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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和施工的先进性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茅以昇
中国的桥梁建筑在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有过极其光荣的历史。在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以前完成而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河北赵州桥，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例子。这是个净孔长达三十七公尺的石拱桥；在这个桥的大拱上面，还立着四个小拱，不但减轻了桥重，而且还加速过水。像这样科学化的设计，在欧洲是迟至九百年以后才有的。我国是个多桥的国家，不但形式多而且分布很广。在各省的地方“志书”中，都记载有当地历代建筑的桥梁。它们数量大（如江苏苏州一府，据江南府县志载，就有三百九十七座桥梁），质量也高（如福建泉州漳州两地的许多大桥，包括著名的洛阳桥）。这些都说明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他们工艺上技术的卓越和非凡的创造性。但是桥梁技术的发展是决定于建筑材料和施工机具的。在我国科学和工业的长期落后的情况下，桥梁事业也就不可能单独地发展。到了近代，受了“欧风东渐”的影响，才有了所谓近代桥梁的产生。这些近代桥梁，就是用新式材料和新式机具所造成的。我国劳动人民在有了新式材料和新式机具以后，造桥的智慧和才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桥梁技术就进入一个新阶段，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就是技术上飞快进步的代表。
中国的近代桥梁是随着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俱来的，它首先出现在所谓外国的“租界”和外国“投资”的铁路上，其后才在我国自己修造的铁路、公路上推广起来。按时间的先后，这些桥梁中比较大的铁路桥有京山线的滦河桥、京汉线的黄河桥、津浦线的淮河桥和黄河桥等。公路桥有江西的赣江桥，湖南的能滩桥，河南的洛河桥，云南的澜沧江桥，四川的大渡河桥，贵州的乌江桥等。城市中的桥梁有上海的外白渡桥，兰州的黄河桥，天津的万国桥，南京的中山桥，广州的珠江桥等。铁路公路城市联合桥有杭州的钱塘江桥。这些桥梁都是在解放以前完成的，这些桥的修建都同各国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有的是完全由它们一手包办的，有的是根据设计由它们承包全部或一部分工程的，但它们都是用了外国材料、外国机具，没有一个是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修建成功的。这些桥同我国旧有的桥相比，在科学技术上有了进步；但是由于外国桥梁“投资”的垄断或侵略影响，其技术标准非常混乱，不但在过去造成了养护维修的困难，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技术改造的问题上给我们带来了重重障碍。因此，这些原有的近代桥梁，除去个别设计或施工还有它一定价值外，总的说来，都是沿袭外国成果，并没有对桥梁技术作出如何重大的贡献。
武汉长江大桥和上述的许多座桥不同，它不但在建筑规模和技术复杂上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中国近代的桥梁，而且在设计施工和一切技术设施上都表现出它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即使规模较大的津浦铁路黄河桥和杭州钱塘江桥，也都无法同武汉长江大桥相比。
一个桥梁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形式的适用、经济和美观以及它施工方法的好、快、省和安全。从地形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来看，在武汉长江上修桥是比在黄河或钱塘江上修桥困难得多。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规模巨大，桥上要通过双线铁路、六排汽车道和四排人行道，桥下还要在高水位时通过十几公尺高的大轮船；比黄河桥和钱塘江桥的规模要大得多。因此，要在一切技术设施中采用科学技术上的最新的成就，来发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最大效果。
当然，仅仅从桥的规模大小或施工难易的情况还不足衡量它的优越性，还要看它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用了多少代价，是否足以作为将来修桥的榜样，这才能在科学技术上给它一个正确评价，进一步促进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让我们从这一个角度上来看长江大桥吧。
首先，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最充分的准备工作的。拿地质钻探来说，自一九五○年起，工作了三年多，因而能对江底地质的全貌有周详的了解，选出最合适的桥址线。这是以前建筑任何桥梁的人所没有做到的。津浦铁路黄河桥就做得非常不够，钱塘江桥虽然做得多些，但钻孔总长度只及武汉长江大桥的五分之一。由于掌握了大量的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重要资料，长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就有了高度科学性的理论根据。
修桥的最大困难在于建筑水下的桥墩基础，特别是在像武汉这样江面宽、风浪大，水深流急、雨多雾重的地方。必须充分了解一切有关的自然条件，才能针对这些条件，作出最合理的技术设计并提高施工机械化的程度，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效果。武汉长江水深四十公尺，最高最低水位相差十九公尺，高水位时期每年持续八个月之久，江底泥沙覆盖层深浅不一，泥沙下面的岩盘地质又相当复杂，在这许多困难条件下来造桥，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就会失去效用或太不经济或过于危险。黄河桥和钱塘江桥的桥墩建筑都采用了压气沉箱并在箱下打桩的办法。（压气沉箱是在水下挖土的一种设备，像一个有盖无底的箱子覆在江底泥沙上，箱盖上建筑桥墩。沉箱盖上有个圆筒伸出水面，从这圆筒内打入压缩空气就把沉箱里的水排出，让工人们经过圆筒下到沉箱内挖土，挖出的土也经圆筒运出，土越挖越深，箱子就慢慢下沉，箱盖上的桥墩也越筑越高。）但沉箱施工法有很多缺点。首先，工人们在高气压下工作是非常劳累和有损健康的，往往会得病。而且箱内容许工作的空气压力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水深超过三十七公尺，工人们就无法下去，这个方法就失效了。因此，长江大桥如用这个方法，每年就只能施工三个多月，显然是行不通的。再加沉箱法需要很多机具设备和大批专门技术的熟练工人，这样的工人在我国是不多的，这就会推迟开工日期。这些缺点在黄河桥和钱塘江桥都是很明显的，在武汉长江大桥就更难克服。因此，长江大桥就放弃了这个旧方法而创造出一种“管柱钻孔法”。这方法是：把很多直径同十二人吃饭用的圆桌面差不多大的空心圆形钢筋混凝土“管柱”沉到江底岩盘上，再在管内用大型钻机钻进岩盘，打出一个同管柱内径相等的孔，把这个孔连同上面空心的管柱全部用混凝土填满，使每个管柱成为一根深深嵌入岩盘的混凝土圆柱，然后再用一个直径比管柱大十倍的圆形“围堰”，把这许多“管柱群”围起来，并在围堰上下两头用混凝土把各管柱间的空隙填满，使这些管柱又联系成为一个庞大的圆柱，这就成为桥墩下部牢固的基础了。这种方法，使所有水下工作都由人在水面上操纵，不受水深的限制，不损害工人的健康，因而可以常年施工；所需机械设备，除去大型钻孔机外，都比较简单，因而可以提前开工。这就解决了长江大桥施工的特殊困难，还可缩短工期。现在，武昌汉阳间的江面上，已经有三个桥墩的基础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全部桥墩都可提前完工，在工程造价方面也有很大的节省。这是一个好、快、省和安全的施工方法。这个方法不但适用于像在武汉这样的大桥，如适当地改变管柱大小和对柱脚的处理，还可应用于其他大小桥梁。这个管柱钻孔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穿过泥沙下沉管柱，如何在管内向岩盘上钻孔，以及如何在管内防止泥沙的涌入，以便在水中灌注混凝土。这些只有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才能做到，而这在长江大桥是已经试验成功。这是在苏联专家的创议和指导下，通过群众智慧，日夜辛勤劳动的结果。
一个桥梁的功用体现于安装在桥墩上面的结构上，它的形式、材料和制作都直接影响到桥梁的通车过船的能力和安全。一般永久性的桥梁结构都是用型钢或钢筋混凝土造成的。由于设计和制造不同，桥梁的经济价值，包括造价、维修和扩建等大有差别。津浦线黄河桥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钢结构，除了九孔简支梁外，有三孔伸臂梁，中孔长达一百六十四公尺，伸臂梁的构造又特别复杂，实在没有必要，这样不但浪费了钢料而且增加了维修的困难。钱塘江桥采用了同跨度的十六孔简支梁的钢结构，但每孔跨度又嫌过小，因而桥墩过多，不但延长了工期，而且加大了成本。此外，上述两桥的钢梁结构都采用了截面复杂的杆件，也增加了制造和维修的费用。武汉长江大桥是采用了长跨度、等跨度的钢梁，每孔长度几乎等于钱塘江桥的两倍，因而桥墩较少，只及钱塘江桥的一半，这样便使钢梁和桥墩的造价平衡因而达到最经济最美观的目的。此外，长江大桥的钢梁还采用了三孔一联、三联九孔的办法，使一孔上的载重由其他两孔分担；每孔结构形式都一律用了“菱格桁架”，构成桁架的杆件都一律用同形状的截面；钢梁下层铺铁路，上层铺公路，公路路面同桁架“桥面系”结合成整体；铁路公路两旁都有人行道；钢梁两端斜杆上都设有扶梯，以便于登高检查或修理。所有以上这些设计，都是中国桥梁前所未有的，都是在服从适用、经济和美观的原则下创造出来的。
以上所说的桥墩构造和钢梁设计是对任何一个桥梁的评价的主要条件。在这两个主题上就看得到武汉长江大桥的先进性，在其他一切技术设施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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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新式农具的修配和零件供应工作
曾映泉
几年来，各地供销合作社和农业部门在农村推广了大批的新式农具。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全国仅推广双轮双铧犁、双轮单铧犁、圆盘耙、钉齿耙、播种机、收割机等七种主要农具就有二十四万多部。但是，有不少的农具经过长期使用而自然磨损或用坏了，有些农具缺了零件，这些损坏的和缺零件的农具都需要修理和添配零件。据河南滑县七百八十五个村的初步调查，需要修理的双铧犁约占全部双铧犁的百分之三十五，需要修理的步犁约占百分之四十，需要修理的水车约占百分之五十。在新式农具陆续供应到农民手里后，如果不能源源供应零件和帮助农民修理，必然会使一些新式农具闲置起来，不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效能。
目前有些地区对于新式农具修配工作是做得很差的。吉林省榆树县十三区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双轮双铧犁的大轴断了，因附近没有修理机构，只好携到距村九十里的县城去修理，每根大轴花了二十一元。农民说：“使用这种农具好是好，就是坏了既耽误工夫又费钱。”吉林省敦化县十三区有一百多台铲?机和十三套新式农具，但区内供销社没有经营零件。区内建华农业合作社三次到供销社要求供应零件，供销社竟置之不理；永华农业合作社因买不到零件，不得不拆开了一台铲?机，将四台并成了三台。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杨庄杨印春领导的农业合作社的三辆水车的零件坏了，因当地供销社没有零件，曾派人去唐山、韩城、老庄子等地采购，来回跑了一百多里路，结果还是没买到。安徽省颍上县马绍山农业合作社有一部双轮双铧犁的地轮弯轴变形，由于无处修理，只好摆着让它“睡觉”！
现在秋耕季节迫近，为了使已经推广下去的新式农具在秋耕中全部发挥作用，各地必须做好新式农具的修配和零件供应工作。如何做好这一工作呢？根据已有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组织工作。
第一、应当按照新式农具推广、使用、分布的情况和农民的需要，在农村集镇组织当地的铁木业生产社、生产小组或个体手工业者（烘炉、自行车铺、铁木业修理工人）有计划地设立小型的修配站
（组），让它们兼营农具修配业务，利用它们的原有工具、设备和技术，为农业生产服务。河北省邯郸、邢台等九个专区在今年春耕和夏种期间，共建立修配站三百零五个、修配点十个、固定的和流动的修配小组四百二十二个。参加修配的手工业劳动者共有二千六百九十人。他们共替农民修理各种新旧农具四十多万件，其中新式农具及拖拉机零件一千四百多件，计得修理费二十一万七千多元。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还促进了铁、木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据河南省一百一十个县（市）的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共设立新旧农具修配站五百六十二个，流动下乡烘炉八百零五盘。其中九十二个县在今年上半年就为农民修配新旧农具一百一十多万件。由于修配机构分布广泛，修理及时，当地许多农民满意地说：有了修配站，坏了农具可不发愁了。
第二、在修配方法上必须便利农民。黑龙江省各县为了避免农具修配拥挤，采取了“循环作业法”，很有成效。它的作法就是以区为单位把农具集中起来，由农业技术指导站的技术人员，负责检查农具损坏程度，一般的小修配由当地修配站负责；较大的修理（即手工业不能修理的）由县城的铁工厂负责。最近黑龙江省还新成立了六十多个修配站，过去有的农民为了修配一个零件，就得跑一两百里路；现在到附近的修配站就能修配。河北省有些地区的修配站（组）采取提前派人到村跟党组织、政府和农业合作社做好联系，了解群众需要修配的农具品种、件数，然后约定修理时间做好准备的方法，更方便了农民。例如邯郸专区涉县邱城木业社通过这样的联系，有计划地修理农具，在今年四月上半月先后串村十九个，为二十三个农业合作社和一些个体农民修理了农具，受到农民的欢迎。
第三，要保证修配质量优良和价格合理。有些地区修配站（组）提出：“保质保量、价格低廉”的口号，进一步在群众中树立了信誉。河北省南宫县铁业社下乡带着印好的修配鉴定表，表上印着质量、价格等栏，修理完农具后交村的工作人员和农业合作社主任或农民在鉴定表上签署意见。涉县西茂铁业组修配质量好，价格公道，农民还赠送给它一面奖旗。河南滑县八里营供销社通过和手工业工人共同讨论研究的方式，根据类别、用工、用料等情况，定出标准修理价格，一般零星小活平均低于私人烘炉百分之十到二十。
当然，在加强新式农具修配工作的同时，对于旧式农具的修配，也不应当忽视；最好的办法是把新、旧农具的修理结合起来。另外，对某些手工业生产社（组）和手工业者在修配中的各项困难，如制造、修配技术、零件缺少等，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解决。最近，辽宁省手工业生产联社、省农业厅、省供销社已联合举办新式农具修配训练班，向各县手工业生产联社负责指导修配工作的工作人员和重点县铁业生产社的社员传授农具修配技术（包括新式农具的构造、使用性能、拆卸、安装部件和修配），以切实解决没人修、不会修的困难。有些地区供销社正准备扩大经营零件品种、数量，以适应修配工作的需要。河南、吉林、辽宁、陕西四省供销社今年计划供应零件总值即达一百一十多万元。这些做法是正确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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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惜粮食的搬运工人
永镕 天钧
湘江上，现在每天都有大批满载着稻谷的船只，从洞庭湖地区驶向长沙市码头。船一靠岸，搬运工人们就背着麻袋，拿着扫帚，跳上船去。他们把满舱的稻谷装进麻袋，运上码头，然后改装板车，运到长沙市各仓库或粮食加工厂去。
长沙市三千多名搬运工人，每天要搬运七八千吨稻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抛撒谷子。他们在船上装麻袋的时候，一般都要用扫帚把麻袋上沾着的谷子扫下来，以免稻谷落在路上。谷子装入麻袋以后，他们就把麻袋口子紧紧地扎好。工人们在搬运粮食的过程中，每天总会有一些稻谷落在衣服口袋里。散工时，搬运工人们自己都把衣服口袋检查一遍，把落在口袋里的稻谷送进仓库。有人偶尔忘记了检查，别人就提醒他。
搬运队第二分队，为了不让沾在麻袋上的稻谷掉在地上，在板车下系上一块麻袋，使装粮麻袋上沾着的稻谷掉在里面。每辆板车上系的麻袋里，每天平均能装上二三两稻谷。现在，这个办法已经在各个搬运队里推广了。搬运队第十二分队里都是些年轻小伙子。过去他们贪多图快，在船舱里装稻谷的时候，总喜欢把麻袋盛得满满的，结果常有许多稻谷从麻袋口流出来，打在船板上，滚到河里去。后来，他们检查了这个缺点，改变了装稻谷的方法，撒谷的现象已经纠正。有一天，将近收工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搬运工人们都纷纷赶回家去。搬运队第六分队工人杨伯香到家以后，想起他带回家的那些麻袋，因为原来准备还要装谷，袋子里的谷粒还没有抖干净，他在当天晚上就把麻袋里的稻谷全部抖下来，送到仓库里去。
往年，搬运工人们不注意爱惜粮食，在搬运粮食的过程中抛撒的稻谷很多。码头上常有一堆堆的稻谷，麻雀经常成群地飞来吃。到码头上扫粮食的大人、小孩，每天总有十几个。从码头到仓库的路上，也经常有撒落的稻谷。
今年，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搬运工人们懂得了爱惜粮食的意义。他们认为，少抛撒一粒粮食，就是为国家建设增加一分力量；不浪费粮食，才对得住农民兄弟。现在，在码头上、路途中，已经很难看到撒落的粮食；偶尔有粮食撒在地上，搬运工人们也总是扫了又扫，拣了又拣，争取把颗颗稻谷送进国家粮食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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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银行适应国家建设需要降低存放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批准，决定降低存放款利率。降低利率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厉行节约，积累资金，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根据规定，对国营工业放款利率是月息四厘八；对国营商业放款利率（包括粮食、对外贸易、地方贸易）由月息六厘九降为六厘，对供销合作社放款利率和国营商业放款利率同。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的结算贷款利率一律定为月息三厘，存款由月息二厘一降为一厘八。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规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放款利率由月息七厘五降为六厘；对农业生产互助组、个体农民的设备性放款及灾区放款利率仍为月息七厘五；对个体农民的农业生产及副业放款利率由月息一分降为九厘，贫农合作基金放款利率定为月息四厘。对小商贩和组织起来的小商放款利率定为月息九厘。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放款利率一律定为月息四厘八；对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和供销生产小组放款利率定为月息六厘；对个体手工业放款利率由现行的月息九厘到一分三厘五，统一定为月息九厘。
在公私合营、私营企业方面，规定对公私合营工业放款利率一律改为月息六厘九；对公私合营商业放款利率一律定为月息八厘一；公私合营企业存款利率定为月息二厘四。对私营工业放款利率一律定为月息九厘九；对私营商业放款利率定为月息一分三厘五；私营企业活期存款利率（不分支票、存折）一律改为月息二厘四，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为四厘二。
为了督促企业加速资金周转，巩固经济核算制度，人民银行规定逾期放款在原放款利率基础上加百分之十计息。
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规定定期一年以上的存款月息为六厘六，六个月以上的存款月息为五厘一，三个月以上的存款月息为四厘二；活期存款（不分支票、存折）月息为二厘四。
人民银行又规定：以上规定调整的利率，除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存放款自一九五六年一月起执行外，其他都从今年十月一日起开始执行。对储蓄利率的调整，利率调整以前开出的存款凭证（包括整存整取、存本取息、零存整取），不论原订存期多久，也不论到期日期是在调整以前还是以后，在原订存期内都照原利率计算，在到期以前储户不必到银行另换新凭证。结息期是在十月一日以后的活期储蓄，调整利率以前的照旧利率计算，调整以后的照新利率计算。对没有到期尚未收回的农业放款实行分段计息，十月一日以前一段按旧利率计息，十月一日以后按新利率计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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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储蓄存款今年又有增加
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统计，今年到八月底止，城市储蓄存款比一九五四年底增加百分之十二，总额达到十四亿四千多万元。据二十四个省市的统计，储蓄的户数在六月底就达到了一千三百六十万户，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七大城市的储蓄户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三点八倍。各种储蓄种类中，定期储蓄上升最快，现在大部分存款是定期储蓄。各种储蓄的平均存期也比过去延长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储蓄存款也一年比一年增多。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城市储蓄存款总额比一九五○年底增加七倍多；一九五四年，广大职工虽然认购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二亿四千万元，但城市储蓄存款还是比一九五三年底增加百分之十八。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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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千五百多个单位
一年来节约十三万吨煤
上海市一千五百多个工厂、机关、团体、学校，从去年九月份起，先后展开节约用煤以来，到现在已为国家节约了十三万吨以上的煤，价值四百多万元。
开展节约用煤较早的一千多个工厂，现在的用煤量比去年九月以前平均降低百分之十五以上。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去年国家规定每唧一千吨水用煤二百五十五公斤，可是在去年年底气候非常寒冷时，用煤量就已降到二百零五公斤；今年八月份又降到一百六十三公斤。
据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上海市公司工作人员谈，今年这一千多个工厂在节约用煤中，还因都用不耐烧的煤，比去年多腾出二十多万吨优质煤供工业建设需要。
一年来，上海有关部门曾召开了五十多次全市性的、分区的以及行业性的会议，广泛交流了几十种节约用煤的经验。
除各工厂外，上海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也都注意了节约生活用煤。有些对节约家庭生活用煤的有效方法，经过试验成功后，十月份将在全市推广。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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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实行铁路联运
现在中国和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已经组成一个强大的国际铁路联运网。今年我国通过铁路联运网进口和出口的物资，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八。这就大大促进了中国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合作。
我国铁路部门为了加强国际联运工作，这几年在国内增设了很多办理联运手续的车站。不论是出口的货物或进口的货物都只要在发货车站办理一次托运手续，缴付一次运费便可以直接运到目的地，而且各个过境国家的铁路运价都是统一的。为了保证进出口货物迅速运输，铁路部门总是优先把进出口货物列入运输计划。另外，铁路部门还添置了许多冷藏车、保温车和大型车辆来保证货物的质量，所以现在中国广东出产的香蕉和橘子可以运到莫斯科也不变坏。
在旅客运输方面，北京到莫斯科、北京到河内、北京到平壤之间都有直达旅客列车。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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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我国的利率问题
杨培新
利率的性质和作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起了根本的变化。旧中国的利率，是中国四大家族、军阀、官僚、地主罗掘资金、进行内战、积累财富、盘剥人民的一种高利贷。新中国的利率，是中国人民用来集中资金，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企业经济核算制，加速资金积累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武器。
旧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抗日战争以前，城市银行放款利率平均每年利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即向银行借款一百元，每年付利息十元至十六元），远远高出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旧中国的农村，盛行着更加骇人听闻的高利贷。
“钱三分”、“谷五分”，是最普通的利息，高的有所谓“大加一”、“集集翻”、“驴打滚”等。例如福建闽侯四区青圃村地主放高利贷，在农民青黄不接时放出、稻子收割时收回，每一百斤要取八十斤的利息。山东潍县柴家庄地主放麦子，麦前一斗麦后还一斗半至二斗。江苏川沙县横沙岛地主放债利息为百分之一百到一百二十。
旧中国利率为什么长时期保持较高的水准呢？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旧中国银行放款的主要对象，它以政治借款和发行公债的方式，以很高的利息借用银行的资金来支持内战。当时政治放款的年息高达百分之二十、三十。公债的名义利息为年息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但由于公债以五折、六折收款（只要收到五十元、六十元的现款，就付给一百元的公债票）等于每五十元、六十元就取得利息六元至八元。其中中签还本的，出六十元就可得本金一百元。总算起来，公债实际利息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这样，就带动了社会利率的全盘高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利率的原理，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率决定于利润率，并依借贷资本供求的情况而进行自发的调节。在旧中国，由于银行放款的主要对象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中国四大家族，因此决定利息率的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润率，而是远远高出于此的中国四大家族在内战中获得的巨额利润率。中国四大家族不断地进行内战，便不断地罗掘资金，因此形成长时期借贷资本求过于供的现象，这也促成了利率的高昂。
这种利率高昂的现象对谁有利呢？主要还是对中国四大家族、军阀、官僚、地主有利。由于银行放款利率这样高，一般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借不起这种贷款的，因此银行资金只能被四大家族所运用作为他们发动内战、抢夺地盘、追求巨额利润的资本。同时使旧中国的金融资本长时期沉于公债投机和政治放款中，造成了对于中国四大家族的依赖。存款利息高，获利的是谁呢？战前银行存款最多的并不是工商业，而是所谓私人和私人团体。所谓私人，主要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地主。他们把剥削所得存入银行，每次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从农村逃亡到城市的地主，也把他们历代剥削农民所积累的财富存入银行。所谓私人团体存款，主要还是军阀官僚的公款。他们在国外银行存款只能拿到年息百分之二的利息，在国内存款却可以拿到每年百分之七点五左右的利息。旧中国的金融资本实际上起了集中官僚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地主的“私蓄”和“公款”，以支持四大家族发动国内战争，以追求巨额利润，然后又以四大家族的余沥来从事分配的作用。
这种利率高昂现象对谁不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利，对生产力发展不利，对广大人民不利。城市利率高昂，对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起了窒息的作用。设在中国的日本纱厂自日本银行借取资金，每年只付百分之六、七的利息，中国纱厂向银行借款则需付出百分之十以上的利息，在竞争中居于不利的地位。华商纱厂联合会一九二七年宣言中说：“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城市利率高昂更助长农村高利贷发展。农民不仅受重视的剥削，而且受重息的剥削，高利贷利息达百分之三十、五十、八十、一百甚至一百二十，这是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起的，其结果必然是促使农民破产。一个农民一旦借上债，利长利，利加利，不到三、四年，他的房屋、土地，就被地主掠夺去了。城市的高利贷（印子钱等）和典当业，同样是对城市贫民的残酷剥削。因此利率高，对于人民群众是不利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旧中国利率更呈现畸形的高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后不久，利息每月已达百分之一百二十，最高时达百分之六百。这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货币危机极其严重、濒于总崩溃的表现。而国民党反动政府自一九四二年起，即一贯有意识地诱导市场利率上涨，对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企业，采取高利率政策，并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破产以利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扩张。
旧中国利率高昂，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地主掌握了工厂、矿山、土地，而且掌握了财政和银行，使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结果。在利率问题上，同样暴露了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同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对立，中国人民必须推翻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消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才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消灭窒息生产的高利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利率开始逐步下降。由于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工厂、矿山、银行机构，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制止了物价上涨，就消除了旧中国城乡高利贷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这同时，在人民国家领导下成立了国家银行，发展了信用合作社、管理了资本主义金融业，全国的金融物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使国家有步骤地领导利率下降成为可能。我国的利率，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了逐步下降、分别对待的原则。必须逐步下降利率，才能促使工业、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合作化。必须分别对待，才能正确地体现出国家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对不同阶级的政策。对社会主义企业，放款的利率应当定得低些，而且要鼓励其中认真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单位（如举办利率较低的结算放款），督促经营不善的单位（如逾期贷款加息百分之十）。对于农民、手工业者放款，应规定较低的利息，以贯彻工农联盟政策，和鼓励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规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贷款利息低于个体农民，设备性贷款利息低于一般生产贷款，以鼓励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逐步采用新的设备，为扶持贫农，规定极贫困户贷款利息低些。为支持贫农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了利息很低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努力引导资本主义金融业一致逐步下降放款利率，以鼓励工商业的正当经营。对公私合营企业放款利率应低于私营企业放款利率，以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储蓄规定稍高的利息，作为国家对于人民储蓄的一种物质鼓励。
国家银行一贯领导利率的下降。北京天津在解放之初，市场利息是较高的，放款利息达月息百分之六十九，人民银行就规定了很低的对国营企业存放款利率和比较低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放款利率，影响市场利率的下降。一九五○年三月全国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制止物价上涨后，人民银行领导并督促资本主义金融业迅速地坚决地下降利率，以巩固物价的稳定。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再度降低利率，以配合活跃市场。在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一九五三年十月着重降低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放款利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以后，一九五五年十月国家银行全面地降低了放款、存款、储蓄利率，以继续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努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厉行节约、巩固企业的经济核算制。
我国的利率经过六年来的一再下降，已从市场利率月息百分之六十九的水准，降低到目前月息约百分之一以下的水准，彻底扫除了旧中国抗日战争以前时期和通货膨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高利贷的残余痕迹。
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放款和存款利率，开始就订得比较低，六年来又率先下降，这一次更作了进一步的降低。社会主义企业的流动资金的绝大部分是由国家银行贷给的，国家银行发放大量的低利贷款，使社会主义企业在资金供应的数量上和条件上处于优越的地位，就有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日益巩固。这一次降低利率，使社会主义企业节约了数以亿计的利息支出，成为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速资金积累，巩固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度的有利因素。
对农村放款的利率，为了支持农民，有效地打击高利贷，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银行自抗日战争时期起，即在农村发放低利的农业贷款。这一次国家银行降低农业生产合作社贷款月息为百分之零点六，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月息为百分之零点四，对个体农民生产贷款月息百分之零点九，对农业互助组以及设备性贷款月息百分之零点七五；对困难大的极贫困户和灾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军属、烈属，放款月息百分之零点七五。信用合作社的利率也有显著降低。国家银行在区、镇拥有将近二万个营业所，信用合作社在农村已发展到十五万个以上，按照今年冬天已经大大下降的利率，明年春天在农村投放数达十余亿元的低利农贷，这是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重要步骤。大量的低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贷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设备贷款，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新的现代化的农具和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将是有力的支持。同时农村高利贷将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信用合作社将受到贫困农民的衷心拥护，在组织上业务上进一步巩固起来。
这次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小组、个体手工业者、独立小商者的放款利息也有所降低和调整，贯彻了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放款的利率这次也有所降低和调整。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是有利的，并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对公私合营企业放款利率较低将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储蓄的利率，根据国家鼓励储蓄的精神，在利率上予以适当的优待。在物价尚未稳定的时期，国家银行举办了折实储蓄，物价趋于稳定以后举办了保本保值储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后又推行了货币储蓄。这次调整以后的储蓄定期利率，比较对国营工业、商业放款的利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放款利率，仍然是较高的，对于侨汇储蓄的利率更为优待，可见国家一贯注意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储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应该提倡朴素的风气，爱护公共财产，踊跃储蓄和认购公债。”由于储蓄是人民从资金上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一种方法，人民必将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踊跃参加储蓄。
我国利率的逐步下降，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依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不断降低产品的成本与流通费用，而利率的下降正是影响产品成本和流通费用降低的有力因素。而利率的下降则又是在生产和商品流转扩大，银行存放款迅速增加、银行费用率相对降低、货币日益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国利率之所以能够迅速下降，是因为利率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旧中国的利率是借贷资本的价格，是利润的一部分，受利润率和市场借贷资本供求的影响。新中国银行集中的资金已经不是借贷资本，而是国家预算资金、社会主义企业间歇资金和人民的储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款在比重上已比较小）。国家银行不是买卖借贷资本的中介人，而是国家有计划地进行资金分配的机关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已逐步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独立的自发调节的金融市场已经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率运动的规律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作用。斯大林曾经指出：“必须使国内超额的积累不分散开来，而集合于我们合作社的及国营的信贷机关，并且举行国内公债，以便把它们首先用于工业底需要。自然，存户应当以此得到一定的利息。”（“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利息的作用在于鼓励企业将间歇资金尽速存入银行，并督促企业节约使用银行放款。对于人民储蓄，利息是一种物质奖励。规定存放利息之间的差额，是作为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费用，督促其发展业务、节约费用。银行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利息不再属于分取利润的性质，这就是利息得以下降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利率这样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作用，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正是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才解除了压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头上的高利贷，解除了对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一种束缚。正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才使利率得以逐步下降，成为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