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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民主的新德国在成长壮大
陈维
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将在今天到达北京，并在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一向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友谊的中国人民，热烈地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毫无疑问，这次访问对于巩固和加强中德两国之间的团结合作与友好关系将起巨大作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的欧洲的新型国家之一。由于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德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德国的东部彻底肃清了纳粹军国主义的残余以及大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势力，实行了民主的社会经济改革。这一切严重地削弱了曾经在本世纪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德国侵略势力，并为德国的和平民主发展和德国民主力量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德国东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六年以前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国的诞生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德意志国家的历史上，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德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而在欧洲的历史上，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德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德国人民对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随着民主德国的发展壮大，它正在对整个德国和欧洲局势的发展起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年来，共和国人民在巩固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新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加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一致，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工农联盟的巩固，——这一切，加上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和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成分的发展，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七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由于政治及经济条件以及工人阶级与大多数劳动者的觉悟已有了那样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本任务。”
由于统一的德国的分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经必须克服由此造成的经济各部门不够平衡的现象，首先是发展自己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以便巩固本国的经济独立和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这些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发展重工业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到一九五四年底为止，重型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已增加到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二百一十四，而冶金工业则达到百分之二百三十。为了扩大电力和燃料基地以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努力，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如按人口平均计算，电力和煤产量已经超过了西德的水平。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够制造冶金工业设备、重型机床、发电能力达五万瓩的汽轮机，排水量达一万吨的船舶和其他各种重要的工业机器与装备。同时，化学工业和精密机械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旧德国所没有过的。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六年，德国工业生产只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五，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的备战期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五。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在近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左右。
与发展工业的同时，农业生产也有了巨大的增长。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和广泛使用化学肥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一九五四年比战前增加了五分之一。今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生产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农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事情，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从一九五二年的一千八百多个增加到今年九月初的五千九百八十个。同时，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社会主义成分已经占有很大的优势。它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八十六左右，在农业中占三分之一左右，在批发贸易中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促进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并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发生愈来愈大的作用。
经济的稳步发展保证了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没有失业的现象，而在西德，有着一百八十多万的完全失业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五年来已提高了一倍，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商品减价和商品流转计划早在一九五三年就已完成和超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消费量有了迅速增加。今年，每人的肉类消费量将平均达到五十公斤，黄油超过十公斤。这样的消费水平是超过西方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已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超过了战前全德国的总数。
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和平与民主发展的道路，是保证德国人民经济繁荣和生活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体现和发扬着德国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已经获得辉煌成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天不但得到共和国劳动人民的热爱，而且成为全德国人民希望的象征。西德的人民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看到新德国的未来的榜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全德国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
建立一个爱好和平的统一的德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几年来所一贯追求的目标。巴黎协定的通过在德国统一的道路上树立了严重的障碍，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仍然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通过德国东西两部分的接近和建立全德委员会的途径来实现德国统一。正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得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坚决支持。只是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德国的统一现在还没有得到实现。
由于仇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迄今不愿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一天天繁荣壮大，它的国际威信在不断地增长。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紧密地团结一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这些年来积极地为维护欧洲与世界的和平、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而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联系不断扩大。到一九五四年底为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是三十多个国际组织、一百五十个国际社会团体的成员，是五个国际性协定的参加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一九五四年内曾经参加过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两百个不同内容的国际性的会议。在经济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同一百零二个国家维持着贸易关系，并和二十二个资本主义国家订有贸易协定。
今年九月间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更肯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享有内政外交方面的完全自由的主权国家。不管帝国主义和战争势力喜欢不喜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是一天比一天巩固和强大。它已经成为欧洲和国际局势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这一不可改移的事实，不考虑它的意见和权利，就不可能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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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竿子插到底
林里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各级党委的领导方法，也必须有所转变。否则，就很难适应目前出现的新情况。中共广东省委会最近召开的全省区委书记会议，就是这种转变的开始。
在这次会议上，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在分析目前农村情况时指出：目前农村的新情况是合作化了的乡越来越多，到明年年底，全省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对于合作化了的乡，如果领导得好，过去出现的那种工作上的被动情况就可以完全摆脱；一切工作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完成任务会比过去容易。但如果领导得不好，那就会搞得很乱。因为，过去虽然各项工作也是最后集中到乡、执行在乡，但那时乡的工作没有今天合作化了这样的集中，工作计划和要求，也就不如现在这样严格。合作化以后，每一个人都需要依靠合作社来生活，合作社又需要国家的计划领导，国家也要通过合作社才能实施它的计划领导，如果乡的工作领导得不好，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民的生活，而且会影响国家计划的实现。根据以上情况，加强乡的领导就成了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广东省委提出了“一竿子插到底”的领导方法，并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首先是省委对各项工作的指导要直接到乡，省委要同区、乡干部见面。具体办法，是每年召开两次区委书记会议。全省性、阶段性的工作任务，通过这两次会议布置到乡。区党委、地委和区委，确定为省委或者县委的工作督促检查机关，不再召开大的布置工作的会议；只召开补充布置的小型会议，以及检查工作、分片召开的“战地会议”。县委可以根据省委的工作布置，召开乡的“三骨干”会议，即乡支部书记、乡长、重点社主任会议，布置和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这种领导方法，在广东省叫做“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
其次，省委规定，各区区委要在每个乡中搞好一个重点社的工作，用来吸取经验，加强对各乡的领导。县委要在全县每一个区搞好一个重点乡的工作，来加强对全县各乡的领导。区党委和地委，则在每一个县的重点乡中，挑选三个乡，直接建立联系，切实帮助搞好工作，取得经验，加强对全地区的工作指导。省委则在各区党委、地委联系的重点乡中，挑选五十个乡，建立直接联系。这样，全省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就可以直接跟一千个左右的乡建立直接工作联系。只要把这一千来个乡的工作切实做好了，那对于实现“一竿子插到底”的领导方法，就会有很大帮助。
关于乡的领导，省委认为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计划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建立和培养党的支部，使它成为领导核心，通过支部发挥全乡干部的作用。省委认为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广东大多数乡都有了党支部，脱离生产的乡工作人员一般都有五、六人，如果加上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员，光是脱离生产的乡工作人员就有二十人上下。如果党支部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并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那就可以完全把工作做好。另方面，乡的党支部，对于各项工作必须统一领导，统一规划。遇有困难问题，不要到处乱抓；要集中力量，深入到一两个问题最突出的社里，找出原因，研究办法，加以解决。只要一个社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引导其他一切有同样问题的社仿照处理，问题也就可以迅速解决了。
现在，广东省委采取新的领导方法，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全省各级党委，也将各找各的重点，按着新的领导方法的精神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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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人类幸福
——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侧记
鉴远
在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席位上，坐着苏联的微生物学家、波兰华沙大学微生物学的教授、罗马尼亚的病毒学家、保加利亚人民保健部拉兹格拉德城青霉素厂的科学部主任、蒙古乔巴山大学的教员、越南的细菌学博士。这里，还坐着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缅甸仰光大学的病理学教授、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药剂系主任、朝鲜的科学工作者以及丹麦的科学工作者。来宾们在这次会议开幕的时候，就在祝辞中对中国朋友说，抗生素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为了人类幸福，都需要国际间的共同合作。
我国科学工作人员，面对着来自这许多国家的客人，不由回想起今年二月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国际抗生素问题会议”。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宣读了三篇论文：“青霉素生产——用白玉米面代替乳糖中间厂试制”、“青霉素生产——用棉籽饼代替玉蜀黍浆在一千五百加仑发酵罐之培养”、“金霉素中间厂试制”。各国代表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特别注意我国青霉素发酵单位。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愿意试用棉籽饼。我国代表团也有很大收获，带回了宝贵的菌种，学习到许多关于制造抗生素的新方法和先进经验。
我国科学工作人员特别难忘的是在我国抗生素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友人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苏联专家格·玛·瓦西列夫对上海第三制药厂的青霉素生产方法建议缩短发酵时间，采用逆流提炼方法，因而增产约百分之三十三。他又推动了这个厂对操作规程的编订，使生产管理逐渐向着正规化发展。青霉菌的发育形态和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和应用，也是瓦西列夫建议的，使青霉素的生产方法更趋向于科学化。另一位苏联专家弗·阿·札撒索夫，他曾经指导并帮助东北制药厂进行合霉素的试制工作。波兰的专家们和印度的索克少将等，都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启发性的意见和具体帮助。
这次我们是国内的学术会议，但国际友人们也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先后为我们作了许多珍贵的报告。波兰国立华沙卫生研究所抗生素研究室主任符·库里洛维奇博士作了以“近代抗生素研究事业的发展”为题的报告。日本农业化学家住木谕介教授作了两篇关于抗结核菌的新抗生素的研究报告。保加利亚霉菌学家埃·姆·波波夫博士作了“抗生素的实践问题”的报告。蒙古微生物学家雅林皮尔候补博士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内抗生素的应用问题”为题作了报告。还有苏联纳·阿·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和弗·普·萨维奇教授，分别作了“产生抗生素的放线菌的分类原则”和“地衣——抗生素的来源”的报告。他们把自己工作中和学术上的高度成就告诉了我国科学工作人员。
当我国科学工作人员讨论自己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的时候，国际友人们也热情地参加，并真诚地提出意见和问题。一发觉我们的报告有什么优点，他们立即给以鼓励。十二月二日上午讨论“土壤中颉顽性放线菌的分布”、“北京郊区土壤中放线菌分离工作报告”和“福州古田两地区土壤中抗生性放线菌的调查”三个报告的时候，苏联纳·阿·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有趣地举出了苏联一个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失败的故事，来说明上述报告的价值。他并恳切希望今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更多的成就。当讨论寻找新抗生素问题的时候，日本住木谕介教授感慨地告诉中国朋友：“目前日本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新抗生素，但是好的抗生素没有找到。为什么不容易找到呢？因为还是搬用英美那一套方法。最近找到了几种。为什么找到了呢？因为日本用了自己的方法。”当讨论“双氢链糖分离的初步报告”的时候，住木谕介教授介绍了用“羟基链霉素”分离“双氢链糖”的方法，并说：“‘羟基链霉素’是我的一个朋友首先得到的，我可以设法送给你们一些。”在讨论中，中外科学工作者还常常互相提问，互相解答。
国际友人的报告和意见对我们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将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会议圆满地闭幕了，中外科学家们含笑互祝：为了人类幸福，今后在学术上获得更大的成就，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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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金县文化馆怎样配合合作化运动开展农村文艺工作
辽宁省文化局
辽宁省新金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新金县文化馆过去的工作范围，一直只限于所在地貔子窝镇，对广大农村没有进行更多的工作。
早在一九五四年八月间，中共新金县委和县文教科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和中央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广大农民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迫切要求，检查了县文化馆工作，曾明确指出文化馆的方针任务必须面向农村，为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服务。同时，调派了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充实了馆的领导。从此文化馆的工作重点即开始转向农村、转向合作化运动了。
新金县文化馆在把工作重点转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候，确定了“从近到远、重点深入、全面辅导”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选择距馆较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化的村为重点，这样便于在初期及时回馆总结研究工作；对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村以社为工作重点；对文化活动基础较弱的村应先开展活动，并注意培养骨干；对有一定文化活动基础的村加强辅导工作；在重点村取得经验后，向全县推广。同时，决定将文化馆原来所包揽的街道上的许多群众业余文艺组织交给群众，成为群众自办的文艺组织，文化馆对它们进行必要的辅导。这样，文化馆就能腾出手来，以全付力量从事农村文艺活动了。
文化馆先确定以宋家村为重点，配合当时扩社建社工作开展文艺活动。
下乡之前，文化馆干部首先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县、区、村干部会议，具体了解了党委的工作意图和工作要求，并请区委介绍了宋家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后来又同村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由党支部书记介绍了建社工作情况和当前群众的思想动态。根据这些现实情况，文化馆制定了工作计划，随后组织了以城关区店员工会业余剧团为主的临时小型文化服务队，选择了“入社”“组织起来”等小型演唱材料，并绘制了杨树房村五星生产合作社成长过程的连环画和幻灯片等宣传材料，在宋家村展开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在此期间，他们还随时同县的试点工作组取得联系，研究和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又采取了“边活动、边访问”的办法逐渐地熟悉了农村生活。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之后，许多农民懂得了入社的好处，打消了思想顾虑，纷纷要求入社，对建社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文艺活动推动了建社的工作，得到了党支部的重视，也引起了群众对文艺活动的兴趣。党支部书记说：“文艺宣传可真起作用，过去群众思想不通，主要是怨咱们没宣传好。”在党支部和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文化馆工作干部一边开展活动，一边积极培养文艺活动骨干（共培养了骨干三十多人），并帮助建立了文艺、幻灯、展览解说等小组。自从这些文艺组织建立后，宋家村的文艺活动较前更加活跃了，群众高兴地说：“咱们有了社，也就有了戏看了。”
杨树房村是一个合作化村，共有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的五星一社是一九五二年建立的，参加社的农户已由过去的十一户发展到了一百零五户；在文艺活动方面，几年来曾建立了各种小型的文艺组织，但由于无人辅导，缺乏经验，因而组织多不健全，活动不经常，质量也不高。根据这些情况，文化馆取得区委对工作的指示并同该村党支部研究了工作计划之后，就在五星一社着手开展文艺工作。
文化馆首先指导社的文艺活动要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同时帮助健全和巩固了已有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读书组、读报组、剧团等。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后，为了进一步把这些组织统一领导起来，便于有计划地开展活动，更好地满足社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在社的同意下建立了俱乐部。
俱乐部建立以后，就成为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党支部加强了对它的领导，支部书记亲自兼任俱乐部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把俱乐部工作和党的宣传网结合起来，加强了宣传工作的思想性，并由社的文教委员具体领导俱乐部工作。团支部为了保证俱乐部工作的开展，经常在支部大会上号召青年团员积极参加活动，并责成优秀团员担任俱乐部工作。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下，俱乐部工作得以密切结合生产，经常地开展各项活动。
现在，五星一社俱乐部已建立了各种文艺小组，有八十多名社员参加活动。每天在生产空隙和休息时间，俱乐部就展开了各种文艺活动，如演唱快板、相声、莲花落或阅读报纸和连环画；图书室平均每天有三十名读者读书看报，并建立了读书小组，经常举行读书晚会。
通过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不仅推动了生产，活跃了社内的文化生活，并影响和帮助了另外五个合作社也开展了文艺活动。
从新金县文化馆面向农业生产、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中，可以看到：
一、文化馆必须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要经常向县委请示报告，了解县委开展合作化运动的规划和意图，及时取得指示。深入农村的工作人员要依靠区委和支部的领导，要请他们介绍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群众的思想情况，拟订的工作计划要交给他们审阅。工作中必须多请示，勤汇报，争取参加村支部召开的有关会议，以便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和帮助。
二、在合作化发展的地区，应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依靠合作社展开群众文化艺术工作，可以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活动的组织性，对文化艺术工作有很大好处，对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作用。
三、必须根据农村的特点开展工作。虽然合作化运动日益发展，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但必须看到农民居住分散、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有限、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因此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业余自愿的方针，并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原则下来开展工作。在活动方式上，平时应开展适于田间地头的小型活动，农闲或节日可开展比较集中的大型活动。
四、必须加强干部的政治、业务学习，特别是加强党在农村工作中各项政策首先是有关互助合作政策的学习，这样才能使农村群众文化工作适应当前农村中心工作的要求。
五、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克服大包大揽、包办代替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认真培养群众骨干，使文化工作在农村中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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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维辛斯基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
张尚鷟
法律出版社编译出版了苏联杰出的法学家安·扬·维辛斯基院士的论文集“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全书共选辑维辛斯基院士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有关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的论文十五篇。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法和国家问题”、“列宁斯大林论国家和法”等几篇论文中，维辛斯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和历史类型以及它们的阶级本质等基本理论。因为国家和法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关联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资产阶级学者们竭力把国家和法的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他们不是把国家和法看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的东西，就是把国家和法看成是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超于一切之上的“公正”。资产阶级学者们想借歪曲国家和法的实质来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维辛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新型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法”和“苏维埃国家宪法原则的胜利”等几篇论文中，维辛斯基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及其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学说、关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学说以及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是建成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的学说，热情地论证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法的优越性，指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同一切剥削者的国家和法的根本区别。在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里，国家和法是巩固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一种手段，是剥夺广大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和法是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手段，是确认人们在法律上平等的手段，是为人们在经济上平等这一原则的胜利而斗争的手段。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科学的基本任务”、“苏维埃法律科学中的几个问题”等篇论文中，维辛斯基尖锐地揭露了苏维埃法学界所存在过的错误和缺点，论证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科学的基本任务。
自从苏维埃国家建立以来，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以巴舒坎尼斯、克雷连柯、别尔曼及其他叛徒为首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曾盘踞在苏维埃法学界中，垄断着苏维埃法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伪装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实际上长期地从事出卖苏维埃祖国的勾当。从前布哈林所制定的关于在十月革命刚一胜利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就应消亡的“公式”早就被列宁尖锐地批驳和嘲笑过。可是这些匪徒们却根据布哈林的“公式”到处宣传“法律虚无主义”的所谓“理论”。
维辛斯基针对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谬论，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消亡问题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看成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杠杆，是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的有力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不但不应该使国家和法消亡，而且还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巩固国家和法。否则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苏维埃法学界，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揭露和粉碎了暗害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后，首要的任务就在于要继续肃清暗害分子破坏活动的一切残余。苏维埃法律科学工作人员，应该把最高限度地发展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和法当作自己的任务，法律科学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来。
还在一九三八年时，维辛斯基就曾指出，苏维埃法律科学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任务；由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从法律上来加以研究。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关于确定“法的定义”的问题。
维辛斯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各种歪曲的同时详细地论证了这一问题。他同其他苏维埃法学家一起，共同作出了第一次给法下一个正确定义的尝试。那就是：“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见第一○○页）这个定义，虽然是在一九三八年作出的，但它的基本内容，直到现在，仍为苏维埃法学界一致接受。这个定义为深入地研究法律科学各个部门的基本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曾经不但表现在像“法的定义”这样的法律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中，而且还表现在苏维埃法律科学的各个部门中。因此深入而具体地在苏维埃法律科学的各个部门中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乃是苏维埃法律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维辛斯基根据他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实际经验，在他的论文中举出了许多例子（如刑法中的“共犯”问题，国际法中的“主权”问题、“侵略定义”问题等等），生动地说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苏维埃法律科学的毒害，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具体地批判了表现在苏维埃法律科学各个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维辛斯基论述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科学基本任务的几篇论文，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在我国司法工作部门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旧法观点，虽然在一九五二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批判得还很不彻底，旧法观点的残余依然存在。因而，系统地、深入地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仍然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维辛斯基在这本论文集中特别强调地论证了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三八年时，他就指出，苏维埃法律科学工作人员，完全有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到取之不尽的财富，来解决法律科学各个部门当前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维辛斯基尖锐地批评了苏维埃法学界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伟大遗产所采取的不能容忍的冷淡态度。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维辛斯基陆续发表了他自己结合实际经验系统地整理、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国家和法的基本理论的论文。我国年轻的法学界，迫切地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我们在这本论文集中所看到的，维辛斯基的这些论文，为我们树立了系统地，深入地，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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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斯大林钢铁工厂是一座装备着新式机器的巨大企业。这是厂内的高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瓦尔特·乌布利希”化学工厂的一角。这个工厂是在苏联帮助下修建起来的全国最大的一座化学工业企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全国风景优美的地方为劳动人民建立了许多休养所。这是奥伯霍夫休养所。
柏林的斯大林大街夜景。以上都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图片社稿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