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几点体会
中共山西长治地委书记 贾俊
一
五年来，山西长治专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的正确性，也完全肯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长治专区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经过重点试办、全面布局和大发展三个时期的。一九五一年春到一九五二年春，为重点试办时期。开始由地委亲自领导试办了十个社，接着又由各个县委和区委试办了一百三十四个社。一九五二年秋到一九五三年春作了全区准备大发展的布局工作，即在整个专区按乡按村作了“梅花式”的布点，合作社发展到九百八十四个，基本上达到了乡乡有社。一九五三年秋以后为大发展时期，经过两次大发展以后，截至本年八月底，全专区合作社已达八千三百一十九个，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每社平均五十点九户。全专区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四个县，其余各县入社农户也达到农户总数的一半以上。五年来，不仅一批一批地发展了合作社，而且把这些合作社也都一批一批地巩固下来了，从重点试办到两次大发展建立的八千多个合作社中，没有一个垮台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工作作得好，合作社不仅可以大批建立，而且能够巩固下来。所谓“建社容易巩固难”的论调是经不起反驳的。合作社所以能够巩固，最重要的是由于它能够增产。从最近检查的结果来看，长治专区百分之九十八的社都可以保证增产。按照计划，经过明年春耕前的第三次大发展，入社农户可达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即基本上完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积极地有步骤地使这些合作社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预计到一九六○年，全专区即可全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
二
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联系五年来我们领导农业合作化的经历，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在党的正确方针之下，统一全体党员的意志和行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富农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因而党内就必然会出现反对合作化运动的人。因此，在党内不断进行党的合作化方针的教育和不断进行反对富农思想的斗争，就成为合作化运动顺利发展的先决条件。五年以来，长治专区在党内进行过四次规模巨大的反对富农思想和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一年底针对当时一部分党员和干部由于家庭经济地位上升而滋长着的“革命到了顶”的退坡思想，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开展了反右倾的思想斗争。从党内清除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同时进行了农业必须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走向集体化、现代化的前途教育，并贯彻执行了省委提出的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的口号，把互助合作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五二年针对少数党员和干部中所发生的剥削行为，又开展了反富农思想的斗争，进行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教育。一九五三年深入进行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的指示，批判了部分干部不敢大胆发展合作社的右倾思想。一九五四年为了进一步克服富农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全面地进行了整党工作，全专区的党员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站了一次队，又从党内清除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总计在这四年之中，从党内清除了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同时也表扬了占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八的在合作化运动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的好党员。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样四次大规模的反对富农思想，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就不能打击邪气，发扬正气，就不能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就不能贯彻执行党的合作化的方针，也就不能顺利开展合作化运动；但这还不能说，从此以后合作化运动就会一帆风顺。事实证明，今天不少干部在合作化问题上正在滋长着骄傲自满和丧失警惕性的麻痹思想，还有一些干部在部分老社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的问题上又流露出了“怕冒进”的右倾论调。由此，就该得出一条教训，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进行反对富农思想和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是党组织的经常必须注意的事情。
二、为了发展合作社和巩固合作社，党组织就要做好培养合作化干部的工作。怎样培养干部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几年来，我们把发展和巩固合作社当作培养干部的主要源泉。自始至终实行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创造典型，推动一般，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办法。地委、县委的每个委员都有经常直接联系的合作社，而且差不多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对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群众思想动态的调查研究，并且经常抓住典型事例，运用互助合作代表会、积极分子会，或通过互助合作网，组织大规模的观摩、评比等方法来交流经验，这就使大批合作社的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通过这些典型事例和经验领会党对合作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学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样，大批的办合作社的骨干就生长起来了。五年来，全专区所有的农村支部的干部和区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学会了办社，同时从农民中培养了合作社生产队长以上的领导骨干十二万人，劳动模范、积极分子二十余万人，这就形成了一支农业合作化的强大队伍，从而也就解决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三、要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好，就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那样，在建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建社后又要做好经常的整顿工作。一九五一年，我们在十个社试办成功后，即组织全专区县、区、乡干部学习这些社的成功经验。同时在全专区农村已经普遍建立起互助组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作了发展合作社的大体规划，这为以后逐步发展合作社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后，每年春季都要自下而上地制定当年合作社的发展计划。然后在常年准备、充分准备的口号下，从春耕到秋收按照计划，通过互助合作网，实行联组、并组，选拔领导骨干，学习老社经验，搭起新社架子。这种把建社工作常年化、经常化的作法，就是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长治专区内在最近两年的大发展中没有出现过“自发社”是与此有关的。现在全专区的合作社都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末有了这种建社前的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否建社以后就可以不注意或少注意整社工作呢？经验证明不可以。因为合作社从开始建成到完全巩固，必须按照党的阶级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极细致极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是一种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不能设想大批合作社建成以后不作整顿就可以自行巩固。最近两年，我们每年都是按春、夏、秋三季进行三次整社工作。每次整社工作的内容都按工作发展情况而有所不同。总的说来，我们的每次整社工作都抓紧了以下三点：（一）发扬民主，审查社员，审查领导骨干，改善领导方法，培养领导核心。（二）检查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有无社章和对社章的执行情况，端正政策的执行，改善经营管理。（三）检查生产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组织劳动竞赛，保证增产计划的完成。事实证明，只要抓住这样三个主要环节，每年对合作社作两次到三次的整顿，合作社是一定可以巩固的。现在，全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都制定了社章，普遍都有年度生产计划，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制定了十年或十五年的长期生产规划。
三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具有对新鲜事物的锐敏感觉，就必须时刻注意发现合作化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提出适应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办法。长治专区合作化大发展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了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调查，现在全区新富农已由一九五一年占农户总数的千分之八减少到千分之一左右。土地买卖已基本上停止了。四个基本上合作化的县，富农经济已经不存在了。贫农由一九五一年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七减少到百分之六点三。富裕中农除土地不多、劳力、牲口和农具齐全的不愿入社外，有的已入社，有的正在酝酿入社。他们之所以要求入社，主要是由于不少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他们的生产水平。据统计，一千二百七十六个老社的生产水平，已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百分之三十八。现在长治专区的贫农和下中农的普遍舆论是：“生产得亏农业社，生活全靠供销社，花钱就找信用社。”要求入社的富裕中农认为：“迟不如早，早不如快，早入社早光荣。”而新富农则处于“出租土地无人要，想找雇工没人当，投机买卖断门路，放账剥削怕告状”的境地。这就是目前长治专区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写照。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种巨大变化而盲目乐观起来，我们认识到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是随着这种巨大变化而简单了，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和复杂了。富农的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但富农对合作化运动的抵抗和破坏并不同他们的数量减少成正比例。而且，从他们所制造的这些破坏事件中可以看出，富农分子在农村并不是那样孤立无援的。问题在于富农经济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滋长起来的，所以，只要农村中还有小农经济的存在，合作社内部还有半私有制的存在，就是说，只要农村中还有产生富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存在，那末，富农思想的影响就会经常形成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抗甚至破坏。况且这种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影响，即使在富农经济消灭以后，还会在人们的意识中长期存在，到那时，我们还要同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决不应当这样想，农村中多数农户合作化了，富农经济大大削弱了，或者不存在了，因而“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跟着大大削弱或者不存在了。但现在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好是这样想的。显然，这是不合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要彻底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只有把农民的个人所有制完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把全体农民组织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来，而且要采取适当的步骤促使低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完成这种过渡仍然要经过复杂的斗争。这主要表现在社内公积金的积累、劳动报酬的逐步提高和土地报酬的逐步降低、牲畜农具的公有化等三个问题上。在这里存在着要求过渡和不愿意过渡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矛盾。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不断地增长合作社的生产力，从经济上创设过渡的条件。同时，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克服小生产者个人自私心理，从思想上改造农民，尤其要注意提高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对于这一新的复杂的任务，我们还缺乏经验，需要学习和创造这一方面的经验。
第二，我们看到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以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区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七点八，耕畜增加了百分之七点四，猪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一，羊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八。合作化的优越性，给挖掘农业生产潜力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以平顺县为例，在全县合作化的基础上，经过全面规划，发展多种经济，十五年后，每人每年粮食平均总收入预计可达三千四百斤，比一九五四年还要提高四倍多。但是，如何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如何发掘农业生产的潜在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现在我们已有不少同志认为“合作社的生产已经到顶”，“合作社只有三年的优越性”，这种生产上的自满保守倾向，主要是反映了中农思想。如果不经常地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农业生产力就不可能不断地提高，合作社也就不可能最后地巩固。根据已有经验证明，要克服这种保守思想，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生产的全面规划；发挥国营农业试验场、技术推广站的技术指导作用，有计划地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广大积极分子和青年突击队广泛地开展劳动竞赛运动。我们可能而且必需在三、四年内使现有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过富裕中农。目前的关键在于，从我们自己起以至全专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生产斗争的知识，善于把科学技术和群众的生产经验结合起来。同时，善于以生产为中心组织全面的经济工作。
第三，我们看到了由于合作社的大发展，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也大大提高了。以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全专区的农村购买力即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平顺县参加了合作社的农民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过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现在是“顿顿吃饱饭，年年有余粮，过年过节还能吃到肉和面”。过去是“少穿没戴，少铺没盖”，现在是“身上穿的市布衣，黑夜盖的花花被”。至于群众文化生活的提高，只要举出几件事就可以说明了。现在每个乡都有民校，合作社社员参加民校学习的有二十三万人，不少合作社的会计和记工员都是民校的毕业生。青年社员学习文化的情绪特别高涨，扫除文盲工作，领导上抓得不紧，可是他们自己却抓得非常紧。中苏友好集体农庄一百多个生产队长经过三年的业余学习，现在都已能记简单的笔记了。此外，农村中的卫生状况也大有改善，疾病也开始减少。特别是劳动光荣，剥削可耻，以社为家，热爱社会主义已成为主导的社会风气。所有这些新的情况，要求我们在领导合作社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满足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在制定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时，也必需兼顾这两个方面。
但是在目前长治专区的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反对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盲目乐观、铺张浪费、增大非生产性的支出；另一种是不关心贫苦社员和一般社员的生活福利。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强调勤俭办社的方针，逐步推行成本核算制；同时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合作社的和社员的副业生产，在不影响社的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应给社员个人以从事副业生产的时间，以便增加社员收入，解决缺少零花钱的困难。必须注意公益金的积累，逐步地帮助鳏寡孤独老残病弱的社员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同时，必须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领导，争取在三、五年内，完成对合作社的青年社员的扫除文盲工作。普遍推广合作社办青年技术夜校的经验，大量培养青年技术人材。
为了适应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新局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这就要求我们要逐步地按乡建立党的总支委员会，按合作社建立党的分支部，以便进一步加强党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我们将坚决遵循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戒骄戒躁，满怀信心地为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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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苏联“泽尼特”足球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竞赛司司长 李梦华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在领队维·斯·杰洛曼诺夫率领下已分批到达北京。该队除在北京同我国各足球代表队进行比赛以外，并将赴天津、沈阳、上海等地访问。我国人民、我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对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
苏联的足球运动是最受人欢迎的群众性的运动项目之一。在苏联，无论是城市和乡村，工厂和集体农庄，到处都可以看到足球场地和练习足球运动的人们。而苏联足球运动的技术水平，是极高的。在今年，苏联的足球队在同许多外国足球队进行的比赛中，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苏联代表队以六比零的战绩战胜了瑞典代表队。嗣后，莫斯科的“狄纳莫”队以三比零胜意大利的冠军“米兰”队。在今年八月间，莫斯科的“斯巴达”和“狄纳莫”两队，分别以三比零和三比二战胜国际上著名的英国职业足球队“武尔弗哈姆普吞流浪者”。接着，苏联混合足球队在八月二十一日又以三比二击败了一九五四年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混合足球队。
这次来我国访问的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也是苏联著名的足球队之一。它是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系统的企业、机关和学校的体育团体所组成的“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的代表队。“泽尼特”足球队，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就参加全苏“甲”组的足球冠军赛，并连续获得优良的名次。从一九四四年起，“泽尼特”足球队共参加过二十场国际比赛，战胜过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城市代表队和体育协会的代表队。来我国访问的十八名队员中，守门员列昂尼德·伊凡诺夫、前卫维克多·卡尔波夫、前锋弗里德金赫·马柳金都获得苏联功勋运动员的称号。此外，还有七名苏联运动健将和六名苏联一级足球运动员。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的足球队。
近几年来，我国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技术水平也有了提高，其所以如此，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苏联对我们的无私的帮助，以及我们学习了苏联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从一九五○年以来，苏联曾先后派遣了篮球队、体操队、田径队、游泳队、滑冰队等优秀运动员来我国访问、表演和比赛。我国运动队和运动员也不止一次地去苏联访问。在这些频繁的交往过程中，我国运动队和运动员得到了很大的教益，不仅改进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而且培养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作风。
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的来访和比赛，对进一步开展我国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和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技术水平，将会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我国运动员，特别是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十分诚恳、认真地学习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的优越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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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亲
——记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菡子
看见卓娅的妈妈——柳鲍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了，她第一次到中国来，可是我们谁都觉得她早已在我们的身边。
我一看见她，立刻想起的是柏林苏军纪念碑前的塑像。听人叙述过在那被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始终只能沉默地走过的地方，踏进凯旋门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座灰花岗石的妇人的塑像，她一手撑坐一手抚胸，坐在苍劲而常青的松柏树前，悲壮而哀痛地垂下她的头。这座塑像的名字，谁都可以立即想到的就是：母亲。她无声地向人们叙述着战争的灾难和和平的愿望。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正是从这座塑像里走出来的活的母亲。她很高大，无论坐着或站着，都使人感觉到面前有一座动人的胸像，呈现着力量，并向人们亲切地召唤着什么。那被我们无数次注视过的卓娅的眼睛和嘴唇也正是母亲的特征，它们是温柔而坚毅的，银白色的头发只增加了母亲庄严而慈祥的神色。淡灰色和深绿色的衣裙跟她淡红的肤色很相称。每天随着衣服更换的围巾、披肩、别针、鞋袜，我相信她还是照着喜爱美术的舒拉的意见安排的，她的一切有多么和谐。记得她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两次说到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像怕火一样怕说夸张的话，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正是一个无限朴素和真实的人。
母亲写过：“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这曾经是母亲的喜悦。但是在失去卓娅和舒拉以后，我觉得她开始在无数的孩子和年青人中寻觅同自己孩子的相似之处了。那天她在我们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见着张桂兰（曾在影片“丹娘”中为卓娅配音），她虽然连忙不让张桂兰流泪，但是从张桂兰真挚的表情和亲切的声音中，她认出了卓娅。在回到旅馆的车中，她忍不住说了：“我看到了我的卓娅”。看见什么都能想起卓娅和舒拉，特别在孩子们和青年人身上，母亲看见了自己孩子的过去和现在。有一些人在感情和理智上那么酷似卓娅，母亲一眼便看出来了！
对于卓娅和舒拉的回忆，随时牵连着母亲的心。我有两次机会听她叙述同女儿和儿子最后别离的情景。她说了有多少遍，可是她仍像说起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激动着，含着眼泪。她再看不到自己亲爱的女儿和儿子了，再听不到自己的孩子叫她“妈妈”了。但是，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成了她的孩子，叫她“亲爱的妈妈”。她来到中国，她的中国的孩子们，扑到她的怀里喊着“妈妈，亲爱的妈妈”。母亲的心激动着，含着眼泪，说：“我的卓娅和舒拉没有白白的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人类。”
年青人真愿意把所有的优点集中起来，凑成一个卓娅一个舒拉去献给母亲，像卓娅和舒拉一样来体贴母亲，给母亲最大的安慰。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母亲，她知道：在痛苦中，只有一件东西能拯救她，这就是觉悟到人们需要她，知道她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工作帮助了她，她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她觉得人民需要卓娅和舒拉，她就有力量把儿女的事业承担过来。
十多年来，母亲不倦地工作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四千多万个生命，有三千多万人成了残废，还有多少人失去自己可爱的家庭呵！为了使人类不再遭受战争惨祸，要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母亲们特别深刻地感到和平的可贵，争取和平的工作，成了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主要工作。她同二十几个国家的年青人和孩子们通信；她出席过巴黎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也在洛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母亲们见了面。她每天几次谈着和写着自己女儿和儿子的故事，人们因为卓娅和舒拉，因为母亲真挚的面容和动人的言语，一下子把全部的信任给了这位崇高的苏维埃妇女。在许多陌生的城市里，父亲和母亲们领着自己的孩子来认认这位伟大的母亲，孩子胆怯地而随即又坚定地说了：他们正在学着卓娅和舒拉。人民民主国家的妇女们围着她请教怎样把孩子教育成卓娅和舒拉那样，母亲想了一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又照着党的意思让孩子们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热爱美好的生活。在我们国家里，比我更好地教育他们的还有学校、共青团以及整个集体。”
许多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把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当作最亲密的知心朋友。母亲就在同她们握手的时候，给了她们力量：“为了孩子，让我们更多做一点事情吧！”那以母亲的心血和母亲特殊的语言写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不朽的书，在中国就印了一百三十多万册。在每一本书的每一页上，都有母亲们、年青人和孩子们的眼泪；但合上书本，站起来，就能感觉自己看见了无限纯洁和光明的境界，知道自己将往那里走去。
在和平的日子里，世界上已有无数预示着幸福和美好的小女孩的名字叫做卓娅；还有无数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孩子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叫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亲爱的妈妈”，这是属于卓娅们和舒拉们的时代，人类是多么相亲和相近呵！今年春天母亲还接到美国一个码头工人寄来的信，寄来他和自己女儿的大照片。他告诉母亲说：他在一九四六年到过苏联，卓娅的故事第一次深深地感动了他，那时他就起誓要把妻子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叫做卓娅。回国后，他们果真生了一个女孩。在为女儿命名时，妻子认为卓娅不是美国人的名字，丈夫把故事告诉了她，但是生活在美国，她不能不想起这样的名字将要使父母有被逮捕的危险，因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名字呵。码头工人说：“我起过誓我一定要这样做。女儿叫苏联英雄的名字会幸福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卓娅和舒拉。人们有了最好的成绩，才把自己的学习单位和工作单位冠上卓娅和舒拉的名字，在以卓娅和舒拉为名的学校里，现在坐在卓娅和舒拉位置上的孩子，怎么能怀疑她们不是卓娅和舒拉那样的人呢！
母亲接到中国的邀请通知以后是异常激动的，她立刻想到：“六万万人哪，没有忘记我哪！”中国的孩子们同她通信已有几年的历史了，她还记得第一次看见方块字写着“亲爱的妈妈”时，她是怎么流泪的。六年来，中国的孩子们时常向她报告祖国各方面的生活，使她像走进自己的大家庭里一样。但她更渴望亲自见一见这些黑头发黑眼睛的女儿和儿子。她来了，几乎所有的人没有放过报纸上关于她的消息的每一个字。我相信只有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自己才能说清楚中国人是怎样欢迎她的。我在旅馆的会客室里，看见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小万昭，拿着她满是五分和仅有两个四分的成绩单，虔诚地等着母亲。当她知道见不着母亲时，她只得含着眼泪伏在桌子上写起信来，我斜眼看了一下，她正写着：“亲爱的妈妈，我多么想见见你，那怕一分钟也好……”后来她叹着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你的黑眼睛的女儿”下面。
母亲——人类中最亲切和美好的字眼，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同志，这就是年青人和孩子们对你的共同的称呼。愿母亲万寿无疆！（附图片）
卓娅的母亲同我国青年们在一起。 本报 王志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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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庭艳丑态百出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不出所料，吴庭艳在美国的一手支撑之下，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自封“总统”了。
为了替吴庭艳捧场，美国除了赶紧表示“承认”外，它的宣传机器最近大事吹擂，说什么“吴庭艳已经获得辉煌的胜利。”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胜利”呢？法新社在吴庭艳集团举行所谓“公民投票”的第二天，自西贡发出的一则消息中说：“大多数观察家们认为，吴庭艳对保大的胜利，是由于准备得很巧妙的竞选运动的结果，这次竞选运动的有利条件是资力充足，特别是他的对手（指保大）不在国内。”这家法国通讯社“含蓄”而又“不经意”地把吴庭艳的把戏给戳穿了。
南越有一家公开标榜“反共”的电台——大越广播电台，它每天广播吴庭艳集团的“公民投票”的实况。这些“实况”虽然远不够详尽，但是已经把这幕丑剧的一些真实情况暴露出来了。
大越电台广播说：吴庭艳在“征求民意”之前，就下令他的警察、士兵改装，散布各处监视人民，并以不投票不准登记买米来威胁人民。这些人并奉命每人投一百张票。
吴庭艳集团公布的法令规定，“选民”投完票后要把身份证交给投票站盖上图章，才算完成任务。据大越电台说，十月二十三日，西贡福寿跑马场投票站忽然宣布“图章”不见了，人们投完票之后，又被强迫连续投了五、六次票。然后，又开来一辆大卡车，把人们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票，才能给他们盖章。人们就这样反复地充当投票机器，因为身份证上如果未盖章，往后就有身家被害的危险。
大越电台说，在顺化市和土伦市设有“隐蔽屋”据说是为了便利人民“秘密”投票。可是这种房屋只拿布块遮挡，而且布块离地面都有七、八十公分高，里面人的举动都可以看到。吴庭艳集团制发的“选票”共分两半，一半是红色底版，印有吴庭艳像；另一半是绿色底版，印有保大像。“投票”时是把半张扔到地上，另半张投到箱内。如果有谁把红色的一半，即“赞成”吴庭艳的一张扔了，就马上被抓走或记上黑名单中。广治省的“隐蔽屋”更好笑，只用布块遮住一边，其他地方敞开着。吴庭艳的警察和密探就站在那里，不停地指着投票的人说：“把绿的一边撕下扔到地下，把红的一边放到信封里，听见没有？”西贡所属太平市投票处房子非常大，但是每次只准三、四个人入内投票，使他们互相怀疑是吴庭艳的密探。西贡、堤岸许多学校当局并奉命指令学生给吴庭艳投票和“揭露”不投票的人。关在西贡和南越其他地方的监狱里的“囚犯”，也被指令投票，到时候被集中在一起，由狱卒把事先撕下来的红票投入箱里。诸如此类，无奇不有。
投票那天，许多人被捕了，原因是有人把票子红色的一边扔在地下、有人把票子红绿两边一起丢掉投空信封。吴庭艳内务部的“和平报”在十月二十四日也承认说：“有许多人因破坏投票被捕，一个投空信封的人叫抓走了。”
吴庭艳集团虽然采取了种种无耻的手段，但是，这种“投票”仍然遭到南越人民普遍的强烈反对。许多地方因为投票的人太少，吴庭艳分子只好自己来编造数字；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笨拙，结果处处露出马脚。例如，吴庭艳集团的广播电台十月二十四日发出来的一则消息说：根据西贡、堤岸等地初步统计，吴庭艳已得选票占总票数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七五！据法新社在一则消息中报道，有许多地方宣布的选票数目“比在选举登记册上的人数多”。
大越广播电台说：西贡、堤岸是吴庭艳政权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但被迫去投票的才占其统计人数百分之三十弱，其他藩郎、广治、承天、西原等地还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即使没有投票的地方，吴庭艳也会很快就得到他认为满意的数目字的。
吴庭艳集团这种“征求民意”的丑剧愈是扮演下去，它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和平的丑恶面目愈是暴露无遗。越南人民对它是无法宽恕的。正如越南人民报所说的：“倘若他还继续走这一条道路，则将愈加遭到我国人民的深恶痛绝和坚决反对。我国人民的真正意志是：要求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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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光辉，人民的友谊新华社记者 帅鹏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虽然已经离开瑞典到达挪威，但是它的成功的演出在瑞典公众中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它所传播的友谊深深地铭刻在瑞典人民的心里。瑞典的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所说的一番真挚的话，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她在剧团结束哥德堡的演出时要记者转告全体演员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访问。你们从遥远的地方为我们带来了优美的艺术，也带来了你们的善意。当你们回到北京的时候，请记住：在瑞典有着你们真诚的朋友。”
瑞典居民见到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艺术家们常喜欢问：“你们到瑞典来乘火车要走多长时间，坐飞机又要几天？”的确，中瑞两国相隔何止千里，相互间的了解又还是这样不够。但是，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的表演在两国人民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彼此的友谊。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演出轰动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以至全国各地。“京剧”成了人们经常谈到的题目。“南瑞典日报”报道说：“来自中国的客人得到了激动人心的成功——人们的话题很少谈到其他的事情，特别是在戏剧界人士中间。”瑞典评论家库索夫斯基说：京剧的演出“几乎把观众带到了疯狂的边缘。”剧评家胡德认为京剧是“不可思议的壮观”。皇家剧院总经理伯格隆德在评论京剧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效果时说：这是“皇家剧院历史上最有趣和最令人注意的访问演出。”
瑞典公众对中国艺术家们表现了非常的敬慕和热爱。许多人以得到中国京剧演员的签名为光荣。当剧团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演出时，挤在后台的一群瑞典巴蕾舞演员羞涩地期待着得到中国演员的签名，而当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全都兴高采烈。当剧团在哥德堡一次演出结束后，瑞典著名的女演员特恩斯台特激动地抱着演员们热烈地接吻，表示她对京剧的钦佩和倾倒。剧团在每一处演出结束时，戏剧界、地方议会和政府总是用带有瑞典国旗的黄蓝两色的飘带的桂叶花环献给剧团，来表示对演出的最高的赞誉。
京剧所以赢得瑞典观众的这样推崇，正像瑞典的艺术家所指出的，是由于它和人民的联系，它的生命力，它的表现的艺术和幽默感以及它的艺术的完整性。京剧能够给观众这样大的感染以至于赢得了他们的心。剧评家莱塞说：“这个和传统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的、古老而又年青的戏剧，以诗歌的音韵、武艺的配合、诙谐幻想的穿插、清晰的抒情、复杂的表演、浅淡的颜色，创造了自己的各方面的和事实相同的戏剧……。在这里发现了被人遗忘了的基石，如果现代的戏剧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些基石是不可缺少的。”
瑞典公众也从剧团的访问中了解到新中国的真相。京剧尽管有它悠久的历史，但是只有在人民的新中国，它才得到重视和发展，并且第一次把它介绍到了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瑞典舞蹈协会主席哈格说：“我们看到中国给了古老的文化以生命。在这个文化中，传统在开放着新的花朵。”
在剧团访问瑞典期间，人们常常爱说，瑞典人得了“中国热”。这种对中国的兴趣还不仅表现在人们穿上中国式的旗袍和中国料子的衣服，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切望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多地和中国来往。在皇家剧院舞台后面一位瑞典的音乐家一连几晚站在中国京剧伴奏乐队旁边，仔细地研究中国古典乐器的演奏。这种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的事情是举不胜举的。在中瑞两国艺术家的会见中，许多人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去访问。有的还表示要把儿女送到中国去学习艺术。瑞典著名的女舞蹈家阿柯逊几乎出席了剧团在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次演出。她特别对京剧中的舞蹈感到兴趣。她还专门为中国艺术家表演了她自己的三个舞蹈节目。
瑞典艺术家们在同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接触中间，真诚地流露了加强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愿望。瑞典的艺术家也和中国艺术家一样知道，通过相互的交流经验和学习，艺术就会不断地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