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越池桥头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从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向西北行八十多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越池渡口。红河的干流滁河，在这里同其他两条大江——黑水江和泸江——汇合，然后指向东南，绕过河内市区，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
现在，那里正在加紧进行着规模巨大的越池大铁桥的重建工作。这是预定在一九五六年内修复的河内—老街铁路全线关键性的工程。
还没有到达河边，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孔高大的桥梁，前不靠边、后不靠岸地架设在水中央的两个大型的桥墩上。按照桥梁工程队的编排，这是第三号和第四号桥墩。其余连接两岸的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五号桥墩，都在抗战时期被破坏了，桥梁也都全部沉到水里去了。
我们看到的这孔仿佛是腾空架设着的桥梁，它是越南工人和中国工人不久前从水里打捞起来，经过整修和加固，然后利用适当的水位高架浮运，架设到这两个仅有的桥墩上的。
自水面到桥顶足足有二十公尺高。一部临时安置在桥架上的鼓风机正轰响着，工人们在那里紧张地进行铆焊工作，一艘小汽船不时地从河两岸驶来，把工人、技术人员或材料载运到这个河上的工地上来。同时，在河的两岸，也展开着热烈的劳动，许多工人正在使劲地修筑第一号桥墩和打捞第四孔桥梁。
到了越池桥头，你会立刻就被那种巨大的和平建设的场面强烈地吸引住的。在那里，你也会很快地被一个响亮的名字吸引住的。不论是中国工人、技术人员，或者是越南工人、技术人员，经常都怀着敬爱的心情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在最近这次高架浮运第三孔桥梁的工作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名字叫陈国平。
陈国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桥梁工程队模范班——装吊第二班的班长，一等劳动模范。他今年三十一岁，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一个贫农的家里，十九岁那年开始到粤汉铁路桥梁工程处当工人。一九四九年秋天，湖南和全国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年轻的陈国平欢天喜地地参加了人民铁路的恢复建设工作，四年里他先后参加了粤汉路、湘桂路、陇海路、京汉路、京沈路十多座桥梁的修建工程，先后得到柳州铁路管理局授予的三等先进工作者和优秀职工等光荣称号。一九五三年二月，陈国平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五五年春天，接受祖国人民的委托，陈国平和其他的同志们一起来到了越南，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恢复建设工作。陈国平和装吊第二班在越南领受第一个任务，就是修复河内—睦南关铁路中段的府谅商大铁桥。当时时间相当紧迫，人手和工具又很缺乏，陈国平便采取了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和“工种代替”等办法，提高了劳动效率，带动了其他班组的工作，结果提前九天完成了第一期桥梁的修复工作，并且还节省了六百个工作日。装吊第二班因此获得了模范班的称号，陈国平被铁道部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修复了府谅商和谅山大铁桥后不久，中国桥梁工程队又接受了重建越池大铁桥的任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是决定河内—老街铁路能否如期修复和通车的关键工程。陈国平和装吊第二班以及桥梁工程队的同志们，六月二十七日刚一到达越池渡口，就马上投入紧张的劳动中去。他们配合越南桥梁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打捞、整修和加固第三孔桥梁，并且做好其他准备工作，以便在今年涨水季节里，用高架浮运的办法，把桥梁架设到河心里的两个桥墩上。这是重建越池大铁桥的中心环节，如果错过时机，就要使整个工程推迟半年以上，因为到明年夏天河水才开始上涨。
为了争取时间，越南工人、技术人员和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不分晴天雨天，不分白昼黑夜，都在突击地工作着。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态度谦逊的、不多讲话的青年人，当哪里工作有了困难，就有他在场。他领导的装吊第二班提前两天完成了打桩任务之后，马上就主动去帮助其他工段的工作。有一次河水猛涨，眼看就要把八千多根枕木漂走，这个青年人马上召开了团员大会，他是中国共产党支部青年委员，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会刚开罢，他就带头下水抢救，结果一根枕木都没有遭到损失。这个青年，就是越南和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共同热爱的陈国平同志。
到九月下旬，一切都大体准备就绪了，可是一阵台风刮过来，迫使桥梁工程队不得不推迟了他们的工作计划。根据水文资料，今年最后一次涨水是在十月五日以前，如果在这之前不能完成浮运工作，那只好眼巴巴地等待来年的涨水季节了。这件事是很令人焦灼的。台风一过去，越池渡口马上就忙碌起来。陈国平冒着巨大的风浪领导着捆缚钢缆的工作。这次高架浮运一共得用六根主要缆绳，这就是两根从正面牵引两只架着第三孔桥梁的浮船的迎头缆，两根缚在河两岸斜放下去以固定两只浮船两侧的八字缆，还有两根缚在下流两岸以增加两只浮船两侧力量的缆绳。
九月三十日，两条迎头缆已经完成了。这时候，只消等到上游航运暂时封锁，就可以开始捆缚和放送两边的八字缆了。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地挨过去。到下午两点半钟，越南桥梁工程队阮治同志乘着汽艇从上游回来，说是河运封锁工作已做好了。刹那间，陈国平跟装吊第二班和五位配合工作的越南工人同志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下到工作船上去了。陈国平经过翻译小裴同志和船长交代了预定计划的驾驶程序：拖轮首先从捆缚缆绳的地垅顺流后退十五到二十公尺，其次再斜斜地逆流行进到中流和地垅取齐，然后再顺流从第三号和第四号桥墩中间退到架着第三孔桥梁的浮船附近，这样可以减除缆绳和拖轮的牵引力。同时，陈国平亲切地向越南工人同志打招呼，请他们离开船头，因为怕他们不熟悉，容易发生意外。
三时五分。工作船开始按照预定计划行驶，一切情况正常。陈国平担心按五十公尺缆绳缚一个汽油浮桶的工作组织得不够妥善，从驾驶室上走下到船头来察看。这时骤然发生紧急情况，船身在河中间打横，被河水猛烈冲击着，缆绳也愈拉紧了，船身极度倾斜。瞬息间，船头上粗大的绳卡折断了，缆绳把正站在旁边的工人万转运同志打到水里；紧接着绞车又被蹩坏了，工人蒋燧初同志被缆绳压在船弦上。这时，陈国平同志急步赶上去，一只手准备解救蒋燧初，一只手猛力挥动让越南工人武国光等同志退到安全的地方去，正在这个时候，缆绳和其机件却把他打到急流里去了，从此不见任何踪影……。
绞车被崩坏之后，缆绳和拖轮脱离了关系，船身立即恢复了平衡。这时候，工人万转运已被冲击到二百多公尺远，在那里被汽艇救起来；工人蒋燧初水性好，刚被打落水就上来，一只手紧扒着船梆，被救起来了。
这个不幸的事故发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首长们非常关心，交通和邮电部部长亲自到越池桥头慰问中国桥梁工程队的同志们，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决定追授陈国平同志“劳动勋章”，以纪念这个为越南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中国优秀青年工人的功绩。
越池大铁桥的中、越两国工人誓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们最亲密的战友陈国平，他们已在十月四日胜利地完成了第三孔桥梁的高架浮运工作，现在正在为争取按期或提前完成越池大铁桥全部重建工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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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什么？
王若水
在梁漱溟的较后的两本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里，有一个用得最多的名词，那就是“理性”。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梁漱溟自己说，“理性”这个东西，“将是本书一最重要的观念”。以这个观念为中心，他发挥了一整套理论。梁漱溟宣布说，“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梁漱溟教育论文集”，页九二），而无论是“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都要以这个中国民族精神——“理性”为核心（同上）。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里，梁漱溟所企图说明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据他看来，中国文化有一种“无比之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很难捉摸，使外国人觉得是“不可解之谜”，也使得梁漱溟惊呼“怪哉！怪哉！” 但是我们应当感谢梁漱溟，经过他四十年的生活体验和几十万字的辛苦论证，他把这个力量给我们指明了：原来“这就是理性之力”。“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长处所在，“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里也反复强调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页三九）。
同样，我们说，要想明白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也必须明白他所谓的“理性”。
一
“理性”，这是一个庄严的名词，唯物论者是尊重理性的。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名词曾被唯心论者赋予各种不同的内容，例如康德有他的“理性”，黑格尔也有他的“理性”。梁漱溟的“理性”是什么，我们还得先听听他自己的解释。
据梁漱溟看来，有两种不同的“理”，一种是“物理”，一种是“情理”。“物理”的“理”就是科学的理，逻辑的理；法国理性主义者讲的就是这个“理”。“情理”的“理”是中国人讲的“理”，它是“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的，是“告诉你是应当如何如何”的，例如“父慈子孝”之类。这是“中国式的理性主义”。（“理论”，页一三二）与这两种“理”相应，人的心思作用也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要义”，页一三八）。“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论”，页四三—四四）
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所说的“情理”的“理”，也就是“伦理”的“理”，因此他所谓“理性”是指的一种道德意识。梁漱溟自己说得很清楚：“道德为理性之事”（“要义”，页一一五），“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理论”，页四四）
我们要特别注意梁漱溟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是和理智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来源于“情理”和“物理”的对立：“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而来，偏于客观。”（“理论”，页四三）那么，“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梁漱溟说：“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要义”，页三四九）
这样，梁漱溟就从道德的领域里驱逐了理智，而把前者放在感情的独立统治之下。对梁漱溟来说，客观的理智没有资格来审查“偏于主观”的“理性”——道德的感情，反而是主观的道德的感情应当支配客观的理智。这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理性”，竟是非理智超理智的东西。很显然，梁漱溟的“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理性和理智是同一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超理智的理性），而是反理性的冒名顶替。——梁漱溟实际上是侮辱了“理性”这个庄严的名词。
理性，按照正确的了解，就是人的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能力，也就是逻辑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依靠理性，人才能够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只有认识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人才能够正确地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理性不仅适用于自然的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的道德的领域。道德观念固然是主观的东西，可是它的根源却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一种道德观念，不能单凭感情去接受，而应该经过理性的审核，判断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遵守。我们承认感情的重要性。但是排斥了理性或理智的引导，感情就成为一种主观的盲目的力量，就不能使人正确地行动，因此必须用理性来判断感情是不是正确。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尊重理性。梁漱溟限制了理智的活动范围，而让理智成为感情的奴仆和工具，这不过暴露了他是理性的敌人而已。
我们现在必须冒犯梁漱溟的这个“理性”的主人的尊严，用理智这个“工具”来把它审查一下。
据梁漱溟说，这种“理性”是一切人生下来就都具有的。“伦理是从情谊出发，原来就是属于道德的；他是在人类自己心里原来就有的，而不是从法律外力加上去的。”（“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情理自在人心”（“要义”，页一二七），“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是人；能够认识人类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这就是说，“理性”是先天的，它本来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遵照内心的这个“理性”的命令来行动，所以，道德观念的来源和道德的标准都不在客观而在人的心中。
这样说来，梁漱溟的出发点是人心。这个“人”应该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一般的人；它应该不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阶级，而只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血肉的“人”的概念。事情很明白，只要说到历史的阶级的人，我们就找不到他们之间共同的道德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指出：善恶的观念是变化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道德。现在梁漱溟既然宣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类的道德，我们倒想知道一下它的内容。关于这个，梁漱溟在他的每本书里都谈得非常之多，我们随便翻开几页，都可以看到他那一套道德的说教：什么“父慈子孝”，什么“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什么“调和妥协，消极节制”“克己、让人、学吃亏”，什么“忠孝和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什么“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所同具的“理性”，而只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提倡这种“理性”的，也不是“人类”，而只是封建阶级和他们的奴才。梁漱溟并没有发现他自以为发现了的东西；他不过是把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冒充为一切时代共同的道德标准，把一个封建奴才假扮为和一切人都相同的一般的“人”而已。
这一套道德规范必须以一个特定的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前提。在这个社会里，地主和贵族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而皇帝就是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整个社会按照宗法的原则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皇帝对于人民，家长对于儿女，都享有绝对的权威。在这个社会里，封建阶级既然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他们也就用他们的道德观念来统治人民的思想。他们把忍耐和服从宣布为美德，正因为他们的压迫和统治使人民不能忍受。他们向农民宣传“知足”，正因为农民已被他们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赞美“安分”，因为皇帝已经没有“安分”的问题，而需要使被压迫者安于他们的奴隶的身分。至于“忠孝”，就是叫人绝对服从这个宗法制度的权威，所谓“君为臣纲”，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就是梁漱溟所焚香顶礼的那一套道德规范的阶级实质。
梁漱溟认为这个“理性”产生了古代社会，其实他这个“理性”倒正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西方在封建时代也有过这种封建道德观念，可是这种观念后来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被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所代替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这样描写过这个过程：
资产阶级在凡是它已达到统治的地方，都把
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朴的关系一一破坏
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把人们系缠于其“天
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
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
了。……
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
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
的关系。
梁漱溟虽然竭力要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类的理性”，但是他也无法否认这件事实：资产阶级虽然也是人，可是并不尊重这个“理性”。对于这一点，梁漱溟只好说，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理性早启”，而西洋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性”不发达。至于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会有这不同？梁漱溟再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
要真正说明不同的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的道德观念和感情，只有研究产生它们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道德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情好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它们自己的道德，各有它们自己的爱憎，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阶级地位。梁漱溟把陈腐的封建道德教条宣布为“人类的理性”，不过是想把封建社会理想化，叫历史开倒车而已。
但是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不合理，用一个“理性”的名词并不能使它合理化。在中国大陆上，封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也一去不返了。梁漱溟不管怎样高唱“理性”，也不能召回死去的阶级的亡魂。封建的道德意识正在被消灭着，因为它所反映的东西，它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意识落后于存在”，它也不会很快地消灭。反动阶级的代表还会拚命抓住它，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承认在阶级社会里有超阶级的道德，当然也否认某一种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道德可以成为亘古不变的人类的“理性”。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同时毅然决然同一切以往的剥削阶级的虚伪的道德断绝关系，建立起本阶级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是真正的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因此它不要人蒙蔽理智，而要人发扬理智。只有凭着理智，认识了社会生活的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感情，人们才会自觉遵守这种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有无限的前途，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阶级消灭之后，它将变成全民的道德。
二
据梁漱溟说来，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之上，古代的中国人建立了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底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要义”页九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同上，页一五○）。这样他就达到了一个唯心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不是经济关系，而是心与心的关系，情感的关系。——据梁漱溟说，这也就是“理性”。这样，梁漱溟就把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化为心理的问题：“所谓人对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心对心的问题；彼此感召之间，全靠至诚能动。这正是狭义底理性；这亦是最纯粹地向里用力。”（“要义”，页二九三—二九四）
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当然有的。可是在人与人之间除开情谊关系外，还有敌对关系；除了心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关系，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这主要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经济上的关系，是其他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情谊关系”或者“伦理关系”在内的基础。被压迫阶级由于他们共同的地位和命运，彼此之间是有阶级感情的；压迫者之间在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是有情谊的。但是如果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也有普遍的“情谊关系”，那就是抹杀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那就是欺骗。不但如此，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也不是都有情谊的。“一部廿四史是相砍书”，谁和谁相砍？地主要镇压农民，农民要反抗地主，所以相砍；统治者要争权夺利，抢做皇帝，所以也相砍。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被剥削阶级的痛苦的背上，这是阶级社会不可能有普遍的情谊的根本原因。
于是这里就有两种观点，由这两种观点产生两种做法：
我们的观点和做法：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阶级剥削的事实存在，就不会有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真正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心对心的问题”，而是经济上的奴役问题，政治上的压迫问题。例如，地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专横，是由他们所处的封建剥削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农民受地主剥削这一经济事实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永远消除人与人的冲突，只有依靠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推翻剥削者，来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梁漱溟的观点和做法：心与心的关系决定其他的关系，根本问题不在实际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人心，因此解决的方法不是阶级斗争，不是革命，而是“向里用力”，而是依靠“理性”。
于是梁漱溟就用“温情脉脉的纱幕”来掩盖那冷酷的阶级压迫的事实，竭力歌颂他所谓的中国古人的“理性”。这个“理性”也就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的对人生的第二种根本态度，就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据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理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向里用力”，就是“无私”“不争”“和谐”“克己”，等等：——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心。（“要义”，页一三八）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底，人与人是和谐底，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底……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同上，页一四四—一四五）伦理之义，互以对方为重；几于舍自己的立场而以对方的立场为立场……从来未闻有以斗争为道者，却另有一套克己、让人、学吃亏的哲学。（“答乡村建设批判”）他（孔子）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六八）我们试把这些话按照它们的实质上的涵义翻译出来，那就是这样：你要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忍受地主的剥削，否则你就不是以“理性”为取舍了，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了；你要忘掉反动统治者和人民的对立，而看出他们之间的“和谐”，不然的话，你就丧失了“清明安和之心”，也就是丧失“理性”了；你要尊重敌人，要放弃自己的立场而站到他的立场上去，要让他，要学吃亏；不但如此，你抛弃了这一切之后，还应该觉得很畅快，因为你已经“忘物忘我忘一切”了，你已经是一个最有“理性”的人了。
这样一个在梁漱溟眼中最有“理性”的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没有一点血性的恭顺的奴隶。这个奴隶并不需要肉体上的桎梏，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套上枷锁了。这就是梁漱溟说的“理性”是在人的心中，并不需要“法律外力加上去”；的确，这个心灵的枷锁比法律的桎梏要牢固得多。
梁漱溟认为，“理性”虽然是人人具有的，可是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代表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理论”，页四三）。士人的作用，就是向皇帝和人民“这两面作工夫”：
在君主一面说，他越用武力自己越不容易安
稳；实不如施温情，兴教化，以理性示人。
在民众一面说，所需要者原为勤俭的鼓励与情
谊的敦笃。……此时唯有借重士人，一面常提
醒规谏君主，……一面常教训老百姓要忠孝和
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如是，就适合了
双方的需要而缓和了他们的冲突。不然的话，
君主发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
起，造反亦很容易。（同上，页四五）梁漱溟把这种“士人”说成是真正居间的第三者，但实际上这种人是为皇帝服务的，因为他们的“工夫”正是巩固了这个封建秩序，使君主的皇位“安稳”，使老百姓不“造反”。
梁漱溟自己也就是这种“士”，是现代中国的保皇党和卫道者，他是代表“理性”来向人民“施温情，兴教化”，教我们“永不造反”。梁漱溟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他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同上，页一七五）。梁漱溟认为这种组织应当从乡村做起，所以他名之曰“乡农学校”。当然，这样一种组织也并不是纯粹的中国货，它是“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即资本主义政治组织的所谓“长处”的。在“乡农学校”里也有一个“代表理性”的，就是校长，又名学长，也就是乡长。这个学长既然代表“理性”，所以“要他来监督教训众人”（同上，页二四七），而“大家要接受学长的训斥”（同上，页二五一）。不消说，他的目的也是叫农民“永不造反”。
梁漱溟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正是拿这种所谓“中国式的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梁漱溟说：“中国伦理推家人之情以及于社会一切关系，明著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要义”，页二二六）梁漱溟自己也就是这样宣扬“理性”，总要使农民和地主，人民和反动统治者“对立不起来”，使被压迫者驯良地忍受剥削而不作任何反抗。梁漱溟说，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为这种“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论文集”，页一四○）。至于梁漱溟呢，他搞的并不是“农民运动”而是“乡村运动”，就是不分什么地主和农民，而“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同上），乡村的问题“要尽可能的避免斗争，从理性求解决”（“理论”，页二八二）。换句话说，就是抹杀阶级矛盾，叫农民放弃斗争，同地主“和谐”起来，合为“一体”。于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江山就坐稳了，他们可以安心睡觉了，此之谓“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
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
保，养生送死而无憾。（“要义”，页九一）
梁漱溟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镇压人民，反对革命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不像刺刀那样容易激起人的反抗，它做的是软功夫，是“攻心战”，是要解除我们的武装。因此，梁漱溟这种办法也就更高明，更毒辣！
挥舞着这个武器，梁漱溟就叫嚷着反对共产党，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武力之为物，妨碍理性”（“答乡村建设批判”）。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把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和人民的革命混同起来，表示态度说：“对于任何题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题目底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全国即将解放时写了一篇“敬告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其中说：“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底。”“我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用武装革命来推翻国民党的武装反革命，那就是不“民主”，不讲“理性”；要讲“民主”和“理性”，就要容许反民主的国民党反动派存在。——梁漱溟的“理性”究竟对谁有利，那是不言自明的。
毫无疑问，如果把这种“理论”应用在当前的问题上，那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肃清反革命分子，不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接受梁漱溟的所谓“敬告”，它不顾这一套谬论而执行了人民的意志，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这是不可分的两面——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武力，只要是出于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对反动派用的，那就决不会妨碍民主，而只会保障民主。历史已经证明，一切反动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人民必须用武力推翻他们，在推翻他们之后还要用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阶级斗争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它是历史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高唱普遍的“和谐”，那是闭眼说谎。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大同世界里，才能根本消灭产生人与人的冲突的物质根源，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亲密关系——全社会的同志式的互助与合作。
三
为了彻底清算这种“理性主义”的谬论，我们还须进一步批判它的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宇宙观是说，宇宙的自身就是一个大生命，而人的生命是和这个“宇宙大生命”相通的，——所谓“人类生命通乎天地万物而无隔”（“要义”，页一四九）。因此，“宇宙大生命”的“理”也是和人的心理相通的，不但如此，而且后者就是前者的最高表现。人凭借自己心中的“理性”，就能认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也能认识整个“宇宙大生命”，从而达到“人我一体”“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
什么叫作自然？什么叫作合理？自然就是合
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这是一句话，不
是两句话。那么，到底所谓自然是何指呢？自
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说；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
命的最活泼处——人类心理。宇宙大生命的活
泼唯寄于人类；人类而外已不能表现宇宙大生
命的活泼了。所谓合理，质言之，就是合乎人
类心理的要求。此要求是跟着宇宙生命来的，
是自然的。其最强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泼
的最高点。我常爱说的“理性”亦就是这个。
归结下来，我们必须得认识人类，认识人类生
命的特殊（理性）；认识了这个，亦就晓得所
谓自然合理的根据了。（“理论”，页四五四）
这一段话把梁漱溟的哲学表达得很清楚。按照这种哲学，不但人有生命，而且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都有生命。而这一切生命，从砂粒到太阳，从脚下的地球到几万万光年以外的星云，都要服从梁漱溟的心理的要求（梁漱溟说成是“人类心理的要求”），都要围绕梁漱溟心中的这个“理性”而旋转。——如果它们不听从的话，那就是“不合理”。道德的秩序变成了自然的律令，人事的规范成了宇宙的法则。——这样，梁漱溟就完成了他的唯心论体系，把他的“理性”捧到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地位，而同时也把他的唯心论哲学推进到了荒谬绝伦的顶端。
这种哲学是有它的思想根源的，梁漱溟只是贴上“理性”这个商标，并没有制造出什么新的货色。这种哲学是王阳明一派的封建主义的儒家哲学和柏格森一派的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生命主义哲学的结合。
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者，他说过：“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文成公全集”，下同）“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即是人类心理。）王阳明否认有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和客观规律，认为万事万物的“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因此认识的问题不是去如实地反映外界，而是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从内心中去发现那个“理”。他把这个叫做“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和天理是一个东西，而天理就是道德的规范：“夫礼也者，天理也”。“礼字即是理字”。（这个“天理”的“理”，也就是梁漱溟的“情理”的“理”，“理性”的“理”。）这个良知是亘古不变的，是先天的，是统治宇宙的：“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先天而天不违。”这种良知又是非理性的东西，它就是孟子说的那个“不虑而知”的良知，它又只是一种主观的好恶的感情：“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梁漱溟除开继承这种思想外，又接受了柏格森的哲学。柏格森是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家，是神秘主义者，生命派哲学的代表，他的哲学是以反理性反科学而臭名昭著的。柏格森把全部科学的结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颠倒，他宣称：宇宙的本源是生命，宇宙的进化是生命之流的冲动。这种神秘的“生之冲动”抵抗着物质的阻力而发展，其结果就成为生物，而在某一个地方前进得最远，这就是人。（这也就是梁漱溟说的人的心理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柏格森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创化论”里说，生命之流就是“大心”，而“各生物之心，乃大心之分支”（依张东荪译文，下同），因此，“吾人实与全宇宙相浑一”。
但是，要怎样才能认识生命这个“本体”，达到“与全宇宙相浑一”的境界呢？柏格森说，这是不能靠理智的，因为理智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要认识生命的本体必须依靠一种神秘的“直觉”。直觉的位置是在理智之上的：“直觉比较理智更近于生命”（“心力”，胡国钰译），“直觉实超乎智慧”（“创化论”）。柏格森也把“理”分为两种，他把科学上的客观物质的规律叫作“几何的理”，把道德和艺术等有关精神的“理”叫作“生命的理”或“意欲的理”（梁漱溟的“物理”和“情理”就是从这里来的）。后面这一种“理”是根本的，而科学不能认识它，直觉才能认识它。就这样，柏格森公开表示了他对科学和理智的仇视。
梁漱溟的“理性”，基本上（说基本上，因为还有别的来源，如罗素）就是王阳明的“良知”和柏格森的“直觉”的结合。
如果我们看看梁漱溟的早期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发现其中很少谈“理性”，就是谈到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这本著作里大谈而特谈的是“直觉”。他赞美地说，孔子是直觉主义者，“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盖孔子总任他的直觉……我们的行为动作，实际上都是直觉支配我们的，理智支配他不动”（页一二四）。他明白地把儒家的“良知”和柏格森的“直觉”联在一起：“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页一二五）这个直觉和良知是和理智对立的，因此梁漱溟叫人排斥理智，叫人“不讲理”：“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页一二八）
但柏格森的“直觉”，就是本能。梁漱溟后来觉得，这种说法还显不出这个观念的“超离于物”，而且本能和他所反对的所谓“私欲”也是有些分不清的。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新名称：理性。从此他也要“讲理”了，而且据他说，孔子也是一贯“讲理”的了。当然，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理”不是科学的理和理智的理。他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而梁漱溟说过，“一切情感俱属直觉”（“哲学”，页一○二）。由此可见，他所谓的“理性主义”，不是别的，恰恰是反理性主义。
这种反理性主义也就是一种神秘主义。梁漱溟告诉我们说，发扬了这种“理性”，就可以达到一种最高的超然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一切对立都消失了，“我”也消失了：“此际一片天理流行，无彼我之见存，是曰‘无对’；表现在意识上，即是理性。”（“要义”，页二九三）
也许有人是能达到这种神秘的“无对”的境界吧，但那不是在现实生活里，而是在他自己的幻觉中。他可以自认为得了这种“洞悟”，可是他的身体还依然处在“有对”的现实世界中。他不过是用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来作自我麻醉罢了。
而梁漱溟的“理性主义”，在剥去伪装以后，就是赤裸裸的信仰主义。这也是不难了解的。排斥了理智或理性，就必然抬高了盲目的信仰。梁漱溟说，他的“理性”是和愚昧不相容的，其实他正是要使人愚昧。他所要传布的就是一种变相的宗教，一种宗教的代用品。——它的上帝是“宇宙大生命”，它的天国是粉饰过的旧中国社会，它的仪式是礼乐，它的教条是“理性”。梁漱溟发现了，中国古代是“以道德代宗教”，而“伦理有宗教之用”，所以他现在要恢复孔子的礼乐，要传布儒家的福音。他自己给这种宗教取了一个名称：“伦理教”（“要义”，页九五）。
梁漱溟傲然地说过，“能够认识人类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我们现在要对他说：不对，梁漱溟先生！你的“理论”已经被人民大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所打倒，也不能不被马克思主义驳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