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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重视培养积极分子
曾毓秋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是农村党组织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大批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党就不可能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完满地实现党的政策，也就不能保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胜利。
是什么东西妨碍了农村积极分子的大量生长呢？就因为党组织没有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工作。为什么党组织没有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工作呢？从福建省福安县的情况看来，主要的有这样两种有害的思想：一种是少数领导人员不信任积极分子（当然更不信任群众），事情不管大小，都要他们亲自来解决。区干部开会，乡干部打锣，工作组总结经验，乡干部送材料。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另一种是领导人员只知道使用积极分子，而不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因此很多积极分子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工作热情不能持久，工作信心不高。
要做好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首先就得克服上面这两种错误思想。
福安县的农村党组织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克服了上面两种错误思想，在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放手使用积极分子，分配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福安楼下乡支部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曾分别召开了各系统积极分子会议，给各系统的积极分子交代了任务，交代了工作方法，鼓励他们去工作。同时规定了必要的汇报制度，要积极分子每七天向支部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支部就及时地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正因为这个乡的支部大胆使用积极分子，所以积极分子的工作情绪很高，责任心很强。过去这个乡有许多积极分子不起作用，现在全乡一百十四个积极分子个个能起作用，给乡的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各种形式对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政策方针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一般说，积极分子的进取心是强的，他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党组织就必须多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过去有些乡支部只采取表扬的办法来给积极分子“打气”，有的积极分子就不满意地说：“做了工作只表扬，还有没有比表扬更好的办法呢？”他们希望党组织给他们更多政治上的帮助。为了满足积极分子的要求，大洋乡党支部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经常召集青年积极分子开会，向他们讲解党章和团章，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使他们眼睛清亮了。黄沙乡党支部在党员学习党的纪律时，吸收积极分子参加，让他们懂得要当一个党员就得积极工作，遵守党的纪律。政治教育的方式是很多的，让一些积极分子参加县、区二级某些会议或训练班也是提高积极分子政治水平的好办法。大洋乡过去只让村的一两个主要干部参加各种会议，现在他们吸收积极分子参加有关的会议。该乡积极分子方芹佺参加有关合作化运动的会议后，认识到应该加强互助组内部团结，并且应该帮助个体农民。于是他整顿了自己的互助组，还经常耐心地帮助个体农民方进弟解决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对他宣传合作化的好处。由于方芹佺的教育，方进弟觉悟提高了，报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成了积极分子。除参加会议和训练班外，支部还可以同积极分子个别接触，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如立峰乡积极分子吴妹金要求入党很迫切，党支部认为他条件还不够，没有批准，他的情绪就有些波动。党支部针对他这种思想进行个别教育，如在评产时，他把实际产量报高了，党支部就指出他这样做法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这件事对吴妹金的教育很大，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端正了入党动机，下决心要用行动来争取入党。
要提高积极分子的质量还必须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能力，教给他们工作方法，使他们善于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塔里乡一个自然村有两个积极分子，因为工作缺少办法，工作成绩不好。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对他们加强了教育，告诉他们在工作中应防止什么，掌握什么，还经常同他们研究问题。现在这两个积极分子不但能担任本村工作，并且包干了一个工作基点的工作。有些农村党组织采取了“带徒弟”的办法也是有效的。斗面乡团员谢瑞堂本来工作能力很差，群众说他去开会听了一百句话，回来讲不上十句。支部书记就经常找他一起工作，有事情就同他研究，在评产工作中教他如何掌握原则，如何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等。经过多次的锻炼，他的工作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群众说：“他过去不会办的事，现在都会办了。”
为了培养积极分子，党支部还要从各方面来关怀积极分子。一个积极分子的工作热情有时会因遇到客观困难或其他问题而低落的。这时候，决不应该采取简单指摘的态度，而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做好工作。城山乡一个妇女积极分子工作原来很积极，她迫切要求入团，也具备了入团条件；但她的母亲落后，团支部没有批准，这就影响到她的工作热情。党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向团支部指出落后的是她母亲，本人既有入团条件，应该批准。团支部接受了党支部的意见，批准她入团。党支部对她的关心很使她感动，她的工作热情就比前更高了。党支部应该爱惜积极分子的工作热情，不要让他们兼职过多，影响他们的生产，特别对妇女积极分子，因有孩子的拖累，工作中困难更多，更应照顾他们，分配他们做适当的工作。
培养人，教育人，关怀人，这是农村党组织应有的责任。做好了这一工作，大批积极分子就会产生，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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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字和拼音文字教学效果的比较
旅大师范附属小学教导主任 王茂业
汉字在我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这是谁都承认的。但是汉字有严重的缺点，这也是谁都承认的。因此，毛主席指示我们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完全正确的。拼音文字确实比方块汉字优越。我从大连的小学在一年级试验拉丁化新文字教学中，得到了一些深刻的体会：满七岁的小孩子学了一个半月的拉丁化新文字，在全班五十人中就有六名能够写话。到学了一年之后，全班五十人中就有二分之一的小孩子能用拉丁化新文字写出一百多字内容比较具体完整的文章。满十岁的张绍荣小朋友，过去曾经学了一年多的汉字，要是让他读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课文，还可以顺着句子勉强读下来，但是根据课文听写，在他听写的二百八十八个字中，写对的字有一百零三个，写错的字有三十二个，写不上来的字有一百五十三个。要是让他用学过的汉字写话，就更不行了。但是他学了一年拉丁化新文字以后，他也能写出一百多字的文章来了。
如果用汉字教学，在一年级开学一个半月以后，小孩子还在开始学习笔画较简单的生字；写文章，在三年级才开始。就一般小学里的作文情况来说，不仅是三年级的，就是四、五、六年级的小孩子写起文章来，不会写的字也很多。老师们都很苦恼地反映说：作文课成了问字课！但是仅仅学了一年拉丁化新文字的一年级的小孩子，在写文章的时候，却没有不会写的字了！
我曾经做过一次小孩子学了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以后的阅读能力比较的调查：让在一年级学汉字的小孩子阅读“列宁和炉匠”（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的课文）这篇故事，让在一年级学拉丁化新文字的小孩子阅读用拉丁化新文字翻译的这篇故事。这两个小孩子是同年级，同年龄，学习成绩也都是优等的。那个学拉丁化新文字的小孩子，很快地读完了这篇故事，不但没有不认识的字，而且还能把读过的故事内容完整地讲述出来，甚至还能用拉丁化新文字把故事内容重新写出来。可是那个学汉字的小孩子，在读这篇故事的时候，遇到了许多不认识的字，溜着读下来，对故事的内容是一知半解的，根本就谈不到重写出来了。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一年级的小孩子学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后，他们的语音逐渐地正确起来了，不但读课文能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来读，而且平常也能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来说话。另外，小孩子在学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后，对词儿连写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也都容易养成习惯。
总而言之，从大连的小学一年级的这种教学试验的结果证明：拉丁化新文字确实是容易认、容易写和容易用的拼音文字；在学校里使用这种拼音文字教学，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将会很快地提高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教学试验。将来我国改用拼音文字以后，教学质量一定是会更高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看看苏联学校里的情况就可以明白的。我曾经到大连的苏联学校里去参观课堂教学。我特别注意了解了一下苏联小学生学习俄语的情况：他们在一年级，用前半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字母和拼音；从后半年起，俄语分成阅读课、语法课、写字课、说话和作文课来学习。单从阅读课，我们就会看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了。苏联小学生在阅读课里是学习“祖国语言”这本书。“祖国语言”第一册（一年级用）这本书里一共有一百六十三课。苏联小学生从这本书里所获得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除了开头的“斯大林想到我们”的诗篇和末尾的“苏联国歌”这两课以外，还有关于纪念列宁、关于苏联红军、关于家庭方面、关于学校方面、关于清洁卫生以及季节方面的课文。可以想到这里边包括了怎样丰富的词汇和生活方面的知识。
除了内容丰富之外，还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一百六十三课里边倒有九十八课（占百分之六十）不是教科书编者自己编写的，而是各名作家的文选。其中有世界闻名的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伊林、马雅可夫斯基、米哈伊洛夫等伟大作家的文章和诗篇。反过来看，我们的一年级语文课本里却连一篇文选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的教科书编者不好吗？是他们不肯编成像苏联那样的课本吗？不是，完全不是！我们的教科书编者为研究合理、科学地编写课本，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但是，找不出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法。原因不在编者，而在于我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因为我们的课本内容编得丰富一点，就要使用更多的生字。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的小孩子和苏联的小孩子都是七周岁入学，可是苏联的小孩子在小学一年级就一面学习语言，一面学习文学；而我们的小孩子却只好光认字，而且还认不好。这仅仅是一年级的情况，差别就这么大，要是拿苏联的小学毕业生和我们的小学毕业生（苏联小学是四年，我们的小学是六年）互相比较一下的话，他们之间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悬殊会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我国改用拼音文字，使人民的后代——小孩子很容易、很迅速地学会了文字，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那该有多么好！那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有多么大的好处！
为劳动人民着想，为儿童和青年着想，为我们的文化和科学的发达前途着想，也是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着想，我国的文字改革，实在是一件不能再拖延的工程。
当然，在我们的国家里，现在还不能一下子实行拼音文字。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简化汉字和大力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我觉得：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逐步地学习拼音、养成拼音习惯，和调查拼音文字的学习效果以及创造拼音文字的教学经验，也是应该积极准备的重要条件。因此，我建议：
（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早日制定拼音文字方案，并请国务院公布全国使用。
（二）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指定一二所小学，重点试验拼音文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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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记修建在朝鲜的烈士陵园
黄茜
很久以来，我心里一直为这件事情所激动，也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的和平人民，祖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属们！这就是我们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永远纪念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光荣牺牲的英雄们，我们在战后的日子里，在这朝鲜的各个著名战地，为自己已故的兄弟们修建了有着深远意义的、庄严美丽的陵园。
我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地方。这是在英雄鱼隐山战地和著名的文登公路前沿一带。这里原来是一片荒芜的原野，如今修建起陵园，成为众人瞻仰的地方。
这个中心陵园建筑在一个山下较平坦的地方，陵园后面的山峰像一座严峻的屏障。山腰中有十多公尺高的纪念塔，塔角的铜铃，随风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陵园四周架着一排红色的栏杆，栏杆下面有一条三面铺石的排水沟。陵园进口处是一个三层的钟楼式大陵门，门上横悬着匾额，雕刻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字样。两边挂着的挽联上刻着：“鱼隐山文登里朝中英雄百战百胜，为和平保祖国殉难烈士正气浩炽”。往里一个陵门是拱桥式的。门顶立着一个木制的烈士形象，手中威武地执着红旗。门内两边是六个圆形的花圃，栽种着各种花草。踏上半圆形的石级路后，就看到那纵横的陵路和成行的墓坎、墓碑。陵园中心的陵亭，是完全按照我国民族形式建筑的，亭面放射着白色的光泽，六个红色的棱角伸向天空。亭内六个边镶着六块半月形的檐板，一个檐板刻着“勇士亭”三字，在另五个檐板上，天才的战士们雕刻了飞翔的白鸽，跳跃的金鱼和各种生动的花鸟。亭中有一张永久性的圆桌和四个蜷足形凳子，供来瞻仰的人们在这里休息。
站在这个亭前你向前眺望，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公路。现在白天黑夜有多少汽车在这公路上奔跑啊！这是一条胜利的道路！从这里到前沿只不过十华里；三年前，敌人为了争夺这条路，曾用成百辆的坦克向这里冲锋，可是，英雄们，就是这些英雄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挡住了它们。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公路旁那几辆敌人坦克的残骸，尽管它们的头朝着南方，但是并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你还可以看到，如今，那田野里长着一片多么茁壮的庄稼，勤劳的朝鲜人民又是怎样愉快地劳动着。置身在这里，你会特别感受到和平生活的可爱，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的烈士们，实实在在是最可爱的人！是的，烈士们的形象，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一切善良的人的良心发亮，心胸发热。我曾问过一个战士：“这里埋葬着几位英雄？”可是那战士回答得多么明朗：“他们那一个不是英雄！全是为和平而牺牲的！”是的，正是这些烈士们，英雄们，才创造了光辉的胜利。
去年十一月，那已是初冬的季节，当陵园落成的那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驻军，当地朝鲜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许多人低着头，缓步地抬着花圈，妇女们顶着丰盛的祭品，许多人流着眼泪。他们用自己古老的习惯，摆设祭礼，哀读祭文。在追悼会中，原来明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下起雨来。可是，参加集会的一千多人，谁也没有介意。有一个老大爷在会上讲话，他指着面前的坟墓说：“我们的万代子孙，决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如今，我们的烈士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安息环境，这里永远像是春天。山坡上，陵园内开着鲜花，被炮弹打秃了的树木，现在又变得一片葱绿。每当人们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是满怀着尊敬，停下脚步，瞻望一下这些庄严的建筑，并且默默地祷念：为保卫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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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和欧洲安全
苏联 维·特鲁哈诺夫斯基
维护和巩固欧洲的和平，是目前使英国公众感到不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在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极其关心是完全合理的。历史的经验，经济、政治、地理和战略上的理由，都证明英国对建立可靠的欧洲安全体系，对维护和巩固欧洲大陆上的和平都是有着根本的利害关系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三百多年期间，英国的安全主要是依靠它的岛国地位和它的舰队掌握了海洋的霸权。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大陆分开。海峡的西部宽在一百英里以上，而东部接连北海的地方宽为十九英里。二十世纪初期以前，这个海峡是英国避免来自欧陆的任何军事威胁的可靠防御物。英国曾参与多次大陆纠纷，但它只限于对自己的同盟者给以财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把自己的欧洲政策建筑在有名的“均势”原则上。
然而这种条件只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发生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改变了这种局势。潜水艇在一些国家军备中的出现，降低了英国舰队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意义。空军的产生大大减低了作为英国安全因素的英吉利海峡的意义。考尔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帝国的军事地理”一书中曾写道：
“伦敦距欧洲海岸用不了一小时的飞行……它的面积比柏林大一倍，比巴黎大两倍；它的人口比起柏林和巴黎在德国和法国所占的比例来，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它的泰晤士河是飞机的理想的方向标；它的碎裂的云层的气象条件有利于进攻的一方。”
这些条件表明仅只海上的霸权对于英国的安全已经是不够了。对于大陆上的同盟者作财政和外交上的支持也不够了。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为了避免严重的失败——英国不得不建立一支庞大的陆军并使它投入对敌的战斗。这支军队曾遭受了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
英国阵亡人数为七十四万三千，受伤人数为一百六十九万三千。后方人民群众的状况是非常艰苦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只有那些在不小的程度上点燃了战火并为战争提供军火的垄断资本发了大财：英国工业的利润在战争年代中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
英国同它的同盟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正如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的出版物
“联合王国外交政策、战略和经济”中所指出的，它为胜利支付了“可怕的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急剧地削弱了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它是落后了。它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损失。战争的结果，英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领导地位不得不让给美国。它的殖民国家的地位也严重削弱了。最突出的是，它丧失掉海军的优势：过去英国的“两强标准”原则，即英国舰队的实力至少要等于世界上其他两个最强舰队的标准的原则，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伦敦“泰晤士报”在一九四三年写道：
“一九一八年的胜利造成了一种强大和安全的错觉……实际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加速了英国在世界强国行列中的相对的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和更严重的损失。在战争的初期，英国就接近了失败，接近于真正的整个国家的覆灭。一九四五年五月，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
“甚至在现在我们又能自由呼吸的这些日子里，回忆起来仍要全身战栗，我们距死亡的边沿曾是怎样万分狭窄和接近啊。”
在这场最严重的战争结束时，英国毕竟站在胜利者之列了，这首先因为苏联是它的同盟者之一。在英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声明中，曾多次承认这个事实。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任英国战时内阁军事顾问助理的伊安·雅各布将军——他当然是一个很熟悉当时英国军事情况的人——曾写道：
“如果一九四一年俄国遭到了失败……即使有整个联邦和美国的支持，英国是否能生存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英国。战后的最初几年，它就处于在经济上依赖美国的地位。它的国外投资的大部分都失掉了，国家债务急剧上升，支付赤字成了经常的现象。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战争又重新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重担和痛苦。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只有一小撮靠供应军火赚钱的垄断资本家获得了利益。根据英国报刊的材料，公司利润从一九三八年的十二亿三千五百万英镑上升到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三亿二千五百万英镑。
因此，二十世纪的经验证明，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战争对英国是最严重的威胁。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是战胜者，战争却给它带来了沉重到难以完全恢复的地步的打击。这一切都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英国的民族利益迫切要求维护欧洲的和平。事实证明，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可靠的维护和平的体系，英国的安全才会有保障。
如果说，在过去，欧洲安全对于英国人民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那末，在现在，这种利害关系就更大了。英国舆论界公正的意见认为，战争是对于他们国家存在的一个最严重的危险。
上边谈到过的雅各布将军在“英国军事思想的原则”一文（一九五一年）中指出，英国现时是否有能力做出像上次大战中那样的军事努力，是值得怀疑的。必须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根据他的意见，是英国不能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来筹措资金支付输入必要的原料和粮食的费用。雅各布很有根据地认为，在战争的情况下，英国独自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有租借法案或与此相等的东西”。雅各布将军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造成英国的颇成问题的前途的第二个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
“英国能不能经得住轰炸呢？大概它会受到轰炸，而且很可能受到包括原子弹和远射程火箭在内的轰炸。”他提出这个问题。同时他立即指出，这个问题大可争论，但是“任何人也不能有把握地加以回答”。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了。在雅各布的意见发表后的这段时间中，英国已有许多人明白了新战争对英国所孕育着的全部深重危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年初曾写道：
“像我国和西欧某些其他国家这样人口稠密、经济和社会结构体系复杂的国家，是特别容易受到氢弹的袭击的损伤的。”
这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挑起欧洲战争，对英国说来，是真正致命的打击。正因为这一点，维护欧洲安全的问题现在对英国人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怎样保证英国的安全呢？——这个问题自然应该成为英国国家政策的主导问题。自然，对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回答。
英国的某些政治家和评论员喜欢说，似乎英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和西欧联盟能充分保障国家的安全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但是，这些论调是非常不符事实的。
首先，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欧洲建立军事集团从来未曾导向和平，而是导向战争。当年建立的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和英、法、俄参加的协约国，难道不是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吗？在三十年代建立的一方是德、意、日集团，一方是英、法集团，难道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最后，如果看看现在，导致目前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对立的军事集团又是什么呢？过去和现在都十分确凿地证明，建立军事集团不是走向保障欧洲和平的道路。从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集团也不能保障英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即使不谈将来，也不能不指出，现在英国参加西方国家军事集团，已经在它面前提出了许多非常严重的直接关系到它的安全的问题。
英国参加军事集团的一个结果是，它须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军备竞赛，这种军备竞赛对它的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英国的某些集团企图把军备竞赛说成是加强和平的手段。但是事实上，没有比军备竞赛——它是“实力地位”政策的最重要部分——距离加强普遍和平的任务更远的了。在英国，许多人过去和现在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里引用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格雷子爵的声明是适宜的：
“欧洲历史的教训是清楚的。这种教训就是用军备竞赛和缔结分立的联盟的办法不可能保证巩固的安全。”
另一个英国外交大臣（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阿瑟·汉德逊在一九三○年写道：
“每一个国家都想比它的邻国更强大的这种企图……无论过去和将来总是引起战争。”
因而，英国庞大的扩军计划是它参加军事集团的必然结果，而这不仅不能作为国家安全的保证，事实上还在破坏这种安全。
英国参加军事集团损害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另一个结果，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分布在它的领土上。某些政治家硬说这些基地也是保卫英国和世界安全的有效手段。但是，实际上远非如此。
英国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配置有原子轰炸机的美国空军基地，就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一旦发生战争，英国便立刻处于最前线。这对于英国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一位美国高级将领在一次谈话中曾透露过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即使伦敦和英国的大部分很快地被毁灭，英国作为美国轰炸机的航空母舰毕竟还是有用的”。
在英国未必有谁会喜欢这种前景吧！作为建立排外的军事集团政策的产物的美国军事基地，不是加强、而是破坏英国安全的手段。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建立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的战略完全是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为其基础的。侵略性的德国军国主义是什么，英国人民也像所有欧洲国家的人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对于英国的国家利益是致命的危险。
总之，建立排他的军事集团丝毫也不能保证欧洲的安全。这些集团本身、军备竞赛、在他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以及由这种建立军事集团政策所产生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一切都导致着欧洲安全的破坏。同时，这一切也对英国的安全形成致命的威胁。
那末，出路何在呢？走向保障欧洲安全的道路在哪里呢？保卫欧洲所有国家，其中包括英国的安全的方法在哪里呢？
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中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苏联的建议保证建立一个考虑到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可靠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第二，这些建议为解决许多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首先是德国问题扫清道路。因此，英国广大社会人士对于苏联建议表示关怀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人民对巩固欧洲和平的殷切希望表现在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在英国获得普遍的拥护。保守党国会议员布士比认为日内瓦会议是“全世界道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种道义力量将以越来越大的压力加诸所有的政府以利于和平事业”。
正是由于英国人民“道义力量”的影响，英国代表团在日内瓦——法国代表团也是一样——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旨在加强欧洲和平的建议。英国首相艾登在日内瓦会议上宣称，英国代表团将赞成导致增加欧洲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的保障安全问题的一切建议。艾登本人提出了一项缔结有英国、苏联、美国、法国和统一的德国参加的公约的建议，同时声称他准备考虑关于增加公约参加国家的数目的问题。他还提出在沿东方和西方分界线的两边的一定区域中驻扎由双方任命的视察组的建议。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对于欧洲安全事业是有贡献的。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具体和有效的方法有待于十月二十七日开幕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去谋求。谋求这样的方法是符合英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英国，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这点。英国广泛阶层的人民赞成建立欧洲安全体系。英国一些大的报刊的有利于加强欧洲和平的许多言论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例如，“泰晤士报”在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讨论日内瓦会议结果而发表的社论中说道：
“初看起来好像是，布尔加宁元帅和艾登关于欧洲安全公约的意见彼此越来越接近了……如果是这样，十月外长会议的结果将能取得协议，是可以期待的。和解确实是可能的。大家都应当期待这个并且促成这个。这样一个公约会是欧洲更加稳定和信任的基础。”
其他许多英国报刊也以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例如，“雷诺新闻”就呼吁把英国的政策转向取消现存的军事集团而代之以普遍安全体系。
自然，英国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势力，用一切方法力图妨碍达成欧洲安全的协议。在那些认为继续“冷战”和国家军国主义化政策对自己有利的集团的影响下，英国报刊中出现一些企图妨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论文。某些英国报刊竭力散播对国际关系今后发展的悲观的预测。
英国报刊对于德国问题——与保障英国的安全紧密联系的问题——给以极大的注意。大家知道，某些英国报刊企图证明，好像整个德国加入西方国家军事集团是符合加强欧洲和平的利益的。同时，对于解决像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样重要的问题，他们或者是有意地回避，或者是留待将来，为的是要在统一的德国已经加入西方国家军事集团以后再“试图”去达成协议。“旁观者”杂志遵循的就是这种政策，这个杂志在社论中表述西方国家的立场如下：“首先恢复德国的统一”。
但是，这是本末倒置的。目前，英国某些集团表示想要这样来统一德国，就是统一的德国要成为西方国家军事集团参加者，这当然是同加强欧洲和平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雷诺新闻”强调指出这种情形时认为：“统一德国的问题不应当成为这样一个障碍物：一切其他的和平希望碰到它就会破灭”，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希望当然也包括在内。
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合作是保障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这种合作，会成为使世界上这一最重要地区不产生新战争威胁、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不受威胁的可靠的保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英苏合作对于欧洲和平事业的意义。“泰晤士报”在一九四五年评价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对于和平事业和两国根本利益的意义时曾经写道：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是同俄国的联盟，它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正如胜利是联合努力的产物一样，这种联合努力的继续保持，乃是坚固的欧洲协调的可靠的和实际可能的基础。当英国和俄国双方都各自保卫着和平，当它们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信任和合作的时候，欧洲的和平就会得到保障。如果英国和俄国互相离弃，那么不仅对于整个欧洲，而且对这两个大国说来，前途都会是黑暗的……无论是英国或俄国，如果它们不愿给自己的民族利益以及欧洲的普遍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它们就应当乐于这样做：不能让自己采取即使是短时期的分裂和分歧的政策。”的确，英苏关系过去已有的经验清楚地证明，在英国同苏联共同行动的那些时期，英国的安全就得到了最好的保证；反之，在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那些时期，英国的利益总是蒙受损失。遗憾的是，战后时期英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像两国的利益和欧洲和平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英国的参加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集团，已经给欧洲安全的事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害。英国和苏联在维护和平中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较之目前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争执的问题具有更为巨大的重要意义。英国也承认这一点。
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上为促进同英国的关系采取了一定的步骤，这是苏联和英国人民一致拥护的。苏联代表团和英国首相艾登曾就巩固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和方法问题进行讨论。尼·亚·布尔加宁和尼·谢·赫鲁晓夫接受了艾登先生的邀请将访问英国，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赞同。苏联政府认为，发展高级人员个人之间的接触，对于改善英苏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同艾登非正式商谈的过程中，善意地讨论了关于组织海军舰队和军事代表团相互访问的问题。日内瓦会议以后，苏联和英国之间开始了关于发展文化合作方面的联系问题的谈判。到苏联来的英国代表团的数目增加了，到英国去的苏联代表团的数目也增加了；许多英国工会和体育代表团以及英国各城市的代表访问了莫斯科。苏联各族人民对英国人民抱着友谊的感情。曾于今年七月访问莫斯科的伦敦市长霍华德声称：“最使我感动的是，所有的俄国人都希望和平，希望同其他国家人民合作。”苏联人知道，大多数英国人民对我国也是友好的。×××可靠地保障欧洲安全对英国人民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广大的英国公众在整个战后时期一直为争取欧洲的和平而积极斗争。在这一方面，他们得到了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因为保障欧洲和平是防止世界任何一地的战争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叁仁译自苏联“新时代”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三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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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
朝鲜人民军战士们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在车站欢送的朝鲜妇女，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战士签名留念。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