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不要以为没有问题了
王朴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工程已经差不多全部完工了。从“第一汽车制造厂全景”的照片上看起来,它已具有一座现代化大工厂的新面貌。眼看大功即将告成,大家都十分兴奋,充满了信心:“一定能按时生产出汽车来!”
这种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果真没有任何问题了吗?不是的,还有问题。现在厂房的土木建筑工程虽然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很多厂房里面却还是空的,机器还没有安装起来。安装工程是由工厂直接领导的,但是因为厂长们觉得整个工厂建设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几,工程只剩下了尾巴,便都去领导生产准备工作去了,没有一个厂长管基本建设。结果上级一来检查,发现今年将有一千多万元的投资额不能完成!
古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说,要走一百里路,走了九十里,还只能说是走了一半。因为,这最后的十里路,人也累了,精神也懈怠了,走起来要比以前的九十里更困难,更需要毅力。而不坚持走完这十里路,对行路者说来,犹如只走了五十里,因为同样是没有到达终点。这个譬喻用在基本建设上,也是适合的。因为工程到了结尾的时候,问题最多,以前工作中的疏忽和遗漏都会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对整个工程说来是“次要”的小问题,这时往往就变成了最重要的大问题,不解决它,整个工程就不能竣工投入生产。因此,工程越进行到后面,就越要精神贯注,如果在这时候松劲了,终点就不能按时到达。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主管部门的督促帮助下,纠正了松劲情绪,现在已经在结冻之前抢先完成了输电线路、煤气和上下水管道,给冬季施工准备好了条件。也许,他们的努力将能弥补前一时期的松懈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这种情绪在其他一些基本建设单位中间,还没有得到纠正。他们认为“反正误不了按期投入生产”,就不打算争取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
这种思想反映了他们对国家规定的建设计划,采取了极不认真的态度。领导上有了这种松懈情绪,预定的计划就一定不能按时完成,这种教训已经很多了。
按照国家计划,今后两年将陆续有大批重要工程竣工投入生产,这些工程的领导者们在工程的最后阶段绝不能自满松懈,而要作最后的努力,保证工程能按期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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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次报名,最后定案
“入社报名可以反复几次,最后定案,使农民有充分考虑的余地。”(见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广西武鸣县有一些乡已经这样做了。
双桥乡在建社的思想发动期间,已经让要求入社的农民报了两次名;在“三评”结束的时候,又一次进行了入社报名。建社期间,正是许多农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些人听到讲入社的好处,愿意入社了;再考虑到一些具体问题,报名后又会后悔。有些人看到别人报名自己不好意思不报;报了以后心里却有些不痛快。双桥乡富裕中农方玉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怕入社吃亏,又怕不入社人家说自己“落后”,就先把牛卖了,然后报名入社。又一次向他说明自愿互利原则,他就决定暂时不报名。有些原来思想不坚定的,第一次报了第二次没报,想通以后第三次又报上了。
可见“几次报名,最后定案”的办法完全正确,这样才可以保证新建的合作社具有较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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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可“剜肉补疮”
广东省广宁县江?乡支部,认为“现在一切为了发展合作社”,就不顾巩固老社,并且大批抽出老社的骨干分子去建立新社。这个乡一个多月里,就从五个老社里抽走了十四名主要骨干分子,其中有正副主任各四人,较强的社务委员六人。这样一来,老社差不多等于没人领导了。一个老社驻有工作组,抽走了两个骨干影响还不太大;别的几个老社的生产都搞得不好。因此,许多社员的情绪发生了波动。
把老社的许多骨干抽到了新社,新社的骨干就产生了依赖思想,不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不能很好地在实际工作中锻炼。
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地调整老社新社的骨干分子,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顾老社,只顾新社;只要现成的骨干分子,不注意在老社和新社中培养新生力量,这决不是好的领导方法,只不过是“剜肉补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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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健药箱”下乡
中国医药公司所属浙江、江苏、云南、吉林等八个省公司,最近赶制一批“保健药箱”,供应农业生产合作社训练保健员后建立医药预防和急救等卫生设备的需要。“保健药箱”是一个整洁而又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装着几十种农民常用的成药,一些简单的外科器具、药品和敷料,附有使用这些药品、器具的详细说明——保健手册。因为农业生产社有大小,经济条件和保健员技术水平也都有不同,制造的“保健药箱”也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规格。
“保健药箱”下乡后,很受广大社员的欢迎。山东曲阜县七区孔家村和平生产合作社社员王玉兰在地里干活,忽然肚子剧痛,后来服了“保健药箱”里的“救急水”,马上就好了。许多农民有病服药后都很快治好。他们都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好,社里有了药,身体健康有了保证。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到来。各地卫生部门正在积极加强农村卫生保健机构,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训练保健员、接生员,医药公司又积极供应“保健药箱”,这对农民身体健康和农业增产,将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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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模范验布工坚持斗争
青年团员周宝利是浙江宁波地方国营甬华布厂的优秀验布工人。在他的手下,不合标准的布匹休想出厂。
这样一个好工人,竟遭到了党支部书记孙玲花和厂长程鹤亭等人的忌恨和打击。
孙玲花他们觉得,照周宝利这种做,工厂就无法“完成”质量计划,个人的面子也不光彩。开始,他们瞒着周宝利,把次布当好布卖出。接着,他们要周宝利掌握验布标准“灵活”些。但周宝利不答应。孙玲花就和厂长商量好,借故把周宝利调去做统计工作,另调一个不懂技术标准的女工来代替他。
周宝利在这些人面前并不气馁。他把受打击的事向领导机关反映了,同时积极协助新的验布工人熟悉技术,并鼓励她坚持掌握验布标准。最后,中共宁波市委检查、处理了这件事情,孙玲花被撤职,周宝利终于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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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 林沫
近几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出现了一百多个农、牧业结合的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多半是由蒙、汉族的农、牧民共同组成的。他们在一起共同劳动,互相学习生产技术,通过经济上的互助,加强了政治上的团结。郡王旗先锋农牧业合作社的蒙族社员在汉族社员帮助下,学会了种水稻的技术。今年全社试种水稻一百八十亩,每亩可收三百斤。汉族社员也从蒙族社员学习了饲养牲畜的经验,把全社的牲畜养得膘满肉肥。郡王旗红色农牧业合作社,因为畜力、粪肥充足,再加自然条件较好,今年农业生产较去年增产一倍多;全社种植一百二十亩牧草,共收九万多斤,使全社八百多头牲畜安全过冬有了一定的保证。全区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农牧业合作社,都显示了它们的促进民族团结,农、牧互相支援和增加生产的优越性。
这种农、牧业结合的合作社,对于进一步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加强民族团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生产占很大的比重,全区现有二千多万头牲畜。但是这些牲畜在纯草原牧区的只有一半多一些,另有一千来万头是在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
内蒙古共有七十二个旗、县,其中,大致属于半农半牧性质的就有二十多个。在这些半农半牧地区,多是农田和牧场插花交错,蒙族和汉族一地杂居;有的是一家之内农、牧业兼营;有的是一村之中农、牧民共处。在农、牧业由合作社集体经营以前,很多地区往往发生种地同放牧的矛盾。在建立了合作社以后,对农、牧业实行统一经营,就可以在政府帮助下,把农田和牧场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调整,使之既适合于农业生产,又便利于放牧,从而使农业和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农业生产供给牲畜充分的饲料,畜牧业则供给农业所需要的畜力和大量的粪肥。根据扎鲁特旗四个农牧业合作社的调查,由于合作社统一调整了农田、牧场,农、牧矛盾得以解决。由于农业生产供给牲畜充分的饲料,牲畜的繁殖率和成活率普遍提高。农业上由不施肥而开始施肥,产量逐步提高。
这种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所实行的农、牧结合的经营,也给内蒙古自治区广大草原牧区未来改造牧业生产创造了经验。
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有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是纯草原牧区。在这里,牧民基本上过着游牧生活,依靠自然草原放牧牲畜,遇到水草不足的情况或风、雪灾害(这种灾害经常有),牲畜就要大批死亡。因此,这样的畜牧业生产就带有很大的脆弱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国营牧场、国营农场的带动下,在牧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逐步地帮助和领导牧民种植牧草、饲料,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同时促使牧民也逐步定居下来。将来,牧业的发展将会根据牧民的需要逐渐同农业结合起来。因为到那时候农业不但同牧业没有矛盾,而且可以在农业的支援下使牧业生产获得稳固的基础和迅速的发展,大大增加牧民的收入,提高牧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农、牧业结合的合作社对于内蒙古的农业区也有很大作用。农业区土地宽广,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有一公顷(十五市亩)耕地,而且到处还有荒地、草场,差不多是“村村有草场,户户养牲畜”;“大畜耕地,小畜生利”。就是说,在这里,发展畜牧业,也是有一定条件的。目前,农业区的现有牲畜数字,按这个地区的人口平均,每人约有两头。但是在内蒙古农业区的工作人员中间,目前相当普遍地有重视农业而轻视牧业的错误思想。有些旗、县的农、牧工作部门,只领导农业生产而不领导牧业。在农业区建立的许多生产合作社,虽然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许多社员也都养有牲畜,但是合作社只经营农业,而不经营和发展畜牧业。社员也因集中力量搞农业生产,不能很好地饲养牲畜。互助组组员和一般单干农民的牲畜,大多是任其自生自长,以致形成繁殖得快,死亡得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极为不利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农业区的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根据可能和需要,大力提倡和推广农、牧结合的办法。
农、牧矛盾在内蒙古地区有其长久的历史根源。过去,满清封建统治者和后来的军阀曾同内蒙古的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强迫人民“开垦”草原,掠夺财富。蒙族人民为保护牧场,反对垦荒,曾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民族纠纷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在蒙、汉人民群众中所遗留的影响以及由于盲目开垦所造成的农田、牧场插花交错的不合理现象,并不是短时期可以彻底消除的。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在半农半牧地区执行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以牧为主,照顾农业”的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协助农、牧民划定农田、牧场界线,双方立约,互不违犯。通过这些办法减少了农、牧和蒙、汉人民之间的纠纷,加强了民族团结。但是当农、牧业生产还是建立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时候,人为的农、牧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很难彻底解决。农民为着自己耕作的方便,常常乱开荒;牧民为着自己放牧的方便,也常常破坏农田。有的地方,牧民要保护草场,而农民为了解决烧柴困难,却去挖草根,砍沙蒿。因此,在农民、牧民之间,在村和村、区和区、旗县和旗县之间,经常为着这些事情发生纠纷。政府不断调解处理,问题仍不断发生。组织农、牧业结合的生产合作社,就可以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合作社以集体的方式经营农、牧业,也就可以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合理地划分和使用农田、牧场。农民和牧民由于生产而引起的矛盾消失了,而且农、牧业也密切地结合起来,互相支援。蒙族牧民和汉族农民在合作社里共同劳动,互相学习生产技术,互助互利。这样,他们就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所以,蒙、汉族社员称赞自己的合作社说:庄稼长好了,牲畜膘满了,蒙民、汉民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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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钢应该加强对所属矿山的资金管理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分行驻鞍钢办事处主任 何贵谦
鞍山钢铁公司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供应部门加强了对原材料采购的控制,加强了对积压资材的处理。这是好的。但是,鞍钢所属的某些矿山行动迟缓,在那些地方,大量呆滞物资到现在还没处理,新的积压又继续产生。我们检查甘井子石灰石矿、弓长岭铁矿和大孤山铁矿等单位的资金管理工作的时候,发现这些矿山因为产品和原材料的积压,多占用了国家资金二百多万元。钢铁、橡胶、轴承、水暖、有色金属、机械等六类的呆滞积压物资,仅可计算部分,就占这六类结存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这些矿山呆滞积压的物资中,长年不动、不收入也不付出的即达五十八万元。有的从今年一月到七月分毫没有动用过,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没动用过的也为数不少。大孤山矿常年没动用的材料的总值达六万四千九百元。甘井子矿全年没动用的机械零件的总值达二十一万五千八百多元。
上面所说的积压物资,只指长期不动用的物资,有进有支、或不进少支的积压物资,还未计算在内。实际上,有进有支、或不进少支的物资积压也很严重,其中有许多东西,根据现在使用的情况来计算,可以够用几年到几十年。例如,甘井子石灰石矿所积压的一种铁道螺丝,能够用一百八十四年;链子锉可以用二十年。
尤其严重的是:有些物资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还在大量购买。甘井子石灰石矿有一种六○○四规格的滚珠,一九五四年年末还有八百九十个,今年上半年仅用去五十个,但是前些时候又买了一千零九十九个。大孤山铁矿在橡胶、轴承两类材料中有二十种物资已长期积压,但是又继续进货。这种情况,在弓长岭铁矿等单位也都存在着。
造成积压浪费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单位中某些财务和供应工作人员对于增产节约运动有不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物资积压虽多,但是都是好东西,卖了买不回来。还有的人认为:反正早晚都有用,现在卖了,到别处也是积压,而今后自己用时还得再买,不如不处理为妙!正是由于有这种想法,他们就不积极处理积压物资。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跟某些生产技术部门、供应部门的领导人员不重视资金使用有关。他们注意了生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没有注意怎样来节约地使用国家的生产资金。生产技术部门有“要材料不怕多”的思想。原材料少了,他们就伸手要;原材料多了或不合用,他们就不退回。甘井子石灰石矿有一个工段,领去油脂防锈漆数百公斤,没有用,积压了差不多二年才退回来。在许多矿山中,钎子被埋在地里,不挖出来,而另领新的。供应部门为了保证供应,就怕材料买的少。财务部门由于不了解情况,一般地也总是“要钱就给”,而不加以严格的控制。
储备资金定额过大也是造成物资严重积压和浪费的一个原因。在这些矿山中,储备资金定额比实际结存大百分之十五。如果把大量积压呆滞物资从实际结存中剔除,其定额之大就达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甘井子石灰石矿的辅助材料定额要比实际结存大到一点零七倍,零星配件大到一点四九倍。弓长岭铁矿等单位也都有这种现象。储备资金定额过大,实际上起了鼓励浪费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些单位积压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鞍山钢铁公司应该加强对这些单位在处理积压物资方面的领导,严格控制采购支出,改善资金的定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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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民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农具
  李茜
在西安农业机械制造厂里,职工们正以自己的劳动来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
西安农业机械厂今年才开始生产双轮双铧犁、十二行播种机和马拉割麦机等大型农具。在开始的时候,工人掌握不了操作技术,生产出的产品不合规格。职工们就组织“技术研究会”、“废品评议会”,努力学习兄弟厂的先进生产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在第三季度就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八月份成本跟二月份比较,每部双轮双铧犁降低了十七元,每部十二行播种机的成本降低八十元;每部马拉割麦机成本降低一百五十元。第三季度的废品率比第一季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八点六。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发表,更加鼓舞了西安农业机械厂的职工。他们问自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作为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人,能够站在这个运动的外面吗?”当然不能。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新高潮的需要,必须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农具。全厂从领导工作人员到工人,都行动了起来。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逐项审查了成本和工时计划,提出了在第四季度计划的基础上,降低成本百分之一点五,平均缩短工时定额百分之五,增产五十部收割机和一百部播种机。
各车间的工人都制定了自己的保证条件,以便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新订出的生产计划。这些保证条件有很多已经开始实现了。在铸工车间里,绝大部分工人都在积极学习科毛娃的先进经验。科毛娃负责生产大型农具的零件。在这个车间里,生产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用七种以上的工具,如果每个铸工每天生产三百个双轮双铧犁上的零件,那就三百次使用这七种工具。别的铸工没把工具放在固定的地方,现用现找,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找工具上了。科毛娃根据生产的次序,把工具排列起来,用时随手可以拿到,用完再放回原处。这样,他每生产一个零件就比别人快一分钟,总产量总是比别人高百分之十左右,质量也比较好。但是,开始的时候,他的经验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在别人的印象里,科毛娃只是一个刚刚出师的三级工人,按老师傅们的说法,他还是个毛娃娃哩。后来,大家认识到,只有学习他的经验才能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于是,新的成就出现了。在十月份,就有十种双轮双铧犁和播种机上的零件的日产量超过了这个厂的最高纪录。如双轮双铧犁上的“犁床”,过去每人每天最多生产七十九个,现在每天可以生产一百二十个。播种机上的“堵种盘”,过去每人每天最多生产四百个,现在能生产九百七十个。铸工车间根据技术员曹愚的建议改装了马钢炉,产量提高了一倍左右。
在机工车间里,工人们也想出了提前完成计划的办法。许鸿基本来是做调节丝母工作的,最近因为刀具供应不上,才被调到刀具室工作。开始的时候,他每天只能磨十几把刀,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他想:这样下去怎么能多生产农业机器,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呢?于是,他便努力钻研,改进了操作方法,现在每天可以磨六十把刀,并且每月还能节约价值四、五十元的刀具原料。机工朱文营改进了调节丝杆的操作方法,两个人用二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三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钳工、锻工等车间的工人也想出了很多增产的办法。如钳工车间电焊组过去焊播种机上的输籽漏斗,是一个一个的焊,一根焊条只能焊六个漏斗。李永兴建议把输籽漏斗排在一起焊,这样,就减少了每焊一次打一次火的时间,每根焊条可以焊十四个漏斗。
在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生产中,许多过去不够积极甚至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如铸工李玉万过去一直完不成生产计划,自从读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生产积极起来了。他生产的闸肖座零件由过去日产三百二十个提高到四百五十个。钳工老师傅曹光炎检讨了过去教徒弟不耐烦的思想,保证今后一定把自己的技术耐心地教给徒弟。因为他知道了:要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必须大家努力,徒弟不掌握技术就不能做好工作。
十月份,西安农业机械厂的全体职工超额生产了一百三十部双轮双铧犁。现在他们一方面努力超额完成第四季度的生产任务,一方面为明年降低成本和试制新产品做准备工作。他们计划在明年把每部双轮双铧犁的成本再降低二十三元,并开始生产棉花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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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三余棉区
  史越峨
在苏北黄海边上有一个三余棉区,这里的岱字棉今年平均每亩收一百九十斤籽棉,比丰收的一九五三年每亩多收二十斤。秋收季节里,到处洋溢着丰收景象。硕大的棉朵围在咖啡色的棉秸上好像镶了几层“白金”,田间采棉姑娘们轻巧地采摘棉花。公路上,成群的男女青年推着小车,踏着自行车,把刚摘下来的新棉送到棉花收购站,良种轧花厂又堆积起一座座五、六丈高的棉花山。轧花机日夜不息地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清晨到傍晚、三余区闸河里满载新花的大船队伍,连续不断地驶往青龙港、唐家闸。最快的,当天就可运到上海、南通等纺织基地。
丰收的三余区棉农,认真执行国家预购合同,踊跃把棉花卖给国家。到十月十七日已卖给国家三百二十二万斤皮棉,国家九、十两月份的收购计划已提前完成。
三余棉区去年已经基本合作化了,今年棉花丰收后,农业合作社里的生产投资大大增加,每社公积金都有数千元到一万元。先一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前棉农的迫切要求,有好几个合作社打报告要求联合起来办大社。三余农业机器站的拖拉机手们也正在紧张地装配新运来的九台波兰拖拉机,准备马上投入秋耕。拖拉机秋耕面积将比今春扩大二十倍,明春又将比今年秋耕扩大两倍。许多农民都打算多种一熟小麦,正在日夜赶修宽阔的行驶拖拉机的路和桥,迎接拖拉机秋耕。富饶的三余棉区正在合作化、机械化的道路上前进,它将为国家生产更多的优良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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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社变成了富社
  滕民力 章玉勝
江苏省吴县吴淞乡在一九五四年秋种前建立了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贫农朱三多和朱泉生领导的两个互助组也酝酿着要办社。两个组十三户都是贫农,耕牛农具都很少,于是又约了附近的四户中农和七户贫农一道建一个社。大家一面把种籽、肥料集中在一起准备秋种;一面讨论建社的具体问题。可是当社快要建成的时候,四户中农变卦了,他们看到社里耕牛农具不足,贫农生活困难,土地又不好(去年受水灾有五、六亩田颗粒未收),怕自己会吃亏,就全部退出去了,带走了四头耕牛、四只船。有五户贫农看到中农退出,自己也动摇起来,要求退社,又带走了一头牛和两只船。这样一来,全社剩下了十五户贫农,只有三头耕牛和五只小船。但是他们没有向困难低头,大家都坚决要求办社。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劳动,一定能把社办好。他们也相信:政府一定会支持贫农办社的。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样办起来了。社建成后,村里的农民称他们为“穷社”,滕民力 章玉胜都认为他们没有耕牛农具社难办好;区乡干部也非常耽心。乡合作主任亲自到社里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政府也贷款支持他们。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
“穷社”不但巩固了,而且获得了丰收。
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过程中,确实遇到过不少困难。全社一百七十七亩田,只有两头老牛、一头黄牛,水车也不够用。今年春耕前,他们为了积累资金调换好牛、添置水车,大家决定吃两个月粥,省出大米投给社里作生产资金。全社两个月节约了九石大米,又从政府借到六百二十四元的贷款,把老牛卖了换回两头大牛,又买了一头壮牛和两部风车。耕田车水时,社员们还实行了人牛轮替、早出晚归的办法,克服了牛力不足的困难。合作社没有资金买肥料,社员们决定自己积肥,罱泥的船不够,他们就日夜轮班,歇人不歇船。结果每亩田施到一百三十担河泥、十担草泥,还有黄粪和灰粪,比周围单干农民每亩多施二十多担肥。
他们还积极改进了生产技术,实行了盐水选种,用“落谷稀”的方法播种。社里培育的秧苗特别壮,社外农民都惊奇地说:我们的秧倒在田里,“穷社”的秧反而不倒。社员们对治螟工作也很重视,从秧田开始,就不断地点灯诱蛾、采卵、剪枯心苗,做到全部稻田没有一根白穗,这是单干时从来也办不到的事。
由于全体社员的积极劳动,今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全社水稻平均每亩收五百一十斤;原来退出去的中农每亩只收四百八十斤;贫农只收到四百斤。全社种了六十亩“黄谷早十日”优良种,每亩比过去种的“一四新”品种多收一百二十斤稻;把二十五亩早籼稻改种了晚稻,每亩又多收一百五十斤。社里全部用的是自然肥料,生产成本很低,每亩平均成本费只有四元三角;社外一般农民每亩要七元多。产量高、成本低,社员的纯收入普遍增加。全社平均每户的纯收入比建社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最多的户比入社前增加五百多元,一般的户增加三百多元,最少的一户也增加了四十三元。社员朱兴山全家八口,分到九千五百三十一斤粮食,收入比入社前增加四百五十元。这个“穷社”的确变成了富社,全社十五户贫农,过去年年要减免公粮,就在一九五三年丰收的年景,还有十二户缴不起公粮,今年全社只有一户要减免公粮。社员周玉龙,虽然土地改革的时候分得了土地,但是没有耕牛农具,有田种不熟,每亩只能收三百多斤粮食,每年口粮不够,公粮缴不起。今年在社里分到二千二百八十三斤稻谷,缴了公粮,卖了余粮,全家每人还留有六百多斤口粮。他说:“今年是我解放后第一年缴公粮,参加合作社,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自己好,对国家也好。”
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榜样,鼓舞了全乡农民办社的积极性,打破了一些中农轻视贫农的思想。原来退出去的四户中农和五户贫农都懊悔不该退社,秋后扩社时他们又都回到社里来了。现在全社已扩大到三十一户,再没有人叫他们“穷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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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世界青联成立十周年展览会在京开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庆祝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十周年展览会十一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展览馆开幕。
展览会展出了介绍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十年来斗争历史的一百多幅图片和五十八个国家的青年赠送给中国青年的几百件礼物。展出的图片表明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十年来在争取和平和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维护民族独立和青年权利的斗争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图片中还介绍了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盛况。
展览室陈列的各个国家赠送给中国青年的礼物中,有苏联阿尔泰边区共青团在第一次开荒中收获的麦子,有英勇的越南人民军缴获法国殖民军的降落伞,有朝鲜青年用树皮制作的祖国山河的风景画,还有波兰军队歌舞团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
展出的礼物中有一个极普通的绒线袋,它是一个因争取和平民主而被囚禁在监狱中的西班牙青年为中国青年制作的礼品。展品中还有十年以前,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后遗留下来的一片瓦砾,这片瓦砾是日本青年在华沙送给中国青年的,以表示他们反对原子武器的决心。
展览室里还陈列着一个美国青年医师在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为了同中国青年代表团联欢,亲手用毛线织成的礼品,上面织着:“在学习中团结起来,为和平自由而斗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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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秋季运动会上打破了四项全国最高纪录
参加一九五五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的中央体育学院等单位的男女运动员,十二日打破了三项田径和一项举重的全国最高纪录。
中央体育学院的女运动员石宝珠掷铁饼的成绩达到四十五公尺五十二公分,这个成绩不仅打破了三十六公尺四十四公分的全国最高纪录,同时还比一九五二年举行的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四名的成绩远了一公尺七十一公分,比今年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四名的成绩远了一公尺四十九公分。女运动员冼少梅这天掷铁饼的成绩也达到了四十公尺三十八公分。女运动员杨玉敏跳远的成绩是五公尺十八公分,比邓银娇保持了二十年之久的五公尺零六公分的全国最高纪录远了十二公分。在今年十月初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曾经打破男子八百公尺全国最高纪录的运动员李中林,这天又以一分五十七秒五的成绩打破了一分五十七秒七的八百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
这天,在次重量级举重的比赛中,上海市轻工业工人徐国庆挺举的成绩达到了一百二十公斤,打破了一百一十二点五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并比他参加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时的挺举成绩多了五公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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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游泳测验下旬在京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十一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一九五五年全国游泳测验”。这次测验将在新建成的北京体育馆的游泳馆中举行。
参加这次测验的将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体育学院、中南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西南体育学院等单位和福建、四川、广西、北京、天津、广州等省市的优秀的男女游泳运动员。
这次测验的项目包括各种距离的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和接力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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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发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
云南省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有很大发展。据昆明、玉溪、墨江、保山、昌宁、景东等八十二个市县统计,目前有十二万零四百多个农民进入冬学和常年民校学习。各县今年普遍召开了民校教师会议,开办民师训练班,培养民校教师。今年民校和冬学的教师有四千六百七十三名,其中四千零十三名教师在民师训练班学习过。
在各地的冬学和常年民校中,乡村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参加了学习,入学人数比过去增加很多。在峨山县彝族自治区小白邑村的乡村工作人员百分之百地入学学习。
为了提高冬学和民校的教学质量,晋宁、墨江、昭通、大理等地设立了辅导站,由小学校的教师在不妨碍业务的情况下参加辅导工作,帮助民校教师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峨山县彝族自治区小白邑村的民校教师,根据乡村工作人员流动大不能按时参加集体学习等情况,采用了卡片学习的方法,在方块的硬纸板上写上生字,发给去县、区开会和因其他原因不能参加学习的学员,使学员能在空隙时间复习生字。
今年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了民校,吸收了合作社社员和社外积极分子中的青壮年文盲入学。为了办好民校,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把讨论民校工作列入社务委员会的日程,并合理地安排了生产和学习时间。合作社干部是学习文化的骨干,合作社生产组就是学习小组,可以随时在田边地头、会前会后学习文化,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
(本报集体通讯员云南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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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阳县郭王度村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社员们积极学习科学的耕作技术,今年这个社的一千零九十一亩棉花受到水灾威胁,由于青年社员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其他社员们的努力,仍然获得了丰收。平均每亩可收二百二十斤,较去年每亩增产三十一斤。
宋光华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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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社员正在安阳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学习。他们不久就会成为拖拉机手和农具手了。 宋光华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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