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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公安机关
破获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人民的检举并经过长期的侦察，在九月八日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以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首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龚品梅及其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李式玉、陈云棠、朱洪声、张希斌等罪犯，现在正对这批罪犯逐一进行审讯。
在逮捕龚品梅等罪犯的同时，公安机关在这批罪犯主持的主教府、教堂、修院中，搜获了大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其中有这个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阴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指令、密件、收发报机、电讯器材、各式枪支、子弹和从国家机关盗窃到的机密文件。这些罪证，有的埋在主教府的地下暗井中，有的放在教堂的神像背后，有的放在跪凳的底板下。
公安机关还在现场搜出大批秘密保藏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党旗、国旗。
公安机关在搜查的时候，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仁爱会总院里发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设的一座秘密监牢。这座监牢很窄小，门框上装有铁栅栏，栏杆比大姆指还粗，门上的铁锁比拳头还大。有一名被迫害的修女舒海云，在这座监牢内被囚禁了十个月。她是因为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周葆英表露了不满情绪而被监禁的。公安机关在徐家汇献堂会女修道院内发现了另一座秘密监牢。这座秘密监牢是由龚品梅亲自批准设立的。
根据这次搜获的许多罪证和历次在上海天主教内破获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案件中得到的证据，已经查明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并组织起来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查获的一件题名为“怎样对付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中证明，早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他们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具体布置了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被查获的还有前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Haouisee August，已病死）在解放前发出的题名为“行动的时候到了”的紧急指示。惠济良在这个指示中就提出今后“必须要有一个勇敢的兵士组成的军团才行”。而龚品梅就是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阴谋部署下，出任上海教区主教，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解放后，以龚品梅的“神学顾问”名义从事策划和指挥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格寿平（Fernand La Cretalle，已被驱逐出境）在他的供词中就曾承认：“为即将来临的解放作好准备，应该很快的有一个中国主教在上海。……有了一个中国主教更方便。……我要用一切力量抵抗人民政府并帮助中国神甫和中国教徒与我一起抵抗政府。”“当龚品梅担任主教后……他们是真正的组织起来了。……一九五零年八月，全部重新组织了各堂口……。开始更有效地抵抗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这些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在上海解放前把金鲁贤、朱洪声等罪犯送到国外受专门训练。金鲁贤、朱洪声回国后，又隐藏在上海天主教组织内，分别充任各项重要职务，组成了从事颠覆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爱纪伯”（意思就是集团），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领导核心。
在获得的罪证中查明：自上海解放以来，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的指使和策划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经进行刺探国家机密情报的活动，并且一贯针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和国家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活动。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和龚品梅的私人秘书沈保义，曾搜集上海地区人民解放军坦克装备、飞机场等军事情报，供给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沈保义还受过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田望霖（Alain De Terwagne，已被驱逐出境）的使用密码的训练。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另一首要分子陈辅民在被捕后供认，他从一个担任税务工作的教徒手里，获取了税务机关的税务总结资料。
公安机关还搜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指令下，用各种办法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盗窃来的许多重要情报。在徐家汇修道院蒋卫琳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批从治淮工程部门盗窃来的工程计划和“施工须知”等机密文件。这是被派遣混入治淮工程部门的反革命分子王逸如供给的。龚品梅的“法律顾问”侯之正通过混入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二设计分局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搜集了西北地区铁路的建设情报，他在索取情报的信上说：这是“为了天主的需要”。
一九五零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龚品梅曾先后在主教府和董家渡堂召开了有格寿平等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参加的会议，布置破坏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会议决定把教会所有地契匿藏或摄成照片保存，妄想在蒋介石卖国集团复辟后据以夺回土地。会议又规定了向教徒进行反对土地改革的“讲道”内容。同样的决议和规定还布置到上海以外的地区。公安机关在破案时查出大批匿藏的地契和摄成的地契照片，其中有许多地契和照片是为一些地主恶霸分子所匿藏的。
一九五零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侵占台湾，使中国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全国人民奋起抗议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军，志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时，龚品梅为了破坏全国人民的正义的爱国行动，曾发出了禁止教徒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军事干部学校的指令。这个指令现在已被查出。指令中说：参加人民军队“构成了犯罪的机会”，“应受绝罚”。并且指令那些所谓“由于无知而参军者”“积极设法退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诬蔑当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神圣战争为“不正义的战争”，禁止教徒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陈云棠等同时在各处天主堂内极力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吹嘘，公开进行无耻的恫吓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
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大批汉奸、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藏在天主教修道院、董家渡天主堂等处。当时仅在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金鲁贤主持的修道院里，就查出汉奸汪精卫的伪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若愚等十多名反革命分子。龚品梅亲自在教堂内公开为已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祈祷”，把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叫作“光荣家属”，并且经常派人前去“慰问”。龚品梅所领导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即圣母御侍团）的首要分子中很多是蒋贼特务分子，例如“圣母军上海分会会长”就是蒋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国际情报站”的特务沈多森，“圣母军诸宗徒之后支会指导司铎”就是蒋贼“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分团主任”白玉珩。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并且责令“圣母军”人员办理登记和退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便在十月二十日发出禁止“圣母军”分子向公安局登记或退团的命令，以后又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秘密布置了抗拒登记和毁灭罪证的办法。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更有计划地进行了恶毒的破坏。龚品梅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出通告，以所谓“天堂为基本路线”威胁教徒“不要走歧途”。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金鲁贤、陈云棠以“讲道”为掩护，在各处教堂内连续针对国家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方针，进行诬蔑。一九五四年二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王方在龚品梅住地——“主教府”连续三天作了六次“讲道”。王方说：“有人梦想从新建立起美丽幸福的地堂来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说“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不可能提高的，提高了就要犯罪”。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教堂内外疯狂地宣传战争，反对和平，仇视我国人民所从事的一切有利于国际和平的活动。这次搜获的许多指令和密件中，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和平签名的指示，有关于禁止教徒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备忘录，有关于不准教徒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和组织学习的指示。这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李式玉还曾公开叫嚣说：“最好把氢弹丢到苏联去，苏联完蛋了，他们的政权（指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也自然完蛋。”另一首要分子傅鹤洲也造谣说：“美国伞兵要来了，把相信共产党的全部杀光。”
在侦讯中还查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一系列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不仅利用原有的宗教组织形式，而且还指使他的爪牙建立了“神鹰党”“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又称“为主为国为民党”）等反动秘密组织。“救国革命党”曾指使党徒倪圣德混入崇明县的民兵队发展组织，并且搜集当地军事设施等情报。又经查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一九五二年六月曾派遣其爪牙贾智浩乔装学生和商人潜赴石家庄、保定等地，从事秘密反革命活动。还派遣一些爪牙到北京、济南、青岛、南京、杭州等地混进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罪犯都被公安机关捕获，并且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天主教内反对其反革命活动的广大爱国教徒给予种种迫害，并且藐视政府法纪，多次聚众骚乱。一九五三年六月，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格寿平等相继为我公安机关逮捕后，龚品梅唆使一部分反动分子到破案现场骚乱，喊反动口号，散发反动传单，阻拦公安人员执行任务。一九五三年进行普选的时候，第一残老院老年工人徐宝山（六十岁）、丁晚成（六十四岁）等当选为选民小组长。第二天，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黄华（神甫）就不许他们领圣体（宗教处罚的一种形式）。不久以后，混入残老院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傅友贞被政府判处管制两年，在宣判大会上，徐宝山、丁晚成等揭露了傅友贞的罪恶，又被指为“得罪了天主”，被罚捧着大十字架，当众跪了两三小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董家渡非法软禁和凶殴五个爱国教徒，并聚众殴打前往处理的公安人员。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龚品梅的顾问张希斌在大通路堂私刑拷打和非法监禁教堂职工顾平生。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还破坏全国各地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且指挥隐藏在一些地区的天主教组织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派出骨干分子到武汉市的天主教组织内向反革命分子刘和德介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验。武汉市的“公教青年”分子佩戴黄白两色袖章监视爱国教徒，不准爱国教徒领“圣体”的办法，就是向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学习来的。
上海广大人民和天主教徒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龚品梅及其集团的首要分子被逮捕以后，全市人民和广大教徒热烈拥护，纷纷向政府控诉并揭露这一集团的罪行。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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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对国际和平事业的贡献
冯之丹
早在十一年前，尼赫鲁总理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如果印度能够显示出它的影响，那末，这对世界来说，将是件好事情。因为这种影响将会有利于和平和合作，而不利于侵略。”
历史证明了尼赫鲁总理的论断。今天，年轻的、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已经作为一个和平的因素，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
作为亚洲国家之一的印度，对于亚洲的和平和安全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一九五三年，印度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并在后来担任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朝鲜停战实现以后，印度屡次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朝鲜问题。
一九五四年，南亚五国科伦坡会议根据印度的倡议，通过了要求停止印度支那军事行动并给予印度支那各国以独立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当时准备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当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达成以后，印度参加了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主席的职务。到今年五月，国际委员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越南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协助双方完成了军事集结的工作。目前，印度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贯彻日内瓦协议，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以巩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
印度也十分关心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度政府公正地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内的印度代表曾经声明，印度政府认为“台湾问题的处置，应以开罗及波茨坦宣言为根据。”
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问题。印度一贯坚决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说：“联合国把台湾岛屿称为中国，这是极其离奇的事情。”
去年六月间，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苏联、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的正式赞同。
今年四月，有亚非洲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巨大的意义。印度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并且对于会议的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度一再地谴责侵略集团，积极倡议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特别是坚决拒绝参加东南亚侵略集团，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尼赫鲁总理明确地指出：“东南亚条约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它不但没有保障和平，反而危及了和平。”
在国际事务中，印度反对以战争手段，而拥护以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积极主张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并要求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的目的。
印度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非许多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各届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一向支持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立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反对殖民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武装镇压。殖民主义压迫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印度反对殖民主义的努力，有助于消除这个因素，使国际和平合作事业得到发展。印度同其它许多亚非国家一样，还特别强调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近几年来，印度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正在不断地增长。印度已先后同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印度同亚非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也正在继续扩大中。
印度政府奉行的和平的外交政策，使印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虽然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印度和中国，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增进。印度和我国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它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近几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苏印两国缔结了一项五年贸易协定，规定“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多方面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今年二月间，两国又签订了一项重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印度将在苏联的全面帮助下建立一个年产一百多万吨钢的巨大冶金工厂。今年六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印度总理在莫斯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了两国努力发展和巩固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的重要性。现在，苏联领袖的访问印度，标志着苏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谁都能够理解，世界上这三个大国共同为和平而努力，对于国际和平和合作事业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显然，印度政府奉行要求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印度的民族利益的。如所周知，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将近两个世纪，造成了印度经济的落后和停滞，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一直到一九四七年，由于印度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印度才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一九五○年印度共和国的建立给了印度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印度为了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医治好殖民主义带给印度的创伤，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印度公众越来越深信国际和平及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印度的独立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和平和国际合作事业的贡献，印度的国际地位也就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印度今天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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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的所谓“独立”是什么
崔奇
美国统治集团总是喜欢把美国说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万隆会议以后，他们越发感到需要披上这种漂亮的衣衫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故作镇静地说，万隆会议的结果“非常好”，他感到“很受鼓舞”。六月二十三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堂皇地宣布了“美国帮助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实现自治或独立的政策”。
如果这是一些真话，那末近几个月来美国做好事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在亚非广大地区，反对殖民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昂。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收复它的领土西伊里安，塞浦路斯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这些问题都已经提到联合国会议上来了。但是，口口声声“反对殖民主义”的美国却没有丝毫帮助民族独立的行动。相反，它想尽办法来反对亚非国家的独立要求，抹煞它们的民族主权。当联合国大会表决是否把这些有关民族权利的问题列入议程的时候，美国一概投票反对或“弃权”。这是非常有说明性的记录。请看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战士是怎样辱骂一些主张支持民族权利的联合国会员国的：“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反殖民主义的暴跳”的社论中写道，“像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这样一些与其说是现代国家不如说是中世纪式的国家竟也谴责法国在北非的政策，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对此感到厌恶，是正确的（！）”
至于在联合国会场之外，美国就不仅是投票反对民族独立了，而是对那些要求民族独立的人民采取了行动。“纽约邮报”十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内幕”专栏中报道说，北非的法国殖民当局“正在从美国得到许多甚于外交援助的东西”。从美国航空母舰“钱普雷因湖号”起飞的飞机，飞临北非上空，“显示了力量”。美国已经答应法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美国武器”来对付北非人民……。
事实撕破美国的伪装。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陷入了“尖锐的窘境”，但它仍然硬着头皮说它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并且相信诡辩能够遮得住事实。
第一个辩解：美国说，民族独立要有“条件”。它认为，那些要求独立的人民必须首先受到“教育”，具备自治“能力”，然后才能独立。那末，由什么人来进行这种“教育”呢？当然是殖民国家。十月十一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写道：“试看西新几内亚（即西伊里安）……荷兰人正在竭力教育巴布亚人，实现最后的自治，印度尼西亚对新几内亚的要求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吗？”这个杂志肯定地说，不应该考虑！因为“巴布亚人是不能指望从一个自己十分需要受教育的民族那里得到多大教育的”。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莫大污辱。这是最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口吻。大家知道西方殖民国家给被奴役者带来的只是：愚昧和困苦。第二个辩解：美国说，它还是“支持”民族独立的，不过，这个运动不应该“走得太快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亨利·拜娄德说过：附属国人民过早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杜勒斯还说过，美国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不过“采取克制（！）的态度”。多么奇怪，既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这些论调本身就证明，美国根本没有打算支持民族独立，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来阻挡这个历史潮流。
什么叫做“太快了”呢？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自由独立，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以至几个世纪的斗争，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早日获得自由独立呢？美国不是远在一七七六年就获得了独立吗？为什么在一百七十九年之后的今天，别的民族要求独立，反倒太快了呢？最近美国“生活”杂志给了一个回答。它写道：“不幸，一七七六年的原则简直不能适用于一九五五年”了！——这种坦率是令人吃惊的；不过应该说，并不是“不适用”了，而是今天的美国恰恰成了一七七六年的英国，它公然反对民族独立。
第三个辩解：美国说，它是“支持”民族独立的，但是要考虑到“战略上的逻辑”。“纽约邮报”和“纽约时报”最近提供了这种“考虑”的一些例子。“纽约邮报”在一篇通讯中写道：“巨大的美国战略空军基地……大部分在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领土之上，事实上主要的基地是在殖民地。”“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说：“我们答应了保卫五大洲上的不下四十五个国家。而且……我们已直接卷入了非洲。”于是，美国就装作陷入了“两难之局”：为了要保持这些海外基地来“保卫”这些国家，不能不支持殖民制度。
这个辩解是最蹩脚的了，它本身就承认了美国是殖民主义者，不过只是制造了一个借口。可是，这个借口又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民主党领袖史蒂文森一九五三年访问亚洲国家以后就承认：“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很不得人心。”因此，所谓“保护”的论调就更加荒唐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有一次谈到美国所策划的东南亚侵略集团，他说得非常好：“有些国家联合起来保护其他不愿意和它们一起的国家。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事。其他国家并不要它们的保护；它们大声说，它们不要保护。但是它们却被告知：‘不成，你们必须由我们保护’。这种事情实在非常奇怪。”
由此可见，美国的这些宣传和辩解一点也不能洗掉它身上的污泥，它反而把美国殖民主义者的面孔勾画得更其丑恶了。
那末，美国的所谓“独立”究竟是什么呢？这完全是一种进行殖民扩张的武器。它的应用公式是这样的：如果某一个殖民地的外国统治者被赶走的速度，超过了美国势力侵入的速度，美国就大喊独立“太快了”，并和殖民国家联合起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如果美国势力侵入某一个殖民地的速度，超过了那个老牌殖民国家被赶走的速度，美国就高唱“独立”，以便乘机取而代之，建立美国的殖民统治。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美国在那里就是想运用这个“独立”公式的，不过据说没有运用得好。美国“新闻周刊”编委会主席马尔科姆·缪尔在四月十一日曾写道，“我倒要责备我们（美国）不该在还没有某种力量来取代荷兰人的地位以前”，就让荷兰“退出”了，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得到了独立。马尔科姆·缪尔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事件”。
独立，这是千百万人民心目中的一个美丽而神圣的字眼。但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却把它用来粉饰自己血污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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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的工具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之一
本报记者 季音
上海人民在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中，在九月上旬又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都是帝国主义长期豢养、训练出来的忠实走狗。集团首脑龚品梅原是江苏省川沙县唐墓乡最大的一个地主。从他的祖父龚文观到他父亲（帝国主义分子“顺神甫”的跟班），都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收高租、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和敲诈农民起家的。龚品梅更直接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道路。长期以来，他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不断供给帝国主义以各种情报，接受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经费。他隐藏了供进行特务工作用的收发报机、枪支子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用以从事反革命活动。他掩藏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大汉奸、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并指挥他的反革命集团猖狂地进行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龚品梅的顾问张希斌，过去一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美蒋特务，进行出卖祖国、残害人民的勾当。一九四八年张犯担任扬州震旦中学校长的时候，就同蒋贼警察局经常有电话联系，迫害进步学生。他在苏州有原中学和扬州震旦中学的时候，曾经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组织
“学生宪兵”、“特训班”等反动组织，对学生进行法西斯训练。解放以后直到被捕为止，他一直进行着反革命活动。其他如龚品梅集团核心分子金鲁贤、傅鹤洲等，也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龚品梅集团的爪牙中，更有许多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僚、汉奸、地痞流氓等等。龚品梅集团就是这些社会渣滓和反动分子组成的。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主子——掩藏在上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多少年来一直是反对革命人民的。在日寇侵占上海时期，上海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公然欢宴日寇和汉奸，利用洋泾浜堂举行“日华阵亡将士追悼弥撒”，参加的不但有汉奸，而且有日本特务。一九四六年，正当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恨透了卖国贼蒋介石，而当时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Haouisee August）在告教友书中，却吹嘘蒋贼是“天主赐给中国的‘天才’”！
这些人早就进行着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准备。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他们就召开了一次布置反革命活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龚品梅集团核心分子丁汝仁等九人。这次会议的记录题目是：
“怎样对付共产党”。会议为“在红区内”（即解放区）和所谓“在自由区内”（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爪牙布置了任务，要“在红区内”的反动分子“必须尽可能留下”（即埋伏下来），并要隐蔽伪装；告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爪牙及早作好各种反革命准备，“要认真的组织，巩固的训练各阶层青年教友使他们不中共产党的毒”。不久，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认为“是行动的时候到了”，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明确提出今后“必须要有一个勇敢的兵士组成的军团才行”。这个“军团”就是以后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以上所举的“怎样对付共产党”的会议记录和惠济良的指示两个反革命文件，都已经被上海公安局搜获）
龚品梅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在一九五○年八月被帝国主义分子宣布任命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的，从此龚品梅和他的集团中的核心分子就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一步干起了出卖祖国的卑鄙勾当。
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是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进行的。已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间谍格寿平（Fernand La Cretalle）就是龚品梅集团的直接指挥人之一。这个曾在我国进行了多年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公开职业是龚品梅的“神学顾问”，上海“耶稣会会长”，实际上是龚品梅集团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幕后决策人。格寿平在被捕后供认，他经常“以外国帝国主义方式帮助龚品梅反对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项运动”。“当我看到要展开一个新的运动时，我自己先研究这个问题，写一份拉丁文的答复，发给耶稣会神甫和龚主教，再由龚主教发给教区的神甫”。格寿平还供认，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政府注意到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时候，龚品梅曾协同他消灭间谍活动的罪证，“把放在徐家汇‘档案室’的上海教区的档案全部销毁，销毁的目的是使政府得不到关于江南教区与外国领馆关系的老文件以及传教士们的通讯信件，在这些信件里，人们可以发现帝国主义的言辞”。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利用天主教“上海教区”的宗教机构，勾结了许多帝国主义间谍特务，进行了搜集国家机密情报的特务活动。
一九五二年七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的帝国主义间谍才尔孟（George Marie AntoineGermain）就是和龚品梅直接勾结的。老牌国际间谍才尔孟远在一九三二年起，就在我国作间谍特务工作，刺探我红军及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解放后这个国际间谍被龚品梅任命为“主教顾问”兼“主教府财务委员会主任”，在主教府中掩藏下来，继续进行他的老勾当。一九五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这个国际间谍逮捕并驱逐出境，以后才尔孟在香港就成了龚品梅集团同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联络点，龚品梅通过他继续把情报送到国外。才尔孟到香港后不断来信，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来信说：“多谢你们有趣的信，……代要的调查数字，我急于需要。”五月间又来信：“龚品梅寄来的资料收到了。”才尔孟为了酬答龚品梅等人，不断寄来大量活动经费。仅从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人民政府查明的不完全数字，才尔孟先后寄给了龚品梅活动经费美金六千五百零三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捕获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间谍田望霖（Alain De Terwagne），也是在龚品梅集团的掩护和帮助下进行间谍活动的。田望霖从一九五一年九月起，以传教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机密，编成了三十份情报，用各种密码发到国外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田望霖供认：“主教府是我的情报主要来源之一。”“傅鹤洲、李度（记者按：都是龚品梅集团的核心分子）都曾供给我有关上海、海门等地的情报。”田望霖还亲自对龚品梅的私人秘书沈保义进行了使用密码的训练，给了他使用密码的工具，目的是“以备万一被逐离开上海后，情报不致中断。”（田望霖供词）
龚品梅集团还勾结、掩护了其他的许多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如美国间谍斐有文（Thomas LeonardPhillips 美国籍，帝王堂神甫）曾供认：“上海解放后我将从堂口教徒处得来的情报供给翟光华（Charles Joseph McCarthy）美国籍，耶稣会神学院副院长。”这里所说的“堂口”就是指为龚品梅集团把持的上海各个天主教堂。斐有文、翟光华通过这个关系，曾先后搜集了解放军伤兵医院驻地，保卫上海的解放军高射炮阵地，中国人民空军训练情况，飞机场所在地等许多军事情报，还搜集了上海物价，淮河运河水利工程，我国的水灾风灾情况等情报，以及国内各项爱国运动的情况。
龚品梅集团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几年中他们以宗教招牌为掩护，发展了各种反革命组织。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曾以“圣母军”作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对人民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破坏。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责令“圣母军”人员向政府登记退团。这时，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方面竭力阻止“圣母军”分子向政府登记，同时决定把大批“圣母军”分子转入另一个“公教青年”组织（简称“公青”），利用这一组织掩护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据已查明的材料，当时转入“公青”的计有一百五十五名“圣母军”分子，其中有四十名以后全部成了“公青”的骨干。龚品梅用尽了一切欺骗、拢络、收买的无耻手段，驱使“公青”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公青”分子就在他们的驱使下勾结帝国主义间谍，从事特务活动，如杜融融、陈荷静、何爱谦等曾搜集我国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送给在香港、日本等地的帝国主义间谍。有的“公青”分子还为帝国主义分子充任秘密交通，偷越国境。
隐藏在“公青”中的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各种专门从事颠覆活动的秘密组织。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上海公安机关先后在上海榆林区、徐汇区破获的特务组织“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救国革命党”、“神鹰党”等，就都是以“公青”分子为骨干组成的。“救国革命党”还发展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富农分子等三十五名，他们制定了明确的反革命纲领，按照军队形式编制党徒，选定江苏崇明、浙江定海以及山东等地作为反革命的武装根据地，并从一九五一年起就派遣“公青”分子倪圣德混入崇明积极进行活动。“公青”骨干分子组成的反动组织“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员会”、“神鹰党”等也进行了许多露骨的反革命活动。例如前者曾散发反动传单，在上海榆林区企图暗杀政府机关警卫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夺取武器。
为了供给帝国主义情报机关以情报，龚品梅集团分子还多方伪装，混入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
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不只限于上海，它还派了许多爪牙到全国各地。龚品梅集团曾派一个叫王逸如的混入治淮工程局，探听治淮工程的各种情况。这次龚品梅集团破获后，上海公安机关在修道院中搜出了许多从治淮工程部门偷来的资料，其中包括治淮工程计划、“施工须知”等重要机密文件。龚品梅的“法律顾问”侯之正，通过一个混入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二设计分局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搜集了西北铁路建设的情况。龚品梅还曾指示他的爪牙要打入乡村政权，“去担任乡干部、民兵队长、农会主任”，但要“神甫必须抓紧掌握，以免变质”。龚品梅曾派了一个才从海外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贾智浩到石家庄、正定、保定等地，乔装成学生和客商模样，在各地建立秘密联络点，收集情报。龚品梅集团也分别派遣了李明述等十多人到北京、济南等地进行叛乱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和一九五四年三月，河北献县地区和永年地区破获了两起利用天主教名义进行叛乱活动的秘密组织，仅地洞、暗室、夹壁墙就查出了一百几十处，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其中所讲的“永年地区”一起反革命组织，就是由龚品梅的所谓“法律顾问”侯之正负责联系的。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上海公安机关在这个集团的特务巢穴中查出了大量特务活动的罪证，其中有秘密隐藏的特务工作用的收发报机，藏在夹层地板里的电讯器材，各式短枪、子弹，等等。在已搜获的罪证中，还有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领导的特务组织“救国革命党”的“党旗”、“党证”，大批国民党党旗，许多国民党和美国的反动宣传品。所有这些，完全证明了龚品梅等这群伪装的所谓“传教士”完全是一伙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匪徒！（附图片）
这是被我公安机关查获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暗藏的收发报机和各种电讯器材。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这是被我公安机关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朱洪声家里搜查出来的枪和弹药等。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