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大力推广普通话
老舍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有许多人拿“红楼梦”当作学习北京话的课本。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责任，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和说话。在老年间，绝大多数的文人用文言写作，所以古文古诗就成为后人学习写作的范本；现在，绝大多数的文人用白话写作，所以文艺作品，正像“红楼梦”那样，不但只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也教给大家怎么说话。
这个责任并不小。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越来越趋向统一的。用不着多解释，语言的统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历史已经证明，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超叟，和咱们的曹雪芹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汉语本是统一的。不过，因为汉族人多，分布的地方又非常广阔，于是各地方就难免在发音上有所不同，也难免各有各的土语。我们现在谈汉语的统一就是要在发音上、词汇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语法上，要求更进一步的一致。语言越一致，我们自己就团结得越好；兄弟民族和外国朋友学起来也就越省事。作家们在这个运动中应当负起责任，尽到我们推进语言统一的力量；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语，据语言学家们说，是很进步的语言。可是不幸，汉字却十分难学难记。有那么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们会改用拼音文字。为将来推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我们今天就该下手调整发音，整理词汇和某一些语法上的纷歧。没有这样的准备，拼音的办法就不易下手推行。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厦门音拼，咱们俩就没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同样的，我说我的土话，你说你的土话，咱们俩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全不相干。因此，我们现在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进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工作。为什么用北京语音而不用上海语音作标准？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干脆说北京话，而教大家说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我不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主要地要说说作家对这个运动应取的态度。
我想，就说我自己的态度吧。这么说容易亲切一些。我写过一些小说和剧本。从思想上和艺术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可是，在语言上，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写得不算太坏，我占了点便宜。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经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为“官话”课本。我很高兴：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够有些实际用处。
可是，即使专从语言上说，我从前的作品也还有点毛病：我往往爱用北京的土话。近二年来，我开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语方言。为什么呢？第一，土话给我招来许多麻烦：山南海北的读者常常来信问这个词怎么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第二，以剧本来说，土话太多，远离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照原词说吧，听众不懂；改成本地话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语；于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在国内既已如此，赶到译为外文的时候，不难想到就一定更麻烦。
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表现力强吗？人家不懂！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语太多，剧本没人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
根据上述的经验，从今以后我希望能注意到：
（一）不用土语撑门面：这就是说，我将尽量地选用普通的词汇，不故意卖弄土语。我应当把卖弄自己改为替群众服务。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条”。同样的，假若“墙角”比“嘎栏儿”更普通，我就用“墙角”。地方色彩并不仗着几个方言中的词汇支持着。不深入一个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个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儿，如“油炸鬼”和“嘎栏儿”之类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它们适足以增加语言的混乱与纷歧。
这样作，会不会使语言枯窘，不丰富呢？我看不会。就拿北京话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幼年听惯说惯的词汇有许多许多已经死去了。这衰死的原因一来是大家的生活起了变化，老的词汇就不能不引退；二来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听不懂北京的土话，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适应情况，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话收起去。这样减少了词汇，北京话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不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带来了新的词汇。好多这种新词汇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创造的。于是，北京话就变了样：四五十年来，它越变越语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普遍性必然地战胜地方性：几十年来除了“压根儿”、“没落”少数北京特有的词汇得到较比广泛的承认，很多的地道土话都先后死去。
今天，我们正全国一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知识都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必然地越来越丰富。眼睛看着明天，我们大可不必依依不舍地恋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词汇。
（二）选择地运用土语：举例说明：“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无须节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语代替它们；即使找到了，也还不过是说明“蹲”和“站”这么两个姿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力，只是教许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个姿态——半蹲半站。北京话里还没有一个能够概括地形容出这个姿态的字。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别的方言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也会借用过来，介绍到普通话里去。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我个人以后怎么选择地运用土语。这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决定何去何取。这也说明，我并不一笔抹杀一切土语，而要披沙拣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作家们要是都这么作，就能洗炼出许多生动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提倡普通话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简，写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语言纯洁，不许土语方言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要使语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须怎样创造语言：作家有权创造语言。但是，创造语言不等于毫无选择地乱用土语。那不是创造，而是偷懒取巧，其结果是使语言越来越混乱，不利于语言的统一。这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致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爱。在普通话里，我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意见：像“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类的诗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诗草里，我们发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几次圈改，而后决定用“绿”字的。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改为“过”；然后又改为“入”，又改为“满”，换来换去，才找到最好的一个字——“绿”。啊，普通话里有多么大的潜在力，等待作家们去发掘啊！我们都知道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这些例子虽然因为用的是浅显文言，究竟和现代的白话有个距离，可是这种创造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是的，我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平平无奇，死板无力，有的人归罪于我们的语言太简单，有的人说这是受了普通话的限制。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下够工夫，没有尽到从普通话里创出新生力量的责任。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语言支持门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们自有白话诗以来就惯用的词汇，可是直到今天，我也还没听见哪个工人或农民说：“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连我这个知识分子至今也还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我有这样的感觉：“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类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鲜可爱一些。随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随便利用方言土语，正是我们不负责创造的表现。不要再说我们的语言太简单吧，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太简单了，所以找不到话说。不要怕运用普通话受到限制吧，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精心创造，我们的普通话里就有无尽的宝藏。
以上是我对怎么运用普通话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与愿望。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会，不但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办法，而且热心地这么去练习写作，尽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应尽与能尽的力量。不过，我的体会也许不大对，那就要请求大家来批评帮助了。
第3版()
专栏：
反动富农于洛九是怎样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毛凤恩 赵炳昕
河北省定县四合庄火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扩建起来拥有一百七十七户的大社，是全县最好的重点社之一。但因受到钻进党内和社内来的反动富农分子于洛九的破坏，社内干部之间、社员之间、贫、中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贫苦农民入社后越来越贫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在日渐削弱。
于洛九怎样钻进党内
四合庄村的劳动农民提起于洛九进行阴谋破坏所采取的毒辣手段的时候，都有说不尽的愤恨。正如老农于洛信说的：“十村八乡的人谁不知道笑面狼于洛九啊！”
早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于洛九经营着二百四十多亩土地，雇有长工和短工。共产党来了，他一面伪装“欢迎共产党”，一面却暗地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一九三八年，这村共产党员为了贯彻执行政府的合理负担政策，支持抗日战争，于洛芬等组织了贫、雇农并有中农参加的农会；于洛九就纠合反动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十六人组织一个假农会进行对抗，破坏合理负担政策。后经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解散其反动组织，于洛九觉得硬碰不行，就转而采取了卑鄙无耻的两面手法，伪装“进步”和“开明”，先后自动拿出七口袋红高粱“赈济贫民”，欺骗和蒙蔽了部分落后群众和阶级观点模糊的党员干部。他看出贫农出身的党支部委员于洛昌阶级观点模糊，喜欢人家奉承，他就常去于洛昌家串门，于洛昌家缺米了他就背点米来，没柴烧了他就扛点柴来；有时进城和赶集给于洛昌捎回东西也不要钱。日子一长，于洛昌就坠入了反动富农于洛九的圈套，经于洛昌介绍，于洛九终于在一九四零年钻进了党内，并且先后窃取了村长、党支部副书记等重要职务。
玩弄两面派的手法
暗藏的敌人是惯于使用两面派手法的。一九五二年春，党号召党员要以身作则带动广大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于洛九却“带头”组织起一个有五户富农参加的互助组。在春耕播种后，他听到了评比模范互助组的消息，就故意拿出三十元钱分给组内其他户作为土地投资；然后就到处吹嘘自己的“互助友爱”精神，以此来蒙蔽群众，欺骗领导。果然就在这年评比中，于洛九领导的互助组被评为“模范组”，他本人也被评为“模范干部”。在同年冬天，他看到党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党员雷平等酝酿建社，他当面表示积极拥护，背地里却指使地主、富农分子进行造谣破坏。说什么“入社吃大锅饭”等等。当时全村多数贫农、中农表示坚决入社，尤其是党员干部办社信心都很足，于洛九眼看自己的阴谋即将破产，便采取了“趁机赶上去”的办法，很快组织起一个有十四户富农一户贫农的农业合作社。从此，他伪装得更巧妙，对工作表示更“积极”了。一九五三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花和推广棉花间苗整枝等技术，于洛九为了显示“成绩”和进一步骗取区领导上的信任，事事“带头”响应，还特意在县、区来往人多的大道两旁，种了四十多亩丰产棉花，专在这块地里加工加肥。结果，就在这年夏天，区领导上组织了全区农业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生产能手参观了这个富农社的“丰产棉花”。从此，于洛九在县、区领导上的眼睛里成了“积极”、“进步”、“有能力”的“好干部”。秋天，于洛九以假报棉花产量的卑鄙伎俩骗取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进而窃取了党支部副书记的重要职务。从此，于洛九的“模范事迹”就在定县的许多村庄传开了。
篡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
一九五三年冬天，四合庄的党员于洛贵、于洛策等领导的四个小社开始酝酿合并两个中社。这时，于洛九认为纠集地主、富农篡夺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在他原来小社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地主、富农入社，一面积极活动全村合并一个大社。为了篡夺大社领导权，他在群众中散布“大老粗领导不了大社”的论调，并且在区领导面前卖弄自己办社有经验，说于洛贵、于洛策等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大老粗，没能力”，恶毒地打击忠实于党的党员于导先、于洛贵等人的威信。阶级观点模糊、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区委书记周清芳，不仅不批准于洛贵等成立中社，并错误地指示这个村“只许成立大社，不准合并中社。”为了执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和阶级政策，于洛贵、于洛策等人曾找到当时在这村帮助建社的县委副书记杜志才和区委书记周清芳，但是杜、周已被反动富农于洛九的阿谀奉承“热情招待”和工作“积极”等卑鄙的两面手法所蒙蔽，竟毫无阶级立场地说：“阶级政策在别的村可以贯彻执行，在你们村就得另说。”大社就这样在个别县区领导人员的一手包办下成立起来了。
酝酿选举社长的时候，多数党员都一致反对于洛九当社长。于洛九就暗中动员所有地主、富农社员积极参加投票选自己。选举结果，于洛九的选票仍少于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最后建社工作组违反社章和社员的民主权利，竟以“县委批准”的名义硬让于洛九当了社长。
一贯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富农于洛九篡夺了社长的职权以后，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社彻底搞垮，从社务委员到正副股长、会计、正副生产队长、直到各队的记工员等，都安排上了地主、富农分子。全社十一个会计有七个是地主、富农。于洛九还擅自决定他和反动地主于启祥、于润祥三人为脱离生产的干部。这就使社里的大权完全控制在地主、富农手里了。从此，占全社总农户三分之二以上的贫农、中农社员又处于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因此，社里的贫农、中农社员批评我们那些阶级观点模糊的领导人员说：“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正确的，在俺村工作的县、区干部却把它变了样。”
恶毒的破坏
以于洛九为首的反动地主、富农集团掌握了大社领导权以后，觉得阵地已经巩固，从此便展开了种种破坏活动。
他们凭借职权，利用一切机会苛待贫农，减少贫农收入。一九五三年并大社的时候，没有把并社前各小社和个体农民种的秋麦作出分配规定，到麦收的时候，在反动地主、富农分子操纵下，硬性规定按地八劳二比例分红。社员们分到手的二成麦子，于洛九又以“卖爱国粮”的名义扣住不分，企图把贫苦社员饿起来。当时引起了部分社员对国家粮食统购政策不满。他们还用不给贫苦社员派活或少派活的办法，来减少贫苦社员的收入。贫农王纪先在第四生产队（多数是地主、富农），不光不给她派活，她十六岁的姑娘在社里砸了一天土块才给记二分工。贫农社员梁素国，去年一年只摘了十天棉桃，刨了半亩山药。因此，有不少贫农和孤寡户社员生活日渐贫困起来。
今年春天政府为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发给火光社棉花预定金三千三百六十元，于洛九却不让发放给贫苦社员。后来经过共产党员的坚持斗争，发下了一小部分，但其中有十三户不该享受的富农也得到了棉花预定金。
火光社的信用部，由于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也变成地主、富农剥削、打击贫农的武器了。去冬和今春，国家银行贷款和群众游资存款共达八千三百多元，其中贷给社员的一千八百元中，仅贷给贫农社员三百多元。以于洛九为首有四户反动富农不该贷的也贷了。但贫农社员李文才，家里没有吃的，曾几次找到于洛九，他不仅没有贷给，反而趁机歪曲政策，破坏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说什么：“银行怕你们还不起，指示我们不允许贷给你们贫农。”李文才贷不来款，被迫卖掉了大门，他说：“刚过上了翻身后的好日子，入了社又受上富农的气了。”
他们还采取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打击先进社员和先进队。原来的第五队是团结生产最好的队，曾两次被评为全社的模范队。由于生产搞得好，在巩固和提高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个队成了于洛九反动集团的眼中钉，他们企图进行打击破坏，但总未抓到空隙。去年秋后这一个队划分为第九、第十两个队的时候，按规定有一辆新铁轮车应搭配给第九队使用，可是第十队也想要，因此两个队闹起意见。于洛九觉着这是挑拨的好机会，就对第十队的社员说：“九队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太严重，只有一辆新铁轮车，为什么总得归他们使呢？不给使！看他们有啥办法！”他转过脸来又对第九队的社员说：“车随牲口走，牲口配给了九队，新车也就应该归你们，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去吧！”在他的挑拨下，两个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产也因此受到了损失。
敌人失败了
尽管反动富农于洛九的两面手法施展得十分巧妙，但是他终归逃不脱人民的眼睛，今年五月的一天，乡总支书记于导先等集中群众意见，写了一份检举信向省公安机关检举了于洛九的罪行。村里广大群众像土地改革中贫苦农民诉苦一样，愤怒地向公安机关派来的工作人员检举和揭发了于洛九的罪恶事实。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完全证明了于洛九是一个钻到党内来一贯干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的阶级敌人；定县县委已把他开除出党，人民政府也依法把他逮捕起来，并且给了他应得的惩处。
第3版()
专栏：
介绍一本给孩子读的好书——“火热的心”
谢力鸣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韦君宜
近年来，我们的少年儿童文学园地的产品是很少的。而在这出产很少的园地上，还有些人努力耕耘，收下一些果子来。我读了十来本今年出版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觉得这里边还是很有些好的。这里不能一一加以介绍，只谈谈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火热的心”。
这本书用一位空军战士给一个孩子的信的口吻，写这位空军战士受重伤残废之后，克服困难，坚持锻炼，又重新取得飞行资格，结果在空战中又打落了敌机，建立了功劳。故事是很动人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儿童的天性生来就有一种追求光明的、不平凡的事物的意向。”他们从来就喜欢新奇的故事，喜欢生动有趣的、惊心动魄的情节。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们时刻大睁着明亮的眼睛想探求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新奇，时刻都怀着一些幻想，想去冒险，想去创造不平常的英雄事业。孩子们希望文学作品能够满足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不能予以否认，必须给以满足的。
我们读到了一些写今天儿童生活的作品，写他们日常的学习、游戏和队的生活等等，那是很优美、很有趣味的。今年出版的“小胖和小松”“欢迎小雨点”“越早越好”等就都是这样的作品。但是，少年儿童读物单有这一方面的还不够，还应当有一些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能唤起儿童心灵激动的、散发着奇丽的光彩的作品。
哪里有最不平凡的、最新奇的事物？那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止一个人说过，说我们的充满了数字的五年计划，实在是现代最美丽的诗篇。它是现实，是科学的计划，同时又是理想，是我们人民的最珍奇的想像。最能激动心灵的奇迹，就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民创造出来的。最惊人的冒险事业，就是正在我们的边疆、海岛上，在北大荒，在山野勘探队中进行着的事业。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引导孩子们看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奇迹，这是比那些假造的武侠剑仙之类的故事更惊心动魄得多，有趣味得多的。
“火热的心”所写的空军战士，腿骨断成了三截，治疗了九个月，最后还落了个残废。这样的人，竟能够飞上天去，打落美国侵略军的王牌驾驶员。这可不是奇迹？关云长刮骨疗毒，就是古来传说的奇迹了，我们这位空军战士在重伤之后，在包扎所里让两个医生拉正腿骨，还笑着鼓励人家：
“用劲拉”，这可不是奇迹？一个从来不会游泳的残废军人，能够在疗养院内短期学会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游泳，这可不是奇迹？虽然作者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孙国瑞又能飞行了，可是我们一封信一封信地读下去，总还是不能不关心这个爱孩子的飞行员的每一步命运。他摔得那么重，怎么能飞？他的断腿打了五个月石膏绷带还没有接上，以后怎么练得好？他在大海里就快要淹死了，能不能游回来呢？读下去，觉得故事能抓住人。
此外，这个英雄的故事，是写得很亲切的。这是这篇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写这个身经百战的英雄的心，是这样单纯而明朗，能够和孩子的心相通。书里面有着极其激烈的生死斗争，同时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这使孩子们读了，会觉得去完成英雄业迹是十分艰巨，但又是十分快乐、十分自然的；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冒着艰险干英雄事业更快乐的事了。要叫孩子们自己处在那个条件下，大概也就想那么干，会那么干。书中所写的孙国瑞重伤后忍着痛受治疗的一段，海上遇险的一段和伤好后受检查的一段都比较好。那都是很紧张的场面，读到孙国瑞和海浪搏斗的地方是会使读者着急的。作者写这个正在搏斗中的英雄，并没有采用大量艰涩离奇的心理描写。这个英雄在危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胡思乱想，心理变态，这和路翎之流所写的英雄完全相反。他只想了一想：“要拿出力量来”，要为朝鲜大娘和孩子“保存一个战士”。而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没有性格的人。有些段落，例如写他受医生检查，明明医生捏得他很疼，他还装做不疼的地方，更流露出自然的幽默风趣。这些地方，使孩子们读了，会为这个和他们一样有点顽皮的英雄快乐地微笑的。
我们知道苏联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等为少年儿童读者所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它们写的是繁复的巨大的英雄事迹，但同时这些事迹，这些人物又是写得那样单纯平易和明朗，连孩子也很容易理解，容易亲近。“火热的心”自然还不能和这些作品相比，它还是太简单些，粗糙些。但是它却也有这么一个好处，单纯明朗的描写，使孩子们读了之后会觉得他们能够理解英雄，英雄和他们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人。——而事实原来也正是这样。
作品在情节进展中间，有一点可以提出批评的地方，那就是关于孙国瑞为什么会在大海里几乎淹死的原因。作者把它处理成为海滨疗养院早已挂牌预告天气要变，孙国瑞却忽略了这个预告，一个人去下海，结果还是海滨疗养院的同志带着救生圈把他救了回来。写孙国瑞的海上苦斗是动人的，但是，孩子们读过了会问：如果疗养院的同志找不到他呢？那这个英雄不是会为了自己偶然的错误而白白牺牲掉吗？他不该不重视预告，离开集体一个人去下海！自然，英雄并不是一定就不会有任何偶然错误。我们也决不要求在他同暴风巨浪搏斗时去让他进行“思想检查”，展开内心矛盾的斗争。但是，作者和英雄孙国瑞对以上所说的孩子们会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有答复的。而在作品中，英雄犯了这个错误却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看来是肯定了它。这样处理对表现英雄性格是没有好处的。
但这不妨碍作品的主要优点。我们迫切需要有更多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产生。在这时候，凡是能给少年儿童一些有益的营养的作品，都是应当受到鼓励的。像“火热的心”这样的作品，我以为就应当受到鼓励。
第3版()
专栏：
精采的友谊赛
——记苏联“泽尼特”足球队来访初赛
李平
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昨天（十月三十日）下午，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作了来华访问第一场友谊比赛。两个兄弟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表演得十分出色。九十分钟激烈比赛结果，二比二，打成平局。
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是苏联著名的足球队之一。这个队在近年来的国际比赛中，曾获得相当战绩。他们昨天在运动场上的表演，显示了他们具有的高度技术水平。
球赛开始后，联队逆风首先发动攻势，前锋史万春、孙福成、韩文松用三角短传把球带进“泽尼特”队防区，几经截夺，球仍被联队控制；左翼韩文松在近底线处得球中传，右内锋金龙湖换位在门前正中十八公尺外试射偏出。这以后，“泽尼特”队组织进攻。“泽尼特”队锋线速度很高，个人基本技术又很熟练，所以不几传即将球压进联队腹地。联队判断能力最强的前卫丛安庆也难于阻挡右翼伊凡诺夫和中锋克拉维茨。但由于联队锋线迅速后退加强防守，“泽尼特”队两次钳形楔入都没有建功。这时候，双方优点都已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泽尼特”队所有队员，不仅基本技术好——传球、停球、带球都能作到恰到好处，而且速度高，合作紧密，攻坚锐气旺盛；联队基本技术虽然稍差一些，但合作和战斗意志也不差。
开赛后第十五分钟，“泽尼特”队右内锋捷尼亚根，带球沿边线迅猛推进，联队中卫王德发奔出拦截被捷尼亚根闪过。捷尼亚根正想传中给左边锋线冲门，联队后卫李长平赶上一脚把球踢出底线。角球开出，“泽尼特”队前锋已成马蹄形围住联队禁区，克拉维茨头球攻门，被王德发倒钩出禁区白线，但球又被风送回禁区左侧，左翼杰尼索夫看得准确，凌空一脚射球进网。全场观众对“泽尼特”队的猛烈攻势和猛狠的射门技术，报以热烈掌声。
联队先输一分，但斗志并不稍馁，卫线紧逼盯人更加严密，中卫和前卫间组成的防线也更稳固。在开球后八分钟，联队五锋得前卫护送，从右侧发动闪击。先是右翼李朝贵带球急进，当他看见对方前卫卡尔波夫冲来截球时，立即拨送给稍靠后策应的中锋史万春。史万春闪过中卫萨马林，挑高球传给并力切进的金龙湖；金龙湖巧妙地略带几步，“泽尼特”队富有经验的守门员列昂尼德冲出封锁对方射门角度，金龙湖趁势中拨，在距门右侧十二公尺处猛踢一脚，列昂尼德扑救不及，球从左角飞入网底。场上记录一比一，两万多观众都为联队成功的反击祝贺。
打成平手后两方都想争取胜利，球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上半时终场前，双方都无法射球进网。
下半时开始，进攻的优势仍被“泽尼特”队掌握，他们虽然处在逆风地位，但他们运用准确的三角低传屡次逼近联队门前，锋翼之间的交叉换位也十分灵活、适度，这样，就使联队卫线三度发生漏洞，由于补位及时，“泽尼特”队几次远射都未破网。十分钟左右，联队门前一片混战，“泽尼特”队又一次以马蹄形攻势迫近联队大门，左内锋邦达连科得球猛踢，被王德发挡出，伊凡诺夫顺势钩回一脚踢进门去。场上记录二比一，“泽尼特”队再次领先。为了增加攻击力量，联队以孙秋波替换李朝贵，这时锋线基本上是回防助守。到第三十七分钟，联队组织了一次巧妙的进攻，联合队左前卫王立惟在“泽尼特”队门前得球强劲远射，列昂尼德站立方位偏左，球从右角飞进网底。这个球踢得出其不意，使看台上腾起一片喝采声。第二次打成平手后，两方更全力争取最后胜利，联队攻击力量逐渐显现强大，韩文松、史万春在“泽尼特”队防区十分活跃，但比赛经验到底不如“泽尼特”队，因此，常发生越位犯规。“泽尼特”队也有多次巧妙合作，却在临门时一脚偏出或被联队奋勇截出。裁判员一声长哨，结束了这场比赛，结果是二比二平局。
从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到“泽尼特”队在全面进攻和全面防守上的许多优点表现得最为突出，锋卫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误传和过多的盘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打得特别轻巧；而尤其感人的是他们在门区争球时，当可能伤害我国运动员的情况下，他们从不出脚。这种高尚运动道德，受到了两万多观众的热烈赞扬。（附图片）
苏联“泽尼特”足球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比赛时的一个场面。
本报 王志渊摄
第3版()
专栏：
欢迎印度国家排球队
印度国家排球队二十六日在北京新落成的体育馆举行来我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图为在比赛开幕式上的印度国家排球队（左）和北京排球队（右）。本报记者 高粮摄
印度国家排球队和北京排球队友谊比赛中的一个场面。董青摄（新体育社稿）
北京女运动员向印度国家排球队的队员们献花。 本报记者 高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