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一个损公利私的“公私合营”企业
本报记者 王惠平
编者按:“民用药厂事件”所揭发出来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方面,它揭露了目前某些不法资本家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千方百计地采用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来达到其唯利是图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的国家代表和企业的党组织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严重地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必须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和深刻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任何一点放松,都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因此,各级党委、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有关部门,以及工会等人民团体,都应该深刻地接受这个教训,结合“民用药厂事件”对于所有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以便正确地有力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上海民用药厂,是一九五○年公私合营的老厂。一九五二年,国家派代表去担任这个药厂的总经理。但是,这个代表国家去改造这个企业的公方代表,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放弃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严重地丧失了立场。因此,五年来,民用药厂不但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原则来改造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反而在公私合营的招牌掩盖下,肆无忌惮地唯利是图,泛滥“五毒”,使国家遭受了莫大的损失,而资本家却大发其财。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但是,民用药厂仍然沿袭着追逐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
民用药厂向来是把主要的技术力量放在试制新产品上面。试制新产品,如果是从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当然是应该鼓励的。但是,民用药厂试制新产品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骗取高额利润。因为国营医药公司没有新产品计价标准,他们可以弄虚作假,“满天要价”。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民用药厂一共试制成功四十八种新产品,可是有二十一种由于设备条件不够,成本过高,市场不需要,虽然试制成功,也不能生产;有十六种因为销路呆滞而先后停产;目前实际生产的只有十一种。这十一种新产品都是有高额利润可图的。例如治疗妇女病的“二羟二苯已烷”原药,价值很高,每公斤可做二十万支五公丝的针剂,不宜大量生产。但是,由于生产这种新产品可以骗取高达百分之一千以上的利润,他们去年就盲目生产了九十多公斤,结果绝大部分积压了起来。这个厂生产的专治麻疯病的“苯丙砜”、“氨苯砜”,在一九五一年试制成功投入生产的时候,资本家张鹏翮把英美药典上所记载的最贵重的原料开进了成本单,而实际上并没有用。这两种产品的利润,最高曾达到百分之三百以上,去年一年民用药厂仅这两种产品即获利二十三万元,占全年盈余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民用药厂生产的其他许多种新产品,销售价格一般的也都比成本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家所规定的利润标准。民用药厂的成本计价单对国营医药公司是保守秘密的,这就是他们长期从国家骗取非法利润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民用药厂的产品成本,不仅高于国营企业,而且高于所有私营药厂。根据他们自己的检查:凡是由民用药厂独家生产的产品,利润率都是极高的;凡是其他药厂也生产的产品,民用药厂一般都是赔本的。例如针剂产品,计划成本比国营医药公司收购牌价高,实际成本还比计划成本高。他们自己都说:针剂车间停止生产发工资,赔累数字比生产的时候还要少得多。按理说,产品赔本,就应该找出赔本的原因,设法提高技术,改进管理。但是,民用药厂不这样做,而是以高额利润的产品来补救亏损,用企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的缺点。
民用药厂的资本家张鹏翮一向主张民用药厂要生产“产值大,价格高,又是民用药厂独家生产的产品”,为的是“赚大钱”。张鹏翮有这种经营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是资本家。奇怪的是这种十足的资产阶级垄断思想,竟被公方代表韩保棠和中共民用药厂支部书记高强华所接受。审查成本是公私合营企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韩保棠和高强华重视新产品试制工作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在利润上加以控制,就可以达到利用其有利的部分,限制其有害的部分的目的。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民用药厂利用新产品骗取高额利润的非法行为,韩保棠和高强华是知道的,但一张张虚假的成本单仍然被韩保棠最后批准而送进了国营医药公司。他们的理由是:“公私合营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赚钱也是国家的”。
是不是“公私合营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赚钱也是国家的”呢?这只要看看下面这件事就够了。民用药厂的产品,是由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包销的,显然他们赚的是国营公司的钱。而民用药厂是公私共有的,其中资本家的股份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民用药厂共分发股息红利十二万零四百六十元,资本家分得八万四千五百九十元,公股(包括代管股)只分得三万五千八百七十元。试问,这能说“公私合营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赚钱也是国家的”吗?再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民用药厂的资本家实有资本的总额是八万三千六百元,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年底,资本家已分得的股息红利加上股本升值共达十四万零三百元,换句话说,只在五年当中,资本家就几乎拿走了等于他们在民用药厂的两倍投资。这难道符合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吗?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民用药厂很自然地完全承袭了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经营方式。民用药厂是生产“磺胺噻唑”原药的。但是有一个时期他们极力在市场上收买进口的“磺胺噻唑”原药。原来,国家为了节约外汇,鼓励国产药品,对“磺胺噻唑”原药的收购价格特地采取贴补的办法,当时市场上进口货“磺胺噻唑”原药的黑市价格每公斤是三十多元,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的收购牌价原来是每公斤五十八元后来降低到四十二元。但是,为了照顾公私合营企业,对民用药厂的产品仍然按照原来的牌价继续收购。国营医药公司以五十八元一公斤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产品,然后按四十二元的牌价再打九折统一调拨给各制药厂。为了照顾他们的生产,国家贴补了不少钱。但是,民用药厂把国家对他们的照顾看成了发财的好机会。他们一面把自产的“磺胺噻唑”原药高价卖给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一面又从市场上低价购进进口“磺胺噻唑”原药来制造片剂和针剂。更严重的是,他们从市场上以每公斤三十多元的黑市价格收买这种产品,然后伪装成自己厂的产品,以每公斤五十八元的优待价格转卖给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
对这种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韩保棠和高强华不但不检讨,反而再三狡辩,说民用药厂从黑市买进原药来制造针剂片剂,是“完全合法的”。其实,国营医药公司所以要用补贴的办法降低“磺胺噻唑”原药的收购价格,就是为了打击私商利用黑市价格进行投机活动。这一点,韩保棠和高强华是了解的。这样有意识地破坏国家的经济政策,增加国家的赔累,这难道能说是“合法”的吗?
民用药厂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也表现在厂内的人事安排上面。计划科和供销科是工厂最重要的职能部门,领导人员应该是政治上很强的,是有国家观念的。但是,民用药厂在干部的选择上,完全放弃了这些原则。
计划科由副科长锺文甫负责领导。他和资本家张鹏翮是同班同学,是张鹏翮拉进民用药厂并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的。锺文甫是怎样做工作的呢?下面的事实是最好的答案:民用药厂生产的“苯丙砜”,销售价格比成本高二、三倍,厂内曾经有人提出应该降低。但是,锺文甫坚决反对,他说:“这是民用药厂的一张王牌,如果降价出售,本厂其他成本很高的产品就要发生问题。”直到现在,“苯丙砜”的销售价格还没有降低,继续向国营医药公司骗取着高额的非法利润。锺文甫在工作中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民用药厂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锺文甫都是事先同资本家暗中商量好,然后再找韩保棠批准。而韩保棠名为总经理,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所谓“批准”仅仅是履行手续而已。民用药厂的资本家和信诚化工厂的资本家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企图把两个厂合并起来,以增强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的实力。于是,张鹏翮就授意锺文甫,由锺文甫说服韩保棠,以解决生产安全问题为借口,向轻工业部提出要求同信诚化工厂合并。轻工业部考虑到民用药厂的发展前途,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但是,这些胆大包天的资本家们,却私自购买建筑材料,选择了同信诚化工厂毗邻地区动工扩建起来,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由于盲目扩建加上经营管理不善,严重地影响到生产资金的周转,于是他们又利用公私合营的招牌向国家银行借款。民用药厂实际资本总额共有十三万五千元,而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常借款额却在二十万元以上,实际上是套用国家的有用资金来维持和扩展他们的企业。这在他们看来,比算做国家投资还要“合算”得多,因为算做国家的投资是要分他们的优厚“红利”的,而贷款只拿少许利息就够了。
供销科没有科长,副科长殷俊是上海成都路一带出名的流氓——小黄毛,也是资本家的心腹。他在供销工作上,一贯抗拒国营公司包销,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例如:一九五三年春季,民用药厂没有生产“六合维生素”片的任何条件,只因为当时市场上“六合维生素”片销路好、利润大,殷俊就向私商赊欠原料,找外厂加工,然后把产品贴上民用药厂的商标出售。不久,市场上的“六合维生素”过剩了,国营医药公司为了防止私商投机取巧,决定按市场价格打八三折收购各厂产品,原料也作价收购。同时又决定各厂在制品完工后,除医药公司委托加工者外,一律不得自产。这个决定,所有制造“六合维生素”的公、私营药厂都严格地遵守了,只有民用药厂拒绝卖给国营医药公司。殷俊亲自出马把产品运到天津,以每瓶四元二角七分的价格卖了两万五千瓶,每瓶利润高达百分之六十四,无本求利,净赚了两万元;并且违反国营医药公司的规定,继续自产“六合维生素”。殷俊十分仇视国营医药公司包销,采取各种恶劣的手段来抗拒。一九五三年,国营医药公司为了加强供应市场的计划性,决定包销民用药厂生产的“维生素甲、丁丸”和“维生素戊丸”,这时,殷俊竟向医药公司提出要求包销其他产品,故意拖延包销的实现。为了反对国营公司的包销,殷俊还经常挑拨工人同国家的关系,他对职工说:“我们决不能让医药公司包销。如果让医药公司包销,收购价格比自销低得多,利润就要减少,我们职工的奖金就要少拿。”对于医药公司的加工订货,殷俊也采取同样错误的态度。一九五四年,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委托民用药厂加工一批“六合维生素”。民用药厂便捏造了一个每百粒七角的很高的成本计划。后来经医药公司核实,只要二角四分就够了,当医药公司向殷俊指出他们虚报成本的错误,并让他们据实修正时,殷俊竟公然拒绝接受国家这批加工任务,企图用要挟的手段强制医药公司承认这个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是非法的成本计划。由于任务紧急,医药公司不得不同意按照他们的成本计划先行生产,俟后再据实核减。殷俊就是利用这样恶劣手段,一贯地破坏国营公司的包销,窃取非法暴利。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抗拒国营经济领导、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也是韩保棠和高强华所最信赖的人物。韩保棠自己也承认:在业务上他是完全信赖他们的。为什么韩保棠信赖这样一些人呢?按照韩保棠自己的说法是:“自己对业务根本不懂,虽然他们有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也不得不信任,不得不依赖。”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所支配,这就意味着这个企业的性质实际上并未改变,仍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既然知道工厂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员有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什么不撤换他们,依靠工人,提拔工人干部呢?韩保棠说:“工人虽好,但他们没有工作能力。而锺文甫、殷俊等工作能力强,对工作也比较负责。”因为韩保棠赞赏他们投机取巧的工作能力,所以,在评选一九五四年先进工作者的时候,大家没有评选锺文甫,韩保棠非常不满,最后竟不顾工人的反对,硬把锺文甫“选”成了二级“先进工作者”。
长时期以来,民用药厂的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行着阴险的分裂挑拨活动。一九五二年八月,即“五反”运动过后不久,资本家就搞了一个生产奖励制度。办法是从企业的利润中,每月抽出总额的百分之十每季度再抽出百分之二作为职工奖励金,根据职工的工薪高低按比例分配。在建立这样一个奖励制度的同时,资本家还在职工中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欺骗宣传。说:“资本家办这个工厂,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和职工们一样对这个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为着共同的事业。因此资本家是非常关心职工生活的。而职工的物质生活也同企业的发展切切相关。”这些话的真正意思是“利润高,奖金就多,个人的收入也多”。资本家举出很多事实来证实他的论点,例如随着工厂的发展,陆续给工人增加了饭贴、宿舍贴、制服费等等。显然,这种奖励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变相工资是资产阶级腐蚀工人的恶毒阴谋,他们利用从国家和广大消费者手中骗取来的非法利润,破坏国家正确的工资政策和奖励制度,故意造成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之间的工资和奖励上的差别,以破坏各企业工人之间、工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腐蚀工人的思想,避开工人对企业的监督,以掩盖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的非法活动。
尽管领导机关早已指示公方代表不应接受公私合营企业不合理的奖金,后来又特别指示韩保棠和高强华必须坚决取消这种不合理的奖励制度,可是韩保棠和高强华仍然找寻各种借口故意拖延,而且自己也在拿这种奖金。韩保棠从一九五三年四月到一九五四年年底,共拿了七百八十七元;高强华从一九五三年三月到一九五四年年底,共拿了四百五十四元。这就是这种奖励制度保持下来的主要原因,资本家也就因此能够把一切违法牟利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更加肆无忌惮了。
民用药厂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还突出地表现在争夺技术科的领导权方面。张鹏翮经常利用技术人员的名位观念灌输资本主义思想。由于技术科副科长靠近党,在资本家唆使下,技术人员的新产品研究试制报告书,都是背着副科长交给资本家。往往技术科长还不知道,某种新产品却已开始生产了。
技术工作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工作,对技术人员和高级职员的改造,是一个关系着企业改造和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问题。可是韩保棠一直看不起技术人员,极少同他们接近,放弃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生产的领导。
民用药厂由于公方代表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虽然名义上是个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是完全服从资本家的利益的。长时期以来,韩保棠和高强华却认为民用药厂执行计划的成绩是好的,生产有了发展,好像这样就表现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但是,公私合营企业生产有了某些发展是不是就是表现了它已成为半社会主义的企业了呢?这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民用药厂的生产几年来确实增长了很多,但它生产越增长,投机性也跟着越增长,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并且由于有不合理的奖励制度,造成工人同党的对立,造成工人内部的不团结,难道这是半社会主义的企业吗?私营工厂挂上公私合营的牌子,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拿出合营的招牌享受国家的优待;在对自己无利或少利的时候,就投奔自由市场,抵抗社会主义改造;这难道是半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吗?
公私合营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志,不能孤立地只看它的生产发展,而必须看它是什么性质的生产,看它服从国家计划要求的程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
民用药厂有党的支部,但看不见党的工作。几年来,民用药厂的党组织没有坚持党的立场,坚决向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甚至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面前,划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放弃了社会主义阵地。民用药厂资本家的一系列非法活动,几乎都是在党支部书记高强华的同意和支持下进行的。例如,一九五三年,民用药厂曾以高强华为首组成协商小组,擅自从公积金中提取十三万五千元转为股本的升值。由于民用药厂的私股比重约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这样就把属于企业所有的一部分公积金送给了资本家。高强华这种严重丧失党的立场的作法,完全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用药厂的党组织没有协助公方代表进行对企业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工作,完全放弃了党对公私合营企业经济活动的保证监督责任,这是造成许多重大错误的根源。
民用药厂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继续发展了资本主义经营,这个严重问题所以长期没有人干涉,长期不能纠正,是同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党委中某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分不开的。民用药厂的教训是深刻的。一切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党的组织都应该很好地领会这个教训,领导这个企业的上海市轻工业党委更应该深刻地接受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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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段弯路
中共河北省盐山县委书记 王清
河北省盐山县自从秋季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以后,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据九月底统计,全县搭起了三百八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架子,有一万六千三百四十二户农民报名入了社。连老社员在内,入社的农户已从占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
但是,当运动出现高潮的时候,由于县委缺乏预见性,事先没有作好准备工作,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没有跟上去;加上部分工作人员看到运动起来即产生了自满情绪和在工作中有不依靠基层组织的“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全县八个区已有五个区的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如运动开展较好的一区三里庄村,头些天锣鼓喧天,黑板报一天一换宣传内容,人们到处在谈论入合作社的事情;过了几天,却变得鸦雀无声,黑板报上还是以前写下的字。三百八十一个社架子中,只有四十九个建立了筹备委员会,学习了评议入社的生产资料的办法,其余的由于不了解下步工作怎样进行,都停滞在报名阶段。一区西楼乡的七个正在进行建社工作的社,有五个光等着区、乡工作人员去评议生产资料。七区赵毛陶村支部书记傅玉林,因为不懂评议生产资料的办法,愁得哭起来,要求上级给调配骨干。二区的正在进行建社工作的社内,混进了七十五户地主、富农和其他不纯分子,使一部分社的建社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此外,也有些已报名入社的农民,因为建社的具体工作没有跟上去,情绪开始低落,思想发生动摇。还有个别村的落后村干部和一些富裕中农,为了敷衍运动,组织了假社。同时,有个别村发生了强迫入社现象。
上述情况是严重的。县委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使运动健康发展,经过检查分析,反复研究,立即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对照当前情况,自上而下地检查领导思想,使全体工作人员认识当前情况的严重性;批判自满思想和不培养办社骨干、不依靠基层组织的包办代替作风。同时,组织八名县委级干部分赴各区具体检查运动中的问题,传达目前县委所采取的措施。经过检查思想,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提高了。七区区委书记说:“我总认为在运动中免不了会发生些问题,因而放松了准备工作,没想到问题会发生到这么严重。这证明咱的思想是落在运动的后头了。”这个区第二天即以乡为单位召开了党团员会,检查建社工作中的问题。一区西楼乡支部书记杨振忠检查自己的包办代替工作作风说:“我以前总认为村干部没经验,能力差、脑子笨,所以不论哪个社,非自己去搞就不放心。哪知道‘巴掌再大遮不过天’,顾了东社顾不了西社,结果现在一个也没搞好。”这个乡的三名乡工作人员,当即分头到高边务等三个问题较严重的村,帮助村支部学习评议生产资料的办法。白庄村支部书记张修五(老社的社长)也检查了自己的自满情绪:“我帮助村里搭起了两个社架子,应该报名的农民全报了名,我就认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有注意再帮助他们处理具体问题,没想到他们不会评议生产资料的办法。”这个村第二天就组织宣传员开展了评议生产资料办法的宣传工作,并且立即成立了建社的筹备委员会,学习评议生产资料的办法。
二、重整宣传队伍,宣传具体政策。由于大部分乡村的合作化运动停顿下来,宣传工作也跟着停顿下来了。县委为了使宣传工作跟上运动的发展,研究出宣传新内容下达各区。同时,组织了十名县委级报告员,一连三次分赴各区进行传授。各区也以乡为单位召开了宣传会议,指出了过去工作的成绩,表扬了积极分子,并根据当前的问题,研究出今后宣传的办法。从此,各地的宣传工作又活跃起来,全县参加宣传工作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共有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九名。三千一百七十八块黑板报也换了新的宣传内容,二千八百二十个广播筒又普遍响起来了。十区后大商村三户报名入社的中农,因怕生产资料入社吃亏,退出了社。听了生产资料评议办法的宣传以后,认为这办法很合理,又找支部要求再入社。五区苗庄子七十五岁的车大爷,听了宣传后说:“我当是东西入了社就充公啦,你们早宣传宣传这个,我不是年头就入了社吗?”
三、把评议生产资料的办法教给各级办社干部,发挥基层组织的力量。发给每个正在进行建社工作的社一本关于如何评议入社生产资料的小册子,并组织各级乡村工作人员和社内骨干进行学习。驻一区孙庄乡的县级工作人员倪淑兰和乡支部书记赵长声等因为不会评议生产资料,都不敢到社里去,全乡六个正在进行建社工作的社,都停留在报名阶段。后来他们采用了早晨集体研究评议办法,晚上在社里帮助社干部学习、同时进行实际工作的“边学、边做、边教”的方法,六天时间,评议工作全部结束。东刘庄以赵保海为首的建社骨干,请了本村老社的社长戴中彬来帮助搞评议生产资料入社工作,并吸收其他村的建社骨干来参加。运用了这种“师父带徒弟、重点带全面”的办法的结果,四天时间,全乡新建社生产资料入社的评议工作都已基本结束。
四、进行排队摸底,澄清混乱现象。由于运动的范围广、进度快,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某些新建社出现了骨干力量太弱、社员思想混乱和某些人入社动机不纯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发动各地进行了骨干、社员成份和思想“三排队”。七区通过骨干排队,处理了两个由落后村干部和富裕中农串通组织起来的假社;并调换了十八名能力弱的办社骨干。二区通过成份排队,把七十五户地主、富农及其他不纯分子清洗出了社。六区通过思想排队,在报名入社的三千二百七十一户农户中,检查出七百五十七户是思想发生动摇的。这些人经过反复进行教育以后,大部分安心下来,只有少数动机不纯的农民退出了社。目前经过排队的社,都已巩固。
五、训练办社骨干,教会办社办法。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社内骨干弱和不会办社的困难,最近全县前后分两批训练了新社骨干九百六十二名。训练对象是党员、团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训练内容是党中央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主席的指示和建社的整套办法。各社会计也一同参加受训。这样,会计也懂得了政策和建社办法;一般骨干分子也了解了会计工作的概况。为了交流经验,提高办社专职干部的领导水平,还吸收了十一个老社的社长和七十四个驻区、乡的指导员参加受训。在训练中,还交代了回村后的工作步骤:(一)进行骨干、成份、思想的排队工作,以纯洁组织和巩固组织;(二)召开各种座谈会对新社员进行教育,做到入社完全自愿;(三)组织新社员学习办社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办法,使入社农民人人懂政策和办法;(四)社正式成立后,即订出生产计划,集中力量开展生产运动。
经过贯彻执行上述措施以后,目前全县的合作化运动又推向了新高潮,许多尚未报名入社的农民又纷纷要求报名入社或建社。绝大部分社已结束了评议生产资料入社的工作。一部分新社已开始实行了集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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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新、包兰和宝成铁路北段准备冬季施工
兰新铁路、包兰铁路和宝成铁路北段正在加紧准备今年规模较大的冬季施工。今年兰新和包兰路冬季施工的路基土方工程有三百八十六万多方,桥涵隧道等灌注混凝土工程也有四万六千多方。兰新铁路今年追加的向张掖以西继续铺轨一百多公里的工程,也正在准备冬季施工。宝成路北段计划冬季施工的工点比去年增加了好几倍。
承建兰新和包兰铁路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已经拟出了冬季施工计划。冬季施工所需要的大量防寒材料和工人工作所需要的保护用品都已经充分准备妥当。工地上已经在搭盖防寒棚。各个工地已经开始训练工程技术人员,以提高冬季施工的劳动效率。冬季施工中所用的运输车辆也将全部安装蒸汽预热设备,以保证机车的正常运输。宝成路北段在秦岭南北的各个工地上,现在也正在整修工棚,盖暖棚、防寒门等临时建筑。秦岭大隧道冬季衬砌需用的沙石大部分已经准备齐全。为了供应冬季施工需用的煤炭、麦草、竹竿等物资,承建宝成路北段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已经和当地各有关供应单位取得联系或签订了合同。各施工单位的职工也已经开始学习冬季施工规则和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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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兴建一座机械化矿井
湖南省国营资兴煤矿正在兴建一座机械化矿井——南平硐,建设工程已于九月下旬正式开工。目前,地面上土石方工程正在紧张进行,掘进工程也将于十一月初开始。
这座矿井是国家煤矿工业重要建设项目中的一个。它的主要生产过程全部是机械化的。井下工作面是用割煤机采煤;巷道用风钻和电钻掘进,用装岩机装岩;煤碳和矸石用驾线式电机车运输。建成后整个井下的生产效率将比现在提高三倍到三倍半;产煤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矿井的安全防护设备很好,井下有防水管、防止爆炸的岩粉棚,以及其他许多电气防爆设备。
这座矿井的煤田距地面较近,开采方便,而且蕴藏量丰富,可以开采数十年。煤质优良,最适于炼焦,这座矿井建成并正式生产后,将主要支援武汉钢铁公司等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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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第一钢铁厂炼钢车间开展快速炼钢竞赛获成绩
重庆第一钢铁厂炼钢车间开展快速炼钢竞赛,创造平炉每炉只用三点十五分的新纪录,比原来冶炼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一,九月份除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外,又增产了三百吨钢。
十月份在继续开展竞赛中,小型炼钢车间的张文金小组又创造了三点十分冶炼一炉钢的新纪录。十月份上半月大型炼钢车间已完成了全月计划百分之七十,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三。炼钢车间职工一致保证要在十月份增产一百六十吨钢,节约四万六千多元,全面完成各项指标。(本报驻重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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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确定改变山区干旱的方案
山西省部分地区今年遭受了一些灾害,最近,省里召开了全省生产救灾会议,会上研究和核实了灾情,并制定了通过生产自救初步改变山区十年九旱的方案。
会上决定除以前发放的四百八十三万元生产救灾贷款外,又增加了二百八十万元。
对黄河沿岸贫瘠山区的左云、平鲁、保德等十八县,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打坝淤地、打井、挖泊池等水土保持工作。使每人都能有一亩水地或水土保墒地。
会议还计划在灾区修建百多处水利工程,通过开渠、安抽水机、挖水库、扩大浇地面积四十七万亩,并发动农民兴修浇地千亩以下的小型水利。
同时,还制定了以工代赈,整修四条共长八百八十公里的公路,把山区和城市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些措施实现后,不仅能使农民渡过今年灾荒,并为改变山区面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如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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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甘蔗可增产九百多万担
广东省今年甘蔗种植面积又比去年扩大了六万多亩,单位产量估计也可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七;今年推广的十一万亩良种蔗,长得特别好。揭阳县锡场等三个乡的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新植一百九十多亩台糖一三四良种蔗,估计平均每亩可产原料蔗一万四千斤以上,最高的可达二万斤。今年全省甘蔗总产量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九百多万担。
目前,广东甘蔗收获季节就要到来,各国营和地方国营糖厂,正在积极准备开榨。全省五大国营糖厂决定提前于十一月一日开榨。为了保证糖厂在开榨初期的原料蔗供应,和提高甘蔗的含糖份,各地正发动蔗农做好促进甘蔗成熟的田间管理工作和贯彻“先熟先斩,即斩即运”的办法。广东省农业厅并计划在不留宿根蔗(明年要换种)的地区,推广使用小锄低斩收获甘蔗的办法,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收蔗量。估计单这一项办法,全省就可以增收原料蔗一百五十多万担。 (本报驻广州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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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垦区开始秋季造林
新疆农业生产部队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秋季造林工作。过去几年,新疆农业生产部队已经在南北疆各垦区营造防护林、用材林一万二千七百多亩(包括今年春季造林面积),其中防护林面积达八千一百亩。这些防护林,高的已有一丈左右,初步地起着防风护田的作用。随着部队农场规划工作的进展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今年秋季造林的面积将达一万三千多亩,比过去几年造林面积的总和还要多。根据各垦区气候的不同,分别在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着手进行。部队已准备了各种苗木二千一百多万株,足够今年采用。为了作好造林准备工作,很多单位结合农场规划已平整了林地,进行了土地深测和土壤洗碱。为了提高工效,争取时间,将推行流水作业的造林方法。在乌鲁木齐、玛纳斯河流域、焉耆等三个垦区,还将出动六台植树机进行机械造林。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生产战线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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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河等林区试种蔬菜丰收
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林区今年试种了各种蔬菜,入秋以来,已普遍获得丰收。图里河林区蔬菜农场在五十多垧地上种了大头白菜、山东白菜等二十多种蔬菜,共收九十三万七千多斤。根河林区潮查车间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种了三亩多蔬菜,光是土豆就收了三千七百多斤。阿尔山林区蔬菜农场共收四十多万斤,有的土豆每个竟重达一斤八两。
大兴安岭林区是有名的万年老冻土地带,这儿的土地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被冰封雪盖。因此,人们都说这儿光长树木不长菜,要吃菜,全靠火车送进来。一九五四年四月,图里河林区创办了第一座暖菜房,在技术员张金林苦心经营下,落雪的四月天,暖房里已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菜。今年春天,张金林在暖房里培育了一万六千株菜苗,等到五、六月,冰消雪化,再移植出来。因此,各种蔬菜都能在冻土上健壮地生长。 (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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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水库工程迅速进行
梅山水库工程正在迅速进行,建筑水库的人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下,继提前十五天把三号垛浇筑到顶后,又把二号垛较年度计划提前两个多月浇筑到顶。目前,坝垛的一般高程已达到一二三·六公尺,坝拱的高程已达到一一三·六公尺(坝身的总高程是一四一公尺)。除连拱坝本身工程外,水力发电站的“挡水墙”、“溢洪道”等工程也浇筑混凝土。水库的建筑者正在为争取于今年十二月份将坝身全部浇筑到顶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冬天,梅山水库建筑者还在这里紧张地清理坝基,仅八、九个月的时间,坝垛的实际高程已浇筑到高出地面将近七十公尺。(附图片)
目前的梅山水库工程全貌。
孙静摄(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宣教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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