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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联系实际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科学研究工作怎样联系实际，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愿就铁道研究所的情况加以论述，供大家参考。
铁道运输是个庞大的企业，是完成国家运输的主要力量。在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铁路的基本建设投资超过除工业外的任何其他部门。
中国铁路已有八十多年历史。但在解放以前，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不可能对国民经济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解放后，经过恢复扩建，推行了苏联先进经验，它和祖国的其他事业一样，有了完全崭新的面貌。我国铁路运输周转量，在一九五七年的一年内，货物将要达到一千二百多亿吨公里，旅客将要达到三百一十九亿多人公里。拿那年铁路长度两万八千多公里来说，这样巨大的“负荷量”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然而我国铁路的基础原是非常薄弱的，不但工具落后，而且标准规格异常混乱，虽经近几年的改进，但要担负这样巨大的运输量，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大力地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的技术装备，才能做到。在这加强和改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必然很多，都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这就是我们铁道研究所的任务。
铁道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五○年三月，迄今已进行了一百几十个研究专题并为铁道部和现场作了不少技术工作。其中有若干项研究工作已经对铁路现场起了较大作用。至于较有成绩的专题，为数亦不在少。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铁道运输量或降低成本，其确实数字虽然一时尚难估计，但因铁道是个庞大企业，所需生产工具的数量，也特别大，任何小的改善，累积起来，都成巨大数字。如枕木防腐研究，如能使全国铁路枕木的寿命延长一年，即可为国家节约财富一亿元。又如一项较小的研究工作，货车上旧篷布防雨能力的恢复，在现场推广后，每年已可节约三百万元。
从它五年半的历史来看，铁道研究所的这些工作是非常不够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创所初期，走了许多弯路，费了很大代价来摸索经验。同时，为了工作人员的培养，工作上也受了些影响。直到
一九五三年，全部研究人员都突击学习了俄文以后，搜集了俄文资料并学习了苏联先进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工作才逐步纳入正轨，有了起色。同时，同铁路现场的联系以及同其他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因而能够打下初步基础。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研究工作的任务问题。顾名思义，铁道研究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道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第一，要对铁路的“基本生产工具”进行技术改造，建立现代化的装备，包括旧装备的革新，新装备的“定型”，以及新路线的设计规范的拟定；第二，要提高使用生产工具的效率，包括固定资产，如钢轨、枕木等寿命的延长，以及消耗材料，如机车用煤和润滑油的节约；第三，要使新技术能在铁路上广泛运用，发掘现有潜力；第四，要在铁道运输中，贯彻“满载超轴五百公里”的运动。有人以为在铁路的基本生产工具中，几乎所有的材料（如钢轨、枕木）和机具（如机车、车辆）都是其他企业部门生产的，而在运输业务的技术上又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作榜样，因而铁道本身的研究工作就不会太多。但是采用材料和机具要有规格和定型，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甚至同一理论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而在我国铁路上，由于工具的质料和使用时的环境不同，还不能直接应用。因此，铁道研究工作的任务不但是繁重的而且是综合性的，包括了铁道的各个部门。有时由于需要，还包括属于其他企业部门的原材料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铁道研究工作如何同其他企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相互配合，协调进行，避免重复和遗漏，是一个亟待调整平衡的问题。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有明确规定了。
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由于铁道的基本生产工具包括了几乎所有各种工业的产品，在选择、组织和运用这些产品时，就必然会遇到大量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才不致于头痛医头，枝节从事，或者轻重倒置，或者预见不足。我们曾经试图对铁道的技术问题，分析其本质，按其重要性和相互关系，订出一套系统，就好像画出一棵树的根株枝叶一样，然后遇一问题，就可在这树上给它一个应占的位置，从而看出它们的轻重缓急，并可发现即将到来的问题。这个工作我们称为“技术系统化”。此外，在铁道技术的各种问题中，进一步来发现究竟有哪些问题是有共同性的、关键性的，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等于医治了同一病源而症候各别的许多病。比如，由于钢轨有接头，路基不能绝对平稳，而机车行驶的速度高，因而车辆的震动是比较大的，这就引起铁路上的许多特殊问题，如冲击力，联结松弛，材料磨耗等。又如，由于路线散布很远，车辆到处奔驰，而这些生产工具又都是暴露于自然气候之下的，因而晴雨寒暑的影响（如干裂、冻害、水锈、虫蛀等）就引起了对材料的侵蚀和腐朽，威胁着行车的经济和安全。再如，铁道运输是日夜不停的，在继续不断的运动中的材料和机件，时常发生“疲劳”现象，因而影响到材料强度和机械的灵敏性。这都是由于铁道运输的特点而产生的，因而震动、暴露、疲劳等现象就构成铁道技术系统化中的关键性问题。解决这些关键性问题需要有高深理论，应当是铁道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的协助和指示是非常必需的。
研究工作的组织计划问题。研究工作比起生产或教育工作，有很多不同之点。一个研究专题的内容、进度和所需的人力、物力，是很难精确估计的。因而在进行研究时，人力的组织有时被迫变更，工作的计划有时也不免流于形式。然而这并非一般的情况。在资料齐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研究工作仍然是可以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的，如气象和地震就都可预报。关键在于认清专题的目的和本质，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适当的检查制度。特别是要能掌握苏联的研究资料，少走弯路。
研究工作的力量问题。我国科学队伍的力量是薄弱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智慧，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不仅指参加研究专题的工作人员，而主要是对业务现场的广大职工而言。一个研究专题的来源是铁路现场，将来研究成果更要靠现场推广。那么，在研究当中，同现场群众的联系合作，就应当努力争取。事实上，现场上的许多合理化建议对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特别是对专题有关的建议。研究所本身所能进行的专题是很有限的，假如现场的职工，对其他重要技术问题，久有考虑，而因缺乏仪器图书，无法研究，倘若能来研究所驻勤，由所内人员予以帮助，就此把问题解决，这就无异于发挥了科学研究的潜在力量。由此再进一步，以研究所为中心，在铁路现场，组织起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进行不同程度的科学研究，这将是开展铁道研究工作的一个远景。
研究工作的经济核算问题。在铁路恢复时期，技术人员中曾有只管完成任务不要经济核算的错误思想。这个思想在今天的研究人员当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其理由是无法定出研究工作量的指标和劳动生产率的定额。这和研究工作不能计划化的论点是一致的。然而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把特殊的当作了普遍的，把研究两字当作“挡箭牌”，来掩护工作中的一切浪费和缺点。实际上，研究工作中的“返工”“废品”虽不可免，但可以减到最低限度，所以关键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深刻认识到研究工作正是要为国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而从计算研究工作的成本开始，然后估计其成果在生产中的作用，以期逐步做到其经济价值的核算，那么，研究工作的质量必可提高，而日益成为国家累积财富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在研究机构中，一时虽还不能建立经济核算的制度，但研究人员一定要先树立经济核算的思想。
研究人员的思想问题。除了上述的经济核算和工作计划化的两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出研究人员中的思想障碍而外，还有下列思想问题，也不时地发现。一是对于完成任务的信心不强，时常屈服于客观条件，放任自流。二是对于研究工作的整体观念不够，把专题看做是一人或一组的事，而不善于组织所有有关的力量，集体进行。三是主观主义看问题，把一时的看作永久的，片面的看作全面的，因而试验室中的成果，不能在现场推广。四是如何服务不明确，有时犯本位主义，除铁路外概不过问；有时只看将来而忽略现在；有时强调理论，脱离实际；有时好高鹜远，轻视小问题，而不注意它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工作都是十分有害的，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必须加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思想水平，才能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更好地为铁道运输服务。
以上这些认识，当然还只是初步体会。对于研究工作有重大关系的许多其他问题，如培养干部，提高理论水平；调整机构，加强研究力量；建立科学工作情报网，交流经验；开展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发扬学术研究气氛；集中使用特殊的科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因是科学界的一般意见，这里就不多说了。
铁道运输是我们五年计划中的重要任务，铁道研究工作是保证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建国以来，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视和关怀，我们铁道研究工作人员必须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为完成我们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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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彩的表演，深厚的友情
——记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在北京的第一场友谊比赛
潘福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来华访问的第一场友谊比赛，十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人民体育场举行。这场比赛吸引了两万多观众。球赛始终热烈、紧张，洋溢在运动场内外的真挚的友谊，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迎战客队的是北京联队，全场比赛结果五比三，北京联队获胜。
友谊比赛在两万多观众轰然的掌声中开始。在中场附近展开为时不久的争夺后，北京联队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中锋邢桂福、左内锋权重善和右内锋陈克亮先后试射都未中的。接着，缅甸国家足球代表队发动攻势。缅甸队左翼盛佩带球推进极为迅速，北京联队后卫高筠时奋勇拦截，盛佩高球传中，给中锋觉赞冲门，但球已被守门员黄肇文接住。在没有攻势的拉锯战中，两方进攻战术也逐渐鲜明地显现出来：缅甸队采W式进攻方法，锋线切进具有相当高的速度。北京联队打的是四前锋制战术，交叉换位也较熟练。阵势拉开，攻守情况和激烈的争夺就越来越清晰和紧张。开赛后第十二分钟，北京联队右翼哈增光接后卫任彬来球，在缅甸队禁区外猛力射门。缅甸队守门员拉貌将球击出，却恰好落在乘势切入的北京联队左翼崔亨燮脚下。崔毫不犹豫地硬脚踢入。缅甸队先失一分。
在失掉一个球以后，缅甸队的防守更加严密，但却阻拦不住北京联队的交叉换位进攻。第十九分钟，哈增光又给崔亨燮送来一只好球。缅甸队守门员拉貌奋勇冲出扑救失误，崔凌空踢球进网，场上纪录二比零。北京联队愈战愈猛。在双方的竭力攻守中，运动员们保持了优良的道德作风。北京联队在任何可能伤害缅甸队队员的情况下，从不发生身体接触，缅甸队也尽力避免用危险动作伤害对方球员。这种高度的友好精神，一再受到观众热烈掌声的鼓励和表扬。
前半场开赛后三十三分钟，缅甸队后卫在禁区不慎犯规，北京联队前卫王锡文主踢十一公尺球。看台观众都为缅甸队担心。王锡文踢球偏出，这个势在必中的球未能破网，使两万多观众都大为惋惜。而缅甸队却陡然增长了攻坚锐气，他们常常敏捷地冲刺带球进入北京联队防区。中锋觉赞和右内锋图华的熟练带球技术曾给北京联队以很大威胁。他们两次攻门都被守门员黄肇文接住。北京联队随即再度组织进攻。这时候北京联队准确的三角短传表演得十分出色。中锋邢桂福得球左递，并迅速同右内锋陈克亮交叉换位。缅甸队后卫还来不及紧盯，邢桂福已从右边把球传在即将从左角冲入的陈克亮面前，陈克亮趁势猛踢一脚，球第三次破网。这个纪录保持到上半场终了。
下半场开赛不到一分钟，北京联队即以闪电般的中央突破战术由邢桂福踢入一球。缅甸队连失四分后仍然不显慌乱，特别是守门员的镇静和清楚的判定方位的能力，使北京联队的许多次劲射都无法奏效。频繁的攻击和机智地接住险球，把这场比赛引向高潮。北京队久攻不克，缅甸队马上发动进攻。佩庆发挥了他的快速带球技术，闪开了紧迫他的北京联队中卫王新生，迅猛地迫近北京联队防区。但当他举脚射门时，球却稍高擦门柱飞出界外。不久，缅甸队前锋再次紧逼北京联队防线，右锋巴哈杜尔带球被王新生踢出底线，由缅甸队开角球。巴哈杜尔一脚踢出，直落北京联队门前，黄肇文跳起接球，失手落地。缅甸队右内锋图华恰好赶到，一脚踢进网内。全场观众对缅甸队的首次攻入和图华的敏捷表演报以长久不息的掌声。缅甸队在获得这一球后，进攻精神大大高涨。不到两分钟，下半场改踢中锋的佩庆又避开北京联队的后卫任彬，在近门处硬踢一球进网。场上纪录四比二，观众再为缅甸队的精彩表演发出热烈的掌声。北京联队反击力量仍然强大，连失两球反而使他们斗志更旺。中锋邢桂福在中线附近得球，接连避开了三个缅甸队锋卫的拦截，把球传给权重善。由于卫线迫出紧逼住其它北京联队前锋，权重善略带两步，即从容把球踢进大门。为了争取胜利，两方运动员竞争得更加激烈。终场前十分钟，缅甸队巴哈杜尔踢进了第三个球。北京联队一再猛扑、攻门，不是稍高、稍偏越出界外，就是被拉貌奋力救出。五比三的纪录一直保持到终场。
这场友谊的比赛，充分显示了缅甸国家足球队的优良技术。他们锋线的速度和带球技术的纯熟都是值得赞扬的；而临门一脚的准确性也比较高，在不到十次的射门机会中即攻入三球，正表明他们在射门技术上有一定的素养。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守门员拉貌的沉着和机智。北京联队许多次强劲的射门都未能破网，是拉貌防守的功劳。拉貌判断能力较强，能及时关住对方射门角度，常使北京联队前锋虽有劲射，也不能成功。而北京联队在这场比赛中打得也很出色。锋卫之间的协同合作是比较紧密的，九十分钟的比赛，北京联队能较长时期地压进对方腹地，除运动员的比较熟练的球技外，卫线助攻的四前锋制战术运用得比较恰当，是赢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双方运动员的战斗意志和新的体育道德作风，也同样应该受到赞扬，两万多观众也确实给了适当的评价。看台上不断腾起的掌声，不但给北京联队的出色表演以极大的鼓励，同时也是对客人的卓越技术的庆贺。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领队郭哥礼教授说：我们同亚洲许多国家作过比赛，还没有遭遇过像北京联队这样好的队。而深深地使我们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在运动场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比赛后回来的路上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这种亲密的友谊，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
是的，这场友谊比赛，将会大大地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体育方面也将会增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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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失去双脚的革命残废军人学会了开拖拉机
田之川
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脚的革命残废军人李来财同志，来到河南省国营博爱农场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他那充沛的活力，坚决的意志，已经在全农场传颂着。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拖拉机手。
李来财同志是一九四八年参军的，在解放战争期间立过二等功，被评为全旅的模范党员，他所领导的班又是全旅的模范班。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从朝鲜燃烧到了祖国的边境，李来财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一次，他带一个班在三尺厚的雪山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在阵地上向党宣誓：人在阵地在，决不许敌人越过山头。他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坚守阵地四个多小时，终于援军来了，击溃了敌人。当最后完成任务的时候，他的脚被冻坏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从膝盖下边锯去了双脚。
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今后不能重上前线消灭美李匪军，而且，失去了双脚后怎样生活下去？难道一生叫党和人民照顾下去吗？每天他为这些问题苦恼着。
有一次教导员给他谈：“苏联有一个无脚飞将军，失去脚以后，仍然会开飞机。只要有文化、技术，锻炼好身体，一样可以参加祖国建设。”他听了这番话，当天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无脚飞将军能驾驶飞机，我要学会开拖拉机。”从此他就一心一意要恢复身体的健康。不到半年他的身体基本好转了。装上了假脚，他拄着双拐练习走路。他不放松一点时间，腿磨破了也不愿休息。不几天就练习丢开拐杖走路，开始时左右摇摆，手腿无力，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最后终于学会了不拿拐杖走路。
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广泛了，打乒乓球、排球，盘单杠，打水，锄菜园，什么都学会了。不知摔了多少跤又学会了骑自行车。打饭洗衣自己都干起来。一九五○年出国时，他的体重是一百三十斤，负伤后瘦到八十斤，这时却增加到一百三十八斤了。
由于在战场上树立的功勋，他获得了一等功臣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勋章。他离开朝鲜后，带着荣誉来到了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正如在刚负伤时教导员对他说的，摆在他面前有两个任务——学习文化和技术。悲惨的童年，没有可能使他上学，后来虽然学过一点文化，几乎都忘了，他决心从头学起。那时领导方面为照顾他的身体，只准每日学二小时，他要求学五个小时，领导上不批准；要是偷偷自学，医生也不答应。可是李来财同志在休息时间脑子里总想着学的字怎样写，怎样用。他如饥如渴地学习着文化，三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每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一九五三年经测验合格，从高小班转入了初中班。
一九五四年学校领导方面决定他和另三个同志试学驾驶汽车和拖拉机。他多么兴奋啊！他向党交了保证书，决心学好，决不后退。这时他脑子出现了一连串的希望：当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给农民耕地，使他们永远摆脱繁重的劳动。
学校里没有拖拉机，就先学习驾驶汽车。他懂得光有在战场上的勇敢和在医院时的毅力还不够，必须在技术上钻研，不过四个月的时间他完全学通了汽车和拖拉机构造的基本原理、操纵方法和怎样排除故障。
六月份开始实习驾驶了，首先碰到一个最大困难，就是假脚蹬油门和离合器掌握不了车速和油量，车不听指挥，一连试了几天还是不行。他和另一个同志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在休息时就拿桌椅作假设试验。经过三四天的苦思和试验，他找到了原因，就是有真脚的人可以用脚尖运用自如地蹬油门，自己光用膝盖往下压假腿没有准头。他想个办法：用大腿的力量推动膝盖，膝盖推动假脚；大腿用力时稍微抬起，使大腿和假脚基本上形成一条直线。在汽车上这样一试验，效果很好。经过三四天，他就很快地学会了紧急减速换档、紧急停车。由于断了双肢带来的技术上的困难基本解决了。他可以在校院内自由自在地驾驶着各式各样的汽车了。
今年五月他被派到博爱农场实习。五月是全年农业最紧张的夏收夏种季节。李来财同志被分配当二八号拖拉机助手，在麦收中拖平板车搞运麦工作。这个农场一向是一架收割机收的麦子由一辆拖车运不完。收割机每二十分钟即收一种子箱，而拖车回晒场转运一次通常要三十分钟，收割和运粮脱了节。恰恰李来财被分配当助手的这架拖拉机又是全农场马力最小，行速最慢的一架。为了改变运输落后于收割的状态，他首先同他的车长商量，决定在运输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争取缩短时间，把每次运转时间缩短到二十分钟。他爱护机器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有一点时间就细心地检查机器引擎、油门、电路。他在短时间内又创造了很多多拉快跑的办法。像空车跑快，重车跑稳，紧急卸粮，掌握种子箱收满的规律等，这些办法都可以节省时间，单是紧急卸粮一项，就每次由六分钟减少到两分半钟，因而每次运转时间迅速降低到二十分钟，有些近处的运输只用十几分钟。其他的运输车也都学习了李来财的工作方法，使得运输同收割不再脱节。李来财同志的拖拉机在麦收中没有出过一次故障，没有误过一次收割机卸粮，因而被评为麦收中最优秀的运输车。李来财在华氏一○七度的炎日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运输往返四十次以上，从没有误过一分钟。特别是每次卸粮要在两分多钟内把三千斤的粮食摊到车厢里，这是非常紧张的劳动，他总是完成得很好。
这是他第一次开拖拉机做运输工作，而且开起车来又快又稳，谁能看得出他安的是一双假脚呢？麦收过去了，他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拖拉机的性能。
六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转入夏种已经几天了，这是李来财毕生难忘的一天，他将要试开新式的斯大林八○号拖拉机犁地了。他踏进了座舱，细心检查了仪表，试验了操纵杆、油门……拖拉机前进了。
初升的阳光照在发亮的机身上，他在广阔的原野上驰骋着，拖拉机过处只见黑土滚滚地翻过来。在他那黝黑的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
他的理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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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得“病”纪要
王桂珍
离开高等学校的考试日期只有十几天了。我抽空到指定的医院——中央直属机关结核病防治所检查了身体，又到北京考区招生委员会报了名，领取了准考证。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只等待着考试。我的心情紧张而又兴奋。一个大的希望鼓舞着我。在想像里，我仿佛已经看到我坐在医学院的课堂上了，我穿着白罩衫站在手术台旁边了……。要知道，我原就做过几年护士工作，要升学，当然是考医学院啰。国家给了我这么难得的升学深造的机会，我怎么可以辜负这种关怀呢。半年来我一直紧张地勤奋地复习着功课，不管天气多么热，也坚持着，看呀，算呀，我完全钻到功课里去了。
可是七月九号那天，我接到了招生委员会的一份通知：“王桂珍同志：因你患有浸润型肺结核，根据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健康检查规定为不合格，希见信后……来报名处办理退考手续。”看完通知，我觉得胳膊忽然瘫软了，手里拿的仿佛不是一张纸，而是百十来斤重的大石头。我说不出心里是怎样一种滋味，用句现成的话吧，真好像掉进“悲哀的深渊”里了。身上也觉得恹恹的，仿佛真的病了。
七月十二日，按照预约时间，我到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门诊部要求治疗肺结核。医生先给我作了一般检查，然后又作了爱克斯光胸部透视。最后他告诉我说：“你的肺部正常，没有病。”一听这句话，我的眼睛突然因为润湿而模糊了。真奇怪，为什么高兴也会流泪呢？我马上到结核病防治所去，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夫，要求他对原来的诊断加以复查。没想到那位大夫说：“透视是靠不住的，需要照爱克斯光照片。”他还说，他们把身体检查报告送到招生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任务”，其余的事不管。我只好再到第二医院门诊部去请大夫为我确诊一下，倒底有没有病。大夫的答复仍然是肯定的，说我没有肺结核病。
这时候已经是七月十四日下午五点钟了。办理考试手续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小时了。我想：两个医院既然作出两种诊断，当然我也有无病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要求允许我明天参加考试，然后补报两个医院最后复查的统一意见呢？如果真的有病，当然考取之后也还可以取消我的入学资格的。于是为了赶时间，我就到就近的高等教育部去谈这个问题。不料在门口的一个问事处之类的地方，就被挡住了，那儿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不管这些事”。而这时候，时针已经指向六时十五分，无论如何在六点半下班以前是赶不到招生委员会了。我给招生委员会打了个电话，申述了以上情况，提出了我的要求。但结果我听到的答复只是这样一句话：“我们下班了，现在不能办了。”连电流的速度都赶不上，还能再想出什么办法呢？
现在考期已过，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要弄清我到底有没有“浸润型肺结核”的病了。
七月二十一日，为了“靠得住”起见，我在第二医院照了爱克斯光胸部照片，结果证明，我的肺部的确没有病。于是我给结核病防治所挂了个电话，再次请求那里的大夫对原来的诊断加以复查。接电话的不知是什么人，他的答复是果决而又严厉的：“不必要。”那么，我，一个肺结核“嫌疑”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两个医院的诊断完全对不拢来，相信哪一个呢？是治病，还是不治病呢？在我一再婉言恳求之下，这位同志终于答应把我在第二医院照的爱克斯光胸部照片拿来看一下。
八月八日，我坐到结核病防治所的诊查室里了。
大夫：“你现在是整日工作，还是半日工作。”
我说：“我原来是离职准备考学校的功课的，现在还没工作。不过，在第二医院检查，肺部没有病。”
“可是根据我们的检查，你患有浸润型肺结核。”
“可是在第二医院照了爱克斯光胸部照片，也看不出有病。”
“也许已经好了。”
“怎么？这样的病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不治也会好吗？”
“因为这种病是属于一过性的。”
“什么叫一过性的？”
“呃呃，就是肺部的发炎或一时的细菌感染……”
“肺部发炎或一时的细菌感染，是和浸润型肺结核属于一种类型的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能够说它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呢？”
“那是因为当时招生委员会要的太急，没有时间再进行复查。”
瞧，他把话岔到哪儿去啦？这个回答和是否“属于同一类型”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不过，他既然提到复查，我也就接下去：“其实是有时间进行复查的。我要求复查，可你们说不必要。”
“根据我们的检查，你得的就是浸润型肺结核。”
“那么可不可以和第二医院照的爱克斯光照片对照研究一下呢？”
“用不着。根据我们的检查，你得的就是浸润型肺结核。”他像留声机一样地重复着。我发现：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脖子上也分明地涨起了几道红筋，这就是说，大夫发火了。大概这位大夫是把我的意思误会了，他一定以为我是在追究责任。其实，我只不过希望两个医院的诊断意见统一起来，有病，我就治病；没有病，我也好向原机关作个交代，重新工作。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显然有效，他的呼吸逐渐平静下来了，也答应了把第二医院的照片拿来对照研究一下。至于时间呢，要到八月十八日才能见出“分晓”。
八月十八日，我又坐在结核病防治所的诊查室里了。这次是另一位大夫接待我的。
“你现在是整日工作，还是半日工作？”
“我原来是离职准备考学校的功课的，现在还没有工作。不过，在第二医院检查，肺部没有病。”
“可是根据我们的检查……”
谈话几乎是上次的翻版，就像录音机录下来的一样。不过这位大夫在我的要求之下，终于把手边放着的我的“病历”翻了翻，结果发现：根据同第二医院所照的照片对照研究的结果，肺部没有病！大夫不作声了。
到这里，我这场“病”就算好了。四十多天来，我才有机会轻松地喘一口气。我不要同大家隔离了。我可以坦然地走进集体食堂用饭了，我也可以取下口罩，无顾忌地同同志们面对面地说话了。一个健康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感谢中央直属机关结核病防治所的那两位大夫，他们总算使我——一个志愿当医生的人在考入学校之前，就知道了作医生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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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大多数省、市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
八月份以来，全国大多数省、市都举办过一期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以培养这些小学语文教师学会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各省、市参加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二十天的学习，大部能念注音字母，依照注音字母拼音和用标准的语调朗读课文。河北省在省的训练班结束后，还在各县、市举办训练班，开始对全省的小学语文教师普遍进行普通话语音的训练。
各省、市举办的这种训练班都是按照教育部在七月份发出的关于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通知进行的。这个通知曾指出：现代汉语的方言相当分歧，各地人民相对交谈，不能充分交流思想，这种情况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相适应的。为使各地人民逐渐学会一种共同语言，今后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而在推行普通话的工作中，小学语文教学负有重大的责任。
各省教育厅都直接领导了训练班的工作。训练班中除选聘了许多能说普通话、并对注音字母和普通话有研究的大、中、小学教师担任教学外，大多数训练班还设有辅导员，负责解答学员们的疑难问题。湖南省还吸收了训练班的教师和有普通话基础的学员成立了教研组，根据学员们的要求帮助教师备课和帮助学员们正音。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制作了“拼音声调示意图”、正音卡片等教具，向学员们指导发音要领。
为了帮助各地举办训练班，教育部曾供给各省“注音字母留音片”和“注音字母留音片课本”共一千三百套。北京市教育局还选派了一部分北京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去辽宁、江苏、湖南、广东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担任训练班的教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还准备联合成立一个普通话研究班，培养各地推广普通话的干部和研究各地方言。教育部并将在最近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普通话的讲座。各地在举办训练班中存在的问题是：普遍感到师资少，因此只能采取上大课的形式，学员在课堂上缺乏练习拼音和朗读的机会，有些学员在结业时，对拼音和朗读还没有达到熟练程度；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普通话语音教学的经验，还不能完全满足学员的要求；有的地方（如湖南省等）由于当地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差别很大，二十天的训练时间还感不足；有的地方还缺乏拼音、声调示意图等挂图设备和其他直观教具。这些问题都由教育部正在考虑解决。（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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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电影艺术家同北京观众见面
十六、十七两天的晚上，印度电影代表团人员分别到首都等五家电影院，同北京五千多观众见了面。
大华电影院的观众在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前会见了印度电影艺术家们。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兴奋地从观众席中抱着一个姓吴的男孩子亲切地吻了又吻，全场卷入一片热烈友好的欢腾中。我国导演张骏祥向观众介绍了到会的印度电影艺术家。普·拉·卡普尔的讲话，不断被观众的掌声淹没。他说：“我们今晚受到你们热情的招待，就像我们家乡的谚语：‘客人向我要水时，我拿牛奶招待他们’一样。”他谈到中印两国电影艺术交流的情况后，兴奋地说：“我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告诉你们，今晚放映的影片中，有我家中四代参加演出。”这时，台下的掌声、欢呼声雷动。在影院休息室里，观众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印度电影艺术家签名留念。
在交道口电影院里，印度著名作家和电影剧作家克·钱德尔看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情景后，激动地向观众说：印度人民和印度人的声音出现在中国的影院里，是印中两国友谊合作的象征。
印度电影代表团副团长布·纳·西尔卡等在我国电影演员张瑞芳陪同下来到了放映印度影片“两亩地”的新街口电影院。观众们没有经介绍就认出了“两亩地”影片的男主角巴拉吉·萨尼，人们涌过来和他亲切地握手。这位印度著名电影演员向到场者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艺术，把千万人的良心发动起来，为更美好的世界和真理而奋斗。”他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激动地用中国语高喊：“中印两国人民是兄弟！”这些印度电影艺术家们又赶到首都电影院，这里正放映印度影片“暴风雨”。名导演、“暴风雨”的编导契坦·阿南德向观众讲了话。五个女孩子代表到场的观众向他们献花。
当印度电影艺术家在苏联展览馆电影馆和北京观众见面时，我国的电影摄影师们摄下了这个纪录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动人的场面。（新华社）（附图片）
印度电影代表团十月十六日到北京大华电影院同我国观众见面，受到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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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高等学校教师去苏联进修
一批高等学校的教师最近被高等教育部选派到苏联高等学校进修。
这批教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东北林学院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等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教师、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等共三十三人。这批教师中，有系和教研组的主任、副主任等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这些教师将在苏联高等学校以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和进修专业课程。
高等教育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选派一部分高等学校教师赴苏联高等学校进修。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