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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北京市金属结构工厂提前完成全年总产值计划
决心在年内再为国家增产一百五十万元编辑同志：
我们工厂在十月二十三日提前六十九天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全年总产值计划，全厂职工提出了在年内为国家再增产一百五十万元的奋斗目标。今年我厂的生产计划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九；产品质量也比去年大大提高了。
改善生产管理是我们提前完成计划的关键。过去，我们厂里的生产秩序非常混乱。例如人数不多的车间，都设有车间主任、工段段长、生产组长三级领导，这就造成了职责不明和上下不通气的情况。今年我们就取消了工段段长这一级。这样，不但领导工作加强了，并且还使五十多名原来担任行政工作的高级技术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发挥了生产技术效能。又如，过去机工和钳工，铆工和焊工都是分别成立车间，结果在工作上很不协调，经常发生窝工和忙闲不均的现象。今年全厂根据工种和生产关系重新组织了车间，对劳动力也作了统一调配和安排，使大部分工人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和生产任务，减少了工人窝工和不必要的流动。管理和领导生产的科室，由于加强了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在每月二十五日就可以下达各车间下月生产的控制数字，使车间能够及早地安排生产。
把国家计划交给工人讨论，启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也是使计划提前完成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生产小组在掌握了自己的计划以后，就热烈地展开了劳动竞赛。例如，九月份为了迎接国庆节，全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六；青年工人赵悦民利用废旧的机器，改装了套扣机，提高工作效率四倍多。我们工厂大部分工作是露天操作的，遇到大风大雨就要被迫停工，但是我们在八月的雨季里也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我们深深体会到，当工人们掌握了生产计划，进一步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他们就会设法克服各种困难！
我们工厂虽然完成了今年的生产任务，但是我们决不自满。全厂职工满怀信心迎接明年更高额的国家计划！
北京市金属结构工厂厂长 侯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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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造纸厂超额完成了今年生产计划编辑同志：
我们国营北京造纸厂已经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国家生产计划，主要产品招贴纸产量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二一，生产总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二八，上缴利润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二点九三，成本预计可以比国家计划降低百分之七点四二。
我们在生产中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全体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克服困难的结果。今年第一季度，因为有光纸受销路所限，我厂的二号造纸机改为生产六十克招贴纸。这是一种新产品，职工们对设备条件、原材料配比等都缺乏经验，因此在生产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一月初纸边浆和苇浆混合使用时，生产的招贴纸拔毛情况严重，印刷的招贴画画面模糊。因此，用户意见很多。我们厂的行政领导同志就到用纸单位听取意见，并且到兄弟厂吸取经验。回厂后召开了技术研究会和全厂职工会讨论。结果，决定改用苇浆作纸里原料、纸边浆作纸面原料，并且把毛布换成细纹的。这样，不但解决了拔毛问题，而且还使纸张增加了光度，提高了耐水度。这种改进后的产品，使用单位都感到满意。北京美术印刷厂曾用这种纸试印多色胶版，连续印了三千五百多张，画面还是非常清楚。这种纸还能用来做纸烟、食品的包装纸，比用双面光胶版印刷纸包装成本可以降低百分之三十四。由于这样，招贴纸的销路扩大了。今年年产量将比计划增加四百多吨。
六月份，我们又研究用报纸边浆代替苇浆，效果良好。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解决苇浆供应不足的问题。现在我们所用的报纸边浆已由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三十五，预计年终可节省苇浆一百四十三吨多。
另外，我们又根据兄弟厂的经验，增加了填料的配比，采取使矾后加滑石粉的方法来提高含留率，使每吨有光纸的用浆量由一月份的一千零七十九公斤降低至一千零三十五公斤，每吨招贴纸的用浆量由一千零四十八公斤降低为九百三十九公斤。
北京造纸厂造纸工段工长 张庆堂
辅助车间车工 刘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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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
用旧机器也能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编辑同志：
我是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车轮车间的一名车工。今年八月十日，我就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开始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到十一月初，我又做了等于今年五个月的生产任务的工作。
我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是党对我教育的结果。我使用的旋床很旧，过去工作起来像老牛破车似的，一根机车轮轴旋一遍刀需要三个小时。那时候，我觉得机器破旧没有办法提高效率，因此就不注意学习先进经验，改进操作技术。去年第三、四季度，我们的生产任务不断地增加，但是我经常完不成日计划，甚至影响到机车不能按计划出厂。怎么办呢？我就加班加点赶任务，但是每天累得腰酸腿痛仍然完不成计划。
后来，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员再三向我进行教育，使我打破了“不换新机器就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错误看法。于是，我就拟定了推行苏联科列索夫车刀法的计划，决心试用这种先进的操作技术。我考虑到吃深刀和加大走刀速度以后，会使得产品顶尖部分发热，容易发生事故，于是就在车床上安装了一个自动给油器，使油源源不断地浇在顶尖上。在我开始试用高速切削法的第一天，就把车床的旋转次数从过去每分钟二十多转提高到二百转，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多。从此，我这台车床再也不是老牛破车了！去年九月到年底四个月中，我完成了七个月的工作量。
我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我继续研究高速切削的先进经验，采取在刀杆上安装断屑器的办法，防止卷屑过长损坏刀刃。在领导的支持和工人们的帮助下，这一项试验成功了，不但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延长了刀的使用期限。接着，我又学习了戚墅堰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先进车工庄铭耕的先进操作法，在开工前做好材料、图纸、工具等准备工作，并且实行分段作业节省不必要的辅助时间。这样，今年每个月我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六月份一个月就完成了两个月的工作量。我和其他工人同志们主动要求提高定额，但是仍然超额完成计划，而且产品质量很好，没有出过一件废品。
我还要加倍努力，争取为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市劳动模范 张金铭
节约生产中的辅助时间编辑同志：
十月底，我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全年的工作量，开始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
我是一个滚扣机的机工。这台滚扣机是民主德国制造的，它一天可以生产好几千个修配汽车所需要的各种螺丝。五年计划要求我们每一个工人加倍努力地做好工作，我经常对着我那台心爱的滚扣机想，咱们怎样才能再为国家生产更多的螺丝呢？
终于，我捉摸出了一个道理：用滚扣机生产螺丝，只要按一下电闸就是一个活；但是，拿活、放活和对刀等辅助过程所用的时间却比机器干活的时间还长。这就是说，必须尽量缩短生产辅助时间，生产量才可以大大提高。
因此，我在生产中就努力想办法节约辅助时间。我合理地改变了放活的方向，缩短了对刀的时间。根据滚扣机生产的特点，我减少了量活的次数，在每次换活的时候先把首件（第一件样子）做精确，接着再量几个活，以后的活就不必每个都量了；这样做是可以保证产品质量的，像十月份我生产中的废品率就比定额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我过去用干棉丝擦刀，后来改用沾油的棉丝擦刀，换刀就快了，还节省了棉丝……。这样节约的一秒钟甚至半秒钟的时间，集中起来就保证我能够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计划。
我不能满足于以上的成绩。我想到，如果把某些辅助的生产过程自动化，就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九月份开始我就捉摸这件事。在领导的支持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利用废料试制了一个自动退料工具。十月份经过试验，这个创造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现在正在改进中。
当然，我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对其他同志的帮助就做得还不够。像同我一台机床倒班干活的一个同志，生产还不能达到定额。我是一个青年团员，有责任帮助他。最近领导同志已经决定要我在小组里介绍经验，帮助其他同志提高操作技术。我一定尽力把这件工作做好，而且也要虚心地学习其他同志的经验，以便共同在生产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汽车附件厂工人 宗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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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件“急如星火”的文件编辑同志：
“急”“急”“急”，三个大红戳子盖在教育部发出的一件文件上。十一月二日，这件“急如星火”的文件送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面批着“送全国总工会”的字样（意思大概是请全国总工会提意见）。于是，全国总工会马上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后把文件退给了教育部。
这个文件是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请示关于学校教职员工死亡以后的抚恤标准问题的批复。从教育部送出文件的时候三盖“急”字红戳的情况看，似乎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力求迅速及时的；但是，情况恰恰相反，从这个文件上的大量签条和批示上可以看出，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严重得令人不能容忍的“推”的作风。
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份报告在八月五日就到了教育部。马上，这个文件在办公厅、计划财务司、工农业余教育司、工农速成中学教育司、中学教育司、中等师范教育司、小学教育司、高等师范教育司、干部教育局和这些司、局的有关科旅行起来。在文件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位同志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于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写的一张条子上提出意见：“请办公厅决定，该谁来处理……不应乱批。”可是，这个意见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文件还是照样转来转去，先后转了一个多月。结果是文件上面附上了签满各种意见的大小条子共十三张。当然，不必期望这些意见能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些意见的内容，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推”！
到了九月十一日，有一位负责同志在一张条子上批着要“计划财务司主办”。显然这个批示仍然不起什么作用，计划财务司在十月十二日也写了一张条子说：“关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在研究和确定各单位分工时，都有明确规定，不能因涉及经费开支就要我司处理。”这个问题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解决呢？不知道！各个单位还是积极努力地往外“推”！
十月二十五日，这个文件到教育部已经有两个月又二十天，这时总算结束“推”的阶段。教育部有一个单位负责拟出批复的草稿来，经教育部的领导同志审核签字后，文件又以“急如星火”的姿态到了全国总工会。
不要把这件事看成一个偶然的现象，教育部有必要从这里吸取应有的教训来改进工作。
俞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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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富农办社吃了苦头编辑同志：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我检查了过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党虽然一再告诉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应该坚决依靠贫农；可是我却偏偏不肯听党的话。记得在去年挂锄期间，我们光华农业社要扩大。当时我想：富农车好马强资金多，多一户多一分力量；贫农没车没马家底薄，少一户少一分负担。于是，就吸收了十一户富农参加农业社；相反地却把三十多户贫农关在农业社的门外。
这些富农入社以后，社里的事情马上不好办了。一开始，他们就用“贫困户不投资、我们也不投资”作借口，不执行投资计划。像新富农张中英，在入社前自己侍弄果树和旱田，需要四百五十多元钱的投资，入社的时候原报投资四百元，结果只肯投资三十元钱。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富裕中农也不肯积极投资了。结果，社里因为六月间没有钱买药给果树治虫，使苹果遭了虫害，每斤平均少卖了二分钱，全社六十万斤苹果的损失就大了！
这些富农在干活的时候就消极怠工，进行破坏。如春天抗旱种棉花的紧张时期，社员们忙着种地，新富农慕学盛却不出工，还对别人说：“咱们全队都慢点作活，作业定额就低了，再不用费劲就能达到了。”夏季高粱地里施追肥的时候，他又嫌大粪有臭味，不愿意干活，拉了三个社员一起去洗澡。
这些富农在社里还故意破坏公共财产。像新富农王作忠的老婆在稀果的时候，用棍子乱打，损害果树。春耕前，担任赶车的几户富农不执行社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硬把胶轮车套到东山去拉大柴，山道不好走，车轴磨断了，车胎压破了。这还不算，有的富农还故意把社里公有骡马的眼睛打瞎，造成很大的损失。
由于富农在社里进行破坏活动，当时社员的思想十分混乱，有三十多户想要退社；一般社员劳动情绪也都不高，社里生产搞得很糟糕。果树园、棉花地和高粱地，有三分之一是草苗齐长，荒得真不像个样子。
我因为没有认清富农的阶级本质，妄想依靠富农办好社，结果事实教育了我，这样做只会把社搞垮。
这次我们党支部在县委工作组的领导和帮助下，根据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错误思想，检查了工作，作出了本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我们光华社已经开除了在社里捣乱的富农分子，吸收了一批贫农和下中农入社。这些新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很高，入社以后就起劲地干活；老社员的情绪也转变了。今后我决心要正确地执行“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努力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
盖平县唐岭村党支部副书记
光华农业社政治主任 慕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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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富”、不见祸
——多好的牲口，欢迎欢迎
沈同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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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社中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
强迫命令引起农民不满编辑同志：
河南省洛宁县最近两个多月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由原来的一百八十个发展到四百六十一个
（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二），还搭起了六百四十四个社架子，常年互助组也发展为一千四百九十七个。绝大部分地区在建社工作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做到了自愿互利，贯彻执行了阶级政策。
但是，在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偏向。例如，七区洪崖乡上河村团员杨相申在群众大会宣布：“谁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报名参加合作社，站在东边；谁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坚持单干，站在西边。”并且想要让还没有下决心入社的人一直开会到天明。这种做法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有的农民就说：“毛主席给咱指出一条好路。好好对农民说说，谁还能不愿意走。干部们不讲道理，偏要强迫命令，真叫人奇怪！”二区城村乡乡长张分龙（党员）在刘家沟召开了一个有七十八户农民参加的群众会，号召大家入社。当场有六十四户报了名。张分龙却想叫七十八户一下子都入社，因此就很不满意地命令没有报名入社的十四户农民到屋子外面去开讨论会，并且指示副乡长吕贵升把他们强迫编组。没有报名入社的农民刘石碾、吴狗毛等无可奈何地说：
“乡长，不用编啦，我们都申请入社吧！”一区城关镇还用让单干户同被管制分子一起开会的办法来强迫农民入社。二区下营乡上营村干部张殿文在一个群众会上把八户没有当时报名入社的农民硬编成一个互助组，并且说以后乡里有信都要让这个组去送。贫农王东子说：“入社是好事，但是我女人还没有想开，因此我当时没有报名。干部硬把我们八户编到一块成立互助组，有的户在东头，有的户在西头，做活不方便，乡里还要叫送信，叫我们怎样搞好生产呢？”
这种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中共洛宁县委发现以后，也已经进行了纠正。但是，在目前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前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来发动农民入社，坚决防止任何强迫命令的做法，这是值得引起各地普遍注意的。 曲宗彦
急躁蛮干使工作走了弯路编辑同志：
河北省柏乡县南郝乡南郝村党支部错误地认为：反正合作化高潮到来了，建社工作中就不需要做什么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了，因此采取了简单、粗糙的办法。结果，就使建社工作走了弯路，不得不从头另做。
这个村开始建社的时候，只是在党内简单地将还没有入社的农民进行了一下思想排队，找出了二十五户动员对象；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号召报名入社。由于没有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结果只有十五户报名入社。有些党员干部就急躁地说：“非硬干不行！”党支部也不检查自己的工作，反而又订了个计划，决定一连开五晚上的会。可是，这些会议不但没有成绩，反而使原来打算入社的农民也有了顾虑，不愿意报名了。党员干部就在讨论会上逐户追思想。追得越紧，农民的思想顾虑越大，就形成了“顶牛”的局面。
乡总支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就领导南郝村支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和总结了上一段的工作，找出了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接着对村里的合作化运动工作作了全面规划，将还没有入社的农民逐户进行了阶级排队和思想排队，挑选出九户骨干进行培养。另外，村支部又总结了本村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广泛向农民宣传，并且公开检讨了前一阶段建社工作的错误，具体讲解了自愿互利政策。这样，才解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现在，这个村通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个别串连，已经组成了两个小社，扩大了两个老社，共发展新社员五十二户。
建社工作中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简单粗糙的办法只会把事情办坏。南郝村建社走弯路的教训是值得重视的。 邢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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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应重视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工作
编者按：燃料工业出版社生产部和读者李宝珍来信反映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新华书店充分供应科学技术书籍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做好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工作，为工业建设服务，是国家对图书发行部门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片面地认为科学技术书籍太专门，看不见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广大群众渴望提高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因而对发行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只会使自己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希望新华书店及时研究这个问题，改变目前科学技术书籍发行工作中的落后状况。
（一）编辑同志：
新华书店对于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工作是很不重视的。几年以来，我们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出版了大批有关煤炭、电力、石油工业方面的书籍。但是很多地区的读者不断来信提出他们在当地新华书店里买不到这些方面的书籍。有些读者虽然一再要求当地新华书店设法供应，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受到重视。例如，抚顺石油三厂经常在收到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编印的“新书出版预告目录”以后就在职工中征求需要数量，然后和当地新华书店联系，但是新华书店却根本不负责供应这些书籍。不久以前，这个厂向新华书店订购了“石油化学实验”十二册，书运到以后却没有得到通知，去买的时候已经卖光了。又如，江西纺织厂动力科电工宋培德来信说：“我想买一些电气方面的书籍，如各种运行规程，但是在南昌买不到，出差到汉口还是买不着。”北京石油学院钻井教研室郝俊芳来信反映：今年七月出版的“石油工作者手册”，在石油学院的书亭就没有看到。
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因为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书籍，在工作和学习上感到很多困难。如广西省全县电厂来信反映：他们的生产工作很不正常，经常发生事故，主要原因是职工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职工们很希望提高技术水平。为了组织学习，需要一定数量的技术书籍，但是在全县新华书店却买不到。
为什么广大读者买不到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书籍呢？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地区的新华书店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书籍不好发行，因此在向出版社订货的时候总是尽量少订。今年八月，我社出版了“回采工作面的支架”一书，在没有出版以前，我们向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说明这本书是煤矿工人的通俗读物，曾被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推荐作为矿工业余学习的书籍，希望他们能扩大进货数字。虽然如此，他们只向我社订货二千册。结果，一个月以后虽然又向我社订货三千五百册，但是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许多读者来信说还是买不到这本书。今年九月份我社出版的“汽轮机的运行”一书，广州、昆明、乌鲁木齐、乌兰浩特等主要地区的新华书店根本没有订货。“热力设备习题集”一书，武汉虽然有发电厂、华中工学院等，但当地新华书店
一册也没有订。“锅炉监察手册”第一分册，保定、合肥、南昌、乌兰浩特等地的书店一册也没有订，广州、南宁的书店都只订了一册。这样，难怪这些地方的读者就买不到这方面的书籍了！
这种情况，还造成了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发行部门工作的被动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例如，今年第二季出版的“发电厂和配电站的电气设备”第二卷，因为书店订货数字不切合实际，竟在短短三个月内提出重印四次。“露天采矿通论”一书，在十月初提出订货一千册，月底又提出续印一千册。“初级矿山电工学”一书，也是在一月内印刷两次。
我们认为，新华书店应该大力改进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推广工作，深入调查读者需要，提出切合实际的订货数字，以满足广大读者在工作和学习上的需要。燃料工业出版社生产部
（二）编辑同志：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地质勘探队伍不断扩大，就有更多的读者迫切需要有关地质科学方面的书籍。但是，新华书店对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工作却存在着一种错误看法。他们片面地认为这类书籍不好销，深怕造成积压，影响资金流转，因而对发行工作抱着消极态度，结果就使读者买不到需要的书籍。例如，长春地区有东北地质学院和好几个地质学校，但是在当地新华书店里地质方面书籍却很少。地质出版社八、九月份所出版的很多种图书中，有几种书长春新华书店一本都没有订；一些地质人员必读的好书，如“硫化矿床氧化带”和“蚀变围岩及其找矿意义”等，也只订了不到十本。又如，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群众报矿运动，地质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目叫“报矿常识”的通俗读物；但是当时新华书店只订六千册。出版后不到一个月，这批书就完全销售完了，还有不少人来信要求继续供应。结果又订印了四千册。
新华书店应该纠正这种不重视科学技术书籍的发行工作的态度，积极设法满足读者的需要。
地质出版社 李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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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国家建设资金长期被私人借用编辑同志：
在石家庄焦厂，有些人不断借用公款，而且长期不还。光是九月份的统计，这个厂职工借款多达三千五百五十六元，占企业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一点二一。
是不是借款的人都有实际困难呢？事实并非如此。看一下行政科长许锡林的情况就知道了。他家大小八口，工资收入每月共一百六十五元，应该说是够吃够用的了。但是许科长却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公款，前后共借了五百八十四元。到要还款的时候，他就大叫“无力偿还”，甚至用拒绝交党费的办法来作为证明。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许科长的卧室里却新添了一部收音机。原来，国家的建设资金在许科长的家里变成了悦耳的歌声和音乐了！
这样不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财务部门不出来监督、纠正呢？问题就在于，厂里直接掌管国家财务的会计科竟是一个带头“集体借款”的单位。这个科共十个人，科长、科员每人每月都借公款，到九月底全科共借了六百五十多元。办事员杨廓杰银行有存款，吃得讲究，穿得阔绰，但是也按期不误地借用公款。科员杨域峰订婚的时候在饭庄大摆筵席，结婚的时候，夫妇两人（都在石家庄工作）还特地跑到天津去举行仪式，这样的人公家也借给他钱！
那末为什么这个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呢？坏根子就产生在这个厂的直接掌握职工借款审批权的行政副厂长彭健身上。彭副厂长每月收入一百一十多元，在银行里有一百八十多元存款，居然也因为“生活困难”而借用公款。借来的钱干什么呢？用途是：为他还健在的岳母准备寿衣，为他未“出阁”的女儿大备“嫁妆”……。
上行下效，领导人员和财务部门既然这样，就造成了损公肥私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像乘“出差”之机大借公款来投亲访友、游山玩水和添衣服、采购土产的事情就很多。
不行！在人民的企业里决不容许有这种情况。这个厂的上级应该赶快堵塞这些漏洞，不让国家的建设资金继续被这些“快乐的”盗窃者糟蹋！
萧棹 郭钟 德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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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制止挥霍浪费挪用公款的行为编辑同志：
安徽省嘉山县潘村区供销合作社前任主任李守忠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并且挪用公款长期不还。
一九五三年九月，李守忠在南京治病。他不经过任何批准手续，就动用公款四百九十多元买回沙发、长桌和精致的热水瓶。今年三月，他又擅自动用公款八百二十元购买收音机两架，麦克风、扩音器和留声机各一台。他还借支了公款三百元，改薪金制待遇后也不主动归还，现在调动工作，就乘机赖债，扬长而去了。
在他的影响下，这个社里铺张浪费现象很严重。如今年四月国家决定将粮油销售机构合并到合作社的时候，社里竟以“会餐”为名大吃大喝，结果花去公款四百五十元。社里工作人员任意借支公款的现象很普遍。在工作人员待遇改为薪金制以前，私人借支公款的数目达一千五百元；改薪金制后，很多人都不主动归还。
我们要求嘉山县供销合作总社迅速检查这个问题，并作出适当的处理。
石豪 马土宽 张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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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严肃处理一贯欺压群众的坏分子编辑同志：
北京市矿区大台小区庄户村复员军人刘海泉（党员），一九五三年冬天转业还乡以后，担任了民兵副队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长的职务，对劳动和工作都是积极认真。今年四月份，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孙志中（候补党员）一贯不好劳动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孙志中就纠同他的兄弟孙志善（党员，村治安保卫委员）把刘海泉捆打得头部受重伤，结果连夜抬到十五里外的大台医院抢救，才算脱险。在这以后，孙志善和孙志中两人虽然被送到门头沟公安分局处理，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释放了。刘海泉向矿区人民法院申诉，法院审问了两次，竟提出“双方都是干部”，“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作理由，要他们自行协议解决。
孙志善和孙志中都是一贯欺压群众的流氓分子。例如，孙志善在去年曾经把张小旺的孩子毒打得几天起不了床，还打过刘国臣、张福云、郭登旺等人的孩子。由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得到严肃处理，群众都敢怒不敢言。
孙志善和孙志中欺压群众的行为已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什么北京市矿区人民法院对这件事不作认真的处理呢？ 郭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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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商务处来信：十月十日
“读者来信专页”上对我局所属佳木斯分局乱发电报造成浪费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除了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外，并决心接受教训，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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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五厂来信：十月十六日“读者来信专页”批评了我厂蒸馏车间经常发生跑油事故和管理制度混乱的现象。我们已经对蒸馏车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检查。通过这次检查，加强了蒸馏车间的领导力量和管理制度，修订了操作规程，成立了检油工段，并且修建了拣油池。今后当继续努力改进这个车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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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邢台地委组织部来信：九月十八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为什么拉师范学生改行作别的工作”一信，其中批评了我们分配师范毕业生王秀凤作非教学工作的错误做法。我们接受这个批评，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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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商业局来信：九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一万公斤鱿鱼错运到新疆”的来信，批评西安市贸易公司第三批发部土产货栈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情况完全正确。我们已经决定给土产货栈负责人岐光宇以记大过的处分，给直接失职人员黄富汉以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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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属工艺工厂来信接受十月三十日“读者来信专页”的批评。为了挽回劳卫制一级证章质量低劣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们已经赶制了十八万枚铜质证章换回锌质证章，并且决定组织技术力量继续研究和试验以锌质代铜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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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收起这项只图自己省事的贷款“经验”编辑同志：
山西省大仁县人民银行在今年上半年推广了一项发放农业贷款的“经验”：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计划，集体贷款；然后由社干部再放给社员；秋后又由社里统一归还。据说，这个“经验”的好处是：银行在放款的时候手续十分简便，秋收后又能保证收贷任务。
的确，这样做对银行来说，工作比过去大为省事了。但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来说，却增加了很多额外负担。像贷款中申请、审查、分款转账、收贷等一系列具体工作，都要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来做，很多人感到难于胜任。有些社干部因为不识字，记错账，结果还得自己赔钱。有些社员听说社长掌握贷款，申请贷款没有被批准就埋怨社长；有些社员秋收不还贷款，认为反正有社长给顶着。这些，都使社干部很为难。
此外，这项“经验”推广以后，也发生了个别合作社干部乘机挪用或贪污贷款的事件。像南石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柴进元用社的名义贷到八十元以后，从中贪污了二十一元多，又把其余的钱同几个干部分用了；而这个社的贫农社员柴芳却因为没有得到贷款而把一间半瓦屋卖掉来维持生活。
中共大仁县委会在今年四月间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指示银行负责人立即纠正这种作法。银行却把这个指示当作一阵耳边风。经过几次督促，银行答应下达一个停止办理集体贷款的通知。但是，最近县委会负责同志问韩副行长是否已经纠正了这种做法。答复是：“早下通知了，大概纠正啦！”事实上，九月份大仁县仍然有百分之六十的贷款，是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贷走的。
大仁县人民银行应该赶快收起这种只图自己省事的“经验”，让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减轻额外负担，集中精力把社办好。 陈喜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