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苏联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李何
最近一年来，苏联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各国和平共处和保障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作的新的贡献，博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普遍欢呼。
人们看到了：莫斯科现在如同一座磁力场，吸引着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首脑们来这里交换有关和平共处和集体安全的见解。
除了许许多多外国代表团以外，现在常有成千累百外国旅行家被接待到莫斯科和苏联各地参观游览。
到苏联作客或旅行的众多人们，不管属于哪个阶层哪个党派，都目击了苏联在孜孜不倦地致力经济建设，苏联在和平建设中成长得从来未有的那样强大，那样不可轻侮。
是的，苏联人民是以忘我的劳动，热情的建设，为自己的党和政府的和平外交的后盾的。苏联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正如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每一分成就，都是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国内建设增加一分有利因素一样；苏联国内建设的每一分成就，一方面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增厚一分基础，另一方面为世界和平加添一分保障。苏联经济建设和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是苏联对于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
要是认识到苏联经济力量在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空前高涨的情况，那末会不言而喻地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是维护和平的一个根本因素。
苏联提前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在工业总产量方面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任务正在超额地完成，这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大事。
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曾经指出，为了避免意外事变，必须大大提高工业水平。当时他估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也许更多的时间，可以把工业水平提高为战前的三倍。这就是说，要比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经济基础强大得多。事实上，到一九五五年，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的工业水平将提高为战前的三倍以上。重工业各个部门也将提前实现（其中石油工业已经提前实现）斯大林当时所指示的任务。这从下表看得很清楚：
一九四○年产量 一九五五年产量 今年一年增长量 斯大林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后产量生铁 一千五百万吨 三千三百万吨以上 三百万吨 五千万吨钢 一千八百三十万吨 四千五百万吨 三百五十万吨 六千万吨煤 一亿六千六百万吨 三亿九千万吨 四千万吨以上 五亿吨石油 三千一百万吨 七千万吨
〔注 苏联开采的石油，仅仅由于油层采用外围注水方法，在一九五四年就增产石油九百万吨，在一九五五年增产石油一千二百万吨。
苏联在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继续贯彻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重工业的心脏——机器制造业保持最高的发展速度。它在一九五五年的产量将为一九四○年的四点六倍。这将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改建。
第二，电气化方面有飞跃的进步。电力是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基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环节。冶金，制造机器，化学生产，尤其是原子工业材料的准备，都需要大量电力。苏联在一九五五年的电力生产将达到一千六百六十亿瓩时，而在一九四○年只有四百八十三亿瓩时，在一九一三年沙皇俄国时代还不到二十亿瓩时。许多发电力从几十万瓩到二百多万瓩的巨大水电站，都是在这个时期动工或完工的。苏联现在能制造十五万瓩发电力的蒸汽透平，并将制造和设计二十万、三十万瓩的。
第三，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其他先进的技术。苏联在一九五四年建立了发电力五千瓩的世界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目前，正在建立发电力五万到十万瓩的原子能发电站。放射性同位素被普遍地用来检验冶金、化学、建筑的生产。
现在苏联生铁、钢、煤、电力的生产都占世界第二位，而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工业产量才占世界第五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可比拟地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四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为十八倍，而美国才增加为二点一倍，英国才增加百分之七十二，法国才增加百分之十四，意大利才增加百分之七十七。从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看来，苏联在不很久的将来在工业产量上按人口计算也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使苏联在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苏联由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组成的社会主义农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一九五○年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加强了集体农庄制度。但是按发展的速度来说，农业曾经远远赶不上工业。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二年，按比较价格计算，苏联工业产值增加一点三倍，而农业产值只增加百分之十。最近两年来，在苏共中央加强领导之下，由于全民努力，依靠强大的重工业基础，苏联农业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就其使农业与工业更加适应、使苏维埃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使国家握有更加充足的粮食后备、使人民获得走向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更加丰富的农产品的意义来说，这个还在不断扩展的成果，是苏联农业在全盘集体化以后的最大一次胜利。
最近两年来，苏联农业的发展，以大力提高“宝中之宝”的谷物的生产为中心，而这是靠抓紧开垦荒地、提高收获量、广种高产量谷物——玉蜀黍三个关键来解决的。
开垦荒地，是增产谷物的最快办法。但这需要广大群众首先是青年的支持，需要大量资金和机器。苏联具备有这些条件，所以能够顺利地在东部开垦了大片荒地。在从前荒凉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原野上，出现了四百多座新的巨型国营农场和许多机器拖拉机站。从一九五四年春天到一九五五年十月底，开垦了三千零一十多万公顷（约合四亿五千一百五十多万市亩）荒地。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比美国全国的小麦播种面积还要大，等于法国、法属摩洛哥、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四个国家小麦播种面积的总和的两倍以上。如果每公顷收获五十到一百普特谷物，那末在这三千万公顷新地上可以收获十五亿到三十亿普特（每普特合三十二点七六市斤）谷物。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生产的潜在力量是无穷的。由于加强组织和领导，推广先进的农艺和经验，苏联今年许多地区的收成达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的最高峰。仅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及其他十八个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今年超计划多供给国家的谷物就有两亿多普特。
玉蜀黍在苏联许多地方还是新作物。今年各地总共播种了一千七百九十万公顷，比去年增加了一千三百六十万公顷。今年乌克兰的集体农民很好地利用了地面，多种了一倍玉蜀黍，可以得到三千多万吨饲料。
谷物的增产，保证着饲畜业的进步。例如：一九五四年十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苏联的牛奶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增加百分之三十，比一九五二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增加百分之五十五。
正如苏联和平外交政策一样，苏联经济建设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对劳动热爱，对自己祖国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是由于有以列宁主义为指针的苏联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正是依靠苏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苏联工农业大踏步地前进着，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充满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今年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号召：争取在一九五六年内达到年产谷物一百亿普特。今年七月，苏共中央全会号召：在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同时，尽力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广泛采用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以造成工业的新高涨。这两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苏联人民正在这两个响亮的号召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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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陈毅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解决了三年来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克服了右倾动摇思想，使一些同志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轨上来。
正当着中国六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这篇论文，给了我们以领导运动的最犀利的精神武器，使我们能明辨是非，看清方向。这不仅仅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对于毛泽东同志这篇论文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了解，去取得教训。我认为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贡献，是理论上的贡献。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完成之后，党中央向全党明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在农村逐步实施总路线的各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并且为总路线的实施连续地作了重要的宣传解释和组织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上却来了一个大的摇摆，他们不是去发展农业合作社，而是去收缩和大批解散合作社；不是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群众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回来；不是领导农民去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是鼓励农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国以后的几年来的斗争经验之一，就是当党和国家采取的任何一个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革命步骤，即以逐步削弱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斗争目标的革命步骤时，党外有些人一定有一度叫嚣，同时党内一定也有一些回声，议论纷纷，其实际意义便是要求我党放弃和削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以迁就和服从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于是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后退呢？是向前呢？或者坐下来休息一下，停止不前呢？每遇到这个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出来代表千百万群众的前进的意志，拿出在群众中的大批真实材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驳斥各种浮语谰言，克服各种动摇，团结全党和广大群众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继续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在于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依靠着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实际生活进行科学分析，拿出真凭实据，说明历史，指导现在，预见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需要看到那在地平线上已出现的东西，而且需要当地平线上略有征候便能看见将要大量出现的东西，随时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计划。这当然是一般爬行主义者所绝不能梦见的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仅能预见革命高潮，而且能根据客观条件领导群众去预备和推进革命高潮，使革命达到圆满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起了各方面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起了伟大的理论家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论文，是再一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又从革命实践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活生生的典范。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这次又犯错误呢？为什么我们有不适当的埋怨呢？为什么我们有无穷的忧虑呢？为什么我们接受人家的清规戒律而自己又更多地定出新的清规戒律呢？为什么这次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我们自己工作着的地区已经出现高潮或局部地出现高潮，而自己却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害怕它，而立即加以阻止呢？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住在北京，并没有到我那个地方，并没有到全国各村各乡去拜访过，却能正确地及时地估计高潮的起伏呢？为什么他的论文本是根据全国情况向全国说话，却好像是根据我区我乡的实情在向我区我乡说话呢？当地群众要求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没到过我乡我村的人能知道，而我长年长月住在那里反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毛泽东同志真有千里眼顺风耳吗？当然不是。我想问题在于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肯用心作群众实际生活的调查研究，善于用直接的方法去了解群众运动的情况，也善于运用间接的方法去了解群众运动的情况，更善于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和斗争经验同当前斗争结合，善于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透过事物的现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这就同我们天天和群众见面而并不熟悉群众的人们有了下列的基本差别：毛泽东同志能摸清广大群众的脉搏，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而我们却常常在工作上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能够依靠新的群众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具体化，而我们只自囿于狭隘经验的小天地，看不见群众运动中的新世界。
我们很多同志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不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肯认真作调查研究，不肯深思苦索。很多同志只对一般表面现象有兴趣，根本对理论无兴趣，谈到学习理论即昏昏欲睡，或不得其门而入，或及门而返，终其身是一个思想上理论上的懒汉或门外汉。很多同志一谈到群众实际生活的调查研究，便嫌其繁琐，便嫌其枯燥无味，既不愿意动手去做，更不愿耐心钻研，既不同群众接近，又不向群众请教。有些同志也作“调查研究”，却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不是对群众运动作客观研究，向群众学习，以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补充自己，而是以自己的错误的主观的成见强加到群众头上，想借群众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便于坚持自己的错误，这当然更要不得，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由此可见，不仅调查研究重要，怎样去调查研究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对理论的钻研和实际的调查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一有机会便努力去做，或争取机会努力去做，认真地做，老老实实地做，所以能经常以充足的理由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把我们从错误的路上拉回来。
这次我们有一些同志犯错误，还在于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为什么有些一、二十年革命历史的老共产党员会忘记多数人而替较少人打主意呢？我想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解决了，于是十分满足，就不期然而然地充当了富农阶级的代理人。为什么会从共产党员的工人阶级立场转到富农立场呢？当然是不自觉的，追根究底，在于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忘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要走，而且非走不可。数十年来，党中央的历次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明白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的下一步是搞社会主义，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的下一步是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什么有些同志又忘记了这个历史任务呢？这当然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不够，而且还因为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宝贵斗争经验丢在一边。这些同志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而只看见一部分富裕农民而忘记了广大农民尚处在贫困地位，需要向更高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迈进。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话最值得注意：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篇报告是一九二七年春间以湖南农村情况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动向的真实叙述。这篇报告说明了广大农民在北伐军进展至长江流域的时候，要求把革命提高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他们对当时的胜利并不满足，要求继续前进。对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党内党外各方面表现出三种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三种态度是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动向的一个警辟的概括。当时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支配下的党中央没有采取第一种态度，积极领导农民实现其要求，反而采取第二种评头品足的错误态度，因而使汪精卫等反革命派的第三种态度得以压服农民而获得反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这是二十八年以前的情况。但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的评头品足的态度，在今天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依然在我们党内可以找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当然是反映了在新的阶级斗争中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态度。除此以外，还由于我们这些不善于学习自己的历史的人们太健忘了。本来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清楚些，为什么又迷路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不经常研究我党的斗争经验，忘记了历史教训，所以也就犯了错误。
毛泽东同志时常把我们从错误中挽救出来，是在于他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同时也重视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不讲无根据的话，而讲有底有实的话，经常从中国几次大革命中吸取教训，从现在实际运动中吸取教训，而把党的领导放在有理论有经验的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文，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农的策略问题作了一个新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中国农村在土地改革后的新局势，特别分析了中农达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新情况，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和他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决定把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贫农一起列为依靠力量，这就使工人阶级在农村中干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依靠力量，使我们对怎样作农村阶级分析和依靠谁、联合谁的难题得到了正确的解答。
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必须注意以下各项：（一）把贫农和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三者作为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合作社的领导工作主要的应该由他们担任。（二）动员贫农去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三）对于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应该耐心等待，不勉强入社和揩他们的油。（四）对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应有足够认识，对他们应进行批评教育和团结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分析和了解农民阶级中还有阶层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基于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基于经济地位的不同。把中农分成上中农和下中农两部分，并不是要再来一次阶级成份的划分，而是为了便于对不同情况的中农适如其份地采取不同的步骤，进行不同的说服教育工作。中农问题是属于农民内部的问题，应该当作内部问题做妥善的处理，如果当作外部问题去处理，必然要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向党提出的对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概要。
列宁引用过哥德所说的这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我们有些同志在联合中农问题上不是根据新的实际生活去作理论的分析，而是抽象地看待这个问题，结果就同时发生了或者简单地迁就中农或者粗暴地排斥中农这两种偏向。毛泽东同志根据理论指导实际生活又为实际生活服务的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就使理论像生活之树一样地常青了。他看清楚了今天只有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要求搞合作社，这是主要的问题，这是主流，这是本质。党应该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口号仍然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但具体部署则应该对中农的政策作适当的新规定，就是把两部分下中农按其在经济上的地位划到依靠的力量方面去。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农村中社会主义的优势，达到联合中农、团结中农的目的。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办得通，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利益。
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教条，而要当成行动指南。毛泽东同志这次解决依靠贫农和联合中农的农村战略口号问题，便是根据这一原则进行了新的工作，对于我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较之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是更其艰巨的革命事业。我们参加这项事业在思想上应有各方面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现在刚刚开始，很多的困难可能还在后头。我们对于这一事实应该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才不致一遇转折就颠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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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给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时的帮助
湜辛
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形成高潮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党的报纸带来了巨大的宣传任务。报纸应当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及时地反映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它们提到全党和全体农民的面前。这样，报纸才算真正发挥了党的助手的作用，才算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切实的帮助。
目前有些报纸正是这样做的。河北日报便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自从河北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以来，河北日报就注意结合运动的发展随时提出新的问题。从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底，单拿这个报纸发表的社论来看，就提出和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加强发展农业社的准备工作，做好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加强对新建社的具体领导等等。在阐述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同时，报纸还针对有些地方只顾发展新社忽视原有社的巩固工作的情况，提出要以秋收分配为中心内容来整顿和巩固原有农业合作社；并且针对有些地方只顾建社忽视当前秋耕种麦的紧迫任务的情况，反复地论述了抓紧时机搞好秋耕秋种的重要。
当然，报纸的责任不光是提出问题，而且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河北日报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它在提出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的时候，就介绍和推广了一些地方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例如，关于全面规划问题，报纸不仅报道了一些县份怎样从阶级分析入手，按各种农户的经济地位和觉悟程度确定分批分期发展的合作化规划的做法，而且报道了一些县份怎样结合合作化规划进行生产规划的做法；不仅报道了一个县进行全面规划的经验，而且报道了一个乡进行全面规划的经验。
正是因为河北日报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而且一般说来又提得比较及时，所以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能推动当前的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例如，十月中旬报纸发表“加强对新建社的具体领导”和“以秋收分配为中心内容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论的时候，石家庄专区的合作化运动中就存在着只顾发展新社，不注意巩固老社和对新建社进行具体领导的偏向。石家庄地委在学习了报纸的社论后，立即组织干部下乡检查工作，并发出指示，要求纠正上面所说的偏向。报纸所传播的许多工作经验更成为广大农村干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的有力武器。徐水县委的工作人员牛中孚曾经写信给编辑部说，他以前不知道生产规划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搞法，看到河北日报九月三十日发表的“邢台县进行全面生产规划的经验”等文章后，他就同基层干部初步作出了商庄乡的合作化规划和红旗农业社的生产规划。他对报纸的帮助表示感谢。
像河北日报这样，力求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面，给运动以及时的切实的帮助的报纸，还有南方日报等。这些报纸的做法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有些报纸只热心于反映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热烈情绪和合作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声势和规模。当然，注意报道这些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不能说我们的报纸已经报道得很好。但是如果只满足于报道这些，而不注意及时地提出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运动中的困难和矛盾，并指出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途径，那还不能说报纸已经全面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当着广大干部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传达或学习了这个文件以后，已经认识到过去的右倾错误并决心改正这种错误的时候，也有少数报纸并不是满腔热情地给他们以帮助和鼓励，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指出纠正错误的办法，而是一味地批评，甚至粗暴地斥责。安徽日报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发表的某些评论性短文（杂谈），就有这种缺点。这些短文把那些有过右倾错误的同志说成“杞人忧天”，“庸人自扰”，“都是一些思想上的懒汉，政治上的庸人”，“只管自得其乐地混混日子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管自己的‘安宁’而毫不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试问，在干部已经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用实际行动正在努力改正错误的时候，这样的“批评”对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对于推动当前的运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示各级党委在领导合作化运动中要随时检查工作，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批评也应当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报纸是一种领导的工具。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报纸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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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上的城市——恰卜恰
本报记者 李根蒂
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恰卜恰是青海湖南部正在兴起的一座草原城市。
恰卜恰在西宁通玉树的公路线上，为兼有畜牧业的小块农业区，四面围靠着牧区。这儿是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政治中心，又是共和县政治、经济中心，几年前来到这里的机关工作人员还要带着帐篷，现在已出现了一排排新建房屋。在恰卜恰河东岸，县级、州级各机关和国营贸易公司、人民银行、邮电局等国营企业办公用房都已建立起来，还有一所新盖的海南干部学校和一座每月可产二、三十万块砖瓦的小型工厂。恰卜恰河西岸是新建的私营商业区域，有裁缝铺、饭馆、绱鞋铺、骡马店、铁匠炉、理发馆。靠着私营商业区的还有人民医院和供销合作社。从这儿向对岸偏南看去，就是兽医工作站和正在修建的畜产品收购机构。
几年来，设在这里的人民银行有力地扶助了畜牧业的发展。它去年所贷放的资金数量等于前三年的总和。工作人员还具体帮助牧民购进五千五百只绵羊和山羊。同农民得到土地一样，无畜户有了自己的牲畜。今年，人民银行准备再发放三万元牲畜贷款，估计经过这次扶持，全共和县的草原上就都是有牲畜的牧民了。
兽医工作站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分途深入牧区，用科学方法防治牲畜疾病。过去以治疗为主，现在已经有可能转入大力预防了。今年，估计可以预防六万七千头牲畜患病。
贸易公司、供销社用合理的价格收购牧民的畜皮、羊毛、奶油和其他畜产品，供应生活必需品，改善了牧民的生活。过去牧民得到廉价的布匹、茯茶和红、白糖、冰糖就已十分满意；现在不同了，他们需要高级绒布、各类精致糖果，要求用四川卷烟代替青海旱烟，照明要用马提灯。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适应市场要求，正在尽力增加经营的物资品种。货架上摆着的茶壶就有铜的、锡的，以及带有金属花纹的，还有盛奶缸、小孩推车、手摇缝纫机、电筒，直到进口的搅肉机。供销合作社先后建立了八个固定的基层社，还组织了许多流动的贸易小组，利用牦牛、骡子、大车把成百吨的物资运往帐篷，补充基层社门市交易的不足。
恰卜恰的人民医院除为各民族病人治病以外，还向草原居民宣传卫生知识。邮电局沟通了这里同祖国各地的交往。每月有一百二十多种杂志、数千份报纸和信件从北京、天津、上海、西安、西宁等城市送到恰卜恰，再分散投送到机关、帐篷小学和寺院里。也有不少的男、女牧民把信件和电报送到邮电局，发往远在北京、拉萨、日喀则的朋友和亲属。
设在恰卜恰的各机关企业为了更好地为牧区各族人民服务，正在继续从各方面改进工作。贸易公司有了藏民售货员，人民医院吸收男、女藏民学习医务，邮电局汉族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学会藏话，藏民来了，邮电局立即去找翻译，局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写信和代写电报。邮运员旅途往返总是带着邮票，把顺路碰上牧民要发的信件、电报和包裹捎回恰卜恰。
一个千百年没有城市的草原，突然出现了城市，不难想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高兴！
现在，草原上的牧民为恰卜恰的兴起而骄傲。男女牧民吆着牦牛或骑着快马，在这里出卖了畜产品，买进自己心爱的物品。他们瞅着从西宁开往玉树的汽车，数着恰卜恰河畔新盖的房子，欣赏着从前光秃的地上长出的一片一片浓绿的树林。
从恰卜恰归来的牧民到处谈论着看到的各种新闻：百货公司有了什么新货物，河畔上盖起一座新商铺，医院的墙壁涂上鲜红的颜色。每条新闻都激奋着人心。青年男女们为恰卜恰的日益繁荣在帐篷前舞蹈，孩子们吵着要亲自去看看。朋友们互相摇着肩膀询问：“你可曾去过恰卜恰吗？那儿变得多好呀！”老牧民赞叹着：“毛主席太好了，把咱恰卜恰变得和湟源城一样咧。”
恰卜恰这个新市镇出现在草原上，它的意义远不是几座房屋、商店所能表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在草原开始了，草原将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和文化的高涨。恰卜恰的出现和发展，说明党在坚持不懈地帮助少数民族建设自己新的生活。恰卜恰是一个有力的号角，它鼓舞着草原上的牧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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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观农业生产合作社 苗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