还有其他教徒。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但是我们国家的各族人民却在和睦友爱地相处。他们建立了并且不断地加强着自己的统一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掌声）
由此可见，在建立巴基斯坦和使它从统一的印度国家分离出去的时候，居民的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是主要的因素。而在自己的政策中奉行大家老早已经知道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的其他国家，积极参加了这个事情。他们利用宗教信仰不同的因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深信，当激烈的情绪消失和人民认识到这种人为分裂印度领土的全部含义的时候，他们将感到遗憾。
但是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这一方面坦率地说出我的意见完全不是为了要在什么地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我把这一点当作事实说出来。既然这两个国家存在着和发展着，那末现在就没有什么必要重新划分两国的国境，像某些国家所希望的那样。 （掌声）大家知道，改变国境往往是痛苦的事情，并且一定会造成流血事件。
作为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的克什米尔的问题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解决了。这是人民自己的事情。（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认为，双方面都需要对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表现出巨大意志，因为不论印度或者巴基斯坦都只有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才能获得发展。（掌声）
我们同印度共和国有极其友好的关系。 （掌声）这种关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把相互关系建立在人人知道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上。我们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我们在反对建立军事集团和各种军事联盟方面站在共同的立场上。我们两国政府实行着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阻止战争爆发的政策。
独立的和自主的印度共和国，是正在成长的年青国家。使我们互相接近的是，这个国家正在积极地为世界和平奋斗。我们不干涉印度共和国的内政，印度也不干涉我们的内政。 （掌声）每个国家的内政，是每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
如果说，我们认为印度共和国是我们在争取和平、争取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斗争中的同盟者，那末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这样来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年青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所实行的政策却使我们忧虑。事实证明，他们的政策不是以自己人民、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为根据的，而是由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授意的。巴基斯坦现政府公然标榜他们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特别亲近。 （场内活跃）它是臭名昭彰的绝不是为了和平利益的巴格达条约的最先参加者和发起者之一。 （场内活跃）它准许在自己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而这些基地紧紧地靠近苏联边境。
我们坦率地说，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积极参加下有人正在进一步努力扩大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的数目。
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伊朗政府竟跟着帝国主义势力走，而加入了这个条约。
我们公开地说，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支持巴格达条约的参加者，如同不支持反对苏联的任何一个集团一样。
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了政治上的盲人了。大家看得很清楚，巴格达条约的矛头是指向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削弱这个好战的联盟，因为它是可能产生冒险行动的根源之一。
我们衷心希望，爱好和平的、独立的印度共和国成长和巩固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们已经知道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下面这样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了苏联大使并且向他建议，要我和我的朋友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拒绝访问克什米尔，要我们拒绝贵邦邦长请我们访问斯利那加和贵邦其他一些地区的邀请。 （哄堂大笑）
这不能不看作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干涉别人的事情的行为。从来还没有过任何其他国家敢于指示我们，说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去干些什么，应该给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场内活跃，掌声）
我们非常不喜欢巴格达条约，巴基斯坦就是这个条约的最积极的成员国之一，尽管这对于它自己、对于它的人民都绝没有好处。不过我们有耐心，而且相信，这个巴格达条约一定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留下的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回忆。 （场内活跃，暴风雨般的掌声）
巴基斯坦外交部代表还对我们驻在他们国家的大使说，巴基斯坦政府不希望我们去访问阿富汗这个同我们相邻的国家。（场内活跃）的确，这话说的太过分了，而提这种建议的人也太好多管闲事了。
阿富汗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同它早就建立了友好关系。 （掌声）我们愿意发展并且巩固这种关系，同时希望，我们的访问阿富汗能够促进这一点。
（掌声）
我们也很愿意同巴基斯坦建立这种友好关系，而目前这种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怪我们。不过，我们将为了和平事业的利益而坚持争取改善这种关系。
苏联过去和现在始终主张全世界和平，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伟大的列宁嘱咐我们要坚持不渝地执行这条路线。（暴风雨般的掌声）因此我们将不屈不挠地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巩固和发展自己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
印度共和国和苏联的友谊和合作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世界和平万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新华社据塔斯社斯利那加十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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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
欧阳予倩
我是个极其平凡的戏剧工作者，尽管有追求真理的心，因为受旧文化的习染深而斗争性不强，所以对共产主义一向只是幻想式的向往，没有能够把整个生命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从斗争中逐步认识真理。
我从事戏剧运动四十余年（从成年到现在自食其力没有干过任何其他谋利的事），在最初一个阶段（一九○七—一九一七年），我曾经挂起社会教育的招牌与封建势力相周旋；演了京戏之后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我也做过种种改良旧戏的尝试，碰过不少钉子，但没找到正确的道路，也没有得到过一点同情的支援；我也曾搞过“爱美剧”运动，参加过上海戏剧协社、南国社，自己也办过剧团，成绩很小；写过不少剧本，比较成功的可以说没有。我的政治态度最初是反对外国人统治，进而反帝制，反军阀，反卖国贼，可只是心里想着，口里谈着，没有具体的、鲜明的行动。我对民国初年国民党一班新贵们的趾高气扬日趋腐化是有反感的；及至孙中山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同情他所提倡的国民革命，也以为他所著的建国大纲是对的。“北伐”以后以为可能有些办法，我便放弃了舞台生活，想投身革命事业。由于蒋介石的极端反动，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时我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才好，就不免产生了感伤的情绪——我既不愿搭班子再演些无聊的戏，生活又没有办法，只好改行干电影，拍了两部默片，都不满意，觉得和老板们也不容易合作；以后我便到广东住了三年，办了个戏剧研究所。那时候，上海正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团体。我自以为是不甘落后的。但那时我的思想相当混乱，从我当时所写的文章可以看得明白：我对进步的文艺理论并没有好好学习，只凭自己一点狭隘的知识和见解在那里乱碰。
广东戏剧研究所解散，我回到上海，恰遇“一·二八”事变。此后我的思想有显著的转变：当“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南通张季直写文章反对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我以为他很不应该，但不懂得他为什么会那样，证之以“一·二八”当时的所见所闻，令我联想起张季直的文章，又不禁想起长沙绅士为着对付共产党请日本兵舰向城里开炮的事，这我才相信阶级意识超过民族意识的说法完全正确。我们十九景的活报剧“不要忘了”（写“一·二八”淞沪之战和李顿调查团）就是那个时期写的。我开始认识工人阶级的品质，我又读了些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件，我便肯定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完全了解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初冬，我到了法国，参加过四、五次法国共产党所组织的工人晚会；一九三三年春到过英国；同年夏天到秋天到过苏联两次；同年冬回国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走日本。一九三四年秋回到上海从事电影编导。这一时期我明确地认识到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中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党的领导和影响，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三四年我回到上海后，比较以前和党接近了一些，抗日战争爆发后便一步步地更加接近，以至和地下党员共同活动。我虽然知道些社会科学的名词，并不曾好好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前学习当然有困难，自己也没有下决心去钻研），不懂得党的政策，不具体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知道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自己的立场也不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始终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以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情无产阶级、愿为革命的胜利尽其所能尽的一分力量也就行了。
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到如今已经六年多。在这六年当中，我虽然学习得很不好，但我参加过许多重大的会议；并且在政府机关担任过一些工作；经过文艺整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及反官僚主义等运动；还光荣地和党员同志一同学习过整党的文件。在许多同志帮助之下，尤其是直接在党的领导之下，我才真正有了些进步，我明白了首先必须站稳正确的立场，然后思想和行动才能完全一致，而立场和成份是可以改变的。我进一步懂得了些党的政策；我从多方面认识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也看到了党对每一个党员和非党干部的教育培养和亲切的关怀。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把一个被强盗土匪弄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改变成为强盛的国家。体会到党的伟大理想和达到这一伟大理想的途径和步骤，这才懂得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稳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意义。几年来在工作当中，对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如何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一些体会，多多少少克服了自由主义的缺点，决心要做一个忠于祖国和人民、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六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六十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四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
当我学习党员八个条件的时候，我曾经把我的一生从头想过一下，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意识浓厚，斗争性不强，这几年虽然有进步、做一个党员也还是不完全够资格。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诚恳的愿望，希望党能给予更多的培养，使在组织生活中得到更多的鼓励和督促，好比一部旧机器在先进的工人运用之下可以多发生点滴的作用。古话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我自信也还有些勇气和不懈之志。现在我光荣地被批准入党，我一定要在同志们的帮助和督促之下，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希望能起一个小螺丝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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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新阶段”
管大同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新阶段”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文件汇编。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之下，着重地讨论了进一步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问题。本书中包括了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毛主席邀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会议的开幕词，陈云副总理作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向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作报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向毛主席致敬电，会议的“告全国工商界书”和会议决议等十三篇文件。对于学习和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来说，这是一本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集。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今年已经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的阶段。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的，是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推进到在许多行业中、在各地方分别地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从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和中级形式，推进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一新的阶段是在过去几年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加速进展的形势所迫切需要的。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树立了绝对的优势，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民族资产阶级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进步核心分子，已有愈来愈多的私营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在我国过渡时期，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强大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有利的国际条件下，通过和平的道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但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不是说，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不是的。逐步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仍然是一场深刻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没有斗争，或者丧失了应有的警惕，都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在过渡时期，党和国家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而且要把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用教育的方法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里的工作人员。因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经济工作，同时也是政治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大事。现在还有很多的人，甚至有很多的干部，不只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在认识上模糊，而且表现了极端不重视的态度。正如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指出的：“今天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党和人民政府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落在需要和可能的后面。无论在共产党内，在工人阶级内和在工商界内，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做得很少，许多思想上的混乱还没有得到澄清。同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工作也没有引起各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方各城市的普遍重视。”
这本文集应当成为各机关、各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国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之一。有关的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地阅读和讨论。应当指出，现时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接触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的，他们害怕或不屑于和资本家接近，不爱读有关工商联的文章，不研究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态度。这种关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不相信党、国家和工人阶级有力量可以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对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采取了不可容忍的消极态度。在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虽然拥护并热烈地执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各项措施，虽然对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积极地进行着斗争，但他们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未来方向，还有认识不清的，因而在工作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的和“左”的偏向。这本书的许多文件，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问题，诸如和平改造方针、赎买政策、全面规划，以及关于全行业公私合营、经济改组、定息等具体政策和措施，都有系统的分析。这些文件是各财经机关的干部、企业的工会干部和广大的职工群众的很好教材。
这次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毛主席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指导下，着重地讨论了资产阶级个人的改造问题。在陈叔通主任委员的题为“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开幕词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着重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分子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怎样把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结合起来，怎样爱国守法，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思想改造，怎样由剥削者逐步转变成为劳动者，以及怎样培养先进核心分子，发挥核心分子在改造中的重要作用等都作了比较深透地分析。在这次会议中，许多工商界人士作了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前途。在会议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无比感激和万分兴奋的心情，认真地学习和讨论了您在座谈会上对我们的教导，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深刻的教育，进一步看清了前途，坚定了信心，增加了力量。”“您的每一句话都深入我们的心坎，使我们感动，也使我们惭愧”。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讨论和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针对着当前工商界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号召全国工商界“努力学习，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改变旧生活，接受新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号召全国工商界“紧紧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满怀信心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目标迈进”。无疑地，工商界认真地学习这些文件，必然会有助于增强信心，解除苦闷，提高认识，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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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拒绝退社农户重新入社
黎言
有些农户，特别是中农，入了社又退社，退了社看上一年半载，觉得还是入社好，又要求入社，这在合作化运动的头几年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应该肯定，曾经退社的农户，再愿意回到社里来，这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我们的合作社办好了，真正起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对于这些农民，我们应该采取热情的欢迎的态度，绝对不应该冷淡他们和打击他们。可是，这种不应该发生的现象，目前在有些地方却在发生着。
今年夏季整社时，河北省玉田县十里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一部分农户要求退社，当时，整社工作组曾经对他们进行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但是无效，最后只得允许他们退社。由于这个合作社今年较去年增产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退社的农户中绝大部分要求重新回到社里来，当时，正是紧张的种麦时节，社干部和乡支部，一方面征求了在村的县干部的意见，同意吸收他们入社，并计划统一种麦；另一方面就去请示区委批准，想不到这时却发生了意外。区委副书记陆桂兰一听说十里坨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部分退社的农户又要入社，就无理地发问：“为什么他们出去又回来？不行！”社干部就说明这些农户经过一年的对比，确实感到入社比单干强，所以才愿意重新回到社里来。但是陆桂兰还是拒绝批准，社干部又说明有些重新入社户的麦田已经统一播种的情况，要区委进一步考虑。陆桂兰又斩钉截铁地说：“种了麦子也不行，该还麦种还麦种，欠工补工。”社干部无法可想，只好停止给新入社户继续种麦，并且宣布要他们出社。直到县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批评以后，这种现象才得到纠正。
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河北省丰润县韩城区薛家庄，去年种麦之后，有两户富裕中农加入了这个村子的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春耕时，这两户富裕中农看到自己的麦子比社里的麦子长得好，由于自私自利思想的作怪，就有了退社的打算，因此，在送粪时，又违反社的规定，多给自己的地里送了粪，以后就坚持要求退社了。现在，这两户富裕中农又要求回到社里来。为什么呢？因为，一来他们看到社里的粮食平均产量已经超过了他们的产量；二来全村已经合作化，农忙时节连搭犋的对象都找不到。他们的要求是迫切的，可是却被第一社的主任拒绝了。这两户富裕中农恳切地表示，愿意向全体社员检讨自己今年坚持退社的严重的自私自利的错误，同时保证今后一定改正，但第一社的主任还是拒绝接收他们。这两户富裕中农只得到这个村里的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去申请入社，第二社的主任同样拒绝了他们的申请：“一社不能要你们，二社怎能要你们？”一社主任甚至说过：将来接收地主富农入社以后，再考虑这两户富裕中农的要求。这两个社主任都是共产党员。
对曾经退社又要求入社的农户，应该作必要的考察，以便了解他们是否确实自愿，如果确实自愿，就应该欢迎他们回到社里来，不该有任何清规戒律限制他们重新入社。至于这些农户本身存在的缺点，那怕是比较严重的缺点，应该在吸收他们入社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而不能采取排斥他们入社的办法，去对他们进行所谓“考验”。合作社对于劳动农民来说，不但是集体劳动的组织，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全体劳动农民只有在合作社之内才能最后克服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缺点，而成为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爱护农民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应当挫折它。在处理退社农民要求入社的问题上，同样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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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广大人民
热烈拥护政府逮捕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广大人民纷纷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热烈拥护政府逮捕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正确措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和各区委员会在公安机关逮捕了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以后，纷纷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的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在发言中，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情报活动和毒害青年、迫害爱国天主教徒等种种罪行，表示无比愤怒，一致拥护政府逮捕这些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解放日报”在登载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消息后的三个多星期里，收到各界人民愤怒声讨和检举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信件一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二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持松法师，以及清真寺伊斯兰教教长马人斌等都在报纸上写文章拥护政府的正确措施。陈见真说：“政府将以龚品梅为首的一伙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不仅是为民除害，也是为教除害，这是整个宗教界的一件大喜事。”
很多群众在集会上的发言中和写给报社的信中，也都愤怒斥责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大通路培德里的居民孙兰芳、莫淑娴等是目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天主堂里公然行凶、私刑拷打爱国教徒顾平生的见证人。她们说，当她们闻声前去救顾平生时，这些反革命分子还殴辱她们，猖狂地呼喊反革命口号。培德里全体里弄干部请求人民政府一定要严惩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卢湾区一千一百六十二名里弄干部和妇女干部也写信给政府要求对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惩处。
上海各大、中、小学的教师、保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许多家长，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青年儿童的罪行特别感到愤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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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
上海市天主教堂的宗教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自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九月上旬被破获以后，上海市十多个天主教堂的宗教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十月初，这些教堂为庆祝国庆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弥撒礼节。许多教堂张灯结彩，在教堂上空飘起了五星红旗。徐汇区依纳爵堂在十月一日早晨鸣钟半小时。过去受龚品梅毒害很深的一部分青年，在今年国庆节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天主教界的游行队伍。
现在，教徒们到教堂去望弥撒时也不会再受到臂上缠布的特殊教徒的监视和凌辱了，他们的正当的宗教生活已获得了保障。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是天主教的“耶稣君王”和“诸处瞻礼”的日子。教徒们络绎不绝地到教堂去望弥撒和祈祷。徐汇区依纳爵堂为了庆祝这两个传统的节日，在教堂里挂起了花冠、对联等装饰品，宝塔灯照得全堂通明，每天举行六、七台弥撒。其它区的方济各堂、君王堂、伯多禄堂、若瑟堂、圣心堂等在这两天中也都举行了大瞻礼仪式。一直在洋泾浜若瑟堂望弥撒的女教徒罗月芳，因为热心参加里弄的福利工作，又有一个孩子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就受到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严厉的处罚，有三年多的时间不准她一家人领“圣体”。直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以后，她才在若瑟堂的神父手里领到了“圣体”。遭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绝罚”的徐汇区女教徒、圣母院总务主任潘雪芳现在已得到神父同意，在十一月十一日补行了她去年四月结婚时被教堂拒绝举行的“祝福婚配”仪式。其他各区遭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假借神权迫害的爱国天主教徒现在都真正恢复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徐汇区老年教徒马杰礼说：“我们爱国无罪的正义，现在终于获得伸张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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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民族语文干部工作有很大发展
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需要，中央民族学院和其他有关单位，四年多以来在培养民族语文工作人员、翻译和教学人员的工作上，有了很大发展。
从一九五一年起，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陆续开办了藏、蒙、维吾尔、哈萨克、彝、僮、布依、苗、瑶、侗、傣、纳西、傈僳、景颇、载瓦、佧瓦、拉祜等十七种语言的班次。为配合创立僮族和苗族的文字的工作，又开设了专修科，招收僮族和苗族学生，培养为这两个地区的语文研究和推行文字的干部。为进一步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门人材，还开设了研究班，研究生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语文系本科学生都到民族地区进行实习，先后到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新疆、湖南和西藏等处的实习组已经有三十二个。培养干部的工作是和调查研究的工作相结合的，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按照语言系属设立的七个教研组和上述实习组，对于有关民族语言也进行了调查研究。语文系各班学生先后计六百二十八人，除已经毕业和调工作的外，现在还有四百九十六人。
在各地民族学院和一些高等学校中，也有开设一些少数民族语文课程并进行了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到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文工作队，也都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进行培养干部的工作，而且特别重视培养本民族语文干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