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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大社变了样”
——安阳县南崔庄党支部办社记
宋斌全
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春季还是一个贫困的十八户的小社，但由于党支部的正确领导，由于社员紧紧团结在一起，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已成为八十八户的大社。
这个社的成员在建社时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土地改革后该村贫农由于家底空，土地薄，少牲口，没农具，生产上遇到不少困难。一九五○年秋在党员张怀德带领下由七户贫农组织了一个临时互助组。互助的结果，麦子产量由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开始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一九五二年即由七户扩大到十一户（十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并由临时组转为常年组。互助组虽然扩大了，但是生产工具增加不多，全组只有七头小毛驴，四辆小红车，农忙时劳力拉犁拉耙，送粪、收庄稼全靠小车推、人担。因此村里有人笑他们“穷大组、扁担队、蚂蚱驴”。尽管如此，互助组还是克服了单干所不能克服的困难，草吃苗、雨淋场、误下种等现象都没有了，产量提高了。同时由于他们发扬了阶级友爱的精神，减少和避免了天灾人祸所给予的灾难。例如春耕中，贫农张光礼身得重病，互助组的组员除到他家去帮助请医生、买药外，给他把地里的一切农活做得一干二净，七亩棉田给耙了三遍，棉苗出的比一般棉田整齐肥壮。当张光礼离开病床到田间看到这些棉苗时，感动得掉下眼泪来。秋季他的棉花每亩收一百五十斤，这是从来没有的好收成。“组织起来力量大”，这是全体组员一致的结论，也是他们决心转社的思想基础。
一九五二年冬季张光礼几户贫农积极分子就向党支部提出了转社的要求，支部书记张怀德同意他们的要求。为了领导组员转社，他几次跑到博爱、陶家营等老社投师访友，学习建社经验。之后，支部订出转社计划，确定同另一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三户）。
转社之后，他们受到了村里一些富裕户的讽刺，说“一伙穷光蛋还想办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这个由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年青的社，当时确实困难重重。正当春耕生产紧张期间，全社十八户就有十二户没吃的，崔凤龙、张守生等四户贫农一日不去打短工挣点钱，家里就要断炊。在生产上困难更大，七头耕牛因没草料喂，瘦得东倒西歪，跌倒了扶不起来，甚至连拴牛绳也买不起，用草绳拴牛。有人就讽刺说：“大组真不简单，拴牛绳都是新式的”。社员入股的一辆破大车、两张土犁、四张旧耧也都是缺胳膊少腿，要什么没什么，甚至连赶牲口的鞭子也没有。但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共产党员积极带头，全体社员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支部书记张怀德（社长）在党的会议上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家里再困难，三天不吃饭，也要坚持领导大家把社办下去，绝不向困难低头。”他的话坚定了社内党员办社信心。党员们一致提出：“坚决干到底，非叫鸡毛上天不行！”同时党支部经常以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等艰苦奋斗的故事教育社员，用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鼓舞社员，这就大大提高了社员克服困难的积极性。在生产上生活上大家互助互济，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如有人没吃的，大家就主动给凑粮食。为了解决牲口草料困难，贫农张光礼（他已入党）带头将自己房子上撤下来的两个破窗子、两根檩条卖了交给社内买草料。在他的影响下，大家变死物为活物，凑集了十来元投入社内解决牲口缺草困难。国家也给了这个合作社以有力的支持，贷给他们一万斤饼子。这样就完全解决了牲口吃料的困难。老下中农李永香曾一度想退社，但在党员的模范行动和贫农社员团结友爱的教育下，也坚持下来了。就这样，他们不但渡过了春荒，并且按时完成了全社一百二十亩棉田春耕播种任务。麦收前国家又拨贷款五百五十元，让他们买了两头骡子，一辆大车，社员生产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这时，社外的人也改变了口气，说：“穷大社快变样子了”。
富裕中农崔金高不服气，就同其他几个富裕中农也来办社。支部就派了一个党员进去参加领导。这个社成立时，共有八户富裕中农，两户贫农。但是这个社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个别富裕中农所掌握，所以一开始，就企图以他们的车、马、资金多这些优越条件，来挤垮福利社。可是比赛的结果，他们失败了，福利社胜利了。秋后总结，崔金高的社棉花平均每亩收九十五斤，谷子平均收一百六十斤；福利社种的谷子，单位产量则平均收到二百斤，棉花一百十八亩非碱地每亩收一百二十斤，平均九十三斤。棉花由于社内碱地多，单位产量虽不及崔金高的社，但超过了全村每亩九十斤的平均收成。为什么这样穷的一个社，而产量能够赶上甚至超过土地肥、车马农具多、投资力量大的一个富裕的社呢？主要原因是这个社贯彻执行了“勤俭办社”等方针。没有钱买肥料，支部就发动社员抓紧一切空隙开展积肥运动，修建了三个大厕所，挖了十个粪坑，拆旧墙旧炕充作肥料。这样就保证了谷田、棉田有充足的肥料，达到了投资少收益大的目的。其次，支部领导大家改进了耕作技术。在棉花播种中，他们实行了宽垅密植；在播种之后，为了保证全苗，消灭缺苗断垅现象，除了少数碱地外，又全部进行了移苗、补苗；随后根据棉花生长情况，分期加强管理，使棉田通风透光，成熟早，红花少，因而社的棉花产量高、售价大。但这些新的技术在崔金高的社是行不通的，他们反说：“过去不密植，也没少收。”这次“比赛”结果给全村农民一次深刻的教育，不但让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而且看到了怎样才能把社办好。群众说：“穷大社变了样，鸡毛也能绕天飞。”当时积极要求参加社的就有二十六户，甚至有些贫农和下中农提出：不叫我参加，拥也要拥进去。而崔金高的社呢，不但没人要求参加，相反地，有五六户要退社。支部就劝说这些户应当同心协力把社办好。
一九五三年秋收后，各地宣传党的总路线，党支部就用福利社的事实向全村农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使社内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互助组长张顺昌（下中农）带领全组五户组员，积极申请入社，他们提出：“党领导我们到那里我们就到那里。”全村除福利社外，又办起了两个社（其中有经过整顿改造过的崔金高的社）。福利社已扩大到三十五户。社扩大之后，有贫农十八户，下中农十三户，新上中农四户，贫农和下中农仍占绝大多数。一九五四年，他们获得了比一九五三年更大的丰收。这年秋季三个社合并。这样，除十四户地主、富农和两户被管制分子外，全村八十八户贫、中农全部参加了合作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并社一年来，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实行了机器耕种和服从了国家计划，今年全社又获得丰收。麦子四百二十亩，单位产量平均一百九十八斤，其中机耕机播的二十六亩，平均每亩二百六十七斤。棉花一千零四亩（包括四百亩麦茬花），预计每亩最少可收一百三十二斤多，总产量可达到十三万多斤，可超过包产计划九千多斤。
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说明，贫农和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是完全可以把社办好的，认为贫农离开了富裕农民就办不好社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由于实际收入的逐年增加，不少社员已由穷变富，原福利社的三十五户社员中，远在去年秋粮统购的时候，就有二十八户卖给国家余粮三千斤，向信用社存款一千五百元。根据今年预分试算结果，全社八十八户，除六户孤寡老弱和一个乡干部外，其余社员的收入则普遍较去年增加了。原来最穷的贫农社员张守生去年净余款八十元，今年两口人可分四百四十五元，除全年开支外，还可以向信用合作社储存二百元。估计今年决算后，将会出现比去年更多的存款户，所以经发预分证、公布预分方案后，社员生产情绪更高涨了。
南崔庄党支部在农业合作化战线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他们并不以此自满。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支部已订出明年同韩庄并社、一九五七年争取转入高级社的计划，并积极领导全体社员开展棉花超产和割草积肥运动，以实际行动为实现支部全面规划的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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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北京体育馆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工的北京体育馆，现在已经建成。这座建筑物的建成，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运动事业的深切关怀。
北京体育馆由比赛馆、游泳馆、练习馆三座建筑物组成。比赛馆内的比赛场可以用作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体操、举重、拳击和武术等项目的表演和比赛。四周设有六千零十六个观众席位。西侧是游泳馆，比赛池长五十公尺、宽二十公尺，设有三公尺、五公尺和七公尺五十公分的跳水台。比赛池可作游泳、水球、跳水表演和比赛。比赛池南端是一个长十五公尺、宽五公尺、水深一公尺五十公分的准备池，供运动员作准备活动。游泳池的四周设有二千人的观众席。练习馆和游泳馆相对称，馆内场地长七十一公尺、宽三十公尺，可容网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等五个项目同时进行练习。球场两旁七公尺宽的走廊，可以同时进行器械体操练习。练习馆内还有供运动员学习用的教室等。体育馆内的灯光和采暖设备，将使运动员们的练习和比赛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首都建筑这样一个体育馆，对于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是很必要的。
但是，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中第一个巨大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个体育馆还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方面对待基本建设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态度，则是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根源。
体育运动委员会只是盲目要求所谓“国际标准”；并没有切实准备任何精确资料，多凭在国外参观的一些印象，甚至连国内已有的一些较大的体育馆都没有去看，就开始设计了。而在所要求的标准上，又没有重视建筑面积的使用价值和设备器材的规格，而是追逐雄伟、豪华、“民族形式”。再加上设计部门不熟悉体育运动的业务，设计思想也同体委相同，以致有些可以不修的修了，应该修的却没有修。比如游泳馆的比赛池内还应该有一个十公尺的跳水台才合乎标准，预备池的深度和运动员席位的温度也不对头；练习馆内应该有的举重和摔角的练习室，也没有设。而在各个馆内都有一些不必要的大厅、小厅，而且大厅的墙壁还曾要用大理石，柱头要用汉白玉。
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而又急于动工，因而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以致施工中出现工序交叉、工种拥挤等混乱现象，形成返工、窝工，使工程质量遭受损失。有一段时间，体委对这些情况很少过问。这都是对待建设事业和国家财产不能容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及时给予指示，不断加以督促，工作人员学习了批判错误的建筑思想的文件和中央全面节约的方针以后，这才修改了设计规划，改变了四十二项设计，如大理石墙壁改成水泥拉毛，柱子贴大理石改成水泥喷浆，铁门金花改成木门铁花等。这四十二项设计的改变，共为国家节约了四十多万元。同时，由于工地中党的领导加强，建筑工人的积极努力，以及苏联专家的协助，使工程迅速进展，并保证了一定的质量。但有些已来不及变更，浪费的地方仍然不少。
鉴于我国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现有的运动场地远远赶不上群众的需要，而有许多场地却又未加以充分利用；因此，首先应该将原有的场地加以必要的修补、改建或扩建，增添必要的设备，注意保养，充分利用。为了适应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修建一些场地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尽可能避免任意占用农田，并且尽可能地发动社会力量和组织义务劳动来进行。类似北京体育馆这样规模较大、设备较多的工程，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也只能在统一规划、合理布置的原则之下有重点地建设。至于已经建成的应该提高利用率，真正起到培养、训练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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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在继续
西班牙 阿尔格拉德
西班牙和中国是两个彼此距离很远的国家，甚至可以说远到极点。但是每当我注视一幅世界地图的时候，我看到北纬四十度就好像一条彼此可以通话的交通线一样，把我们两个国家联在一起。
然而，各国人民之间不是用经线或纬线来彼此联系，而是通过争取自由的斗争来互通声息的。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向借助于外国势力企图扼杀民主胜利的封建和反动阶级，进行了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心情上的共鸣，彼此更加接近。
各国人民之间的互通声息，虽然都是心情上的共鸣，但由于不同的环境和各民族自己不同的发展，却各自有所不同。一国人民的斗争在其他国家的人民中引起同情，而当这个斗争成为另一国人民的斗争典范的时候，这种同情就会百倍增强，就变成为一种鼓舞、支援和原动力。
在我访问中国的期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具体证明：这是一幅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有一所建筑物，在门上有一张笔法还不很纯熟的“向英勇的西班牙人民致敬”的标语，墙上有炭笔写的“向西班牙人民学习”。
这幅照片上所照的一定是一个大会进门的地方，这个大会是在向马德里的抗敌和西班牙人民的英勇致敬，同时，也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进行自己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当我在中国各地访问的时候，人们多次向我提起并联系当年中、西两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当时我们两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名称不同，但他们在方法、思想和野心上都是有很多相同之点的。柏林—罗马—东京的法西斯轴心企图首先征服我们两国人民，然后再征服其他各国人民。
不幸的是，我不能再继续这个对比。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发展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西班牙人民当时遭受到暂时的挫折，现在仍在为争取胜利和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曾说：我们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革命战争是一首“西班牙人民保卫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光荣史诗”。
西班牙反动派自己并没有力量来推翻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他们求助于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立刻就看到控制西班牙将是它们征服世界计划的一个战略性的胜利。在西班牙人民暂时的失败中，全世界的反动势力都曾用它们已经非常肮脏的双手参加了肮脏的勾当。有些直接地参与，另一些比较掩饰着它们的参与行为，像那些所谓“民主”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它们看到西班牙共和国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感到惊慌。
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开始遭遇到严重的苦难，遭遇到我们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恐怖统治。佛朗哥政权残杀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和民主的知识分子；监狱和集中营里关满了人，摧毁了工会组织，禁止进步党派活动。他们用秘密警察的力量，在经济上依靠金融寡头、大地主和教会，在政治上通过法西斯的“长枪党”，来统治西班牙。
希特勒德国的失败对佛朗哥和他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佛朗哥转向了美国。佛朗哥和他的政府依靠外国的援助取得了胜利，而且没有这种援助就不能继续存在。西班牙大地主、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今天都和美国资本家密切联在一起。佛朗哥集团就是这些人的工具。
佛朗哥集团给西班牙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除了带来了恐怖、镇压、愚民政策和剥夺公民权利之外，还带来了极端的饥饿和贫困。
根据一九五三年的统计，钢的产量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铁的开采量比一九二九年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五。棉纱的产量比一九三六年以前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九。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五二年间，农产品每年的平均产量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间每年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九。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这几年中，平均每个西班牙人有一百公斤的农产品；而在一九五三年时，平均只有六十二公斤。
今天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欧洲最低的水平之一。工人的工资比起一九三五年来要差三、四倍。妇女的工资比男工的工资还要低百分之三十。对于童工的剥削，是在童工能力所担负不了的工作中进行的。像在西班牙这样一个人口大约二千八百万的国家中，就有三百万的农业工人失业。教师、教授、公职人员的薪资少得可怜，为了要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找些副业来做。小型的工商业不能维持，最后都走向破产。
另一方面，金融寡头属下的银行、公司、垄断企业所得的利润却增加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加得快。
西班牙的民主力量失败之后——自然，这失败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共和国的社会党、无政府党等党派都感到悲观失望，对前途缺乏信心，以为至少在五十年中西班牙不可能再实现民主。只有共产党始终认定佛朗哥政府是一个恐怖与血腥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不稳定的，是不能持久的。共产党重整旗鼓，克服了当初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而造成的解体的后果，开始在西班牙内地竖起了抵抗的旗帜。
敌人使用了各种手段，从挑衅到谋杀，从派遣特务分子到我们的党内来到使用坦克车去攻打游击队；但是很明显，他们并没有能击败我们的党，也没有能遏止人民的斗争。恰恰相反，党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由于党的领导，这种斗争日益开展，而且收效日益宏大。党在山区之间把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了，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至少有二十种地下报纸——，把党各地的支部及领导机构都组织了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党就能够在欧乌兹加底的工矿地区领导了一次总罢工。
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八年这段困难的斗争时期里，党内涌现了许多斗争英雄，如克里斯蒂诺·加西亚、罗萨·比亚、拉兰尼亚加以及许许多多数不尽的英雄。不论他们是在监狱中就义或是在战场上牺牲，他们都是我们的党和西班牙人民的荣耀。这样的斗争加强了我们的抵抗运动，并从反动势力下把千百万与游击队保持联系的农民拯救出来，同时也使人民认识到，同佛朗哥政权作斗争是可能的。
但是从党这方面来说，党当时还在孤军作战，认为以它的努力与英勇行为将能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到这场斗争里来，它忽略掉如果在斗争中不动员群众，无论作怎样的英勇努力，也都是不够的。
接着下一个斗争时期就开始了，党为组织群众而斗争，到群众中去工作，到群众自己的组织中去工作。这时佛朗哥政权建立了他们“直线工会”的组织，这是法西斯性质的工会，在工会的各种产业中，上下层都混在一起，工人与厂主，被剥削者与剥削者都并存在一个工会中，参加工会是强制性的。党的新路线就是在这些工会中去工作，无论什么性质的群众组织，党都派人去工作。这个政策的重要成就是造成了一九五一年巴塞罗那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曾使佛朗哥政权为之动摇。
尖锐的经济危机，群众对佛朗哥政权的不满，以及由于佛朗哥追随美国战争政策而引起的焦虑不安，这一切因素使西班牙各城市团结起来造成一次巨大的抗议运动；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在这里所造成的高潮是为期一星期之久的大罢工。曾经有一个时刻罢工者占领了这个城市，镇压的力量抵挡不住群众的进展。佛朗哥和他的政府惊惶失措，不得不派兵和舰队前来增援，以遏止这个运动。这次罢工是团结的胜利。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曾在若干场合中一再说明，巴塞罗那的大罢工是西班牙人民斗争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这个论点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从那个时候起，佛朗哥政权的危机进入了尖锐化的时期。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情绪，过去由于恐怖政策的缘故，或多或少是隐蔽着的，这时却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巴塞罗那的大罢工引起了人民广泛的同情，以致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以及在国际运动的压力之下，佛朗哥不得不释放罢工的领袖格利戈里奥·罗培兹·雷蒙多，否则雷蒙多是很可能就像前数年许多其他的人一样被枪杀的。像雷蒙多的例子不只一个。 广泛而一致地对佛朗哥政权表示唾弃的情绪，使得这个政权的政治团结瓦解了。佛朗哥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现在几乎不存在了。人们对这个政党深痛恶绝的情绪是如此的强烈，甚至一些老长枪党员也觉得戴着长枪党的符号和证章到街上去走是一件不体面的事。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看到佛朗哥朝不保夕的情况而感到惊惶，他们开始在找一条出路以便保全他们的利益。因此，在这个政权之内就出现了各种“反对”的党派，如像保皇派、传统派和企图组成一个像意大利那样的天主教行动党。
一九五三年九月，佛朗哥与美国签订了一个协定，为美国帝国主义打开了西班牙的大门，使西班牙的资源、交通、海空军基地、武装力量完全替美国帝国主义服务，事实上是把西班牙变成美国侵略计划中的战略基地和殖民地。
佛朗哥以为签订这个协定可以改善他的处境，但是这个协定只是加深西班牙社会的矛盾和激起西班牙人民的爱国情绪。面对着把西班牙这个国家出卖给外国这个事实，面对着一次新的侵略和使西班牙成为战争工具这一事实，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情绪大大高涨起来。这对于共产党所倡议的组成全国反佛朗哥的阵线将起很大的鼓舞作用。
去年西班牙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由于可以看出目前反对佛朗哥政权斗争的情况，而且也因为可以看出未来的西班牙民主政体。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一个民主纲领，这个纲领，正如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所说的，可以“团结一切反佛朗哥政权的力量，可以成为一个民主西班牙的旗帜和纲领”。
西班牙民主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团结。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中，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重要任务。自从这个纲领公布之后，就向团结跨进了一大步，团结正是胜利的前提。
西班牙人民一直反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佛朗哥政权的血腥独裁。在这些年代中，西班牙人民没有片刻停止他们反对佛朗哥政权的斗争，有时是每日出现的小规模行动，有时是群众的大规模行动，有时是像巴塞罗那、马德里、判普罗那、毕尔巴鄂等地方的大罢工那样的行动。今天佛朗哥政权已十分不得人心，人民弃绝它的情绪已十分普遍，以致使资产阶级要认真考虑代替人的问题了。他们现有的解决办法是君主政体，如果可能的话，就保留佛朗哥，不可能的话，就不要佛朗哥。
他们想背着人民，就在政府的上层实现这样的变革，不依靠人民，并欺骗人民。但是改头换面是欺骗不了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的人民是有政治经验和斗争的传统的。
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抗议的行动也愈见增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渐高涨，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争取到日益增多的人数。现在的任务就是组成团结全国人民来进行斗争的反佛朗哥的全国阵线。
在争取团结的斗争中，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威望，苏联的不断为保卫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斗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更不用说，新中国在从外国帝国主义和一向为帝国主义服务不遗余力的人——像佛朗哥一样的人——的手中解放之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举行反对日本侵略大会会场墙壁上写着“向西班牙人民学习”。我相信今天在西班牙也在举行反对美国侵略的地下大会，如果不是公开集会的话——因为公开的集会是不可能的。我也相信，在举行这种大会的会场中，某些墙壁上也可以见到这样的话：“向中国人民学习。”
是的，西班牙人民在争取和平、独立与民主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是一个范例，是一个最可贵的支援。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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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 童第周
今年十月二十七日是伊凡·弗拉吉米罗维奇·米丘林的一百周年诞辰。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举行学术性的纪念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米丘林是苏联卓越的生物学家、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他以自己光辉的工作，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唯物主义生物学走上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生物学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近数十年来在生物科学中形成了这样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一个是唯心主义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在一九四八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上，以李森科为首的许多米丘林主义者依据无可争辩的事实彻底揭露了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无效，捍卫和发展了米丘林学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米丘林学说对于发展生物科学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米丘林学说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米丘林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有机体和它的生活条件的统一。它依据无数的实验证明了获得性可以遗传的科学真理，阐明了植物发育的阶段性和生活力及受精作用的本质，进而提出人类可以定向地改变有机体的本性，培育出合乎人类要求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米丘林学说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米丘林学说不仅是农业科学的理论基础，并且也是一切其他生物科学的理论基础。
米丘林学说的伟大力量，在于密切联系生活，联系生产实践。依据米丘林学说，人类就可以更加积极地有意识地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米丘林学说在苏维埃制度下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财富，成为苏联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有力武器。同时，社会主义农业也为米丘林学说的发展创立了优越的条件，发展着米丘林学说。现在，不仅苏联的生物学家，包括广大的国营农场工作者和集体农庄的庄员在米丘林学说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而且这个学说已为全世界先进的生物学家所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米丘林学说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六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研究和学习米丘林学说的热潮。不少苏联生物学家先后来我国考察和讲学。有关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在北京和许多省区举办了米丘林学说讲习班和传授班。许多生物学家、农学家和青年学生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对米丘林学说系统的研究和学习。米丘林的名字并且已经传到广大农村，不少农民组织了米丘林技术小组。这对改进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六年来，许多生物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学习，逐步认识到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毒害和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性。在改变生活条件使有机体定向变异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工作。例如：根据阶段发育理论，已成功地将几个春小麦品种改变为冬小麦，能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条件下越冬，为进一步创造各种作物的越冬耐寒类型开辟了途径。利用高温教养的方法，不断提高了酵母菌对于高温的适应性，初步培育成能在四十度高温下正常发育的高温类型的酵母，可以增加酒精的生产。兔化牛瘟病毒通过了绵羊的接种，改变了病毒的遗传性，从而改良了疫苗的性质，制成了适用于西北、西南地区牦牛的牛瘟病毒疫苗，制止了许多牧区牛瘟的流行。这些实例使我们信服米丘林的话：“由于人的干预，使每种形态的动植物更快地改变，并且向人类所希望的方向改变成为可能”，同时使我们认识到魏斯曼摩尔根主义所谓遗传物质的“永存性”、“不变性”的虚伪性。
植物阶段发育理论是李森科对米丘林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理论指出，有机体的特征和特性是在阶段发育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粉碎了植物生理学中唯心的“光周期”、“成花激素”的错误假说。在植物阶段发育理论启发之下，我们进行了植物特征和特性形成的研究。几年来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植物阶段发育分析的研究。对于稻、麦、棉、大豆、大蒜等作物的阶段发育特性以及同自然条件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为选种及栽培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一般陆地棉品种经过春化处理后，可以提早成熟和提高霜前花产量，指出了在生产上推行春化处理的重要性。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春季小麦拔节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发生冻害，由于对小麦品种的发育特性有所了解，提出灌水施肥的补救办法，没有去耕翻受害的小麦改播秋季作物，减少了不小损失。
几年来无性嫁接的工作，也雄辩地证明了“染色体的遗传理论”是错误的，使我们认识到有机体的任何一个生活部分都具有遗传性。在茄科植物的嫁接工作中，已初步探索了它的一些特征和特性的遗传现象。在海岛棉陆地棉无性嫁接研究中，在陆地棉的教养下，进行定向培育，使海岛棉能提早两个月开花，这样使海岛棉能在我国棉区栽培，而为长绒棉品种的选育提供了条件。树木及家禽的无性杂交研究也已初步展开，为树木及家禽的选种开辟了新的途径。
运用米丘林学说中有性杂交及选择受精作用的理论，我们开始了一些有性杂交选种及提高种子生活力的研究工作，以实际研究成果击毁了“纯系学说”等唯心主义理论。本来被认为已经没有选育希望的中棉与陆地棉的杂交后代，现在成为宝贵的选种材料，再经过多年的培育有可能成为新棉种。采取新疆“哈萨克”羊同苏联“高加索”羊的复式杂交的方法，育成了毛肉兼用的新疆羊。这种羊同我国“蒙古”、“西藏”及“哈萨克”羊相比，体重超过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产毛量超过六倍以上，可作为六十支细毛的纺织原料。关于提高几种主要农作物种子生活力的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有可能得出解决品种退化现象、提高其品质和产量的有效方法。家蚕混精杂交的研究工作，驳斥了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关于受精作用的虚伪理论。
在总结广大农民的生产知识中，我们也运用了米丘林学说，发现了许多宝贵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的推广，对增加农业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全国棉花丰产劳动模范曲耀离选大铃留种的成就，在“纯系学说”的“理论”下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奇迹。
在米丘林学说的影响下，几年来我们有效地改进了生产技术。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系统地整理农家品种并从中选出了不少优良品种和群体，推广了稻麦棉等作物的合理密植、玉米的人工辅助授粉以及家畜的经济杂交等方法。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大面积棉田年年增产，是创造性地运用米丘林学说对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实例。几年来我们还根据米丘林驯化理论，正进行着规模巨大的热带资源植物向北扩展的工作，和开始进行国外家畜品种的驯化工作。
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六年中，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是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在各个地区、各个工作岗位上的生物学家、农学家，包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学校教师以及生产岗位上实际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劳动。这些成绩的获得，为生物科学在我国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我们取得这些初步成绩，正如米丘林学说在苏联得到蓬勃发展一样，是和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共产党和政府对科学工作的一系列的政策，是科学工作能够发展并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保证。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工业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而且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将到来。全国生物学家、农学家应该积极学习米丘林学说，并在米丘林学说的指导下，在科学工作方面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使我国农业生产能够适应着工业化的需要而迅速提高。六年来，我国极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农学家在学习米丘林学说方面是热情的和积极的。上述成绩的取得，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相信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大家一定会更加热情地更加积极地来学习米丘林学说，在科学工作方面作出更多的成绩。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的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一样）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向来给以极大的关怀。共产党不断给予科学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并且在一切方面创设必要的条件来鼓励科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共产党所关心的是科学的发展，所支持的是正确的理论，米丘林学说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而对于学术问题，共产党是一向主张自由批评和自由讨论的。苏联科学界关于物种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物种的讨论已经对生物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个讨论就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之下进行的。不顾这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事实，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
当然，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其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判。
在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中也还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对米丘林学说的重大意义还缺少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没有认识到米丘林学说是生物科学的基础，而把它看作生物学中的一个学派。我们目前对于米丘林学说的研究和学习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农学方面和植物学方面，还没有把它更好地运用到生物科学的其他部门中。其次是我们不善于创造性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和研究，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常常有生搬硬套的现象，不善于灵活地运用米丘林学说的根本原理。最后，我们在批判生物科学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方面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直到现在为止，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生物学家中还有不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同时必须展开米丘林生物学中重要问题如物种问题的讨论。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表，给我们生物学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生物学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更积极地和正确地来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使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更好地为完成繁重而复杂的科学研究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