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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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爱护劳动模范
陆灏
辽宁省工会联合会在关于劳动模范的工作报告上记载着下面一段材料: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王崇伦,在一九五四年有一百一十八天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五五年一月到十月十五日,有一百四十一天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没有到过生产岗位。本溪市采煤工人王恒成,本来是几年如一日地不缺勤、不迟到早退的,但是自从辽宁省授予了他以辽宁省工业劳动模范称号以后,今年一月到九月二十九日的二百四十一天内,就有一百零五天的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辽宁省的劳动模范几乎都是这样:越著名,被迫脱离生产的情况越严重。
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模范受到全体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这是非常自然的。因而他们受到人民的委托,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进行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有些领导工作人员,不问什么会议,为了“隆重”起见,总喜欢请劳动模范参加;不管什么工作,都要求劳动模范带头。就这样,当一个先进工人成为劳动模范以后,就很少有时间或者没有时间参加劳动,在生产上就很难创造新的成就了。有的人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很少。如著名的劳动模范孟泰,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下班回到家里,小学校的小朋友们三五成群地在他的门口排着队来访问他,一队挨一队,要求他讲讲模范事迹,要求他讲讲对他们的希望。孩子们的热情是无可非难的,问题是有关的领导机关对于像这样使孟泰吃饭、休息、学习都受到影响的访问却熟视无睹。劳动模范王恒成既不是本溪市的政协代表,也不是市人民代表,但是在今年一月份,他被邀列席了市政治协商会议,又列席了市人民代表会议,加上劳动模范座谈会、评模会议,给小学生作报告等等,一共就占去了十一天的时间。
有人说:“这都是因为我们爱护劳动模范啊!”但是,爱护得连劳动模范的生产时间都没有了,我想这就大可不必了!
爱护劳动模范的人们,请你们珍惜劳动模范的生产时间!请你们尽可能地帮助劳动模范创造更大的成就!对劳动模范应当有真正的爱护和尊敬。这样的爱护,才能对国家有好处,对劳动模范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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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执行了“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
  石家庄动力机械厂厂长 郭韧
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现在生产一种蒸汽动力——锅驼机。蒸汽机是动力机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现在又得到了农民兄弟的热烈欢迎。近几个月来,我们每天都要收到许多询问的和订货的信,每天要接待许多商洽订货的人。我厂今年的生产计划所规定的全部锅驼机,九月初便被订购完了。九月中旬,我们订了增产计划,但是仍然没有能满足订户的要求。根据现有的不完全的统计,明年的订货要求也不能满足。我厂历年来的生产任务总是“吃不饱”,现在变成了“供不应求”,使工厂第一次走上了正常生产的道路。
这个变化,是我们贯彻执行了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的结果。
这条正确的道路,我们不是一下子找到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我厂连固定的生产对象都没有,承揽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为完成订货,人不够,就添人;人刚添了,活又不够做了,就再去找活。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上级要我们生产七吋步犁。我们不到农村去调查农民的具体需要,只是关门生产。结果虽然生产出了许多步犁,但是销不出去,不到一年就被迫停止了生产。我们从这次失败中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训,反而片面地认为目前的农村不是工业的市场,收拾起为农业服务的招牌,开始面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为了完成产值计划,我们一方面向中央主管部门要求分给一些生产任务,一方面派人到大城市承揽零货。这时,生产管理一片混乱,每个月要生产些什么产品,连计划都订不出来。天天过着发愁的日子:没活做的时候发愁,找到了活又愁着到期交不了。工厂是经常地加班加点,突击生产。因为粗制滥造,返修品和废品成堆,用户有的拒绝收货,有的退货。一句话,工厂是困难重重,焦头烂额。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中央对地方工业所规定的“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且同农村经济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头脑才清醒了。我们深刻地检查了工厂的生产方向和自己的经营思想,认识到过去所以失败都是由于我们的觉悟不高和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我们只知道生产,但是生产的目的性不明确。我们嫌为农业服务麻烦,不愿意同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只考虑完成本厂的任务,而不从全局着想,有这样的思想不论为谁服务都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屡次碰壁的根源。从此,我们下定了决心:坚决地按照中央的方针去做。
检查了思想以后,我们便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需要。我们发现,农民在组织起来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要求改进生产工具,要求使用机器代替人力、畜力,以达到大量地增产。这时,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购买了柴油机带动水车。但是,柴油机不易掌握,常出故障,农民还不完全满意。这时我们便想:如果用小型的锅驼机来供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灌溉和农产品加工的动力,可能适合农村目前的情况,可能受到农民的欢迎,于是我们便决定了设计和试制七马力锅驼机。
第一台七马力锅驼机在一九五四年的十一月试制出来了。我们先在工厂和保定市进行了抽水表演,春节期间又举办了工农联欢会,邀请郊区农民代表来厂参观,征求他们的意见。正式生产以后,我们又对最先使用这种机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具体帮助,一面考察锅驼机的效果,一面吸引群众来参观。今年五、六月间,我们又组织了农村访问团,携带机器下乡进行抽水、铡草表演。为了取得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机关的指导,在第三机械工业部主持下,今年七月又在北京进行了表演。这些表演和重点示范都起了良好的作用。行唐县西关和北关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锅驼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逢集的时候,赶集的群众都要去看。在最近几个月里,锅驼机成了当地农民的谈话资料。现在行唐县的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盘算着要购买锅驼机。
群众认识了锅驼机的好处并且准备采用的时候,首先考虑自己是否能操纵这个机器。为了解决农民不懂操作技术的困难,我们举办了锅驼机司机训练班,通知各个订货户派人参加。学习时间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由我厂指派技术人员讲课,抽出机器供实习用,抽出技术工人进行辅导。这样的训练班我们一共举办了四期,共训练出了二百一十四名锅驼机的司机人员。凡学习过的,回去后一般都能掌握机器正常运转。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知道工厂能够代训操作人员,才敢于购买机器。现在我们正协同政府的水利部门开办了较大规模的训练班,并且在逐步地提高训练水平。
去年十一月,我们又进一步抽调了一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织了一个对外服务队。有的用户技术力量不足,我们就派技术比较高的人去帮助,直到他们的操作人员比较熟练之后再回来。如果机器在使用当中发生故障,用户只要来一封信,不论多么远,工作多么忙,我们总是很快地派人前去解决,直到把机器修好使用正常以后才回来。农民采用锅驼机以后,在采购各种机器零件和配件上发生了困难。比如,传动皮带在我们是容易购买的,农民却不好办;锅炉用水一定要经过化学处理,但是农民不知道在哪里买药品;尤其是配件坏了的时候更是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除了随同机器附带一定的备件之外,还由服务队担负了代办化学药品和机器配件的工作,只要用户来信,我们立刻寄出。我们还主动地到各用户那里去巡视访问,检查用户对机器的使用是否得当,并征求意见,交流经验,传授技术。因此,这个组织在新产品的推广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得到了许多用户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现在服务队的组织正在逐步扩大和加强。但是,今后农村中机器越来越多,只靠各工厂的服务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注意组织地方性的技术力量来担任今后农村中使用农业机械的技术传授和修配工作。
我们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七马力锅驼机从今年正式生产以来,成本已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下半年的售价比上半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一六。产品的质量也在逐渐提高。最近在第三机械工业部的主持下,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教授们对我厂出产的七马力锅驼机进行了技术标定。研究的结果,把锅驼机的规格改成了五马力和十马力两种,以便更适合于实际需要。构造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样既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又可以提高质量。现在我们正在绘制新的设计图纸,准备明年大量生产。
我们实行了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使工厂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但是,它的更大的效果是能够促进农业增产,增加农民收入,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下面的几个实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河北省行唐县西关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购买了一台七马力锅驼机,用它灌溉了小麦一百六十亩,每亩平均收成比去年多七十六斤,灌溉玉米六十五亩,每亩平均收成比去年多四十六斤,棉花三百一十五亩,估计收成每亩平均比去年多六十三斤,全社一百一十六户,平均每户增加收入六十五元多。而因为天旱,单干户的产量都不如去年。社员们说:今年长期不下雨,单干农民套着毛驴,浇了这块,旱坏了那块,眼看没有办法。只有社里的地都是青旺旺的苗子,湿呼呼的地皮,锅驼机嘣嘣地一开,赶走了旱灾,单干户们眼看着锅驼机发馋。这反映了使用农业机器对吸引农民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有很大作用的。用锅驼机浇地,费用也比畜力水车少。据行唐县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计算,用畜力水车要比用锅驼机费用高六倍;而且,锅驼机浇一水能抗旱九天,水车浇一水只能抗旱四天。
锅驼机不但能用来灌溉,增加农业生产,秋收以后,它还能投入副业生产。行唐县北关五一农业生产社用锅驼机带动机器磨,每天可磨小麦两千斤或玉米一万斤,顶二十五个人、二十五头牲口一天的劳动。新棉上市后,他们同县供销社订了加工轧棉花合同,用锅驼机带动三部轧花机,一部清花机,每天可轧花八百到九百斤,能顶五十到六十个人劳动,每天能挣加工费一百一、二十元。
我们看到了锅驼机所起的作用以后,逐渐地更深刻地认识了国营工业在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中的重大责任。我们决心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企业管理,开展劳动竞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器来支援农业,同农民兄弟携起手来,为早日实现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附图片)
  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生产的七马力锅驼机
(河北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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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河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两大特点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委书记 郝平南
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专区一九五三年试办了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又办了四十八个社,达到区区有社;一九五五年办了四百五十七个社,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八点七五,基本上达到乡乡有社。全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合作社都增加了生产。
今年河套地区的各级党委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重新制定了发展合作社的计划,根据各县、旗的计划,一九五五年冬季,全区入社户数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将达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五六年冬季将达百分之七十,一九五七年冬季将达百分之七十五。并且,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全区还将试办十至二十个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认为,这个任务是可以胜利地完成的。
目前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秋收之前,已经有不少互助组向乡支部提出了建社的要求。临河县委曾经收到四十多份农民要求建社的申请书。杭锦后旗一区区委副书记到沙沟乡的时候,群众把他围住不让走,质问他说:“去年推今年,今年推明年,到底什么时候建社?”达拉特后旗海子晏乡一个互助组的组员听说区委制定的今年建社计划里没有他们,立刻要互助组长骑马赶到区委会再次申请,最后他们建社的要求终于被批准了。在许多地区,互助组积极积累公共财产、购买新式农具、学习介绍建社办社经验的书籍、到老社参观、请老社干部报告……准备建社。绝大部分要求建社的互助组工作组一进村就可以进行“四评”,有的互助组在筹备期间连“四评”都作好了。因此,今年建社工作特别顺利。我们计划今年新建三百零五个社,九月间结合秋收,用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建起了二百一十个社(占建社计划的百分之七十)。
在河套地区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两个大问题,必须特别注意。
第一、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必须同水利建设的规划密切结合起来。
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全部耕地都靠引黄河的水灌溉。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但是,河套地区农业生产上最大的困难是:地多人少,劳力不足,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有水地十二亩。由于旧的水利事业被封建地主操纵,灌溉渠道高低不平,弯曲太多,淤积快;每年开新挖旧,成为群众的巨大负担。例如,仅仅干渠和大支渠的每年水费负担,就等于农业税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小支渠极其繁多,在有的地方,只能浇二、三十亩地的小支渠,竟占整个支渠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支渠过多,顾此失彼,更增加了灌溉上的困难。支渠常因渠口不固或看管不周而决口成灾,每年百分之九十的水灾都是在支渠口上发生的。至于地区之间因分水争吵的事情,就更多了。在水利的利用上也不均衡,有的地方用水过多,造成了土地的碱化,有的地方却干旱缺水。但是,合作化的发展将为逐渐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现在,不少合作社已经进行了渠道取直的工作,把若干小的支渠合并成大支渠(支渠下再开毛渠)。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水利设备的效用。如狼山县的建安渠,就是由十五道小渠并成的,过去浇地时十五个人忙不过来,现在几个人就够了。如果问单干农民组织合作社有什么好处?他们首先会说:合作社人多组织好,灌溉耕耘两不误!可见,水利制度的改革已成为促进农业合作化的重要因素了。但是现在仍有一部分水利工作人员,没有把水利建设同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只是空喊技术改革,对合作社已经创造出来的水利改革的经验不去总结。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办社干部,不注意把群众在水利上的创造同水利部门的科学指导相结合。这两种思想都要批判。我们必须使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同水利工作的全面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河套是民族杂居地区,在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中,必须加强蒙族汉族之间的经济合作,使农牧业密切结合。
过去,广大蒙族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下,经济破产,失掉了牲口,他们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但是不会耕种。那末,土地改革后的河套地区蒙族的生产究竟如何发展?有人主张单纯发展畜牧业。这种意见是不现实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蒙族居民牲畜很少,或根本没有牲畜,因此,单靠畜牧业,势难维持生活,更谈不到改善生活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河套是理想的农业区,随着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工程的建设,河套地区的耕地面积将逐年扩大。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发展农业在经济上是更为有利的。有人主张自由发展,就是说,“能牧则牧,能农则农”。这实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办法。我们认为河套地区蒙族人民正确的生产方向,必须是:从事农业,兼顾牧业,使农牧业结合。具体办法就是:大力组织蒙族和汉族共同参加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我们应当使蒙、汉族农民在互助合作组织中互相尊重,取长补短,适当分工,长于牧者放牧,长于农者种地。在互助合作组织中,特别要教育汉族农民热情地帮助蒙族居民学会种地。几年来,广大的蒙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全区已建立了二十九个由蒙汉族农民联合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蒙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临河县宿亥乡有六户蒙族居民,解放后就参加了互助组,去冬又同二十六户汉族农民联合建立了合作社。现在,蒙族社员都学会了种地。他们所在的互助组的每亩产量,一九五二年是一百零五斤,一九五三年是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四年冬建立合作社后,一九五五年每亩产量便达到了二百三十七斤。哈拉布代等三户社员,解放前地无一垅,土地改革后共分到水地六十九亩、羊五只。一九五二年他们开始种地,打了九石粮,一九五三年打了二十石粮,一九五四年就打了四十石粮,今年预计可分到四十多石粮。现在,他们三户的牲畜也由解放前的七十二头(其中羊六十只)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五头(其中羊一百零八只)。蒙族社员哈利玛说:“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学会了种地,牧业也有了发展,过去少吃无穿,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在河套地区的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十分重视蒙汉两族农民联合组成的合作社,把这种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好,以保证全区农业和牧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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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水两岸人民的喜事
  新华社记者 田庄
汉水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的工地上越来越繁忙了。大小船只密集在汉水岸边。搬运工人们不停地从船上卸下从各地来的机具和器材。工程师、技术工人以及从附近农村和武汉市赶来的建筑者们,已经汇集在这里。建筑者们的打硪的“号子”声时常和工地上的广播交响起来。
汉水下游是长江流域一块著名的经常容易泛滥的地区。汉水的上中游蜿蜒曲折地奔流在秦岭、大巴山、武当山的峡谷中,它的下游穿过一望无际的肥沃的江汉平原。因为汉水下游两岸地势低洼,在解放以前,汉水常常漫溢堤防,像猛兽一样吞噬着两岸的村庄和农田。一九三五年的一次大水,汉水北岸被淹良田五百八十多万亩,灾民达三百多万人。所以江汉平原世代流传着“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这样一句话。解放以后,居住在汉水两岸的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培修堤防,兴修涵闸,同时着手准备根治汉水。从一九五零年春天起,勘测人员就开始在汉水流域翻越大山,淌过河流,为汉水流域规划搜集资料。现在,汉水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汉水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就是结合根治汉水的一个组成部分。
站在杜家台一带高大的堤防上望去,左边是静静地流着的汉水,右边是密布在辽阔的平原上的村庄。可是汉水下游的河道越往下越窄,每年夏天当长江水位升高的时候,由于互相顶托,这里的河面往往比两岸平原高六、七公尺。人们远远地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汉水上往来的船只。就在这里,一座长四百一十多公尺、三十孔的钢筋混凝土分洪闸将要建筑起来。当洪水严重威胁两岸人民的时候,这座闸打开以后,就可以泄出每秒四千到五千多立方公尺流量的洪水。吞进的洪水将沿着一条长二十一公里、宽八百公尺的分洪道,顺畅地流入面积约六百六十平方公里的东荆河尾闾的旧泛滥区,经过容蓄调节后,再由沌口、大军山等处泄入长江。
汉水下游杜家台分洪工程的兴工,是同苏联水利专家的帮助和中国水利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分不开的。苏联水利专家沃洛宁在这个工程的设计过程中,同中国工程设计人员一起进行了察勘。他协助设计人员订出了对闸址基础全部进行预压以增强闸身的稳固的计划。沃洛宁根据他多年累积的经验,还在设计施工等方面提供了具体珍贵的建议。武汉水利学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的教师,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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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会计刘炳文
  纪卓如
青年团员刘炳文,从小只断断续续读过三年多私塾,不会笔算,也不会珠算。但因他诚实可靠,作事细心,一九五四年春天,钟祥县罗集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大家就选他做社的会计。
不会算账的人当会计,是有很多困难的。刘炳文开始记账是用一张一张的纸条,人家报多少他就记多少;因为不懂得乘法和除法,遇到社里分东西时,他只有扳着手指慢慢地算,数目多了,他就抓一把豆子来分作几堆一颗颗地数,数错了就得重来一次。工作效率很低,经常要熬到半夜才能休息。
第一次公布社员劳动工分的时候,刘炳文把社员李金玉的十五个工,错记为十三个工,惹得李金玉到处吵嚷。刘炳文的心情比李金玉更难过:他责备自己记账不谨慎,给工作带来了损失。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找社长。说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干不了这会计工作。”社长摇摇头,同情地笑笑说:
“我们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我们能再等十年,等你读完了小学、中学再来办社吗!建设社会主义,怕困难还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
第二天大早,刘炳文就到附近湾里去找一位会打算盘的鲁老头请教。他同鲁老头约好:每天晚上去学两点钟的珠算,无论天晴、下雨,保证决不缺课。他还向鲁老头借了一份“九九歌诀”表,并且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要背熟一段。经过一个多月的勤学苦练,刘炳文学会了珠算的全部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他不再扳指头、数豆子算账了。
但是,刘炳文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发现目前的会计工作还是有很多缺点。比如说:用记流水账的办法记工分,没有分出个工种,还是容易错;而且,一家人的劳动工分都记在家长一个人的名下,各人的劳动也分不出个高低来。有些社员就很不满意,包工包产也搞得很混乱。刘炳文积极同社员们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首先拟出了个“记工表”,分出“姓名、时间、工种、工分”四栏;又把分户立账的办法,改为以劳动力为单位的立账方法;工分账十天在小组公布一次,一月在全社公布一次。这样的记工和定期公布账目,既不容易发生错账,又能鼓励社员的劳动热情。为了消除包工包产中的混乱现象,刘炳文同社委、生产组长们商量拟定了一个“包工表”(表里分出庄稼名称、田亩数、需要工数)和规定耕种不同质量的土地的工数等。这样做的结果,生产组长和记工员都觉得工作好做得多。
以后,刘炳文发现社里的财务工作还比较混乱;社里的公共东西到处丢失,也没有人经管。许多社员看见这种情况表示不满。刘炳文感到这样下去会影响社的巩固。他就自己的意见同社委们一起制定了一套管理财务的制度;对社里的开支、社员的预支、粮食分配、财务保管等作了具体规定。刘炳文还给自己规定经常要帮助各生产组的记工员做到:勤记账、勤对账,定期把各种账目向社员们公布。从这以后,曙光社的财务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去年秋天,罗集乡建立了八个合作社,今年春天又发展到十五个。在这些合作社的会计里,刘炳文算是最有经验的了。新建社的会计遇到工作有问题,都跑来向刘炳文请教,刘炳文除了耐心帮助大家之外,经常考虑怎样才能使大家更好地熟悉会计工作。他想:乡里交流生产和互助合作方面的经验,有个互助合作网,要是把合作社的会计也组织成个会计互助网,交流会计工作的经验,不是很好吗?他把这个意见向党支部提出了,马上就得到了党支部和县委工作组的积极支持。今年三月间,罗集乡的十五个合作社同附近新集、沙港两个乡的三个合作社共同成立了一个会计互助网。大家选举刘炳文作组长。刘炳文和大家研究出会计互助网的工作方法:规定半月或者一个月开会一次,学习会计教材;提出各人在会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互相研究解决;按时重点帮助一个社整顿账目。在会计互助网的互相帮助下,新建社的会计工作得到很快的提高。
由于刘炳文热爱农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艰苦学习业务,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被选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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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阳予倩、刘仙洲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京今年有些优秀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和教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是今年六月光荣地被批准入党的。他今年六十六岁,从一九五○年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过去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坚持进行进步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戏剧事业上有一定的贡献。解放后,他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对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几年来他对党的追求是迫切的,坚决的,并且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阶级觉悟显著提高。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工作中,一贯表现积极负责。他的入党要求实现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是最近被批准入党的。他今年六十五岁,从事教育事业已有三十多年。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他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参加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教育改革工作和社会活动。他在实践中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伟大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了过去不问政治的错误想法,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四年三月,他正式向党提出入党申请,在今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纪念日被接收入党。
今年光荣地被批准入党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李桦,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世华
(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副教授丁?,北京医学院副教授、病理生理科教研组主任李秀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教研室副教授袁方等。他们都是解放后亲身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社会改革运动,对党的政策和党的事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积极申请入党,经过党组织的审查以后被接收入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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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大中城市乒乓球联赛
 天津上海武汉三个竞赛区的比赛开始
“一九五五年全国大、中城市乒乓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天津、上海、武汉三个竞赛区的比赛大会,在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先后开幕。在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将选出优秀男女乒乓球运动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阶段比赛。
参加天津竞赛区比赛的有北京、天津、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青岛、乌鲁木齐九个城市和黑龙江、河北两省的五十二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中有工人、学生、教师和机关工作人员等。他们大部分是新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参加上海竞赛区比赛的有上海、济南、杭州、福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新海连十一个城市的男女运动员四十人。参加武汉竞赛区比赛的有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广州、长沙、南昌、郑州、南宁、柳州和石岐、佛山十二个城市的四十六名男女运动员。这些运动员都是从当地的乒乓球比赛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当中有工人、学生和少年先锋队队员。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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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五年国际友谊射击竞赛大会
曾在第四项目竞赛中获得个人成绩第一名的苏联运动员科尔穆什金娜,又在第五项目竞赛中获得了个人成绩的第一名,她的成绩是五百七十五环;第二名是苏联运动员别拉娅,成绩是五百七十四环;第三名是罗马尼亚运动员茹维尔加努,成绩是五百七十三环。
                本报记者 纳一摄
第五项目——女子自选小口径步枪五十公尺卧、跪、立姿射击竞赛中立姿射击竞赛的结果:中国的李素萍一百八十四环荣获第一名,第二名是苏联的别拉娅一百八十三环,第三名是罗马尼亚的塞尔布一百八十二环。          本报记者 纳一摄
  中国和朝鲜的射击运动员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袁苓摄
  中国和蒙古的射击运动员在一起。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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