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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漱溟等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瞿菊农
过去各地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不问他们之间有多少小的差别，或者自以为有区别，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站在反动政权一面的。他们的区别只是有的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勾结依靠帝国主义；有的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代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并勾结联络封建地主阶级。前者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邹平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后者以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
我过去曾多年参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乡村建设”工作；和梁漱溟也认识多年，过去相当重视他的思想。最近读了冯友兰、吴景超、徐宗勉等人的文章，我进一步认识到梁漱溟思想的反动实质，和我自己过去的丑恶形象。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作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而是要提出一些事实来，揭露过去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反动实质。
先就经费的来源说，梁漱溟等人先在河南办村治学院，经费是由伪河南省政府支出的。当时伪河南省主席是韩复矩。韩复矩离开河南，村治学院办不下去，全体师生曾到北京来。韩复矩担任伪山东省主席之后，梁漱溟等人才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费由伪山东省政府支付。伪国民政府后来在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所谓“县政改革”案，其中有“设置县政建设实验区”的规定。梁漱溟、晏阳初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自此之后，“乡村建设运动”在伪山东省政府预算里动支经费，就有了根据，梁漱溟主办的乡村自治机关，实际上也就成伪政府机关的一部分。随后，有些省份也出现了所谓“实验县”或“实验区”。和梁漱溟有关的人们，并不是和“从外国来的”“财源”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九三三年前后，美国的“罗氏基金会”——即“美国煤油大王”的基金会——曾到中国来“帮助乡村运动团体”，提倡“乡村建设”。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合组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进行有关
“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训练的工作。那时邹平的做法，已推广到济宁，菏泽等专员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曾和伪济宁专员公署合作，在济宁设立了一个“实习处”，这几个合作机关有人在济宁工作，有学生在济宁实习。在经费上不能说没有关系。
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其经费来源则自始依靠美帝国主义。除了向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之外，还曾向“米尔版基金会”、“卡匿奇基金会”、“罗氏基金会”、“美国援华联合委员会”申请“补助”，向美帝国主义分子个人“捐款”，向“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援”请款，主要财源都是美帝国主义供给的。该会在定县根据所谓“县政改革”案设立的“县政建设研究院”，年近十万元的预算，是由伪河北省政府支出的，在进行推广工作中，也曾向伪政府拿钱。在湖南、四川办“实验县”的经费，也是由四川、湖南两伪省府支出的。
从经费上看，所谓“乡村运动”是为什么人服务，已经是很明白了。
梁漱溟曾说过，合作社对于他是一种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但实际上他是怎样办合作社呢？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上说，“我们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轧花工人固然也有不少的社员，可是也有非社员在内……则多少含有借他人的劳力以营取利润的性质。”显然，这种合作社是带有剥削性质的。梁漱溟自己曾这样坦然地说，这是“在过渡阶段中的合作社，从某一意义说，也很像一种资本主义”。（引文均见“中国合作运动之路向”）但是，认真说来，邹平和定县的合作社实际上是为地主富农的利益服务并为帝国主义供应原料。邹平办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在当时颇得到反动势力的赞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办的棉花运销，（二）中国银行曾大量投资。表面上的活泼金融是银行一时的投资所致。所谓“恢复农业生产力”是地主富农得利；增产的是帝国主义需要的原料。定县的合作社也是同样的东西，当时金城银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平民教育促进会不是合组了一个“华北农产改进社”吗？实际上，金城银行投资，而收集棉花、轧花、包装直到运输出去，则完全由合作社办。这样，所谓合作社，不过是代银行收买棉花罢了。到定县来的不止金城银行一家，还有伪中国银行。于是划定范围，分区收买。同时，在定县也听得有社员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向合作社贷得款子回去向农民放债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邹平、定县等地的合作社，都受到官僚资本的支配，而官僚资本，则是帝国主义的助手。可见过去“乡村建设运动”创导者开办的合作社并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不仅如此，这种合作社实际上还和国民党政府相呼应。一九三○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不是在大力提倡“合作社”么？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设立农民银行，办农贷，这些都是事实。一九三五年，还颁定什么“合作社法”，在伪实业部设什么“合作司”，后来又成立所谓“农本局”之类“都以合作社为其交易对象”的机关。那时的合作社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难道还不明显么？
那时办“乡村建设运动”的人，还高唱什么“乡村自卫”。梁漱溟先说是“乡村自救”，进而要求建立“地方武装自卫”的力量。其实，他所要建立的是地主的武装，其目的是为了“保卫”乡村里的封建秩序，镇压农民运动。河南宛西大恶霸彭禹廷本来是梁漱溟创办的“村治学院”的骨干分子之一，他办“乡村自卫”最积极。这个大恶霸在宛西把地方“秩序”维持“好”了之后，也着手办教育、合作之类的事业。平民教育促进会为要帮助他维持封建秩序，曾应约派人去帮助办师范学校和民众教育。从这种事实看来，所谓“乡村自卫”，难道不是用武力维持和加强封建统治么？
曾经担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后来做伪山东菏泽专员，“推广”乡村建设。他在菏泽，办了许多乡农学校。将乡农学校中有土地的一部“学众”，组织训练成一支“自卫”武力。抗战初期，韩复矩离开山东，这支“自卫”武力，并不曾对日抗战，实行自卫。孙则让把这支近一万人的部队带走，逃到了汉口，把部队交给伪陆军部长何应钦。从这类事例来看，“乡村建设运动”创导者主张的“乡村自卫”，不过是替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卖力罢了。
过去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都想法依靠所谓“地方领袖人物”，所谓“耆老士绅”之类。梁漱溟曾说明“超居众人之上”的“乡长”“学长”的重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也组织过所谓
“耆老会”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地方领袖人物”到底是怎样找出来的呢？过去做所谓“乡村工作”的人，到一个村子里，先访问接洽的大都是地主士绅，请他们来“领导”“提倡”。这样，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权，就牢牢地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手中了。
这些就是过去各地“乡村建设运动”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事实。
这些年来，想到过去自己参与多年的所谓“乡村建设”，实在感到惭愧，感到愤恨，感到憎恶；对于新中国在乡村里的种种措施，又感到无限的兴奋。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教育是事实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应当服从真理。
过去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根源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这个运动的倡导者闭着眼睛不看客观事实，不看历史发展，硬要以客观事实来迁就主观想像和愿望，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
过去曾经做过这种“工作”的人，应该完全抛弃旧的一套，认真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唯一的道路是诚诚恳恳地学习，实事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才能真正地批判过去的思想，转变立场，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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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党整社工作结合进行
中共长治地委组织部
山西省壶关县常行村战斗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一年由两个互助组合并建立起来的。初建社的时候只有二十一户，到一九五三年秋后就发展到一百零三户，全村实现了合作化。随着社的发展，全村二十四个党员全部入了社，村支部也就正式改变为战斗农业生产合作社分支部。
战斗合作社扩大后，发生了不少问题，主要的有：一、财务制度十分混乱，会计徐计顺和徐加顺（反革命分子，骗取了支部书记和副社长职务）共同贪污社内公款一千六百元。这样，就使去年社内有五十七户社员因为分配不实而欠债。同时，社内好多开支项目根本就没有凭据，光一九五四年买纸烟、吃蒸馍等不合制度的开支竟达一百七十四元。社员反映：“咱社的会计嘴是流水，肚是老账，说啥算啥。”二、富农分子徐和喜钻进社内当羊工。他弄死了八十五只羊。后来他又将羊窑柱脚?空，企图把羊全都压死。因为被人发觉，没有办成。三、管理不善，纪律松懈，生产计划根本不能实现。一九五四年每亩土地原计划产粮二百七十斤，结果只产了二百一十七斤。今年原计划每亩地上肥八十二担，实际上有六十亩地没上肥，并且有五十三亩地没有耕就下了种，有二百亩地种玉茭缺苗五分之一。
这个合作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而又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呢？这同党支部存在不少问题有密切关系。
党支部一共有二十四个党员，其中就有二十个党员有程度不同的骄傲自满情绪，七个支部委员更为严重，他们把全村工作成绩完全记在个人名下，骄傲自满，不求前进。他们甚至夸口什么“三年不工作也落不了后”。乡总支书记徐顺孩自高自大地说：“咱村的党员真强，普通党员到外村也能当个支部书记。”徐海水（社长）经常依老卖老地说：“咱村二十四个党员，有二十三个是我培养起来的，现在工作文的有加顺，武的有小保，我该享几天清福啦。”对于认真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上级干部，他们就设法抵抗或为难。但对经常替他们吹嘘成绩的个别工作人员却是宾客相待。正因为多数党员有严重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就对阶级敌人的破坏熟视无睹。社员纷纷反映“富农把羊困死了”，社长徐海水还说：“人还要生病，羊死算什么？”社员反映“账目不清有人贪污”，徐海水却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差一错二算不了个啥。”像这样的支部，怎么能领导办好合作社呢？
更严重的是组织不纯。反革命分子徐加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日寇侵占的时候，他又同汉奸勾结，破坏抗日。一九四四年他隐瞒历史混入了党内以后，利用两面派手法，取得了党的信任，一九五三年他骗取了战斗农业社分支部书记和副社长等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某些党员干部的弱点，送东西、借钱，进行收买，组织小集团，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政策。一九五三年划乡后，徐顺孩当选为党的乡总支书记，徐加顺便趁机挑拨，使徐海水对党不满。这年冬天粮食实行统购以后，徐加顺又煽动大家对张小保不满，对党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在扩大合作社的时候，他又有意把富农徐和喜、徐龙岐拉进社内，并且在社内打击排挤贫农。
怎样进行整党和整社呢？工作组刚到村的时候，大部分党员说他们村是模范村，没有啥可整。工作组和支委们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当时党员思想情况大概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张小保、徐顺孩等八个党员，他们也知道社内有问题，因怕失掉“模范村”的称号，就不愿揭露问题。第二种有徐喜顺、李景仙等十个党员，明知有问题，但不敢说，怕遭到徐加顺、徐海水的报复。第三种是徐海水的一伙，怕把问题搞清自己受处分（反革命分子徐加顺当然是怕把自己露出来）。根据这个分析，首先组织党员学习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还学习了关于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压制民主事件的报道。通过学习，党员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明确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批判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检查和揭发了支部和合作社里存在的问题。徐顺孩检查了自己前二年作假报告的错误后说：“光图好听没有实干，这就是减产的原因，骄傲的结果。”张小保也检查了自己的骄傲自满情绪，揭发了徐海水依老卖老思想和工作不深入的肤浅作风。徐喜顺揭露了徐加顺挑拨离间的阴谋。徐积元揭露了富农徐和喜破坏羊群的事情后说：“我们天天夸自己模范，可是富农快捏住我们的脖子了。”徐贵则原来是被徐加顺拉入小集团的一个，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也慢慢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愤怒地揭发了徐加顺勾结富农、造假账进行贪污的罪恶活动。徐海水听了大家发言后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表示自己的决心说：“这次我一定和大家站在一起，把党内和社内问题彻底搞清。”接着他就揭露了徐加顺给他送肉、纸烟等事实，证实了同志们的发言是真实的。这样就使得钻入党内并篡夺了领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徐加顺的原形毕露，陷于孤立。这时，绝大部分党员都感到不是没啥整，而是不整就不行了。在此基础上，支部一面将所揭发的问题继续进行了解澄清，一面制定了整社和整党计划，发动全体党员把重点转向整社工作。
接着支部就领导党员深入到社员中，宣传整社的目的、意义和党的阶级政策，发动社员参加整社工作。起初，不少社员认为“整不整一个样，不过白误几天工”，不相信能把社彻底整好。党员一面向社员表明一定要把社整顿好的决心，一面给大家宣传了反革命分子破坏平顺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事实，具体生动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为了吸引大家积极整社，更充分地发扬民主，支部还采取了以下三种方法：一是由社员选举出代表，组织了整社委员会，通过代表广泛地联系社员，收集社员的意见；二是设立了专门的整社意见箱；三是工作组深入田间进行访问。这样做效果很好，从代表口中和意见箱内共收到社员群众提出的四十七件有关整社和党内问题的意见，内容十分广泛。
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支部就抓住社员最关心的账目问题，从清算贪污着手进行整顿。以党内外的积极分子党员徐珠孩，贫农社员徐光荣、徐聚中等和社员代表七人组织了清算小组，经过详细的查对结果，查出会计徐计顺勾结徐加顺贪污一千六百元的罪恶事实。接着便将一九五四年收入重新作了分配，及时贴出了清单：每石产量由原分配一元九角提高到二元三角，每个劳动日由原分配三角二分提高到四角六分。这样，原来因分配不实而欠债的五十七户就变成存款户了。这时社员情绪更高起来了，支部又抓住富农徐和喜破坏羊群的事实，进一步对社员进行了阶级教育，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和加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一致要求政府法办这些坏家伙。
在群众的要求下，经县检察机关一一对证材料后，经过一定手续，就把破坏农业社的反革命分子徐加顺、贪污分子徐计顺和富农分子徐和喜等人逮捕法办。在此基础上全体社员转向酝酿讨论选举新的社内工作人员和制定社内各项工作制度。
经过对农业社的初步整顿和清洗反革命分子，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全体党员之后，党内又进一步进行思想检查。徐海水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他吃惊地说：“人不能光看面皮，我这个文助手（指徐加顺），险些把我命要了，这就是骄傲自满的下场。”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根据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和这次整社整党中的表现，对党员进行了慎重的审查鉴定。徐海水、徐玉水等三人犯有严重错误，但在整社中表现积极，检查自己的错误比较彻底，表示决心改正，支部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徐贵孩、徐长法知道徐加顺破坏事实不及时检举，支部给予批评教育。一贯工作积极、斗争坚决、整社整党中表现好的张小保、徐珠孩等五人受到了表扬。党员鉴定之后，支部又进行了改选，张小保、徐珠孩、徐张顺当选为支部委员。新的支委会选出之后，制定了支部工作计划，大家一致表示要加强团结，把社办好。
因为党员经过了鉴定，所以在社内检查遵守社章的时候，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支部检查了对社的领导。社长徐海水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社员一方面对部分失职干部进行了批评，一方面也认真检查了自己的各种错误。全社共有四十七人检查了不严格遵守社章的错误。接着又改选了社干部，张小保、徐法柱、徐光荣等十二个党员和贫农积极社员都当选，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社的领导。新社务委员会组成后，马上进行了分工，制定了社内财务管理制度，配备了新会计，健全了社内各种会议制度。由于整社中充分发扬了民主，社内问题解决较透彻，社员的生产情绪十分高涨。仅在整顿后的二十多天中，社员就增买了新式农具十三件（包括双轮双铧犁一部）、马二匹、大车两辆。过去因社办得不好出外生产的徐其富等三个社员，也都赶回来参加了社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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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高而优美的妇女形象
——谈苏联影片“玛利娜的命运”
李希凡
编剧：莉吉雅·柯玛巴妮茨 导演：依·史麻鲁克、符·依夫琴柯
翻译：陈涓基辅艺术电影制片厂出品 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高贵品质，不仅表现在忘我的劳动态度和为祖国服务的爱国主义精神上，同样也表现在他对于爱情和家庭的正确态度上。后者在一定的关键问题上也能准确地考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果一个人在这方面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品质，他迟早会在整个劳动和社会活动中，暴露出他的本质面貌的。因此，从爱情和家庭关系中揭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反对人们思想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以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教育人民，也就成了文学艺术的光辉使命。苏联影片“玛利娜的命运”，就正是通过了有着互相对立的道德品质的活的性格，反映了这个斗争，展开了真实的富有戏剧性的冲突。
这个冲突，主要是通过集体农庄劳动妇女玛利娜和他的丈夫杰连季的性格表现出来。玛利娜是个勤劳的集体农庄庄员，她勤恳地工作着，学习着，为了提高农庄甜菜的生产量和含糖量，她以比她女儿还差的知识水平，钻研科学技术。她懂得在现实蓬勃的发展里，丰富的科学知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个条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以自己的劳动收入，帮助丈夫进入大学学习。在家庭里，玛利娜是模范的妻子和母亲，她心地纯洁，有着美好的生活理想，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但是，她的丈夫杰连季却完全不同，在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利己主义的打算和追求虚荣的狂热。他的追求知识，只是为了爬到所谓“农业家”“学者”的位子上去。为了达到他丑恶的目的，他背弃了对妻子的爱情，在学校里追求女记者席妮雅，企图因此得到席妮雅父亲的提拔。这个灵魂肮脏、行为卑鄙的人物，却居然还要在妻子面前炫耀自己的拉丁文知识，自称为“霍莫”——人。在私人生活的道德品质上是如此，在工作和劳动中，也就不可能不暴露他的丑恶面貌。过去在农庄里工作，他是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物，后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他也仍然是一个空谈“科学论文”的骗子。
杰连季在农业学院毕业了。他不愿留在农庄里工作，认为农庄不足以施展他的能力。这个狂热的利己主义者的面目完全暴露了。他“抛弃”了玛利娜，觉得自己“精神”上比妻子“高”多了，他成了农业家，而妻子还在那里拔甜菜，“仍旧停在老地方”。就这样，他离开了农庄，离开了玛利娜。
生活中的暴风雨，突然地袭击了玛利娜。她痛苦地孤独地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可是，苏联的妇女已经不是几千年来“被教养作发泄性欲的玩具和可以扮演‘主妇’的家庭动物”，她们在苏维埃的社会里同男子是平等的，并且“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各样的禀赋和广大的劳动能力”（高尔基），她们是独立的人。玛利娜并没有长久地沉浸在痛苦里，党给了她重新生活的力量。在党的教育下，她把痛苦埋藏在自己心里，坚强起来了，全身心地投到集体事业中去。为了集体，也是在党和集体的帮助之下，她创造了提高甜菜产量的惊人业绩，成了真正的农业家。
而更主要的是，她在精神上成长了，她摆脱了个人痛苦遭遇的负担。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杰连季的时候，就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习惯走路，不用你送了”，“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像对病人一样，希望你赶快好起来”。而杰连季，这个自许为“灵魂”高尚的“霍莫”，正像席妮雅所说的：“即使你能欺骗我们大家，可是，生活，你欺骗不了，她要强制你回到正确的路上来，或者像无用的废物把你扔在一边。”
“判断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行为，他在找什么，他在生活里追求什么。”玛利娜这样教育着自己的女儿。新的一代决不再重复妈妈的错误了。
影片中还交织着另一冲突，那就是在农庄庄员中集体劳动者同小私有资本主义残余的冲突。年轻力壮的马特维，自从同莫特连雅结婚后，就整天和老婆钻在家务里面，变成了自私自利的怠工懒汉，几乎丧失了一个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党为了挽救他，发动了庄员们对他进行热烈的批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里，马特维感到了自己的可耻，又热情地投入到集体事业中来，并且影响了莫特连雅的转变。
影片以鲜明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塑造了这两组对立的性格，从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里，揭示出像玛利娜那样的高尚的苏维埃人的性格。她坚强，勇敢，心地纯洁，热爱集体，热爱生活，所以虽然遭受到生活中的暴风雨，由于她个人的命运始终是同集体、同共产主义事业融合在一起，因此，她个人生活上的悲剧，并没有压倒她，反而使她在痛苦中成长起来了；而脱离集体追求个人虚荣的杰连季，却不仅没有骗取到所谓“农业家”“学者”的光荣称号，反而丧失了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马特维和莫特连雅，只有脱离了庸俗的自私自利的泥坑，才在集体事业中获得了真正的幸福。这两组对立的性格，充分显示出以共同劳动和思想上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帮助了人们发扬性格中美好和崇高的一面，而以自私自利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是怎样妨碍了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损害了人们真实的感情，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导入卑污、肮脏的绝境。
影片在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作者用鲜明对照的镜头，展开了这个深刻的冲突。玛利娜和杰连季两人在分居后不同的生活的对照描写，虽然是短短的几个镜头，却使观众对这两个性格获得清晰鲜明的印象。也有一些极其简练的镜头，却富有深刻的意义。像集体农庄主席葛那特在听清楚杰连季一切卑鄙的计划后，把捏碎在掌心里的麦穗的灰屑吹掉。这个短短的镜头，充分显示出葛那特忠实的性格，对于杰连季这个卑鄙灵魂的憎恨，也表明了在集体事业中，这样的人类的灰屑，是会被清除出去的。影片的语言也是精炼的。作者运用了许多富有双关意义的对话，这对于丰富影片细节，强化人物性格，更深地向观众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例如作者描写杰连季一再谈到“精神”和“灵魂”的问题，对这个利己主义者的性格的刻划，特别具有喜剧的效果，在观众面前，深刻地暴露了他灵魂的空虚。党支部书记和玛利娜在暴风雨之夜的窗前谈话，从自然的雷雨隐喻到人们生活中的雷雨，生动地说明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应当如何面对生活波折的真理，深刻地教育了玛利娜。还有很多这样富有诗意的镜头，都给观众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在演员的演技上，获得杰出成就的，当然是玛利娜的扮演者叶·李特维念科。她把玛利娜内在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和体现到外形的动作，都真实地细腻地传达出来了。使得玛利娜这个优美的苏联妇女典型，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只有深刻理解了自己的女主人公在不幸遭遇中复杂的感情变化，深刻理解人类真纯爱情的可贵，才能把她塑造得这样完美。饰懒汉马特维的演员鲍里斯·安德列夫，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从“攻克柏林”等影片中，看到他扮演各种性格的角色，都是非常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他对于马特维的塑造，又有了新的成就。他的纯熟的演技，把这个暂时迷路的朴实性格，刻划得非常细腻。小伙子沙司柯的演员尔·贝柯夫的演技也是很成功的。尔·贝柯夫充分掌握了这个幽默而活泼的性格。从欢笑里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诚和严肃，从诙谐里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集体事业充满乐观前进的勇气。总之，影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演员的再体现，都非常有力地丰富了作品的主题。
影片“玛利娜的命运”，对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我们的生活里，也还有着许多应当受到鞭挞的丑恶现象。人们在对待爱情和家庭生活方面，还有许多错误的态度和行为，把家庭关系弄得乱七八糟。也有许多人在遭受到生活上的暴风雨的时候，不是像玛利娜那样勇敢地站起来，而是悲观失望甚至自杀。这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社会主义的人的建设中，是完全有必要加以批判和扫除的。（附图片）
玛利娜告诉她的女儿迦丽雅，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人，判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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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意大利的日子
中国艺术团副团长 赵沨
中国艺术团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都灵、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六个城市作了旅行演出，受到了与在西欧其它国家同样的欢迎。艺术团在威尼斯参加了第十八届国际现代音乐节。意大利舆论充分地估计到中国艺术团的旅行演出对于促进中意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意义。意大利公众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古典戏剧，这种艺术在内容上对他们是陌生的，在形式上对他们是新奇的，但是由于意大利人民普遍地对新中国的友好和中国古典戏剧通俗易晓的特点，意大利公众很快就接受并且欣赏了中国戏剧。正如罗马的“前进报”的评论所说：
“中国戏剧得到惊人成功的原因，在于这种艺术完全为我们所理解，尽管中国人民与我们的文化相距很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戏剧在人民的传统里深深地生了根。这种戏剧重视格律，把歌、舞、音乐、表情完美地组织起来，他们的表演和他们所要表演的对象，是完全结合起来的，他们的表演和表演的目的是清楚地联系起来的。”罗马的“团结报”说：“这种戏剧之所以为大家喜爱，可以说是因为从这种艺术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前进中的人民和前进中的文明。这是古老的戏剧，但由于他的生命力而又显示出它的青春”。
中国艺术团和意大利各阶层的公众作了广泛的接触。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意大利人民普遍的爱好和平的意愿，意大利人民清楚地了解，战争将要带给人民生活以无限的痛苦和对文化财富的痛心的摧毁。在米兰，我们参观了一个美丽的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曾被轰炸成为废墟，许多美丽的石柱和屋顶装饰、雕塑现在已经不能复原了。在佛罗伦萨，就在艺术团上演的一个容纳三四千观众的大剧场，这个剧场有一排排的美丽的罗马式的柱子，观众厅就像罗马的古剧场那样，但是这个剧场也曾经被部分炸毁。正是由于意大利人民有着这种强烈的爱好和平的意愿，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才得到了意大利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也正如这些城市的市长们在欢迎我们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中国艺术团作为文化的使节和和平的使节，已经对促进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艺术团在意大利旅行演出期间，尽管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也仍然尽量接触并学习意大利的优秀文化传统。古罗马的雄伟的建筑遗址，使我们不能不惊奇于能在纪元前数百年达到如此高度的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水平。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美的建筑，使威尼斯整个城市变成了博物馆和花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人物情绪达到了极度的深刻和真实。在意大利一连串的光辉的画家的名字行列中，我们不能忘记佐尔佐内、芬奇、拉菲尔等不朽的大师在画面上达到的高度的和谐统一和人物的内在情操和性格的美丽。所有这些，不仅给予我们艺术家以深刻的印象并直接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艺术创造，也不仅使我们对意大利的优秀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着世界进步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努力追求完美的艺术创造以服务于人民的信念和全力来保卫这些人类文化财富的信心。
中国艺术团同意大利的音乐、戏剧、电影、舞蹈、绘画各方面的著名艺术家作了同行式的接触，交流了有关艺术创造的意见，并向意大利艺术家们学习到不少宝贵的经验。我国艺术家们的优良的工作条件和明确的工作目的，从中国艺术团的演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意大利艺术家们一致赞美我们在继承民族传统上所获得的成就，正像罗马“团结报”所说：“中国戏剧提供给我们解决我们艺术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如何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和意大利的公众一样，都特别称赞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某些节目的抒情的特点。“米兰晚报”评论指出：“这种戏剧艺术和动作的典型化、洗练化的方法描绘出一幅优美的幻想的意境。但这种奇妙的手法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就给予人们以强烈的生活现实感”。意大利的艺术家和公众特别对中国古典戏剧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和极度通俗的性质感到强烈的兴趣，很多人认为艺术品只有在观众中长期地考验，才能达到不断的提高和逐步的完美。意大利的舆论也普遍提到中国古典戏剧这种深刻的人民性的特点，所以虽然有些报纸在讨论中国古典戏剧的象征主义、抽象艺术和宗教风格，但也都一致地赞美中国戏剧和群众结合而形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构成部份这一特点。米兰“前进报”说：“就在这种戏剧中我们能看到永恒的中国人民，朴素的充满想像的传奇的人民气质和人民精神。”这些朋友们的称赞，有些是超过我们现有的水平的，对他们的鼓励和期许，中国艺术团的全体人员深深感谢。
意大利公众热烈地希望中国艺术团延长演出期限或者能再次到意大利演出，遗憾的是艺术团不得不立即离开意大利来继续它的欧洲旅行。但是正如意大利艺术表演部的副部长所表示的，意大利和中国应该经常交换这样的剧团。我们也深信，通过文化关系加强东西方两大文化古国的人民之间的了解，澄清由于缺少接触而造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这必将大大有助于世界人类的和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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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国艺术团在国外
中国艺术团在国外
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
为我国艺术团演出举行招待会
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十一月三日为中国艺术团在英国作访问演出举行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三百多人。
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和团员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来宾有：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比万、珍尼·李、肯尼思·杨格及其他英国议会议员，伦敦近郊圣玛丽勒本市长，英国工会领袖和科学、艺术界人士，印度驻英国高级专员潘迪特夫人、锡兰驻英国代理副高级专员费尔南多以及其他国家驻伦敦外交官员。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和副主席杜德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十月二十六日举行招待会，招待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副团长赵沨和团员们。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英国许多文化界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三一音乐学院院长阿尔特博士、皇家戏剧学院院长弗纳尔德、皇家舞蹈学院的戈登小姐、英国广播公司的李斯、英国演员协会的桑迪生等人。
（新华社）
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艺术团结束在中越的访问回到河内
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艺术团已经结束了在越南中部几个省的访问演出，在十月三十日晚回到河内。
十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中国艺术团在清化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演出，观众达十万人。清化全省各地人民都派代表前来观看演出，其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
在清化时，中国艺术团还曾到岑山游览，并为当地人民和干部三千人表演了歌舞节目。
在中国艺术团离开清化时，清化各界人民都热情欢送，并且把长臂猴、鹦鹉和许多土产送给中国艺术团。 （新华社）
中国艺术团在十月二十四日以前的一星期中，在越南义安省正式演出五场，观众共有十二万人。附近的河静和广平两省人民以及临时军事分界线附近地区的一些人民也到义安省来观看了表演。
二十三日上午，中国艺术团人员特别和临时军事分界线附近地区人民派来的代表举行了联欢会和座谈会。
二十四日上午，中国艺术团访问了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南坛县南莲乡金莲村。当地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同志的到来，并且向艺术团讲述了胡主席少年时代的故事。中国艺术团在参观后，为南莲乡的两千多人民表演了歌舞节目，并且向这个乡的人民赠送了礼物。
二十四日下午，第四联区各界代表两千多人在义安省会的古城广场举行了欢送中国艺术团大会，各界代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国艺术团赠献了礼物。在礼物中，有鹿、孔雀、象牙、各种土产品和地方的手工艺品。 （据新华社讯）
我国古典歌舞剧团在丹麦演出
访问丹麦的中国古典歌舞剧团五日晚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演出。
观看演出的有丹麦王子阿克塞尔、首相兼外交大臣汉森、议会议长彼德森、商务大臣格罗斯、农业大臣斯莫伦、经济劳工大臣克拉格、不管部大臣克里斯蒂安逊、陆军总司令默勒尔、丹麦剧作家协会主席费希尔、哥本哈根大学校长赫·姆·汉森、丹麦作曲家协会主席里萨格尔、丹麦演员协会主席罗特和丹麦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许多国家驻丹麦的外交使节等。
皇家剧院的一千六百个座位全坐满了。座位两旁还有不少站着的观众。在演出进行中，骤雨似的掌声不断从观众中迸发出来。观众对每一个节目都感到很大的兴趣。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向演员们欢呼致敬。
哥本哈根各主要报纸六日都在第一版登载了演出的大幅照片，并且发表评论，一致赞扬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 （据新华社讯）
丹麦对华文化关系协会、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丹麦作家联合会和丹麦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四日在哥本哈根举行酒会，欢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全体人员。剧团是应上述团体和个人的邀请在一日从奥斯陆到达哥本哈根的。
在二日、三日和四日，丹麦首相汉森、不管部大臣克里斯蒂安逊和哥本哈根市的总市长赛伦生分别接见了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团长楚图南。他们对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即将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演出极感兴趣，并且表示欢迎。教育大臣鲍姆霍特已经担任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丹麦访问演出的赞助人。
（据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