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常青的“草叶”
袁水拍
中国人民隆重举行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著作“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纪念，是有很大意义的。它说明了中国人民是世界进步文化的爱好者；中国人民是自由、民主和独立的拥护者；中国人民是加强国际文化往来、提倡各国和平共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从一八五五年惠特曼亲手排印出版“草叶集”的时候起，直到它的各种文字的译本在全世界流传的今天，美国资产阶级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攻击和诋毁。一百年以前，他们谩骂“草叶集”是“一堆下流思想的垃圾”，是一个“脏水桶”。一百年以后，他们也还是没有增加多少教养，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今年七月四日这本书的初版一百周年纪念日所发表的文章中，依旧对惠特曼进行无耻的诽谤，说围绕着他的巨大的荣誉是“一个大骗局”，是“一场组织得很好的恶作剧”。
这些人是惯于颠倒黑白的。他们既然会把日内瓦精神也说成是“灾难”，自然要把呼吁自由和民主、和平和友谊的诗人当作仇敌，说他是“疯子”了。
不管美国资产阶级怎样践踏自由和民主的旗子，怎样糟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世界劳动人民（连同美国人民在内），是珍惜这个战斗的传统的，他们自豪地把自己作为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光辉的文化遗产的合法承继人。对本国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固然重视和珍爱；对外国和别的民族的遗产，也是予以尊重和吸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所发出的纪念文化名人的号召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响应，就是有力的证据。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认为“草叶集”是一部具有崇高价值的著作，洋溢在“草叶集”中的爱人类爱和平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的气概，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股鼓舞的力量。我们决不会因为它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而有任何狭隘的感情。不管造谣家怎样歪曲我们。
把自己封闭在硬壳当中，胆小如鼠，不敢同别人接触，并且制造种种人为的障碍，来阻止国际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却还要说别人有“铁幕”的，难道不正是美国吗？我们的筹备纪念“草叶集”的团体曾经邀请美国的著名的歌唱家罗伯逊、作家弗兰克、评论家西伦等人来出席北京的纪念会，可是现在只能让会场上的他们的座位空着，原因是美国国务院不准他们出国。这些触目的空位无可辩驳地指明了：究竟是谁在阻挠自由交往？是谁在自己的国境上挂起了铁幕？
有些话听起来的确刺耳，的确要使某些外交官的脸皮在全世界的眼光下涨得通红：“在这地球上几乎再也没有别的一国的政府竟把自己的领土当作一个集中营来使用。”“由于不讲理地拒绝发给护照，已经使每个自由人的旅行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侵犯。今天，每一个美国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都是脚上上了镣铐的缓刑犯人……”。前一句话是作家法斯特说的，后一句话是卓别麟说的。一个不许跨出美国国境，一个不许回去。他们的亲身遭遇证明了他们所说的是事实。
只要能够，美国国务院的护照科长当然也会很乐意地拒绝发护照给“草叶集”，使它不能随便
“到共产党的国家去”。但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吏们的才能毕竟是有限的，不管他们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到底还没有办法把伟大的思想也都钉上镣铐，或者强使惠特曼也跑到他们公事房去捺手印！
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坚决的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以及反对侵略、主张国际友好和平合作的思想，是无法加以禁止的。美国的管制思想的法案和各种不体面的措施并不能使美国人民（更不必说世界人民）忘记“草叶集”中的气魄宏伟的、充满进步理想的诗句，并不能阻止惠特曼的声音响遍世界。
中国人民能够这样骄傲地说，我们配做惠特曼的身后的同情者和战友。当我们读他的相信人类会达到美好境地的诗篇的时候，我们亲切地感觉到好像他是我们的同代人。正如他在一百年以前所想像的，我们感觉到他的思想的手，越过了时光的距离，抚摸到我们身上。我们仿佛听到他在说：
同志，这不是一本书，
你触到它的时候是触到了一个人……
我从书页里跳到了你的臂弯里……
是的，我们敢于相信，无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我们所从事的正义的事业，是能够得到惠特曼的赞许的。我们和世界各地所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今天正在为实现诗人的追求真正民主、反对人奴役人和希望世界各国和平合作的理想而斗争。正如惠特曼所写的那样，我们正在证实着他的话，正在对他在当时尚未赋予明确的形体的理想，给以定义。他在“未来的诗人”这首诗中写道：
我只是为了未来写下一些提示性质的字句……
留给你们去证实它，给它以定义，
等待你们去作主要的事。
我们知道，惠特曼一再强调的是国际间的和平友好。他有一次表示“草叶集”的主题是“高尚的友谊，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城市的团结，它们之间的相互的同情和兄弟般的关系”。他在关于他的著作的俄译本的一封信中以及论文“民主的远景”中，都说到把一切遥远的土地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是他的“最心爱的梦”，同样也是“一切老年人、少年人、哲学家和诗人的梦”，既是“古老的”，也是“永远新的梦”。
的确，这不是过时了的“梦”，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今天的一致的想望也就是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国和国之间的信任的建立。惠特曼的“提示性质的字句”，现在不是已经有了“定义”了吗？那就是和平共处，那就是五项原则。世界亿万普通男女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难道不正是惠特曼所说的“等待”我们“去作”的“主要的事”吗？假如诗人还活着，难道我们不能得到他的同意吗？难道不正是另一个著名的美国人（只是他并不能够给美国增加光彩）杜勒斯在破坏国际良好气氛，在摧残日内瓦精神，在背叛美国的民主精神传统，在反对和辱没惠特曼吗？
是惠特曼承继了林肯、潘恩、杰弗逊的传统；是杜勒斯和麦卡锡背叛了他们。是惠特曼用他的战鼓似的诗句捍卫着那些美国赖以建立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是杜勒斯、麦卡锡们用坚持冷战、叫嚣原子战争、加强政治迫害、加紧种族压迫等方法，来企图扑灭这种精神。在“民主的远景”中，惠特曼强烈地反对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已经表露出来的侵略外国的贪欲。他认为美国的国土已经扩张得够厉害了，他警告统治者的这种侵略行为。惠特曼该没有想到，在他写了这些作品以后的年代中，曾经反抗过殖民主义的美国，自己却变成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向世界各处伸出鱆鱼的触手，并且支持殖民国家镇压弱小民族的血腥政策！
惠特曼反对对外劫掠，也反对国内资产阶级日益加剧的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他把唯利是图、贪婪腐化的美国统治阶级比喻做毒蛇，它贪婪到连它的同类也要吞食。在许多诗篇中，特别是后期的作品中，诗人对金钱的奴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讽刺。
遭受美国资产阶级榨取压迫的人群之中，命运最悲惨的是有色人种。惠特曼为反对奴隶制度、同情黑种奴隶所写的诗篇是代表人类良心所发出的不朽的正义的呼吁，也是对任何一个世代的种族歧视政策的执行人的严重警告。他说，凡是赞成奴隶制度的人本身就是最坏的奴隶。在“自己之歌”等诗中，他以最亲切的诗句表现了对受迫害的黑种兄弟的无限同情和爱。他不仅呼吁消灭奴隶制度，主张一切种族平等友爱，而且参加了实际的政治斗争，参加了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争。为救护伤兵，他奋不顾身地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以致后来死于瘫痪症。惠特曼虽则终其身没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是他越到晚年，越看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弱点和虚伪性。他晚年的思想无疑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他矇矓地看出了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前景。他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了工人，用最光辉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民的信心。他渴望有一天：
战争、悲伤、痛苦都消逝了……剩下的只有欢乐。
因此，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爱好民族独立，为人类的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民，包括我国人民在内，是惠特曼的“草叶集”的当然的拥护者。
在中国，这本诗集中的一部分篇章，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就被翻译介绍过来了。著名诗人郭沫若就曾经选译过“草叶集”。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这样说过，他翻译惠特曼的诗是相当严谨的。他是惠特曼的爱好者。在“五四”时代所写的一些革命诗歌中，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惠特曼，称惠特曼是“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的“文艺革命”家。在“晨安”一诗中，郭沫若在歌颂“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和“畏敬的先驱者”苏联的同时，歌颂了“草叶集”的作者：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
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
呀！
充满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草叶集”很自然地给予中国的“五四”革命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以不小的影响。在五四时代新诗歌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惠特曼的影响。新中国的诗人把惠特曼的作品当作他们应该承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贵的一部分，他同劳动人民、同革命运动紧密联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我们深信，惠特曼的光辉传统不会被他的渺小的背叛者所损伤。“草叶集”不仅将为他生前所屡次关注和问候的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人民、特别是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人民所吟诵，拿它当作鼓舞自己为国家的独立、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的号角，而且在这部诗集所自诞生的国家内，它也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越来越强烈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世界早已忘却那些在一百年前谩骂和迫害惠特曼的小官僚的姓名，也必然要忘却现在或者今后仍要继续憎恨和焚烧“草叶集”的那些议员之流的姓名，但是惠特曼的名字将永世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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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人民来信加强工厂同群众的联系
——上海市委检查轻工业企业的人民来信工作
本报记者 季音
人民群众的直接来信，是人民对国家事务高度负责精神最生动的表现之一。现在国家工业建设正日益引起人民的关怀，工业产品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也在不断扩大和增强着，因此工矿企业中人民群众的来信，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热情地负责处理这些来信，是工矿企业党组织和行政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会最近在提高轻工业产品质量的工作中，曾领导一部分轻工业工厂的党组织，对企业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作了一次普遍的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工厂人民来信的数量都比过去多得多了。如公私合营正泰橡胶厂等六个企业，从今年一月到八月，共收到了人民来信九百一十四件
（其中一个厂只有七、八两月的统计数字）。信件来自全国各地。写信的有农民、工人、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等。他们以满腔热诚，有的对工厂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更多的是对这些厂的产品质量不好提出了尖锐的、中肯的批评。
工厂企业中人民来信的一个特点，写信的人大部分是工厂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是工厂生产工作最可靠最公正的鉴定人。因此这些写信的人反映的意见，对于改进企业的生产工作，纠正生产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着很大作用。国营上海卷烟三厂，在今年五月收到了一件人民来信，反映该厂有一部分纸烟竟没有贴商标纸。不幸这封信被搁置了几个月。最近厂里根据这封来信作了检查，才发现这封来信所批评的那种严重不负责任的现象，正是准备就要奖励“从来不出质量事故”的四号包装车上的包装工人杨章妹造成的。厂里就立即取消了给她的优胜奖励，并在群众中公布了这个事件。这给了厂的领导和群众一次很有益的教育。
工厂企业的人民来信内容是异常丰富的，而且有些信件中还给工厂附来了各种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实物，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因质量不好等原因而损坏的产品原件。国营上海自行车厂过去出品的“永久牌”自行车有不少缺点，人民群众来信提出了各种具体建议，个别的还附来了改进的图样。无锡机床厂的一个工人就寄来了一份改进自行车把手的图样。一个农村干部来信说：“车的挡泥板和车胎离的很近，在农村土路上稍遇道路泥泞，泥土淤塞，就不能行走，势必要人来扛。”今年二、三季度，上海一部分轻工业品由于片面地实行节约的结果，质量一度下降。这时，人民来信纷纷指责这些企业
“不能为了节约，不顾及质量及人民的要求”，
“要加强服务观点”，“不要再生产坏品质的产品”。而当产品质量一旦有了改进后，群众又马上来信。欢迎这些产品的改进，又指出新的努力方向。人民来信就像一支晴雨表似的，正确地反映着企业生产的变化，鞭策着企业领导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人民的来信还常常提出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为企业改进工作指出了方向。例如有人来信批评正泰橡胶厂出品的“回力牌”胶鞋质量不好，“万里鞋”成了“十里鞋”、“五里鞋”。来信中还指出造成质量不好的原因之一是正泰橡胶厂“重外表不重质量”，“式样好看，但不坚固”，“报上登的（广告）与实际不符”。这是正确地揭发了正泰橡胶厂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风。也有人给国营上海卷烟二厂来信说：“只顾产量，不顾质量的片面节约观点，不但使消费者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并将使国营企业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许多群众来信的意见虽然常常不是很全面的，但是如果企业领导上能够虚心地听取和研究这些意见的话，对改进本企业生产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有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和行政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是不够重视的。国营上海卷烟二厂今年八个月中接到了八十一封人民来信，反映该厂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引起厂长和党委的重视。也有的工厂把处理来信工作，当成例行公事。例如，来了一封信，就由秘书科的科员用早就印好了的复信来答复。这种印好的信上有着“本厂异常抱歉”，“希望时惠批评”等等一套虚伪的、不着边际的客套。或者让这些来信，在各科室之间“踢皮球”、“兜圈子”，推来推去，无人负责，最后就不了了之。这种对待人民来信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就使群众的许多宝贵建议被淹没无闻了，使工作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次检查中，反映出了许多工厂党组织是不过问人民来信的工作的。他们的理由是“处理人民来信只是行政上的事情，与我们无关”。甚至把过问人民来信的工作，当做是干预行政工作。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企业中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来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推动我们党的各项工作不断前进的动力，而人民群众的直接来信，就是这种群众性的监督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忽视人民来信，实际上就是阻塞人民群众的批评，拒绝人民群众的监督。像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难道还不应当摆到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日程上来吗？这次检查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处理人民来信不只是一件行政工作，同时更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来信反对企业中的保守思想、骄傲自满情绪、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和各种落后现象。在这种具有原则意义的斗争中，工厂党组织是完全不应当袖手旁观的，而应该积极地参加和支持这一斗争。
这次检查中的事实也说明，人民来信是对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很好的教材，经常公布人民群众的来信，并组织讨论，使职工从这些来信中经常地、具体地了解到他们日常的生产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对于加强职工对人民负责的观点，推动他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是会有很大作用的。上海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最近在纠正“四一四”毛巾质量下降的工作中，公布了群众对“四一四”毛巾的批评信和附来的破毛巾。“四一四”毛巾过去是名牌货，职工们都有盲目自满的情绪，群众来信的尖锐批评给职工们敲了警钟。漂染车间工人胡纯滋看到群众的批评后说：“我心里真难过。农民兄弟辛辛苦苦种出棉花来，运输工人把它运到城里，纱厂的工人又花很多劳力纺成纱，要算一笔细账，做毛巾用的纱，已经花了多少人的心血啊！我想起这件事，晚上就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全厂工人认真地研究出了毛巾质量不好的原因，决心用改进生产来回答消费者的批评和期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处理人民来信不只是属于行政上的工作，也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通过这次检查工作，许多工厂的党组织开始重视了人民来信，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进这一工作。如督促行政建立一套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制度，协助行政配备适当的干部，从组织上消除过去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同时还规定行政上要定期向党委报告人民来信中所反映的重大问题和处理来信的情况，党委会上要及时进行讨论。党组织也定期检查行政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执行情况，并把这些列为对上级党委工作报告的内容之一。
现在不少厂已在根据人民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意见，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花式。地方国营大孚橡胶厂、公私合营关勒铭金笔厂等几十个工厂都将根据人民来信的意见来提高第四季度产品的质量。人民群众来信的批评和督促，真正形成了推动企业前进的巨大力量。还有些厂的党组织对这一工作仍未加以重视，有的只是检查一阵了事，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把这项工作巩固和经常化，这是应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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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同冶金工厂的合作
龙期威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自一九五三年成立后，便同各冶金工厂建立了合作关系。全所研究计划中配合冶金生产的研究项目占了很大的比重。如今年金属研究所研究计划中百分之六十的项目是配合现有钢铁企业的（配合新建钢铁企业的未计算在内）。这些研究工作都同有关的冶金工厂签订了合作合同，因而也得到了工厂的积极支持。金属研究所合作的主要对象是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厂。今年又同本溪钢铁公司和大连钢厂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范围包括冶炼、加工、金属物理、耐火材料、选矿和化学分析。两年来，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协助各冶金工厂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迅速应用到工业实践中去；同时，通过合作，生产也给研究工作提出了任务，丰富了研究工作的内容，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前进。
两年多来，金属研究所配合包头、武汉新钢铁基地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选矿和耐火材料试验工作，为建厂提供了设计数据。今年同某钢厂合作的新钢种冶炼试验，证明过去这个厂产品中的发裂缺陷可以减少很多。同时，结合这项工作还研究了氢在退火钢锭中分布的情况。为了扩大球墨铸铁的使用范围，进行了球墨铸铁加工的研究，结果指出经过加工后某些机械性能还可以改善、提高。今年同某钢厂合作的氧气炼钢研究，经过三次碳素钢吹氧试验，已证明可以缩短冶炼时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并可以省电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这个厂现正准备在生产中推广。同鞍山钢铁公司合作的高炉砖已试制成功，产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苏联标准。这项工作曾受到重工业部的表扬。金属中内耗的研究，已经提出了钢的蓝脆和回火脆的新看法，并在许多其他实际工作中扩大了内耗方法的应用范围，为进一步研究金属力学性质和结构提供了新的途径。下面谈谈金属研究所在同工厂合作过程中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
合作内容的改进
过去，金属研究所同各冶金工厂合作的内容，大多是研究当前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这种情况是同那时我国冶金工业的状况，金属研究所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干部情况分不开的。那时，各工厂刚刚恢复，工厂试验研究力量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来，产业部门的研究所还没有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不应该不担任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技术问题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金属研究所的冶金研究干部多为青年，一般缺乏生产实际知识，直接从事厂矿生产技术问题的研究，可以补充这一方面的知识，增加信心。
今天，我国冶金工业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各冶金工厂的试验研究力量已逐步组织起来，产业部门的研究所正在扩大和加强，若干生产分析和试验研究工作逐渐已能自己担任。这样，冶金工厂对科学院研究部门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了，他们并不特别欢迎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他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仍旧按照老样子合作下去，就不仅会使许多生产上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基本理论的工作没有人担任，对科学院培养专业研究干部的工作有妨碍，而且也将因为科学研究所过多地包揽了工厂自己可以担任的工作，影响到工厂对试验研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到工厂本身试验研究力量的生长。另一方面，工厂生产技术水平日益提高，逐渐发现有些问题如果不进行系统的研究便不可能解决。所以，金属研究所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增加了比较长远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例如同鞍山钢铁公司合作的
“碱性平炉熔炼优质钢的锰制度”，研究它的目的是希望从理论上及实际生产中找出熔炼过程中钢含锰量高低的优点和缺点，以肯定究竟是否一定需要将钢中含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如果试验能够证明含锰量低一些也可以的话，那末，高炉生铁便不必规定锰的含量在一定限度以上，这对于提高生铁产量有帮助，而且可以节约锰矿。这在科学上也是一个正在争论、而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结论的问题。这就须要不仅从生产试验上积累经验数据，而且应当深入到研究炼钢物理化学过程的一些问题。如锰对钢液中氧的活度的影响等。因此，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仅是生产上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而且往往是科学上的基本理论性的问题。另外，同生产间接有关的理论性问题，今年也列入一项作为合作内容。今年金属研究所在同鞍钢的合作合同中增加了一项基本理论性的工作“金属的力学性质与结构”。目的是希望工厂关心支持这类工作，从实际需要方面提出须要研究的问题，并供给实际钢样。研究所有了新的研究结果，便去工厂作科学报告，增加工厂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
以上所列举的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他类似的工作便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类性质的工作，应当成为金属研究所同各冶金工厂合作的基本内容。当然，这不是说，凡是遇到工厂中的突击性任务，都不分情况地一概加以拒绝。
合作方式的改进
金属研究所同各冶金工厂合作的方式，通常是在每年签订合作合同的时候按照工作性质确定下来的。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合作方式，是在工厂进行一部或全部工作。这类工作大多是必须在工厂进行生产试验的工作，或者是推广工作。这种合作方式曾经历过三个阶段：过去，生产上须要研究的问题较多，金属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又很缺乏，所以就采取生产实习同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派遣研究实习员到工厂中去学习。使他们在参加工厂试验室的各项试验研究工作中，熟悉生产过程。然后逐步过渡到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研究所和工厂共同领导下，担任一两项专业工作。进一步，使他们能在所内高级研究人员原则性的指导下，在工厂独立负责一项试验工作。
是不是所有同工厂合作的而基本上在工厂进行的工作都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呢？当然不是。在高级研究人员的领导力量足够多和研究实习员已经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如以后新型大学毕业生）的情况下，这是不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冶金工业的要求总是超过我们旧有的力量的。我们往往在一项专业的各方面都缺乏有经验的科学研究领导人员。金属研究所遇到这种情况，便按照前述办法做了。现在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力量生长得快，也可以协助工厂解决一些问题。
第二种合作方式，由工厂委托研究任务，工作基本上在研究所进行。这种方式，在一九五五年较多地采用了。即使是前一种合作方式的工作，也有一部分由于要结合基本理论工作的研究，而必须在试验室中进行。今年采用这种方式合作的约占全部合作题目的百分之六十。这里反映出工厂委托解决的科学技术任务的要求提高了，许多工作不是科学上已有的成果，或者是试验室已掌握的技术，只要直接在生产上进行试验就可以直接应用。例如同鞍钢合作的用电解法鉴定钢中非金属夹杂物的技术，中央试验室没有先经过试验室的系统研究，达到稳定检验结果，便直接在工厂工作中运用起来；结果，耗费了大量材料和劳动力之后，才发现误差波动范围很大。这对于合作的两方面都是一个经验教训，说明一般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未掌握的新技术，都必须在实际应用或生产试验之前，先要进行试验室的研究工作。甚至带有更多摸索性的工作，还必须在试验室研究之前，先进行一些纯理论性的研究。但是目前我们同各冶金工厂合作工作中还只有“金属的力学性质与结构”这一个题目。
第三种方式是建立综合小组。比较复杂的实际问题，须要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因此需要把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综合小组进行研究。在这方面，金属研究所还没有很好的经验。
切实执行合同检查制度
金属研究所和各冶金工厂今年切实执行了按季检查合同的制度，对督促合作工作的进行，起了很大作用。今年第一季和第二季，所、厂双方的行政和科学技术工作负责同志都亲自主持检查合同的会议，及时解决了问题，效果很好。在合同检查会议上，工厂的同志可以听到研究所同志汇报合作工作的进行情况，可以对这些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便可以督促研究所如期完成任务，并随时在研究工作中注意到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双方还可以针对联系配合方面的缺点提出改进意见，作出决定，在下季执行。一九五五年以前，合同上虽然也有过合同检查制度的文字规定，但是始终没有认真执行过，因而合作合同没有发挥它的督促作用。今年上半年的经验证明了切实执行这个制度的必要性。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这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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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堂·吉诃德”初版三百五十周年
冰夷
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著名的长篇小说
“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至今已经三百五十年了。几世纪来，西班牙许多帝王将相的名字已经为人遗忘，但是在三百多年前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这部小说却至今活着，而且越来越富有生命力，越来越为西班牙和全世界的人民所热爱。世世代代的西班牙人民不断地从小说里得到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生活教科书，从里面汲取无穷的智慧，接受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学习反抗奴役压迫和争取自由正义的精神。远在小说第一部出版之后不久，“堂·吉诃德”就越出自己祖国的范围，开始流传到国外去，从十八世纪起，它就被公认为西班牙人民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生活在一个动荡和激变的时代。在十六—十七世纪这个时期，在海外拥有广大殖民地富源的西班牙帝国，由于连年对外进行掠夺战争失利，国库枯竭，农业和工商业衰败，国际地位低落。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荒淫生活，统治阶级对国内人民加紧压榨。西班牙人民不堪忍受专制压迫和横征暴敛，纷纷起义反抗。封建政权又进一步对人民施行血腥的镇压，因此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同时也更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塞万提斯不但目击和参与了这些动乱事变，而且和他祖国的人民一起遭受了不幸的命运，他的一生是在连绵不断的苦难不幸、贫困潦倒之中度过的。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于一五四七年生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德·海那列斯城。父亲是一个穷医生。他从小随着父亲流浪，后来在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里当过兵；参加过西班牙和土耳其的战争，在里班陀一役中身受重伤；返国途中被土耳其人俘掳，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五年屈辱的俘虏生活；回国后为了生活，做过海军里的军需官和内地的收税员；受过政府官吏和警察的迫害，因被人诬告而坐过两次牢。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文学作品，于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逝世。
由于不幸的遭遇，塞万提斯同西班牙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他从小就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甘苦，并且受到他们的教育。几十年的流浪生活使塞万提斯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的最下层去获取丰富的生活经验，了解人民群众在剥削阶级专制压迫下的困苦生活和他们的迫切的要求，并且发现他们的丰富的智慧和潜力。
在“堂·吉诃德”里，塞万提斯以非凡的艺术手腕展开了一幅广大而真实的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图画。小说所包罗的人物、地区和事件的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在世界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小说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制度腐化、崩溃和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日益得势的过程，并且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在这个动乱时代所过的非人生活以及他们酷爱正义自由反抗奴役压迫的高贵精神。作者无情地讽刺和揭发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丑恶的一面，而以十分的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苦难中的勤劳智慧英勇的人民的身上。所以后来高尔基非常公正地把“堂·吉诃德”列入了那些“在形象和语言中惊人地凝结了世界上的思想、感情、鲜血、苦水、热泪而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少数世界伟大作品之列。
堂·吉诃德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他崇拜过去“英雄的”骑士时代，以至于失去理智，疯疯癫癫地生活在一个远离现实的幻想世界里。在他的眼睛里，周围的世界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横行的世界，他把自己也想像成了一个负着锄暴安良、济弱扶倾的大任的骑士。但是他的幻想世界同现实世界距离实在太远，因此总是弄巧成拙，造成无穷笑料。他抱着满腔热忱，替别人打抱不平，结果却常常不但对别人没有好处，反而害了别人，甚至连自己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塞万提斯对于他的主人公这种脱离现实的思想和不顾现实历史条件而徒劳无益地斗争的行为作了毫不容情的讽刺和批判。
但是当读者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的时候，都会渐渐感觉到，在作者泼辣无情的嘲笑里实际上却包含着无限辛酸同情的热泪；在主人公的荒唐可笑的幻想后面却隐藏着非常残酷可怕的现实；而堂·吉诃德的思想行为，除了滑稽可笑的一面之外，却主要的还有着可敬可爱的崇高的一面。
小说里展开的是一个社会恶势力当道、统治阶级荒淫腐化、正义不张、自由被压抑、人民大众受苦遭难的世界。警察、神圣保卫团、神父、骄侈淫逸的贵族和他们的奴才等等，固然是现实世界里的恶势力的代表；就是堂·吉诃德在幻想中所看到的那些由磨坊风车、羊群、酒囊等等变成的敌人、妖魔、巨人、恶霸等等，难道不也是现实世界里的恶势力的化身吗？在塞万提斯的时代，西欧的企业主设立了许多磨坊来盘剥农民，豪门贵族把农民的耕地圈作牧场，磨坊风车和羊群在人民的意识里正是和社会恶势力的概念相联结在一起的。
堂·吉诃德这个人物，一方面是作者对骑士小说里的骑士所作的漫画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和这些骑士大不相同，他不是一个效忠于封建贵族的贵族骑士，恰恰相反，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死对头，他是同封建贵族的走狗、横行霸道的贵族骑士誓不两立的穷骑士。他痛恨魔障重重的现实，和恶势力不共戴天；同时他酷爱自由正义，同情被压迫者，和苦难的人民站在一起。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身上充分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先进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成了封建制度压迫下西班牙人民的反抗情绪的表现者。
堂·吉诃德，正如别林斯基所说，“首先是一个极优秀、极高贵的人，是一个无所畏惧、无可非议的真正骑士。不管他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如何可笑，——他不但不愚蠢，而且相反地很聪明；简直是一个真正大智大勇的人物。”他有着远大的理想。他渴望在大地上恢复那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象他自己所说的，
“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词儿”，“一切都是公共的”，“到处一片友好、和平和融洽的空气”（第一部第十一章）。
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不朽，不仅仅由于他有着这些崇高的理想，而且还由于他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他对自己的理想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有着为了它英勇奋斗到底的决心。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为了达到他的理想，他可以忍受任何的考验，生命都置之度外。而且他充满着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斗争到底。别林斯基说的对，
“如果这种英勇精神、这种豪侠气概、这种忠诚，如果所有这些优美、崇高、高贵的品质运用得恰当，及时，——堂·吉诃德就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
有着这样崇高理想和高贵品质的堂·吉诃德，为什么在塞万提斯的小说里要以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物的姿态出现呢？这也是有着它一定的社会根源的。文学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哈姆雷特为了报仇不得不装疯；在格里波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苦恼”里，主人公恰茨基由于他猛烈谴责俄国上流社会的愚蠢、庸碌、残酷而被当众宣布为疯子；而在我国古典文学里，不是也有贾宝玉这样的人物由于他表现了叛逆思想而被指责为疯癫吗？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如果要表示反抗，常常不是不得已而装疯，就是被目为疯子。失去了理智的堂·吉诃德是为了高度的理智而战斗的，他是反对那以不理智为最高法律的社会制度的战士。而塞万提斯却也正是巧妙地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失去理智这个特点来表现了他的理想。
除了堂·吉诃德之外，塞万提斯还出色地创造了另外一个极成功的形象，那就是拉·曼却骑士的忠实的朋友和伴侣，他的侍从桑科·判扎。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真实地体现了普通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优美品质。桑科是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贫农。他不满现实的生活，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他甘愿抛弃妻儿，远离故乡，跟随堂·吉诃德出去流浪冒险。起初他一直被海岛总督的前程所吸引着，后来他同他的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经验也丰富了，他的这种欲望就渐渐淡下去。他慢慢地对生活采取现实的态度，并且慢慢地克服自己的个人私欲和阶级局限性，而越来越显出他的高贵的品质了。在小说的第二部里，塞万提斯大胆地使这个卡斯蒂里亚的农民变成了幻想中的巴拉塔里亚海岛的总督。他形象地表明了，一个普通人民，当他挣脱了社会条件的限制，会表现出多大的才能。在总督任上，桑科出色地执行了他的职务，他的英明果断和大公无私的作风，对于西班牙当时愚蠢无能、鱼肉人民的官僚主义政府衙门，实在是一种尖锐无比的讽刺。
“堂·吉诃德”是一部充满着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的作品，所以它很自然地也受到全世界反动势力的痛恨。远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之后不久，西班牙就出现了一个化名阿万里亚尼达的流氓文人，他以反动的天主教观点写了一本冒牌的“堂·吉诃德”第二部，来攻击塞万提斯。到了今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对于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仇恨更深。他们或者是猖狂进攻，说什么塞万提斯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先驱者，因此叫嚣要“把堂·吉诃德驱逐出去”。甚至连那家在一六○五年印刷出版“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印刷所的古老建筑也在不久以前被佛朗哥分子拆毁而改建成了一所赌场。他们或者是恶毒地诬蔑中伤，抹杀“堂·吉诃德”的社会意义，说它是“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一本书”，而且把作者形容成一个所谓在政治上中立的艺术家或者仅仅是“一个虔诚而热情的天主教徒”等等。再不然，他们就披上伪装，对塞万提斯表示“倾倒”，无耻地把他涂抹成他们自己的相貌。例如去年夏天，佛朗哥分子设立了一种所谓“塞万提斯奖金”，想利用这位天才作家的名字来刺激他们的反动的法西斯文学。最可笑的是声名狼藉的美国特务头子艾德加·胡佛，居然也“对‘堂·吉诃德’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同情”起来，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于他的“不怕赴汤蹈火的精神”竟然应该成为被他形容成“原子时代先锋”的美国人的模范了。
但是三百多年来早已深入人心的伟大的“堂·吉诃德”难道是反动派所能任意抹杀和歪曲的吗？他们之所以要对这部伟大作品这样横加迫害，没有别的，只能说明他们对于它在世界人民中间所起的深远影响感到万分恐惧。他们的污蔑是枉费心机的。今年世界各国人民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普遍举行“堂·吉诃德”初版三百五十周年的纪念，就说明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不但丝毫没有失去它的光芒，相反地比以前更是光辉灿烂了。它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团结全世界进步人类和帮助他们对暴力、奴役、战争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强大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