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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德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
程光锐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大陆上诞生几天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欧洲大陆上诞生了。这两个人民民主国家几乎同时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亚洲和欧洲的面貌。
获得了独立自由的中国人民，怀着同德国人民休戚相关的心情，热烈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并为着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里增加了这个新的兄弟和坚强的朋友而兴奋鼓舞。
中德两国人民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后，又并肩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中德两国人民占着特殊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的：“人民的德国和人民的中国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前线。”
正是这种共同的革命变化和共同的斗争，奠定了中德两国人民友谊的坚固基础。
六年多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不断地加强。
中德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正义斗争的互相同情和支持上。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统一、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保卫欧洲和平的斗争一向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样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国人民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亚洲和平的斗争。两国人民知道，他们同时在东方和西方进行的这个斗争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格罗提渥总理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公报，充分表现了中德两国人民在伟大的和平事业中的互相关怀和支持。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是中德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的又一重要发展。这项命令的重大意义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总统所指出的，它是中国人民对德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力量的伟大信任的一个新的明显表现。
一九五一年六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全国规模的“德中友好月”运动，对于加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德中友好月”运动，德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参加“德中友好月”的中国代表团，也通过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六十三个城市乡村的访问和同四十万以上的人民的直接接触，了解了德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这种相互的了解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成为鼓舞两国人民的斗争的重要力量。
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也日益发展和巩固。
自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逐年增加。一九五五年的中德换货数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三倍。同时，在品类方面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九五一年我国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输出的货物为四十八项，而一九五五年已达到一百一十一项了，其中包括矿产品、畜产品、食品、绸缎、土产品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德国是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重型机器制造业、工作母机制造业和车辆制造业一直占对我国输出的大部分。为了适应我国工业化的需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供给我国整套工业设备、整个工厂和专门订制的产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予我国的先进的工业技术的帮助是建立在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的，这种援助对于我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新建的高度机械化和半自动化的国营包头糖厂，就是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输入的全部新式机器装备起来，并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两国进行的科学技术合作的结果，加强了两国工业和农业生产中重要经验和知识的交流，从而加速了两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国和德国都是有着优良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德人民文化交流的发展，对于加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德国人民以在哲学、科学、音乐、文学各方面的不朽贡献丰富了人类精神的宝库。德国人民的伟大天才马克思和恩格斯、席勒、歌德、海涅和贝多芬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今年中国人民同德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起纪念了德国伟大的诗人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一九五一年中德两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以后，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两国通过科学、艺术、文学工作者以及表演团、体育队和其他代表团的相互访问，交互翻译出版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举办展览会，派遣留学生和研究生等等，加强了相互的学习和了解。这种广泛的文化交流对于两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
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基础上的。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有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中德两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从北京到柏林的广大雄强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不断发展着亲密的关系，正如格罗提渥总理所说的：“心心相连，友好无间”。这次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于促进中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无疑将起巨大的作用。中德人民的兄弟般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一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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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钟沛璋
我国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个伟大而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我国的各个方面进行着。这个革命既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完成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又要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完成对小资产阶级的重新教育和改造。斯大林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个历史时代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要创造那些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并且是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个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列宁主义问题”，五十五页）领导人民群众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群众，这是党在过渡时期中的双重任务。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解放几年来，党在全国范围内，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教育工作和改造工作。许多前来中国参观的外国代表团，除了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迅速和建设规模的巨大外，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也往往引起了他们的惊讶；特别是我国生气勃勃的年轻一代，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党几年来所努力的结果。我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我国精神财富的增长。而这种精神财富的增长，和物质财富增长一样，对我国的建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的党这样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人类前期历史的结束和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这就是说，社会的自发过程已为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所代替。同过去历史阶段中生产关系的自发形成不一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根据已被认识的客观规律，通过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而形成的。在旧社会中，劳动群众是被棍棒逼着去从事种种的劳动。在新社会中，则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去进行建设。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和国家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改造的发起，是同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广泛的首创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列宁曾经指出：“这种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许多百万的大众。在农奴时代这种建设者只有几百人，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成千成万人来建设国家，现在社会主义的变革，只有千百万人士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管理国家才能成功。”因此，广大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的高低，就不能不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快慢和我们国家威力的盛衰。
但是，意识的发展却落后于社会物资生活条件的改变。而道德观念的变革，又是群众意识中变革得最为迟缓的。革命胜利以前，共产主义道德虽然已经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中间开始形成了，但是这终究还只是为少数先进分子所有。几千年来，我们广大人民都是生活在私有财产制度下面。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经常处在对立的地位。这种制度所依据的共同原则是：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做工，就是别人替你做工。这样就形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心理、习惯和观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民族纠纷、贪婪、吝啬、阴险、仇视人类等等可恶的心理特性。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在我们新的社会制度下，虽然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这种旧的心理、习惯、观点以及种种偏见，继续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影响。斯大林曾经说，这种旧的习惯和风尚、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它有时会对我们革命政权造成极大的危险。应当特别指出，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种旧的思想意识，还不仅仅是什么残余的问题，而且还有着相当强大的阶级基础。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富农，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在他们未经改造以前，也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和滋长着资本主义。同时，在资本主义包围和对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从国外侵入的各种资本主义思想，还会在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中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生活方式，有着广大的市场。它还必然影响到革命队伍。有的地方整个党组织或团组织被腐蚀而变质，这种怵目惊心的例子，是我们记忆犹新的。而且如果我们不加警惕，今后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就不能不要求我们党不倦地去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克服旧的私有心理和习惯，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是不会自发地形成的，而只能是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党以共产主义思想去占领群众的思想阵地，那末倒是资本主义思想会“自发地”去占领这个阵地。我们有些同志只注意生产或业务，而忽视政治工作，并且还说什么“生产即政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点。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没有劳动人民共产主义的自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放弃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工作的结果，往往是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在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发展中，党指示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并且指示要把建社整社工作同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和整党整团工作紧密地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说：“集体农庄这个组织形式，也如苏维埃一样，乃是一个武器，而且仅仅是一个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是可以用来反对革命的。这个武器是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的。它能服务于工农。在某种条件下，它能服务于工农敌人。全部问题是在于这个武器究竟握在谁手中，这个武器究竟是被利用去反对谁。”（“列宁主义问题”，第五四○页）为要保证合作社服务于工农，并去反对工农的敌人，党必须加强对合作社的政治领导，不断提高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水平。
当然，共产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先进的思想一掌握了千百万人的意识，就变成一支创造的和改造的实际力量，它能促进并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任务。由共产主义教育而培养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对新社会的发展，有着伟大的积极作用。解放以来的无数事实，都证明着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生长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各项工作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就可以明白。这种爱国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全国人民在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鼓舞下，一方面在朝鲜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击败美国侵略者，另一方面在国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同样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新的自觉的劳动态度，我们就很难想像会有今天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劳动竞赛。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两个任务是密切结合的。列宁曾经说过，工人只有在建立共产主义的长期斗争及实践活动中才能改造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基础，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武装劳动人民，以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自觉性。但是共产主义道德是不可能用说教的办法来培养的。党教育劳动人民的主要途径，是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克服新社会建设的各种困难的斗争中，不断地培养和提高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因此，工厂中开展着的劳动竞赛，农村中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运动，青年团组织发起的开荒、拣废钢铁、减少棉粮损耗、植树造林等等运动，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最生动的方法。不久以前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不仅是有力地鼓舞了青年去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斗争，而且还以这些积极分子的种种英勇事迹，生动地宣扬了新中国青年应有的道德面貌。
党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地同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进行斗争。这是直到阶级消灭之后还必须进行到底的长期的任务。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组织，在这方面也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从一九五四年十月起，到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止，青年团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在全国一百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有的青年说：“不是道德教育，大家都到了社会主义，我却进了监狱。”他们写信给自己的父母说：“你们应该感谢共产党，它使你们有了好儿子。”许多青年反映，这次教育是给自己“敲了警钟”，“打防疫针”。应该指出，这样的工作不是做一次就能完成，而应经常地进行。青年团组织应该成为在向腐化、堕落、贪污等坏风气进攻中的一支最勇敢的突击力量。
在培养劳动人民共产主义道德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永远起着决定的作用。在革命胜利以前，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们，就以自己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不避艰难、不怕牺牲等崇高的品质教育了人民。在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员也应该成为劳动人民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准则的模范。因此，坚决同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威信和道德威信的一致，正是我们党所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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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二·九”的历史经验
姚依林
“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到农村去”，是“一二·九”运动提出来的口号。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给予知识青年的重要的指示。
在“一二·九”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北平的青年学生抱着满腔的热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这个请愿运动遭受了反动政府残酷的镇压。反动政府的武装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许多在“一二·九”请愿中没有参加斗争的青年学生卷入了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把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爆发了比“一二·九”请愿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已经不是，也不可能再是“和平的”请愿了，它一开始就带着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直接冲突的性质，许多人在斗争中流了血。当时摆在北平青年学生面前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样残酷的镇压面前，如何把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呢？显然地，已经不可能举行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了，如果要勉强举行的话，只会遭到更大的镇压和屠杀。
这时，中国共产党这样地指示了北平学生：只靠北平一地的学生运动是不行的，必须广泛地派出代表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联系，在全国各地掀起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只靠学生群众的爱国斗争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号召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到工厂中、农村中去散播革命的种子，同时在和工农相结合的斗争中，教育和锻炼知识青年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示下，北平学生执行了这两项任务，因而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开展，并在南下宣传中组织了和锻炼了知识青年的先进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六年一月平津学生的下乡宣传运动，是“一二·九”时代的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以后又以工人夜校、农民夜校、乡村小学、家庭访问等形式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起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广大的知识青年在党的号召下参加了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而获得了更大的和更高度的发展。
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对知识青年本身，是一个根本的锻炼和教育。在“一二·九”时代和以后的二十年中，无数的知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受到了这种教育，锻炼了和改造了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锋战士。因为这些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者的家庭或小有产者的家庭，他们的优点是其中有很多人对旧社会有着不满的情绪，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感到没有出路，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怀抱着热情和希望。正因为这样，许多革命的知识青年甘愿献身于革命的斗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在斗争中提高自己和改造自己。但是在另一方面，知识青年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们的思想意识往往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他们的知识往往只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一点东西，缺乏现实生活中实际的知识，他们往往存在着自高自大、抱负不凡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严重地阻碍着自己的学习和进步。只有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斗争中，诚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放下自己的架子，虚心地、认真地向工农群众学习，不断地警惕和克服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思想方法上的缺点和错误，才有可能使自己的革命思想常青，使自己不会落伍，使自己逐步向一个熟练的革命者发展。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伟大的指示，应当时刻成为一切从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座右铭。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和“一二·九”的时代有根本的不同。在“一二·九”以后的二十年中，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个革命比以前的民主革命更加深刻，更加伟大，通过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胜利地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广大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之下，他们的政治觉悟比起“一二·九”时代的知识青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并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但是，也还有这样一些知识青年，由于受到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起工农群众，不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愿意为工农群众服务。
因此，在这“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再一次提出“一二·九”时代所已经提出的“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口号，对于当前的知识青年来说，仍然有现实的意义。这个口号将鼓舞目前新中国的一切知识青年，踏着“一二·九”时代的知识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已经走过的正确道路——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英勇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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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纪录影片“日本和平的歌声”
日本纪录片制作协议会、日本音乐中央总会摄制 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叔方
旗帜在飘荡，“自由”、“独立”的字样在标语牌上闪闪发光，成千上万的人紧紧地挽着臂膀，昂着头高声地歌唱着，歌声是悲壮而又深沉有力的：“祖国的城市化为灰烬，亲爱的人们成了白骨，如今只见白花开在焦土上，我们再不能容忍原子弹，绝不让它第三次毁灭我们的城市……”
这是纪录影片“日本和平的歌声”中的一个极为动人的场面。随着歌声，我们彷佛被带到了那个情绪激昂的会场，我们彷佛亲眼看到日本人民如何尽情地高歌，歌唱出他们对原子武器的仇恨，和他们对和平、自由的渴望。
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原子战争带给他们的深重的灾难。为了制止战争制造者进一步的阴谋活动，为了和世界人民一道争取持久和平，日本人民发出了“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正义的呼声。人们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人们在集会中高呼“长崎、广岛的惨剧不许重演”，人们也用“歌声运动”来反抗战争贩子的无耻暴行。
日本进步力量领导的“歌声运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最初，它只是通过小型的群众歌唱活动，向群众推荐进步歌曲，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后来，它的影响逐渐扩大，许多工厂、机关、学校都自发地组织了同类性质的合唱团和歌咏队。近两三年来，它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日本人民保卫和平运动中的有力的武器了。一九五四年的“日本的歌声”歌唱会，就是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歌声就是和平的力量”的口号下，在东京举行的。影片“日本和平的歌声”就是这次歌唱大会的真实情况的记录。
影片以它朴素的画面和涵意深厚的歌曲，把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反对原子战争、要求民族独立、要求自由和平的决心和意愿，如实地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全九州联合合唱队在演唱“那个孩子”。这支歌是描写长崎的母亲思念他死在原子弹下的孩子的。充满了怀念之情的歌词，勾起了人们沉痛的记忆；但是就在人们记忆犹新，就在残存下来的原子弹受害者仍然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的时候，好战分子又在进一步试验氢弹等毁灭性武器，又在公开叫嚣战争了。面对着这种丑恶的现实，听着歌者凄楚的歌声，我们怎么能不更加同情原子弹受害者，我们怎么能不更加仇恨制造血腥罪行的敌人呢？
在这里，我们也听到了“贝壳歌”和“翻砂工之歌”。渔民们和翻砂工人们愤怒地向我们诉说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他们生活的痛苦。他们整天劳动，流血流汗，可是挣的工资却微薄得可怜，连饭也吃不饱。尽管在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下，在反动势力的压榨下，日本人民遭受着如此深重的苦难，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相反地，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他们更加坚强地成长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影片中有许多歌曲就是描写人民的觉醒，歌颂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的。纺织女工在“再也不哭了”这首歌中这样唱着：“你总是悲伤流泪，自由决不会自己来临；只有我们觉悟，自由才能像春天那样来到这里。我们纺织女工再也不哭了！”铁路工人在“联合起来的力量使铁路也震荡”中这样唱着：“我们的工具是铁镐，我们的胳臂是铁筋……我们大家心一条，联合起来的力量使铁路也震荡！”歌声显示了日本人民的力量，歌声显示了日本人民不甘奴役的决心。
影片不仅让我们听到和平的歌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日本和平力量的壮大。共同的愿望已经把日本人民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了。这次“日本的歌声”大会有着空前宏大的规模。参加演出的有一万多人，观众有三万多人。会场情绪是异常热烈的：背着幼儿的主妇在歌唱着，头上顶着和平鸽的孩子在歌唱着，工人在歌唱着，农民在歌唱着，文艺工作者也在歌唱着。表演者在台上歌唱，观众用手拍着拍子，大声地应和。跳动的心交融成一片，雄壮的歌声也交融成一片。最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不是合唱队，而是以工人为中坚的群众的示威队伍；我们所听到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反抗压迫，要求自由、独立的愤怒的吼声了！
看着银幕上那些异常激动的面孔，听着那些发自心底的歌声，我们的心也随着跃动起来。我们知道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人民保卫和平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侵略者所仇视，都是在拘留、殴打、甚至屠杀的威胁下进行的。那末，这次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歌唱大会，必然也是突破重重困难才得以举行的了。从苦难中成长起来并且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深切地理解到这次歌唱大会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同时也相信，由于他们不懈的斗争，日本人民最后必能得胜！
日本人民要求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是维护日本人民安全，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的正义行动，它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影片结束以前，有着这么一个镜头：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大会宣布收到了苏联作曲家萧斯塔柯维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等来自国外个人和团体的数百封贺电和祝贺信。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人民，你们的争取和平、自由、独立的斗争决不是孤立无援的，全世界人民都关怀着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都和你们唱着同样的和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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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一”运动十周年
首都高等学校展开各种纪念活动
首都高等学校展开各种活动，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一”运动十周年。
许多高等学校都举行了纪念会。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纪念大会上，分别由校长蒋南翔、副校长何锡麟给学生作了有关这两次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纪念会上，学生们演出了在“一二·九”时代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映二十年来人民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解放后幸福生活的“诗歌联唱”等节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工业经济系的学生曾座谈了关于新型知识分子的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还举办过本校学生运动图片展览。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学生同工农相结合的光荣革命传统，首都各高等学校的学生最近同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联系，而且帮助农民生产。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校学生平均每周有二百多人利用课余时间到郊区去帮助农民进行义务劳动。北京铁道学院学生在一天内曾为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摘了两千多斤棉花。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还帮助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北京石油学院的研究生把在一个月中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部双轮双铧犁，送给新成立的永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帮助农民装置矿石收音机。许多高等学校还将帮助农民建立图书馆，并且帮助农民学习文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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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肇东试办扫盲协会取得成绩
黑龙江省肇东县从今年一月在四站区西八里村试办扫盲协会以来，目前已经在全县三个区的九个村建立了扫盲协会的基层组织，并且成立了三个区的扫盲协会筹备委员会，发展了会员三百二十多人。
扫盲协会的大部分会员具有高小、初中的文化程度和扫盲班毕业的文化程度。他们参加扫盲协会以后，广泛地进行宣传，并且用自己的学习成绩，鼓动群众参加文化学习。四站区三个村建立扫盲协会以前，担任扫盲教学工作的只有三十一人，建立扫盲协会以后，参加教学工作的增加到八十人；其中西八里村原来只有七名群众教师，建立扫盲协会以后，教学力量扩大了六倍。四站区三个村原来参加学习的有二百八十多人，各村结合试办扫盲协会整理了学习组织，学员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人，到今年冬季开学的时候，参加学习的人比建立扫盲协会以前增加将近一倍。杨来义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没有组织文化学习，村里建立扫盲协会以后，这个社的负责人就要求扫盲协会帮助社内办学。
肇东县建立扫除文盲协会以后，加强了对扫盲工作的领导。各村扫盲协会在中共支部领导下，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青年团、妇联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协会的领导，克服了过去各搞一套的分散作法。
扫盲协会在扫盲工作中采取了更多的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学习形式。肇东县这三个区的九个村原来多数采取班、组等比较集中的形式组织农民学习，现在，由于扫盲协会会员增加，已经组织二百二十多人参加包教保学。大部分会员克服困难，坚持扫盲教学工作。会员萧桂琴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到学员家里去上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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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部分在职西医开始系统地向中医学习
北京市部分在职西医已经开始系统地向中医学习。由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等单位组织的第一批医务工作者一百多人已经在十二月初开始上课。担任教学工作的是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四十多个有名的中医师。
参加第一批学习的学员是在北京医院、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它的附属医院、北京医学院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以及北京市同仁医院等十三个单位工作的。他们大部分从高级医学院、校毕业，并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其中有医学院的教授、医院的副院长和主治医师等人。
第一批学员的学习期限预定为三年。学员们将学习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医的政策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著作，以及中医各科的临床经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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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召开中医代表会议
山西省最近召开了全省中医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医代表和特邀西医代表二百八十多人。会议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研究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到会代表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了认为“中医没前途”、“中医学和西医学应该平衡发展，互竞存亡”等错误观点。许多代表都表示要积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服务。并表示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保守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学习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特别是苏联先进的医学经验。代表们在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的基础上，通过座谈交流经验的方式，纷纷献出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和祖传秘方。计有各种验方、秘方一千七百多个，长年积累起来的临床经验汇集手抄本十三本。其中有专治痔瘘的经验，有专治中耳炎的偏方和治疗破伤风的经验。
会议结束时，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王中青，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对今后大力开展中医业务提出了如下几项具体措施：（一）中西医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工矿、学校、团体、机关的卫生机构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中医学研究机构；发展中医联合诊所和中西医联合诊所；统一安排开业医生的医疗预防业务；半农半医的医生应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加强中药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三）不断地提高中医的政治理论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医学理论和技术水平、把中医进修学校扩大为中医学校，并采用分科轮训的办法，提高现有中医，用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中医人材。
会议根据代表们的发起和倡议，成立了山西省中医研究会，以便于中西医团结合作、互学互勉，及时交流经验，研究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
（本报驻太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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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绥化农村保健员起很大作用
黑龙江省绥化县的农村中，有七百二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有了保健员。今年八月，县的卫生部门又用开短期训练班的方法，训练出第一批农村保健员五百六十四名。这批保健员经过集中训练，都掌握了卫生防疫、外科急救和治疗以及妇幼保健等常识，并学会了几种成药的使用方法。
农村保健员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紧张劳动的季节里，保健员都深入田间工作，对病患者及时进行治疗，减少了社员的痛苦，同时也能使社员很快地继续参加生产，不影响他们的劳动收入。保健员不单是做治疗工作，同时还结合农村当前生产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例如在秋收时，秦家区全发村农业合作社保健员孙富，为了预防社员得胃肠传染病，就亲自给社员烧开水喝，并帮助作好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工作，因此，这个社全体社员在紧张的劳动中没有一个得病的。三河区合作村，过去经常闹猪瘟、鸡瘟，人也常得伤寒病。这个村的五名保健员根据过去这种情况，结合积肥工作，带动大家开展了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清除了几年来积存的粪便、垃圾等。从此家家户户都讲究卫生，制止了传染病、伤寒病的发生，也防止了猪瘟、鸡瘟的流行。
绥化县卫生部门为了提高保健员的技术水平，规定各区指定一名医生同各村保健员取得联系，并定期召开会议，帮助保健员学习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在绥化县卫生部门已从各区抽调三十多名医生和卫生所长，下乡帮助保健员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
（赵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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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同胞五万多人到广州参观了苏联展览会
据一个月来的统计，到广州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香港、澳门两地同胞已有五万三千多人。香港、澳门的工商界、金融界等人士在参观后，都一致称赞苏联建设的成就，并深信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成功。
香港、澳门各界同胞在广州期间，还参观了广州市各方面的建设。许多工商界人士还同广州工商界和有关方面商谈了有关贸易的问题。有些香港、澳门同胞还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发表谈话、游记和专文，赞扬苏联建设成就和祖国建设无限美好的前途。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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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孩子的妈妈也能学好文化
最近，“一个知识青年扫除一个文盲”的号召，传到广西省临桂县本固村。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阳书兰立即表示要包教两个青年认字。她还积极动员村里知识青年参加扫盲工作。
阳书兰是青年团员，还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现在在村里民校高小读书，已经认识二千多字。她把乡图书馆的四百多本书读完了一大半。这是她五年来在民校坚持不懈地学习所取得的成绩。
阳书兰出身在一个贫农的家庭。灾荒曾逼着她的家庭把她卖给官僚地主家当丫头。她熬到十六岁，地主把她嫁给本固村的一个农民。解放以后，阳书兰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一次，她去向群众宣传妇幼卫生常识，阳书兰在听别人讲的时候，还记得牢牢的，一进到群众家里的门口，就忘了一大半，说不上两、三句，只好红着脸退出来。以后也发生过一连串同样的事情。阳书兰深深感觉到不认识字的苦处。
一九五零年，本固村开办民校，阳书兰连忙去报名入学。有人看见她怀着孕，手里还抱个两岁的孩子，就说：“可不能光挂个名！”丈夫和婆婆也怕她影响生产和带不好孩子。阳书兰可有自己的打算。晚上，她整理好家务，哄孩子睡了，就在油灯前认字。她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都带着书本，见到一样东西就立刻默写这东西的名称。在灶间烧火的时候，也用木柴在地上划字。在生孩子休息的日子里，就在家里自学，有时候请同学来教她。渐渐地她能进图书馆去看书了。这才使她发现了书中有那么多的“宝贝”。她读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开始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她还改善了同婆婆的关系，婆婆便主动地帮她照料孩子，她抽工夫给社员们读报。今年她还把报上讲的先进耕作方法、施肥方法介绍给大家。
现在，阳书兰的大孩子已经七岁了，同妈妈一样上了学校。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