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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社中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中共三河县蓝各庄乡支部的整社经验
力军 刘琪
河北省三河县蓝各庄乡今年秋天建立了三个新社。在建社中，由于乡支部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和在党员中进行阶级路线的教育，因此，三个新社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如伟大社十一个筹备委员中，就有六个是富裕中农，三个下中农，两个贫农；其他两个社也都是富裕中农当了筹备委员会主任。富裕中农取得领导权后，就排斥贫农，在评定生产资料中，全乡三个新社都压低了贫农和下中农的土地产量。在生产中，伟大社故意把粪肥价格提高，超过市价七角到一元，使贫农吃亏很大。建平社规定使用社员牲口按天记分，秋后和劳动力一样分红。一个男劳动力一天记五分到八分工，一头驴一天也记四分到七分工。这样有驴的富裕户收入就多，没有牲口的贫农和下中农社员收入就少。
十一月中旬，中共蓝各庄乡支部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协助各社进行整顿工作。要整社，首先要把党内的思想统一起来。整社开始，有的党员对为什么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怎样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等问题认识很模糊，甚至有个别党员认为“贫农没有文化，生产管理经验也不多，牲口、农具不齐全，依靠他们生产就搞不好。”因此，主张依靠中农办社。为了纠正这些模糊认识，支部领导全体党员反复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特别着重学习了文件中关于社员成分的问题。乡支部又召开了党员会议，在会上举出了各社贫农和富裕中农对社的不同态度。如友联社在种麦的时候，因牲口少忙不过来，贫农社员周国兴等九人，就自动用小推车往地里推粪，八天就推出一千五百多小车粪，保证社及时种上麦子，可是富裕中农社员谁也不去推粪。建华社（老社）贫农社员马瑞林，在下地时背着粪筐，半路上看见牲口拉下的粪就拾起来，一年来共给社拾了两车多粪。可是同他经常在一起下地干活的富裕中农社员赵文瑞，向来不背粪筐，不拾粪。贫农和富裕中农都是社员，为什么对社的态度不一样呢？经过讨论，党员的认识提高了。蓝各庄村支部委员李庆成说：“贫农和下中农生产和生活都有困难，最需要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入社后就以社为家，生产积极。”魏各庄村支部副书记蔡德富说：“富裕中农一般是牲口农具比较齐全，土地比较多，所以在刚入社的时候心里老是打算盘，恐怕吃亏，容易动摇不定。”大家都认识到必须依靠贫农，才能把社办好。
但是有的党员因此对富裕中农抱着歧视态度，认为现在可以对富裕中农少讲和不讲团结，少讲或不讲自愿互利政策；还有的把富裕中农同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这当然也是错误的。乡支部发现这些思想后，又反复向党员讲解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意义，说明中农和贫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解放的，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犹豫不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还要多看一两年，但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自愿互利政策，办好现有的合作社，富裕中农是会自愿入社的。会上还用本乡老社贫农和中农团结得到增产的事实来教育党员。
党员明确了应依靠谁团结谁来办好社的问题以后，支部接着就以社为单位召开了社员大会，先从团结工作做起，对社员进行中农和贫农相互团结生产的教育。会上总结了蓝各庄建华社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获得增产的经验。经过活生生的事实教育，收效很大，社员们都认识到只有贫农和中农团结起来搞好生产，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农认为贫农沾自己的光的思想初步解决了。很多中农社员说：
“大家沾了组织起来的光。”接着支部又引导社员回忆了旧社会贫农、中农受压迫和解放后本乡阶级分化给农民带来的痛苦的情况。事实证明，几年来不光有些贫农和下中农因天灾病害大批出卖土地，有些上中农也因天灾病害出卖土地，生活由富裕变成困难。如上中农杨士平有二十亩地，就因为天灾病害卖了五亩四分地，生活逐渐下降。通过回忆，社员认识到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不光贫农和下中农需要组织起来，上中农也需要组织起来。
在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后，党员就分头协助各社干部检查了社内各种使贫农吃亏的不合理的情况。首先支部动员社员合理地调整了粪价，做到中农、贫农都不吃亏，因而提高了社员积肥情绪。支部又解决了牲口记分的问题。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以前使用社员的牲口工，一律折价记账，大驴和大牛每天给七角工价，中等驴和中等牛每天给六角工价，小驴每天给五角工价。今后社使用社员的牲口采取私有雇用的办法，社和社员订立了合同，牲口工价在秋后由农业总收入中扣除。这样做，贫农和中农都很满意。支部又扭转了评产中对贫农土地压级的偏向。对各户土地产量重新进行审查，规定贫农土地凡是质量相同，只是因加工施肥少产量较低，而入社后产量又能提高的土地，仍要按原来产量评定，相差的部分由社员补肥。经过这样审查评议，三个新社共有十五户贫农和下中农的三十一亩九分地，合理地调整了产量。消除了以上各种不合理现象以后，贫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提高了。
乡支部事先培养了一批贫农和下中农骨干，接着就在社员中酝酿改选社干部。通过选举，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富裕中农成分的领导干部，选举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贫农和下中农骨干当社干部。如建平社主任富裕中农王文华自私自利，社里种麦没有犁，他有犁也不借，社里规定社员除留一部分园田外，不留自留地，他和他弟弟王文仲、王文成却留了八亩好地，牲口按天记分就是王文华提出的。而贫农马茂田、李树铭、熊玉仙（女）公正无私，热心办社，受到社员拥护。在改选中，马茂田、李树铭、熊玉仙被选为正副主任，王文华落了选。友联社副主任富裕中农李福堂也是自私自利，社员对他的意见很多。这时乡支部就积极培养贫农杨允义当骨干。杨允义扛了二十多年活，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现在积极办社。后来选举的时候，杨允义就被选为副主任，李福堂落选了。在乡支部的培养下，现在全乡三个新社的八名正、副主任都是贫农和下中农。
在整社过程中，乡支部注意团结中农。各社都选举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当社员代表会的代表。社里召开各种会议，也都请中农代表参加，对他们的正确的意见就采纳，不正确的意见则耐心地进行解释。另外乡支部还经常对中农社员进行社会前途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树立集体主义思想。这样，中农怕吃亏的思想很快解除了，都能安心进行生产。
乡支部为了更好地在生产中巩固贫农和中农的团结，还帮助建华社进行了评比，选出了三十六名模范社员，其中有三十二名是贫农，四名中农。对这些模范社员，召开大会予以表扬。其他老社和新社对贫农和下中农的爱社的模范事迹也进行了表扬。贫农和下中农爱护集体利益和积极劳动的行动，对中农教育很大。很多中农说：“咱们一定向贫农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社里财产，争取当模范。”
蓝各庄乡支部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阶级政策，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教育，全乡四个老社和三个新社都出现了团结生产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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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天主教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可敬的神父们，亲爱的教友们！
九月八日，我们上海教区原来的领导人龚品梅等因为犯了反革命罪行而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我们身为司铎，负有传扬福音的使命，看到教会里发生了这样一件危害祖国和玷污教会的严重事件，怎能不感到无比痛心呢！我们抑制着痛苦的心情，反复地研究了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细心地听了并看了格寿平、斐有文等的口供录音和亲笔供词，联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倾听了成千成万教友的正义呼声，同时祈求天主圣神的光照，良心催促着我们再不能沉默不言了。
当龚品梅就任主教时，因为他是上海教区第一任国籍主教，上海广大教友期望甚殷，希望他能根据基多精神，领导教区，同时也希望他能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可是六年来的事实竟完全相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自从学习和研究了各种材料之后，我们明白龚品梅的被任为上海主教，是由格寿平、才尔孟等所一手保举的。而格寿平、才尔孟等是长期来潜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格寿平自己供认：“我反对人民政府以及煽动别人反对政府……我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神父‘爱纪伯’（即小集团，包括陈天祥、朱树德、金鲁贤等七人）作为对抗人民政府所领导的运动的核心，而且我利用教理小组、避静、各堂口的各种讲道形式、组织力量，反对政府……我现在承认我这些行为确实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我承认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承认这些反对人民政府的严重错误，应使我受到严厉的处分。”才尔孟也供认在我国进行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然而当格寿平被我人民政府驱逐出境到达香港时，龚品梅竟当天就写信给他，说：“希望你健康如恒，不久仍会公开领导我们，实际上我深知你从未放弃领导。”按照圣统，应该主教领导教区，而龚品梅却要格寿平来领导，自己处在被领导的地位，这本来已经太不像话了，又何况格寿平既然自己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龚品梅还要他“不久”“仍会”“公开”来领导，这是什么居心呢？格寿平的供词说出了龚品梅要求领导的真相：“自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和龚主教每星期要密谈三、四次，都是在主教房间内进行的。我在这些谈话中……帮助龚品梅主教反对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神父教友们呵！今天我们知道了这种外表好看内里脏臭的情形，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这完全证实了龚品梅不是以祖国和教会的利益为前提，而是以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前提，怪不得在上海教会内不断发生种种反常的情形了。
保禄宗徒说：“一总的人都该服从有权柄的上司，因为权柄没有不是从天主来的。”（罗马书拾叁·一）可见服从政府遵守国法是每个神父教友的本分，何况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龚品梅却破坏政府政策法令。譬如，土地改革是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农民辛勤劳动所得是公道的；地主坐享其成剥削农民是不公道的。根据天主教主张公道的道理，应该拥护土地改革。而龚品梅竟指示各地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果不得不分到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则应在人民政府垮台后，把它归还地主”；又指示各地传教士“不得承认土改时斗争地主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试问，这难道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所应做的事情吗？又如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在从前旧社会里无法无天残害人民的情形，今天我们都记忆犹新，而解放后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更是事实昭彰，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除暴安良，保障国家建设，这是天大的好事情。而龚品梅又在镇压反革命后的一年，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教堂里公然为这些罪犯举行“光荣弥撒”，称反革命分子家属为“光荣家属”；甚至，在徐家汇修道院以及在董家渡堂内窝藏大汉奸大特务徐若愚、邓家俊等。教堂修院是圣洁的地方，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是犯罪的人，把这些犯罪的人藏在我们圣洁的地方，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保家卫国，人之天职。教理详解上说：“国家有难，不顾身家性命，保护国家。”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其目的就是为侵略中国，企图使美蒋统治在中国复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而龚品梅竟诬蔑说“单以保卫国家为借口而从事一种不正义的战争是说不过去的”。可是同时他们却不惜玷污圣母的圣名，去颂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造谣说：“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这还像是一个中国人吗？还有和平爱人的宗教气息吗？
爱国是天经地义的，载在十诫的第四诫。耶稣也说过：“责撒肋的归责撒肋，天主的归天主。”
（玛窦贰拾贰·二十一）我们爱国正是遵守耶稣的圣训，是爱教的具体表现。过去我们常感到国势衰弱，受外国欺侮，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赶走了帝国主义，祖国确实强大了，前途光明灿烂，这是人民政府的功绩。人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人民政府确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凡是我们纯宗教方面的事情，与圣座纯宗教上的联系，政府不加干涉，也不强迫我们放弃信仰。政府对我们天主教是尊重的，正当的宗教活动是保护的。再说，人民生活安定，社会风气改善，道德提高，如娼妓、烟赌、流氓、盗贼已基本肃清，这不但减少了我们犯罪的机会，而且对我们修德立功来说也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应该感谢天主，应该加倍热爱人民政府领导的国家。而龚品梅等千方百计的阻止我们爱自己的国家，要我们“不看、不听、不讲”，同新社会隔绝起来，不许我们信任和靠拢人民政府，不许我们开会、学习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不许教友儿童参加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宗旨的少年先锋队，故意歪曲和诬蔑教友的爱国爱教的正义行动为“反教”、“裂教”，并且利用神权以停止圣事或绝罚，加以打击。制造神父与教友之间、神父与神父之间、教友与教友之间的不团结，使得一些神父教友苦闷不安无所适从。他们还有意制造“教难”空气，诅咒新中国为“黑暗世界”，诬蔑人民政府为“魔鬼”，正因为他们对新中国与人民政府是这样的恨之入骨，因此像建立“救国革命党”等反革命组织，秘密派遣反革命分子到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收集各种情报供给帝国主义间谍情报机关等无法无天的反革命活动也就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凡此种种，当然为国法所不容，教规所不许，也一定被全国人民所反对，一众教友所唾弃。龚品梅等假借宗教名义做出这许多破坏国家的政治性活动，完全不是一个主教、神父应该做的事情。感谢天主上智的安排，人民政府已采取了英明的措施，使我们上海的教会从被龚品梅所带到的绝路上挽救过来。
在以上例举的罪恶活动中，有许多是由龚品梅通过我们执行的。我们承认错听了格寿平、龚品梅这等人的命令，做了许多上有愧于天主下有负于人民的事情，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教友。全国各地神长教友爱国爱教，生气蓬勃，而我们在龚品梅的控制下不但死气沉沉，而且严重阻碍了上海教友爱国运动的开展，造成教友精神苦闷和种种损害，同时也影响了各地神长教友爱国运动的进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犯罪行为出现在上海教区为期如此之久，我们不仅没有效法耶稣伸张正义反对罪恶的精神，而且没有分辨是非，甚至盲目服从包庇辩护，因此我们深深感到羞愧、悔恨和痛苦。但光是羞愧、悔恨、痛苦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接受这次沉痛的教训，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弥补以往所造成的损失，应该负起责任来，勇敢地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耶稣说过：“你们是地上之盐”、“世上之光。”（玛窦伍，十三、十四）只有尽好天主所交给我们领导教友爱主爱人的本分，尽好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应尽的义务，我们的盐才能有味，光才能发亮，而为天主所喜悦。各位亲爱的神父教友！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为了我们教会的前途，我们决心和全体神长教友共策共励做到下列三点：
（一）明辨是非，划清人民与反革命的界限，提高警惕，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再利用我们教会，借宗教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祖国，玷污教会。
（二）努力学习，提高爱国觉悟，尽好人民的责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响应政府号召，热烈参加爱国活动，为建设祖国、保卫和平而贡献力量。
（三）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加强神父教友之间的团结，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尽好爱国爱教的本分。
各位亲爱的神父教友！让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和全国各地神长教友同心协力，互助互勉，互相学习，为彻底实现上述各项任务而努力。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靠托天主圣宠的帮助和圣母玛利亚的转求，赐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将决心成为行动化为现实。
祝基多平安！上海天主教神职界
董家渡方济各堂：张伊耕范良佐
汤子盘胡若时
张怀良 陆鸿渐
徐聘臣 徐斐川
阎智恩 李载德
张家楼天主堂：徐元荣 王昌礽
陆家嘴天主堂：马士光 唐卓中
金家巷天主堂：张亮贤
洋泾浜若瑟堂：张冬青 周澄良
吴才生
普爱堂：任玉如
虹口圣心堂：张家树 陈 震
鲍斯高堂：黄露嘉
老天主堂：朱 瑾 范本笃
朱家宅天主堂：周苹荪
傅家玫瑰堂：张维屏
伯多禄堂：宋子桢 沈宝智
君王堂：蒋敏声 潘振华
胶州路类思堂：张士琅 连国邦
张汉章
曹家渡弥额尔堂：李思德 张登修
张载云方济堂：李瑞安 杨树德
马 骏 陈崇德徐家汇依纳爵堂：徐宗海 朱者赤
蒋润生 郭尧瑟
陈才君 杨维时徐汇修院：朱佐治 艾祖章
沈介民 姚百忍
张志远 汤孝昌崇真堂：徐元案 邱岑声岳阳路堂：丁宗杰 赵纪明七宝天主堂：张瑞麟川沙唐墓桥天主堂：卢松柏 贾 乐 山
川沙西龚天主堂：吴慕悌
川沙北蔡天主堂：周罗嘉
川沙钱家天主堂：姚景星
青浦泰来桥天主堂：钱志元
青浦蔡家湾天主堂：张雪楼
南汇六墩天主堂：顾品贤
南汇周浦天主堂：郁辉理
南汇汤家巷天主堂：金鹤亭
松江天主堂：张登俶 叶廉清
松江佘山天主堂：马凤祥
松江中泾天主堂：沈则效
奉贤南桥天主堂：张安伯
奉贤高桥天主堂：徐元棠
嘉定天主堂：龚秋生
南翔天主堂：徐宗枢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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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之二
本报记者 季音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直用所谓“宗教活动”的烟幕来遮掩他们的反革命真相。但是谁都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正当的宗教活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经常进行的所谓“讲道”，实际上都是彻底的反革命宣传。他们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咒骂新中国是“黑暗世界”、“罪恶的统治”，指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为“魔鬼”、“敌人”，狂热地煽动教徒们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请问：今天我国人民都在热情忘我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人人都为祖国的日新月异而欢欣，这些人对新中国为什么那样杀气冲天呢？这种所谓“宗教活动”，不是最露骨的反革命鼓动又是什么？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诬蔑人民政府破坏宗教活动，借以迷惑不明真相的人，掩藏他们的反革命真相，这是完全徒劳的。上海天主教徒在这次爱国运动中所提供的无数事实，证明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于宗教信仰和正当的公开的宗教活动，始终采取了保护的政策；而破坏正当宗教活动和教徒生活的恰恰是龚品梅集团自己。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职权，横暴地干涉教徒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不准他们参与一切有益的社会活动。教徒要去参加治淮工程，他们就说“治淮是有罪的”；学生教徒在学校中听政治课，也是“犯罪”，要他们逃课；农民教徒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有罪”，龚品梅集团并且宣扬：“一块土地天主计划顶多出产多少，假使人要想用啥方法来更改，超过天主的计划，是不能够的。”其他如教徒看电影，看进步书籍，看报纸，参观苏联展览馆，接受国家的公费待遇，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一律被称为“犯罪”行为，总之他们要所有教徒同一切进步文化生活隔绝。龚品梅集团甚至把小学生参加少年先锋队也列入“有罪”的范围，全家要受到“绝罚”。徐家汇区有一个天主教徒，因为孩子带上了红领巾，受到了龚品梅等人的威胁，因而全家痛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种无法无天的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暴虐干涉，难道也是什么“宗教活动”么？
上海的绝大多数天主教徒热爱祖国，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爱国运动。龚品梅集团对这些爱国教徒便用尽了侮辱、打击、恐吓等卑劣手段，辱骂他们是“魔鬼的喽啰”，甚至指挥特务流氓殴打凌辱他们。大通路天主堂的老教徒顾平生，因为检举了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龚品梅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希斌、陈祖焕就把顾非法禁闭起来，并加以辱骂殴打。徐汇区镇南街天主教徒陈廷亮因为参加了反对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龚品梅集团就不断派遣流氓把粪便掷在他家的门口、脚桶里、晒衣服竿上和水缸中。破获龚品梅集团的时候，上海公安机关在上海重庆南路仁爱会总院里，发现了一座龚品梅集团私设的监牢，这座监牢的门框上装了一道七、八尺高、三、四尺宽的铁栅门，门上的锁比拳头还大，里面还有一道结实的木板门。就在这座暗无天日的监牢里，龚品梅集团非法囚禁着一个叫舒海云的修女！她因为不满龚品梅集团骨干分子周葆英的蛮横行为，竟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被龚品梅集团分子关进这座私牢。龚品梅等人这种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私设监狱法庭、随意蹂躏人权的暴行，难道还是什么“宗教活动”么？
龚品梅等这群浸透了反革命毒汁的匪徒，日夜梦想着把新中国拉回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卖国贼统治的黑暗年代去。几年来，他们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有决定意义的各种社会改革，对表现我国人民爱国主义觉悟的各种爱国运动，以及对人民政府的其他的重大措施，都针锋相对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一九五○年十一月底，龚品梅召集了李度、朱雪帆等核心分子九人开会，“着重的研究了如何破坏土地改革问题，对这个问题，龚品梅首先污蔑土地政策说：‘穷人不出什么血汗，就把地主的地强夺分掉是十分不合理的，共产党利用土地改革的办法，是笼络人心的。应该告诉教徒不准他们在公审和斗争大会上控诉地主，不准他们去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果被迫必须分到土地财物时，不能算是自己所有权，而是给地主代管，待将来人民政府垮台时再还给地主’等等，……龚品梅还说：‘教徒分得的土地财物，不得地主同意不得变卖’，最后并特别命令把教会所有的土地执照，全部拍照下来，想办法保存在国外，待将来人民政府垮台时，凭这些执照的照片再收回来。”（引自李度供词）以后，龚品梅把他这篇反动讲话用拉丁文写成一篇书面规定，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趁各地天主教神职人员集中上海董家渡堂“避静”的时候发了下去。龚品梅集团不但同帝国主义分子一起，把天主教会的土地契约拍成照片送到国外，又帮助上海龙华区七宝镇恶霸地主刘君亮、刘砚耕，把一百九十多亩田地的田契拍成照片。这两个恶霸地主的地被分配给农民以后，龚品梅马上派傅鹤洲送给他们二百元表示“慰问”。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是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应当被镇压的对象。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第二年的四月二十七日，龚品梅特地在徐家汇大堂举行了弥撒，让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坐在前排，称之为“光荣家属”，以此为反革命分子打气。龚品梅集团曾三令五申，不准教徒向人民政府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三青团分队长傅友贞混入了上海天主教残老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九五三年，被政府判决管制两年。宣判大会上该院老年工人徐宝山、丁晚成、杨守仁激于义愤，揭露了傅友贞的罪行。会后龚品梅集团核心分子黄华立即把三人找去，说他们“得罪了天主”，硬逼这三个须发已白的老人，在全体教徒面前跪了两三个小时。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领到“圣体”。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龚品梅集团配合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进攻，展开了空前紧张的活动。他们在上海董家渡天主堂等好几处地方组织专人收听“美国之音”，把各种无稽谣言通过教堂散播到群众中去。龚品梅集团当时实际上成了美国“心理作战部”的一个分支机构。除此之外，龚品梅集团还连续指示天主教徒不准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准参加部队和军事干部学校，不准参加其他爱国活动，等等。
这些反革命分子也针对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恶毒的破坏。“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龚品梅的住地就贴出了一张反动标语：“天主早给我元祖出了一条诫令，三反四复就是罪恶”，标语上“三反四复”四个字写得特别引人注目，借以暗示人民政府的“三反”“四反”运动（上海“五反”开始时称“四反”）是“罪恶”。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宣布后，龚品梅集团的破坏活动更加疯狂，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龚品梅公然发出通告，号召“教友不要走入歧途”，并布置核心分子金鲁贤、陈云棠、王方、吴应枫等，在洋泾浜堂、帝王堂、伯多禄堂、徐家汇堂、圣心堂等地连续“讲道”，歪曲诬蔑党的总路线，力图削弱总路线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
但是他们的所有这些活动，丝毫也不能阻挡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前进，结果只是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上海爱国群众对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早有义愤的，但是这批反革命分子过去受到了共产党叛徒饶漱石、潘汉年的庇护，使它仍能逍遥法外。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后，这群暗藏在上海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才惊慌起来。他们决定采取更隐蔽的方法同中国人民为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指示所属说：“从胡风事件要得出一个教训，胡风的错误是太冒头了，把自己暴露了，所以我们以后要学得聪明些，在学习时应痛骂胡风，以明心迹。”但是上海人民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就在九月初，终于揭发了这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黑帮。现在龚品梅等首恶分子，已经由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这个措施，获得了上海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上海的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在这次斗争中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觉悟。今年国庆节，过去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所把持的教堂里第一次升起了祖国的国旗（过去几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直禁止他们悬挂祖国国旗，可见这个反革命集团疯狂到什么程度），许多教堂张灯结彩，举行了国庆弥撒，上海天主教徒的队伍出现在狂涛似的爱国群众的游行队伍中，不少教徒都感动得流泪。他们深深感到，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不但是保护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同时也保护了他们正当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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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爱国天主教徒
纷纷控诉和揭露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上海市广大的爱国天主教徒以不可抑制的愤怒心情纷纷控诉和揭露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自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全市三十一个区的近五万名天主教徒，已分别举行了数十次大小集会，有一万多名天主教徒以所见所闻和亲身遭遇的事实，控诉和揭露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些控诉的人中包括了住在各区的担任各种不同社会职业的教徒。
曾经受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和利用的天主教“公教青年”分子李文?揭露了下列的事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指使全市“公青”和“教理小组”分子运用宗教词句，公开咒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敌人”，诬蔑解放后的新中国是“黑暗世界”，说什么“耶稣怒斥恶党”，要“公青”和“教理小组”分子做“耶稣的勇兵”，煽动他们“要在十字架的征途上（指反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勇敢前进”。七十多岁的老教徒胡芳铭愤慨地说：这批反革命分子甚至像在“呼吁法蒂玛圣母诵”这样的经文中，也插上了什么“今我中国，水深火热”的词句。龙华区教徒在控诉中，还揭露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傅鹤洲公开向七宝天主堂教徒宣传美国原子弹的威力，叫嚣战争。许多教徒在控诉中都指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在天主教堂内组织了与宗教毫不相干的纠察队，大量印发反动传单，强迫教徒唱反动歌曲。在教堂里一点也看不到应有的和谐气氛，而是充满着威胁、欺骗和恐怖。
有九个孩子的父亲、嵩山区教徒熊秉辰控诉说，他的两个儿子由于受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毒害而堕落了。其中的一个叫熊国良，竟公开反对熊秉辰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还表示要同父亲“誓不两立”。熊秉辰的另一个儿子叫熊膺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不参加任何爱国活动，还和一批
“公青”分子一起去包围学校的青年科，举行“示威”。由于这些不法活动，熊膺华被学校开除了。熊秉辰说：“我的儿子是曾经参加解放前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热血青年，在解放后却被龚品梅这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集团毒害了。”他说：“当我的儿子被学校开除而觉得对不起父母，又眼看自己的前途丧失而痛苦万分的时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却无耻地‘夸奖’他是‘为天主受难’，还要他‘勇敢反抗，准备效命’，警告他‘不得控诉神长’”。
在重庆南路天主教仁爱会做了十多年修女的李月华，控诉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牢非法监禁修女舒海云达十个月之久的罪行。李月华说：“我真想不到在一个以仁爱为名的修会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却干出了这种侵犯人权、惨无人道的事情来。”大通路天主堂教徒顾平生家连续七代信天主教，因为他忠实地向政府说出长期躲藏在教堂内的一个来路不明又不报户口的人，竟遭到了把持这个教堂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张希斌等人的殴打和迫害。顾平生说：“他们把我打得皮破血流，骂我是‘狗’、‘畜生’，是‘叛教徒’，强逼我在几分钟以内要认罪。”
全市的天主教徒还揭发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千方百计地给予参加爱国活动的教徒以各种宗教上的处罚的大量事实。教徒们被禁止参加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的示威游行，被禁止参加国家的普选工作、里弄工作以及中苏友好协会等组织，孩子们被禁止参加少年先锋队。六十岁的老教徒徐宝山控诉说，第一残老院的几个老年教徒，都因为在普选运动中担任了选民小组长，被无理剥夺了办神功和领圣体的权利。徐汇区女教友马德修，也因参加了里弄工作而遭到“断四规”的绝罚。仅在徐汇区一地，因自己参加爱国活动或允许自己的子女加入少年先锋队而被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神权”给予处罚的教徒就有二百多人。三个月来，广大的天主教徒在控诉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中擦亮了眼睛，他们一致拥护政府将龚品梅等反革命罪犯加以逮捕审讯的正确措施，要求政府对这些罪犯严厉惩办。老教徒江秀贞在声讨大会上哭着说：“他们（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不是我们的神父，而是人民的敌人，我要求政府严办他们。”在一次有一万四千多教徒参加的大会上，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教徒杨士达说：“英明的政府已经把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一伙祖国叛徒逮捕起来了，我们的神长和教友，重见了天日。”在各区各界举行的声讨大会上，广大的天主教徒们一致表示要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站到爱国爱教的队伍中来，为彻底肃清隐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纯洁教会而努力。 （新华社）（附图片）
这也叫“宗教活动”吗！ 米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