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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社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编辑同志：
我们岭泉乡的神官窑自然村，全村只有二十六家。一九五四年以来，不少农民不断要求建社。乡干部在学习了县委传达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就满怀信心地要在神官窑建立一个二十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当乡里的领导人员在这个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报告了目前合作化的新形势和党支部的建社计划以后，农民报名入社的并不算多，两天只有十二户报了名；而且有些已报名入社的农民思想也不完全坚定。说明了我们把建社工作看得太简单了，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仓促发动入社。
我们乡支部经过研究，接受这个教训，决定先要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顾虑。结果发现，由于神官窑是山区，农民一年有半年工夫搞驮炭等副业，很多人都怕入了社缚在土地上，不能搞副业；另外，有些劳力弱和无劳力的农户怕入社后不能劳动活不了，还有些农民看到报名入社的大部是“家底不厚实”的贫农而怕社搞不好。根据这个情况，支部决定一面把本乡几个老社的优越性向农民进行反复教育，一面就在已经报名入社的农户的基础上初步搭起社的架子，及时投入生产，以便从生产中显示社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于是，在支部领导下，对已经报名的十二户进行了审查，暂时肯定了十户社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出了五个人参加县上举办的建社骨干训练班，并选出三个人在家领导和组织现有的八个男劳力和十个女劳力及时投入生产。仅仅二十多天工夫，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就办了三件事情，大大显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第一件是在两天内迅速完成了种麦任务。十户农民共有四十多亩麦田，根据现有劳力组织了五犋犁，并发动妇女溜麦籽，克服了劳力不足的困难，结果两天就把小麦种好了（第二天下午还只出了三犋犁），比一般农民早种了五、六天，而且质量也好。第二件是组织妇女割蒿沤肥四千余斤，在村里门旁沤下两大堆肥料。这件事对群众惊动更大，农民韩田全说：“入了社的妇女也变啦！原来不动弹，现在真顶事。”第三件是组织了秋收中节余的劳力种树、开荒和搞副业。社里通过讨论，把十户的秋庄稼按作物和成熟情况排了队，确定了收割次序，规定了统一收割、损失包赔的办法。由于劳动力统一使用和发动了妇女参加劳动，因而在秋收中还能够抽出时间种树、开荒、搞副业，到十月六日为止已种树一亩、开荒地六亩、打成贮青窖一个；有的社员还抽空去驮炭。在家的人还帮助外出受训和搞副业的人家干担水、担炭等杂活。
以上事实，不但使已经报名的社员坚定了思想，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要求入社。例如，韩田全说：“前几天我不报名，就是看见社里报名的十来家不顶事。想不到社里生产比谁都搞的好，还抽空驮炭搞副业。咱呢？只顾驮炭了，谷子黄了还没收割回来！”以前怕入社耽误副业的农民韩秀生，看到社里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副业搞得比在社外还好，也下决心报了名。韩秀根等缺乏劳力的农户也打消了顾虑。到十月六日为止，全村报名入社的农户，很快就增加到二十三户。
山西介休县中共岭泉乡支部书记 孙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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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助组准备转社热情学习办社经验编辑同志：
中共汝南县委计划在原有的三百九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今冬再发展六百个社，使入社户数达到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并且决定在九月到十二月份分四批训练好建社骨干。根据参加第一批互助合作训练的骨干分子和各区反映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广大农民群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积极的、迫切的、坚决的。
由于全县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经过了整顿，庄稼长的好，显示了优越性，再加上粮食“三定”政策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八区三桥乡二十四个互助组，在卖了余粮以后，展开了组和组之间的拔草、积肥竞赛，争取早日转社。三桥村和五子村两个组深怕秋季挑选不上，就先把地犁在一团，粪积在一块；他们说：上面不让转，我们自己转。一区付庄互助组为了准备转社，特意新买三头牲口，又把小牛换成大牛；他们见到乡长和党支部书记就要求马上让转社。
区委训练互助合作骨干的通知发到各乡以后，农民要求转社、入社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三桥乡九个组连夜送申请转社书到乡里，要求各派一人去学习，提出：“自己带馍听报告，会场坐不下在外边讨论……。”一区七里店、赖集、罗坡二十四个互助组都要求先转社。七区十一个组派人参加训练，每个组都有十多户组外农民挂了号，要求在转社的时候入社。八区罗庄钟长喜互助组，因为没有会计不能转社，有一个组员就把自己上中学的儿子留在家里当会计。
在被批准第一批参加训练的互助组里，组员们都是欢天喜地，加倍努力地积极生产。四区守法里乡李玉兰来县前，组员都来欢送，并且再三嘱咐：“我们在家好好生产，你要安心学习转好社工作。”没有被批准参加第一批训练的互助组，也表示要搞好生产，创造条件，争取在第二批转社。
参加第一批互助合作训练班四百多个学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都决心学好本领，回去把社转好、办好。
中共汝南县委农村工作部 缪玉靖 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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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条件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编辑同志：
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像警钟一样地唤醒了我们，纠正了我们的右倾思想。
过去，我们总认为山区条件差，不能和平原地区比较，借口干部少、经验不足等等，不去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不少条件很好的互助组也不能及时转社。如城关区马连乡新田村年忠廉等四个互助组，共二十二户，有骨干，有三年互助的基础，去年正式提出申请转社三次，非正式提出转社要求十几次，但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条件还不够”。特别是今春的盲目收缩，更使互助合作运动受到了不应有的挫折。我们原计划在夏收前要建三十九个社，秋收前再建五十三个社；不久在三级干部会上压缩成只建三十九个社；后来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区委书记会议来批判工作中的“冒进”情绪，将三十九个压缩为三十六个；而在建社过程中又停建了五个。这种做法引起了群众和办社干部的不满，认为是在他们头上泼冷水。王坝区双池乡的建社工作是在第三阶段就要结束的时候停止的，农民王培应就很不满意地说：“过去天天叫创造建社条件，现在社快要建成了又叫停办，我们真不明白，究竟是要什么条件？”茨坝区彭家乡的农业社快建成的时候，我们也要停办，但是社员们却以“明组暗社”的形式搞下来了。
上级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以后，我们批判了过去领导方面的右倾思想，分析了我县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好的有利条件。
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由于全县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中显示了优越性，周围农民都迫切要求入社，据不完全的统计，到八月底为止已经正式报名挂号申请转社的有六百十五个互助组，共四千三百四十五户，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还不很富裕的农民。王坝等六个区有二百零九个互助组（共一千四百九十多户）为了给建社创造条件，已经自动并成九十三个联组。不少联组已经在学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和有关建社材料；城关区楚家乡张有才互助组和王耀贤互助组合并后还向雁河川农业社学习了经营管理的领导方法，在组内推行了小包工制，并积极修梯田、筑河堤，争取在秋后转社。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有基础的。
从运动发展规律上来看，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可能的。一九五三年全县只有一个社，入社农民十四户；一九五四年春发展成六个社，入社农民一百零二户；今年春季就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社，入社农民三千九百五十八户。经过夏收和预分以后，现有社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只有二十八个社有五十九户社员要求退社，其中有四十九户是比较富裕的新、老中农。
再从党的领导力量方面来看，全县现有的农业社和已经申请建社的互助组中，有着一定数量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社的领导骨干是有的；而且经过运动的考验，还将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目前有很多乡的党支部已经摸索出一些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方法和经验，现有社的驻社干部基本上学会了办社，县、区、乡的不少干部也有了建社办社的基本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后把社建起来也能够办好的有力保证。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我们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大大加强了，保证在一九五六年要使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三百零五个，并且要保证质量。
中共甘肃礼县县委书记 韦忠康
农村工作部部长 孙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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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领导人员作风恶劣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是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人事科的工作人员。
一九五四年四月，我曾根据人民日报“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社论的精神，写稿（署名徐枫）批评沈阳分行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等混乱现象。这篇稿件在四月十四日原东北日报发表后，分行领导人员，特别是人事科长刘殿忠，在知道徐枫是我的化名以后，就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刘科长经常讽刺我“写作能力强”，并以讽刺的口吻叫我徐枫。他曾先后找我进行了二十多次“个别谈话”，并在工作上故意同我为难。例如，当时我有病，根本不能做外勤，他却决定调我做外勤；经我提出意见以后，这个报复性的决定才没有实施。
由于我仍然坚持原则，对工作中的各种缺点提出批评，刘科长更为不满了。他威胁我说是“市委都在研究你的问题”，要我承认错误。在今年二月七日又找我谈话，要我检讨。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要求他开会讨论我的问题，或找市委的同志来共同把问题搞清楚。但是他却坚决要我在他屋子里立即进行检讨。我受了这样的刺激后，第二天，脑病就犯了，经医生诊断休养。他趁我不上班的机会，就布置全科同志给我提意见，以后整理了一个材料，说我同领导对立，制造分裂，散布流言蜚语，不相信党，不拥护党，思想落后，为谁服务不明确等等，在三月二十八日给我看，要我承认。刘科长说，这是群众意见。我当时提出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他再召开会议，由我参加，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又拒绝了。
我们沈阳分行存在的问题还不仅是压制民主而已，行内领导人员还闹小宗派、乱提拔干部，甚至还有违法乱纪、私立公堂的行为。这些问题，我对刘殿忠曾不断提出过，但是受到的只是打击。我又不断向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辽宁日报、本行监察室、团组织等进行了控诉和揭发，有关部门虽在检查，但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曾经感到失望，但是，张宝桐坚持斗争得到胜利的事件鼓舞了我斗争的勇气。我下决心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你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荀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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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错误事实的检查材料
读者荀洪文同志反映的情况，经中共辽宁省委纪委会和财贸部、中共沈阳市委财贸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辽宁省分行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了七十五天的检查，证明是确实的。几年来，由于沈阳分行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员滋长了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只顾业务，忽视政治，因而在工作中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压制民主，打击批评者
荀洪文的批评稿在原东北日报发表以后，分行系统的职工写了四十多封信给报社支持这个批评。但是沈阳分行领导方面却大为不满，第一副行长杜湛曾布置保卫科检查写稿人（因公安局不同意才没有作），并在行务会议上提出要写小品文进行反批评。第三副行长程远夫也认为写稿人是“给领导找麻烦”。后来，杜湛和第二副行长武薇、党总支书记侯景铭曾在人事科长刘殿忠的提议下，屡次研究要调动荀洪文的工作，以致发生了刘殿忠对荀洪文施行打击、报复的事件。又如，辽宁省分行工作人员于绍公（原在沈阳分行工作）曾写稿批评沈阳分行的工作，杜湛知道后竟到省分行去要求“很好地教育于绍公”。
平常这些领导人员对待下级工作人员提出的批评也是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的。如张学智工作比较积极，只是因为说过“杜行长不懂业务”，杜湛就一直对他另眼相看，并且企图把他调到办事处去。又如，有一次杜湛到计划科去帮助解决工作任务不明确的问题，事后杨成立反映“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杜湛知道后马上到计划科提出质问。第三副行长程远夫听人说科员王文盛曾批评他工作不行，就心怀不满。以后在讨论王文盛转党的小组会上，他就有意夸大王文盛的缺点，为了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又假装同意王文盛转党；但是在支部会上讨论表决的时候，他又耍弄手腕，使王文盛不能转正。
由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这样压制批评，仅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向上级党、政府和报社控告分行领导的信件，就有二十八件之多。
领导人员互相猜疑，闹不团结
沈阳分行三个副行长和党总支书记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杜湛一贯自以为是，不能虚心考虑别人意见，好自己决定问题；他毫无根据地怀疑武薇、侯景铭两人商量到市委去汇报他的缺点，而对程远夫却采取不能展开原则批评的自由主义态度。程远夫则认为杜湛、武薇、侯景铭三人是从延安来的，搞成一伙来整他；他对侯景铭一直是瞧不起，在研究党组成员时曾公开说“有侯景铭参加我就不参加”。武薇、侯景铭两人对杜湛、程远夫两人，则是有意见正面不提，只是在背后说说风凉话了事。
不尊重上级领导，欺骗组织
原东北区行曾通报批评沈阳分行的储蓄宣传和经费开支浪费等问题，杜湛就大发牢骚，要区行把通报“收回去”。一九五四年为了给行长修宿舍，程远夫决定要将一处职工宿舍拆掉，并准备扩建。城市建设委员会没有批准，程远夫就责骂经办人员不该“到外面去嚷嚷”，并指示仍然按照他的原计划办；他打算先把事情干了，如果建委会来检查，就假装这是下面搞的，自己不知道，以便不了了之。更加严重的是，有一次他怀疑总务科会计单九鹏有偷窃行为，就违法私立公堂来审问单九鹏。后来查清偷款的是另一个人，他对诬屈单九鹏的问题还不作检讨。
违反干部政策，任人唯亲
沈阳分行的干部后备名单制度很不健全，对干部平时不培养，到工作需要的时候就现找；而考虑提拔的标准却是干部来历和同领导同志的关系等。如一九五三年提拔出纳科副科长时，杜湛听到有人提出张建业，又问清了是从原东北区行调来的，就说“张建业在区行就准备提拔”，结果就让他当了副科长。后来发现区行准备提拔的是另一个人，名叫“张继业”，因此群众说是“张建业捡了一个科长当”。程远夫的做法更恶劣。他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和势力，竟任意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如他把历史上有问题、作风恶劣，但是会阿谀奉承的张德广提拔为副科长，并曾介绍他入党（未通过）。群众反映是“拍马溜须张德广，阿谀奉承当科长”。他又把不够条件的保卫科科员汪世樾、朱伟厚等人派到各办事处去当股长；并对科员王国才、李桂兰许下当“官”的愿。
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上
沈阳分行几个主要领导人员，特别是杜湛，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很不重视，把党组织放在行政从属的地位。如一九五四年杜湛在扩大行务会议上公开批评“党总支思想工作搞的不好，干部思想混乱”。一九五四年十月份，分行党总支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后，将检查出来的思想问题向市委作报告，这个材料已在总支委员会上通过了，但是因为其中涉及杜湛的问题，杜湛就自行修改后再让开会通过一次。有一次，第二支部党员大会上批评了杜湛所主管的货币流通科的党员科长，杜湛大为不满，因之企图修改第二支部党员大会的决议。
以上问题，联合检查组已经查清，有关人员也已作了初步检讨，沈阳市委监察委员会正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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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问三不知”的区委副书记编辑同志：
我们这里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区委副书记。他就是中共泗阳县新元区区委副书记李崇尧。
是在九月里的一天，县委检查组的三位同志来检查中秋预分工作。当他们找到负责掌握全区中秋预分工作的李副书记的时候，李副书记正悠闲地躺在床上收听歌曲。
这三位同志请李副书记谈谈中秋预分工作的情况。李副书记很干脆地回答说“不知道”；理由是：“全区预分工作情况，最近各乡没有汇报，我也没有空下去检查。”
李副书记还负责掌握一个重点——芦塘乡，当问到他芦塘乡预分情况的时候，他回答的是“也不大清楚”；理由是“这几天我都在大同社”。
“那就请你谈谈大同社的预分工作重点试办的情况吧。区委不是要你回去在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介绍经验吗？”
“嗯………”李副书记说不出话来了，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大同农业生产合作社预分工作还没有搞呢！我近来十几天头脑昏昏的，光想睡觉。”
既然如此，检查组的同志只好将他们的检查情况向李副书记作了汇报：全区九十八个老社，到九月五日还有七十八个社没有进行预分。据十八个社的统计，由于预分不及时，粮食保管不善，遭雨淋湿而变色、变质、霉烂、出芽的玉米、豆子共有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七斤。在李副书记掌握的芦塘乡的华成社，玉米变质的就有三千三百斤。
听了这一大串汇报，李副书记才大吃一惊地说：“乖乖！有这么多的社还没有预分呀！粮食霉烂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社里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李副书记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由他自己来回答。他就住在大同社，为什么大同社没有预分呢？大同社附近的民主、义和两个社也没有预分，为什么李副书记也一点不知道呢？还应该问一下李副书记：你占了大同社几间房子做宿舍、会议室……，使社里收的七万斤豆子、高粱和两囤小麦只好全部放在外边，以致在阴雨的侵袭下变色、霉变近三千斤；你每天从粮囤边走来走去，为什么也不知道呢？
李副书记负责全区互助合作工作（当然，区委书记潘钧也要负责），又是掌握区中心社的驻社领导人员，但是居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李副书记如果不痛下决心改变作风，认真对待工作，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农民是不需要这样光知道占房子睡大觉的领导人的。
中共泗阳县委员会 孙超 笑天 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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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正确和合理地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编辑同志：
河北省河间县五区在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的工作中，没有掌握帮助贫农解决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费用的困难、从而巩固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团结这一原则，以致发生了很多毛病。
有些乡村在发放贷款的时候，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平均发放或由社存作公用，有的甚至把贷款当作救济款使用。如徘徊、郭屯两乡共十三个社，分配贷款的时候，将社划分为中、小两类，中社贷给三百元，小社贷给一百五十元。社内使用贷款的办法又有三种：第一种是公贷、公用、公还。如翻身社用六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二百一十元，由社内注账，公用、公还，合同在社内存放，社员本人却不知道。第二种是不论中农、贫农社员，平均按人分配。如顺兴社用十五户社员的名义贷款四百七十元，全社每二十八人买一头自留牲畜，共买了七头，专供拉碾推磨用。第三种是社的领导人员把贷款当救济款放在社内使用。如曙光社以四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一百一十八元，在社内存着，会计刘振山说：“将来谁缺钱花借谁。”郭屯村胜利社贷款二百二十五元，社长赵文秀用恩赐观点来进行分配。他晚上把社员赵树?叫去说：“知道你困难，给你贷了四十元，够花吗？”赵说“不够”，社长就又给了二十元。
还有一些社的领导人员欺上瞒下，骗取贷款。如西程各庄村王清浒社十六户提出要贷款六百七十元，没有经过区、乡审查，就在银行营业所照数贷到了。结果其中七户不应该贷款的中农就贷了三百四十元，社长王清浒是富裕中农，也贷了六十元。此后，王清浒等又用有五户缺底垫为理由再申请贷款一百四十四元七角。事实上，这个社只有四户需要贷款五十七元二角。
另外有一些区乡工作人员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盲目发放贷款，以致发生使用不合理的现象。郭屯村胜利社共贷款二百二十五元，除买牲口用去五十元外，其余一百七十五元，有的归还了生活贷款和债务，有的买了粮食有的零花了。如郭庚辰就把贷款用来归还生活贷款、牲口款和其他债务，还买了小麦和小猪。自愿社用两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一百元，分给了九户，其中七户用六十元买了七个小猪，有两户用十九元解决了生活问题，其余的由社内留下作为零花用。
各地应当注意检查发放贫农合作基金的工作，注意防止类似的偏差。
河北省监察厅 袁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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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泉农业社不应该排斥贫农编辑同志：
榆社县堡下乡温泉农业社是在去年秋天成立起来的。当时入社的共四十二户，其中有贫农、新中农八户，中农三十二户，改变成分后的富农两户。但是到今年春天种地时却只剩下了三十二户中农和两户改变了成分的富农。原来这个社的社务委员成水泉（乡的党支部副书记）等，认为贫农和新中农家底薄，要啥没啥，在社里也打不下多少粮；因此他们既不通过县委，也没让乡支部知道，就悄悄把成老七保等八户贫农和新中农赶出社了。这种排斥贫农的错误做法，是完全违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贫农成老七保家有四口人，是个烈属，就他一个人能劳动，今春眼睛又坏了。他被赶出社以后，没法生产，再加上他和在社里的一家军属伙有的一条牛，社里天天占着不叫老七保用一天，因此他今年生产搞得不好。老七保一提起社里把他挤出来，就气得流泪。
我们发现温泉农业社的错误作法以后，曾对成水泉提过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坚持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县正在整顿农业社，我们建议中共榆社县委会对温泉农业社进行一次整顿，对坚持自己错误做法的成水泉给以应有的教育，并作适当的处理。 山西省榆社县兵役局 常忠文 常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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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久大制盐公司的领导人员应关心安全生产和工人生活编辑同志：
四川省自贡市公私合营久大制盐公司的工伤事故非常严重，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事故二百十一次；受伤的工人二百零一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这些事故，大部分是由于劳动组织不合理、工人劳动负荷过重以及劳动保护不好等原因所造成的。
这个公司的领导人员，对事故频繁的情况却熟视无睹。例如，第一制盐处在今年七月间发生了一次触电事故，七人受伤，一人死亡，这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陈智民不但不检查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反而责怪工人粗心大意。在有些直接领导生产的人员中间还有这样一种错误想法，认为“完不成任务要受上级批评，发生点工伤事故没有啥”。有的人甚至说：“受了伤，花点医药费，请个代班的就行了。”
公司某些领导人员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也采取了拖延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例如，第四制盐处圆锅制盐车间的劳动组织很不合理，有一部分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人们提出意见，党支部书记钟洪武却说：“就这样，哪个来也解决不了。”又如，八卤井工人们住的房子卫生条件很差，连喝的水也是臭的，工人们提出意见，行政上却不闻不问；工人们要求在理发时准备些热水，行政上认为这会加大生产成本，就不给解决。由于不注意卫生，八卤井在五月份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工人生了病，医药费就花了三百多元。
我认为，久大制盐公司的领导人员应该迅速纠正这种不关心安全生产和工人生活的错误态度。
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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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食品公司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编辑同志：
云南省食品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给国家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根据初步统计，这个公司从去年五月成立到今年夏季的一年中，仅毛猪就死亡了一万三千多头；目前库存的虾仁、鱿鱼已有百分之二十生霉变质；采购的一批猪油由于验收不严，有三万二千斤降等出售；有二十万斤腊肉已经变了味。今年上半年，这个公司一共亏损了三十五万元。到现在，亏损现象并没有停止。
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十分混乱，去年冬天，要曲靖、楚雄等地支公司收购大批毛猪，可是没有必要的管理人员，又没有猪圈，只得把猪放在大街小巷、路边草坝和旷野里，很多毛猪冻死、饿死、病死和失踪了。
这个公司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也很严重。他们为了贪图利润，盲目到省外购货，签订大批购货合同，而对省内各地区的收购工作却不作妥善安排。云南省的猪肉、蛋品是可以自给的，但是食品公司却向贵州购买了几十万斤腊肉、几十万个鸡蛋和皮蛋。这些货物由于销不出去和保管不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今年一月从贵州调来的五万八千个鸡蛋，在仓库里存放时间过长，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三。
我认为，云南省商业厅应该检查和整顿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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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林业部办公厅来信：八月七日“读者来信专页”中，读者提出的森林工业部门应该大力节约燃料的意见是对的。过去我们对燃料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既没有建立专管机构，对使用燃料的单位提出的计划也没有严格审查，因而造成燃料供应和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现在林业部已经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现象。
煤炭工业部办公厅来信：十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上发表的关于“把矿井设备的制造工厂固定下来”的建议是很好的。过去，由于有些基本建设工程当年勘探、当年设计和施工，不能预先提出设备订货计划，因此，固定工厂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的主观上努力也是不够的。今后，我们决定凡不需要远距离运输并且能够按时提出需要计划和图纸的产品，尽量向原制造工厂订货；还要加强地质勘探和设计工作，加强基本建设和生产部门的计划性，尽可能早日提出需要计划和图纸。
中国木材公司山西省公司来信：十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上李东森揭发我公司多购信纸造成浪费一事是正确的。这件事发生在增产节约运动期间，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有关的经办人员已经做了检讨。
江苏省泰县卫生院来信：九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对我院卫生情况不好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已进行了大扫除，并且决心在今后经常注意卫生工作。
安徽嘉山县供销合作社供销经理部来信接受九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大批犁铧变成废铁”的批评。他们已向上级社请示彻底处理这批犁铧的办法，并决心加强物资保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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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今年一月，我们收到辽宁省清原运输站读者革新的一封来信，批评清原县第五区区长姜宝金（共产党员）在乘运输公司的班车时不遵守乘车规则，反而蛮横地辱骂乘务员，并且阻拦班车的开行。我们当即把这封来信转请中共清原县委检查处理，要求他们迅速把处理结果告诉我们；在三月份又去信催办。四月一日，清原县委秘书室来信答复说：“我们并没接到此信。我们已查找了两天，也没有这件信……。”当时我们认为来信可能在邮途中丢失了，就去信请清原县委秘书室就近找读者革新重新了解他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同时再次要求他们迅速处理这个问题后答复我们。在这以后，我们又曾去信催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九月份，清原县委秘书室才给我们来信，答复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而出人意外的是，清原县委秘书室曾经肯定地声明“并没接到”的本报转去的读者革新来信原件（上面编有本报的发文号码）也随着答复信寄回来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清原县委秘书室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来信的登记档案工作是不够健全的，以致发生收到了人民来信后却查不到、而以后又突然出现了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是不够及时的，像读者革新反映的这个问题显然是不难解决的，不应该拖延了将近八个月才得到处理。
应该指出，在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中，问题比清原县委秘书室更严重的还有。有些单位对于本报转请他们处理的人民来信采取了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例如，今年一月十四日，我们把读者揭发安徽湖东县汤沟镇某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玩弄妇女和打骂群众的一封来信转请中共湖东县委（湖东县现改为枞阳县）检查并答复我们，以后又连续催办了七次，九个多月来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又如，三月十七日，我们把读者批评三岔子森林工业局用错误态度对待患病工人的一封来信转请吉林省森林工业局监察室检查处理并答复本报，以后催办了五次，七个多月来也是得不到任何回音。在给上述两个单位的催办信中，我们曾说明如果由于问题复杂，一时难于处理完毕，希望他们把目前的情况先告诉我们；也曾对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拖延态度提出批评，要求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工作。但是，这些都不能使他们有动于衷。这种对待人民来信的老爷态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另外，也有少数单位对本报转去的读者来信虽然并不是拖延不理，但是在答复时却是敷衍塞责，草草了事。例如，八月中旬我们收到读者小白的来信，反映广东省海康县人民来访接待室的房屋长期被占用的情况，就请中共海康县委检查这个问题。十月六日，海康县委办公室群众服务组给我们一个答复，承认读者反映的情况是事实，人民来访接待室建立以后不久，一半房子就被用作物资储藏室，后来全部房子又都用来住人和堆放炊事用具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怎样来恢复人民来访接待室开展接见人民来访工作呢？答复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曾责成县府把人民来访接待室建立起来，他们说照此情况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待今后再继续解决。”似乎在他们看来，读者反映的这种不重视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情况虽然是确实的，但是却无需立即纠正。
当然，对待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不负责任的单位还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因此，我们除了要求这几个单位纠正这种状况以外，希望有类似现象的单位也能检查和改进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第6版()
专栏：
好大的气魄
方成作
有些单位开会时人数不多，会场不大，但也花许多钱去买扩音器，既浪费，又叫人听得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