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胡风先生的立场是什么
——读胡风先生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周姬昌
最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对“文艺报”全面地进行了检查。会上很多作家就“文艺报”五年来所犯的错误发了言，胡风先生也先后两次在会上发了言。但是，我认为胡风先生的发言所持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胡风先生对于这次因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思想而引起的整个文艺界总动员起来向盘踞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激烈的斗争和对“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得到纠正这一新的情况的看法是和我们不一致的。
我们知道，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思想长期以来未被揭发，表明了胡适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我们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盘而始终未被摧毁。因此，今天由李希凡、蓝翎两同志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而首先发难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有它特别重大的意义。正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在他的“三点建议”的发言中所指出的：“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事实也是如此，全国各地的文化及教育部门都十分重视，先后开始进行了讨论。无论是作家、教授、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他们都严正地批判了和斥责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荒谬的论点，并用实际行动投入到这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运动中去。从全国许多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青年人到老年人，大家都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了，在和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条坚强的统一战线，而这条战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来装备的，因此，它就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事实证明，李希凡、蓝翎两同志投出的可贵的第一枪，已经命中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要害，难道这不正是标志着这次战斗胜利的开端吗？
但是，我们看看胡风先生对于这次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在他第二次发言中，劈头就说：
“先说一点我的心情，‘文艺报’的问题发生以后，我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战线上的失败。失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所以心情很沉重。有的同志说我上次发言很激动，是的，我是很激动的，这是从失败感来的，我没有能够控制自己。”（旁点是我加的——姬昌注。）这些消沉、沮丧、悲观的哀鸣能够说明什么呢？根据胡风先生的立论，“‘文艺报’的问题发生”，就意味着“我们战线上的失败”，而且还是“无论如何”。这里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胡风先生所说的“战线”，究竟是指什么样的“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文艺战线呢？还是什么别的战线呢？
什么是我们的战线呢？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地指出过：“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还不明显吗？今天我们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斗争的战线还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紧密地团结着的党内外文艺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吗？既然是这条战线，我们就有信心，我们的斗争一定胜利。事实胜于雄辩，所谓“‘文艺报’的问题发生”，只是表明了“文艺报”资产阶级的贵族老爷式的恶劣作风和它受到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袭击而向它投降。当这种错误思想作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批判，“文艺报”编辑部进行了检查和自我批评，只是表明了由于党的坚强领导，而使“文艺报”脱离了错误的泥坑而走向新生，并且，也只是表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在和资产阶级斗争中获得一次空前重大的胜利。因此，我们正应该向文艺界祝贺，向“文艺报”祝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只要是有些觉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当别人的或者自己的错误得到纠正并且走向新生的时候，总是高兴的。只有那种坚持错误、坚决不接受批评、沾染着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极其深重并顽固不化的人，才会感到心情沉重与难过，甚至憎恨。
今天，“文艺报”在接受党报的批评后，已经积极进行检查。“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同志和编辑部已经作了公开的检讨，并表示决心改进工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欢迎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他们——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们泼冷水呢？我们正应该多方面加以关怀，帮助他们更深刻地检查思想，并且积极地鼓舞他的战斗热情，指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我们战线上的胜利。这样，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来说，是温暖的，善意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诚恳地告诫我们：“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一〕
但是胡风先生是怎样的呢？他一方面把“文艺报”的错误夸大为“我们战线上的失败”，甚至是
“无论如何”；一方面向已经公开检讨错误的同志泼冷水。他非但没有对他们在认识了错误的时候，用热情的话语加以关怀与鼓舞，反而用廉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泪去作虚伪的安慰，沮丧地为之“难过”。试问胡风先生说这些话的居心何在？立场何在？
为了更好地弄清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证实胡风先生的立场不稳，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这一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的时候，很多作家、教授及有关人士都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讨论与批判。但胡风先生一开始就表现了十分被动与懒散的态度。我们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分析吧！他抱怨地说：“在上次开会以前，作家协会一位负责同志劝我写文章，陈企霞同志也约我写文章。”接着勉强地说：“既然同志们这样诚恳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就翻阅了一下一、二两卷的‘文艺报’。”（旁点都是我加的——姬昌注。）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不来“约”他，甚至是“劝”他，他就不会认为同志们是“诚恳地对待这个问题”。或者，他“就”连“翻”也不“翻”“文艺报”一下。
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着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斗争的场面，采取一种消沉懈怠的态度，是能令人容忍的吗？作为一个作家，正应该把斗争看成主要东西。但胡风先生是怎样的呢？他明知道这一次斗争的意义非常深重，而他非但没有把自觉地参加斗争作为己任，反而有意表现了十分松弛懒散的态度，“既然”“约我”，“劝我”，“我就……”，口气是那样勉强，甚至有点抱怨，这种态度的产生，不正是由他的“失败感来的”吗？这里也就不难看出，胡风先生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的政治热情。但胡风先生面临着这样一场斗争场面，非但没有丝毫政治热情，甚至连他自己所一向标榜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而他只是感到“战线上的失败”，给这次运动的评价作了严重的歪曲，这是不能容忍的。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胡风先生对于这次运动所抱的态度不真诚，即使说他借故生端也未必过分。在胡风先生的发言中，用了大量的言辞指摘“文艺报”于一九五○年转载了“人民日报”“人民文艺”上所刊登的关于陈涌、史笃两同志批评阿垅先生的文章，并认为这是对进步作家和新生力量的“打击”、“压制”和“敌视”。我认为这也是对“文艺报”进行严重的歪曲与诽谤，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模糊了广大群众的眼睛，从而转移了斗争的方向。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就是：“文艺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并加了按语，究竟是不是错误的行为。关于这一问题，我觉得稍具政治热情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文艺报”非但没有做错，相反地，“文艺报”却恰恰在这一件事上十分正确地表现了支持与符合了党的意图，帮助党进一步廓清了由于阿垅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歪曲”而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的影响，这样做难道有错吗？“文艺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表明了“文艺报”相信党报，相信党，这样做并没有错。况且“人民日报”所刊登的陈、史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廓清了由于阿垅先生歪曲马克思主义而造成的错误的影响；对阿垅先生所倡议的所谓“艺术即政治”和实质上是否定描写“正面人物”的荒谬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种批评不是对人民有好处吗？不是维护了人民的和党的文艺方针吗？因此，“文艺报”转载了它，是完全应该的。但胡风先生却据此来批评“文艺报”是“压制小人物”，这不正是严重的歪曲和严重的诽谤吗？
阿垅先生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对陈、史两同志批评他的文章曾经作过公开的检讨，并表示态度说：“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摘。”“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这些话我相信胡风先生是看到过的。但当时胡风先生对于这个“真诚”的检讨不知是怎样想的。后来阿垅先生变了卦，违反了他自己原来在广大读者面前检讨过的“真诚”的诺言，要
“人民日报”给他以“平等待遇”，刊登他反驳陈、史的文章。“人民日报”为了坚持原则，不予刊登。这件事的发生，作为阿垅先生的“熟识的朋友”的胡风先生想必总是知道的。那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风先生为什么在当时不及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帮助阿垅先生判辨是非呢？列宁在一九○五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列宁同志接着说：“怎么！也许某个知识分子，自由的热烈拥护者，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性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列宁同志接着指出：“——安静些，先生们！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没有丝毫的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结社（党也包括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的观点的成员。”列宁同志断言说：“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集合成号称为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话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二〕列宁的这些宝贵的铭言不是一针见血地给我们指出了文学的言论自由必须是在不违背党的原则的前提下而确立的吗？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不刊登阿垅先生的违背了党的原则并企图达到“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的“目的”的文章，那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但是事实上胡风先生却感到惊奇，大惊小怪地凶狠地把这件事提出来作为对“文艺报”和党报批评与指摘的要挟。胡风先生的用意何在呢？不外于以下两点：第一、对袁水拍同志、实际上是对“人民日报”作无原则的攻讦，用以达到满足他“熟识的朋友”阿垅先生的“个人事业”要求。因此，他就不择手段地在他的发言中充满着这样的论调：“人民日报”早在一九五○年就已开始“压制”新生力量与“敌视”“革命作家”了。你们看，“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阿垅先生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第二、通过对袁水拍同志、实际上是对“人民日报”的攻讦，企图在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运动中造成一派阴霾的烟幕：即“压制”新生力量这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错误的行为，不仅是“文艺报”的问题，而且是党报的问题了。大家看呀！已经快五年了，连多年的“革命作家”都被那个党“压”得“毁灭”了。这样，就可以使广大群众造成了错觉，转移了斗争的方向，于是枪口不再是对着资产阶级唯心论，而正是对着党报。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一“事实”，来证实胡风先生自己发言中的腐朽的论调：“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战线上的失败”。这不正是胡风先生之所以在这次运动中把阿垅先生拉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唯一依据的恶毒用意吗？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胡风先生这次的发言是完全抱有毫无原则的“个人成见”的，并且居心不善，企图由于通过他的发言，来转移运动的发展，蒙混群众的视听，分散群众的注意力，改变斗争的方向。这种挑衅式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胡风先生也许还会反问：“难道我的发言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吗？我不是也说过‘拥护’郭沫若院长的谈话之类的话吗？”是的，这些话是说过，也并没有人否认过。但是，我们判断一篇言论正确与否的准则是什么呢？是个别的、支离的、仅仅是装饰门面用的漂亮的词藻呢？还是如斯大林同志在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中所指出的“总的倾向”呢？没有疑问，我们是要根据“总的倾向”来判断是非的。但胡风先生在发言中所流露出来的“总的倾向”又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仅仅是企图转移我们的斗争目标和指望我们的斗争失败而已。因此，胡风先生的言论是必须加以严厉驳斥的。
这里，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阿垅先生的文章。虽然，阿垅先生曾经对朱光潜的反动的美学思想作过一些批判，但在胡风先生所提到的阿垅先生的文章中所流露出来的“总的倾向”却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违反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这样的文章和它的作者怎么能“保证”不受到群众的批评呢？然而今天胡风先生竟狂妄地以此作为要挟，诬蔑性地指摘党报。这种夸大和不着边际的指摘，实质上只是如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所说的来自
“制造廉价的耸动听闻的东西底厨房”〔三〕里的东西，是经不起一驳的。
胡风先生在这次发言中之所以会流露出这种可疑的口吻，是有他一定的历史根源的。“人民日报”早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转载舒芜同志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就曾在编者按语中明确地指出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错误实质，认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胡风先生的严重注意。党为了更好地帮助胡风先生正视自己的错误，后来又特地为胡风先生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正面指出胡风先生的错误所在。但胡风先生仍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却没有从根本问题上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了进一步提醒胡风先生有以自省，“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也先后在第二、第三期上连期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同志的
“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文，分析批判了胡风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根源即在于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但胡风先生迄今为止，非但没有纠正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反而任其发展，以致在这次发言中由于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而流露出这种口吻。其目的诚如周扬同志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所指出的企图给我们“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导致我们斗争的“失败”，这是值得我们百倍警惕的。
最后，我吁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根据胡风先生错误的言论进行严正的批判，并对这次运动作出正确的评价，以廓清因胡风先生的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只看到“文艺报”错误的发生、不看到错误得到纠正而散布悲观气氛的本末倒置的主观唯心论的庸俗的看法而引起的有害的影响，并批判胡风先生企图模糊群众的视听、转移斗争的方向、实质上是给我们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恶劣的挑衅式的作风。附
注：
〔一〕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二〕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中。本文引言见该书第七十一、七十三、七十四页。
〔三〕见“真理报”专论“反对文艺批评底庸俗化”，该文收在“苏联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书中，本文引言见该书第六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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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光荣胜利的一年
苏联卡拉干达煤矿区斯大林采煤托辣斯 三十一号副井“顿巴斯一号”采煤康拜因司机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巴·努尔马干别托夫
苏联人民在撕掉一九五四年最后几页日历的时候，同时也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总结自己的工作。
苏联劳动人民用光荣的事业纪念过去的一年。这一年，卡拉干达——苏联第三个煤矿基地的矿工们，是同苏联全体人民齐步走过的。
一九五四年给我们工段和我个人在争取扩大采煤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中带来了新成就。正如伟大的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说来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
这一年间，我们达到了把每架采煤康拜因的每月平均产量提高了五千吨的成就。这是近年来机器生产率增长中的最高跃进。例如，每架采煤康拜因在一九五一年平均每月采煤六千三百三十吨，一九五二年——六千四百零七吨，一九五三年——七千六百四十四吨，而在过去一年中，产量一下子就提高到一万二千五百吨。这就是说，一年间每架采煤康拜因的产量几乎比一九五三年要多六万吨。
这个空前的指数，是全体职工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就像是我们取得新的工作成就的一个路标。
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达到了这样高的生产率。我们工段其他的工人，如莫什内依同志、别克布西诺夫同志、阿伐纳斯也夫同志同样大大地提高了产量，他们超额挖掘并送到地面上许多煤。还在十一月间，矿井的半数工人就完成了全年的定额。矿井的全体职工提前完成了全年的计划，并超额运走了十五列车以上的上等燃料。
我们的成就是使用先进的劳动组织法，广泛运用现代化技术的结果。
现在，我们这里一切繁重的操作过程，从挖煤起到把煤装上火车止都已机械化了。在所有的长壁采掘面里，凿煤和装煤都用采煤康拜因。把煤从长壁采掘面运出的工作是用巨大的转运机进行的。
一九五四年开始了改造矿井的巨大工作。这就更加便利了我们的劳动条件。在改造矿井的时候，特别注意到挖煤过程的自动化。自动化同机械化一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证劳动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正在装置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以杜绝触电、煤气中毒等一切事故。现在，矿工的地下工作逐渐成为十足安全的了。
这同几十年前英国承租者在这里时的矿工们的劳动条件是多么不相像啊。资本主义企业主们为了追逐暴利就滥开煤矿，一切都用手来操作，他们一点也不关心矿工们的劳动安全问题。就是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矿井的劳动也是最沉重和最危险的。工厂主采用美国的用低微工资残酷压榨的劳动制度，使工人耗尽全部精力。难怪那里把矿井叫做苦役。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死亡。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中，恰恰相反，一切都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苏联工人备受共产党和国家的慈父般的关怀，他们卓著成效地为祖国的福利而劳动。
我们矿井的全体职工胜利地度过了这一年，并决定来年还要更加提高挖煤速度。我们要把每天挖掘出并送到地面上的煤比一九五四年增多一百五十吨到二百吨。我自己的目标是：把“顿巴斯一号”采煤康拜因的每月平均产量提高到一万七千吨。
国家用最新式的技术武装了我们。从新年起，几百个工人将进矿井附设的技术训练班学习。一部分工人将脱产原薪到煤业托辣斯联合学校去学习。他们在那里将学到采煤康拜因司机、采煤康拜因长壁工作面钳工、掘进机司机等的高度熟练技术。
矿工们的生活一年年地在改善。我们的矿井和全国所有的煤业企业一样，采用了劳动报酬奖金制。我每月至少要得到四、五千卢布的工资。此外，我们年年都因积年的劳动成绩而获得国家的奖金。例如，一九五四年，我们矿井的职工就得到将近两百万卢布的奖金。
我在卡拉干达矿井工作了十七年。我亲眼看到这边疆区怎样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为矿工们建筑的石砌的住宅代替了从前矮小的茅屋，许多学校、医院、商店、文化宫和俱乐部、花园和公园都建立起来了。各矿工住宅区都有沥青大马路相连，马路上行驶着舒适的公共汽车和出租小汽车，还建造了电车。
从新的矿工城奠基起到一九五四年已满二十年。现在卡拉干达已是我国巨大的工业和文化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好几个专科学校、几十个技术学校和中学。在新城中不久前建筑了哈萨克共和国引为自豪的、美好的矿工文化宫。由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关怀，哈萨克共和国——曾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落后闭塞的边疆区——已变成一个工业发达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繁荣的边疆区了。
一九五四年，中国矿工小组为了熟悉采矿业务而来到了社会主义的卡拉干达。这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的工人、工程师和技师们非常乐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给中国朋友们。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成就使我们感到欢乐。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友谊是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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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和平的建设性劳动中的新胜利
苏联库兹湼茨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初轧车间轧钢工人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彼·萨瓦里金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实力在逐年加强着，苏联人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幸福了。
一九五四年，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和急剧提高农业的历史性决议的鼓舞下，苏联人民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中，也有我们库兹湼茨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的职工的一分劳动。我们联合工厂的冶金工作者逐月都在按照整个冶金周期，胜利完成国家计划。
今年，在我担任轧钢工人的这个初轧车间里，也进行了很多革新和改进。一组新的加热炉已投入生产。这就使每部轧钢机能多生产数百吨的钢材。已经实行了车间工作的全面自动化，而且我们已胜利掌握了这些自动化装置。仅是“一一○○”轧钢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就使钢材的生产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轧钢机每个热轧小时的生产率也提高了百分之十。
车间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现在，我们轧钢工人已经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坐在自己宽敞明亮的操纵室里管理着轧钢机，按动电钮并扳动拉杆。复杂的联动机顺从地把巨大的烧红的钢锭压延成所需要的钢型。
今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四月十八日，我创造了每一值班时期压轧钢材的世界纪录。我厂的冶金工人给我以高度荣誉，派我出席黑色冶金业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那里我被选为黑色冶金业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出席第十一届全苏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于是我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起，坐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中间。这些伟大的人们同我作了真挚、亲密的谈话。我听到外国朋友的发言，其中包括兄弟般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祝辞，于是我想到，在我国，党、政府和人民的团结是多么坚强，想到全世界工人的友谊是多么巩固。
在我家里也出了一件喜事。五月三日我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们替他起名为谢尔盖。小孩子长得很结实，很活泼。这也是当然的。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已经为儿童的幸福创造了一切条件。我同我的妻子和两个男孩子住在两间设备完善的舒适的屋子里。优厚的工资使我不但能给孩子们营养的食品和良好的服装，而且能把屋内布置得很漂亮。我们屋子里的家具很舒适，这是我们按照自己的爱好买的。我的妻子是一个刺绣的巧手，她使我们的屋子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在这里，一天劳动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大多数冶金人员都有这样的住屋。仅在今年内为联合工厂的劳动者盖的房屋的面积就在九千平方公尺以上。我们市内的建筑仍在进行。每月都有人搬进新的漂亮的住宅。
已经为冶金人员的孩子们盖了几十个幼儿园和托儿所。在夏天，我厂职工的两千五百个孩子都到儿童避暑地、少先队夏令营去作增加健康和精力的活动，并作远足旅行。
在我国，劳动的人受到周围人们的注意、关怀和尊敬。仅在今年内，我厂就有一千五百多冶金人员因长期地而成绩卓著地从事生产工作而获得苏联政府的勋章和奖章。
我们全都得到优厚的工资。每年年终，国家都为我们一年的劳绩而给我们奖金。仅在今年十二月，我们联合工厂的劳动者就获得近三千三百万卢布这么多的奖金。我自己得到了四千四百卢布。这些钱完全足够用来购买钢琴、为我自己和我的妻子添置质料好的大衣和衣服。
党和政府非常关怀冶金人员的健康。今年内前往各天然疗养地、疗养院、休养所度自己假期的我厂职工就在四千五百名以上。八月间在傍着河岸的公园中风景优美的地点，为我厂职工设置了一个晚间疗养院。为了给休息者进行治疗，这里设立了沐浴部和物理治疗科。得到许可证的冶金人员可以乘汽车从工厂直接到疗养院。他们在这里获得休息、治疗和丰美的餐食。
良好的物质条件使工人们得以进行学习，并提高普通教育知识和技术知识。在工厂里附设有高等学校的夜大学和青年工人学校。我厂有六百八十九名不脱产的工人、工长和职员在技术专科学校和学院中学习，差不多有三千个人在青年工人学校中提高了自己的文化。
今年我们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安于既得成就和高枕无忧，并不是苏维埃人的习惯。我们要坚毅地前进，巩固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改进人民的物质福利，发展科学和文化，更迅速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联合工厂的全体冶金人员在计算了本厂的后备和潜力以后，决定提前在伟大十月革命节三十八周年以前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而我也将不遗余力地忘我地劳动，以便为苏维埃祖国造福。一九五五年我们将生产更多的钢材。
我衷心地预祝，在一九五五年，苏中两国人民之间和所有民主阵营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更趋巩固，从而使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更加发展和巩固，使人民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斗争获得充分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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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苏联鼓动工作的经验
——介绍苏联“鼓动员丛书”
海平
联共（布）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发布了一个“关于斯大林格勒党组织领导鼓动员工作的缺点及其改进的办法”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联共（布）中央决定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一套“鼓动员丛书”，以总结布尔什维克党的鼓动工作的丰富经验，帮助提高鼓动员的政治思想水平。这一套“鼓动员丛书”共有十四本，出版后，受到了苏联广大的党和群众工作干部、文教工作者、宣传员、鼓动员的重视和欢迎。苏共斯大林格勒省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并曾按照这套丛书拟定了讨论题目，组成各种专题讨论会，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他们把这套丛书当成了各个政治学校和宣传员、鼓动员的主要学习文件。
苏联“鼓动员丛书”出版后，很快地在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至目前为止，已被翻译出版的共有十一本。它们是：“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基本特点”（卡拉什尼可夫著，新华书店发行）；“论政治鼓动”（加里宁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企业中的政治鼓动经验”（克列莫湼娃著，工人出版社出版）；“怎样做报告”（罗吉诺夫著，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怎样准备和进行谈话”（格列节尔曼著，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宣传员的读报工作”（苏托茨基著，工人出版社出版）；“鼓动员与墙报”（高列里克著，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鼓动员——社会主义竞赛的组织者”（茹拉甫列夫著，工人出版社出版）；“企业中的直观鼓动”（牟拉切夫、柯桑宁娜著，工人出版社出版）；“在居民住地进行政治鼓动的经验”（希达列夫著，新华书店发行）；“怎样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运用艺术文学”（马特洛索夫著，时代出版社出版）。此外，尚未翻译出版的还有以下三本：
“论鼓动员的语言”，“集体农庄中政治鼓动的经验”和“鼓动员指南”。这套“鼓动员丛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在帮助提高我国群众宣传工作上，特别是对工矿企业宣传工作的推动上，已经起了显著的作用。它已成为我国广大的宣传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所喜爱的一种读物了。
为什么这套丛书在我国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呢？因为这套丛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和完整的。我们从这些书籍中，可以学到苏联共产党关于宣传鼓动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知识，可以学到许多进行宣传鼓动的手段、形式和方法，也可以学到不少如何培养和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如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及如何克服小资产阶级私有心理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从这套丛书中，还可以学到列宁、斯大林、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基洛夫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关于鼓动工作的言行。他们不但指出了鼓动工作的方针和原则，而且给我们创造了光辉的鼓动范例。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党组织都苦于不会宣传当前生产的政治意义，不会正确地把国家的总任务和本企业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但是，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例如，书中指出，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开工的一天，该厂职工接到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上面写道：“你们每年应该为国家生产的五万架拖拉机，正是五万颗炮弹，拿来击毁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并在农村中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铺设道路。”（“怎样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运用艺术文学”）这封电报不过是几行字，但它充满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内容，对这个工厂的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三四年“红色普济洛维茨”工厂开始生产拖拉机犁，基洛夫来巡视这一工厂，指着一架拖拉机说：“瞧！这种机器，这张犁可不简单。同志们！这是党底政策。……你们送到中亚细亚去的犁，其实就是更多的棉花。更多的棉花就是更多的布匹。更多的布匹就是更多的汗衫、衬衣、被单和小手巾，这就是更多的富裕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你瞧！当你们照实地和布尔什维克式地解释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们的事情就会按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式的方法去进行。”（“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基本特点”）这也是一个把具体问题同国家总任务结合起来进行宣传的范例。
我们也有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常常离开本企业的实际状况，不去和一切落后的现象进行斗争，因而使工作显得软弱无力、缺乏生气。这套丛书也提供给我们不少宝贵经验。例如，“怎样准备和进行谈话”一书，就曾着重地谈到宣传鼓动工作的战斗性问题。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工作是具有着攻击精神的工作。鼓动不仅只是劝告，而且也是揭露。——斯大林同志这样教导我们。”并具体地指出：“鼓动员不能对自己的企业、国营农庄、集体农庄工作中的缺点漠不关心。如果鼓动员只是解释，只是号召，那他的鼓动工作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譬如，在他工作的企业中，许多工人不能完成生产定额，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们逍遥自在，放纵无羁，那么鼓动员抽象地号召什么自我牺牲劳动啊，巩固劳动纪律啊，能起什么作用？鼓动员应勇敢地高呼反对妨碍我们公共事业的一切：揭穿二流子、怠工者、寄生者的罪过，批评他们，要求他们改正一切缺点。只有这样，鼓动员的工作才有实效。”
我们还有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对于宣传鼓动的各种方式缺乏认识。这套丛书对于这些方式，如墙报、谈话和报告等等，都分别作了介绍。指出其意义、特点和方法，并以生动的事例加以说明。无疑地，这对于提高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是十分有益的。
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任务，要求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大大地加强政治思想的宣传工作。目前，各地党组织在学习苏联企业党的政治工作经验方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重视的。有的党委为了提高宣传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作出了必须学习苏联关于鼓动工作经验的规定；有的报纸注意到经常介绍苏联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经验；最近各地出版机关对翻译出版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也比较重视，这一切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也应该指出，还有一些市委和工矿党委宣传部门对这方面的学习仍然没有予以注意。例如，我们有些工矿党组织经常纠缠于行政事务而放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宣传工作很少讨论研究，对党的宣传员工作长期不加领导、不去检查，许多宣传工具由于缺乏具体指导而不能发挥作用。甚至有的市委负责同志还不知道苏联工厂有无宣传网的组织，有的宣传干部连一本介绍苏联鼓动工作的书也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苏联工厂党组织是怎样重视和领导宣传鼓动工作的。
为了改变这种工作状况，进一步提高工矿企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认真地学习这套丛书是有必要的。当然，在学习苏联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经验时，必须懂得每一经验的具体内容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使其能够正确结合，绝不应形式主义地摹仿和搬用。应该知道，苏联企业管理早就走上了正常的轨道，我们的企业管理却才开始摸着门路；苏联鼓动员的政治文化水平很高，我们宣传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较低；两个国家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的。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结合本企业情况和当前工作的学习方法，都是有害的。
苏联“鼓动员丛书”有的是解放初期由新华书店出版的，其中有的可能买不到了，并且，有的译文也比较粗糙。因此，希望有关的出版机关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重新校译统一出版，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五十一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四年第五十一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大量篇幅发表社论和文章，纪念斯大林诞生七十五周年。这一期社论的题目是：“约·维·斯大林——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社论说：斯大林的一生和活动是同苏联共产党的英雄的历史、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世界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斯大林的毕生事业是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斯大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和现代世界解放运动的经验，按照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且在若干问题上以新的原理丰富了革命理论。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领导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坚定地和满怀信心地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重大的意义。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这一期刊载的纪念文章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贝鲁特的“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鼓舞各国人民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安·诺沃提尼的“斯大林——列宁事业的忠实学生和继承者”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格·乔治乌—德治的“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政策”。
这一期还刊载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波立特的“英国人民反对伦敦和巴黎协定”的文章。波立特的文章说：好几个月以来，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斗争一直是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表示反对武装西德的政策。但是，保守党政府在法国人民击败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以后却还疯狂地执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由于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进行了这些活动，旨在重新武装西德的伦敦和巴黎协定终于签订了。政府已经使这些协定得到批准，并且现在正在竭力对法国和西德施加压力，使它们批准这些协定。文章着重说：这种情况使英国和平力量面临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它们必须更努力地为反对这些协定而斗争。英国共产党向全体英国人民发出紧急号召，呼吁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争取和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能够击败当前这个重新武装前纳粹分子的罪恶计划的。我们相信英国人民在争取持久和平这一重大斗争中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