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撕下反革命分子的假面
本报记者 傅冬
一个冒牌的教师
一九五一年六月。天津教育局招聘中小学教员。
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教师招聘委员会办公室。他大模大样地取出一封信，信上写着：
“……据我会会员陈其芳书面声称，她的爱人张锦棠，曾肄业于上海市光华大学。兹见报载贵会刻正联合招聘教师，特此予以介绍，敬希惠赐洽谈为荷。天津轻工业工会华北区畜产公司皮毛收购加工厂委员会启”
信上除盖了工会的图章外，工会的秘书关殿宾还盖了自己的私章。
这个张锦棠就这样很顺当地进了师资学习班。
“我是一个出身学校的学生，从一九三○年起到一九五○年都在学校念书，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党派，我的历史是单纯清白的。”他常常对周围的人表白自己。
临毕业前的一个星期，一千多学员忙着交代历史问题。张锦棠说，他以前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上海临解放时转学到台湾大学，毕业后来天津。
“你为什么由上海转学到台湾？上台湾是投奔谁的？又为什么从台湾来天津？怎样来的？当时的思想情况怎样？”学习班的负责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这些问题张锦棠都交代得不清楚。叫他写个书面材料，他就冠冕堂皇地这样写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当时在上海光华大学四年级下学期读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上海各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并禁止学生住校。当时社会混乱，人们生活在恐怖中，我怕围城遭受战争炮火的灾难。我当时考虑离开上海的办法：一是回家乡，一是到天津岳父处，另一个就是去台湾许国卿处，并希望能转读台湾，完成仅剩半年的学业。我觉得自己辛苦的念了二十年书，目的是在得到个大学毕业的资格，作为将来向上爬的本钱。另一方面误受了国民党的恶毒宣传，说共产党来了，青年人都要参军，原大学的学分，尤其是社会学科，共产党都不承认，还得从头念。最后家乡和天津的路断绝了，我就坐船去了台湾。到台湾后由同乡介绍到一个合作社作办事员，誊写公文。以后转到台湾大学念了半年。毕业以后，我因为要和住在天津的爱人结婚，就回天津了。路费是岳父寄给我的。”
张锦棠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他的肮脏、罪恶的历史。
实际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张丹秋，是个罪大恶极的特务。他一九四○年加入国民党，一九四一年参加三青团。到上海光华大学以后，主办过反动壁报，向中统特务密告过进步学生。上海被围后，这个著名的学生特务去广播电台作反共广播，并参加“学生劳军”，代表“劳军”学生招待记者，号召“保卫上海”。因他反共积极，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三青团团部用飞机把他送到台湾。到台湾后，不断地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同年十一月入特务头子蒋经国和唐纵主持的“中央党部党政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外称“国防部技术训练班”）受训。张丹秋在里面学习了射击术、化装术、敌情研究、游击作战、通讯方法、心理作战、共产主义批判和审讯与反审讯等课程。他学的成绩很好，很受特务头子们的重视。唐纵曾经亲自和他谈过几次话。唐纵对他说，他在天津的社会关系很好，决定派他回去。毕业典礼上，张丹秋代表所有的受训特务致答词。那次典礼，蒋介石原来要亲自参加的，因临时有事没有来。但所有出名的特务头子象毛森、毛人凤等都出席了，而且还讲了话。张丹秋临离开台湾时，唐纵又亲口对他说：“我们准备叫你在天津架设一部电台。你先回天津了解了解情况，把关系搞好了，再回来一趟带电台去。”
学习班班主任看了张锦棠伪造的冠冕堂皇的历史材料，拿不定主意。他在审查意见栏里写道：“考虑考虑再分配”。
但是后来到真的分配工作的时候，教育局人事室并没有“考虑考虑”，他们主观地认为学员的情况一般都了解了，让他们到工作岗位再详细审查吧。有人甚至还这样觉得：“既然收进来了，不分配工作，对本人不好讲。”于是稀里糊涂就把这个特务分配到天津市九区中心干部业余学校去教书。
更可怪的是：有关张锦棠的材料并没有和张锦棠本人一块送到学校，而是锁到教育局人事室的柜子里去了，并且一锁就锁了几年。教育局也没向学校打招呼，也没同区文教科联系。
于是张锦棠就大摇大摆地拿着教育局的介绍信进了学校。他对全校师生多么“关心”！
张锦棠一到学校，正好是国庆节。教员们在一起聚餐，大伙谈感想，新同事作自我介绍。张锦棠说他在上海、台湾念过书，又说他在上海读书期间生活腐化，整天跳舞吃馆子，不过问政治。他“诚恳地”表示：“我是台湾来的，这可能就会被人怀疑。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包袱。但我相信‘事实’和‘时间’会证明我对国家的忠实。”他主动地找教导主任董兆华交代历史，并表示有机会时要向全体老师作一次公开交代。每次开检讨会，他总是“虚心地”说：“我没有群众观点，不常和大家联系，这是个很大的缺点。希望大家多批评。”
工作时，他可真“积极认真”。每天早上天还不亮他就骑车去学校，夜里十点钟才离校回家。备课的时候，又找参考书，又找教员研究。笔记写得很有条理。每一课的主题和教学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教导主任表扬他，号召教员们向他学习。关于文史课程上的问题，教导主任常同他商量，采纳他的意见。一九五二年暑假，他自动给学员们补了两个月课。
张锦棠除了自己仔细钻研业务外，还经常帮助能力弱的老师准备功课。
他从不说闲话。有些教员因为工资问题，对领导不满，背后说怪话。他知道了，不客气地批评“有意见可以直接向领导提，这样背后说长论短是不对的。”又说：“评薪多少，我才不在乎呢！给钱就给钱，不给钱也没关系，为人民服务还讲什么价钱！”
他“关心”同志们的进步。见到女教员孙淑芝就“亲切地”问：“你为什么不入团？”当孙淑芝告诉他入团年龄超过了，他还给打气说：“那可以争取入党嘛！”在生活检讨会上，他很“诚恳”地对教导主任说：“你作事很有办法，但有点粗枝大叶，不够接近群众。”对教员张大文（团员）说：“你工作积极热情，但还有点儿急躁情绪。”
不但工作，就是同志们的生活，他也“关心”。孙淑芝二十七、八岁了，没有爱人，他就到处给她物色对象。见到他内弟有一个同学徐作华很合适，就热心给介绍，请两个人在他家见面吃饭。以后还不时地问孙淑芝：“你们常见面吗？常通信吗？”教导主任找不到房子，他说他岳父家有空房。
对工作他从不讲价钱。调动工作的时候，问他意见，他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一九五二年评薪时，张锦棠被评得最高。
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他带头检讨。他又把他编造的一套讲了一通。教员们一听，都觉说得合情合理。教导主任董兆华更认为：“张锦棠在师资学习班已经审查过了，一定是没有问题教育局才分配来的。而且派出所也没有来了解，一定是没有问题。”
实际上，他的发言中有不少应该怀疑的地方。比方说，第一点，他说他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可怕。但后来在台湾停了一年，就又急于要回天津，难道这时对共产党就不害怕了吗？第二点，他到台湾以后马上就找到了职业！这也不是一般学生所遭遇的情形。第三点，台湾限制青年人出境，手续很麻烦，但他谈到他离开台湾到香港时，很轻松地说：“我买了船票就马马虎虎上了船，也没什么手续。”这是怎么回事？
但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怀疑过。大伙都被他平日的“积极”迷惑住了。思想改造运动又这样让他很轻松地混过去了。
就在平时，张锦棠也不是绝对不露马脚的，问题是周围的人太麻痹了。有一次，张锦棠替全校教员给天津教师学院写一封请求恢复业余学习的信，写成后，有人说他写得太模糊，他无意中露了一句：“这年头，模糊点儿好！”又有一天，天津日报上登着一个劳动模范的像片。他不自觉地说：“你看，这人活像蒋委员长！”旁边一位教员就故意对他说：“是呀！听说在台湾，谁要提一声蒋委员长就得立正！”他说：“是，蒋委员长，立正！”说着便作出立正姿式，但马上就发觉不对头，连忙改嘴说：“什么，蒋介石他妈的一套法西斯玩意儿！”有时他兴奋了，嘴里就哼出这么一首歌：“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复仇！”有人听了觉得奇怪，问他唱的是什么。他很慌张，但马上故作镇静说：“这是抗战时在大后方很流行的一首歌。”其实这歌是特务唱的要向人民复仇的歌。有一次学校大扫除，张锦棠负责擦电灯，结果那天晚上电线着火了。如果不是发现得早，险些搞出大乱子。事后检查原因，但一听说是张锦棠擦的电灯，就没有人再怀疑，大家肯定是电灯走火。
我们的人这样麻痹大意，但特务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请看一看张丹秋被捕后写的供词吧！
“我是抱着长期潜伏的计划的，想先钻到政府机关内部，站住脚，然后再活动。我打入学校的计划是，第一步巩固潜伏，不乱说乱动，假积极争取领导信任。我使用的手段是靠拢领导，拉拢能力强、比较进步的人，打击能力差和比较落后的人，以抬高自己，施用小惠，使人家对我有好感，麻痹人们对我的注意。例如学校的董兆华是学校的领导，我就紧紧地靠拢他。但我对他也并不是一味卑躬屈膝地奉承，他有缺点我也提出一些批评，这样才像个同志；不过这是有限度的，总的目的还是表示好感。张大文在干校负责政治学习和思想领导。我对他是不即不离，闲话少说。邵铁汉是工会负责人，领导上很信任他，我就常向他请教，拉拢他。孙淑芝在开积极分子会上常反映同事的情况，我觉得她是领导的耳目，就用介绍对象的手段拉拢她，以巩固我的潜伏。
我对每一个运动都是事先打好主意，争先检讨，什么都说，就是不说是特务。我说我在上海念书时生活腐化，目的是想把我自己打扮成一个紈袴子弟，因为少爷派头的人在学校里大多数是鬼混，不过问政治的。企图以此来冲淡我的政治色彩，以免受人注意。
在政治学习上，我发言很谨慎也很热烈，能说一套空理论，对思想落后的同事总是极力驳斥，在检讨会上也能撕开面皮，我就耍这一套手段，领导上也就觉得我不错，把我列入积极分子之列。
在课堂上我也说一套空理论，假装立场稳，观点正确。在学业上也假装认真负责，以此蒙蔽学员，使他们看不出我的特务尾巴。我主动地为学员补了一暑假的课，目的是买学员的好，掩护特务身份。”
“好女婿”“好丈夫”
在家里，张锦棠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好女婿”，“好丈夫”，“好姐夫”。他每个月领了工资连包都不打开，原封不动地交给他老丈人。他对他老婆体贴入微，而且还鼓励她争取入党。在他内弟入团的问题上，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他岳母不赞成他内弟入团，怕入了团调到别处。张锦棠一面打通他丈母娘的思想，一面给他内弟讲革命大道理。他说：“入团是光荣的，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但张锦棠有时也是会露出马脚的。有一次他忽然说：“中国局势不能算是定局，一切都取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另外一些场合，张锦棠常吹嘘美国这好那好，给家里人灌输崇美思想。
他的很多活动曾被他老婆和内弟发现过。但他们不愿深追，也不向组织反映，还站在反动立场包庇他。张锦棠刚到天津，就写了封信给台湾要证书，后来证书寄来了，但寄来的是经济系的毕业证书，不是他所说的法律系。他老婆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台湾究竟有没有念书？”张锦棠回答：“念过。”她也就不再追问了。不久，他又到天津美丽照像馆照了一张学生照片寄给台湾，叫再给他寄一张法律系的证书，他老婆也知道这事，但也没有追问。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以后，有一天早上，他看到一条逮捕特务的消息，忽然说：“国民党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的特务到大陆来活动。”他老婆和内弟听了，愣了一下，问：“你在台湾那里受训的？”他马上生气地说：“我那里也没受训，你们不要胡乱放炮！我要是作特务也不到天津来！”他老婆和内弟也就没深追。一九五一年夏天，张锦棠写的一封情报信夹在书里露出来，叫他老婆看见了，问：“这是什么？”他忙说：“是算术草稿。”他老婆也就不吭声了。不久他内弟去清河制呢厂实习，他托他内弟把一封情报信带到北京寄往香港。他对他内弟说：“这封信是叫我香港的朋友借给我几个钱。”又说：“总在天津往香港寄信不大好。带到北京免得叫人注意。”他有工资，生活很富裕，为什么还要向人借钱？这不很值得怀疑吗？但他内弟只问了一句：“干吗要人家给你寄钱？”就把信给带走了。
他老婆和内弟还发现了他许多可疑的地方，但仍然不时地向他讲一些有关外汇、物价、货币、输出和输入，以及工业厂矿迁移的情况。他老婆还带过文件回家。这些都被他当成情报密告敌人了。张丹秋被捕时，他写情报用的密写本也被搜出来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确实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感情出发，所以对任何可疑的事都不加以怀疑。可是特务并不是那样有感情，他们同任何人接近都是为了利用这些人。
让我们看一看张丹秋的供词吧：
“在台湾受匪特训练时，我就向敌人说过我岳父在天津一个面粉厂当经理。从前作过官，有些社会关系，可以掩护我的活动。又说我岳父有个大儿子是八路军老干部，也可以通过大儿子的关系打入人民的内部。我可以借和我未婚妻结婚的名义潜回天津。
我一进匪特训练班就给我未婚妻写了封信说，我已转学到台湾大学，半年后就可回到天津。快毕业的时候，又写了封信叫我岳父给我往香港寄四百元港币作路费。这是烟幕弹，我怕人怀疑我那有那么多的钱回国。同时这样做了，我老婆一定会向亲戚朋友说，我回到天津后大家就不会怀疑我了。
我到天津后，我留意我岳父的家庭和他的社会关系。他们都是一个个的棋子，我要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事实上我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了不少的重要情报。
为了利用他们，我必须取得他们的好感。我的岳父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他认为家庭中必须长幼有序，子女必须有礼貌，守规矩。所以我领了薪水就不开包交给他，使他觉得我人挺厚道，守规矩。
我岳父有不少朋友。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从兰州来住在我岳父家。我找他谈话，我考虑到将来国际局势紧张时，我可以利用他建立据点。
我岳父另一个朋友是个资本家，我想将来国际局势紧张时也可用他拉拢工商界人士，组织团体，迎接变化，也想使用他到香港给我跑交通。
我叫我内弟入团，目的是他入了团对于我们的家庭成分有些好处。将来毕业也可以找到好工作，可以了解很多机密，这对我是有利的。我想利用我内弟在学校里建立组织。我叫我内弟常带一些同学到家里来玩。这样我可偷偷地物色一些人，而且也可以避免外人对我们家的注意。
我鼓励我老婆‘积极’，以求将来加入共产党，给我作工作。”
这就是特务的真实面貌和思想。
逃不出人民群众的眼睛
天津公安局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信。信内写道：
“……我是由天津来哈尔滨的。我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义州街办事处工作。
在我们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们哈市人民银行也开展了学习。我记起了一个人。希望你们精确的调查，详细追询其人的活动，以给人民除奸除害。
我在天津某天早晨由东楼赴大沽路去平安电影院，看见了一个熟人，当我喊出他的名字时，他仓皇失色的看我。我知道解放前他在上海作过许多坏事……由这些证明他是一个特务。请你们调查镇压。尤其他这次由台湾回来，多半是作特务活动……。”
公安局按照信里所写的地址找到了张丹秋。经过详细调查，他的确是个特务分子，于是把他逮捕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群众发动起来，敌人再狡猾也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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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窝乡党支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宣传经验
王杨蒿
中共安徽省涡阳县赵窝乡支部，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决心领导农民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新高潮，使办社工作顺利进行，支部根据本乡的具体情况，全面深入地向全乡农民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以前，支部首先召开了全乡党员大会，提高党员对办社的认识，做出了关于办社工作的决议，并讨论出不少的宣传办法；然后党员们深入到选区去召开社员、组员及群众会议进行广泛的宣传。
支部根据本乡的特点收集了许多具体材料，从实际到理论，着重宣传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支部首先总结了全乡三年来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工业的支持而获得的成绩：如三改社用新式步犁耕种了六十亩麦子，每亩平均收麦一百六十五斤，比普通耕地增产二十斤；五十六亩棉花，因为用药剂扑灭了虫害，每亩平均收到一百八十斤；方楼等十二个农业合作社今秋同马拉农具站订了三千亩地的秋耕合同，使秋种能及时进行，并给明年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事实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的好处。党员在宣传中同时指出，国家工业建设越发达，对农业的支援也就越大，将来使用拖拉机、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更多的农业机器来进行耕作，农业产量就会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但是工业建设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不开的，只有农业的大力支持，工业才能迅速地发展，而要发展农业，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使国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民们就应该积极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生产，支援工业建设。这样使农民体会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自己的关系以及参加农业合作社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第二、总结三年来办社成绩，算增产账，使社员和单干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这方面，支部收集了几个具体例子。一个是祁文中领导的农业合作社的例子。该社四十三户，其中的二十八户解放前是帮人打短工的，土地改革后，生活有了改善，但是产量还很低，收的粮食不够吃；一九五三年组织了互助组，麦子每亩最高产量达到三百斤，转社后，由于改善经营、深耕细作，小麦最高产量每亩达到六百斤。今年四十二户卖出余粮一万二千多斤。并且由于推行了提高夏季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包括生产技术改革）的工作，今秋全社能收二十多万斤粮食，每个社员平均摊到六百斤以上。另外一个方楼社，社员的生活一般都比办社前好了，三分之二的社员穿上了细布；还添了十四双胶鞋，十五枝自来水笔。农民们在文化上也翻了身，全乡九百五十一个青年，过去有文盲六百五十六人；三年来参加民校学习的有七百多人，现在三百多人能看报看书，二百九十多人能写会算，还有三十五人学会了开收音机和放映幻灯。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同过去的生活对比，大家才真正体会到合作化的好处，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第三、展示农村的远景，使社员明确认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前途。该乡现有农业合作社十二个，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出现了新气象；国家特地在该地建立了一所拥有播种机十部、收割机八部、圆盘耙七部、钉齿耙八部、锄草机六部、双轮双铧犁两部的新式马拉农具站；县文化馆也运来了收音机、留声机、幻灯机和图书报刊等，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馆，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支部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再指出农村的发展远景，增强了农民的办社热情，社员们都积极想把小社联合起来办大社。
除了以上三个内容外，支部对阶级路线和互助合作政策等问题也作了宣传。由于支部抓住了要点，用本乡的具体事实，从近到远，从实际到理论进行宣传，因而深入人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全乡十二个农业合作社，经过宣传教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都热情地研究如何把社办好。有七户社员，自动把原留的十二亩私有地交给了社。全乡九个互助组、七十三户组员，有六十户要求入社。互助组长一天找社主任几次，还写了两次入社申请书。另外全乡现有的三十六户单干农民中，有三十户积极要求入社。单干户张兰亭，已把麦种、农具准备停当，就等入社。目前十二个社正积极筹备资金，准备为办大社增添二十二头牲口；并按照国家计划要求的种麦面积，选好了十二万多斤麦种，争取明年丰产。
（原载“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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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这样“节约”
锺怀
据各地反映，最近几个月来，许多地区的报刊发行数量下降了很多。如内蒙古自治区各地七月份退订的报纸就有一万二千八百多份；山西太原市各种报纸的发行总数八月份比七月份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天津市各种报纸的发行总数，十月初比七月初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七，各种杂志的发行总数，十月初比七月初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六。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各地报刊发行数量所以下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许多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在节约运动中减订报刊。在整编节约中，有些单位因为合并机构、精简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一些报刊；有些单位因为过去在订阅报刊方面确有浪费，现在按照节约的原则适当地减少一些，这些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像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过去给每个省长订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日报各三份，分送省长办公室、宿舍和秘书，现在则给每个省长订上述报纸各一份，这样既不影响人们对报纸的需要，又避免了浪费现象，是符合节约精神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单位片面强调节约而不适当地减少报刊，甚至不订报刊。有的机关把减少报刊当作节约经费的“窍门”。有的企业还说什么“不退订报纸就完不成增产节约计划”。本溪矿务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把各科室原有的报纸全部取消；该局所属本溪煤矿第三季度原订有人民日报二十六份，第四季度减少为四份，除党委办公室和矿长室外，各支部和各科室都看不到人民日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三区办事处原来订有“学习”、“时事手册”、“支部生活”等杂志二十四份，自第四季度起全部停订。这就使得许多工作人员和职工阅读报刊的机会大为减少，甚至根本看不到报刊，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时事政治学习。这种情况已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像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在八月份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报纸（其中大部分又是全国性的报纸）后，就有人向领导方面提出批评，指出节约要多从厂里的返工、报废上去考虑，而不应大量减少报纸，使群众看不到报纸。
十分明显，这种借口节约而不适当地减订报刊甚至不订报刊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忽视政治的倾向。有必要提醒采取这种“节约”措施的同志回忆一下斯大林关于报刊所说的下面的一段话：“报刊是党藉以每日每时用自己的而且也是它所需要的语言和工人阶级说话的唯一工具。在大自然中没有另外的方法能在党和阶级之间建立起精神的线索，没有另外这样灵活的工具。”由此可见，党所领导的报刊是党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可缺少的引带，是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有力助手，它既不是什么普通的办公用品，也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文化娱乐用品。每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应当关心报刊的发行和阅读情况。每个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人员都应当重视运用报刊来教育群众，指导工作。就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来说，难道我们不是十分需要借助于报刊来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群众了解五年计划的内容，认识党所提出的节约方针的正确性，知道各地人民如何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英勇劳动，从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加紧努力吗？我们是应当厉行节约的，但是我们不能用不看报刊、削弱对群众的时事政治教育的办法来实行节约。我们也应当反对用公款滥订报刊的浪费行为，并且提倡个人订阅报刊，但是有些单位并没有号召和动员个人订阅报刊，就不顾实际需要地大量减订甚至不订报刊，以致许多工作人员和职工不能得到最必要的“精神食粮”，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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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学习了针灸疗法
柏生
为把祖国丰富的医学遗产传播到高等医学院校去，今年七月，卫生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训练班。参加这个训练班学习的学员有来自全国二十三所高等医学院校的教授、讲师、助教和准备担任教学工作的医师，其中包括具有二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有些产业部门的医务单位听说卫生部要办针灸师资训练班，也积极要求派人参加旁听学习。现在，全班三十七名学员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的愉快的学习，已经掌握了针灸的初步理论和针灸疗法的基本操作方法。
那还是炎热的夏天，全国各个学校都已放了暑假，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训练班的学员们却开始了紧张的第一课。他们大都是刚结束了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后，就急忙赶来参加针灸班学习的。河北医学院高丕泰副教授，就是在刚刚结束了学生们的期终考试工作的第二天，就搭上火车赶来北京参加学习的。学员们抱着学习祖国医学遗产的热情，走上了课堂。大连医学院的魏如恕老教授，本来已经在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学习研究过一个时期，当他听到卫生部要办这样一个系统讲授和临床实习的针灸训练班的时候，他就坚持请求院行政领导方面批准他来学习。现在他正和许多年青人一起坐在课堂上，细心地倾听着教员给他们讲课，认真地记着笔记。针灸班学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为了使学员们在学习过程中树立对祖国医学的正确认识，了解现有的针灸理论，掌握实际操作技术，以结合临床治疗工作开展高等医学院校的针灸教学工作，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学习的课程有中医政策、针灸理论和操作方法、中国医学史以及巴甫洛夫学说等，以“新针灸学”为基本教材，并以大量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这个班由卫生部针灸实验所具体负责，并聘请了北京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作专题报告，介绍临床经验，卫生部的一些负责同志也给学员们作了关于中医政策的报告。
针灸班的班主任由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朱琏兼任。针灸班学习的时间是六个月。为了保证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针灸实验所各治疗室的医师和针灸技术员们，都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工作，积极帮助针灸训练班认真备课、教学和辅导实习。他们还组成了一个教研组，制定了周详的教学计划，把学习分作前期课、临床实习和总结三个阶段。针灸实验所并指定全所十二个治疗室中的八个作为学员们临床实习的地方。
从开学到现在，学员们的学习情绪一直非常高。按照教学的要求，学员们在实习前必须熟悉人体各部分的针灸治疗常用的一百三十个穴位。但这些穴的部位和名称是不容易记下来的，过去一般中医都要花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可是现在他们却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记熟。教师们要求学员们首先熟记针灸治疗常用的一百三十个穴位的名称和正确部位。学员们在教师的帮助下，一面认真地背诵着这些穴位的名称，一面复习解剖学，以便正确地了解各个穴位的位置和局部解剖情形。五十岁的老教授和青年们在一起，大声地背诵着和互相考问着这些难记的穴位名称和部位。许多学员为了便于记忆，他们把穴名编成歌词来背诵，甚至在吃饭或休息的时候，也互相用手指或筷子指点着穴位来复习。大连医学院的魏如恕老教授兴奋地告诉我，他在班里举行的一次针灸孔穴考试中成绩很好。为了准备考试，他曾努力地背诵了一百三十个穴位。他在考试抽签中回答教师问的二十个穴位，只答错了一点点。为了进一步钻研针灸理论，现在他除了上课和临床实习以外，每天还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学习中国古代针灸学文献“黄帝内经”。他对针灸的基本操作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只有打好了基础，掌握了基本操作，才能谈到研究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青年一代学习祖国宝贵的针灸学遗产。在短短的一段学习过程中，已经使他对研究祖国医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高丕泰老教授最初学习时，唯恐落在青年人的后头，尤其怕因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好，一时记不下那么多难记的穴位名称。但由于勤苦钻研，他学习的成绩也很好。当我和他谈起学习中医的感想时，他坦白地说，直到现在，他才认识到中国医学遗产的伟大和丰富，改变了过去对中医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过去由于资产阶级医学教育的影响，使他根本不认识中医，看不起中医。但是学习以后，他开始怀着求知的热情，同青年人在一起努力探讨着祖国医学。针灸临床实习开始以后，当他第一次把针扎到病人身上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紧张，总怕针灸的穴位不准确。在针灸教师的辅导下，他逐渐掌握了操作方法，学会了针灸的手法。当他看到一个患胃溃疡的女病人在他十几次的针灸后，病情有了显著的好转的时候，他无限兴奋。针灸疗法的不可抹煞的疗效，使他信服地赞扬着中医的辉煌成就。在他的脑子里开始考虑着如何学好针灸学的理论和操作技术，以便将来把它传播到高等医学校里去，传授给未来的青年一代的医生们。
年青的学员李明祥是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来的。在刚来针灸班的时候，他对学习针灸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过去曾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没有什么可学的。但是他在接触了祖国医学遗产针灸这一个部分以后，他的头脑豁然开朗起来。在临床实习中，他亲身体会到中国古代医学是多么丰富！当他看到一个患神经衰弱的病人，经过他用针灸疗法治疗后恢复正常状态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他下定决心要努力钻研祖国的医学，学好针灸疗法，把它带回高等医学校里去。
三个多月的紧张愉快的学习，针灸训练班的学员们，对学习和研究针灸学的信心和兴趣都大大地增加了。他们都表示要专心地学好针灸的理论和操作技术，并进一步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总结我国针灸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把这伟大丰富的医学遗产提高一步，以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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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艺术团在国外
中国艺术团在罗马举行酒会
中国艺术团十五日在罗马埃克斯切西尔饭店举行酒会，意大利各界名流到会的共一千余人。
出席酒会的，有上议院副议长摩勒和斯科奇马罗，前总理帕里，前交通部长隆贝尔蒂，前财政部长贝森蒂和贝尔托尼，意大利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以及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印度、法国、英国及南美洲许多国家驻罗马的外交官员。
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员、社会党领导人员以及意大利总工会书记杉蒂等也出席了酒会。
酒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
中国艺术团到义安省访问演出
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艺术团在十七日下午到达义安省省会宜安市，进行访问演出。全市百分之九十的市民都从家里跑来欢迎中国艺术团，从市郊到市内，欢迎者的队伍长达两公里。人们站在雨后泥泞的路边上，不断地把花束热情地投到中国演员的手里。中国艺术团汽车队进入宜安市古城的广场时，成千成万人的欢呼声如雷。
十八日晚间，中国艺术团在宜安市大剧场举行了第一次演出，观众有二万三千人。其中有一个两眼已经失明而仍然坚持要到场的当地居民登芳。他在演出结束后对中国演员说：“你们把歌颂奠边府胜利那一首歌唱得那么好，这是因为你们了解越南，了解奠边府胜利的意义。” （新华社）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结束在瑞典的访问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十七日和十八日在瑞典哥德堡大剧院两次演出后，已经结束了它在瑞典的访问。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哥德堡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哥德堡在瑞典的戏剧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许多瑞典最好的歌舞戏剧节目常常首先在哥德堡演出。从当地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哥德堡的艺术界和公众早就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等待着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演出。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十七日第一次在哥德堡演出时，剧院的乐队池和门口都挤满了没有买到票的人们。演出刚一结束，就有不少当地戏剧界人士拥到后台向演员们热烈祝贺。当地著名的女演员玛尔达·特恩斯台特使劲抱着中国演员们接吻。她说，她完全被中国古典艺术的完美所惊倒了。哥德堡市议会议长兼市长容根和哥德堡大剧院理事会副主席列维茨在演出结束时向剧团领导人和演员献花和赠礼。
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在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应瑞典社会事务部大臣伊里克逊的邀请，在十月十五日晚为瑞典全国性的盲人福利团体“盲人协会”举行了一场义务演出。观看演出的有一千八百多人。斯德哥尔摩市议会议员麦尔在演出结束后讲话，感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的义务演出，并且认为那次演出是“对于盲人组织所代表的重要社会事业的有价值的贡献”。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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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电影代表团同我电影界人士广泛接触
印度电影代表团连日来在北京同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广泛接触。
印度电影代表团在十七日下午曾同中国电影界导演、演员、剧作家、技术专家、影评家、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校负责人以及其他电影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和副局长蔡楚生介绍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组织机构、影片的生产及电影工作者的学习情况。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副团长布·纳·西尔卡和团员克里希纳·戈帕尔、贾加特·穆拉里都发了言，介绍了印度电影事业的概貌和技术、纪录片方面的许多情况。座谈时，宾主们都表示愿虚心向对方学习，并都认为中印两国电影工作者应进一步交流经验。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发言中除介绍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情况外，并指出在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缺点，希望印度朋友予以指教。普·拉·卡普尔在发言时说：“你们介绍了情况，但眼睛时刻看着自己的缺点，这就是说，你们标准是放得很高的，你们决心在艺术领域中走得很远，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他还认为代表团来到中国后所看到的中国译制的翻译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十八日下午，代表团曾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参观。当代表团到达这个制片厂时，制片厂的员工们曾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向他们赠献和抛掷着无数的鲜花和纸花，热烈地欢迎他们。在一个摄影棚里，他们会见了中国京剧著名艺术家梅兰芳。团长普·拉·卡普尔代表印度电影工作者向梅兰芳赠送了一个象牙雕刻品。然后，他们观看了拍摄梅兰芳和姜妙香在彩色舞台纪录片“梅兰芳舞台艺术”中“洛神”的一段的表演。在制片厂，他们还参观了录音室和剪接室，观看了影片“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的音画剪接工作；并观看了他们带来中国的一部印度影片中的一段和“梅兰芳舞台艺术”样片中的一段及其他的中国新闻纪录影片。
十九日，代表团还游览了长城和明十三陵。在此以前，他们还参观了故宫，游览了北海公园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