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威廉·皮克—新德国的旗手
——祝贺威廉·皮克同志七十九寿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 约·柯尼希
今天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威廉·皮克同志的七十九寿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及全德国和全世界一切进步的、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将怀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来为他祝贺。
早在一八九四年,还很年轻的威廉·皮克就参加了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德国工会运动和当时在倍倍尔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干部。
他和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为反对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为迅速结束这一战争而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他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从党的成立时起就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作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和不朽的德国工人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一起,为使德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政党而斗争。
在台尔曼惨遭法西斯野兽谋害以后,皮克同志在全党的拥护下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
一九三五年他在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党代表会议上对于纳粹德国的情况作了明确的分析,这个分析帮助了当时在德国处于秘密状态的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同志们找到了向法西斯进行斗争的正确方法和口号。
德国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第一任工人总统——来自他们自己行列中的,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模范战士,充满着信赖。德国人民怀着热爱,称威廉·皮克为德国统一之父。为在德国一大部分土地上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把工人阶级组织在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而斗争的事业是和皮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英勇的苏联军队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以后,威廉·皮克同志首先不倦地向德国人民指出走向和平、幸福和繁荣的道路,正像他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和执政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地号召反法西斯战士和全体德国人民从法西斯野蛮统治和资本主义奴役的贫困中争取解放一样。今天,正当德国统一,全欧和平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命运决定于和平力量反对美国战争贩子及其走狗的艰苦斗争的时候,德国人民,特别是全德国的劳动人民,都把他当作是坚定不移地引导德国工人阶级和全德国人民走上和平、民族友好和广大群众幸福的道路的可靠的领导者。
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威廉·皮克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热情战士。
通过这个斗争,他为德国人民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赢回了由于德国人民没有能够阻止法西斯掠夺战争而失去的信任。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战友、反对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英勇的先锋战士威廉·皮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岁月里、在魏玛共和国和法西斯统治年代中始终如一地代表了他的阶级和他的人民的民族和社会利益。在纳粹统治崩溃后,他愉快地把他所有的丰富经验贡献给为在和平基础上争取德国统一而斗争的德国爱国者。在德国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了为统一与和平而斗争的堡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不是希望威廉·皮克担任领导年轻共和国的总统的。
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威廉·皮克总统的信任,大大地支持了今天德国人民的进步力量所进行的争取恢复德国统一的斗争。这种信任,特别是给予作为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老战士,作为久经考验的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和朋友威廉·皮克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两位杰出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威廉·皮克,始终遵循着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来造福于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
由于威廉·皮克向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同时也是和平和进步的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赢得了苏联各族人民和今天同德国人民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的和平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的信任。
由于这个缘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的言论不但受到他祖国东西两部人民的极大重视,而且邻国尚未掌握政权的人民,也在注意地倾听他的和平呼声。正在进行争取民族安全的激烈斗争的法国人民——他们的民族安全和德国人民一样受到西德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更是把皮克总统看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旨在发展德法友好和平关系的政策,特别是威廉·皮克向法国人民发出的呼吁,在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威廉·皮克的兄弟般的话——这些话在德法关系史上还是完全新型的——对法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巴黎—伦敦协定的斗争,是一种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和广大人民群众和平地建设幸福生活的事实,是不顾恐怖和迫害而勇敢地反对追随美国战争政策的阿登纳政府的西德劳动人民的光辉榜样。在这方面,皮克总统是新德国的旗手和全德国利益的保护人。由于他的不可动摇的立场、他的勇敢、他在政治上的坚定和忠诚,威廉·皮克也赢得了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民主和爱好和平人民的信任。对我们总统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种信任,大大地帮助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迅速地架起通向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巩固而宽广的友谊的桥梁。这就使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年以来,和各国的和平贸易文化交流以及为争取各国人民幸福与和平的斗争中的友好合作,有了显著的发展。
威廉·皮克精力充沛地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以他这样的高龄,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这不只是由于他的富有计划性的工作方法,而且首先是有赖于他对人的谦逊态度和智慧、他那从大小事物中领会全面的能力。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他能够广泛地参加社会生活,并且凡是需要他的明智的帮助的地方,他都能及时地给予重要的指示。
我们的总统和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经常注意地和热心地听取关于新中国建设情况的报道。和德国人民保持着兄弟般的团结的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每一个新的成就,威廉·皮克都看作是他本国人民的胜利。他知道这种成就加强了和平阵营的力量,并给予战争贩子以新的严重的打击。
威廉·皮克同志深深地关怀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像他非常热爱和尊敬他的德国青年的最好的朋友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有一个以我们总统威廉·皮克的名字命名的班,这对全中国青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威廉·皮克班”和我们总统经常有书信往来。总统对这个班的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成绩的关切,表明了他对新中国所有青年的亲切关怀。这个班的学生认识到皮克总统的这种关怀,为全中国青年争取了光荣——他们在学习、工作和运动等各方面都获得了优良成绩,以便将来能够最好地为正在进行巨大建设而需要人材的祖国服务。
从国内外压迫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现在正竭尽全力争取在和平建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用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回答敌人破坏他们和平劳动、自由和独立的一切阴谋。他们的英勇斗争是德国青年的光辉榜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互助合作——中国人民虽然自己有着巨大的任务但仍在这种互助合作的范围内给予了并将继续给予德国人民以经济上的无私援助——也应该归功于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威廉·皮克总统所领导的德国人民的友谊。
德意志民族和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的优秀传统,都由我们的皮克总统体现了出来。这些优秀传统使他能继续无畏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争取和平、民主、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全体同志和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民,忠实地站在我们的同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的一边,并在他七十九寿辰时保证:我们将献出一切力量,不管一切困难和阻碍,为了使德国人民获得民主统一和独立以及和平、繁荣和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谨祝威廉·皮克同志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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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适的文学观批判
林淡秋
 一
胡适的文学思想是他的反动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
胡适的文学思想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是他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哲学思想的亲骨肉。自然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抽掉人和人的生活的社会阶级内容,把人看作脱离社会政治的所谓“高等动物”,把作家看作“公平”地反映事实的镜子,排斥作家的判断和艺术概括,排斥作品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然主义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的血缘关系。自然主义常常伪装成现实主义,强调“写实”。但只要稍稍加以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它的主观唯心论的赤裸裸的原形。
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一〕一文中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后一条的“明白清楚”、“有力能动人”和“美”,无非是前一条的“好”和“妙”的补充说明,没有什么新的意义。这样的文学观真像空气一样不可捉摸,这正是主观唯心论者的文学观的特色。第一,胡适认为文学所表达的仅仅是“意”和“情”,“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否认客观现实——主要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和人的生活——是文学的内容,否认作家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写、概括和判断表达其意和情的。第二,胡适用抽象的意和情来代替具体的社会人的意和情,从而抹杀了意和情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胡适看来,人只有所谓“人性”和“个性”,没有什么社会性和阶级性。所以皇帝和百姓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间,在意和情方面,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只是“个性”。而从达意和表情方面说,大家也只有“学力”和“笔力”的高低,只有“好不好”和“妙不妙”的问题。这是自欺欺人的骗局。难道胡适的意和情没有社会性和阶级性?难道胡适的“尝试集”所表达的意和情不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难道胡适的“达意表情”的文学观不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奴仆用以迷惑读者的“工具”?
胡适的唯心论观点更明白具体地表现在“人的文学”论中。胡适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二〕再度借易卜生的话大大宣传了一阵个性主义之后,又借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来宣传他自己的“人的文学”,加以摘要、解释、引申。胡适说:“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叫做‘人的文学’。”那么,这“人的文学”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那篇“宣言”认为所谓人就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据说“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所以人的生活现象跟别的动物的生活现象并无不同。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该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又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所以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基础的人类的“内面生活”,又“渐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这真是十分“公平”的说法:一边强调“人性”至上,而同时又指出这“人性”的具体内容无非是跟动物性“并无不同”的“生活本能”,就是吃饭、睡觉、性交之类。据说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就是“指灵肉一致的人”。所谓人道主义应该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这就活活画出了胡适的“灵肉一致”的原形。胡适所谓“人的文学”,一句话,就是描写抽空了社会阶级内容的“人性”、“人道”和“人生”的文学。但主张抽掉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胡适们,却无论如何抽不掉他们自己的社会性和阶级性。证据就在胡适自己的文章里:胡适之流说“水浒传”是一部该被排斥的中国“非人的文学”,把它列在“强盗书”类。胡适还说这一点“很可注意”,因为“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胡适“用这个新标准去评估中国古今的文学”,认为“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就很少了”。怎么办呢?据说中国文学必须“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三〕,赶紧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当然是合乎胡适之流所谓“人的文学”标准的外国的著作!”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人的文学”论者对人和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彻底否认,正是他自己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彻底暴露。这就说明了胡适之流到底是社会人、属于一定阶级的人,说明了胡适之流的文学唯心论到底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说明了胡适之流的所谓“人的文学”正是该被排斥的“非人的文学”!二
文学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在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胡适也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论观点。
除了“人的文学”,胡适很少具体接触到文学的内容问题。胡适说他和钱玄同讨论中国小说的长信,“就是文学内容革新的讨论”〔四〕。其实这些长信〔五〕所讨论的,无非是“三国演义”的“魔力”问题、“水浒传”中的武松有无“人道”问题、“九尾龟”中的章秋谷是不是“淫人”问题和“金瓶梅”有无“美感”问题,并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基本问题。胡适所强调的仅仅是文学的工具,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及文学作品的体裁、布局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文学形式的。“建设理论”的“实验”、创作实践的“尝试”和“历史的文学观念”的宣传,都仅仅是为了解决文学的形式问题:新文学应该用白话写。至于用白话写的文学的内容问题,据胡适说,“五四”时期的文学界,“实在不配谈”〔六〕,因为“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他认为建设新文学要有“程序”,必须先把形式“革”好,才能谈内容问题,否则就是悬空谈内容,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这就是胡适对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形式主义的理解。
几十年来中外新文学的发展史,宣告了胡适这种形式决定内容的唯心观点的破产,证明了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发展的过程,也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过程。如果大家都像胡适一样,离开内容而光在形式上“实验”而又“尝试”,那么中国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新文学史,只会有颓废堕落的形式主义的“非人的文学”史,那倒是可以“大胆假设”的。踏上“文学革命”运动舞台的胡适,不久就被前进的运动掼下台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内容决定形式的根据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原理。斯大林同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说:“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艺术文学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它以客观现实为内容,而且归根结柢,是由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这正是胡适之流无法理解的真理。
胡适一再说明文学作品须要思想做“里子”,他把思想当作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所以问题就简单得多了:白话的形式加上胡适之流的思想“里子”,便是“活的文学”了。胡适所以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机械地分开,主张像处理议事“程序”一样处理“文学建设”,先“革”好形式,再谈内容,那是跟这种庸俗文学观有关系的。胡适不懂得,文学建设之所以复杂、艰难,就是因为文学的对象是活的客观现实,主要是活的人和人的生活。所谓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通过作品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判断体现出来的。离开这活的现实的“里子”,不可能有什么思想“里子”。作家深入实际和群众、深刻地理解实际和群众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这里。
而且胡适所说的思想“里子”同我们所说的思想内容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前者是超阶级的“自然人”的思想,后者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人的思想。胡适所否认、所排斥的是后一种思想;而胡适所提倡的是前一种思想,所以他的“排斥”和“提倡”之间并无矛盾。然而超阶级的“自然人”并不存在,纯客观地反映事实的思想“镜子”并不存在,胡适一流的自然主义者正是通过对这种并不存在的“思想”的提倡,通过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人的思想的否认和排斥,来发挥他的阶级工具的作用的。三
胡适的自然主义唯心观点反映在他的文学发展史观上,就成为他的所谓“历史的文学观念”。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七〕一文中说:“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他说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之所以“不能废绝”,就是因为这是“自然”趋势。所以“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说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八〕。胡适要用这个文学观来做打倒古文学的武器。
好,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武器”罢。
胡适所自吹自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据他自己说,不过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观念;而他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实际上不过是一时代有一时的“文体”和“语体”。胡适的着眼点基本上在于文学的形式,而不在文学的内容。而光从形式着眼,就不可能懂得历代文学“变迁”的原因,因此也不可能懂得“文体”和“语体”变迁的原因。所以胡适从中国文学史上只能看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却看不出为什么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因此也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样的胡适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武器”。反对古文、提倡白话的根据仅仅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不去发掘每一时代的文学的社会根源,那就非但不能“服古文家之心”,而且也不可能给胡适自己以足够的“改良”勇气。难怪他说自己对白话文学的提倡,仅仅是“一个假设”,“在文学史上虽已有许多证据”,“而今后之文学之果出与此否,则犹有待于今后文学家之实地证明。”〔九〕所以一碰到“古文大家”林琴南的反击,“存疑主义”者胡适的两膝便发抖了:
“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十〕就在“他人”的“匡正”之下,胡适不久便从“革命之旗”下边逃走了,岂只“退缩”而已!
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胡适,不可能找到比“历史的文学观念”更好的“武器”。胡适的形式主义的眼力既然只能看到历代文学的形式,看不到文学的内容,更看不到文学和历史实际的联系,看不到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动力,那末,怎能看得出文学的历史发展呢?他怎能真正有什么历史的文学观念呢?固然,胡适有时也看出“匪乱”
(!)同文学作品的关系,说“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
‘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十一〕。但这并不能说明胡适有什么“历史眼光”,懂得文学的社会意义。这仅仅说明被胡适诬为“匪乱”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火光特别刺痛了胡适老爷的眼睛,搅乱了他的形式主义的“眼光”。而胡适对“水浒传”这部作品的“感想”,据他自己说,依然“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的”。“至于见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愿多说话,因为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这是多么客观的“科学态度”!拆穿来说,胡适之流害怕
“水浒传”一类“怒书”像害怕火一样,早已把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列在“非人的文学”中了,要做考证工作,也只能“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至于作品的“见解和理想”,当然“不愿多说”了。胡适还在这里暗示读者:看“水浒传”要“虚心”,不要相信那些认为这部作品有反抗性的“主观成见”,最好像胡适一样,“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免得“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这个例子具体说明了为什么胡适不能不成为形式主义者,他是那样害怕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胡适就用形式主义的分类法把中国文学分为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两大类:而后者不管内容如何,都是“死文学”,毫不足取。有强烈的反封建内容的“木兰辞”、“石壕吏”和“兵车行”等作品之所以可贵,据说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用白话做的”〔十二〕,否则便毫无价值了。胡适就用这样的“历史眼光”来“纵观古今文学之趋势”,写他的“白话文学史”,宣传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还要把它作为打倒古文学的“武器”哩——多么出色的“武器”!
胡适之所以看不见决定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力,就是因为他看不见作为历史主角的人民群众。胡适也说什么“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十三〕,好像他也懂得文学同民间的关系似的。其实,胡适所谓民间,就是他用轻蔑口吻说出来的“街头弹唱的小民”〔十四〕;胡适所谓新文学的来源,也不过是指“街头弹唱”的“白话”,因为他所谓新文学实际上不过是“文学的国语”。这依然是形式主义的“历史眼光”。民间口头文学(包括“街头弹唱”)是应该被尊重的,但说到文学同人民的关系问题,那就不能局限在这一方面。文学的泉源在于人民的生活,在于人民所创造的历史内容。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真正看出现实主义的文学同广大人民的血缘关系,才能看出文学“变迁”的社会根源。胡适不可能也不愿意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永远不会懂得新文学同民间的关系。在胡适看来,只有胡适一类有资格参加(甚至领导)“好人政府”的“好人”〔十五〕们,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只有表达这些人的意和情的文学作品,才是有“高远思想”的作品。至于“永远不会觉悟”〔十六〕的民众,不过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东西,同文学何关!你看胡适的“新月派”说得多干脆:“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十七〕
胡适就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把一切“活的文学”都单纯看作个人天才的产物;胡适也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认为“白话文学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十八〕。这种狂妄的口吻,说明了胡适对如火如荼的群众动力的抹杀。那末,除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胡适之流还能找到什么“打倒古文学”的“武器”呢?这正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奴仆的无可救药的死症。四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历史已经作了无情的裁判。胡适在政治上、文学上“实验”来,“尝试”去,结果不过落得一个流亡白华的下场。“好人政府”在哪里?“活的文学”在哪里?真正打倒“恶势力”的是在“高谈”“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
“永远不会觉悟”的人民;真正打倒死文学、建立活的文学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作家。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早已成“历史的”文学观念了。
然而这“历史的”文学观念,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念,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却仍然在新中国许多文艺工作者的脑子里作怪——这在三年前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在今年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中,一再得到证明。揭发和批判这种“文学观念”的工作,是真正“打鬼”、“捉妖”〔十九〕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从各方面揭穿这种鬼怪的原形,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胡适的文学观不过如此!
附注:〔一〕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二〕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三〕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四〕同注〔二〕〔五〕见“答钱玄同书”,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六〕同注〔二〕〔七〕同注〔一〕〔八〕同注〔二〕〔九〕见“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十〕见“寄陈独秀”,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十一〕见“水浒传考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三。〔十二〕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一。〔十三〕见“白话文学史”自序和“白话文学史”。〔十四〕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十五〕见“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十六〕同注〔十五〕〔十七〕瞿秋白:“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所引,见“瞿秋白文集”第三卷。〔十八〕同注〔二〕〔十九〕胡适语,见“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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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党组织的活动
注意领导征粮购粮工作
黑龙江省有六百四十个区的党组织于去年十二月一日至五日先后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共有十八万人参加),讨论征粮和购粮工作。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征粮和购粮工作已在四千六百二十个村里展开,到十二月十三日已完成购粮任务百分之四十三点三三。到十二月十五日,已有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公粮送入国库。这次征粮购粮工作紧密地结合了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望奎县厢红七村党支部和村政府,在征粮购粮工作中,详细地检查了打场中的粗糙浪费现象,并具体帮助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了增产粮食的计划。呼兰县西八家子村支部,在征粮购粮宣传阶段,调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所存在的问题,并作了适当解决;在帮助农民计算卖粮数目时,又帮助农民制订了冬季生产计划和一九五五年扩大生产的计划,尽一切可能帮助农民增产粮食。这就使西八家子村不但迅速完成了购粮任务,而且妥善地组织了冬季生产,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 (黑龙江日报编辑部)
加强对国营商业部门的领导
由于中共太原市委加强对国营贸易企业部门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太原市百货公司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支部很注意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并随时和贸易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支部并带动所有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顾客对商品的需要;对行政上每月所作的计划、方案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意见。当国家计划宣布以后,党支部就组织党员全力贯彻执行,并定期作出执行工作的总结。由于党员的带头和全体职工的努力,该公司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展社会主义的工作竞赛以来,大大改善了经营管理和对顾客服务的态度,超额完成了十月和十一月份的销售计划。
太原市委曾组织所属贸易企业单位中党支部书记,列席了太原市百货公司党支部的一些会议,并进行了座谈,以便向他们学习。  (胡同心)
领导牧民防灾保畜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德博勒努图克中共温都包嘎查支部,正在领导牧民积极进行防灾保畜工作。温都包嘎查是由五个自然村组成的。去年由于雨水多,一个自然村的冬春牧场被水冲了;两个自然村的一部分牧场上积了水。因此温都包嘎查冬春的保畜工作不只应做好打草、搭圈、搭棚等工作,而且又必须解决三个自然村的牧场问题。温都包嘎查党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召开了党员大会,讨论了战胜自然灾害、做好过冬过春准备工作问题。决定动员被水冲了牧场的牧民,到曹达拉牧场上过冬过春;动员缺春季牧场的两个自然村的牧民到白音图布德的牧场上过春天。会后,支部又动员了青年团、妇联、民兵等各个团体的力量,在牧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牧民迁移牧场。经过宣传和组织工作要到白音图布德的牧场上过春的两个自然村的牧民组,在去年十一月初旬,已准备好了人畜使用的一切设备;要到曹达拉牧场上过冬的一个自然村的牧民也搭圈、搭棚,做好了准备工作。
(布和)
桃溪乡党员增强团结
江西宜黄县桃溪乡岱唐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邹怀早和副社长唐三黑都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两人互不服气,谁也瞧不起谁,对社里的工作不商量,甚至还为一些小事吵架,影响了社的巩固和团结。
桃溪乡党支部及时召开党员大会,讲解了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唐三黑沉痛地检讨说:“以前我和邹怀早闹不团结,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作怪,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有一套,瞧不起别人。继续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邹怀早也作了自我检讨,他说:“社里的事我没和大家商量,一个人决定了就算。平时对唐三黑有意见也不当面提,背后乱发牢骚,影响到党的团结。今后我一定按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办事: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发扬民主,和大家共同把社办好。”党员余英善也检讨了自己对党内不团结现象,抱着“你们在台上做戏,我在台下看戏”的自由主义态度。
经过这次思想检查,党员们都受到很大教育,为支部今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中共宜黄县委组织部支部调查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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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高存福李八孩等捕捉破坏分子的故事
贾玉江
这件事发生在阳泉矿务局第三矿的七尺煤坑里。虽然是去年二月间的事,但矿工高存福等机警地捕捉破坏分子的模范事迹,是值得广大职工学习的。推车工人高存福和李八孩工作的地点,是在坑下的副巷。从副巷往大巷去,要经过一段坡度很大的运搬路和通向正巷的枪道岔。在这一段路上推车很危险,但因为他俩都是有多年丰富经验的推车工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翻车、落道等生产中断事故。可是二月间却连连发生怪事,每天要发生两三次落道事故。高存福虽然再三告诉李八孩把道岔扳好,但还照样发生事故。因此高存福就有些生气了:
“怎闹的?每次都不把道岔扳好,你不知道落一次道对生产有多大耽误吗?”
“我每次都扳得好好的,谁知道为啥又落道了呢?”李八孩也感到奇怪,因为他每次扳道岔都很细心,特别是这几天,扳过道岔还再仔细地看一看,一直到认为不会出错时才走开。但是落道事故还是免不了。他想:“这里有鬼,准是破坏分子在捣乱。”但他还不敢肯定,就没有马上告诉高存福,只说:
“咱们在道岔边钉个钉子吧,这样扳的时候虽然费劲,可是保险不会再落道了。”
道岔边上钉上了钉子,高存福放心多了,第二趟车推到枪道岔的坡上时,就大着胆子把煤车放下去;李八孩因为怀疑有破坏分子捣鬼,因此当煤车快要接近枪道岔时,就歪着身子看过去,果然他看见道岔又离开了铁道四五公分。这时候煤车已经放到了半坡上,李八孩知道煤车闸不住就要发生事故,于是急忙大喊:
“危险呀!”
随着喊声,李八孩跳下车来,煤车也“轰隆”一声翻滚到坡下。高存福多亏推车有经验,当听到李八孩喊声后,就机智地往旁边一闪,只摔了一下。
“好危险呀!差点儿这颗脑袋就交代啦!”高存福有些紧张,但又觉着奇怪,就说:“怎么钉上钉子,还要落道呀?”
李八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看这里一定有坏人,不然钉上钉子,道岔绝不会自己跑开。”
李八孩这一说,高存福想起党支部书记和保卫科长经常说的话:“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却不愿意,他们的走狗——特务分子,会设法潜伏在我们内部,时时刻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阴谋破坏……。”
“干这事的人,一定在附近这几个组里。”李八孩不等高存福吭声,又接着说。
“对,”高存福虽这样回答了一声,但还在想他的心事。他越想,越觉着李八孩的话有道理,就凑近李八孩悄悄地说:
“这事情恐怕是张同元干的。”
“张同元?就是最近才上班的那个张同元吗?”
“是呀!”高存福向四下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这家伙和我是同乡,日本鬼子占领我们家乡时,他伯父当了汉奸,曾帮助鬼子杀害了咱们好些抗日干部;鬼子投降后,又投靠阎锡山,欺压老百姓,解放以后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张同元对政府不满,经常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最近他到了这里上班,又经常在这条巷道上来往,我看道岔准是他破坏的。”
李八孩听了这话,觉着有道理,就接着说:
“张同元没来以前,咱们没有发生过事故,可是自他一上班,落道事故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这一定是他干的,咱们赶快向保卫科报告吧!”
“下了班再去报告吧!”高存福说:“现在咱们躲藏起来,如果能当场把他抓住,那就更好了。”
“好,”李八孩说着,就跑进掌子里叫出荆拉贵来商量。
荆拉贵是这个班的生产小组长。这几天因为煤车一再发生落道事故,生产任务不能很好完成,也非常着急。他知道高存福、李八孩是两个推车有经验的老手,以前又很少发生事故,对这几天突然连续发生事故,感到非常奇怪,也想到过这可能是坏人捣鬼。现在他听了高存福和李八孩的话,觉着很对,就说:
“不过最好是不要耽误了生产,你俩去继续推车,我在这里躲起来看住点。”
高存福、李八孩把煤车收拾起来,向着大巷推去,刚走不远,就看见张同元从正巷走出来。张同元走到道岔附近,朝四下看了看,又拿下头灯来,对着大巷照了照。高存福、李八孩就急忙闪到一边。荆拉贵看到张同元鬼鬼祟祟地走到枪道岔上,也连忙把头灯扭灭,躲在柱子背后。张同元看着四下没人,就大着胆子跑去,想把道岔扳开;但他万没想到正在弯着腰扳道岔时,他的双手却被荆拉贵紧紧地抓住了。
“你干什么?”荆拉贵大声喊。
“我,我,”张同元觉着事情不妙,说话也有点结结巴巴了,但仍想抵赖:“我帽子掉了!”
“地下满是水,你帽子干干的,一点水也不带,怎么能是拿帽子?”荆拉贵紧紧地追问。
这时候,高存福、李八孩就急忙跑过来,一起把张同元捉住。附近各组工人听说抓住了破坏分子,也都纷纷跑来。………………
在保卫科,张同元承认了破坏道岔的罪行。接着工人们又检举了他在二坑东南大巷时也曾破坏过道岔和电钻线,并偷过工人崔成祥家里的东西。对于工人们检举的这些犯罪事实,张同元无法狡赖,只好一一承认了。
高存福、李八孩、荆拉贵活捉破坏分子的事迹,很快就传开了。矿上并召开了职工大会,奖励他们这种保护矿山的模范行动,党总支书记和矿长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百倍地提高警惕,作好防奸、防盗工作。
自此,阳泉三矿群众性的保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工人们自动破获的大小破坏、偷盗案件就有十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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