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
梅新
我国宪法草案在总纲部分说明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总纲第四条规定我国将“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要把我国现有的四种所有制，逐步地改变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生产资料大部分被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所占有，成为他们掠夺和剥削人民的工具；民族资本家占有少部分生产资料；广大劳动人民却没有或只有极少量的生产资料。这就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战争的破坏，就导致我国社会经济的极度恶化，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完成了伟大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土地归农民所有，同时发展了合作社经济，保存了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那部分经济。这样，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像宪法草案所写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宪法草案同时写道：“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经济命脉为国家所掌握，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和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一九五二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力已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因此结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国民经济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得到了优先的较快的发展。就工业说，我国全部工业一九五三年约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二点二倍左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以上；国营工业一九五三年比一九四九年约增长了三倍半以上，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百分之三十四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三左右，如果加上百分之九左右的合作社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则三者所占比重已达百分之六十二左右；私营工业中有一部分已转变为公私合营；私营工业的绝对值虽有所增加，但其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就商业说，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国内外贸易在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购买力提高的基础上，每年都有扩大。一九五三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国内市场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八左右，在八大城市的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扩大到百分之三十八左右。一九五三年冬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保证了人民生活提高后粮食的需要。一九五三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遇到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但粮食生产仍达到三千三百余亿斤，棉花达到二千三百四十余万担；全国参加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目前则已发展到九万五千多个；全国已有国营农场二千三百四十个。一九五三年国家用于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比一九五○年增长五倍以上，当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重大项目达一百七十多个。一九五四年新建和续建的工业建设重大项目将达三百个以上。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的进行，就使我国能够一步步接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目标。以上情况证明了：过去四年中我国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的优先发展和日益强大，同时保护了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并使它们在国家的政策范围内有适当的发展。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的另一方面，即落后的一面，它表现在：第一，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仍是很薄弱的。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大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四点五，而我国不论重工业基础、工业制造能力或技术水平都还不能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第二，几年来国营经济虽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一九五三年，私营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还占百分之三十八左右，私营商业在国内商品销售总额中还占百分之四十二左右，其零售额在八大城市零售总额中还占百分之六十二左右。第三，几年来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分散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农业经济中仍占优势；而且生产工具很落后，已经耕种的土地也不足，农业生产力是很低的。这些就是我国经济的落后情况。
宪法草案根据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并从上述现实情况出发，规定了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采取积极的工业化政策，积极进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并改造旧有工业。毛主席在
“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宪法草案中规定“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其主要内容，也就是国家进行巨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同样，我们必须对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私营商业中一部分可以利用的力量也难于很好利用；而且由于它们的剥削性质，它们会从唯利是图的目的出发，盲目发展，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对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组织起来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就难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难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以至农业生产与大规模工业建设之间会发生严重的脱节现象。
由此可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要求，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也就是要把我国现存的四种所有制的经济，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即生产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极巨大的变革，也是一个极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宪法草案根据我国历史情况并从当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参照了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了我国革命斗争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验，对改变所有制这一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规定。宪法草案中一方面规定了必须改变我国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必须把非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宪法草案又规定了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逐步实现的，是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的，这是符合我国发展经济的具体要求的。由于我国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机关，有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日益发展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因此就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使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任务能够胜利实现。
宪法草案不仅在改变所有制的方针问题上作了恰如其分的规定，而且还根据我国建国以来的成功经验，规定了改变所有制的具体方法。对个体农业经济是经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对个体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经济是通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这种个体经济的合作化，宪法草案中规定了必须根据劳动者自愿的原则，国家则予以鼓励、帮助和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规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下面，将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变其所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予以鼓励、指导和必要的帮助。
宪法草案规定的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方针、步骤和具体形式，不仅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根据实际效果来看，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种的土地，其单位面积产量一般要比互助组高百分之十至二十，比单干农民要高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农民被资本家剥削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就可以免除贫困的威胁；经过合作化，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就大为提高。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以后，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事实同样证明，许多私营工矿企业在接受国家加工、定货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就提高一步，改善了经营管理，增加了正当的利润收入，克服了困难。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这里必须指出：通过和平的道路改变所有制，绝不是说就没有斗争。恰恰相反，改变所有制必然会有剧烈的斗争。为了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就必须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团结，不断推进农业的合作化运动。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禁止资本家一切非法行为，就必须不断加强国家行政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保证通过和平的道路改变所有制。
我国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已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国家根据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并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将逐步地将我国各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以便有计划地发展和改造我国国民经济，提高生产力，从而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非社会主义经济也就会逐步改变其性质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国家计划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也将逐步加强。
在向群众宣传和组织群众学习讨论宪法草案时，帮助群众明确认识宪法草案上有关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就可以进一步鼓舞群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高度积极性，发扬蓬勃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一步高涨，这就是我国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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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哪一行
柳湜
“学哪一行”对于高级中学毕业生是一个从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它是青年走向生活道路的重大的一步，青年们应该用严肃、认真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回答。但这不能看作是一件属于个人的事，完全可以由青年们自己孤立无援地去选择，或者仅仅由家长们去作决定的。
严格地说，青年们确定未来生活的趋向——干哪一行，应该在整个普通教育阶段，即从小学一年级到高级中学毕业这一长期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学校应在正确地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的基础上，发展青年的个性、爱好，教育他们体会社会实际生活，适应社会劳动分工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全面需要，培养他们走向各行各业的志趣。到了普通教育阶段终结的时候，如果继续升学，那“学哪一行”的问题，他们也就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所以从教育意义说，发展青年个性正是人民教育本身的一个要求，它和国家培养干部的需要是一致的，因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是需要各种各类的人才的，国家和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但今天高级中学毕业生，在普通教育这一阶段还没有很好地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原因是我们的普通教育本身还在改造过程中。过去几年，普通教育方针上还存在着脱离生活的严重的错误，学校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还极薄弱，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还谈不到。虽然青年们受到了比旧中国时代有着本质不同的新教育，新人的品质也在逐渐形成中，但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极抽象，政治责任感还不深切，生活经验还极少，特别对自己个性和热爱什么还极没有十分坚定的看法。这是目前高级中学毕业生一般的特点。它具体表现在对待“学哪一行”这一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根据去年的经验，有不少青年，由于自己的个性并未突出地形成，对所选择的某一科、某一专业又缺乏正确认识，选择专业常常是很少根据的。因此，原来在第一志愿上填上某科、某一专业的人，入校后，又要求转科、转系，或改变专业，甚至有的人长期在闹情绪，不安心学习。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规定了十一个科，二百四十二个专业，按比例规定了各科招生的名额。这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国家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制定的。这一计划有二百四十二个专业，可供青年选择，它给了青年们以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但从最近华北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市所作十二个学校高中毕业生的志愿调查中，看出所选择的科和专业仍十分狭隘，大多数的人都志愿考工科，其他的科就很少，甚至有的科连一个人也没有去选它。考工科，一般地说，是好的；但大家都志愿到一科，而某些科无人考，则影响国家培养各项建设干部计划的完成，那就不好了。而且就是以考工科来说，也多半集中在某些专业，有些专业也没有人选。这是不是说某些科，某些专业真的和这十二个学校的学生个性都不适合呢？自然不是的。他们所确定的志愿，仍然是带有极大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的形成，自然和我们在教育中对学生个性培养未尽到应有的责任分不开，但在今天，极大的因素却是青年们在思想上仍受着自己的家庭、社会甚至学校残存的那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升学观点的影响。
旧社会是把社会劳动的分工，各行各业的分工之间划了一条森严的界限的，形成了等级分明、贵贱有别的社会心理。学校教育自然是浸透了这种精神并按这种界限而安排的。在旧中国，连高等学校间也划了各种界限。如大学比学院、专科学校高一等，同样属于大学，综合大学比师范大学高一等，同是综合大学或专门学院，某一校，某一院又比其他院校高一等。某一专业（当时叫系）又比其他专业高一等。国内大学比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又低一等。当时能考大学的人，大多数是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因此，他们的升学观点，自然不能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说，就是按高人一等的原则，大家都要求进高人一等的学校，科、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荣誉和高人一等的地位，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种标准，正鲜明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不足奇怪的。这种思想又正和旧社会的那一条“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个人主义原则相一致的。
今天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全国人民正在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社会劳动都是崇高的，各行各业都为社会分工所必需，无贵贱之分，高下之别，并且国家也将在工资政策上，充分体现出这种精神。个人和国家利害是完全一致的。个人的发展，不在于干哪一行，而在于自己是否精通哪一行业，是否有忘我劳动的精神，有革新的精神。我们学校教育为一切劳动人民子女打开了大门。高等学校间再也没有各种界限了，一切学校，按其性质，按科学系统，按生产需要，开设各种专业；一切学校，都要严格执行国家培养干部计划，按一定规格，把学校办好。再没有在任何方面，谁比谁高一等，低一等的事。青年们要用新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今天的各行各业，今天的高等学校；并应有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作准备的思想，用一种新的升学标准去代替那种有害的资产阶级的升学标准。
为了提高青年们对资产阶级升学观点的警惕性，我想向全国青年提出一个突出的问题来，请大家给以严肃的考虑。那就是目前有许多青年对于做人民教师工作表现得极为冷淡，因而不愿意报考高等师范学校。
为什么新中国青年，对做人民教师的工作如此不感兴趣呢？自然，这完全不能用和自己个性不适合来解释的。
教师的工作在新中国处在什么地位呢？
宪法草案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按宪法草案的规定，中国人民今后都将受到普通教育，逐步地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没有文化是不行的。要保证人民有此权利，就得逐步扩大学校，过去四年，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小学、中学都比中国历史上最高一年的数字扩大了一倍或一倍多。这件事是关系全中国每一个家庭的，是一件何等宏大规模的事业啊！这在伟大的祖国会没有地位吗？
教师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教师劳动的对象是儿童和青年，是要把这新生的一代培养成为一种有新品质的，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从小学到高级中学毕业这一阶段的教育，对每一个人都有决定的作用，好坏要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教师所培养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苏联把教师称做灵魂的工程师，是非常恰当的。难道这样的工程师会不受人尊敬吗？不值得青年向往吗？
教师工作的现场是学校、教室、操场、实验室和活生生的社会；学校工作是科学工作，也是艺术工作。教师整天相处的是天真的、花朵一般的儿童和青年，难道这样的工作不值得终身从事吗？
自然，在旧中国的情况那完全是两样的。
新中国教师这一职业既然是如此，国家对于师范教育呢？
就高等师范教育说，过去四年，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国家对于师范教育已给了应有的重视。高等师范学校在旧中国高等学校体系中是缺乏独立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只有寥寥几个独立的师范学院，大多数都附设在综合大学，或在文学院安置一个教育系，一般设备简陋，很少专设师资。近四年来，我们在全国高等学校调整中，师范学院已全部独立设置。现在全国有二十六所师范学院，五所师范专科学校。今年因为高等师范招生名额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总名额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仅次于工科，所以还须新办六所师范专科学校，预计五年内共要增设二十余所新的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今后还将根据中学教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
高等师范学校在旧中国，不仅地位上受到歧视，它在教学上也确实没有自成体系。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就聘请苏联教育专家到中国帮助工作，研究如何进行根本的改革。过去几年，高等师范学校也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根据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教学改革。现在师范学院已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已制定或正在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很大一部分教材或教师的讲稿都是采取苏联师范学院的教材或参考他们的教材而改编的。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计划，在今年暑期内可以制定完成，也在着手制定教学大纲，教材也和师范学院情况相似，逐步在解决中。
师范学院的教育内容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师范学院教育的特点是由它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师范学院担负培养中学师资的任务。这具体表现在教学计划上。师范学院各系的教学计划，包含四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理论科目、教育科目、专业科目和教育实习。这四个部分密切关联着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师范学院里，特别重视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教育科学的修养，至于专业科目，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基本内容和综合大学相同，不同的是还要学习各专业科目的教学方法。
因此，师范学院今天的教育就和过去不一样，它已有了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完全按照世界最先进的苏联经验组成的。如果还用旧的眼光来看问题，认为读师范学不到东西，将来不能继续作学术研究工作，那是毫无根据的。
目前师范学院也像其他大学或学院一样，正在不断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我们为了集中力量取得教学改革的经验，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聘有苏联专家，担任教授，协助我们进行工作。苏联专家的讲稿，同时发给所有高等师范学校作教学资料或参考。各高等师范学校也相互交换讲稿，相互交换经验。
自然，就高等师范教育内容说，和旧中国时代相比，那完全是两样的。
高等师范教育仍是属于综合性质的。目前十三个系，包括文理各科。在艺术系没有从师范学院分出独立成艺术师范学院以前，也包括音乐、美术。因此，高等师范学校正可以吸收各种不同个性和爱好的人。
综上所述，高等师范学校在今天不能吸引广大的青年争取入学，相反地，反而遭到冷淡，除像有些青年所提出的，“不知道在师范学院里能够学到什么”以外，我们实难找到理由。这就不能不归到旧中国轻视师范教育那种有害的传统的影响了。为了今年全面地完成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我希望青年们对当前不愿学习师范这一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作出正确的结论。同时，也希望不愿学习林科、财经、政法或工科某些专业的人，同样进行一次思想的分析，作出正确的结论，以便澄清种种混乱思想，端正升学态度。
为了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相信青年们是会搞通思想，响应国家的号召，多方面地考虑自己的志愿，以保证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完成的。招生计划完满完成而每一青年又选择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这是国家和个人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实现的基础是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从各方面来作准备罢。“学哪一行”这一难题，难道真的不能正确地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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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文化部将举办波兰人民共和国电影周
为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周年和进一步促进中、波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即将举办“波兰人民共和国电影周”。
电影周自七月二十二日波兰国家复兴节这天起，在北京、沈阳、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广州、天津、南京、哈尔滨、长春、成都、鞍山、旅大、太原、济南、南宁、杭州、昆明、兰州等城市放映波兰的故事影片“最初的日子”、“最后阶段”、“华沙首次演出”、“萧邦的青年时代”，纪录影片“重建华沙”。
“最初的日子”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在建设自己祖国最初的日子里的斗争。一九四五年，波兰解放后，某铁工厂工人，在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下，整顿工厂，和暗藏的特务匪徒作斗争，恢复了生产并使生产走向正规化，给祖国生产出大量钢铁。影片主人公是一个老工人。他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克服了缺点，掌握了领导方法，成为一个坚强的工厂管理干部。扮演老工人的演员捷杰尔斯基深刻地创造了令人信服的形象，因此荣获第七届国际电影节“演技奖”。
“最后阶段”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匪徒，在设于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屠杀和平人民的滔天罪行；表现了被捕的和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与组织下，勇敢机智地和德寇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怎样坚持到被苏联红军解放获得自由。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史实。影片是由波兰女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万达·雅库鲍夫斯卡编导的，她曾亲身经历过集中营中的苦难岁月。她因摄制这部影片的成就得到了一九五零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和平电影奖金。
“华沙首次演出”是描写十九世纪中叶，在帝俄沙皇统治下的波兰的进步艺术家们为民族音乐、歌剧而斗争的事迹。以华斯基为首的进步艺术家们，为争取波兰名作家孟纽什柯和编剧家华斯基合编的民族歌剧“哈卡”的演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反动统治的多方阻难，得到在华沙首次演出的胜利。
“萧邦的青年时代”描述了十九世纪世界著名的波兰音乐家萧邦青年时代的斗争生活和音乐创作生活。他以他富有民族特色和革命性的音乐，鼓舞了战斗中的波兰革命人民，他在国外演奏时，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地也得到广泛的传播，萧邦的作品流传至今，成为波兰音乐、世界音乐的珍宝。影片对萧邦形象的塑造，和介绍他青年时代音乐创作的源泉以及表现他接近人民、参加革命斗争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本片曾荣获第七届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重建华沙”是一部优秀的文献纪录影片。它记录了人民波兰的首都、古老的华沙城遭到敌人的毁灭及解放后人民把它重建起来的史实。影片在表现这个英雄城市的同时，庄严地回顾了英雄的波兰人民对敌不屈的斗争历史，而更以极大的篇幅歌颂了波兰人民在建设首都的工程中的惊人速度和成就。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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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图书发行工作
陈文
加强发行工作，把优良的有益的书籍送到读者手中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并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缺少的步骤。
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许多方面要依靠书籍去进行。思想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去占领。资产阶级正在力图通过书籍的出版发行去影响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这在私营出版业存在的情形下，特别值得注意。必须增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品质优良的书籍的出版，并大大地扩大这些书籍的发行，以抵制那些毒害人民心灵的坏书的流通。这是文化战线上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之一。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但一本书籍的出版，只是它的生命的旅程的开始。它的命运如何，还得看舆论界的评论和读者的反映，同时，也要看发行的好坏。发行工作者对于书籍的命运负着很大的责任。
解放以来，国家的书籍发行网有了很大的发展，书店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发行的书籍的数目日益增长。可是，并不是所有书店工作同志对发行工作的政治意义都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在反对强迫摊派、纠正盲目追逐营业数字的偏向后，有些同志发生这样一种错觉：书籍多发行一些少发行一些没有关系。强迫摊派是政治错误，少发行一些，只是少作一些营业，不是政治问题。不知道反对强迫摊派，正是为了巩固工作基础，更切实有效地开展发行工作。不合理地减少书籍的发行，会降低书籍的政治作用，影响人民的文化生活。正因对于这点认识不清，有些书店对于业务计划很不重视，不把它看作政治任务的体现，必须百分之百地完成。有的第一季度根本没有订出计划；有的领导上虽有了一个计划，但没有发动群众讨论，订出保证措施；有的对执行情况不作检查或检查得不及时。结果，新华书店全店第一季度销货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比去年同期为高），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上千万册书籍被积压在仓库里没有发行出去。许多地方宣传党的总路线的书籍一再脱销，科学技术书籍的供应工作也作得很不好……。这些都不能不对党的宣传事业和国家的建设工作给了不好的影响。发行工作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按期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书籍发行计划，保证党的宣传事业的成功；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消极松懈的情绪。
城市发行工作应该大大加强，但农村发行工作也是发行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决不能丝毫放松。毛主席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大批知识青年的参加农村工作，农村发行就愈益重要。农村读者需要大的是各类通俗读物，这种图书本子薄，价钱低，而且很不容易发行。书店工作同志背着书籍下乡兜销，一天走十多个村子，跑得满头大汗，往往只能销出二三十万元的书籍。有些同志因而感到很大的失望。但这种光从“码洋”来看问题，正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单纯营利观点。任何工作都应从政治上着眼，农村发行不能只看作了多少钱的营业，而要看发行了多少册书籍，发行的书籍是否适合农村的需要，在农民群众中起了什么政治作用。农村发行工作是很艰苦的工作，应该给那些不辞辛劳、埋头苦干的农村发行工作者以必要的帮助和奖励，以鼓励书籍下乡。
发行工作者，必须调查读者的需要，研究书籍的品质，保证一切已出版的有益的书籍的充分供应，避免书籍的脱销和积压。积压使书籍不能和读者见面，脱销会减少书籍的发行，都将降低书籍的政治作用。现在书店的存书积压很严重，这是进货盲目和推销不力的缘故，应该积极地从扩大发行上谋求解决。但有些地方竟反其道而行，因为存货积压资金周转不灵，就盲目地削减订货，甚至对许多读者广泛需要的好书都一本不要。据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查，有些书有四百多个地方一本不要，有些书有一千多个地方一本不要。在这些一本不要的书中，包括宣传总路线，进行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论述青年修养，解释农业互助合作政策的新的好书。这种消极的做法，不但不能摆脱书店的困难，反而使得书店营业不振，减弱了对读者的服务，并阻碍了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已出版的书籍的脱销，是可能也必须加以克服和防止的。迄今为止，国家的出版事业的物质力量，完全可以保证已出版的书籍的充分印制，暂时还并不存在生产力赶不上客观需要的问题。目前已出版的书籍脱销，是由于出版、发行工作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这种脱销现象是可以逐步减少和消灭的。那种认为已出版的书籍的脱销是不可避免的说法，是不对的。它会助长我们的麻痹自满情绪，妨碍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去改进发行工作。
应该承认，今年开始，书籍发行工作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有些书店虽然相当努力，仍然不能完成发行计划。这主要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发行上的新的规律的缘故。在国家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以后，读者对于书籍的需要和书籍的出版状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在解放初期，当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社会改革阶段的时候，出版纪录上占压倒优势的是配合政治运动的小册子以及一般性的政治理论书籍，这类读物为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共同需要，发行起来比较迅速和比较简单，那时常常可以依靠突击式的大量发行的方法，来完成发行任务。现在就不同了，我们出版界开始出版一些专门性的甚至比较高深的理论著作，科学技术书籍以及文化教育读物，出版物的品种日益繁多，而读者对于书籍的要求也日益复杂，日益严格。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但这种客观的变化，使得我们发行工作者要把书籍和读者的需要结合时，发生了一些新的困难。必须更深入、更细致地了解书、了解读者，并采取更多主动的、积极的推销办法，才能使不同品种的书籍准确地找到它的主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以已有的工作基础和调查材料为满足，墨守成规，按旧观点，旧章程办事，采取老一套的发行方法，就不能很好地开展自己的工作，书籍会发不出去，读者的要求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满足。
上面所说的只是大的变化，此外，还有许多具体的变化，都要我们随时随地注意掌握。例如，有些农业城市现在建设为工业城市了，市内居民成分有了很大变化，所需要的书籍也就不同。本来农村所需要的书籍范围比较狭隘，现在因为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村工作，有了新的读者和新的需要。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书籍的需要量大增，现在阅读科学技术书籍的不仅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生，而且有老年技工和青年学工，一部分科学技术书籍是通常需用的，但大部分科学技术书籍是专门性的，这个企业、学校迫切需要，那个企业、学校却并无用处。许多不在学的青少年，为了在家自修，必需购置课本，现在书店再不零售课本是不能允许的了。……所有这些说明：发行工作者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工作当作经常的工作，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做好发行工作。
宣传和推广书籍，使新出版的书籍为广大读者所周知，是扩大书籍发行的基础工作。“牛虻”因为宣传得较多，发行了六十六万册；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其政治性思想性远较前者为高，而且对于广大干部和青年具有更大的现实教育意义，但因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宣传得那么热烈，只发行了十五万五千册。这证明书籍是需要宣传的。宣传书籍当然不能光靠书店的力量，报纸、杂志、出版社都应负责宣传和评介书籍，但书店也应担负书籍的宣传推广的任务。目前书店和出版社的书籍宣传是太微弱了，对于社会上许多强有力的宣传力量和武器没有充分地利用。许多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的党、青年团、工会的组织是可以也愿意宣传好的书刊的，有些地方还组织了某些书籍的报告会和讨论会，不少书店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跟他们取得联系和配合，从而扩大了书籍的发行。但也有许多书店不但不去组织和运用这种力量，甚至在当地许多单位都已开始学习和讨论某一书籍时，在供应工作上还毫无准备。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幻灯片、招贴牌等，都是宣传书籍的很好工具。曾经有一个国际友人向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发行俄语课本，为什么不利用电台的俄语讲座介绍一下，其效力不是比登广告大得多么？这说明我们还很不会作宣传工作。应该根据不同书籍，适应不同的读者对象，而运用各种不同的宣传力量和宣传工具。
要扩大发行，还必须坚持和推广正确的发行方法。多少年来，发行工作者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有些发行方法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要广泛地推行这种经验和方法，不是不需要斗争的。任何先进经验如果不加推广，不会被人重视；而在已经推广以后，如果不注意坚持贯彻，也会逐渐地被人忘却和遗弃。流动供应是最便利读者的服务方式之一，去年增产节约运动时，新华书店用这种方法发行的书籍占全部销货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可是今年第一季许多店放松了流动供应工作，降到了只占销货数的百分之七、八，只此一端就要少发行二千万册左右的书籍。应该不断地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地纠正这种一曝十寒的现象。对于推广新的先进经验，需要采取更多有效的办法。例如：调查研究，集中和总结这些经验，分析它们产生的条件，组织参观访问，克服在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思想障碍，训练干部，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实验，等等。在这方面，仅仅限于一般号召是完全不够的。一般号召要有具体的组织措施加以保证。
书店门市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方法需要大大改进。营业时间一定要适应读者的生活规律，决不能和一般机关、团体采用同样的作息时间表。职工的上下班时间和业余休憩时间，才是门市的忙市，这时读者上门的将占全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星期天和假日无论如何应该为读者服务。有些门市往往以开会、学习甚至举行晚会为理由，临时关上大门，使读者扑空，这是十分恶劣的作风，不能允许其继续出现。门市陈列的书籍要多，仓库里有的书籍都要有样本摆出来，并要便于读者翻阅选购，不应束诸高阁。对读者的态度要和蔼，并注意帮助读者挑选书籍，决不能有丝毫不耐烦之处，做到读者无论是否买到书籍都能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对读者的服务态度好坏是群众观点强弱的具体表现。党支部应该领导青年团和工会，发动职工，经常自觉地检查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并进行适当的表扬和批评。
劳动组织的不合理，会影响发行业务的开展。目前书店的毛病是：管理机构太大，管理人员过多，销货单位不够，营业人员太少。有些分店、支店做管理工作的人员占了全部人员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个别支店总共只有十几个人的名额，却有经理、副经理、秘书、会计、统计、仓库管理员等一套管理班子，这些人都不担承销货任务，那样发行力量就很有限。若干地方发现了这种弊端，下决心调整劳动组织，在支店内部只留下三个人，一个是经理，一个是会计兼统计并兼取货，一个是门市营业员兼管仓库，而抽出大部分人员到外面去销书，就使发行业务得以加强。但问题不仅发生在支店，各级管理机构都应大大地精简，需要抽调尽可能多的人员，来建立新的支店、门市、书亭，并增加直接从事销货的力量。现在许多大中城市，发行网是很不健全的，往往只在几条大街上设有门市部，读者购书很不方便，正应该抽调人员来设立许多新的售书据点，使之真正构成一个稠密的“网”。
加强发行工作的关键在改进书店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以后，就一再强调要有实际的领导，要以新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旧的领导方式。他在“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中说：为了实现新式的领导，“就要我们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领导企业，不是‘从空中’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切实地领导企业”。他要求领导者常常去巡视工厂企业，花更多时间留在那里工作，更仔细地认识工作人员，和他们维持活的联系，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熟悉“小事情”，并就地解决问题。斯大林同志的这些教诲，对于作为企业的书店的领导者，是完全有用的。我们的领导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地检查一下：是否有过于迷信纸上的发号施令，而太少到下面去检查实际工作的情况呢？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不能一季一次，更不能一年一次，像今年那样第一季度发行计划不能完成，到三月份才发现，而且因为不熟悉详情，缺乏有效措施，至今不能把局面扭转过来，这样的日子是不能过下去的。应该逐月逐旬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到下层去巡视工作，许多管理店倒是经常地在做的。但是，必须使这种巡视，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不是多半限于搜集各种事实和材料，而要更多地和下面实际工作人员商量事情，集中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并给以真正的援助。在一个地方所发现的情况、问题和经验，应该及时地提醒其他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新创造的成熟的经验，要多注意推广。不要把守了一点，丢掉了全面。有些省分店的领导者，到县里检查工作有了确实的收获后，召集附近县的书店的工作人员举行“片儿会”，扩大检查的成果，这种经验是可以效法的。总之，我们领导工作者，必须使自己不落后于生活，不脱离实际，不官僚化。
我们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人民的文化生活在高涨，社会购买力在提高，需要我们供给更多更好的书籍；国家的出版事业正在适应这种情况逐渐发展，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党，依靠群众，努力改进工作，是可以扩大书籍流通，使书籍更充分地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的。