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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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共江苏省第三次区委书记会议旁听记
  金靖中
中共江苏省委从十月二十六日到十一月八日,召开了全省第三次区委书记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且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思想,联系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反复地进行了讨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到会干部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懂得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统一了思想,为巩固和提高全省十四万多个新老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学习开始的时候,区委书记中不少人对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领会得很不完整、很不系统,有一部分同志甚至认为区委书记可以不懂方针,不掌握方针。吴县阳城区区委书记王芝顺说:“我过去根本不研究什么方针不方针,领导上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发展就发展,说停止就停止。”南通县西亭区区委书记王树棠也有类似的思想。经过初步学习,这种思想很快就转变了。有的同志说:“我们是盲人骑瞎马,自己也不知道走到那里去!”吴江城厢区区委书记张玉堂检讨说:“过去对方针认识模糊,做工作好比‘瞎子摸黑路,到处碰壁’。”
在学习中,大家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接着,就讨论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方针究竟是什么?在讨论中,一部分同志提出了对方针问题提出了几种说法,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现在又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弄不清这些提法之间的相互联系。苏州专区有些同志甚至以为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是“右倾保守的老方针”,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是“小发展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才是“大发展的新方针”。
根据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作了必要的解释,首先从革命性质的转变,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农业合作化同国家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关系,广大贫困的和还不富裕的农民的要求等方面,反复说明了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前进。同时,指出早在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就已经规定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实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省委并且作了明确的解释:“积极领导,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稳步前进,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可能的条件。”这是党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两者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为了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就必须“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不然,“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就有落空的危险。“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就是强调合作社的质量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使到会干部一致认识到:“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包括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数量和质量的全部内容,是全面的方针”。
省委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精神,根据江苏省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全省农业合作化高潮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应当在全省范围内暂时全面停止发展,全力转入巩固和整顿工作;并且组织各个小组讨论了“为什么要暂时停止发展?怎样暂时停止发展?”等问题,以求完整地领会农业合作化的方针。
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如东台县三仓区区委书记万维生说:“我认为合作社大发展就是现在要发展,冬季要发展,明年春天还要发展,来开会时满脑子是发展数字,没想到发展以后还要巩固。”阜宁县三灶区区委书记周凤五说:“我们过去片面地认为合作社的工作复杂,越少越好巩固;现在大发展了,又片面地认为越多越好,发展多些,就是垮掉一批还有一批”。
还有些同志认为各个地方的合作化运动都将按照同样的速度前进,都将按照一个模型发展,因而有些盲目的互相攀比,互相竞争。如沛县三区区委书记对四区区委书记说:“咱们两个区同时解放,我区发展多,你区发展少,不是你保守,就是我冒进。”昆山县淀东、?葭、茜墩三个区的区委书记在运动高潮期间,经常通电话交流发展数字,互相鼓励,暗地比赛。
由于到会干部有这些思想问题,因而接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暂时全面停止发展,全力转入整顿巩固的指示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同志是较快地认识到转入全力整顿巩固的必要性,自觉地执行省委的决定,并且立即打电话回区传达省委决定的精神;有些同志不了解省委决定的真正意义,产生了麻痹松懈情绪,以为自己完成了发展任务,可以休息了;有些同志是思想不通,不同意暂时停止发展,有急躁冒进情绪,想“明停暗不停”,有的甚至提出:“今年‘刹车’和去年‘刹车’有什么不同?是否会重犯右倾保守的错误?”
“‘刹车’是否会挫折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针对这些思想情况,省委领导大家反复地学习党中央的文件,特别着重学习文件中关于运动必须有停顿、有间歇、经过几个浪潮来实现合作化,关于发展和巩固、数量和质量,关于必须实行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等等问题,来对照自己的认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引导大家进行了实际情况的分析,从实际情况中来看暂时停止发展,全力转入整顿巩固工作的必要性。
在实际情况的排队分析中,各个小组首先检查了计划完成的情况:到这个会议开会的时候为止,全省已经新建立合作社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个,连老社在内共有合作社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九个,已经超过原定全省今冬明春的发展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五,入社农户已经达到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各区也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今冬明春的发展计划,有的甚至超额完成一倍以上。个别县和一部分区虽然没有完成今冬明春的发展计划,也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今年的发展计划。再从入社农户的阶级成份、思想情况、骨干成份和训练的情况、党组织和党员的分布情况、进行规划的情况、新建社的生产和政策处理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排队检查,大家一致的认识是: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是目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例如:入社农户的阶级成份:据溧水和丰县七百六十五个社,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四户统计,贫农占百分之五十三多,新老中农的下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七多,新老中农的上中农占十七点一,小土地出租者占○点七;少数社中还存在组织不纯的情况,据泰县一百八十九个社检查:混入了地主一,伪乡丁三,伪保长十三,其中个别的还担任了社干部。入社农户的思想情况:据无锡、吴县、震泽三个县一千○二十九个社排队,真正自愿入社的农户占百分之九十一多;随大流的占百分之七点一;思想犹豫勉强入社的占百分之一点七。骨干情况:已经训练骨干的合作社占新建社的百分之八十四;没有训练骨干的合作社占百分之十六;已经训练的骨干中:贫农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六,新老中农的下中农占二十八点一一,新老中农的上中农占百分之十点七五,其他占二点五八。合作社中党员分布情况:全省有三个以上党员的社数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八,只有一个至二个党员的社数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九,没有党员的社数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规划进行情况:全省进行了合作化的比较全面规划的乡数占总乡数的百分之十八多;进行初步规划的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五;没有规划的占百分之十九点○五。目前新建社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部分社的生产秩序没有迅速建立;由于规划工作跟不上运动发展,一部分社也发生了排挤贫农和勉强拉中农入社的现象;一部分社的具体政策问题还没有处理或处理得比较粗糙;基层组织领导上普遍感到“三少”:领导办法少,社里党员少,会计少。
经过实际情况的排队分析以后,大家的头脑大为清醒了,都比较充分地认识到省委关于暂时全面停止发展,全力转入巩固整顿工作的指示是适时和必要的。大家都比较充分地重视了合作社的质量问题、巩固问题。如震泽县县委书记宋莲芳说:“我们以前只顾向前跑,不回头看一看,只顾发展,不顾巩固,头脑发热,只看到群众要求办社,不看到广大社员迫切要求巩固新社,社外群众也看着合作社能不能搞好;经过‘两个回合’(即反复学习),才真正认识到巩固社提高社的质量的重要性。”关于停止发展以后所引起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大家的意见是:凡是已经搭好架子,进行了集体秋种的合作社,应力争把它巩固起来,不允许简单地“砍掉”。凡原计划准备明春才办的,应该继续做好准备工作,到明年春季再按计划发展;有的现在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领导建社的准备工作。如果落后乡的落后状态已经转变,有了建社条件的,可以根据实际可能和准备工作的情况,发展一批,但是应该有规划有控制。而更重要的就是要立即把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合作化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集中引导到整顿巩固工作上来。这样,大家认为:只要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暂时停止发展不仅不会挫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巩固和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相反,如果只顾发展,不顾巩固,发展一批,垮掉一批,倒真正会挫折群众的积极性。
在比较充分地估计了目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后,一部分同志对巩固社的畏难情绪又抬起头来,他们看到社里的问题很多,不知如何是好,对办好社的信心不足,个别的甚至又有了惊惶失措的情绪,又想错误地去“砍掉”合作社。在讨论中批判了这种思想,指出它实质上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没有真正地、完整地领会。大家认为目前巩固全省十四万多个新老社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自己要去积极钻研,克服困难,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真正“钻进去成为内行”,创造典型,指导一般,彻底克服骄傲松懈和畏难退缩的两种错误思想,巩固和提高全省十四万多个新老社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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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村的扫除文盲工作调查
  南峰
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经过六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五年八月调查时为止,全村干部和青年文盲已经基本扫除。
六年来,全村共扫除了文盲九十六名,有一百零一名文盲提高为半文盲。在今年农忙季节和紧张的抗旱运动中,本村的四个民校一直坚持学习,共有学员二百一十八人,其中扫盲班八十六人、高小班三十人、高小毕业生自学班一百零二人。
沙坨村的扫除文盲工作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三年中,成绩是不大的。那时冬学主要是“为政治服务”,没有认真学习文化。一九五二年村里推行了速成识字法,造成学习文化的热潮,收到一定效果;而真正“上道”,是在本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了“以社办学”的办法以后。几年来,沙坨村在扫除文盲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主要经验是:
一、运用各种有效的学习形式。(1)主要是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农民业余文化学校(包括冬学和常年民校)学习。根据这个村子的经验,如果能按时开学,一冬坚持学习二百五十个小时,冬季学习结束后又能坚持常年学习,那末“两冬加一夏”,就可扫除一个文盲。(2)对一部分职务较忙的村干部,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采取脱离生产学习的办法。去年有两个村干部到县参加
“干部脱产扫盲学习班”学习。他们原来都只识得二三百字,学习两个月后达到扫除文盲标准。回村后,成了积极领导全村扫除文盲工作的骨干。(3)对其他的村干部采用包教包学的办法。(4)一九五四年冬季组织了四个自学小组,帮助不能入学的人自学。(5)村团支部设立了一个图书室,共有三千本书,其中团支部发动青年收集了五百多本图书,城市青年赠送了一千本,农业生产合作社又买了一千五百本。全村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人订阅的报刊有:人民日报二份,辽宁日报五份,中国青年报四份,辽宁农民报十九份,辽宁青年报二十二份,“青年团员”和“解放军文艺”各一份。这些书报对防止“回生”,巩固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二、恰当地解决了学习和生产、学习和开会的矛盾。群众都反映:过去学习不好,甚至垮台,主要原因是上面这两个矛盾没有解决和解决得不好。过去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干完活,每天晚上得评分,每次评分好像“过大堂”,一评就是半夜。现在采用了“定额包工,地头评分”的办法,并且运用高小毕业生记工,已经不用在晚上评分了。党支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一切会议不能妨碍晚间学习。生产会议利用晌午休息时间开,要开得少、开得短。党、团组织的会议放在星期六晚上政治课以后。社员大会、支部大会放在星期天晚上开。这样就保证了星期一到星期五五个晚间学习文化的时间不被侵占。党支部还认为,宣传工作要随时随地做,不要什么事都开大会。同时,有了民校,社和村的工作就可通过民校传达,不用专门开会了。他们说,过去开会费时间,实际上“不是开的久,而是等得长”。
三、注意选拔民校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民校教师的好坏,对民校能否坚持,关系很大。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的村团支部书记南素琴回忆她学习文化的情形说:“咱村民校教师阎百路因为教学认真,讲得生动,一九五二年八十二个人上冬学,到结束时一个没少,还是八十二个人。但是,林永昌担任民校教师就不行了,报名入学的时候有四五十人,因为他不耐烦,人家一个不懂,他就瞪眼,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人了。”所以村干部都懂得要细心选择适当的人担任民校教师。现在担任民校教师的人,都获得群众的爱戴。团员南桂芝是全县的模范民校教师。团员赵明举每天亲自接送学员,不发牢骚,工作耐心,“别人就是三次不懂,也耐着性子教到懂为止”。全村十九个民校教师每星期用一天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和集体备课,并订出一周的进度和工作计划。因此每个民校教师的教学水平都有提高,学员学习情绪也跟着高涨。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民校教师备课和上县、区开会,照给工分,另外每年补贴三十到五十个工分,所以民校教师也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注:一般民校教师都应是义务性质。在基础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办的民校中,如果民校教师因教学工作耽误了生产,可在社员同意的原则下,补给适当的工分,但在新办社内不宜过早强调这样做。)
四、领导重视,干部带头。这个村已基本合作化,村干部和社干部格外感到学习文化的重要。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傅德润说:“全社有十八个生产队长。当队长的要领导人,不能像自家干活那么马虎,如果不会记账,看不懂计划,实在没法领导生产。”白云鹤本来不大愿意学习,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因为不识字,每天评分,只能死记,既累得慌,又记不全,感到不识字很痛苦,后来才决心学习,现在已能识一千五百多字,可以在地头记分了。他说:“识了字,可以随做随记,不用天天评分,既不耽误休息,又不得差错。”这说明村干部都感觉到学文化的好处。再就是有些群众看干部的样。有的说:“人家当干部的都不学习,我们学它干什么?”有的说:“你看,人家没文化还不是一样当干部。”因此,只要干部上学,群众学习文化的思想障碍就容易扫除。大家都说,干部带头,学习就好。现在全村干部除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以外,都在常年民校学习。由于干部自己参加了学习,群众学习上的困难,也就是干部自己的困难,所以民校的房子、灯油、桌椅等具体问题,干部都及时了解,及时给解决了。
五、团支部起了积极作用。全村十九个民校教师,十八个是青年,其中八个是团员,民校校长也是团员。而这十八个青年,又全是高小毕业生。村里的三十八名团员除八名担任民校教师,两名女团员因生小孩没参加学习外,全部参加了民校学习。他们在动员别人学习、坚持学习以及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上都起了积极作用。
这个村子的扫除文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已经扫除了多少文盲,还有多少文盲,每年扫除多少文盲,什么时候完全扫除文盲,村干部心里没有底,对今后工作上的困难也估计不足。全村一千三百一十七人中,十四岁到四十五岁的人有四百四十九人,其中还有文盲一百六十六人,半文盲五十九人,两项合计占四百四十九人中的百分之五十强。虽然二百二十五个文盲和半文盲中已有八十六人在常年民校学习,但余下的一百三十九人大都是年纪大、子女多、觉悟不够高和全文盲的人,这说明扫除文盲工作愈到后来愈加艰苦。
沙坨村农民居住比较集中,生活比较富裕,文化水平比较高,民校教师来源多,扫除文盲力量足,单高小毕业生全村就有一百零二人(解放前只十四人),初中毕业生七人,而且扫除文盲工作也有基础,群众觉悟比较高。特别是全村已经基本合作化,学习时间、民校教师和经费等问题都比较好解决。这些都是今后开展扫除文盲工作的有利条件。最近沙坨村党、团、行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图书室管理员等作了讨论,作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扫除全村的文盲(十四至四十五岁)的全面计划。要求动员未入学的一百三十九个文盲和半文盲全部入学。并且继续提高二百一十八个非文盲的文化水平。具体办法是:一、全村四个屯增设三个扫盲班,扩大一个扫盲班。今冬动员八十名文盲参加学习,明年夏季再动员一批,要求没有特殊困难的人都参加学习。并且由村文教主任、校长在开学前做好民校的经费预算,报社员大会批准。另外要找好房子,给新增加的扫盲班用;二、开展包教包学运动,动员高小毕业生及已经脱离文盲状态的青年对有特殊困难的村干部(事多、会多)和多子女的妇女进行个别教育。提出“每个农村知识青年一定要扫除一个文盲”的口号,并且由团支部负责定期检查;三、再派两名村干部参加县的“干部脱产扫盲学习班”学习;四、办好村图书室,经常开展读报工作,巩固和提高非文盲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防止发生回生现象;五、采取更多、更有效的办法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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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曲洛它挤奶场
  马加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曲洛它挤奶场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地方。右边靠着一座山,山上长着密密的树,远远地望去,一色姣绿。左边临着切路河,河身窄,水流浅而清,一眼望到底。岸边搭着成排的牛栏,放着登记员办公的桌子,排列着十个用白毡撑起的蒙古包。到了晚上,蒙古包升起干牛粪的青烟,飘过牛栏,在切路河的上空打旋,一缕青灰,慢慢地向远处飘散。
我到挤奶场的时候,一群犀牛回到挤奶场上,挤奶员挤着奶。队长亚东斯隆从蒙古包里走出来,视察一下牛栏,走到挤奶场上来。他的身体非常结实,好像是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家。他热情地领我看了牛栏,看了制奶油机器,看了他住的蒙古包,随后到挤奶场上来。他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的女挤奶员说:
“这是道乐格尔加布,一天挤三次奶的新经验,是从她开始的。”
道乐格尔加布坐在一只矮腿凳子上,一边轻轻地唱着民歌,一边敏捷地挤着一头绛紫色犀牛的乳房,牛奶畅快地流到下面一只白色的铝桶里。那犀牛驯服地站在她的跟前,仿佛给民歌催眠住了,低着头,尾巴一摇也不摇。
这工夫,十个挤奶员同时在挤奶,坐着一样大小的凳子,穿着一样白色的工作服,操作也仿佛一样。只是犀牛不一样,有绛紫色的,有褐黄色的,有深红色的、有花斑的,有带着白花的。它们全是大尾巴,粗脖颈,身腰短,大半没长角,比中国的黄牛大约矮一拳头。亚东斯隆盯住了那条绛紫色的犀牛,见它一动也不动,夸奖了一句:
“达必西列坡可听话呢!”
道乐格尔加布停止了唱歌,一边用手橹犀牛的奶子,一边仰起花头巾,瞅了亚东斯隆一眼,愉快地笑一笑。
“达必西列坡不完成任务,是不会走的。”
翻译古尔斯德告诉我说:达必西列坡就是进步的意思。
我问亚东斯隆:“达必西列坡一天挤多少牛奶?”
亚东斯隆摸摸光脑袋,兴奋地对我说:
“有时候挤六公升半,有时候挤六公升八。昨天挤七公升。”
“如果今天超过七公升,就是进步了。”
亚东斯隆听了我的话,快活地笑了。他告诉我:过去用老方法:一天挤两次,只挤四、五公升。新方法一天挤三次,产量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三。挤奶场去年超额完成六万九千公升奶。去年,由于道乐格尔加布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乌兰巴托的妇女大会上,奖给她金字书。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也提到道乐格尔加布的挤奶新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到这里来交流经验的,有各省的省委书记、生产队长、牧畜家、合作社社长、挤奶员,苏联有名的挤奶员尼克拉叶娃也到过这里。
“你们的新经验是不是和苏联有关系?”
“有关系,你听我说吧。”
前年,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蒙苏友好月,号召向苏联学习,创造新的工作经验。亚东斯隆发动竞赛,揣摩研究,在运动中提出一天挤三次奶的方法。挤奶员大都保持挤两次奶的老习惯,反对新方法。只有道乐格尔加布接受了亚东斯隆的建议,不怕别的挤奶员反对,用新方法挤三次奶,提高了牛奶的产量。后杭爱党委支持他们的新方法,奖给他们制奶油机,配备了技术员。科学院和畜牧业部听取了他们的报告,把他们的经验加以总结,向全国推广。亚东斯隆获得两颗金星勋章,一本乔巴山金字书,并且当选了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代表。
亚东斯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挤奶队长。他懂得犀牛的性情,犀牛的生活。犀牛喜欢居住在山多的地方,他就在山坡下搭起牛栏来。犀牛能耐寒,二月里下青雪,他让它们在雪地里打滚。夏天放牧,他一定挑选一个草肥水畅像靠切路河这个幽美的牧场,让犀牛洗洗澡,又健康,又能增加奶汁。乳牛生下了小牛,他就想法隔离开,这样乳牛就多出奶。
道乐格尔加布挤完了牛奶,离开了凳子,提着装牛奶的铝桶,送到登记员那里去登记。这工夫,另外九个挤奶员也挤完了奶,脱去了白工作服,到草地上去散步。那些被挤过奶的乳牛似乎也轻松起来,摇着尾巴,闲散地蹓跶着。在挤奶场上,还有刚刚洗过澡的一大群犀牛,左一群,右一伙,乱哄哄地闯到草地上来,显得热热闹闹。挤奶员、技术员、牧民、队长亚东斯隆,也都混到牛群里。他们做完了当天的工作,共同来度过这愉快的时间。
我随着亚东斯隆走进犀牛群里。亚东斯隆知道每一条犀牛出生的历史、生活习惯、性格特征,还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一条白脊背的犀牛来了,仰着头,竖着耳朵,耳梢也是白的,深紫色的皮毛掺杂着白花,分外新鲜。亚东斯隆一看见这条牛,就叫出它的名字:
“通格拉。”
我问亚东斯隆:“通格拉是什么意思?”
“用蒙古话说,就是清洁。”
我指着一条长着粗角和西瓜肚子的黄犀牛问道:
“它叫什么?”
“它叫乌里基格,乌里基格就是增加的意思。”
一条深红色的大犀牛叫“十月”,一条花斑犀牛叫“光明”。
亚东斯隆说:“挤奶员知道犀牛的属性,名字都起得很恰当。”
我点头承认。忽然,我想起方才那条叫“达必西列坡”的犀牛,我问着亚东斯隆,今天挤多少牛奶?亚东斯隆转问登记员,登记员看看记录,报告说:
“七公升半,打破了昨天的纪录。”
“又进步啦!”亚东斯隆哈哈大笑起来。
道乐格尔加布扎着花头巾走过来的时候,许多挤奶员都向她祝贺。亚东斯隆兴致很高,他提高喉咙说:
“大家来欢乐一场吧!今天,在我们的挤奶场上来了一位中国朋友,他也一定为我们的超额生产感到高兴。”
晚上,山坡上的松林变成靛青色。切路河蒙上一层薄幕。犀牛进了牛栏里。快要喝马奶酒和牛肉汤的时候,蒙古包里升起牛粪的炊烟。在挤奶场的草地上,手风琴奏起蒙古牧歌,一群青年男女都跑过来,团团转地跳起舞来:有穿着蒙古花袍的女挤奶员,穿着工作服的登记员,戴着便帽的制油工人,蹬着蒙古钩靴的牧民。在人群里,道乐格尔加布的身材显得特别细高,动作也敏捷,她穿着闪光的红缎子长衫,扎着绿带子,包着花头巾,左旋右转,轻轻地在人群里飘舞起来。
人们跳完了舞,还舍不得走开,在草地上站了一圈,唱了一首牛群歌:
牧场上蠕动的牛群,
像春天的麦浪掀起波纹。
新时代的牧民,
生活在合作社的大家庭里。
山上的牛群呀,
吃不尽的野草青青,
幸福的牧民呀,
唱不完的清脆歌声。
亚东斯隆告诉我编这首歌子的经过。有一天早晨,太阳刚冒嘴,他出去检查工作,望着山坡上一片青青草地,一群犀牛正在那里放牧。他听见牛群里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他第二天早晨起来,耳朵里仿佛又听到牛群发出的清脆声音,那声音使他迷恋,使他感动,就编了这首歌子。
亚东斯隆为什么喜欢牛群,他说得好:
“我们是一个畜牧业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畜牧业上一点一滴积累财富。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牛奶可以出口。在国内生活中,我们要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像我们的首都乌兰巴托。”
我说:“我在乌兰巴托的阿尔泰旅馆,喝过你们的牛奶,质量很好,今天我见了你,应该特别感激你!”
临别的时候,亚东斯隆拥抱我,有力而热情。
我过了切路河,向着曲洛它苏木走去。天黑了,草地上一片苍苍,蒙着薄薄的灰烟,在前边的深草棵子里,闪烁着一串绿火球。我走到近前,才看出是羊的眼睛。我回过头去,望着挤奶场上的蒙古包,星星点点,那里闪着淡淡的红火球。我心里想:“大概亚东斯隆正在里面喝马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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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样的风格,鲜明的个性
  ——“芬兰版画艺术展览”观后
  王朝闻
陈列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的芬兰版画,以热爱生活、美与和平的基调,感染着热爱生活、美与和平的中国观众。
这一百多幅版画,代表四十多个画家的劳动成果。画家们发挥了各种版画——木刻、石版、铜版的特殊效能,描写了芬兰人民的生活、性格和芬兰的自然景色。题材是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画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值得唤起观众注意的现象,寻求独特的表现形式,形成了特殊的风格。它们之间没有随声附和,没有双生儿般的相似,个性很鲜明。
许多版画都反复地描写了冰和雪。也许因为芬兰是位于北欧的国度,冰雪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画家们关心这种自然现象。它不只常常是风景画的对象,不只常常是画中人物的环境,而且有时是以鸟兽为主的画面的背景。可是,出现在各别画面上的冰雪,很有变化,绝不因为画家的反复描写而使人感到它单调、重复。
这一次来中国访问、热情地把版画技术教给中国美术家的奥库斯蒂·杜赫格教授的石版画“拉比省的风景”,是一幅即兴诗一样自然的作品。作者挥动着粗豪的笔触,以葱郁的林木为映衬,着重描写了被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的雪山。它和同样是描写了冰雪的其他作品,例如维尔荷·阿斯高拉的“凭窗”、埃基·坦杜的“河”一样,都具有芬兰风景画的宁静的特色。可是“拉比省的风景”的主要特色在于爽朗。“凭窗”,是从俯视的角度,描写覆盖着尚未融化的雪的村庄和小巷。远处的小屋有两个发光的窗户,在寒冷中透露出温情,在沉寂的基调中透露着活泼。“河”,在触目的地方,有一个衣服很厚的妇人正在水边洗东西,着重描写了波纹,一圈圈地逐渐荡漾开来,冲破了平静,使静的风景画具有动的情调。冰雪在这儿是洗东西的人的行动的衬托,它是有利于表现坚韧地同自然斗争的人民性格。基调宁静,风格朴实无华的这几位画家的风景画,和其他在这儿不能一一提到的画家的作品一样,它们的好处之一,用我们习惯了的说法,就是“百花齐放”。
我不企图一一介绍这许多美丽的作品。为了说明芬兰版画的多采,有必要比较一下伦纳尔特·塞格尔斯特列尔的“野鸭”、“天鹅”和尔斯科·卡拉卡的“公鸡”。使人联想到中国水墨画“芦雁”之类的“野鸭”,使人联想到中国刺绣的“天鹅”,作者描写了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鸭和鹅的形状、姿态和习性。这几幅版画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装饰趣味浓厚,明暗变化很柔和,处处注意均衡和对称。而“公鸡”,格调完全两样。画家运用了黑白分明的色调,节奏急促的笔触,夸张地表现了得意的公鸡的特点。这个张着翅膀和尾巴、挺着胸、昂着头、逼尖了喉咙喔喔高叫的公鸡的神气,由于强烈的调子,显得分外鲜明。选择了不同题材和运用了不同方式来处理题材的这些作品,大胆地表现了画家自己的兴趣和偏爱。而这种兴趣和偏爱,并不违背对象的特征,却是使画家情感的鲜明性和对象的特征能够和谐地表现在一起。
以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版画,特点也很鲜明。单看亨利·埃里克逊的五幅作品的标题,观众就会感到它和其他画家如阿尔恩·阿荷的作品很不同。前者是“巡逻”、“西班牙的游行队伍”、“示威游行”、“鼓动者”、“俘虏营”;后者是“裸体”、
“编织工”、“奶奶”、“男孩”。
我不懂得亨利·埃里克逊的作品所选择的题材的具体根据,可是我以为“俘虏营”这样的作品,是以人物心理描写的深刻见长的好作品。用铁丝网作背景的坡地上,坐着和躺着一些疲乏的裸着上身和赤着脚的男人。占据画面的显著地位的那个青年,坐着,交叉的双臂拦在膝盖上,嘴唇贴在手背上,为自己的命运思索着。不会说话的造形艺术,没有也不必直接告诉观众说人物究竟正在思索什么;可是,这一形象的力量,在于它本身能够分明显示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只要把这一作品的那个烦恼、不安的形象和罗丹的“思想者”等等内容相接近的作品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长于表现心理的版画家的独特的成就。此外,像雨果·辛伯的“不和谐的音调”、“死亡和农民”和塔皮奥·塔皮奥瓦拉的“事故”、“奎尼卡”那样,都是企图深刻表现人的情绪的,或者是不回避描写生活的痛苦的一面的。
同样是以人的生活为对象的阿尔恩·阿荷的作品,例如“编织工”,看得出作者选择的是日常生活中较小的现象,关心的是安静的美。和这相适应的形式,是渐变的柔和的明暗调子,圆润的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稚拙味的造形。我不想凭空比较这些作品在内容上的得失,我只想再一次说到它们的成就之一:个性鲜明,不能互相替代,不能互相混淆。
暂时我还不可能深入了解形成芬兰版画特色的现实根据,但我确信:这一画展,对于正在丰富和发展艺术趣味,正在争取形成形式、风格和体裁的多样化的中国艺术家,将不止于仅是进一步了解芬兰人民的性格和自然的美丽。因为,除了上述作品之外的其他作品,像印纳·白尔生—高里安得尔的刀法活泼、流畅的“天地舞”,亨利·提康宁的似乎极力避免火气、像中国剪纸那样简洁和黑白分明的“补网者”,马蒂·夫塞蒂的善于利用针刻、构成灰色调子的插图
“羔羊”,伏依托·维凯宁的存心不强调造形的立体感而色彩古朴的“到工厂去的路上”,以及展出的其他版画,都具备着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版画对于新中国艺术,可能产生加强表现力和加强作品的个性的影响。(附图片)
  俘虏营   亨利·埃里克逊作
  河     埃基·坦杜作
  野鸭    伦纳尔特·塞格尔斯特列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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