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判梁漱溟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反动观点
沙英
一
梁漱溟说：他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经过四十年不断地实践和不断地思考，就筑起了对中国问题认识的一个“体系”；他的“思想体系”和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体系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始终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
的确，多少年来，梁漱溟一直用尽气力反对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那末，梁漱溟为什么始终环绕着这个“中心问题”来和共产党作斗争呢？因为他觉得：如果能编造一套“理论”出来，从根本上否认中国社会有阶级的存在，那就可以“证明”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被“驳倒”了，阶级斗争就可以“熄灭”了，从而反动阶级的反动统治就可以“万古长存”，工人和农民等也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现在，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谬论已被人民革命胜利的现实击得粉碎了，但是梁漱溟对于他的“理论”的破产并不甘心，他不但不真正虚心地检讨他的错误所在，转变立场，痛改前非，反而坚持其错误，顽固不化，并且一遇到机会，还不断散播他的那一套邪说。因此，我们批判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反动观点是很必要的，这是他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的基石。同时当此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的情况下，批判梁漱溟反动的阶级论，加深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的人来说，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梁漱溟有一个最恶毒的诬蔑共产党的说法：中国社会本来没有阶级，可是“共产党从外国学来一套分化斗争的理论，和分化斗争的技术与作风”，在“制造”阶级斗争。例如他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说：“他们的农民运动（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作者）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再如他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中说：“共产党之所为，实不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过分估计中国的阶级问题，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全不适合当时的要求，而为大势所不容。”他妄图用这种诬蔑的言词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制造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吗？共产党的本领的确是很大的，例如以中国共产党来说，它过去曾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几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它现在正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非常使人信服和钦敬的；虽然这样，但是共产党却不能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早在共产党产生以前就客观地存在着和发展着，共产党既不能随意“制造”它，也不能随意“消灭”它。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简单地说明一下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对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谓各阶级，就是由于彼此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阶级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和奴隶制度产生这个阶段上出现的。阶级的出现要有这样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劳动工具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只有当生产率提高到可能出现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能引起剥削他人的劳动的可能。第二，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正是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的根源。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交换和商品生产的产生、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由这一切所引起的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乃是阶级发生的客观的基础。
阶级发生之后，由于各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不同，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调和，便必不可免地发生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原始共产社会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充满着秘密的或公开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乃是一切对抗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由此看来，阶级社会的出现，不论在外国和中国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可是世界上共产党的产生才不过一百多年，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才不过三十多年，这怎么能说共产党在“制造”阶级斗争呢？这不明明白白是梁漱溟在捏造谎言来诬蔑共产党和欺骗人民吗？
在解放以后，梁漱溟这种反动论调是否有所改变呢？大家知道，他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的文章，其中他这样写道：由于他游历山东老解放区，弄清楚了这样的事实，即北方农村本来缺乏两面对立的阶级，但是在十几年中，由于日伪军、蒋匪军和八路军打来打去，于是阶级成份“乃大见区别”，阶级对立才日益尖锐。他说：“在‘反汉奸’运动下，农民清算斗争了许多地主富农，阶级对立于是尖锐。不久，蒋军又来进攻解放区而占领之；地富便有‘反清算’斗争，而杀了农民。阶级相仇，又自加深。但蒋军还是站不住；解放军回到解放区之后，农民又起来杀地富；且从土改而最后消灭了地富阶级。”梁漱溟在这一段极尽歪曲事实的叙述之后，紧接着说道：“这一事实经过，显示出来：这些北方农村中侭缺乏两面对立的阶级如欧洲中古者，但既有贫富不同，遇到机会亦可能裂开两边而相斗的。”
由此看来，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什么“转变”，他只不过是“旧调重弹”，仍然污蔑共产党在制造阶级斗争，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的极大仇恨和造谣。例如他说“解放军回到解放区之后，农民又起来杀地富”等等，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耻诽谤。本来，凡是了解梁漱溟的反动政治面目的人，看了梁漱溟在解放后说的这些话，也并不感到多大惊奇。可是，这些话被那些不大了解梁漱溟的人看了，就难免发生这样的疑问：“梁漱溟是太缺乏社会科学的常识呢？还是‘别有用心’？”当然，梁漱溟这些话是收到“效果”的，即它得到了香港的反动报纸的回声，例如蒋匪集团的所谓“理论家”胡秋原之流，就大写文章对梁漱溟表示“深敬”和“声援”，并赞扬他为“大丈夫”、“良心的战士”和“知识分子的榜样”等等。
此外，梁漱溟还有另一种“制造”阶级斗争的说法：中国的革命不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产生的，即“从外引发”的。大家都知道，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是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这就是说，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都是外国硬造出来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从外国输入的。例如他说：“照西洋通例，革命都是社会内部矛盾之爆发；现在中国的革命，则是由外引发，其不同很大。”（“中国那一天能太平？”载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重庆大公报）
诚然，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受外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但是，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而且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国的影响和帮助，只有它符合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需要并且通过内部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如果中国内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没有广大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外国的影响总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这就是说，革命是不能输入和输出的，外国是不能在中国制造阶级斗争的。梁漱溟捏造的这种谎言，正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常宣传的东西差不多。
在解放以后，梁漱溟的这种反动论调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例如他说道：“因而整个世界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今天，其势必然要把中国社会亦扯裂到两边去。”“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这意思是说：中国社会虽无阶级，但是外国硬将中国“制造”和“分化”出阶级和阶级斗争来了。
不错，现在世界上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斗争乃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且这种斗争的形势，在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是日益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现在正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来建立一个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因此，我们参加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方面，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毛泽东同志也早就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前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可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从这以后，我们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就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为这种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既然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那末我们今天已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难道还能不主动地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吗？梁漱溟你扯到哪里去了，怎么竟然说两大阵营“把中国社会亦扯裂到两边去”了！你这种话的“弦外之音”，好像是对我们国家参加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方面是很不高兴的！
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蒋介石王朝的灭亡，我们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前进，美帝国主义实在是不甘心的，它总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在中国网罗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来从事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活动。正因为这个缘故，梁漱溟的反动言论，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博得了反动分子的喝彩！
三
关于阶级问题梁漱溟最主要的论点，就是说西洋社会是有阶级的，可是中国社会却没有阶级，这是中国的特殊性。例如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说：“西洋中世纪时，土地都属于贵族领主，至近代的工厂机器又属于资本家；而任生产工作之劳者，若农奴、若工人，均不得自有其生产工具；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可是我们“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再例如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只见有一个统治者。”“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
在解放以后，关于中国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连普通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了，可是梁漱溟却白昼见鬼，依然口口声声说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事实”，妄图继续欺骗人民。
梁漱溟为了证明中国缺乏阶级，甚至像胡适一样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就解体了，“秦汉以后之两千年，原不是什么封建社会”，而是他所胡诌的什么“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毛泽东同志早就说的很清楚，自周秦以来的三千年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是剥削农民的基础。地主、贵族和皇帝是封建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地主、贵族和皇帝都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国家机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这种生产方式在秦以前已经在一部分诸侯的国家里面开始出现，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割据状态。中国历代的农民，就是在这种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极端贫困的、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朝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农民的起义总计大小就有数百次之多。中国农民暴动和农民革命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绝不是像梁漱溟所说的“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以及什么“历史亦就在一治一乱之循环中度过，不见有革命”等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也绝不是像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两千年来已陷于往复盘旋”的不进状态，以及什么“逆转到封建之世”等等。
可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封建社会趋于解体，变成了半封建社会，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近代中国的特点。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国情。了解近百年来旧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和国情，是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梁漱溟正因为不了解近百年来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和国情，所以他对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例如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等）的了解必然是错误的。
那么，在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有哪些阶级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固然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但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在基本上还是保存着，农村中的封建主义仍占统治地位，农村中主要的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农民的内部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有了一些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这就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生的阶级，是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对立的。不过，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此外，中国还有除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和游民等。
关于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有哪些阶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著作中都有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想来，梁漱溟都是看过的。但是，显然梁漱溟是不同意这些见解的。因为他自己有一套“高明”的见解。
不过说句老实话，梁漱溟的见解实在是非常幼稚和荒谬的。譬如说，梁漱溟认为要讨论中国有没有阶级的问题，“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中国文化要义”）现在我们就以土地分配这个“主要关键”问题来谈谈吧！
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的很明白，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形，经过最近十余年的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之后，是有了一些变动，有一些地区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手中，例如四川及其他地区，地主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中，一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富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十至十五，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约百分之三至五。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富农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富农自耕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
这就是旧中国土地分配的情况。这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根据。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困和落后的根源。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
但是梁漱溟怎样了解中国的土地分配问题呢？他既没有对中国的土地分配情况进行过调查研究，他又认为别人的一些调查统计“皆根本不可靠”，所以只好笼统地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底人颇占多数。”（“中国文化要义”）据梁漱溟说，有一位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结论同梁漱溟的估计差不多，所以他便说这个调查报告“绝对可靠”。此外梁漱溟还根据自己的“所见”和什么“谚语”等等，来证明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并从而得出中国农村没有阶级对立的结论。更滑稽可笑的，甚至梁漱溟竟认为过去北京附近各县的“旗地”，好像是佃农“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像梁漱溟这些“自欺欺人”的谬论，我们不必多用笔墨加以反驳，因为梁漱溟自己已经承认了。例如梁漱溟说：“漫然以我们在邹平、定县各处之所见为足，在山东数年而不去调查莒县、诸城、单县、曹县那些地方，在四川数年而于其地主剥削实况不加考察。直待去年到鲁南参观，今年参加西南土地改革，乃始有见有闻。像这样谈社会问题，何能免于自欺欺人之讥！”（“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
再譬如说，梁漱溟对于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的认识是怎样的呢？梁漱溟说：“而在这种工商业本身，一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之趋势不著；一面循着遗产诸子均分之习俗，资本纵有积蓄，旋即分散；所以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之对立者，在此谈不到，所以不待言。”于是梁漱溟总结起来说：“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这种见解同样是不符事实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可是近百年来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是促进了这种发展。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就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于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纺织业由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二个厂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四十四个厂，面粉业由一九一六年的六十七个厂增加到一百零七个厂。在同一时期内，银行也增加到一百零八家。在以后若干年中，中国民族工业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也还是有若干发展。正由于中国有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工业，所以也就有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在旧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至于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广大的数目。
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间，官僚资本有了高度的发展。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拥有一百万万到两百万万美元的财产。他们在金融上掌握了四大银行，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和“政府”的财政。他们在工业上几乎垄断了全部的重工业部门，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占中国全部产业资本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他们还垄断了商业、农业、地产和文化企业部门等。可以说他们是垄断了中国全国的经济命脉。这种官僚资本还和反动的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并同帝国主义密切结合着。拥有这种官僚资本的叫官僚资产阶级。
在旧中国，使中国人民陷于贫困、饥饿和痛苦的，使中国社会停留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而阻止它进步的，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而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这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人。
但是，自称研究中国问题达四十年的梁漱溟，却看不见这些事实，而成天闭着眼睛像和尚念经似地一再重复其“中国缺乏阶级”的梦呓。
四
梁漱溟过去一贯反对共产党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但究竟谁对谁错呢？我们认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历史是最好的证人。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日益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进展，这难道不都证明了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的正确吗？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梁漱溟也不能不承认：“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现在我眼前。”可是，梁漱溟并没有因此而转变其立场，接受思想改造，反而继续抱着那已经破产了的“理论”死死不放。
关于这个问题，梁漱溟在解放后换了一种腔调说道：“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侭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这些话实在是太不通了。既然你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为什么要以阶级观点去把握它呢？既然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为什么你却说“我明明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呢？（至于你是不是小资产阶级这里不谈）这到底是你思想逻辑的混乱，还是你在故意耍弄一种手法？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在认识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社会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精神则是第二性的现象。这就是说，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和观点的来源，都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呢？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主观偏见和自己特别喜爱这样，这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
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且阶级斗争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那末，我们就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去认识这种规律，并依据这种规律和运用这种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当然要认识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决定自己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无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并向无产阶级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不仅在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确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时是重要的，就是在观察一个人物和一种思想、理论、观点时也是重要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的人们都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等，都贯穿着阶级性。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因此，我们从人们各种不同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即可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性。譬如说，如果以正确的阶级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把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加以研究，就不难看出梁漱溟的特殊的阶级性，即他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为什么阶级服务的。
梁漱溟为什么在许多著作中反复地谈论阶级问题呢？他那些关于阶级问题的荒谬的论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我们的党章中第一句就这样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可是照梁漱溟说来：中国社会缺乏阶级，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工人阶级（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中国所有近代产业工人甚少，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既然这样，中国共产党缺乏阶级基础，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家都知道，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联系着，阶级斗争必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消灭一切阶级和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可是照梁漱溟说来：中国社会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可是照梁漱溟说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等都不是革命的对象，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既然这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就是“无的放矢”和根本不需要的了。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过去领导农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翻身作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照梁漱溟说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杀人放火”，是在乡村社会里“作一种分化的工夫”，是根本要不得的，所以他要“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以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来代替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不必再说了，仅就这些言论，我们就可以最鲜明地看出梁漱溟的阶级性，即他是代表反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并忠实地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且他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又是和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
五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批判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反动观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我们当前的革命斗争是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虽然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反动观点很少有人信服，虽然中国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已是普通的常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青年们都懂得阶级斗争的道理了，大家都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了。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新中国的政权建立之后，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各种工作中取得了光辉的成绩，特别是我们的宪法上又规定我们“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于是有些幼稚无知的人，和那些陶醉于已得的胜利而盲目乐观的人，便以为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当土地改革完成的时候，在农村中有一些党员和农村干部就认为“农村没有阶级斗争啦”，甚至觉得地主分子“很老实”、富农阶级也“很听话”，从此“革命成功，万事大吉”了。在我们的工矿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也产生一种埋头业务、只顾生产而不问政治的倾向。他们以为全国人民都在忙于生产建设，而且生产建设正在突飞猛进，“那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最严重的是，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负责同志，正在滋长一种极端危险的太平麻痹情绪，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熟视无睹，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看得简单化，甚至说：“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主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等等。当然，我们这些同志不一定读过梁漱溟关于阶级问题的言论，就是读过也不一定相信他的胡说，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们的观点难道不是和梁漱溟的观点有些类似吗？这难道不值得严重警惕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指明：只要社会中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阶级斗争也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更趋复杂和尖锐化了。因此，共产党不要去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胜利的终结，进行到把一切阶级都消灭即共产主义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由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由于还有剥削阶级存在，由于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所以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益复杂和尖锐化了。在这种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并依据这种规律和特点来正确地制定和掌握政策，提高政治警惕性，以便正确地指导阶级斗争，战胜敌人，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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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胜利果实
——乌拉尔纪行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苏联同志说：“乌拉尔，这是黄金的地区。”在这个幅员不下欧洲一个大国的地方巡回一下，经过矿产丰富的山岭，水力强大的河流，生长春麦的一望无垠的草原，木材取之不尽的森林，你可以看到乌拉尔果然是黄金的地区。在这里，无限的富源都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工业的合理分布，说明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的特征。在这里，以高度技术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显示了苏联的高度工业化，苏联的富强和苏联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胜利的果实。
乌拉尔的主要富源是矿藏。矿藏当中金属最广，金属当中铁和铜最多。整个乌拉尔山脉都分布有铁矿铜矿。在十八世纪初年彼得一世时代，俄国开始在乌拉尔建立了采矿冶金企业。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乌克兰兴起的较新的采矿冶金企业才赶过了它。但是沙皇制度和陈旧的技术，没有办法充分使用乌拉尔的富源。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才使乌拉尔有可能成为人民手里的黄金地区，然而要发挥乌拉尔的作用，并不是很容易的。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拉尔的采矿冶金企业，受到了高尔察克白匪的严重破坏。后来这些陈旧的企业恢复了。但是乌拉尔矿藏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缺点：褐煤很多而缺少冶炼钢铁用的煤。仍旧用木炭炼生铁，一年产量不能超过一百万吨，那是不能满足在东部发展工业和铺设铁路的需要的。
可是，乌拉尔具有不但是发展采矿冶金工业而且是全盘重工业的优越条件和必要性。第一，铁、铜、稀有金属、化学原料等等矿藏在乌拉尔是多样而且丰富的。第二，乌拉尔远离边界，从国防观点说来，特别适宜于建立重工业。第三，乌拉尔处在苏联欧洲部分和东部之间，是发展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苏联整个东部经济的枢纽。第四，乌拉尔在二百年间建立过好几百个小型的采矿和冶金企业，所以保持有一支熟练的工人队伍和累积有不少生产经验。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英明地估计了这一切，决定了建立乌拉尔和库兹巴斯的煤铁联合基地，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来解决全盘发展乌拉尔工业和整个东部经济问题。以库兹巴斯的煤来炼乌拉尔的铁，这保证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钢铁工业的发达。在这个基础上，在乌拉尔建立了整套重工业：采矿、冶金、机器制造、化学、木材、电力。在乌克兰煤铁中心以外，乌拉尔和库兹巴斯这第二个煤铁中心的建立，加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乌拉尔成为现代化的综合发展的重工业区，是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在这个期间有一百四十九个大企业在乌拉尔建立并且全部或局部地开工了，还有八十个大企业开始建设和近百个企业改造。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等等，都是在这个期间建立的。乌拉尔的大工业产量，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增长了约两倍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乌拉尔工业建设的规模更大。全苏联建设的资金百分之二十一点二投在乌拉尔重工业上。由于着重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大规模的建设，乌拉尔由采煤冶金区变为以制造机器为主的苏联最大工业区之一。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乌拉尔的生铁和钢的产量已经达到全苏联产量的近五分之一，化学品为五分之一，铜、镍、铝、镁的产量占全苏联第一位，石油占第二位，电力占第三位，机器制造业占第四位。乌拉尔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只供应乌拉尔居民的生活需要。
在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乌拉尔已经工业化了。工业化的乌拉尔是苏联实现工业合理分布的原则的范例。这个分布原则要求：开发国家的富源，各个地区的多方面发展，推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加强国防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前，苏联的工业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乌拉尔工业区的建立，使许多工业产品不必再从西方老远地运到东方。乌拉尔以自己生产的钢铁、高级钢、铜、机器、石油、化学品、木材等等同全国特别是东部各个地区发生联系，支持东部各个地区的工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依靠当地富源建立起来的乌拉尔各门工业也相互联系和彼此保证。例如：在下塔吉尔我看到了苏联最大的乌拉尔车厢制造厂。这个工厂的生产是机械化的，流水作业的，大规模的。工厂已经在一九五四年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它生产车厢，新塔吉尔钢铁厂生产钢轨，这些产品保证着东部铁路运输的发展。新塔吉尔钢铁厂的轧轨机是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供给的，而后者又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钢铁厂取得钢材。乌拉尔建立了许多强大的火力发电站，它们把利用当地的煤发出的电力，都输送到乌拉尔的统一的发电网中去，由发电网的调度员按照各个工业企业的需要再统一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乌拉尔工业生产的计划性。
乌拉尔工业区对于国防的作用，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得到充分的证明。在这个时期，乌拉尔变成苏联强有力的兵工厂，它出产的产品占全国军事工业产品的百分之四十。乌拉尔工业区在战时大大发展了。乌拉尔最大的工业中心斯维德洛夫斯克的工业产品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四年增长了七倍，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中心。机器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一九四○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七提高为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七十。车床、电机、仪器的制造业特别发达。
战后乌拉尔的工业不断迈步前进。在一九五四年，苏联东部地区（乌拉尔、伏尔加流域、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各共和国）生产的工业品，占苏联工业总产量三分之一，钢和钢材占一半以上，煤占一半，石油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电力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全苏联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四年为一九四○年的二点八倍，而苏联东部地区在一九五四年为一九四○年的四倍。
乌拉尔劳动者以社会主义竞赛争取超额地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乌拉尔工业企业正在进一步地广泛地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加强专业化和协作。
苏联共产党教导苏联人民必须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方面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便得到丰足的产品和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因此，乌拉尔工业虽然那样发达，人们并没有以此自满。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工业的水平，——这是乌拉尔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