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改造落后乡村和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共江津地委书记 张风伍
今年秋季，中共四川省江津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力量解决本区的落后乡村问题。现在大部分落后乡村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扫除了障碍。一部分问题解决得不彻底的落后乡村，需要在今年冬季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规划中进行补课，以便把问题彻底地解决。
江津地区原有落后村一千一百六十五个，占全区总村数百分之十七以上。这些落后村一部分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搞彻底的，一部分是后来又变坏的。反革命分子所采用的手段有三种：一种是隐瞒成份和身份，伪装进步，混入我们的基层组织直接掌握领导权；另一种是派亲属、爪牙和狗腿子钻进来作代理人；第三种是威胁利诱党员干部，使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为他们服务。如綦江县篆塘乡莲花村，是几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都没有打开的落后村。这个村有反动青年党的支部长一人、小组长一人，反动会道门头子二人，伪保长五人，伪保队副五人，匪首、惯匪各二人，共计十八人。但是解放以来，这些人从没有受过打击，村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他们手里。原来的村长刘再奎就是青年党员，庇护着全村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反革命分子很高兴地说：“感谢他作了干部，不然我们村上不知要敲多少沙罐（砍多少脑袋）。”村代表主任陈展云又是“方便门”（一种反动会道门）的四层。这个反革命分子窝藏土匪，抢劫人民解放军的车子。陈展云过生日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大摆宴席给他祝贺，并乘机进行活动。村农民协会主任李学清虽然是贫农出身、但是完全被他的当过八年伪保长的叔父所掌握，遇事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才行。这个村有三个共产党员，有两个同反革命分子有勾结，另一个工作也不积极。区和乡的干部到这村，根本没办法进行工作。群众都说：“我们村还没有解放，当道的还是那些人（反革命分子）。”再如璧山县马坊乡的伪警保队长蒲廷文，用女儿蒲泽君勾引上了党的乡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把所有的文件和钥匙都交给蒲泽君保管，并提拔蒲的全家人当了干部：蒲廷文本人当互助组组长，蒲的大老婆当乡妇女代表主任，小老婆当村妇女组长，女儿当乡团支部书记，儿子当了粮库的交易员。
这些落后乡村所以长期没有改造，反革命分子一窝窝的长期逍遥法外，主要是由于基层组织不纯而来的。因此要彻底解决落后乡村的问题，要把落后乡村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必须把镇压反革命同整顿基层组织紧密结合起来进行。不然，是打不倒敌人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江津地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以上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县委召开了乡支部书记以上的三级干部会议，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初步摸清了落后乡村的底子。紧接着又以县为单位，在县委的主持下，召开了农村党员大会（没有党员和党员少的村邀请积极分子列席），严肃地批判了太平观念和右倾思想，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会议发展的过程是这样：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由一般乡村到落后乡村，由外部到内部，由会外到会内，由浅而深逐步深入的；批判党员干部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行动是由批判轻敌麻痹，再到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最后到蜕化变质，也是由浅而深逐步深入的。而且这两者互为因果，就是揭发越深，党员觉悟越高，党员觉悟越高，揭发得越深。当会议揭发到混进会内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斗争十分激烈，大家情绪十分紧张，并有一些人表现出有顾虑和不安。这些人的顾虑和不安有三种原因：一种人是思想右倾，怕把反革命分子揭发和逮捕以后受到报复。另一种人是本身有些问题：有的是有强迫命令或违法乱纪行为，有的是同反革命分子有一定联系，对反革命分子有一些包庇，有的是历史上有些问题，如曾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已经交代或没有交代），怕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第三种人是钻进来或是被拉下水的坏分子。对于这些人，会议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和作了不同的处理。对有右倾思想的人，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右倾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仇恨敌人并且坚决同敌人作斗争。对本身有问题的人，就同他们讲清楚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丧失立场和蜕化变质等问题的界限，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消除顾虑，挺起腰来坚决同敌人作斗争。对坏分子，是向他们讲清坦白从宽的政策，促使他们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一部分情节严重的实行撤职查究，个别罪恶大、民愤大、证据确凿而又坚决抗拒的反革命分子，当场依法逮捕，以防止他们泄密、逃跑、自杀、报复和破坏。
经过党内深入的动员和激烈的斗争，把庇护反革命分子的盖子揭掉，最后才把反革命的根子挖出来。全区共揭发出反革命分子破坏的材料两万多份，经过调查对证和严格的审查批准手续，就依法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并且缴获了大批的反动证件、枪支、子弹、毒药等等。逮捕以后，就通过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区的党员大会、公审大会、村民大会、展览会、小组座谈会、宣传网和个别串连等方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教育党内外群众提高警惕性，检举反革命分子。全区组织宣传队四百多个，宣传组一千七百四十六个，参加的人数共有九万二千六百九十八人。召开公审大会五十九次，到会群众六万九千四百七十五人。此外还大量张贴了布告、印发了各种宣传品。经过逮捕、公审和大张旗鼓地宣传，群众的觉悟更提高了，纷纷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永川县九龙乡把犯人押着经过普莲场的时候，群众都围上来说：“逮这些家伙逮得好，逮了好秋收，好办社。”
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快人心，并且大大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群众积极访问老社准备办社。群众懂得了组织起来增加生产，才能避免反革命复辟。荣昌县九龙乡太平村的领导权过去被反革命分子所掌握，党员团员和群众都很消沉。这次逮捕了五个反革命分子，党团员都积极起来了，群众也高兴了，村里已经新建立起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事实证明：只要把落后村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就可以建社，也只有把社建立起来，使社会主义占领了阵地，才能巩固镇压反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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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向农村党员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中共藁城县委会
当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河北省藁城县的时候，中共藁城县委的八位委员和相当于县委委员的其他干部就分别到七个区，以区为单位向区委、整社干部、驻乡指导员和乡总支部书记、村分支部书记作了传达。接着县委又在县、区的科、股长级干部中，挑选了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一百零七名干部，以乡为单位，用二、三天时间，向全县九十六个乡的党员作了传达。根据六个区的统计（缺城关区），听到传达的农村党员共有六千二百二十五名，占全县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
在传达毛泽东同志指示以前，藁城县委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中，首先是严格选择确实能够胜任的党员干部，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短期训练，使他们能够全面地领会指示的精神，这是能不能传达得好的关键。传达的干部对指示精神领会以后，又怎样才能讲得正确、全面，而且使农村党员听得懂，理解得透彻呢？这就要在传达的时候，联系实际；不联系实际，农村党员是不容易听懂的。但是要联系什么？怎样联系？这就必须事前准备好材料，写好草稿。讲解的时候，联系的实际材料要和指示的原话分开，每读一段指示，再联系实际材料进行解释；绝不能信口开河乱联系。在传达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同时，县区领导还根据指示的精神，对当地合作化运动中的错误想法和具体执行政策中的缺点，进行切实的检讨。检讨的时候，着重检查了领导，切忌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
传达后，认真地组织党员进行讨论，是正确领会毛泽东同志指示精神，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藁城县向党员传达毛泽东同志指示是以乡为单位进行的；讨论的时候，分村分组酝酿，发现问题及时归纳起来集中解答，再回村分组继续讨论。南董区有的乡以合作社为单位组织党员讨论，这种分组的方法，便于讨论的时候联系实际。领导讨论的干部和骨干，对讨论的目的和要求，事前必须弄明确，以便正确地引导讨论。工作组的干部和乡、村主要党员干部都要深入小组参加讨论，解答疑难问题；但应当注意，不能解答的问题不要乱解答，可以把问题记下来，经过集体讨论或者请示上级以后再解答。
在传达以前要做好动员工作，保证党员按时到齐听讲。南董区在传达以前首先以乡为单位召开了总支委员、分支委员和小组长会议，说明这次传达的重大意义，党员都高兴地说：“无论如何也得听听毛主席的指示。”有些区也根据农作忙闲，安排了开会的时间，保证传达和生产两不误。
当然，藁城县这次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还只是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的开始，今后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继续贯彻执行，以指导合作化运动正确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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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胜利者
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 苏尔科夫
我们苏联文化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的三个星期，就像一天一样飞快地过去了。
三个星期是一段不长的时间。在这个期间要想什么都看到，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全部了解，那是很困难的。虽然这样，仅从我们所看到的和认识到的那些东西，人民新中国的面貌就已经显示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了。
在北京、西安、重庆、广州、杭州、南京参观古迹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今天的文化有着多么深远的历史根源。现在由人民政权精心保护的历史文物，向我们表明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活力的源泉。人民经受了许多外国的侵略和奴役，终于能从自己肩上摆脱外国奴役者及其中国奴仆们的沉重压迫的羁绊。
在赞美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的时候，在以景仰的心情观看敦煌石窟壁画和因时间长久而褪色的古代绘画的时候，在听到京剧、越剧、川剧最好的演员们表演的中国传统歌剧的时候，我们曾把这一切拿来同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现代艺术和文学作品相比较。我们看到了现代大师们的创作同他们光荣的前辈们有着血肉的联系。这些一脉相连的传统继承性的坚实的线索，是今天和明天中国新文化发扬光大的牢固的保证。
根据俄文译文来认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赵树理、丁玲和现代中国其他杰出的文学家们的作品时，苏联读者们公正地给了他们高度的评价。把现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和散文同古代诗人的作品相比，同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相比，我们不仅亲眼看到对文学传统的精心的继承，而且也看到现代中国文学最有才能的代表们大胆的富有革命性的革新。
每个爱好美术的人不能不赞美那些杰出的画家们如高龄的齐白石和不久前过早逝世的徐悲鸿的作品的优美、完善和深刻的人民性。他们和他们年轻的同行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美术天才一脉相连的继承。
在中国以及在我们的祖国，在莫斯科，我们都以极大的兴奋和美感上的满足欣赏了中国歌剧和音乐舞蹈团的演出。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雄辩地表明，由现代人极其完美地表演的古代中国艺术，有着活生生的灵魂，没有沾染到博物馆的冰冷气氛，它能够通达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我们现代人的心。
我们看了和听了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歌剧，观看了现代题材的戏剧，看过古典的和现代的舞蹈。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听了由许多最好的民间器乐队和交响乐队表演的古典的和现代的音乐。在进一步比较中，我们不能不感到对音乐和戏剧传统的鲜明的继承性和令人兴奋的革新。这种革新表现在现代剧作家和作曲家们的作品及演员和音乐家们的表演中。
我们从看和听所得到的最丰富的印象，同文学和艺术家们的多次会见和谈话，都一再使我们感到进一步巩固人民中国和苏联的文学和艺术之间兄弟般联系的必要性。我们从事革命的苏维埃艺术和文学工作的人们，从我们丰富的创作经验中是有可以转达给中国同志们的东西的。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艺术的源泉也是取之不尽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们的经验，由于慷慨的兄弟般的交流，也是很有益于两大民族的艺术的。
中国人民在全国各地进行着无数的巨大而经常的积极性建设活动的标志，在我们的记忆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几天里，当在街上漫步和游览市郊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了巨大的建筑规模。无论走到哪条街道，无论向哪个方向看去——到处都耸立着建筑工架，到处都是迅速砌造起来的墙壁。这里建设着新工厂，那里矗立起新的高等学校的校舍，在旁边的建筑工架中又看到未来剧院的宽阔的剧场的入口。工人俱乐部和工人住宅区、医院正在建设着。这是我们在首都看到的。但是当我们到外地旅行的时候，同样，在西安和重庆，在武汉和广州，在疗养地区杭州和在南京，巨大的建设图画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苏联人在头几个五年计划年代所熟悉的图画又在我们的记忆里重新泛起！
在西安，一个阴雨天，我们乘车去参观古老的大雁塔。起初我们的行程是穿过城市的街道，那里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看得见建筑工架。接着我们驶出了城区。天落起令人厌烦的细雨。成百的人们打着雨伞走路。我们的汽车赶过了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和大车。我们不时看到大车和卡车转向路边，在新建筑工地的建筑工架旁卸下装载的材料。已经是在离城很远的一条道路上，路左边有几十个工人挖掘了房基，泥瓦工们把砖头砌在地基上，而在另一边，收获工作却就在几乎两步远的地方进行。农民在收割谷物。这幅图画是今天中国的象征——工人建设者和农民耕种者的劳动汇合成一致的热潮。当我们来到新建筑工地、了解了工人的劳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目前机械化还不充分的情况下，热忱和勤劳在怎样帮助坚实地并且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建筑起在技术和建筑术方面都是复杂的巨大建筑物。
我们所访问过的西安、重庆、上海和杭州的企业中的工人的生活，有着新的不可磨灭的特征。在重庆的冶金工人、西安的纺织工人和杭州的丝织工人和美术工人的生活和劳动中，留下了人民生活新制度胜利的六年的深刻而不可磨灭的痕迹。工人体验到了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他们的合理化思想正在勇敢而顽强地活动着。劳动，在六年以前还是不可忍受的、苦役的、使身体疲惫并使心灵受到屈辱的事情，如今已经变成对自己、对自己的未来都是愉快的事情了。在访问工厂企业时，我们到处看到了人民政权关心工业工人们的福利——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住宅、他们的文化、健康、休息——的标志。我们所到之处，生产设备和技术的现代化都在进行。新的厂房正在建设中或者已经建设起来。而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工人们在谈到自己祖国的工厂在给工厂企业制造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十分愉快和骄傲。
在北京城郊和中国最辽远的炎热的南方广东省，我们访问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两个合作社的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是不同的。南方的大自然比北方更加丰盛而艳丽。两地的园子里长着不同的树木。两地的田里生长着不同的谷物。但是在北方和南方我们都看到了友好的共同劳动，给劳动者带来比个体劳动更大的丰收。根据这一切都可以看出，土地改革解放了中国农村沉睡的创造力，共同劳动最初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争取到农民的赞同。人民政权不仅从寄生者那里剥夺了土地，并且转交给了劳动者。人民政权给农村带来了启蒙，并且随之带来了文化。同时也就唤起了人民天才的欢乐的创造性活动。
在北京城郊的合作社里，我们访问了一个女社员——四十七岁的寡妇的住宅。在那半边干净的墙壁上悬挂着全家的照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的画像，五光十色的挂图。其中有女主人的一个年轻儿子由于果敢作战和英勇劳动而获得的两张荣誉奖状。人民政权给她带来光明和希望的这个以前无地的女雇农，以幸福激动的心情向我们讲述了村里正在如何扫除文盲，并用颤抖的手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她的姓名。
在参观南方珠江江畔一个合作社的田园时，我们走过横架在灌溉渠上的一座小木桥。我注意到在油漆过的木板上整齐地雕有涂着红颜色的中国字。
我问伴随着我的同志这是什么。
“这些木板显然是农民从斗倒的地主的庄园里拿来的匾额。村庄从前的统治者是用这些匾额颂扬自己的‘仁义道德’的。”
不久以前曾是这个耀武扬威的寄生虫的奴隶和无法偿还债务的负债人的农民们，如今同我们一起走过了小木桥。
他们以主人的态度用便鞋的鞋底自信地擦掉了木板上的歌功颂德的字。就像在全中国那样——全部自由的土地上的六亿劳动者们，正在擦掉不久以前地主奴役日子的痛苦痕迹。
在很少的时间里我们到过了许多地方，同新中国的许多人相会过，不论是年少的少先队员、年轻的工人或在稻田中劳动的白发的农民——他们全都亲热地给了我们诚挚的友谊和兄弟般的爱。
在每次这样的会见之后，在每次表示这样的友谊和对我们的祖国、对我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们表示敬意之后，总是热烈而又热烈地愿望把全部力量贡献给进一步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
在我们旅行中国的最后一天我来写这几段话。早晨从上海起飞的飞机把我们带到了南京，在这里我们登山走向中山陵，以便在伟大人民所纪念的人之前致敬。强大的发动机又把我们的飞机升入高空。在横越像银色蜘蛛网一样交织在辽阔的大地上的大大小小的河川、湖泊、运河的时候，飞机向西北方向——古老的北京前进。
马达在匀称地轰鸣着，飞机的绿色羽翼下是辽阔无边的田园，这些田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被数百代中国农民有力的和坚韧的手爱护地耕作过。田园的这些复杂的图案和隐藏在绿荫中的农村以及大城市的平房，在城市上空隐隐约约看得见的工厂的烟，这一切如同歌颂伟大人民的勤劳和忠勇、天才和豪迈的热情的叙事诗，歌颂大地上保持了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活生生的继承性和生气勃勃的伟大人民的精神。
读到这篇雄伟的史诗中的几段的时候，我愿祝英雄的共产党所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英勇的中国劳动人民，在为许多年前所开始并已取得卓越成就的未来所进行的巨大斗争中，获得最大的成就。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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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字证章掩盖下的反革命杀人黑帮
王文华 胡则丘
第七个被害死的病人
一九五四年十月，在湖北省宣恩县卫生院白色的产房里，躺着一位名叫覃春兰的难产的产妇。她是刚从城边中堡乡抬来的贫农妇女。经初步诊断，开刀取出小孩，大人可以救活。
一个穿着白色手术衣服的人走了进来。他看也不看产妇一眼，拿出动产钳，也没有好好消一下毒，就使劲往产妇的子宫口击去。产妇痛得昏了过去。婴儿取出来了，但手术并没有完，医生就把手术衣一丢，一蹓烟上楼去了。楼上紧接着传来这位医生哈哈的笑声。
就在这笑声中，产妇的子宫因被产钳凿击破裂而血流不止。助产护士急得大喊：
“万医生，快来呀！怎么手术没动完就走啦？！”
“不要紧，”万体福“医生”心不在焉地答着，就叫一位不会动手术的医生去收了手术摊子。医生刚出门不久，产妇就断气了。
这位产妇是中堡乡送来的第八个病人，也是第七个被害死的病人。医生的这些暗杀罪行激起了中堡乡农民的普遍愤怒，他们纷纷写信到县监察委员会去控告。
县监察委员会打电话通知县卫生科长龚顺榕：
“你们明天早晨把卫生院的病历表送来，我们有事要检查。”
龚顺榕脸色变了，放下电话，他连忙把万体福叫了来：
“出问题啦！赶快造病历，明早晨就要送到监委会去。”
用假病历骗过了监委会的同志以后，龚科长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很兴奋。但是忽然又传来找他接电话的声音。
“我龚顺榕，县法院吗？呵，老田！什么事？啊！啊！来了大批农民，控告？控告谁？卫生院？不是，控告中医覃章鉴！呵，呵，好，就这样，我拿着处方存单就来。”
兴奋的笑容在这位科长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阴森森的狰狞面目。他叫来一位医生，吼着：
“到城关中医联合诊所，马上给我把覃章鉴找来！”
覃章鉴很快就来到了。
“你们都是怎么干的！手脚不干不净的，让人家到法院控告你来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马上又和缓下来，给“下属”出主意：
“罗炳青他爹闹得最凶，你赶快回去开个处方存单来，我自有办法。”
十多分钟以后，覃章鉴送处方存单来了。龚顺榕马上把他接到房里。这时房里聚集了几个神色紧张的医生，其中有万体福，有中医室负责人董文彬……。覃章鉴把单子拿出来，几个人就一味药一味药进行分析研究，直到认为完全没有问题了，才交给龚顺榕，说：
“保险，露不了马脚！”
龚顺榕满意地拿了单子，又带着“技术鉴定人”董文彬，急急忙忙来到了县法院。
我们到恩施上告去
法院门口站满了人。有中堡、保庆两乡的党支部书记，有中堡乡的罗维真、保庆乡的张汉清，还有同乡老头谌传松、妇女张莲英等，一共十几个怒不可遏的群众。罗维真就是罗炳青的父亲。罗炳青是个顶棒的小伙子，土地改革时就当民兵。在一九五○年斗争那当了十年伪保长、有血债二条、强奸过妇女，解放后又参加过暴动、烧毁过农民房屋的恶霸覃章鉴时，他顶积极。他把覃章鉴从屋里拖出来，又在屋后面搜出了覃章鉴准备暴动的枪支。因此覃章鉴恨死了他。去年春上，罗炳青受了点凉，去覃章鉴那里看病。覃章鉴当时已经钻进中医联合诊所当了医生，一看报仇的好机会到了，就假装关心，亲自给罗炳青看病、抓药。罗炳青吃了药以后，不几天就死去了；死后全身乌一块、紫一块，连牙齿都是黑的。张汉清是张连高的侄儿。张连高是宣恩县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曾经医好过无数生病的小孩，平时也揭发过覃章鉴的罪恶。恶霸覃章鉴因此怀恨在心。去年张连高害病时接他去看病，他就趁张连高病重失去辨别医药能力时，下了一副反药，又从身上摸出一颗颗毒药丸磨给张连高吃了，张连高当即鼻孔、肛门四下出血，口吐黑痰黑水，第二天就死去了。贫农妇女张莲英是来控告覃章鉴害瞎了她五岁女孩一双眼睛。七十多岁的谌传松老汉是来控告覃章鉴害死了他的儿媳妇，又下毒手几乎害死了他留下的一个孙子。其他群众都是要向法院控告，控告覃章鉴下反药害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年轻力壮的儿子和刚刚生下的婴儿。
龚顺榕带着“技术鉴定人”董文彬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法院，看也不看群众一眼，就和法院副院长田清毓接了头。两人叽咕了一阵，就宣布正式接待群众。
被害家属们一个个愤怒地控诉开了。
罗维真老汉一口气诉述了恶霸覃章鉴害死他儿子的经过。“我要求人民法院逮捕暗杀人的覃章鉴，给我儿子报仇……”老汉的话还没有讲完，田副院长就站起来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
“害死了人就是证据！人死了那有人保存药单药罐的？”
“那我们可有证据！”龚科长一边说，一边连声冷笑着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墨迹未干的处方存单，在群众面前晃了晃，又递给董文彬，说：
“这就是覃章鉴存在我们卫生科的处方存单，给董医生鉴定鉴定，你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完全是能吃的单子，没有一味不合适的”，董医生故意把单子看了半天，装模作样地说着。
“胡说！”罗维真老汉早就忍不住了，一手抢过单子来，愤怒地说：“这单子是假的！原来我在存单上盖了章的，这单上没有章；原来单上有横格格，这单上没有横格格；原来单子的颜色是黄黄的，这单子是白白的。这完全是张假造的单子！”
龚科长和董医生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田副院长连忙站起来吼道：
“罗维真没凭没据，我们不能受理，其他的调查调查再说。”
“覃章鉴是恶霸，是反革命！”群众接过去就吼起来了：
“你们包庇反革命，你们不处理，把人交出来，我们带回去自有法子处理！”
龚顺榕慌了，站起来抵抗道：
“抓回去不行！覃章鉴是县卫生协会主任，要抓非通过我们卫生科不行。你们打击中医是犯法的，将来要反判几个！”
“好，只要你们说了不处理，我们到恩施（专署所在地）上告去！”群众愤愤不平地走了。
群众走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法院田副院长把具体处理覃章鉴案件的黄静同志找来，吩咐道：
“你今天下午到城关中医联合诊所去参加一个会议。至于做些什么，龚科长会告诉你”。
黄静同志不摸头脑地走进了城关中医联合诊所的会场，只见满屋坐的都是些带着“十”字证章的人，据说是各区卫生协会的主任，都是中医。
龚顺榕科长宣布开会了。他又把那张假造的处方存单拿出来，摆在大家面前说：
“这是覃章鉴开的一个药单子，今天专门开个会请大家来鉴定鉴定，看究竟吃得吃不得。有没有问题？”
挂着“十”字证章的主任们接过去传看了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说：
“吃得，吃得，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好了！”龚顺榕并不掩盖他的兴奋：
“法院黄同志也在这里，就请大家签个名吧，好呈报上级正式结案。”
原来他们别有来历
在中共宣恩县委会的会议桌上，放着一份从“恩施报”来的公函，上面写着：
“我们收到了宣恩一区中堡乡群众写来的控告信件，控告反革命分子覃章鉴披着‘中医’外衣屡次暗害农民生命，并叙述了县法院和卫生科个别负责人员对待控告群众的极其可疑的态度。我们除报告地委、专署首长处理外，希望县领导有关部门对可疑人员彻底进行追查。”
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公安局的负责同志们围在桌旁，反复研究之后，决定马上成立“专案小组”，并彻底追查有关人员的可疑行为。
追查的结果，原来他们是一伙别有来历的人物。
事情要追溯到七年以前，一九四八年的冬天。
那时湖北还没有解放。但是淮海战役的炮声已经开始震撼着湖北宜城这个小小的县城。
一九三九年就参加了特务组织的军统特务龚顺榕在他的稽查处主任的位置上也有些坐不稳了，他成天心神不宁。正在这时，他接到介绍他加入军统的老上级答相桩的来信：
“一起一伏，理之常也。这不过是时局的一时变化，你必须克苦自持，忠贞不二。”又布置：
“赶快去鄂北共区，了解敌情，向我汇报，以便做到有准备。如情况恶化，速来恩施，同退四川转昆明。万一来不及，可去樊城与×××联系行事。潜伏就是力量，千万不要硬拚，盲动，后会有期！”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得快，龚顺榕来不及打入鄂北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一月以后，龚顺榕以知识分子的面貌骗取了宜城县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到当阳四分区混进江汉公学襄西分校学习。以后分配来宣恩，他利用两面派手法，先后当了三区民政助理和四区区长，一九五三年七月窃取了卫生科长的职位。
组织了反革命杀人黑帮
特务龚顺榕一进卫生科，就拉拢了原来暗藏在卫生院的反革命分子万体福；接着又搜罗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反动会道门“文坛”主笔，墀坪暴动中反动武装中队长董文彬等大批披着中西医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安插到卫生院的各个重要环节上。
一九五三年的八月，龚顺榕打听到一个刚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恶霸，反革命分子覃章鉴是中医，就派通讯员周安太到城外四、五里地覃章鉴家里把他找了来，接到自己房里热情款待，然后对覃章鉴说：
“县里马上要成立卫生协会和中医联合诊所。你人聪明，技术不错，只要努力活动，可以当主任。”
以后，覃章鉴就出去给人看病，说是卫生科批准了他。他又到处吹嘘自己，说他在劳改队的时候别人治不了的病他治好了，县里领导上都看得起他。他又在中医中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到选举卫生协会主任时，龚顺榕又亲自去掌握会场，只提技术条件，不提政治条件。这样，覃章鉴就被“选”上了宣恩县卫生协会主任和城关区协会主任。到成立中医联合诊所时，又利用卫生协会主任的职权窃取了联合诊所主任的职位。龚顺榕通过覃章鉴又把一些刚从劳改队出来的罪犯和历史上有罪恶的人安插到各区卫生协会，大都窃取了各区卫生协会主任的职务。
这样，特务头子龚顺榕就在宣恩县的中西医卫生战线上，在卫生院内外，组成了以覃章鉴、万体福、董文彬为骨干的反革命杀人黑帮。
这个在“十”字证章掩盖下的反革命杀人黑帮形成以后，特务头子龚顺榕就经常以研究工作为名，召集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多方面的反革命政治教育。等这个反革命黑帮初步巩固以后，龚顺榕就正式布置暗害任务：
“我们不要被那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所吓倒。看病时我们对哪号人应有哪号诊法。是急病就敷衍一下，是慢性病干脆不理；有机会就干掉一个，出了事就说是技术事故。”
在这条反革命暗杀纲领的指导下，这群反革命分子就在院内院外中西医战线上展开了暗杀活动。
在卫生院内，从一九五四年春季以来，他们在白色外衣的掩盖下，暗害死了共产党员、解放军副排长、转业军人马德清、宣恩国营农场工人、共产党员姜章全、石灰工人李家驹、中堡乡贫农产妇覃春兰，还有前县人民政府赵秘书的小孩等三个小孩，甚至还暗害了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中堡乡八个农民来看病，被害死七个；另一个被拒绝收留。此外，这个杀人黑帮还把一个公安战士害得残废了。
卫生院出了这些问题，早引起院内一些正直医生的愤怒和质问。他们纷纷要求追查事故，但都被特务龚顺榕利用“卫生科长”的职权压制下去了。
他强调是“技术不高、造成事故”。今年春天，县领导上发现卫生院有问题，先后派去三名共产党员加强领导。龚顺榕那时正在乡下，听到这消息，立即写密信给万体福等反革命分子说：“你们是我有力的臂膀，忠实的助手，但你们毕竟还不够老练。现在周围环境恶劣，又调来一些党员。千万要小心行事，打击面不要太宽。”从乡下回来以后，他害怕他们的暗害活动被发现，赶快布置隐蔽和退却。他说：“现在党团员增多了，我们能忍耐就是胜利。”又向万体福、董文彬等布置：“处方和病历是杀头的证据，你们以后作事要聪明些，要站稳脚跟，别引起别人怀疑。”因为万体福露马脚最多，龚顺榕在今年七月就把他调离卫生院，到晓关区当医务所长。
杀人黑帮院外暗害系统的主要凶手，就是恶霸反革命分子覃章鉴。他在“中医”、“诊所主任”的掩盖下，先后害死了中堡民兵罗炳青、妇女田细妹、李翠香、保庆中医张连高、城关居民覃章明的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还害瞎了中堡乡贫农妇女张莲英五岁女孩的一双眼睛。
覃章鉴暗害人命的这些血腥罪行，群众曾几次到法院控告（控告信有三十多件），都被暗藏在法院、窃取了副院长职位的反革命分子田清毓压下了。田清毓趁正院长去省学习的机会，一手遮天，同龚顺榕串通一气，瞒上欺下，使案件一直拖搁下来。
原形露出来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悟了的人民群众是吓不倒的。被害家属们从法院回去以后，立即写信到“恩施报”社进行控告，报社转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彻底追查。在党委的支持下，在这次伟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群众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纷纷揭露反革命杀人黑帮的滔天罪行。揭开了他们的黑幕，使他们露出了原形。现在，公安部门已经把这个黑帮的头子和骨干分子逮捕法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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