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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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承革命先烈的伟大遗产
——在首都青年代表瞻仰任弼时同志纪念馆时的讲话
胡耀邦
二十七日是任弼时同志逝世的五周年。大家要求瞻仰任弼时同志纪念馆,想从弼时同志的生平中学习一些东西,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国人民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走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一十五年。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整整有二十八年另三个月。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们,为着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万代子孙,贡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当着我们为祖国的今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当着我们为自己的前程而纵情歌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革命先烈,时常怀念着他们,这当然是非常应该的,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不仅要深深地感激他们,而且要全面地知道他们留给我们什么伟大的遗产。那末什么是革命先烈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下面三个方面。
革命先烈们留给了我们伟大的革命功勋。这就是说,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和一切革命长辈们率领着我国广大人民英勇奋斗,我们的国家早已经变成了完全的殖民地,我国人民早就沦为受人压迫、剥削和侮辱的最悲惨的奴隶。
革命先烈们留给了我们伟大的革命精神。这就是说,他们随时随地能够把祖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看作是最神圣的东西,能够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利益。人总是珍贵自己的生命的,但是当革命利益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头颅和鲜血。
革命先烈们留给了我们伟大的革命智慧。这就是说,他们善于从实际斗争中不断地去追求革命的真理,善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寻找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同志们都知道,正是由于革命先烈们的无数革命经验,经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断地集中和提高,就成了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毫无疑义,这门科学对指导我们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任弼时同志的名字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是特别亲切的。任弼时同志是我国人民的一个杰出的儿子,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中国青年的榜样和导师。因而我们今天特别来学习任弼时同志所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弼时同志那种全心全意、一贯到底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气概。大家知道,弼时同志从十六岁起一直到脉搏停止跳动,他把全部的心血献给了革命。弼时同志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对革命有功而计较过什么地位,从来没有因工作有成绩而感到自满,从来没有因为革命有了进展而有丝毫的懈怠,真是三十年如一日。这一点,对我们青年同志特别重要。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路途还很远,党和革命的长辈们正是希望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青年同志能够高举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走向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壮丽的事业。
其次,我们应当学习弼时同志那种革命者必须具有的高度的原则性。大家知道,弼时同志对敌人和对敌对思想有最大的斗争勇气。弼时同志两次被敌人逮捕都毫不动摇,坚贞不屈。弼时同志在党内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弼时同志对自己各方面都很严格,对同志、对群众都很谦逊,很关心,很爱护。这一点,对我们青年同志也特别重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一定要领会党的教导,牢牢地站稳革命的立场,同国内外一切敌人作无情的斗争,同那些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行为划清界限,在实际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再其次,我们还应当学习弼时同志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大家知道,弼时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革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长期刻苦地用功学习。弼时同志从来没有间断过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弼时同志经常注意深入群众作调查,就是病危的时候,也还在研究时局。弼时同志写给他孩子的一句意义深长的话说:“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这一点,对我们青年同志也特别重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的事业。我们要对这一个光辉的事业有所贡献,不但要有最大的热情和勇气,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学到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本领。
让我们这一代青年把弼时同志和一切革命先烈们的伟大遗产全部继承下来,努力实现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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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运用米丘林学说获得的初步成就
梁正兰
解放后全面地传到我国的米丘林学说,把我国的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几年来,全国的农业生物科学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热诚无私的帮助下,广泛地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并结合自己的业务,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从而使我国的农业生物科学走上新的道路,并取得初步成果。
米丘林学说的原理和方法,在我国的群众性选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旧中国的许多农学家,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味崇拜外国品种,而对我国的农家良种从不过问。米丘林曾说:“认为一切最好的东西只能从外国得到的想法是可耻的。”当时许多人却正怀着这种想法。解放以后,在米丘林学说指导下,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选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现已选出各种作物的优良的地方品种达一千三百多种。其中山东劳动模范于青绶夫妇所选的“扁穗小麦”,黄县仲维芳夫妇选育的“大粒半芒麦”,江苏劳动模范陈永康所选的“老来青”粳稻品种,都已经推广了几十万亩到一百万亩。这些良种,都具有丰产特性和区域适应性,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和保持品种的生活力,米丘林学说所创造的品种内、品种间杂交以及远缘辅助授粉等先进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工作中有了初步结果。例如华南农学院以七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内杂交的结果,平均谷重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二九,穗重增加百分之十六点三一,秆长增加百分之二点九。又以“黄占”等四品种的混合花粉进行品种间杂交,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二十点七。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用“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籼”“中农四号”四个品种进行品种内杂交结果,第一代增产百分之二点三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室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曾以“斯字棉二比”“密字棉103—4”两品种为复壮对象,以五个陆地棉品种及中棉、木槿、蜀葵、槭葵等作父本,分别进行品种内、品种间杂交及远缘辅助授粉,均提高了子代生活力,比自然传粉者健壮,早熟,产量高。并在复壮方法中查明:多父本优于单父本,子代早播优于晚播,两次授粉优于一次授粉,去雄优于不去雄等。
各地采用玉米辅助授粉方法,也获得丰产效果。各地实验结果证明,进行去雄授粉当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以上,用作种子,来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七到十。这一措施正在推广。利用玉米品种间杂交种子的增产效果,已经确定。例如山东省五种杂交种子中的“坊杂二号”,一九五二年在胶州、泰安,莱阳等七地试验结果,平均比当地品种增产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一九五四年在潍坊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比结果证明:平均增产百分之七十点七,其他杂交种子均有同样效果。现在山东省已推广杂交种子一万亩以上,并进行了技术传授。目前全省已有六个专区约三百个以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学会生产杂交种子,一般获得良好的结果。
根据米丘林学说改变外界条件提高作物生活力的先进经验,河北省农学院曾以粟、黍、高粱、玉米等作物进行了晚秋播种试验,试验证明,生活力均有所提高。以粟为例,晚秋播种的比对照一般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五,抽穗早十三到十五天,并减轻了白发病和红穗病。
应用李森科院士所提出的春麦变冬麦的原理和方法,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变春麦为冬麦的研究上获得成果。该所先后获得了七个由春麦转变为冬麦的新类型,其中“克华”“克丰”已能在当地摄氏零下三十六度低温下越冬。这一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
另外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处,在小麦分枝性的研究中初步查明,多肥多湿、疏栽和移植等措施,在创造分枝类型上具有重要作用。
米丘林学说全面地传到我国后,各地作了不少无性杂交工作。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用海岛棉同陆地棉“岱字十四”嫁接培育的结果,当年现蕾开花即提早一月,次年即能和“岱字十四”同时开花,即比海岛棉在当地的开花期提早了两个月。后经几代培育,结实性已趋正常,早熟性亦渐稳定。这一工作为长绒棉选种提供了良好资料。该所的中棉和陆地棉杂种的连年培育和选择,现已获得早熟、长绒的新类型。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用“白茄”嫁接在“九叶茄”上获得无性杂种。嫁接当代即在果形果色上发生变异,次代并有分离现象,其中出现从未见过的类型。试验还确定,由于嫁接方法不同,变异发生的时期和程度也不同。应用嫩芽接和双接法容易获得无性杂种,并且变异程度也大。此外,浙江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处都曾先后获得无性杂种。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扫除孟德尔—摩尔根派伪科学的遗毒很有作用。
关于阶段发育的研究,目前在小麦、棉花、水稻、粟以及蔬菜方面,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室、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一九五三年对全国有代表性的一百六十八个小麦品种作了分析,从分析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越是北方品种,冬种性越强;越是南方品种,春种性越强。从光照阶段上看,南方品种有三分之二对光照反应迟钝。华东、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水稻方面。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对二十一个品种分析的结果:一般能在摄氏十五到三十度条件下进行春化,天数不超过十二天。不同品种表现不同。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得到类似结果。这些试验还指出:早熟品种对长光照反应迟钝,中熟、晚熟品种反应灵敏。棉花方面。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室、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对十二个品种分析的初步结果是:春化阶段要求摄氏二十五到三十度的温度,各品种不超过八天,早熟品种较短,晚熟品种较长。在光照方面初步证实,各品种在十二小时短光照下发育最快,节间短,株型紧凑,现蕾开花期均较长光下提早。提早天数各品种不等。吉林农业试验场查明了白菜、萝卜的春化条件,并证明春化后开花提早,千粒重增加,提供了采种上有用的资料。浙江农学院对大蒜的研究,初步揭示大蒜抽苔要求较低温度,而鳞茎形成要求较长光照。李森科院士根据阶段发育理论所创造的春化处理法,在我国也在进行试验。以陆地棉大量春化为例,据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两年来联合试验结果,出苗期早而整齐,开花吐絮一般提早一到四天,而且集中,霜前花收量增加百分之三到十五,总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到十三,苗期抗病力也有提高趋势。东北、华东、河南等地试验结果,大致相同。内蒙古和东北农业机关对春小麦的春化,华南对水稻的春化,也都初步看出有促进发育和增产的趋势。以上所述有关春化处理的试验成果,都正在作示范对比,逐渐推广。
此外,阶段发育理论在我国生产上的具体应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一九五三年四月,山西南部在小麦拔节时,地上部分遭到寒流袭击而冻死,仅闻喜县受冻面积即达六十万亩。一九五四年四月又一次发生严重冻害,受害面积一千零四十万亩,波及五十四个县。如照老例,遇到这种冻害即将小麦割去耕翻,再种其他庄稼,当年小麦颗粒不收。但在学习米丘林学说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山西农村工作队根据阶段发育理论,确定受冻麦株仍能重新抽穗结实。遂在地方党政机关领导支持下,决定留下不耕,改用追肥灌溉和加强管理的办法,结果一九五三年获得每亩百斤至百数十斤的收成。一九五四年虽冻害更重,而每亩仍收八十多斤。
关于动物方面,在米丘林学说启示下,也取得了初步成绩。
我国许多马场配种站的工作有了提高。主要表现在牲畜妊娠率增加,幼畜死亡率减少两个方面。在家畜选种上,由于采用了苏联的经济杂交法,猪的生长加速,仔猪断乳期体重可达十八公斤。新疆省应用高加索细毛羊和当地蒙古羊及哈萨克羊杂交,育成了肉毛兼用的细毛羊,公羊体重一百六十六斤,母羊一百一十一斤,比当地羊重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剪毛量公羊为二十斤半,母羊为十四斤,比当地羊提高数倍。年来我国畜牧科学工作者在米丘林科学的指导下,正在对湖羊、寒羊、金华猪、波支猪和黄牛等地方品种进行改良工作。
关于动物的无性杂交也作了一些试验。如南昌师范学校教师应用鹅蛋白替换鸡蛋白方法获得的杂种鸡,具有头大、颈长、腹宽、脚粗、蹼大和身体重等近似鹅的特征;而且生活力强、耐寒、生长快,在同样情况下对照鸡每天增加四点七公分,而杂种鸡增加六点三公分。四川大学以来杭鸡同红岛、芦花、澳洲黑、成都鸡及北京鸭五种蛋进行蛋白交换,结果所生雏鸡体重增加,成活率高。该校又以几种公鸡的等量精液进行混合授精,得到孵化率提高的结果。
在家蚕方面,朱洗等曾以同品种与异品种的精子混合授精,发现母体对异品种精子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同时证明,不论同品种或异品种的混精授精,都比单父本授精的后代生活力高,抵抗力大。这一结果,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很大意义。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是全部成就的一部分,但已足够说明,我国的农业生物学界只要接受先进的米丘林学说的指导,摆脱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束缚,只要同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工作就会获得长足的进展。六年来虽然还只是获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从我国生物学以及农学的历史上看,却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变革。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清楚,旧中国留下的科学遗产是十分薄弱的,目前我国的科学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六年来虽然获得了初步的成就,但还远不能满足生产事业对科学的要求。
我们祖国正在进行着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对我国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生物学工作者提出了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创造性地应用先进的米丘林学说,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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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叫汉语规范化
叶圣陶
汉语规范化,这个话还没有普遍熟悉。我想浅显地说一说什么叫汉语规范化。
先说规范化。这就是定个标准的意思。就拿最近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讨论的汉字简化方案做例子。汉字简化方案选了些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通过和公布以后,就作为标准,在印刷物上一致使用。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写下来的字合乎标准,就得照公布的字体写。汉字简化方案为简化字定个标准,这样就叫规范化。
再说汉语规范化。汉语是汉族人民的语言。历来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文字学家,现代的语言学家,都证明汉语是个整体,为汉族人民所共同使用。只因人口众多,居住地区广阔,方言分歧的情形相当复杂,可是,分歧尽管分歧,离合变化决不超出汉语整个体系的范围。一个人住在本乡本土,交往的全是些本地人,使用方言尽够跟人家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了。要是来一个别地的人,彼此方言的差别比较大,或者到方言的差别比较大的别地去,方言就不济事了。这只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办法是学会来的那个人的方言,学会所到的那个地方的方言。另一个办法是彼此不用方言,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现在提出的汉语规范化就是后
一个办法。以一种语言为标准,共同学会它,共同使用它,那就碰到什么地方的人都成,到什么地方去都成,一边说,一边听,心心相通,毫无阻碍。汉语规范化就是要做到这样。
很久以来,这种共同语已经逐渐形成,就是普通话。跟本地人,在本乡本土,说从小学会的方言,碰到别地的人,到了别地,就说普通话,这不是一般的情形吗?当然,没学过普通话的没法说,只要有点儿会,就是勉强也要说一说。谁说话都不肯出门不认货,说出去总望听话的对方了解,这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要求。
由于实际需要而学普通话,各人的成绩并不一样。有的人学得好,说出来很够标准,有的人学得差,也许一辈子只能勉强对付。大家的学习是自发的,又没有训练班讲习班之类可以报名参加,程度参差不齐是当然的。换句话说,说得好的,说得差的,都自以为说的普通话,实际上却大有出入。这就使人们有这么一种观念,以为普通话是一种南腔北调七拼八凑的语言,是一种没有什么方言做基础的语言。这种观念并不正确。语言学家根据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普通话的形成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业。对共同语的需要,自古以来,再没有目前这样迫切了。由于语言的障碍而妨害工作的事例,谁都举得出一大串,我不再说。只要想一想,语言的障碍妨害着工作,而工作呢,无论哪一项全是一环套一环的大事业中的一环,试问语言的障碍还能让它存在吗?不能,当然不能。对共同语的需要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出发的,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就知道甲地或乙地的方言固然没资格做共同语,就是普通话,因为它是长时期中逐渐形成的,使用它的人说起来又彼此有出入,也还要进一步规范化才能成为切合目前需要的共同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规范化就是普通话的规范化。给普通话定些标准,共同学会它,共同使用它,收到有利于大事业的效果:这就是汉语规范化这项工作的任务和目的。
任何语言都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以什么语音为标准呢?
说到这里,必须提到汉语方言的分歧,语音方面最厉害。同样一番话,用汉字写在纸上,各地的人都看得懂,可是,方音差别比较大的两个人各用自己的方音念出来,就可能彼此不大明白,甚至完全不懂。这种经验我们有的是。可见不要共同语便罢,你要共同语,就非有标准音不可。彼此用标准音说出来,才能彼此听明白。
标准音不能凭人工创造,这不用说。也不能拼凑。要是“天”用西安语音,“钱”用广州语音,“鱼”用苏州语音,“雨”用昆明语音,这样拼凑太麻烦了。就是不怕麻烦拼凑起来,这套语音谁听得懂?而且,请谁来当教师示范呢?其实拼凑也就是凭人工创造。
因此,标准音必须是一个地方的语音,采用某
一个地方的语音就得整套采用。在一个地方,“天”怎么说,“钱”就怎么说,“鱼”怎么说,“雨”就怎么说,这里头是有系统的,完全按照它的系统,学起来说起来都方便。
说普通话的人向来都学北京语音,学得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总之,这个办法是合乎以一个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的。当初为什么不学天津或是保定的语音而学北京语音,当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种种关系。我们现在要定一种标准音,不能违反以一个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那末,哪处地方呢?还是北京。全国人民心心向往北京,提起天安门,提起毛主席,谁的眼前都发亮,北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全国人民的心,北京语音不该定为我们的标准音吗?何况向来说普通话就用北京语音,继承下来,是最为顺当的事情。
说到这里,可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不是新事情,而是肯定既成事实。就规范化的意义上说,只是指出个明确的目标,希望大家努力学会北京语音,要按有效的方法学,在语言实践中逐渐达到准确和熟练——听人家说,自己口头说,都熟练,都准确,如此而已。
学一种语音,除了利用标音符号以外,最好能够口耳授受。教的人发出准确的音,学的人听了,学着发,起初不准确,不熟练,后来听的能力加强,口的活动能够适应,逐渐达到准确和熟练。这一段工夫叫正音。我们学任何外国语,都有正音课。现在各地的人要学会北京语音,也得好好地正音。以前各地说普通话的人没受过正规的正音训练。语言环境好,自己又肯用心练习的,他的发音很够标准。语言环境不好,自己又不肯用心,只是依稀仿佛地学一学的,那就可能距离标准很远,可是他也自以为这就是北京语音。今后大家认真正音,就不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了。
一个地方的方音跟北京语音的差别并不是漫无规律的。譬如按苏州的方音,“安”“寒”“看”“干”一类音跟北京语音中的“安”“寒”“看”“干”一类音不同,不同在各个音的下半截。苏州的“安”跟北京的“安”,苏州的“寒”跟北京的“寒”……一对一对的音的不同情形是一致的。这就是一条规律。苏州人掌握了这条规律,只要在这一类音里学会几个北京语音——例如前边举出的几个,同类的音——例如“欢”“盘”“乱”“满”就可以类推,不致错误。掌握了规律就省事得多,用不着一个音一个音死记死练了。
就一个地方的方音说,类似前边所说的规律不止一条。就各地的方音说,跟北京语音差别的情形,彼此并不一致。这样看来,掌握规律似乎是很麻烦的事。其实不然。苏州人和熟悉苏州的人都可以证明:苏州人要把“安”“寒”一类音改成北京语音是并不困难的,前边所说的那条规律是自然而然会在语言实践中领会的。其他地方情形也如此。何况研究语音的人在找出这些规律,教语音的人又必然教这些规律,因而任何地方的人学习北京语音,都不难掌握这些规律。
光是发音发准了,还不一定就是普通话。譬如苏州人把“格搭”(这里)“归搭”(那里)按北京语音发音发得极端准确,但是别地的人听不懂,苏州人也听不懂。这是词汇的问题。“格搭”“归搭”是苏州方言的词,不是普通话的词,所以发准了北京语音也不济事。苏州人要说普通话,必须按北京语音说“这里”“那里”才成。
又如“大夫”,是北京方言的词,“郎中”,是苏州方言的词(这两个词都指医生),对其他地方的人说“大夫”,说“郎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说“医生”大家都懂,可见“医生”才是普通话的词。就汉语的词汇方面说,这样的情形很不少。现在要讲规范化,无论说话写文章,最好全用普通话的词。要是有一本比较完备的词典,哪些词是普通话的词,哪些词是方言的词,都根据精密研究的结果注在上头,那就很方便。可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词典。没有这样的词典不要紧,因为我们说话写文章,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也在那里做辨别和选择的工夫,只要不自觉的变为自觉,自觉的更加自觉,就促进了规范化的过程。大家的辨别和选择为词典家打下基础,词典家研究起来就比较容易得到精密的结果,他们编成的词典就可以成为比较确切的标准。
方言的词也可以转化成普通话的词。譬如某地的方言里有一个词,它有很好的表达力量,各地的人都喜欢使用它,尤其是写一般文章和文学作品的人都喜欢使用它,它就有资格转化成普通话的词。岂但方言的词如此,文言的词和外来的词也一样。普通话的词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丰富起来的。
还有一种情形,那并不是方言跟普通话差别的问题。由于用词的时候不注意,随便用,这就造成用词的混乱。现在要讲规范化,这种情形非纠正不可。经常查词典是一个纠正的办法,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大家在语言实践中自觉地辨明每一个词的意义,它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它不能用在什么场合,都仔细辨明,然后恰当地使用它。这样,不是很麻烦吗?麻烦当然有点儿麻烦,可是为了汉语规范化,为了把自己的思想确切地表达出来,谁都不应该怕这个麻烦。
现在再说语法方面。据语法学家说,各地的方言之间,方言跟普通话之间,语法的差别并不大。微小的差别当然有,譬如普通话说“要吃饭吗?”“要看戏吗?”苏州人说“阿要吃饭?”“阿要看戏?”这就是语法的差别。可是苏州人说普通话,决不会把“阿要吃饭?”“阿要看戏?”发了北京语音就算,一定会把“阿要……”的格式改成“要……吗”的格式。因为学北京语音不能脱离了语言实践孤立地学,在学北京语音的同时,苏州人也把“要……吗”的格式学会了。
那末语法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找出汉语语法的规律,明确地简要地说明这些规律,使本来能够运用语法的群众(要是不能运用语法,说出来的话就没人能懂)自觉地掌握这些规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本切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书,作为大家学习语法的标准。这是语法方面急需的规范化的工作。语法学家为满足群众的要求,一定能够从早完成这个任务。
到这里,什么叫汉语规范化的各方面大致都说了。
汉语规范化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三年五载的事。可是,谁都使用语言,谁都跟这件事有密切关系,只要大家明白我们需要一种共同语的重大意义,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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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米丘林全集”
童欣
“米丘林全集”第一卷中译本已经出版了,全书将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齐。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能够系统地看到米丘林的著作乃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一九五一年“米丘林选集”在中国出版,这是第一次使我们有可能直接从米丘林的著作中钻研米丘林的学说。现在,“米丘林全集”的出版,就为我们更全面地学习米丘林的学说创造了条件。这部伟大的著作将受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极端珍视,并将成为他们学习苏联最先进的生物科学的泉源。
“米丘林全集”第一卷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北京农业大学根据苏联国立农业书籍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俄文第二版(增订版)译出的。“米丘林全集”第二版全书共为四卷,每卷均按主题的内容性质编排,而每一主题中的各篇则按年代顺序编排。第一卷是米丘林的主要著作,即关于他的工作原理和方法的著作;在书前还编有李森科院士的序言和普列践特院士的文章,以及米丘林私人秘书巴哈列夫所写的米丘林传略。从第一卷中可以看出米丘林学说的全貌和他一生所经历的坎坷路程。第二卷是米丘林所育成的品种的果树学描述,以及属于果树学描述性质的其他文章。在这一卷中可以看到米丘林是怎样创造了许多植物的新品种,这些不朽的成果是米丘林关于控制植物体发育学说的丰富泉源。第三卷是工作记录和日记,其中编入了米丘林的工作记录、日记,以及札记中的文章和批语,这些都是米丘林创作过程中的草稿。从这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生物学家对于自然界的强烈爱好、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的思想的发展途径。此外,在书前还编有凯列尔院士的前言和巴哈列夫同志的序。第四卷是杂文集,其中收集了米丘林的自传材料、呼吁书、公开信、公开演讲、报告、书评、未完成的文章、序言、书眉和批语,以及同果树园艺家、科学家、社会团体的通信等。这一卷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多的方面来了解米丘林充满科学创造性和政治战斗性的一生活动。
这四卷巨著是米丘林一生惊人劳动的记录,使人信服地看到了一个人在短促的一生中能够做出如何繁多的工作来。米丘林一生做过几万个试验,创造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类品种,他使南方的植物出现在从来不能栽培它们的严寒的北方。特别是在这些辛勤的劳动中,通过对植物生活的深邃了解,揭露了许多生物学中的普遍规律,创立了一系列的不朽理论。
米丘林的一生无时不在同唯心主义的生物学观点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光辉的胜利。米丘林在其工作的初期阶段,就已表现出这种伟大的力量。那时,俄国的园艺界正被葛列里伪科学的风土驯化“理论”统治着;起初,米丘林也受到了它的蒙蔽,企图按照葛列里的“理论”,用简单的移植法和嫁接法使南方植物在较北的地区生长并结果。但是,经过数百次的失败,他终于识破了“权威学者”的虚伪“理论”。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米丘林毅然地指出“只有采用种植种子的方法才能使植物风土驯化”,而其他的方法都是“以虚伪的幻想来诳骗自己”。同时,米丘林更指出:植物体只有在幼龄阶段才能够进行改变,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植物体变异的能力就逐渐减弱,以致于完全消失。这是米丘林的关于幼龄有机体发育理论的雏形。
在多年的种植种子中,米丘林创立了他的关于杂交和培育杂种的方法和理论。米丘林认为杂交不过是获得变异的可能。米丘林非常注意杂交亲本的选择,他拟定了选择亲本的原则,并强调指出远缘杂交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由这种远缘杂交所获得的杂种,其遗传性是最不稳定的,最容易接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但是他认为由杂交所获得的杂种种子仅仅是育种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以后对杂种的合理培育。他强调地指出:“……未来的新品种的品质几乎完全决定于它的培育制度”。
关于环境条件对生物体影响的规律,以及用培育方法定向地改变生物体遗传性的规律,是米丘林学说中最主要的环节,也是根本不同于形式遗传学的地方——唯物主义生物学同唯心主义生物学的分界线。米丘林证明了环境条件同生物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环境条件对生物体的形成是起着决定作用的。生物体的遗传能力是可以改变的。孟德尔和摩尔根主义者所宣扬的遗传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而只是受染色体基因的支配的反动学说是毫无根据的。米丘林进一步指出,人类如果能够创造出使植物体朝向人类所要求的方面发展的条件,人类就能创造他们所希望的种或品种。米丘林所提出的具有战斗性的口号“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争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米丘林是一个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他为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宏伟事业打下了科学的基础,并做出了生动的范例。
在阐明环境条件对生物体的影响之后,米丘林揭发了遗传性的本质,正确地解释了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在生物体遗传中的作用。米丘林认为生物体的性细胞同体细胞在原则上是无差别的,不论是有性生殖或是无性生殖所引起的生物体的变异都为同样的规律所控制。米丘林确立了关于产生无性杂种的理论,揭露了无性杂交的许多规律,并证实了无性杂交的可能性。他利用蒙导法(即用嫁接来使幼龄植物蒙受无性影响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蒙导学说是关于接穗同砧木相互影响学说的发展。米丘林指出应用蒙导法可以定向地培育幼龄杂种,他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育种工作中的困难,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的新品种和无性杂种,例如“堪地勒·基泰伊卡”苹果。本来杂种“堪地勒·基泰伊卡”是不抗寒的,米丘林又用嫁接法使它发生无性变异,而获得了抗寒的特性,并且它们的第二代还完全承袭了这个优良的特性。米丘林以类似的许多不可辩驳的事实,完善地解决了生物科学和遗传学中一直存在的获得性是否可以遗传和体细胞变异是否可以遗传的问题。
此外,米丘林还以大量的实践材料,有力地抨击了资产阶级形式遗传学的论点。他揭露了孟德尔定律的反科学性,并且粉碎了摩尔根关于染色体的学说。
米丘林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克服了达尔文理论的缺点和错误,把它提到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达尔文创立了生物界的进化理论,但是他没有能够揭发有机体发生变异的原因,也没有完全揭发出遗传性的实质。米丘林进而解决了这些问题。米丘林把达尔文主义的只是解释生物界的适应性的论点,转变为按照人类本身的利益来改造自然界的理论。
米丘林的学说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同唯心主义生物学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米丘林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生物学的基础。这就是米丘林学说对于生物科学的伟大贡献。
“米丘林全集”是一部辉煌的生物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米丘林是一个终生为发展祖国的园艺事业而献身的果树栽培家,所以他创立的生物学的一般规律,都是通过以果树和浆果为研究对象而得到的。然而不能因为米丘林的著作大部分说的都是园艺方面的事,甚至是杂交和嫁接等的具体技术程序,因而就低估了米丘林学说在科学上的价值。实际上,他的每一篇文章,无不体现出伟大的生物学者对自然规律的精辟了解和深刻掌握。因此,米丘林的著作不仅是园艺工作者的知识宝库,而且是生物学一切部门的珍贵财产。李森科院士曾在“米丘林全集”第一版序言中说:“他的著作不但在果树和浆果植物的选种学和遗传学方面,而且在一切农作物的良种繁育学、选种学和遗传学方面,都应当作为科学基础。”接着,李森科院士又说:“当我们妥善地和忠实地研究伊·弗·米丘林的著作时,我们可以经常从他那里得到新的指示,这些指示在我们的条件下便能立刻产生巨大的成就。”李森科院士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就是这样对待米丘林的著作和他的科学原理的。
解放六年来,广大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一直在积极地学习着米丘林的理论原则,并且已经初步学会了用米丘林学说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米丘林学说在我国的生物科学领域中已经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现在,“米丘林全集”中译本已经开始出版,我们将可更加充分地从这一著作中吸取更多的养料,以使这些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四十一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四十一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争取满足自己的切身要求”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已经更有组织,并且在加紧进行斗争,争取满足切身的基本要求。这种正义的斗争在被尖锐的社会矛盾所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合乎规律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罢工事件层出不穷。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人阶级也正在加紧斗争,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民族独立。社论指出当前工人阶级争取满足切身要求的斗争,是和全体劳动人民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争取面包和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人民统一战线也在形成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采取统一行动是每一个国家全体爱国和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关键。
这一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法国共产党书记雅·杜克洛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人民的压力”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候补中央委员叶·特皮赫特的“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原则在波兰的运用”等。
杜克洛的文章指出,法国政府对决定推迟富尔和比内访问莫斯科的日期一事,应负严重的责任。外长会议即将于本月底在日内瓦举行,而法国政府竟在会议前夕作出这个决定,这提醒了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必须进行斗争来促进和巩固国际局势的缓和,强迫政府保证日内瓦会议促进争取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事业取得胜利。文章说: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一事业的胜利首先要靠人民群众的努力。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站在这一胜利的组织者的前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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