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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新建的农业合作社进行生产
子扬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各地建立起大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使这许多新社一开始就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如何使这许多新社马上有领导有组织地投入生产，这是党的乡支部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广东省廉江县那良乡党支部重视了这个问题，并作了有效的领导。
当这个乡七个新社刚刚建成的时候，已值秋收、冬种季节，客观情况要求这些社马上转上生产。但是有些社干部有自满松劲情绪，认为“群众生产热情很高，生产用不着领导”。乡的党支部委员庞乃才就这样说：“我们乡的群众有早收早种的习惯，还用我们领导吗？”新建社主任庞春治说：“群众会自动进行生产的，我们搞生产资料评议工作已经弄得头昏脑胀，还是休息休息罢！”
是不是生产不用领导了呢？乡的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摆出来的情况，并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建社以后，社员的生产热情的确很高涨，可是由于生产的组织工作不够好，新建社就常常出现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如庞炳桃领导的社，四十五个人挤在三亩田里工作；庞均兴领导的社，八分地里就有二十二个人一起做活。晚上记工评分，许多人干了一天只得“六厘”工分。记了工，社员又围上社主任，要求给他们派出明天的工作。生产上的混乱现象，引起了部分社员的疑虑和社干部的苦恼。记工员算工记工缺乏经验，工作效率低，也使群众不大满意。
党支部会议有力地批判了那些只看到建社成绩和群众生产热情，而看不到问题和困难的自满松劲情绪。随后，党支部又召开了社主任联席会议，指出了目前生产中的问题。号召大家全力领导生产。为了克服社员的各种顾虑，安定社员的情绪，党支部还帮助新建社召开社员大会，向大家说明当前生产上的混乱现象，是由于社刚建成，许多具体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可以运用集体智慧来逐步克服的。
同时，党支部分别召开了联社委员会、生产队长、记工员等会议，帮助新建社干部学习组织生产的办法。新社干部根据老社建立生产队，实行包工制等经验，组织了临时性的生产队，实行秋收、冬种工作由生产队临时包工。新社生产队长向老社生产队长学习了当生产队长的经验。新社记工员不但通过会议学会了记工方法，并且研究出一种适应当前新建社需要的记工方法，将秋收土地评出底工，由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进行秋收。社员的秋收、冬种工分都记入工账，结账的时候，在社员所得的工分里除去本户应付的秋收工分便是所得的工分。这样，就可以做到秋收集体劳动和秋收作物“谁种谁收”。
经过这样的安排，生产上的混乱现象克服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大大减少了。由于工分处理办法合理，记工效率提高，社员情绪更加安定，生产就能够顺利进行。
党支部还批判了部分干部在制定冬种计划中的保守思想。如庞炳鉴所领导的新社的冬种计划就比较保守，只计划冬耕面积一百亩，每亩施肥十五担。这个计划交给社员讨论以后，社员要求把冬耕面积增加到一百二十亩，每亩施肥增加到二十担。因此，党支部尖锐地提出：“我们领导生产，是站在群众前面，还是跟在群众的后面呢？”在党支部会议的讨论中，有力地批驳了保守思想的错误，修正了落后保守的冬耕计划。七个新建社的冬耕面积共扩大了四百多亩。全乡九个社（包括两个老社）的积肥工作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三天之内，九个社共积肥两万零七百多担。全乡累计积肥已达七万六千九百多担，平均每亩地可下肥三十担。冬种甘薯的每亩计划产量也都在一千斤到一千二百斤左右，比以前提高了。有些新社干部还想出了“稻谷熟一丘，割一丘，犁耙一丘”和用木锤打碎土块的办法，避免工作挤在一起和节省牛力，解决了耕牛不足的困难。目前该乡的生产热潮正在日益高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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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学教科书和汉语规范问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 蒋仲仁
教科书是我们国家对下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正确；要表达正确的内容，必须用正确的语言。就教的人来说，要凭借写在教科书上的语言来传达正确的思想，来传达各种科学知识；就学的人来说，要凭借写在教科书上的语言来领会正确的思想，来获得各种科学知识。假如教科书上的语言没有规范，不能够使人得到共同的正确的理解，那末，教科书的任务就不能完成。苏联教育科学家凯洛夫院士在他所著“教育学”里论及教科书的时候，曾经引过一句话：“教科书上的一个字，一个定义，都应当经过衡量。”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国家。作为教育的重要工具的教科书，也必须是全国统一的，依照国家的教育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之内，凭借统一的教材来进行教育工作。因此，写在教科书上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共同的语言，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那些应用范围极为狭小的地域方言。——这里说的语言是指汉民族的语言，其他兄弟民族有的用本民族的语言编写教科书，有的用汉语写的教科书来作翻译或改写的根据。
正确的语言，规范的语言，全民的共同语言，这是编写教科书的必要的要求。
汉民族的共同的语言，很久以来，已经逐渐形成；可是，汉语规范化的要求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提出来过，有关规范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汉语在口头上的方言纷歧，在书面上的某些混乱，这都给教科书编写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
由于现代汉语的规范不明确，编写教科书用的语言没有可以依据的准则，书面语言的某些混乱现象不免也反映到教科书上来。有的教科书在语言上有时还沿用一些非现代的古旧的文言词汇和语法，有的教科书选取的译文，用了一些非汉语的生硬的外来语成分。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教科书不容易使人得到鲜明的确切的理解；不少教师反映，用这样的教科书来进行教学，有时不得不花一些功夫来作语言上的讲解。这种情况使教育工作的质量直接受到不少的损害。
汉语没有明确的规范，小学语文教科书受到的影响更大了。小学语文教科书是用来教儿童学习语言的。用什么语言来教给儿童，这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有哪些基本的规律，什么算是合乎规范的榜样，什么算是违反规范的错误：这些问题都是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先决问题。
就拿选用词汇来说吧。现在还没有一本标准的词典，连一个标准的词汇表也找不着，往往为了几个等义词的选择，何去何从，大费周章。例如亲属的称谓各地不同，教科书上用了北方话的“爷爷”
“奶奶”“姥姥”，好些地方的教师都来信，说他们听不惯，并且责问编者为什么不用他们当地习用的称谓。假如没有一个标准的词汇，假如都要满足各地方的要求，那就势必要拿出“祖父”“祖母”
“外祖母”这样的文言词汇来教给儿童了。有些东西各地的名称不一样。“玉米”，“苞谷”，“苞米”，“棒子”，教科书上究竟用什么好呢？或者都不用，用“玉蜀黍”，让各地方教师用当地的名称去翻译，这样办，好吗？即令这样办，也须要有个规范把它确定下来。
语法方面遇到的困难也不下于词汇。第一关就碰到词的界限的问题。建立词的观念是语言教学的第一步。什么是词，什么不是词，议论虽多，可都没有成为定论，足够作为分词的规范。教科书上也讲到词，也选了一些例子，可是这些例子只是拣那些显而易见的估计起来不至发生疑问的来做个标本。一面选，一面捏一把汗，生怕学生在例子以外提出问题，不仅教师不能回答，教科书编者也不能回答，请教语言学专家也不能肯定地回答。词法上和句法上的问题也不少。一直到今天，汉语词类究竟有几类，哪几类，辨识词性靠什么标志，词性的变化有什么规律，汉语句法的结构怎样，有哪些成分，……这些个问题，真所谓“聚讼纷纭”，甚至于连一句话什么是主语什么是宾语都未成定论。这种情况阻碍了把汉语当做科学用它的规律来教育学生的这个重要工作的进行，也就降低了语文教学的质量。
语音方面由于方言纷歧，教学上也有不少困难。教科书上的注音是按北京语音来注的，可是一些细致的问题，如“读音”和“语音”的问题，声调问题，轻声问题，儿化问题，连字变调问题，也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可以依据。教科书上的注音，有的地区的教师把它“视同具文”，仍然照他们自己的方音念，有些教师对于方音和标准音的对应规律不能掌握，念得“南腔北调”。小学语文科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推广本来负有重大的任务，可是由于语音规范没有确立，这个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
我们的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十分关怀和重视。最近，连续召集了两个有关的会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作出了关于汉语规范的重要决定。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大力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决议。有了这个决议，我们的语言，口头的和书面的（当然包括教科书在内）这就有了明确的规范，全汉族人民都得按这个规范来说、来写，就语文教育工作说，得按这个规范来教、来学。至于汉语规范的许多具体工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也通过了决议，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和汉语规范化的同时，对记录汉语的文字——方块汉字的改革，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也通过了决议。依照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实现拼音化以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其中简化和整理汉字是重要的一项。会议通过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这种措施对语文教育工作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汉字简化的好处，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了。
为了教小孩子认识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多少老师费尽了心血，为了认识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多少小孩子花尽了功夫。汉字改革确实是太必要了。
汉字的根本改革是拼音化。在拼音化的准备期间，简化汉字有很大的作用。不要认为一个字多几笔少几笔没什么大不了，从识字教学来看，从千千万万小孩子学习识字来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大事。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要通过语言来教给小孩子的东西，因为认识这个符号很困难，不能不受到限制。“猪”“鸡”“学校”“读书”这些个词，有的是小孩子已经熟习了的，有的是应该教给他们的，可都为了这些字笔画多，难认识，用在第一册课本的时候，大费踌躇。课本上出现“工人”可以，出现“农民”就有问题，为什么？“农”字十三笔，难。识字难，识字的量就不能不减少，识字的速度就不能不放慢，掌握知识的量和速度，也就不得不相应地降低了。
现在简化了一批字，废除了一批异体字，这对识字教学的好处是不小的。不用说，教科书就要首先采用。当然，有的教科书受到技术的限制，不能全部采用，因为没有足够的铜模；有的教科书受到供应时间的限制，不能立刻采用，因为教科书要供应全国用，不能不提前出版，比如明年春季的教科书现在已经出版，简化字就不能全用进去。可是，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是用手写制版的，决定立刻采用。其他小学教科书也要尽可能地提前采用。我们相信，这样一来，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识字的困难，必然减低教学的质量。苏联小学的语文教科书和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苏联小学阶段是四年，语文科单是阅读的课本（语法课本还不计算在内）译成中文就有八十多万字，我们小学阶段是六年，语文课本（此外并没有语法课本）一共不过二十五万字。这不是一个形式上数字的问题，而是内容上丰富与否的问题。造成这个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文字的难易的不同。又用我们国家盲童用的语文课本和正常的儿童用的语文课本来比较一下。盲童用的课本因为是拼音文字，它的内容比正常儿童用的课本要丰富得多。盲童是用触觉来识字的，得用手一个一个地摸，学习条件比正常的儿童差得多。可是，就因为一种是用拼音文字，一种是用方块汉字，学习情况就有这样的差别。
汉字的改革一定要走拼音化的方向，光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已经足够说明，这是千真万确，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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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发地下资源的锁钥
——记匈牙利探矿设备展览会
本报记者 苏蓝
匈牙利探矿设备展览会开幕了，它吸引着许多参观者。
在天坛文化厅的大厅里和厅外广场上，陈列了许多展览品，里面有地球物理勘探仪器、钻探机械以及采油工业方面和土木工程方面的各种先进技术设备。这些设备都是高度自动化的，可以适应各种自然条件照常进行工作。总工程师苏洛维在向记者介绍埃特渥斯扭秤时说：如果可能的话，你把一公尺长的银条拉长到绕赤道三周的长度，然后再把它截下一公尺来，这种细微的金属体仍可以利用扭秤来测量。这套设备的好处，还在于它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仅仅在一个帐篷的遮盖下便可以进行工作，在野外行动起来很方便。自从匈牙利伟大的科学家埃特渥斯在一八九四年创造了这个扭秤后，直到现在，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之一——重力勘探中，仍广泛利用扭秤进行工作。它对于铬、铁矿的勘探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九五四年匈牙利又制出了最新式的世界历来各式扭秤中最好的扭秤。
在一辆越野卡车上，安装着全套的地震仪设备。匈牙利在制造地震勘探仪器中取得很大成就，对地震勘探方法作了很多的改进。这次展出的地震仪所附的检波器，竟有一百二十个之多，因此，它可以作各种组合排列，克服在地震勘探中造成的干扰，也给地震勘探在石油调查中扩大了应用范围。用来测定电阻系数和井温的电测井仪，是一部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它不需要人的操纵，完全由电力控制进行工作，而所得到的效果，则由照像记录下来。
在钻探设备中，匈牙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每部钻探设备已做到每年钻孔三万公尺，而最高纪录达到三万九千公尺。在匈牙利，因为多是平原地带，所以发掘食用和灌溉水量，成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这次展出的“水井钻机”，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打好一口水井。这种设备给农村打井取水工作带来很大便利。
为上述设备服务的移动式修理车，引起参观者很大的兴趣。从外表看，它不过是一辆很普通的带篷卡车。但它内部的装置，很像一个机器修理车间，小小的车篷内安装着精巧的焊用发电机、车床、钻床和磨床。数十个抽屉装满各种工具。匈牙利专家们说：当在偏僻的野外工作时，任何设备出了毛病，都可以得到及时修理。
从这次展览会中，我们看到了匈牙利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只要了解一下匈牙利解放前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匈牙利的科学家和劳动人民在解放后付出了多么伟大而艰苦的劳动。解放前，匈牙利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下资源被开采过，探矿工业的机器几乎没有生产。苏洛维总工程师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差不多将整个匈牙利都测量完毕。并且有了完整的磁力地图和精致的地质图。煤和各种矿砂等的开采，已经比解放前增加了十倍，钻探工作量也提高了近十倍。由于不断开发新的地下矿产，匈牙利煤和石油的产量在逐年增加。现在，煤的生产已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石油生产增加了两倍。随着地质勘探工作的飞跃发展，匈牙利的科学家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贝西团长说：他们将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中国朋友们。
展览会中陈列的一些模型，使我们看到了匈牙利地质勘探的未来发展。更为先进的新产品，正在匈牙利大量试制。在石油方面要生产钻探机。现在展出的可以钻孔三百公尺的钻机，将来要发展为钻孔一千二百公尺。最新的水压机也已试制成功。贝西团长说，他们将在今后不断地把新设备介绍给中国人民。在目前来说，这对我们中国的地质勘探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谢匈牙利正当我国大力开展地质勘探工作的时候举办了这个专业性的展览会。地球物理探矿工作在我国基础是很薄弱的，我们不但缺乏经验，而且目前还不能很好地制造这方面的设备。因此，这次展览会对提高我国地质勘探的科学技术水平将有很大帮助。
当人们看到了展览会的先进设备时，听到匈牙利专家们所介绍的先进经验时，人们不禁感谢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感谢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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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小学和师范学校将逐步用普通话教学
教育部指示各级大力训练师资并且编辑教材
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将逐步用普通话教学，使学生学会说普通话。教育部为此在十七日向全国教育行政部门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将推广普通话列入工作计划之内，并且着重进行训练师资和编辑教材等工作。
指示说：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民族中间，大力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迫切任务。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中用普通话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将起重大的积极作用。学生学会说普通话，毕业以后从事各项建设工作就有了更好的交际工具，更便于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个指示指出，在学校中用普通话教学，应先从语文科做起，逐渐推广到各科；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的课外活动应尽量使用普通话；在设有汉语课的民族学校中，汉语课应该用普通话教学。指示中对学生学习普通话，提出以下初步要求：中、小学的学生应该学会拼音字母（暂用注音字母），能准确地发音、拼音和朗读；小学生在课内外应该练习说普通话；中学生在课内外也应该说普通话；各级师范学校学生的普通话水平除应该达到中学生的程度外，还应该掌握基本的语音知识，用普通话试教。
这个指示要求在一九五六年暑假期内，将全国小学、初中一年级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训练完毕，以便打下用普通话教学的基础；其他各科应该受训练的教师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集训完毕。教育部已决定会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北京语音研究班，帮助各地培养推广普通话的骨干。根据这个指示的要求，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将由省、市教育厅、局负责训练，小学语文教师由县和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训练，其他各科教师和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由学校根据情况组织自学。省、市教育厅、局应开办语音讲师训练班，给县和市、区小学北京语音训练班训练讲师，并且为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开办北京语音训练班。指示认为，解决教北京语音的师资问题，还应充分发掘社会的潜力。
指示规定对推广普通话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以及教师用普通话教学对提高教学质量有显著效果的人要给予奖励。指示指出：今后学校内部和地方的讲演比赛必须用普通话，并且以普通话作为评定标准之一，学校和地方应专门举办测验学习普通话的成绩的比赛；各地举办群众和学生的文艺竞赛，除地方戏外，应使用普通话，并且以普通话作为评定标准之一。
指示中对编辑教材和参考资料问题也做了有关的规定。指示说，教育部还准备商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北京语音教学讲座，定期联播，帮助中、小学教师和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指示还指出，要动员各有关方面的力量，通过多种多样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关于推行普通话的宣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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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三千名朝鲜实习生陆续结业回国
按照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朝政府技术援助协定，一九五四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我国的实习生有二千九百六十二名，他们分别在我国三十九个城市的二百二十四个厂矿里实习。这批实习生经过一年来的紧张学习，在本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结业回国。根据结业测验，绝大部分人成绩优良。
为了更好地帮助朝鲜实习生学习技术，我国接受实习生的厂矿大多数都成立了实习生指导委员会，配备了政治、业务较好的理论教员和老师傅，并根据实习生的业务水平和本厂的设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习计划。许多厂矿的党政领导工作人员都非常关心和经常检查实习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如鞍钢焊接钢管厂厂长经常召集实习生或老师傅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有朝鲜实习生的各厂矿工人，尤其是担任教学的理论教员、老师傅都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认真想办法把技术传授给实习生。实习生对教员和老师傅也都非常尊敬和热爱，天津钢厂的朝鲜实习生们说：车间的老师傅对我们就像对亲儿女一样。太原钢铁厂实习生结业回国时，很多人流着泪，恋恋不舍地说：“我真不愿离开我们的第二故乡。”
朝鲜实习生的学习热情很高。华北金属结构工厂的实习生自动订出了学习制度，同其他各厂的实习生竞赛。沈阳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实习生积极钻研，大部分人都达到六级或七级工的标准。太原矿山机器厂的实习生李基守改进了用砂方法及操作规程，节约了材料，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倍，受到了表扬。很多实习生都在休息时间也不肯休息，有的患病还要坚持学习。有的实习生在每天开工前，就自动擦拭车床、工具和厂房的玻璃等，给实习操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彭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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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艺术团在国外
南斯拉夫报纸赞扬我国艺术团
贝尔格莱德消息：十一月十八日的南斯拉夫报纸发表了许多评论，热烈赞扬中国艺术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演出。
“政治报”写道，中国艺术团在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中和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曾经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就，现在又在贝尔格莱德继续取得了成就。这个美妙的歌唱、动作、舞蹈和武技表演的剧团是完美无瑕的。观众被中国艺术家们的表演的效果和内容迷住了。
“新闻晚报”发表了评论家鲍格达诺维奇的文章，他写道：“这是描写一种遥远的，但是从人情上说来完全是可以想像的生活的戏剧。此外它还是一种完全在极其古老的形式下活着的戏剧。但是正是这种对我们说来是如此亲切的人情因素，用这种古老的、历史悠久的形式感动我们，并且使得它在今天在表现和技术方面如此动人和完美。他们就是用这种人情和艺术上完美的因素迷住了我们。”
评论家和作家芬奇说：“给我印象极深的是对于史前时代的幻想、热情和神话形式的最基本因素的出色的艺术处理。我认为，他们给我们看到的艺术是属于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列的。”
国家剧院导演迪奥科维奇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在这里给我们表演的艺术的规模是大极了。其中有美丽、丰富的色彩、音调、形式和表现法。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些戏剧的深刻、美好、合乎人情和感情非常丰富的抒情表演。关于这些，我们还只是看到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他们的确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使他们的辽远的国家接近了我们，并且帮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灵魂中的宝藏。”（新华社）
我国古典歌舞剧团在丹麦演出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丹麦亚胡斯、阿尔堡和鄂丹斯三个城市举行演出后，在十八日晚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剧团在十五日到达世界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鄂丹斯。十六日和十七日在鄂丹斯剧院作了两次演出。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鄂丹斯剧院的几十位导演和演员在剧团演出后举行的欢迎中国演员的招待会上一致对中国的古典戏剧艺术表示钦佩和赞叹。鄂丹斯剧院理事会主席隆格瓦尔德说：
“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了解你们从遥远的国度——中国给我们带来的心意。这种心意使我们得到了对美、对热情、对幽默和对力量的印象。”
剧团在鄂丹斯期间参观了安徒生之家和安徒生公园。陈列在安徒生之家的那些表现这位童话作家的美丽的幻想和对儿童幸福未来的关怀的展览品给了中国艺术家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艺术家们还在安徒生公园中看到了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安徒生童话中的“野天鹅”的石雕像。一位丹麦朋友指着公园中的一条小河说：“在安徒生的童话中，从这条河底下可以到达中国。今天，从过去的神秘的中国派来的艺术家就站在这条河上。从你们的访问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不仅是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也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
剧团团长楚图南会见了鄂丹斯市市长，市长对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来到安徒生的故乡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对中国在今年举行的安徒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深表感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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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列宁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丁守和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书，其中包括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八篇著作的全文和五篇著作的摘录。目前在我国，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到来，在这时候，深刻地研究列宁的这些著作，对指导和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合作化运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列宁教导我们，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必须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必须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就是把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劳动之上的工业和农业统一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列宁说，如果不把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加以改变，任何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最复杂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在当时俄国的工业中，社会主义革命所遇到的是大工业，而在农业中遇到的却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列宁教导说，小农经济是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小生产，难于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农业机器，不能按计划原则进行经营，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因此依靠小农经济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境遇，“如果我们继续像过去一样地在我们的小块农地上从事耕作，即使是自由的公民在自由的土地上从事耕作，那我们依然会遭遇到不可避免的毁灭”。列宁还指出，小农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它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为私有者的农民，自发地倾向资本主义，这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农民并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作为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人，作为受过资本主义压迫的人，这样的农民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他们承认并且亲身体会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比旧社会好得多，他们希望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党和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就要使劳动农民抛弃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走上免于剥削、贫困和破产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改造它，并把农业从盲目经营的旧式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之上的农业。”
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在他最后的几篇很重要的论文中，提出了有名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和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天才计划。这个计划是共产党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是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极大贡献，是列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总计划的组成部分。
列宁合作社计划的要点是：建立强大的、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并能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起初建立简单的低级的合作社，借以组织分散的小农，培养他们的集体习惯，然后再引导他们转向大规模的、公共的集体经济。列宁的这个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是完全合乎小农经济的特点的。因为小农经济既然是分散的，而农民又有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私有观念和保守习惯，所以对它的改造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逐步的，“要一下子做到是根本不行的”。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最易接受、最易了解的从分散的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从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因为合作社能保证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正确结合起来，保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列宁说：“老实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高度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把私人利益、私营商业利益与国家的检查和监督结合起来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点在过去对于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却是不可解决的难题。”
列宁指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使农民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重要条件。只有大工业不断地供应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器，才能为集体农民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物质基础。但是，发展大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决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重要来源。所以，必须使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地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工业化事业也就不能完成。
列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领导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下，组织得正确、包括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生产合作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全部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执掌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与千百万小农、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
列宁不仅论证了合作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和意义，而且他还指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顺利发展的一些极重要的原则和办法。
农业合作化，意味着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这就是说，不但要消灭富农阶级，而且要使农民彻底摆脱其千百年来走惯了的旧道路，而转向一条新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这是一场极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因此，为了使合作化运动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就必须执行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坚决地反对富农这样的阶级路线。只有正确执行这一阶级路线，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逐渐实现合作化，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
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反对任何强迫命令。因为发展农业合作社，正是需要农民参加的事情，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贯彻列宁的农民自愿这一根本原则。列宁说，采用强迫命令的手段来“改造”农民，“既不可能，而且荒谬”。
但是自愿绝不等于自流，绝不等于可以放弃或放松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农业合作化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以自流的发展，党不必去积极领导，那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是违反列宁原则的。因为农村的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坚强的领导，合作化运动就不会发展，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进行，农民自然也就摆脱不了贫困和破产的境况。而这是对广大农民群众极为不利的，因而也是农民绝对不愿意的。所以，必须按照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对于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极大的热情和关怀，尽力支持农民的社会主义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同群众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密切结合起来。
说服教育是推动农业合作化顺利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办法。列宁指出：“既然说必须求得自愿同意，也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在实践中说服农民”，“把自觉的社会主义斗争带进农村，使农村觉醒起来”。在对农民进行说服教育时，必须极其耐心地解释他所不了解的问题，使其心悦诚服；必须反复地宣传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好处，因为“若不把这个意思千番百次加以说明，我们便不能指望广大农民群众会对本问题发生兴趣，而开始来具体试验实现它的种种办法。”
对农民最有效的说服方法，是实例示范。列宁说，农民都是很讲究实际的人，因此，我们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合作社是最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会在口头上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而不会在实际工作中把这种好处表明出来，“那末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的宣传”。因此，必须把合作社办好，并帮助在经济上感到困难的农民，使附近农民自愿接近合作社。每一个合作社都应在“实际上成为巩固农民信念的核心，使农民相信集体农业这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办法是有益处的东西”。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中的一种新事物，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帮助合作社，以促进其发展。列宁指出：“每个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产生的”，“在目前，我们应该格外地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但是，列宁也提醒我们，应当经常考虑到，使农民不会说合作社社员是靠“官家”养活的，说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受到“官家”的优待。“要设法善于向农民证明，没有官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总之，列宁广泛地研究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各个方面。列宁天才的合作社计划，是在理论上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一个最困难的历史任务——把千百万小农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后这种理论又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列宁、斯大林关于合作化理论是劳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党对农民政策的基础。列宁、斯大林关于合作化理论使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终于战胜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并正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中国共产党依照列宁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规划了我国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几年来，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有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示我们：“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判了在合作化高潮面前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的右倾错误，阐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并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办法作了具体指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地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已迅速而健康地开展起来。可以完全预料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参加下，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定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定将在五亿多人口的我国农村中显示出伟大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