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普罗夫迪夫博览会上的中国馆
普金
在来普罗夫迪夫以前，曾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件动人的故事：
那一天，中国展览馆因为举行招待会，提早时间闭了馆。这时，一位保加利亚的老太婆来到门口，她要求让她进去参观。工作人员说明理由，劝她明天再来。
但是，那位老太婆却不肯离开，她说：我是从远方来的，今天不看，要耽误明天回家。我年岁老了，这次看不到中国东西，也许看不到啦！
她的恳切言词，使人感动。中国馆为她重又开放。
这位保加利亚老母亲是谁呢？她打那儿来的呢？她对中国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兴趣呢？这些问题经常在我的头脑中打圈子。
当我离开索非亚来到普罗夫迪夫以后，我便马上去找中国博览工作团的同志打问。真是使我兴奋，原来像这样动人的故事不只这一个。比如说，普罗夫迪夫市的一位老头儿一连三天来中国馆看了三次，他把自己的这种盛意告诉保加利亚籍的译员，并且嘱咐他转告中国同志。
保加利亚的人从北部多布鲁查平原，从南部的罗多彼山区，从东部黑海边，坐火车、乘汽车、有时还要步行，汇集到普罗夫迪夫来。
到中国馆来参观的人数是无法单独统计的。九月十日——保加利亚国庆节假期的第二天，来的人特别多，把展览馆大厅里围护展品的绳子都挤断了。
保加利亚人对中国的巨大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来客们在离开中国馆以前，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自己的观感，这些观感，每个字都洋溢着热情，使人深深感动。例如，他们有的用这样简短的字句来歌颂：
“好，中国！”
“好极了，兄弟！”
“保加利亚因为有伟大的中国朋友而骄傲！”
留言簿上记录了将近一千条观感，但是你不能以一千个人来计算，因为有不少观感是以团体的名义写的。如果把这些观感概括一下，他们在参观中国馆过程中的心情变化是：看到新中国近三年来的发展速度而“惊讶”，为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忍耐、智慧而“感动”，也为中国馆丰富多采的展品而“留恋不舍”。
这里是中国馆。大门口装饰着：五星照耀着天安门的国徽、艳丽的画栋、红色的大柱、金黄色的狮子，这是人人熟悉的中国特有的风格和色彩。
走进大门，穿过中保友谊厅——这里张挂着表示中保友谊的图片和说明文字——来到长方形的大厅，在这里和外面右廊上陈列着二千七百种展品。毛主席的雄伟的半身塑像放在大厅的北端正中，遥对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大毛绣像。十五盏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大灯笼照亮着大厅，悦耳的中国乐曲在不断放送……
在保加利亚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遥远的、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他们关心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到中国馆来的人都要知道中国今年展出了什么新展品。
人们拥挤在重工业产品的橱窗和机器跟前，他们发现了新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迅速的成就。一个机器技术员看过以后，回忆道：“三年以前，我曾参观过你们的展览，那时工业水平还低。现在看见了电动机、工具机等，这使我衷心愉快，祝你们继续快速地发展。”
保加利亚人说，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也就是保加利亚人民的胜利。他们为中国新的成就祝贺。从著名的列宁冶金工厂来参观的工人，热烈地祝贺中国炼钢和机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从罗多彼煤矿区来的矿工写着“向中国煤矿工人致敬！”
观众怀着巨大的兴趣参观中国的展品，从机床、钢铁到摩托车、自行车，从丝绸到地毯，从象牙雕刻到景泰蓝，从丰富的水果到官厅水库工程模型……
十一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着社会主义大厦，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需要正在不断提高，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展品如此感到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保加利亚人很喜欢陈列在这里的丝绸、布匹。图案和色彩好看的织品能够把女人们、姑娘们和儿童打扮得更漂亮。橱窗前常常拥满了人，指手划脚地用美丽的字眼来称赞展品。一群姑娘在留言簿上写道：“有多少颗心像我们一样找不出语言来形容中国馆！——已经回到门口了，又走了回去，中国馆的美丽丝绸将永远发出光芒，抓住我们的心。”
观众也为看到橱窗中的象牙雕刻、瓷器、刺绣等手工艺品而停下脚步来惊叹着欣赏这些展品。一个从黑海边斯大林城来的参观者写道：“我带着一家人来参观中国馆，最喜欢雕刻和布匹，它们的图案和色彩都很自然和艺术。”鲁普多夫是位七十四岁的老年人，他说他在看过了中国的绸缎、瓷器、象牙雕刻后非常感动，另一位参观者形容中国的艺术形象“使诗人的心灵也要激动”。
各人在这里看到各人喜欢的东西，譬如说，中国的皮鞋或者钢笔，中国的乐器或者自行车，要一一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让我引一段集邮家的话来结束。保加利亚集邮科学协会主席瓦西利·蔡可夫写道：“我高兴能看到小小的邮票展出。它们的主题、艺术性和技术质量能满足甚至最特殊的集邮家。”
热情的保加利亚人对中国馆的称赞固然是写不完的，他们同时也抱着殷切的期望：希望在下次博览会上能看到中国造的火车头、汽车，也希望中国能介绍一部分古文化，或者举行中国音乐展览会，并且能出售中国唱片……这一切称赞和勉励中成长着一个最坚强的东西，这就是中保人民更加巩固和发展的兄弟般的友谊。
请看，中国纺纱女工同保加利亚纺纱女工间结成的友谊。当陈列在展览大厅中的纺车转动起来的时候，在围着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保加利亚女工，她要求中国同志交流断纱接头法的经验。中国女工李桂琴亲热地接待她，谦虚地同她交谈生产经验。保加利亚女工为了感谢李桂琴，便把自己的遮光镜送给她。李桂琴也送她一条中国绣花手帕做纪念。中保姐妹间的真挚友谊深深地感动了人们，帮助李桂琴翻译的保加利亚籍女译员激动得掉下泪来。
同样，这里还有一件反映出中保人民间兄弟友情的事。中国博览工作团收到了一封信，这信是一个参观过中国展览馆的保加利亚人写的，他的名字叫伯·都曼诺夫。都曼诺夫在九月十二日的信中写道：中国馆展出的工业、经济、文化和艺术的成就使我高兴，大家都评论这是在世界上有着最多人民的国家的胜利。
都曼诺夫在信中附寄来一朵小白花，当地人把这花叫做“巴尔干之星”，据熟悉这花的保加利亚朋友说，这花生长在山上险峻的地方，人们要经历艰险才能摘到它。都曼诺夫不仅给中国同志送来了这朵具有特别含义的花朵，他还准备寄一瓶保加利亚闻名的李子酒来。他说这一瓶酒已经保存了二十五年之久。
这位热情的保加利亚人要求中国同志把地址告诉他，以便他把珍贵的礼物寄来。
当这篇通讯寄出的时候，中国同志正在写回信呢！ （寄自普罗夫迪夫市）（附图片）
普罗夫迪夫博览会中国馆的外景
第3版()
专栏：
论汉语规范化
北京大学汉语教研组主任 王力
汉语是汉族人民的语言。大家知道，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因此，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正是汉民族的基本标志之一。资产阶级语言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使用汉语的人口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另一方面又污蔑我们的民族，他们硬说汉语这个名称指的是许多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合成的语群〔注〕。他们否认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等于不承认我们同属于一个民族。这显然是一种胡说。事实上，我们有几千年来共同使用的书面语言，它标志着汉族人民的稳定的共同体。再说，像汉族这样一个拥有五亿五千万以上人口的民族，方言较多和分歧较大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听懂的程度有高低，这是事实，但是拿汉语方言互相比较着看，语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词汇的差别是不大的，语音又有对应的规律，决不能说是互相听不懂的许多种语言。
在肯定汉民族有共同语言这一件铁一般的事实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汉族共同语还没有走完它的最后的成熟阶段——有充分的统一的规范的阶段。我们还需要在统一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有声语言（口头语言）。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统一语言的要求是空前地迫切了。我们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事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不同方言的区域去工作，有些人感觉到语言上不习惯，常常想念家乡；有些人甚至因为“不懂话”而耽误了事情，结果只好调职。在工厂里和基本建设的工地上，由于各方言区的工人都常常在一起工作，普通话的要求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农村里，由于某些工作人员是外省人，农民们也要求学会普通话。至于部队里，士兵来自四面八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显得迫切。再说，在人民的政权下，很多“老百姓”都有可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发言，那也非用普通话不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语言，除了把它认为是人们交际的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之外，还认为是使人们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可见如果没有这个交际的工具，就不可能调整我们共同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方言的隔阂，听错了一个字就买错了一样东西，这是相当常见的事。假使这一个被听错了的字恰巧是生产事业上最关重要的字，那就势必招致不应有的大损失。这些都是语言不统一的害处。再从积极方面说，当我们朝着社会主义的大道迈进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发展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离不了集体生活，集体生活离不了共同语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建国的共同事业上，也应该有一种民族间共同使用的语言。因此，新中国人民对统一语言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加以满足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语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正在展开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所谓规范化，就是要求民族共同语更加明确，更加一致。过去我们对书面语言只要看得懂就算了，对有声语言只要求听得懂就算了，现在看得懂听得懂还不算，我们还要求汉语有一定的规范。
表面上看来，汉族共同语的成熟还没有走完它的最后阶段，我们就忙着搞规范化的工作，好像是急了一点。实际上我们正是应该这样做，因为如果有了人人了解的明确规范，就更能促使汉族共同语加快地完成它的最后阶段。由于全国文化经济的突飞猛进，全国方言已经逐渐向北京话集中。汉语规范化工作不是妨碍它们集中，而是帮助它们集中，因为明确的、一致的规范正是高度集中的表现。
在开展汉语规范化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一些思想障碍。现在举出几种比较普遍的思想来谈一谈。
第一种思想障碍是怕吃亏。一个广东小孩说：“为什么不要北京人学广东话，而要广东人学北京话呢？”这个小孩心直口快，说出了他的真心话。实际上有不少人也这样想，以为提倡北京音的普通话是北方人上算，特别是北京人上算，南方人吃亏。同时也确实有一些语言学者强调不折不扣的北京话，令人误会标准的现代汉语就是地方色彩很浓的北京土话。我们认为北京音的普通话应该是一种规范化了的文学语言，因此它不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北京话。如果把地方色彩很重的北京土话拿来作普通话的标准，那就犯了语言上的自然主义的毛病了。但是普通话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必须有一种活生生的方言作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北京话都足够具备基础方言的资格，而从几百年的事实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客观事实看，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也已经确定无疑地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广播、电影、话剧的用语，字典的注音，很多小学校的汉语教学，都早已采用北京话作标准。除非我们不要求语言统一，否则各地的方言必须向北京话看齐。这上头没有吃亏不吃亏的问题，有的只是要不要统一语言的问题。
第二种思想障碍是怕行不通。怀着这种思想的人们错误地以为将来会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实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所谓规范化，决不是强迫人们说话都死板地遵守一定的格式，说错了要处罚；它只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学校教育，通过广播、电影、话剧来扩大影响，逐渐收到规范化的效果。拿书面语言来说，也应该只要求最重要的书籍、报纸、杂志在语言的运用上起示范作用，并不能限制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非依照某一个格式不可，至于修辞和文体上的一切优良的个人特点，那更是应当提倡而不应当限制的了。总之，我们必须把标准和要求区别开来。把全体汉族人民的语言训练得一模一样，那不但永远不可能，而且丝毫不必要。但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规范，使人民大众有所遵循。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一天比一天便利，地域的限制一天比一天减少，语言的统一是完全可能的。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不是由少数人主观地规定某些格式，而是有计划地顺着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引导汉语走上统一的道路，所谓约定俗成，因势利导，那绝对是行得通的。
第三种思想障碍是怕妨碍语言的发展。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本来，语言自身就有它的约束性。全社会都这样说，你就不能不这样说，否则你的话别人就不了解，丧失了交际工具的作用。赵高曾经指鹿为马，但是直到今天，鹿还是鹿，马还是马。这种社会约束性也就是天然的规范。同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语言也不能是例外；社会的约束决不能妨碍语言的发展。上古时代汉族人民把鸭子叫做“鹜”。当时假使有人说成了“鸭子”，当然大家都不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由于某种原因（例如吸收方言或外来语），终于不能不让“鹜”变成了“鸭子”。语言是稳固的，同时又是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对于语言的辩证看法。片面地一口咬定语言的稳定性，否定了它的发展，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看见语言的可变性，因而否定了它的规范，不注重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那同样也是错误的。文学语言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和方言、俗话对立的；但是它又不断地吸收方言、俗话来丰富自己。这也是矛盾的统一。中国历代的语言巨匠们曾经创造性地运用明确的、生动的、典型的语言手段来丰富并且发展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必须把语言巨匠们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不受约束的无缰之马在语言使用上的捣乱行为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不能同意借口关心语言的发展来反对语言的规范化。
上面说过，目前由于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各地的方言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汇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重要，因为在各地的语音、词汇、语法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们“自由竞争”，看它们“优胜劣败”；我们应该适当地加以引导，使它们能够按照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发展，使语言不断地趋向精密、准确、合理、好说、好写、好懂，以利于社会生活，利于教育、科学和整个文化的进步。人们对于语言的发展，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语言的统一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巨大作用；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语言的规范化能够促成语言的统一。汉语规范化的工作是六亿人民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力量的工作；全国人民应该用大力来支持这一工作。
〔注〕柏龙菲尔特，“语言论”，第四四页。柏龙菲尔特是美国最反动的语言学家之一。
第3版()
专栏：
大凉山上的文化播种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马日脚这块地方刚刚开展工作，就调来一位名叫阿角的彝族姑娘来这里创办一所民族小学，传播文化的种籽。阿角是西昌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她才到马日脚时人们对她存在着很大的疑虑，有的见她来了就关门或跑了，也不卖柴给她烧。
“彝民的疑虑是千百年反动统治造成的后果，只要深入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团结好上层，和彝民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群众支持，就能站住脚，就能把学校办起来。”这是党指给阿角的一条工作道路。
后来，阿角同一个叫马黑的头人耐心商量后，这个头人允许把一所牲畜圈隔成两半，一半拦牲畜，一半给阿角住。马黑在几年前死了妻子，丢下三个儿女，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孩子脏得像小泥人，衣服破烂了从来没人给缝补。阿角住下的第二天，就和三个孩子混熟了，给孩子们洗脸洗脚，洗补衣服，领着他们唱山歌。孩子们都叫她“立木阿角（阿角姐）”。
正当马黑土司的老婆沙马罗罗有病的时候，阿角便去看望她，帮助护理病人，还为马黑土司缝补衣服。土司感激地说：“你太好了，比自己的女儿还好！”附近的彝民有了病，阿角也照样去护理他们，为他们洗衣服、扫地。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政府发给彝民做寒衣的布，可是这里的人都不会缝，阿角就教他们，还连夜为他们赶缝了十八套。阿角就这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慢慢地有人把子弟送来上学了，学生多了晚间没有住宿的地方，阿角就带着孩子们挤在“?庄”里过夜。头人马黑阿和把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碉堡腾出一层来做学校的储藏室，嘉巴尤也把卧室让出一部分给学校作厨房。一九五三年夏天，附近彝民知道要兴建校舍，头人们就自动帮助学校买木料，还有二十多户彝民捐助盖屋顶的草，一百多个彝民为学校义务帮工，盖房顶、扎草、搬草。
学校建立起来了，学生也随着增加到三十多个。学生起初都过不惯学校生活，常跑回家去。阿角这时对学生们的生活非常关心。给他们补洗衣服，天气冷了，拿自己的棉衣给他们穿，拿被子给他们盖，有病时，白天黑夜地照料他们。一次，突然几个学生一齐头痛呕吐，当时没有药，阿角就整夜地给他们擦身，喂开水，烧火，安慰他们。学生们感动地说：“老师比爹妈还好。”
阿角看到孩子们对教师有了深厚的感情，就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她根据彝族儿童喜欢唱歌跳舞的特点，就教他们唱歌跳舞。孩子们爱耍小石子，就用小石子教他们摆字。阿角通过教歌来进行政治教育，教“东方红”的歌词时，她就结合当地发农具、办学校等事情来教育孩子们。孩子们感动地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能写封信给毛主席才对。”阿角趁这个时机启发学生订了四条学习公约，从此，便对学生开始了正规的课堂教学。
阿角和教师们在和头人、家长接触的时候，就把学生的进步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听见学生成绩好都很喜欢。有的还对自己子女说：“你们好好学习，我背石灰瓦都要找钱来给你们订报纸看，买笔买纸来写字。”
阿角和教师们为了选择切合当地情况和适合学生兴趣的教材，经常工作到深夜才睡。学校的教具、家具都很缺乏，没有教室、桌凳，他们就在山坡上的树下上课，没有运动器具，他们就用木刨花扎成球，用木材做木转转来给孩子们玩。没有时钟，就用晒干的玉米须子编成条辫燃烧记时。两年来，学生有了显著的进步。学生说：“毛主席的道理不学就傻子样，文字不学就瞎子样。”二年级的学生现在已能算百位数加减法和单位乘除法，能用新彝文写简单的文章和信件了。
这几年来，阿角得到党的正确领导，得到团的培养，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着。她在一九五四年加入了青年团，一九五五年七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广州人民踊跃参观苏联展览会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十月五日在广州市新建的中苏友好大厦开幕。展览会的全部展品，共计一万一千七百多件。这些展品显示了苏联三十多年来经济及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广州市人民以极大的兴趣欢迎苏联展览会的开幕。参观展览会的人十分踊跃。
（本组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南方日报社供稿）
参加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有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广东省副省长贺希明和广州市市长朱光等。下图为朱光市长在剪彩。莫品莉摄
广东省第二次农具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参观西广场上的油压升降万能型拖拉机。
工业馆。
苏联专家鲍里诺夫（左第二人）在讲解y3M—100型万能电子显微镜的性能和操作方法。这种显微镜能把图像放大四万倍。展览会正面全景。
纺织品分馆里陈列着各种纺织品的转动展出台。
出版物分馆陈列有俄文、苏联各民族语文、中文以及其他外文书籍约四千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