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正确地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
刘澜涛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是我党生活和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评了农村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并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规模和步骤作了全面的指示和规划。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解决新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是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农业方面）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武器。毫无疑义，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将使我们党能够更加发挥和依靠广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克服党内外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障碍，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全面规划，从而加速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
目前我国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个广阔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广大农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在国家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一天比一天增长。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是千百万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革命运动，办合作社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农村阶级斗争的焦点。目前已经办成的一百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指引广大农民前进的社会主义旗帜，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前进阵地。广大的农民群众认为毛泽东同志说出了他们自己心坎里的话，同他们的实际体验完全一致。贫农和下中农的情绪特别高涨。他们说：“咱人穷政治强，社会主义靠咱们。”“以社为家，没有二心。”纷纷报名入社。迅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也打动了一部分上中农。他们的思想斗争很紧张：自己不入社，怕政治上没地位，在农忙时找不到短工；入了社，又猜疑经济上会吃亏。因此有的上午说不入社，下午又要求入社。不过他们今天主要是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动摇的，而结果也必然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他们迟早会懂得：不入社的害处是真的，入社的“害处”却是假的，是他们的多心。有的农村工作干部这样说：毛主席的指示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又一次解放，两年来实在不痛快，现在解放了。这说明党的决议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而这里用“解放”这个字眼，我觉得更是有深刻意义的。
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分到了土地，这并没有彻底解放了农民，因为农民还过着私有制的生活，而私有制正是使农民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我们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是为了继续领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而绝不是为的保持或稳定农民的私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最后解放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六十一年以前曾经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给予诺言，使农民那怕有一点借口去推想我们的意思是指长期保持零星土地所有制，那末这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自己也是最坏不过的倒帮忙。”又说：“你们企图从其私有财产中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的奴隶身份的特殊形式而已”。这就是说，保持农民的私有制，不过是使农民成为资本主义的奴隶。恩格斯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极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农民的小私有制如果不逐步地改变为合作制，就要很快地生长起资本主义。满足于农民已经分得土地，幻想维持农村的现状，推迟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速度，这正是放任农村的阶级分化，使一部分农民在分到了土地以后又重新陷入贫困。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部分农民新的贫困的事实，广大农民群众才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小私有制是不能稳定的，从而增长了他们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求再来一次“解放”。
广大农民不满意有些同志曾经采取过的那种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方针。他们特别不满意那种今天领导他们建设一些阵地、明天又要他们退出一些阵地的做法。他们完全正确地认定，我们已经夺取到的革命果实，任何人也不能再从我们手里夺回去，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把这些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轻易地再还给别人。有些地方的农民这样说：“我们组织合作社是搞生产，和剥削作斗争，不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为什么你们要干涉！”他们又说：“领导上不批准办社，我们就办自立社；不让叫合作社，我们就叫合作组，反正搞社会主义不犯法。”山东省胶县为了收缩和停办合作社，县政府出了布告；贫农们说：“刘县长出布告垮社，下次选举的时候，高低也不能再选举他。”荣城县有一个叫新生合作社的被“动员”解散了，但是干部一走，这个社又立即恢复起来，并改名为复兴合作社。据福建省的一个材料，那里一九五四年秋天以来全省有二千二百多个自发社，其中三百多个被“说服”转了组，三百多个因为无人领导垮了台，但是有一千六百多个用各种各样方式坚持下来了，并且办得不错。河北省唐山专区一个材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里领导方面虽然在一个时期宣布了停止建社，但是农民并不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仍然冲破了各种戒律，继续办社。这次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传达后，就有七百七十个过去没有被发觉或没有被承认的合作社理直气壮地站了出来。从这一类事实，完全可以看出今天广大农民是坚决要走合作化道路的，农业的合作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要使我们的领导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有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表现了右倾动摇，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总是根据各个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情况来决定的。
大家知道，目前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尖锐得多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现阶段则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这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广大农民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依据各阶级各阶层对于社会主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引起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我们只有对这种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目前时期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有利于在农村中组成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大军和生产大军。可是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却是很不注意的，他们对于目前新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往往是认识不足或认识错误，例如有的这样说：“反革命的大头头镇压了，小喽啰管制了，地主、富农分子多数已经改变了成份，剩下几个坏蛋也成不了怪。”甚至说：“镇反后无敌人，普选后无阶级。”这种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右倾思想，不仅妨碍我们在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而且由于造成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还会使我们看不到敌人的破坏活动所加给我们的困难，这在实质上是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革命的。
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农村中的最后剥削制度的斗争中，我认为，我们应当看清楚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我们应当怎样来认识现阶段的富农，怎样来认识富农同我们之间的斗争呢？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是用一种阶级剥削形式去代替另一种阶级剥削的形式，而是消灭一切剥削，即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农业合作化在农村的完全胜利，不仅表示着富农阶级的消灭，而且表示着一切已经被打倒的反动势力丧失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农向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独的。旧社会的一切反动势力和腐朽势力，必然要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社会主义，破坏合作化运动，作凶恶的挣扎。这一个斗争必然是残酷的，长期的。已经被消灭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目前，有的地方还不断地查出地主分子所保存着的地契和记载着分得果实的农民的名单。在各种民主的社会改革中受到打击的其他反动分子，有许多人也是心怀仇恨，图谋报复。反革命分子在广大的分散的没有完全合作化的农村中还比较容易潜伏。资产阶级的右翼为了抵抗农业的合作化，同我们争夺农民群众，有的人甚至冒充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说许多合作化运动的坏话，挑拨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现在，连我们的敌人也非常清楚：在农村中，多建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多一个社会主义的阵地，也就是少一个反革命分子容易潜伏的场所。所以他们拼命要同我们争夺这些阵地，或者到处发谣风，或者从外部进行破坏，或者用各种伪装钻进到内部来进行捣乱，企图使合作社变成他们进行剥削和进行反革命的工具。我们如果不提高革命警惕，还把斗争看的那样简单，就一定会犯错误。当然，这也绝不是说敌人的力量如何了不起，而是说我们必须随时提高革命警惕并战胜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敌人是垂死的东西，我们是新生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
应当看到，富农在农村中的数量虽然很小，但是还不像过去地主阶级在农民中那样的孤立。富农的生产方式在农民中是有影响的，富农的根基深深地埋在农民的私有制中。大家知道，农民，主要是中农，按其经济地位来说，存在着私有者和劳动者这两个方面。农民是劳动者，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又是私有者，因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富农和整个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弱点，来同我们争夺农民。这就使得我们同富农的斗争变得很复杂。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同富农作斗争中，便应当首先划清富农和农民之间的敌我界限。富农是农村中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反动的。工人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质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在我们这里就是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方法来解决。
其次，我们应当怎样在合作化运动中正确地对待贫农和中农呢？
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他们是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我们必须使贫农真正成为党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依靠力量，在实际斗争中锻炼他们，树立他们在合作社中的优势和骨干地位。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同样，我们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也决不能动摇。中农中间的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同贫农相差不多，并不富裕，因此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就是新老中农中间的一部分下中农。毛泽东同志把中农中间的这一部分人同贫农一道，也看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同贫农合起来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同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应当，事实上也完全证明可以成为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但是，除此以外，在中农中间还有一部分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竭力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保护中农的利益，却并不保护这一部分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是工人阶级和中农之间的矛盾不属于对抗性质。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说服教育（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教育和团结），而绝不能采取任何粗暴的强制的办法。我们决不许可剥夺中农的财产，或者用任何借口去侵犯中农的利益，这样做只是对富农有好处，对合作化运动则只有害处而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强调依靠贫农，决不是说可以不要联合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现在有些人只讲依靠贫农，而不讲联合中农，甚至对中农采取歧视的态度，这当然是错误的。同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说清楚，并且用事实来证明：我们并不是反对农民的富裕，相反的，合作化正是要限制以至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使全体农民富裕起来。
有些同志不但没有依靠贫农去联合中农，而且在实际上是依靠中农、联合富农、排斥贫农。他们说：今天中农已是农业生产的中心人物，因此，依靠多数就是依靠中农。他们对富农表现得很有感情，说什么富农有“三好”（农具好、牲畜好、经营好）“三能”（能说、能写、能算）、“要是富农出了社，社就不能巩固了。”对贫农却说是“生产无能，劳动无力，统购无粮，统销无底，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等等。他们想出各种办法来限制贫农参加合作社。他们的这种做法，据说是为了生产，但是他们完全不去思索他们要搞的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他们把经济同政治对立起来，因此，他们的做法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打主意。对于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当然必须加以坚决的制止和纠正。
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尖锐的新的历史时期，党内的情况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我们党是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力量。党必须要求农村党员成为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战士，并受到实际运动的考验。特别是，党员同农民必须从原则上加以区别，决不能把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普通农民的水平，相反的，党应当把农民提高到社会主义的水平。农村党组织的环境和许多农村党员所处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就特别需要党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克服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过渡时期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问题。
在农村的党组织中，应当肯定绝大多数党员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坚定的，是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的，这是我们党能够胜利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前进的保证。但是在我们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动摇分子和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并且还有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种情况严重地损害着党的战斗力。为了切实消除这种党内的不纯情况，农村的党组织应当坚决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同建社、整社工作密切结合，认真地、有步骤地进行或继续进行整党工作。应当通过整党，清除混入党内的一切坏分子，克服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统一党内的思想，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还必须加强党在农村中的监察工作，切实加强党的纪律。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的侵蚀，常常从败坏党的纪律着手，这在农村环境中尤其是应当注意的。在合作化运动中，党应当有力地运用监察工作这一武器，不断地同党员中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严格党的纪律，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目前党的监察工作，特别是县一级的监察工作是很薄弱的，组织机构很不健全。这种情况同当前农村中新的斗争任务很不相称，应当加以改变。
另一方面，还应当注意在农村中扩大党的队伍。现在全国农村还有相当一个数量的乡没有建立党的支部，晚解放区许多乡支部党员很少。当然，那种认为没有党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很少的地方就不能发展合作社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这种地方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放手发动群众，合作化运动也能够开展起来。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合作化运动中可以不注意发展党的工作。相反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广泛开展、农民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去发展党的组织和扩大党的队伍，去接收那些积极劳动、不剥削别人、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际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在老解放区，也必须注意吸收富有朝气的青年积极分子来给党的基层组织补充新的血液。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的党具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
青年团的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是党的预备队。毛泽东同志指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这说明了青年团组织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农村中的青年团员已经有八百多万。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团的组织在合作化运动中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党要求团在今后各项斗争中更好地锻炼自己，更好地联系全体农村青年，为社会主义坚决斗争。目前农村中青年团的某些组织也存在着某种不纯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团的作用，农村中的青年团组织也应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整顿自己的队伍；同时，也要注意结合合作化运动有计划地发展团的组织。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在党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断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获得的。在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上，情形也是如此。过去一个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不够，所以对于领导像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一时表现勇气不够，步伐不坚定。现在这种错误已经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纠正而消除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地进入了高潮。党的这一胜利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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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科学的成就
匈牙利科学院秘书长科学院院士 雷·波格纳尔
一八二五年，匈牙利的伟大改革家和学者——康特·伊斯特万·希切尼创立了匈牙利科学院。由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诗人和作家如菲林茨·柯尔采、米海·维略士马尔蒂、雅诺士·阿拉尼以及罗兰德·尤托沃斯都和科学院发生了来往，因此也就给匈牙利科学院带来了极高的声望。但是后来这种声望暗淡下来了，尤其是在霍尔第统治时期，科学退入了象牙之塔。这一时期科学上的典型表现是选择了一个在科学上不学无术的哈布斯堡皇子约瑟夫作为科学院院长。
自从匈牙利解放以后，科学事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在社会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匈牙利科学院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研究工作获得根本发展的同时，匈牙利的科学也把注意力转移到实际利用科学上的新成就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提高产量与收获量和改进人民的生活水平上面。采取有计划的工作方法，以及科学与生活紧密结合的事实，说明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匈牙利科学院的巨大进步。现在科学院附设有二十三个研究所，而在一九四八年却只有四个。匈牙利科学院也对高等学校中的系科和工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帮助。
科学和国家建设
在过去几年里，建成现代化的匈牙利工业是我国的中心目标。这一事实也就促成了技术科学研究工作的高涨。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发展，我们特别成立了工业研究所。
例如，现在推广到全国的新式采煤法，就是科学研究所研究成功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供水计划已经制定完成；铸铁和制钢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制造“钛铁齐”的研究工作正在成功地进行着。在矿物地质学方面和在地球物理学研究法的改良上，以及在改进测量法和仪器方面都已获得显著的成就。我国科学家在无机和分析化学上的研究方法，已被许多国家采纳。我们在物理学和有机化学上的某些成就，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匈牙利科学院的研究员们正在努力利用新法改良土壤和从事于改进新品种的试验工作，以便提高农作物的收获量。例如新品种的杂交玉蜀黍，能比原有品种的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牧畜业的研究上也作了许多工作。此外，科学院还鼓励着在生物学上推广米丘林学说。
利波特·费耶尔、夫列基斯·李斯和他们的门生的名字，由于他们在数学上的著述而早已驰名世界。匈牙利的应用数学研究所在数学的实际应用的进展上负有很大的责任。代数和概率微积分学中新的学派已经获得发展。应用数学已应用到满足工厂的动力需要、决定纺织机的最经济速度和吊桥工程的设计上面。
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已对原子统计学和相对论的理论作了专门的研究工作。由于最近匈牙利中央物理学研究所的建立，已经促进了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原子反应堆的建立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是匈牙利科学家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他们已经有了苏联科学家的帮助。目前还正在利用苏联供给的放射性同位素进行着研究工作。
在心脏手术、脉管病症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上，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活动
我国的历史科学家们正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确定匈牙利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并编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已开始和邻近各国的同行合力研究东欧共同的历史问题。举例来说，建立在巩固的友谊基础上的这种合作，已经给匈牙利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关系带来了很好的结果。
我国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工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个研究所出版着科学期刊“经济评论”。雅诺士·阿巴柴—切利和格奥尔基·别塞恩耶夫（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学院派的代表者），柯尔采、维略士马尔蒂和阿拉尼（十九世纪的卓越诗人）的作品正由文学史家研究着，但是在这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对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学应有的关切。匈牙利科学院出版了匈牙利的伟大诗人山陀尔·裴多菲和现代匈牙利抒情诗人恩德尔·阿第的全集，作为文学丛书的一部分。这部丛书将补足我国文学史上长久停滞的缺陷。
在过去的四年多里，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多部语文字典。拉兹洛·欧萨编著的“匈英字典”，包括有八万八千个字。一本从语源学上解释字义的新匈牙利语字典正在编纂中。在过去的四年里共出版了二十部字典，其中包括由山陀尔·伊斯克哈特编著的收入了二十八万字的“法匈字典”。由拉兹罗·哈德罗维斯和拉兹罗·格尔第编著的“俄匈和匈俄字典”也已出版。一九五四年已制定计划出版“匈牙利大百科全书”。一九五四年，匈牙利科学院出版了七十七种书籍，而一九三零到一九四五年每年的平均出版数只有十种。匈牙利科学院目前出版着五十七种期刊，其中的二十种用英文、法文、俄文和德文四种语文出版。
科学院代表大会是匈牙利科学院活动的重要形式。一九五四年生物学会举行了会议，并召开了卫生学、气象学、度量衡学、法律和政治科学等方面的大会。国外的贵宾和著名的科学院士向大会祝贺，有远大前程的青年研究家们也获得了充分机会在大会上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
国际联系
匈牙利科学院成员们的重要著作，已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极大兴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了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基·鲁卡奇的暴露非理性哲学的“常识的推翻”（曾在国内获得科苏特奖金的最高级奖），夫列基斯·列兹和贝拉·佐科伐尔维·纳吉的“机能分析教程”，本泽·萨波尔齐的“民间音乐与历史”，丹涅尔·菲耶尔的“土壤生物学”，贝拉·伊塞库兹和阿里斯蒂德·科瓦斯的“实验药物科学研究法”，科瓦斯和拉兹的“交流发电机的不稳定现象”，贝拉·弗格罗西的“逻辑”，列佐·马宁格尔，约瑟夫·马里克和约瑟夫·慕西的“家畜疾病诊断学教科书”和捷列日的“辊辗工场和锻铁机”。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了列佐·马宁格尔的“内科用药”。在伦敦出版了佐尔丹·科达伊的“考拉双人舞”，在维也纳出版的同一作者的合唱乐曲也得到广泛流传。伊姆雷·里特曼和伦奈·弗诺合著的“先天性心脏与血管的不规则”一书已在苏联翻译和出版。
匈牙利科学院负有和其他各国科学界建立紧密的国际科学交流的责任。它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在科学上的合作是众所周知的。匈牙利科学院已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在其他组织里也重新取得了新的会员资格。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和其他国家的一千零七十五个图书馆和研究所交换期刊的这一事实，证明了它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
已经在一九五五年举行过的匈牙利科学代表大会，肯定了我国在过去十年中在科学上所获得的成就。匈牙利科学院院长伊斯特万·鲁斯尼雅克教授说过，匈牙利科学家们拥护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建设劳动的政策。他们反对为了战争和反人道的目的而对科学家和科学发明加以垄断的行为。我们匈牙利科学家为了维护和平和争取我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进行一切创造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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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五年全国体操测验全部结束
“一九五五年全国体操测验”十五日开始举行了三天，到十七日已经全部结束。
十五日的测验中，男子甲组：中央体育学院的杨健民以九点五分和九点四分（最高是十分）的成绩分别获得了自由体操第一名和双杠第二名。获得双杠第一名和自由体操第二名的是中央体育学院的陆恩淳，他分别得到了九点六分和九点一分。乙组：南京市的高民权以九点三分获得了双杠第一名。上海市的周仁沫以九点一分获得自由体操第一名。女子甲组：中央体育学院的陈孝彰获得了横跳马的第一名，她得到了九点八分。中央体育学院的郭可愚获得了高低杠冠军，她得到了九点六分。乙组：天津市的杨波紫和广州市的黄兆宽都以九点七分获得了横跳马第一名。天津市的王尚芬和武汉市的田玉妹都以九点四分获得了高低杠的第一名。
十六日，女子甲、乙两组都测验了最后的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体操。甲组：中央体育学院的戚玉芳和陈孝彰分别获得了平衡木和自由体操的冠军。她们都得到了九点六分。乙组：获得平衡木冠军的是广州市的谭慧娴，她得到九点一分。北京市的王萍以八点八分获得了自由体操冠军。这一天，男子甲、乙两组都测验了吊环和鞍马。甲组：中央体育学院的王辉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福林都以八点二分获得了吊环冠军。王辉泽还以八点八分获得了鞍马冠军。乙组：北京市的杨家杰以八点四分获得鞍马冠军。获得吊环冠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白凤池，他得到了八点八分。
十七日，男子甲、乙两组的最后两个测验项目是纵跳马和单杠。在纵跳马的测验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邱贤烈和李本国都以九点五分获得了甲组的冠军。获得乙组冠军的是上海市的罗少琼，他获得了九点二分。在单杠测验中，甲组中央体育学院的陆恩淳以九点三分获得了冠军。乙组获得冠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唐大舜，他获得了九分。
男子各项测验的总结果：中央体育学院的陆恩淳以五十三点五分（最高是六十分）获得了甲组的全能冠军。获得甲组全能亚军的是中央体育学院的王辉泽，他得到了五十二点九分。获得乙组全能冠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白凤池，他的总分是四十八点五。获得乙组全能亚军的是北京市的刘永茂，他获得了四十七点六分。
女子四项测验的总结果，中央体育学院的陈孝彰获得了甲组的全能冠军。她一共得了三十七点九分（最高是四十分）。获得甲组全能亚军的是中央体育学院的姜秀芝，她得到了三十七点七分。获得乙组全能冠军的是上海市的胡筱飞，她的总分是三十四点九。获得乙组全能亚军的是天津市的杨波紫，她得到了三十三点一分。（附图片）
一九五五年全国体操测验甲、乙两组获得全能和单项测验第一名的男、女运动员合影。自右至左：黄兆宽、杨波紫、谭慧娴、戚玉芳、胡筱飞、王 萍、陈孝彰、郭可愚、王尚芬、田玉妹、白凤池、陆恩淳、罗少琼、杨健民、周仁沫、王辉泽、杨家杰、高民权、邱贤烈、唐大舜、李本国、高福林。 新华社记者 袁 苓摄
男子甲组全能冠军、男子甲组单杠第一名陆恩淳在进行单杠测验。
冯文冈摄（北京日报社稿）
女子甲组全能冠军、女子甲组自由体操第一名陈孝彰在进行自由体操测验。
冯文冈摄（北京日报社稿）
男子乙组全能冠军、男子乙组吊环第一名白凤池在进行吊环测验。
冯文冈摄（北京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