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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主席的报告传来以后
杨明节
湖北省孝感县太子乡共有一千一百一十七户，四千一百四十三人，从工作基础看，是一个一般乡。一九五一年即有互助组的组织，一九五三年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全乡共有农业合作社四个，社员一百二十户，互助组六十二个，组员五百二十户。组织起来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达到太子乡后，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研究室初步调查了这个乡三百四十三户贫农、中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可以看到这样几种情况：
甲、生产、生活还有困难的贫苦农民和一部分还不富裕的下中农——共有二百四十户，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有三种：
一、积极拥护，坚决要求入社的有一百四十五户，占两个阶层二百四十户的百分之六十点五。他们从自己切身体会或受到入社农民的影响，认识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认为“早入一年，早好一年，再不入社就像‘余老四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如新下中农张礼木说：“我单独生产好比讨米婆子在月里（生小孩子），要什么，没什么；搞合作社真是一条大路。”他们经常到处打听“今年合作社扩不扩建”？“我能不能入进去”？但是，他们中间也有少数户“心想入社口难开”，因为自己太穷，怕入不起，怕人家不接受丢人。如贫农张火田，无牛无农具，没种子没肥料，样样农活都要等别人搞了，才能搞，抢不住火色。田一年年变坏，别人一斗田收一石多，他每斗田只能收四、五斗。眼前就没有饭吃，欠债又很多。他前两年曾几次申请入社没有被吸收，所以认为自己太穷，人家不会要，不敢再公开要求入社。还有一部分人，人口多、劳力强、土地较少，单凭自己的土地收入不够吃，看到合作社劳动报酬高，积极要求入社；但是社里不欢迎。如唐胜安八口人，五个全劳动力，一个半劳动力，曾几次申请入社，都因他劳力太多，土地太少未被吸收（此地人多田少，劳力有剩余）。再一部分人是人口少、土地较多、缺乏劳力的老弱孤寡户，他们看到依靠合作社能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也积极要求入社。如张哈吧的妈妈去年把田交给合作社代耕代种，收入比以前增加，非常满意；觉得入了社生活不发愁，儿子可以学习生产，由社教养成人，今年便一再要求入社。
这些人，听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情绪空前高涨，贫农普遍反映：毛主席的政策来了，这会腰杆子硬了。去年申请入社碰了钉子不敢说话的贫农刘志海说：“听了毛主席的话，才知道去年老饶（建社干部）把政策搞反了，张义侠他们（上中农）入了社，我们穷人申请几次不要。”过去因困难太大，无力投资，不敢公开要求入社、只在背后议论的，现在公开申请入社了。贫农张仁久原来怕社内不要，没准备入社；现在连夜问支部副书记（兼社长）说：“社什么时候扩大，要早些通知一声好准备。”贫农张长海的妈妈说：“这会我翻墙也要入进去。”有的人正在碾砖，准备筑新墙换陈墙土带肥入社。有的人在积极准备嫁姑娘、偿还欠账，以便利利索索地入社，一心一意搞生产。有的在计算自己入社后能做什么活路，能得多少劳动报酬。
二、抱观望态度的有八十四户，占两个阶层二百四十户的百分之三十五。他们对合作化基本上是拥护的。有的人本身的生产和生活没有很大困难，对于入社能否增加收入没有很大把握，特别是看到老社存在某些缺点（如社干部不民主、贪污等），对入社有些顾虑，因此抱着“看一、二年再说”的态度。有的人本身的生产和生活有一些困难（如人口多劳动力少等），怕入社后得不了多少工分，收入减少。有的为人老实，不识字，不会算账，对社内各种制度搞不清楚，怕入社吃亏。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说：为了稳当一些，过两年再说。还有的人对入社抱无所谓的态度：别人都在赶热集，我一个人不能赶冷集，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别人入社我也入，驼子睡陡坡随歪就歪。
这些人，现在听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情绪也都很高。有的人已积极要求入社。有的人表示自己一定在明年或后年入社，并说出自己不能马上入社的原因和主要的思想顾虑。如张义新过去不入社，是因为自己为人太老实，又不识字，怕入社后别人把工分计错了减少收入；经过社干部向他解释了评工计分的具体办法，他的思想顾虑解除了，积极要求入社。
三、抱抵触态度的有十一户，占两个阶层二百四十户的百分之四点五。抱这种态度的一般是成份不纯的人。
乙、生活比较富裕的上中农——有一百零三户，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有三种：
一、抱积极态度的有二十一户，占本阶层一百零三户的百分之二十点四。这种人大部分是党员、团员、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上升户。他们在政治上同党有密切联系，听了毛主席的报告，积极拥护，要求入社。
二、抱观望态度的有四十七户，占本阶层一百零三户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这种人一般对互助合作政策不大了解，或有些误解，害怕入社吃亏，打算看一、二年再说。他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虽然思想有些变化，但是对入社还是不积极的。
三、抱抵触态度的有三十五户，占本阶层一百零三户的百分之三十四。这种人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对发展合作社有不满情绪。他们当中有的人愿意搞互助组，不愿搞合作社，说“办合作社只对鬼鬼洞的人（即贫农）有好处，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张义光，田地多劳动力较少，每年要请六十个以上的临时工。一九五一年自己当互助组长，在组内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他认为互助组对他有好处，合作社对他是不利的，对发展合作社表示不满。本村的同心合作社粮食增了产，他不服气，硬说没有增产，说合作社增产是干部故意吹的。但是，他又怕不入社别人说自己落后，就往父亲身上推，对本村工作人员说：“我真想入社，就是父亲光吵，只好等老头子死了再说。”这些人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知道上中农可以暂缓入社，内心也满欢喜。如自发思想较为严重的张礼德，不入社怕别人说落后，入社又不是本心情愿，思想斗争得很利害。这会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说出了内心话，他说：“是实在的，上中农自己生产没有困难，搞到社里去有什么益处？”但是，这种人又产生了新的不安，怕不入社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于是他们表面上表现积极要求入社。如互助组员张江海，去年组里七户入了社，就他一户没入社，现在他老婆来向工作人员试探说：“合作社是好，就是我家条件不够（上中农），我要求和我丈夫分家，带着儿子入社行不行？”唐纪安说：“现在是前进无招商客店，后退无息宿村庄，真是进退两难。”
在对农民进行调查的同时，对乡村干部也作了些了解。绝大部分乡村干部和社干部听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证实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看到群众听了报告以后情绪高涨，自己情绪也很高，增强了办社的信心。但是，也有些人产生了一些自满情绪，认为今年群众觉悟高，政府对贫农入社又有了合作基金贷款扶持，合作社好办了，因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发动和具体组织工作。
少数工作人员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觉得政策好是好，就是难得做到。他们说：“把贫农都吸收到社里来，富裕农民缓入，那穷得一堆了怎么办呢？”有的人感到贫困农民入社是个累赘，怕春荒的时候都来向干部闹口粮，闹救济，影响社的巩固。
总之，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到太子乡以后，农民特别是贫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迅速高涨，他们感到腰杆子硬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已经能够公开地提出入社的要求，并批评干部过去执行政策的一些错误。但是，还有少数贫农有单纯依赖政府扶持和以穷为荣的错误认识。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上中农已消除了“不愿入社又怕批评”的苦闷情绪，但又有了怕不入社别人会看不起，政府会不相信等新的顾虑。为此，必须再次向群众说明巩固团结中农的政策，以安定上中农的生产情绪。少数乡村干部对吸收贫农入社所存在的抵触情绪，还必须用加强阶级政策教育的办法，加以克服。对于某些一再排斥贫农入社的干部，必须给予适当的批评。从太子乡的情况看来，要完满实现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精神，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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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星集体农庄的丰收
曾斌
新疆乌鲁木齐县和昌吉县交界的地方，是一片广大的平原，在这片平原中间黄水槽子一带，是新疆境内建立起来的第一个集体农庄——火星集体农庄。十月天，秋庄稼已经割完，农庄的各个场上，稻捆堆得城垛一样高，碾下的粮食和堆积的玉米棒子，好像一座一座的金山银山。从安宁渠拖拉机站来的打粮机和翻耕秋地拖拉机的响声震荡原野，满载着包装好的粮食、油料和欢欣的庄员的马车在大道上来来往往，到处都呈现着丰收后的喜悦。
今年这个农庄庄稼的单位面积产量，有好些都远远地超过了去年。像春麦，去年每亩平均收一百二十八斤多，今年每亩平均收一百八十八斤多；红花（一种油料作物）去年每亩平均收七十八斤，今年每亩平均收一百斤。特别是水稻，去年每亩平均收到四百一十多斤，今年每亩平均收到五百四十七斤。这样高的产量，在黄水槽子一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黄水槽子这块地方，原是低湿的苇湖草滩，地下水位很高，土壤含盐碱份很大，杂草生长凶猛。多少年来，除了很少一部分土地曾经耕作外，其余大都荒芜着。一九五三年春天，由乌鲁木齐市一百二十五户无固定职业的劳动人民组成的火星集体农庄，在这里开始了艰苦的垦殖工作。三年来，不断改进耕作技术，并进行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实播耕地面积，已由二千多亩增至四千九百六十亩，各种庄稼的产量，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以上事实使庄内外农民都信服了农庄在生产上的强处，因而秋后要求入庄的农户，已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庄内经过详细的考虑，也决定在秋后吸收四十多户新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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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丝绸
本报记者 刘凡 正峰
浙江是“丝绸的故乡”，丝绸的年产量占全国产量百分之三十，质量精美，花色品种多，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这里的丝绸每年除供应国内人民需要外，还有大批的厂丝、绸缎和丝织的工艺品，外销二十六个国家。六年来，浙江厂丝外销价值可换回四十万零八千九百四十三点五吨钢材。
熟悉丝织、绸缎的人，都知道浙江的著名生丝织品有杭州的杭罗、杭纺、花线春，绍兴的绍纺、绍花，湖州的湖绉、华丝葛，嘉兴的画绢、小纺，温州的绉纱等；熟丝织品有杭州的绒纡缎、丝纡缎、纯色缎、三闪缎和绍兴的寗绸等。生熟丝织的成品，花色和品种总共有五千多种。杭州、海门等地绸缎复制的绣衣、被面、头巾、窗帘、椅垫等也销行国内外。在工艺品方面，有名闻中外的杭伞、杭扇、锦织的伟人像和风景画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浙江省的锦织工人曾以不倦的劳动和高超的艺术手法，用了五十多种颜色的丝线织了一幅三十六吋高，二十四吋宽五彩立体的斯大林巨像，作为中国人民给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献礼。这幅艺术巨像，曾经受到苏联友人的赞誉。丝织风景画，更以艺术的笔调记录了人们喜爱的西湖十八景，北京的“九龙壁”、“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杭州公私合营都锦生丝织厂去年还为全国人民织了一万三千幅绣着“天安门”或“克里姆林宫”的彩色风景画，作为慰问人民解放军的礼物。为国内外人民所喜爱的绸伞，直径不过二尺四寸，是用彩色的淡竹和薄如云翳的伞绸绷成的，有十二种不同颜色的伞面，在各种鲜艳的绸面上，绘着色彩调和的风景图案。张着这种精巧玲珑的绸伞，给人以一种和平、美丽的感觉。来到浙江杭州的贵宾，总要带回一些名贵的丝织品，也要到锦织工厂去参观。去年十月，就有二十个国家的六百多位代表参观了杭州公私合营都锦生丝织厂；十一月又有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根廷等国代表以及华侨归国代表团前往参观。民主德国代表团把他们的队旗也送给了杭州市的织锦工人，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工人艺术的敬慕。在国际友人中，不少画家、纺织专家都希望同我国交流丝绸技术经验。苏联友人看了中国这样精美的锦织品赞叹道：“可爱的人民，奇异的手，绝妙的作品。”
浙江丝绸丰富了我国人民生活的色彩，同时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出口物资。“二匹绸缎一吨钢”，“一把绸伞十六斤钢材”，这说明目前增加丝绸的生产，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有巨大的意义。浙江的丝绸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行了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如现在已在全省推广的立缫工作法，每年就可为国家增加八百多公担生丝。全省缫丝工厂一般生产的品位率，已从D级提高到A级以上，今年上半年已超额完成了外销厂丝所要求的品位标准。在绸厂里，推行了一人看多台织机的新织绸法。地方国营杭州绸厂推行了这个方法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三倍，台时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五点二，次货率降低至百分之三点八三。一九五三年，每个工人只能操作一台织机，现在能操作六台织机。浙江第一丝织厂工人、全省工业劳动模范李有根，已经五年不出次品。杭州市经绒染坊的工人们根据苏联印染专家的建议，采用了苏联的固色剂和使用固色剂的先进工作方法以后，丝绸的彩色已增加到二百多种，其中有十多种颜色的牢度，已从原来的二、三级提高到四级；以国产染料代替进口染料染绸后，生产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在改进绸缎花色品种方面，浙江丝绸公司在一九五三年就把一百多名有经验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新品种和新花样的研究小组，现在已先后试制成功了曙光绉、荷萍绢、健康呢、云霞缎、锦绣缎、鸳鸯绉等二十三种新品种，并参照了民间艺术风格，设计和创造了大受人们喜爱的如“和平鸽”、“百花齐放”、以及“唐宋井藻”等二百六十六种新花样。省丝绸公司为了加强新品种新花样的试验工作，在今年第四季度将成立一个专门试样厂。
浙江省现有六十五万户农民培桑育蚕。蚕茧年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四十六。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全省有一半以上的桑园被毁，数千家的缫丝和织绸工厂相继被毁。解放后，一九五○年浙江成立了中国蚕丝公司（现改为丝绸公司），国家以加工代缫和加工代织的方式，帮助私营丝绸工业解决原料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且帮助各缫丝、织绸工厂在国内东北、华北和国外打开销路；国家也扶植了养蚕业，因而几年来浙江丝绸工业出现了近二十年来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九五三年全省缫丝厂厂丝的产量即已超过抗日战争前一九三六年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点三八。现在，全省正在开展一个全面的反对次货的增产节约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浙江省的丝绸工业将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更大的力量。（附图片）
中国丝绸公司浙江省公司杭州支公司检验股的检查员在检验丝织品。
王奎源摄（浙江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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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座小型油脂浸出厂试建成功
我国第一座机械化小型油脂浸出厂在旅大试建成功。
这座小型油脂浸出厂的出油率，比自动螺旋机榨油厂的出油率高百分之二十，比水压机榨油厂的出油率高百分之二十四，比土榨厂坊的出油率高百分之三十七（以上是指榨豆油）。如果把全国的榨油原料都改用这种小型油脂浸出厂来榨，每年就可以增产几十万吨植物油。它的榨油方法是：生产前先把大豆或花生仁用轧粒机轧成粒，再放入苯溶液中浸泡约两小时，这样能使豆粒中的蛋白质不受破坏或破坏很轻，榨过油后剩下的残粕仍可用来做豆腐或食粮。生产的时候，工人只需操纵开闭器，不用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
这座小型油脂浸出厂，设备比较简单，很适合在原料产地附近的中、小城市建设。地方工业部在十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在旅大市举行了推广会议，决定一九五六年在全国油料作物产区建设二十座这样的小型油脂浸出厂，作为示范。在这次会议期间，有吉林、河北、四川等十二个省的油脂工业部门的代表，观摩了这座小型油脂浸出厂的操作表演。
这座小型油脂浸出厂，即将迁往吉林省蛟河县投入生产。 （旅大人民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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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大桥五号桥墩围囹首次下沉完毕
武汉长江大桥五号桥墩的围囹第一次下沉完毕，辽阔的长江上有了四个桥墩同时进行水上施工。
五号桥墩位于江流中心，全靠发电船供应电源，靠无线电和岸上联络。这次围囹下沉从十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开始，当时江上风平浪静，指挥船上的号令一发，八部电动绞车同时开动，一百多吨的钢围囹便徐徐下沉。入夜，月光皎洁，水波鳞鳞，探照灯的银色的灯光照亮了水上工地，一百多名桥梁工人一直坚持工作到三十一日早晨三点，第一次下沉完毕。
五号围囹下沉是在长江大桥全面施工中进行的。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设法采用水上塔架起重机，将以往下沉围囹所用的三部大吊船，让给其他桥墩使用。
五号围囹共分五层，上面三层都要在江心中拼装，下沉工作也分数次进行。工人们现在正在拼装第三层围囹，准备第二次下沉。
（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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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生产部队运输部门节约汽油二十五万多公斤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运输部门所属四个单位，从今年六月到九月底，四个月内共节省汽油二十五万四千多公斤。
这个部队的运输部门从今年六月起，在争取安全和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前提下，开展了节约燃料的竞赛运动。某部在竞赛中，推广了先进工作者董凤鸣节约汽油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亏油的情况。除在过去三个季度中完成了全年度吨公里运输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一七外，四个月来，共节约汽油十三万三千多公斤。某部青年驾驶员张升来，积极钻研节省汽油的方法，他使用的“吉姆西”旧车，平均每百公里只耗油二十七公斤，比定额少十一公斤。（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生产战线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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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河到根河段森林铁路通车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新修筑成功的图里河至根河段森林铁路，已于十月十六日正式通车。
根河位在大兴安岭右翼腹地，是一个人迹不到的原始森林，也是大兴安岭三河林区的名贵木材——落叶松最集中的地方。过去日寇侵占我国东北的时候，曾企图掠夺三河林区的木材，但是因为困难太多，这条森林铁路没有修筑成功。现在，工人们为了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保证木材的供应，克服了许多困难，通过了峰峦起伏的山岭和泥沼地带，在七个月内便修通了这条长达五十公里的森林铁路。
牙林线图根段全线正式通车以后，使内蒙古大兴安岭上的原始森林和全国各大城市、工厂、矿山都连接起来了。今后大批优良木材将通过这条运输的大动脉运送到全国各地去支援祖国的基本建设。
（周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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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皮毛厂利用废皮碴鞣皮
山西省大同皮毛厂职工在鞣制原皮过程中，利用废皮碴代替部分粮食，仅自八月份以来，即为国家节约粮食三千七百余斤。
过去，职工在鞣制原皮过程中完全采用小米和糜子米粉发酵来鞣制原皮，每年要消耗十万多斤粮食。自从国家号召节约粮食以后，原厂长郝平正发现鞣制过的毛皮的废皮碴里仍夹有不少米面，提出了利用废皮碴的建议。经过职工们两次试验，效果很好。过去鞣制羊皮时，最后一茬缸要用七十斤粮食发酵，现在只用粮食三十五斤，另加七十斤废皮碴。鞣制出的皮子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目前，职工们正把过去抛弃的废皮碴都储存起来，准备在明年生产的时候使用。
（本报驻太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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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堤垸整修工程即将开始
湖南省洞庭湖堤垸整修工程即将开工，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今年治湖的重点工程及岁修工程将要动员四十七万名民工；用土达三千八百万公方；兴建中、小型排水闸、引水闸、船闸共十一座，其中明山头和大通口的排水闸工程已在十月十六日开工。
湖南省今年的治湖工程是在去年治湖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去年治湖工程的成功，保证了今年滨湖各县六百多万亩农田的丰收。为了争取明年更大的丰收，保证在一九五四年的高水位下不溃口，减轻历史上的渍水灾害，今年的治湖工程的重点，将要整理松滋河和澧水尾闾的洪道；加固南洞庭湖的堤防，兴建大通湖区的排灌和航运工程；兴建西洞庭湖区的排灌工程和疏濬沅、澧两水的洪道。此外，一般堤垸的岁修工程，也将进行大规模的整修。
现在，治湖民工的食粮、油盐等副食品等物资大部由当地划拨供应，其他物资和器材，也正由汉口、长沙等地向工地源源调运。
（龙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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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渔场鱼产丰收
福建省海防前线东山县的东山渔场今年春夏汛接连丰收。共捕鱼二十三万一千多担，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十一点三。
东山渔场是福建省的著名渔区，海洋渔场面积有八百九十三平方公里，盛产各种鱼类。今年渔民在解放军海防部队保卫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发展互助合作，改进捕鱼技术，积极下海捕鱼。使鱼产量得到了解放以来的最高记录。目前渔民们已在积极作好冬汛出海准备，以更多的捕鱼量来迎接渔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林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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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
剑虹
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肯定地说：我国粮食是够吃够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我国的粮食生产来说，产量是不断增加的；另方面，从我国的粮食消费来说，是有合理的分配办法的。
这几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显著地增产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耕地和一部分耕畜、农具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在农业生产上表现了一大跃进。据东北调查：土地改革前，一匹马要负担十多垧地（一垧十五亩），土地改革以后由于畜力增加，一匹马只种七垧地；土地改革前每垧地只用十八个人工，土地改革后平均每垧地用二十九个人工；土地改革前一般铲?一遍，土地改革后普遍做到了三铲三?；土地改革前上粪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二十，土地改革后施粪的面积增到了百分之六十。几年来，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增产运动，国家对农业进行了各种扶助，特别是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农村，除了部分严重的灾区，到处都可看到粮食增产的事实。贵州省粮食历来不能自给；解放几年以来，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生产，并且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扶助，（例如，发放了大量的农业贷款和无偿的铁质农具），许多地区已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耕种方法，由缺粮省变成了余粮省。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由贵州外运的粮食、稻种共有四亿九千万斤。又如连年遭受旱涝灾害的福建省，历来粮食不能自给，经过土地改革，并且在人民政府领导和帮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五年来兴修大、小水利工程数十万处，受益田达到了四百五十四万亩，并且使闽江堤内十七万亩田地永远摆脱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危害），因而保障了粮食的增产。在去年大旱的情况下，全省粮食产量仍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产量；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缺粮省也变成了余粮省。解放前，年年输入江西米、上海面、进口米、进口面的浙江省，经过土地改革和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仅仅三年时间，粮食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了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虽然遭受了水灾和旱灾，粮食产量仍稳定在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上，现在全省的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而且还可外运。革命发源地井冈山山区，才解放的一九四九年，国家曾调运三十万斤粮食供应这个地区的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农民。几年来，这个地区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或互助组，并扩大了一千九百多亩耕地，粮食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近两倍，许多缺粮户都变成了余粮户，今年已有十万六千多斤余粮外运。从全国增产粮食的情况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解放以来，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都在扩大，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播种面积。从全国几种主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看，也是逐年有所提高的： （单位：市斤）
注：这些单位面积产量是全国的平均数，其中高产区产量和低产区的产量相差很多，如浙江的水稻每亩平均产四百斤以上，比福建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要高一百六十斤。薯类是以四斤折一斤主粮算的。
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是不断上升的，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的总产量为一百，一九五○年是一百一十七，一九五一年是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是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三年是一百四十七，一九五四年是一百五十。去年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了一半。
从我国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和国家的需要来看，我国目前所生产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若以一九五四年对城乡人民的供应量同解放前占人口最多的城、乡劳动人民的消费量来比较，当然提高了很多；就是同前几年已经普遍提高了的全国粮食消费量相比，也还是高一些的。
首先看农村。一九五四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是三千三百九十亿斤，在农村除去政府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的部分，再加上销回农村的部分，全国平均计算，每个农民占有原粮五百六十斤。这个数量，约比战前和解放前大部分农民每年每人所占有的粮食多一百至三百斤。土地改革前，农村各个阶层占有粮食和消费粮食的数量很悬殊。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他们自耕的土地和收取的地租两项所占有的粮食，将及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若再加上地主、富农用高利贷和其他方法剥削的粮食，其数量比这还要大。另外，占农村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中农阶层，除少数富裕中农外，一部分刚刚够吃，一部分尚有亏欠。这些中农是很勤俭的，口粮加上饲料种籽，每人每年也只消费不过四百斤的粮。雇、贫农就更差了，华北、西北、中南许多乡的调查材料，都说明占农村人口约百分之六十的雇、贫农，每年都缺四至八个月的口粮，平均要缺半年的粮食；也就是说，每人每年只有一百多到二百来斤的粮食，不够的部分只好用糠菜当半年的粮食。据中南一些乡的调查，战前一般雇工的工资每年只有伪法币三、四十元（折一千来斤粮食），家里如有三口人，每人每年连吃带穿及其他费用只有三百多斤粮食。日寇侵入后，农民的生活比战前更降低了，不仅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苛捐杂税多达三、四十种。据江西宁都县刘坑乡统计：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一年，每年的地租占全乡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三，苛捐杂税占全乡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五，债息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一二，三者合计占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九（该乡农民每年的总收入是二百八十万零九千八百七十八斤），解放前全乡共有二千九百六十三人，除去百分之六的地主、富农，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二百二十一斤粮食。那时雇工的工资也比战前降低了，中南部分乡，一般都是五百五十斤。如果家里有三口人，每人平均只有一百多斤。
一九五四年农民占有的粮食，同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普遍提高了的粮食消费水平相比，也还是高一些的。据各地调查：土地改革后几年中农民的粮食消费量都大大提高了。贫农提高得最多。农村中除少部分老、弱、孤、寡、劳力少孩子多，和遭遇到天灾人祸的农户外，大部分雇、贫农已上升为中农，吃糠吃菜的情形已很少看到或者没有了，许多吃不饱的已能吃饱了。下面是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个省在土地改革以后每人每年粮食（原粮）消费量不断增长的情况：（单位：市斤）
以上许多事实说明：现在农民占有的粮食是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目前的需要的。
其次再看城市。去年供应城市的粮食约为五百三十八亿斤（合商品粮四百四十九亿斤）。我国城市、集镇和工矿区的人口共九千多万，每人平均五百九十多斤原粮。这个数量显然是高的，甚至超过目前条件下的实际需要的。下面是一九五三年七大城市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原粮）消费数量：北京为四百五十三点九斤；天津为四百四十九斤；沈阳为六百五十九点四斤；上海为四百六十四点五斤；广州为四百三十五点五斤；西安为五百一十三斤；重庆为五百一十一点九斤。这些数字说明，除沈阳外，去年对每个城市人民的平均供应量，比六大城市每人的平均消耗量要高七十多斤至一百三十多斤。据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的统计：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的八个月内，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粮食销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六四，超过人口增加率一倍以上。南京市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的十个月内，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一二，而粮食销量平均每月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零六，约为人口增加比率的四点五倍。正由于城市供应太宽，才发生了严重浪费粮食的现象和粮食从城市向农村倒流的现象。六月份对各个城市的粮食统销工作只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便剩余出了大量的粮食。据二百三十八个城市统计：六月份销量比五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八，仅天津市六月比五月就少销了三百万斤。虽然粮食销量降低了这么多，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城市人民实际需要的粮食的供应。
从国家需要来看，我国粮食基本上也是够用的。国家不但充分保证了工业和国防对粮食的需要，并且能应付比较严重的灾荒。去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其他一些地区遭到了百年未有的水灾，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调往河北、安徽、湖北、湖南水灾区的粮食就有一百九十二点九四亿斤。因此，在灾区不但没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并保证了正常的生产。大部分灾区今年得到了丰收。河北灾区的小麦比那一年都收得多。湖南重灾区的早稻每亩都收了五、六百斤。
此外，从各个地区的粮食产销情况看，也足以说明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我国余粮的地区占大部分，缺粮的地区则占小部分。一般地说，东北、内蒙古、中南是有余粮的地区（其中内蒙古和东北每人平均一千多斤粮食）；西南和西北区的粮食可以自足或略有盈余；华东区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和遭灾比较严重的一九五三年感到粮食不足，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四年都有盈余；只有河北、辽宁两省历年需要由外省调粮供应（河北省因种棉花多，辽宁省因工矿区多）。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那末，为什么还要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和在农村实行“三定”的办法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以下的两个基本矛盾：（一）目前我国的农业经济大部分还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土地改革后几年来，由于农民的生活提高了，粮食储蓄量也提高了，他们不能随着产量的提高而同比例地增加商品粮。一九五二年是全国普遍丰收的一年，但是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国家的粮食销售量大大高于收购量；以收购量为一百，销量达到了二百二十五点二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很快转变了。但是在粮食购销工作中因为制度不严密仍有不合理的现象；这些现象，只有实行定量供应和“三定”才能消除。（二）还应该了解，我国的粮食虽然够吃够用，但是并不宽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粮食需要量是不断增加的；而在全面合作化之前，我国的粮食增产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贯彻实行“三定”政策后，购粮数量已确定三年不变，如果在城市中还是那样月月突破销量计划，普遍浪费粮食；在农村不该购的余粮户和自给户也购去大量粮食，那就要严重地影响到国家和真正缺粮人民的粮食需要。所以，必须在城市和农村都严格贯彻执行粮食的合理分配政策，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